五蠹．韓非子 全文 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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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蠹．韓非子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搆木為巢以避群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搆木鑽燧於夏後氏之世者，必為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為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為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脩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為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為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古傳天下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膢臘而相遺以水；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饟；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為之政，故罰薄不為慈，誅嚴不為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古者文王處豐、鎬之間，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荊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戰，鐵銛矩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為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荊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駻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視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為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為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為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雖厚愛矣，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為治亦明矣。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遊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為臣，而哀 公顧為 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數也。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人譙之弗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溢，盜跖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手則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功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 諸 先生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群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為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 魯人從 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為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為匹夫計者，莫如脩行義而習文學。行義脩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為明師，為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為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游學者日眾，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為眾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梁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閒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必將貴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無不欺之術也。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眾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群官無姦詐矣。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焉。是以天下之眾，其談言者務為辯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為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眾，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為事也危，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眾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舋，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為勢於外，外內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讎之忠，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眾弱以攻一強也；而衡者，事一強以攻眾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圖而委，效璽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為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則為強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為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強則以外權士官於內，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於其聽說也，於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為用矰繳之說而徼倖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強不可責於外，內政之有也。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強矣。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為工也。故治強易為謀，弱亂難為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為從，期年而舉；衛離魏為衡，半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嚴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振也。民之故計，皆就安利如辟危窮。今為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眾矣。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姦財貨賈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斂倍農而致尊過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古者，為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翻譯：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禽獸蟲蛇，有聖人作，搆木為巢以避群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

上古時代，人口少而鳥獸多，人民受不了禽獸蟲蛇的侵擾。這時候有一位智慧出眾的人出現了，他在樹上搭建樹屋來避免各種侵害。人們因而愛戴他，推舉他來治理天下，稱之爲「有巢氏」。在人民生吃瓜果和蚌蛤時，被腥臊腐臭的食物傷害了腸胃，許多人因而生病。這時又出現了一位智慧出眾的人，他發明鑽木取火的方法來燒煮以除掉食物的腥臊臭味，人們因而喜愛他，推舉他來治理天下，稱之爲「燧人氏」。到了中古時代，天下洪水泛濫，而鯀和禹先後負責防洪治水。近古時代，夏桀和殷紂殘暴昏亂，而有商湯和周武王的征戰討伐。

今有搆木鑽燧於夏後氏之世者，必為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為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為新聖笑矣。是以聖人不期脩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為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

如果有人到夏朝還堅持要以"在樹上搭屋和鑽木取火"的方法來治理百姓，一定會被鯀、禹恥笑。如果有人在殷、周時代，還只以防洪治水來治理天下，那就一定會被商湯、武王所恥笑。然而今日還是有人推崇要把堯、舜、禹、湯、武王的治國方式硬套用在今日的社會，這必然會被現代的聖人恥笑了。所以，聖人是不會故步自封執著於堅守古法的，不頑固守舊，而是依據當前世俗的實際狀況，來制定合適的政治制度。說個故事來比喻吧！有個宋國的農夫在田裏耕作，他的田裡有一個樹木的殘幹，恰巧一隻兔子奔跑時撞在殘幹上折斷了脖子而死，農夫撿到死兔子後就丟棄手中的農具，天天守在殘幹旁邊希望能再撿到死兔子。但他當然不可能再撿到兔子，而他自己反倒先成了宋國的笑話。今日那些想要套用先王的執政模式來治理當今人民的，都屬於「守株待兔」那一類型的人。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

在古代，男人不用耕種，野生植物的果實就夠吃了；婦女不用紡織，禽獸的皮毛就夠穿了。不用費力工作而食物供養就已充足，人口少而財貨有餘，所以人民用不著爭奪。因此，即使不施行厚賞重罰人民也能相安無事。今日社會人民養育有五個兒子的並不算多，假設每個兒子又各生有五個兒子，那麼倘若祖父還沒有死就會有二十五個孫子。因此，人口多而財貨卻缺乏，辛苦的工作而所生產的卻還不夠吃用。所以人民就會互相爭奪，即使加倍地獎賞又加重地懲罰，仍不免要發生動亂。

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臿以為民先，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古傳天下而不足多也。

堯統治天下的時候，住的是未經修整的茅草屋，棟木椽子都不曾刨光；吃粗糧，喝野菜湯；冬天穿鹿皮，夏天穿粗布衣。以現在看來，就是看門的奴僕其生活品質也不比堯差。禹統治天下的時候，親自拿著農具帶領人民幹活，累得大腿無肉，小腿腿毛都磨光了。以現在看來，就是奴隸們的勞役也不比禹苦。這樣說來，古代把天子的大位讓給別人，不過是想逃開看門奴僕般的供養，脫離奴隸似的勞苦罷了。難怪古代君主大多會把天下傳給別人，如果是這樣，讓位也就不值得讚美了。

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膢臘而相遺以水；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饟；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為之政，故罰薄不為慈，誅嚴不為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

如今，縣令一旦死了，他的子子孫孫繼承了遺產還是有高大馬車代步，人們因此都很看重當官。所以，人們對於讓位這件事，可以輕易地辭掉古代的天子之位，卻難以捨棄今天的縣令小官，其原因即在兩者的實際利益相差太多了。所以說，住在山上而需要到谷底取水的人，逢年過節就用珍貴的水作爲禮品互相贈送；然而住在窪地飽受水澇之災的人，卻還要僱工來挖渠排水。所以，在饑歲荒年的春天青黃不接，就連自己的幼弟也不肯讓飯給他吃；而在豐年的秋收時節，即使是疏遠的過客也要招待他吃一頓飯。這並不是有意疏遠自己骨肉至親而偏愛路過的客人，而是因爲存糧多寡的實況不同。因此，古人會輕視財物並不是因爲仁義，而是由於財貨有餘；今人互相爭奪，並不是因爲本性卑鄙，而是因為財貨短少。古人輕易辭掉天子之位，並不是人格高尚，而是因爲天子的權勢很小；今人爭著做地方官，也不是人品低下，而是因其權大勢重。所以聖人會衡量財物權勢的多寡大小等實際狀況來制定政策。所以，刑罰輕並不代表仁慈，刑罰重並不代表殘暴，一切因應世俗的狀況來行事就對了。因此，政策需要根據時代來調整，措施則要配合政策來設立。

古者文王處豐、鎬之間，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荊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戰，鐵銛矩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

古代周文王地處豐、鎬之間，方圓百里，他施行仁義的政策而感化了西戎，進而統治了天下。徐偃王地處漢水以東，方圓有五百里，他也施行仁義的政策，於是有三十六個國家割地向他朝貢。但這卻使楚文王擔心徐國會危害到自己，就出兵討伐徐國並滅了徐國。所以周文王施行仁義而得了天下，然而徐偃王施行仁義卻亡了國家；這證明仁義只適用於古代的狀況而不適用於今日。所以說：「時代不同，政事就要隨之改變。」在舜的時候，有苗族未能降服，禹主張用武力去討伐，舜說：「不行。我們推行的德教還不夠深厚就輕易動用武力，並不合乎道理。」於是便用三年時間加強德教，士兵拿著武器卻只用來跳舞，有苗族終於降服了。到了共工打仗的時候，才發現用來跳舞的武器已短到就只能肉搏戰，鎧甲也不堅固以至於不能保護身體；這說明了」把武器用來跳舞」的方法只能用於古代而不能用於今日。所以說：「局勢改變，措施也要跟著改變。」

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為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荊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

上古時代人們在道德上競爭，中古時代人們在智謀上角逐，當今社會人們在力量上比輸贏。齊國將要攻擊魯國時，魯國派子貢去遊說。齊人說：「你的話說得頭頭是道，然而我要的只是土地，不是要你所說的那些話。」於是出兵攻打魯國，把齊國的國界逼進到距魯國城門只有十里遠的地方。所以說，徐偃王施行仁義而亡了徐國，子貢機智善辯而失了魯地。由此看來，仁義道德、機智善辯都不足以用來保全國家。如果當初拋棄徐偃王的仁義，不用子貢的巧辯，僅靠徐、魯兩國的實力，去抵抗有萬輛兵車的強國，那麽齊、楚的野心就不會在這兩國得逞了。

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駻馬，此不知之患也。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視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為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為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為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雖厚愛矣，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為治亦明矣。

古今的風俗不同，新舊的措施也不一樣。如果想用寬大和緩的政策去治理時代遽變中的人民，就好比沒有馬鞍和繮繩就要去駕馭彪悍的野馬一樣，這就是不明智所產生的禍害。現在的儒家和墨家都稱頌先王，說他們愛天下所有的人就如同父母疼愛子女一般。用什麽證明儒家和墨家如此呢？他們說：「司寇執行刑法時，君主爲此而停止奏樂；聽到罪犯被處決了，君主難過得流下眼淚。」這就是他們所舉而讚美先王的例子。他們認爲君臣關係能像父子一樣，那麼天下必定能治理得好。由此推論，天下就不會有父子之間發生爭執的事了。從人類本性上說，沒有什麽感情能超過父母，雖然大家都一樣想疼愛子女，但並不是每個家庭都能和睦。雖然父母深愛子女，何以見得家庭就不會動亂呢？但先王再怎麼愛民也不會超過父母愛子女，然而子女卻不一定不背叛父母，那麽人民又何以能只靠仁愛而治理好呢？況且按照法令執行刑法而先王爲之流淚，這不過是先王用來表現仁愛而已，卻不能用來治理國家。因為，流淚不想用刑，這是仁愛的表現；然而不得不用刑，是國家的法令。先王知道權衡輕重必先執行法令，不能因爲同情而廢去刑法，所以不能單用仁愛來治理國家的道理也就很明白了。

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遊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為臣，而哀公顧為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數也。

況且人民一向就習慣屈服於權勢，很少能因仁義被感化的。孔子是天下皆知的聖人，他修行闡明儒道周遊列國，天下人都喜愛他的仁、讚美他的義，但肯爲他效勞的人才七十個。可見看重仁的人很少，能行義的人難得。雖然天下這麽大，願意爲孔子效勞的卻只有七十人，而力行仁義的只有孔子一人。魯哀公是個不怎麼高明的君主，南面而王則國內的人民沒有敢不服從的。人民本來就習慣屈服於權勢，而權勢也確實容易使人服從；所以孔子反而做了臣子，而魯哀公卻成了君主。孔子並不是被魯哀公的仁義感化，而是屈服於他的權勢。所以，要講仁義，孔子就不應屈從於哀公；要講權勢，哀公卻可以使孔子臣服。當今的學者遊說君主，不要君主運用可以取勝的權勢，卻宣揚施行仁義就可以一統天下，這等於是在要求君主一定要達到像孔子那樣的聖人境界，連帶著要求全天下人民都要像孔子門徒般的追隨孔子。這必然是辦不到的啊。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人譙之弗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溢，盜跖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手則不掇百溢，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

假設有一個不成材的兒子，父母對他發怒，他不悔改；鄉親對他責備，他不為所動；師長教導他，他不改變。用父母的愛、鄉親的關切、師長的智慧這三方面的幫助同時加在他身上，卻始終動不了他的腿毛，絲毫不肯改正。等到地方官吏帶著官兵，依法執行公務來捉拿壞人的時候，他才知道害怕，改掉陋習，變換惡行。所以，父母的慈愛不足以教好子女，故須弄到官府來執行嚴厲的刑法；這是因為人們總是習慣於受到慈愛就嬌縱，遇到威勢才聽從的緣故。因此，十仞高的城牆，連善於攀爬的樓季也不能越過，因其陡峭；千仞高的大山，就是瘸腿的羊也可被趕上去放牧，因爲坡度平緩。所以英明的君主總要立法嚴峻並嚴格用刑。一般人撿到了一段布帛就不會放手；然而熔化的百鎰黃金，即使是盜跖也不會伸手去拿。不一定受害則一段布帛就不肯放棄；必定會燒傷手時，就是百鎰黃金也不敢去拿，所以明君—定要嚴格執行刑罰。因此，要施行獎賞最好是豐厚而且必定兌現，使人民有利可圖；要進行刑罰最好嚴厲而且不容寬貸，使人民有所畏懼；法令最好是簡單而且固定，使人們都能明白。所以君主施行獎賞不隨意改變，執行刑罰不亂赦免。對受賞的人同時給予讚譽，對受罰的人同時給予詆毀。這樣，不管賢還是不肖的人，都會盡力而爲。

今則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功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

但現今卻不是這樣的，因爲某個人他有功勞而授予他爵位，卻讓世人鄙視他做官；因爲他努力耕種才獎賞他，卻讓世人輕視他沒多少家產；因爲他不肯做官而疏遠他，卻讓世人推祟他的不慕名利；因爲他違犯禁令才將他定罪，卻讓世人稱讚他勇敢。這樣該賞的被詆毀、該罰的反而被讚譽，賞罰的執行與其目的竟如此自相矛盾，所以法令愈要禁止惡行，人民卻愈是動亂。當今社會的亂相是：假如自己的兄弟受到侵犯就一定幫他反擊，這樣的人被認爲是正直；知心的朋友被侮辱就隨後去報仇，這樣的人被認爲是忠貞。這種正直和忠貞的風氣一旦形成，君主的法令就被冒犯了。愚蠢的君主去推崇這種忠貞正直的行為，卻忽視了他們違犯法令的罪，導致人民逞勇犯禁，而官吏制止不住。對於不從事耕作就有得吃穿的，就說他有本事；對於沒有軍功就獲得尊爵的，就說他賢明。這種本事和賢明一旦養成，國家的兵力就衰弱、土地就荒蕪了。君主讚賞這種本事和賢明，卻忘了兵弱地荒的禍害，導致謀私的行爲得逞，而國家的公益卻滅失了。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 諸 先生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群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為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為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

白道儒者用文筆來擾亂法紀，黑道俠客用武力來違犯禁令，而君主對黑白兩道卻都加以禮遇，這就是國家混亂的根源。不遵守法令的本該判罪，而白道儒者卻靠著文章說那些人可取；犯禁的本該處罰，而黑道俠客卻用私人武力來包庇他。所以，法令不允許的，君主卻重用他；官吏要處罰的，權貴卻去豢養他。官吏、法令、君主、權貴，四者互相矛盾，而沒有確立一個標準，這樣即使有十個黃帝也不能治好天下。所以對於宣揚仁義的人，不應當去讚揚他，如果讚揚了就會使執法者徒勞無功；對於不切實際的學術文章不應採用，如果採用了這些毫無實務經驗的理論就會破壞法治。楚國有個叫直躬的人，他的父親偷了人家的羊，他便到令尹那兒告發，令尹說：「這樣的不孝子，殺掉他吧！」認爲他雖對君主正直而對父親卻屬不孝，對於他的舉報判了他死罪。由此看來，君主的忠臣卻成了父親的逆子。魯國有個人跟隨君主去打仗，屢戰屢逃。孔子問他原因，他說：「我家中有年老的父親，我死後就沒人養他了。」孔子認爲這是孝子，便推舉他做官。由此看來，父親的孝子恰恰是君主的叛臣。但是，在令尹殺了直躬後，楚國的壞人壞事就沒有人敢舉發了；孔子獎賞逃兵後，魯國人作戰輕易地就投降逃跑。君臣之間的利害關係是如此的不同，而君主卻天真的既要讚賞謀求私利的行爲，又想求得國家全體的福祉，這是不可能達成的任務啊！

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為匹夫計者，莫如脩行義而習文學。行義脩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為明師，為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為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游學者日眾，是世之所以亂也。

古時候蒼頡造字，就把環繞自己在內的叫做「私」。與「私」相違背的叫做「公」。公和私相反的道理，是蒼頡時代就已經知道的。然而現在還有人認爲私利和公益是可以兼顧的，這就是犯了沒有明察的錯誤。如果要爲個人打算，沒有比修行仁義、熟讀學術更好的了。因為修行仁義就會得到君主的信任。得到君主的信任就可以做官；熟讀學術就可以成爲明師。成了明師就會顯榮。對個人而言，這是最美好的事了。然而沒有功勞就能做官，沒有爵位就能顯榮，這樣執政，國家必定混亂，君主必遭危險。所以，互不相容的事情，是不能並存的。殺敵有功本該受到獎賞，卻因崇尚仁愛慈惠的行爲而做罷；攻破城池本該授予爵祿，卻因信奉兼愛的學說而取消；採用堅固的鎧甲、鋒利的兵器是要防備戰亂，卻去著重文人外表的文飾；國家富足是靠農民生產，打擊敵人要靠兵卒勇猛，卻又以坐而言的儒者為尊；不要那些尊君守法的人民，而去豢養遊俠刺客之流。如此為政，要使國家強盛是不可能的。國家太平的時候收養儒者和俠客，危難來時卻是要用耿介的士兵；平常國家給予利益的並不是國家所需要用的人．而國家所要用的人平時又不能得到好處。結果本來從事耕作，儲備戰力的事業日見萎縮，而俠客和儒者卻日益增多，這就是世局混亂的原因。

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為眾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梁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

況且世上所謂的賢，是指忠貞不欺的行爲；所謂的智，是指深奧玄妙的言辭。那些深奧玄妙的言辭，就連最聰明的人也難以理解。現在所要制定全民都得遵守的法律，卻採用那些連最聰明的人也難以理解的言辭，那麽一般的人民就無從了解了。所以說，連糟糠都吃不飽的人是不會追求美食的；連粗布短衣都穿不完整的人，是不會期待穿華服的。治理國家事務，如果緊急的事都沒有能力辦好，那麽其他需要慢功出細活的事，其實也就不用期望能做好了。

今所治之政，民閒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必將貴不欺之士。不欺之士者，亦無不欺之術也。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眾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群官無姦詐矣。

今日國家所要治理的其實都是民間的事，是普通人就能知道的，現在竟放著普通人的意見不用，而要去用聰明人都難以了解的理論來治國，其結果當然是適得其反了。所以那些深奧玄妙的言論，並不是人民所需要的。至於考慮選用賢良忠貞信實的人為官，必將要尊崇那些誠實的人；然而誠實的人，其實沒有什麽使人不行詐術的辦法。平民之間交往，沒有錢財可以互相謀求，沒有權勢可以互相威脅，所以只要彼此誠實不欺交往即可。如今君主處於統治全民的地位，擁有整個國家的財富，擁有重賞嚴罰的權柄，如果能再學會洞燭實情的治術來處理問題；那麽即使有田常、子罕之類的臣子也不敢欺上，又何必去尋求那些誠實不欺的人呢？今日忠貞信義的人不超過十個，而國家需要的官吏卻數以百計。如果一定要用忠貞信義的人做官，那麽合格的人就不夠用了；人不夠用，則能把政事治理好的就少了，而把政事搞亂的就多了。所以英明君主的治國方法，在於專一的實行法治，而不需妄想求用有智慧的人為官；掌握用人的權術，而不去貪慕用忠信的人為官。這樣，法治就不會遭到破壞而官吏們也不敢胡搞使詐了。

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焉。是以天下之眾，其談言者務為辯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為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

今日君主對於言論，喜歡聽那辯才無礙的卻不管言論是否適當實用；對於行事，僅在意是否會獲得美名而不去責求功效。所以天下人的言談就只務求為辯而辯，卻根本不管是否合乎實用。結果舉著先王的招牌、高談仁義的充滿朝廷，而政局仍不能免除亂象；修行的人競相標榜清高，而不去爲國家實務建功效力。結果有智慧的人隱居山洞，推辭俸祿而不接受官位，故而兵力不能免於羸弱，政局不能免於危亂，究竟是怎樣造成的呢？因爲人民所讚譽的，君主所禮遇的，都是那些使國家危亂的做法。

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眾，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為事也危，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眾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

現在全國的人民都在要求讓國家得治，雖然家家戶戶都藏有商鞅和管仲的法典，但國家卻越來越貧窮，這是因為空談耕作的人多，而真正拿起農具耕種的人少。全國的人民都在討論如何作戰，雖然家家戶戶都藏有孫子和吳起的兵書，但兵力卻越來越弱；這是因為空談作戰的人多．而真正披起盔甲打仗的人少。所以明君要重用那些出力的，不要用那些空談的；獎賞那些有功的，更必須禁止那些無用的。這樣人民才會拚命爲君主效忠。耕種是費力吃苦的勞役，人民願意去做，就應讚揚：「你們的努力可以得到財富。」作戰是非常危險的事情，而人民願意去做，就應讚揚：「你們的英勇可以獲得顯貴。」如今只崇尚文章學術，能言善道，不用付出耕種的勞苦代價就可以獲得富有的實惠。不用冒著打仗的危險就可以得到尊貴的官位，那麽有誰不想這樣做呢？結果就出現了"一百個人都只想坐而言，卻只有一個人願意起而行"的狀況。坐而言的人多了，法治就要被破壞；起而行的人少了，國家就會貧窮。這就是政局會亂的原因。

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舋，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因此，在英明君主的國家中，沒有學術文獻，而以法令爲教材；沒有先王的言論，而以官吏爲老師；沒有遊俠刺客的彪悍，只有殺敵斬首的勇敢。這樣，全國人民談論的內容都是如何去遵循法令，行動都以爲國立功為目標，勇猛都表現在從軍作戰中。因此，太平時期國家就富足，戰爭時期兵力就強盛，這就是王天下的資本。既已蓄積了王天下的資本，當敵國無道危亂的時候，想要建立超越五帝、凌駕三王的盛德大業，就是要採用這個辦法。

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為勢於外，外內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讎之忠，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眾弱以攻一強也；而衡者，事一強以攻眾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圖而委，效璽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為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則為強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為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

現今卻不是這樣的，儒者、俠客在國內恣意妄爲，縱橫家在國外大造聲勢，國內外形勢皆惡劣卻還是要去應付強敵，這不就太危險了嗎？所以，那些談論外交的臣子們，要不是屬於合縱或連橫的一派，就是想借用國家力量來公報私仇。所謂合縱，就是聯合衆多弱小國家去攻打一個強大國家；所謂連橫，就是依附一個強國去攻打其他弱國。這都不能用來保全國家。現今那些主張連橫的都說：「不依附大國，一遇強敵就會遭殃。」但侍奉大國不一定有實際的好處，卻得先獻出本國地圖，呈上國家玉璽，才能請求兵援。獻出地圖，國家的領土就縮小了；呈上國家玉璽，君主的名聲就卑微了。領土縮小，國力就削弱了；名聲卑微，政局就混亂。侍奉大國來連橫，還來不及看到好處，卻已喪失國土，搞亂政局了。而那些主張合縱的說：「不救援小國進而攻打大國，就失了各國的盟誼；失去了各國的盟誼，國家就危險；國家危險。君主地位就卑微了。」援救小國不一定有實惠，卻冒然起兵去和大國爲敵。被援救的小國未必能存續下來，而且去攻大國未必就能萬無一失，一旦有疏失就會被大國抵制，這樣一出兵軍隊就會打敗仗；一退守城池就會失守。援救小國來合縱，還來不及看到好處，卻已使國土被侵吞，軍隊打敗仗。

是故事強則以外權士官於內，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於其聽說也，於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為用矰繳之說而徼倖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

所以，侍奉強國的結果，是使那些搞連橫的人藉外國的勢力在國內獲取官位；救援小國的結果，是使那些搞合縱的人藉國內的力量在國外得到好處。國家利益尚未確立，而臣子卻先獲得封地和厚祿了，所以儘 管 君主地位卑微，而臣子反而尊貴了；儘管國家土地削減了，而私人家業卻變富有了。如果事情成功了，他們就依仗權勢長期受重用；如果事情失敗了，他們就會取走財富回家享福。如果君主輕易聽信臣子的遊說，事情還沒辦成就先給他們尊貴的爵位俸祿，而事情失敗又沒有能力制裁他們；那麽，那些遊說之士誰不爭相用天花亂墜的言辭去進行投機的事情呢？所以說 國破 君亡的局面，會是因爲輕信縱橫家的花言巧語所造成的，是什麼原因呢？原因就在君主分不清公私的利益，不詳察言論是否正確，而在出事之後也沒有必行的處罰。

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強不可責於外，內政之有也。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強矣。

縱橫家們都說：「進行外交活動，成效大的可以一統天下，成效小的可以使國家安定。」所謂王天下，就是能打敗別國；所謂國家安定，是使國家不受侵犯。兵強就能打敗別國，國家得治就不會被侵犯。而國家的強盛和安定並不能經由外交取得，只能靠內政治理。現今不在國內推行法術，卻要在外交上鬥智，必然達不到國家富強安定的目的了。

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為工也。故治強易為謀，弱亂難為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為從，期年而舉；衛離魏為衡，半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嚴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振也。

俗話說：「長袖善舞，多錢善賈。」這是說，物資條件越好越容易操作成功。所以國家安定強盛，謀事就容易成功；國家衰弱混亂，計策就難以施行。所以，用在秦國的計謀，即使變換了十種計謀也罕見失敗；而用於燕國的計謀，即使只需想出一計也很困難。這並不是被秦國任用的人就有智慧，而被燕國任用的人就笨，而是因爲這兩個國家的治亂條件大不相同。所以，西周背棄秦國參予合縱，只一年就被吞併了；衛國背離魏國參與連橫，僅半年就被消滅了。這就是說西周因合縱而滅亡，衛國因連橫而滅亡。假使西周和衛國不急於聽從合縱連橫的計謀，而先將國內政治治理嚴格，明定法律禁令，落實賞罰制度，努力開發土地資源來積累財貨，使人民願意拚死去堅守城池；那麽．別國想要奪取他們的土地，也會考慮淨利不多，而進攻這個國家，也會考慮傷亡頗大。即使擁有萬乘兵車的大國也不敢自大的紮營在堅城之下，而讓強敵直中其要害，這才是保證國家不會滅亡的辦法。如果捨棄這種必然不會亡國的辦法，卻去進行勢必會招致亡國的事情，這是治國者的過錯。為政者智慧被國內的縱橫家困住，內政又因外交而陷於混亂，那麽國家滅亡就無法拯救了。

民之故計，皆就安利如辟危窮。今為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眾矣。

人民的固有的考量，都是在追求安定和私利也就是想避開危險和窮困。現在要他們去打仗，前進會被敵人殺死，後退要受軍法治裁，那不就危險了。放棄個人的家業，去為君主承受作戰的勞苦，家中有困難君主卻不予理會，那就窮困了。在窮困和危險的情況下，人民怎能不逃避呢？所以，他們就只好投靠權貴以求免除兵役，兵役免除了就可以遠離戰爭，遠離戰爭就可以得到安定。故而拿錢財來賄賂當權者就可得到所求，得到所求個人就能安定，個人安定那就是獲得利益的所在，怎能不去追求呢？以致爲公出力的人少，而自私的人卻多了。

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姦財貨賈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斂倍農而致尊過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

所以 明 君治國的政策，總要使工商業和遊手好閒的人比率減少並使其名位較卑下，以免從事農耕基本生產的人少而致力於工商虛華的人太多。現今社會上只要 向 君主寵信的侍臣行賄請托就可以用錢買到官爵；官爵可以用錢買到那麽以錢滾錢的工商業者地位就不會低了。用投機取巧非法的方法可以在市場上獲利，那麽商人就不會減少。他們積聚的財富超過農民收入的好幾倍，他們的地位也遠比從事農耕備戰的人尊貴，結果耿直的人就越來越少，而拜金的人就越來越多了。

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古者，為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因此在亂國的社會風氣是：那些儒者稱引先王之道，假借仁義，強調外表儀容服飾而以文飾巧辯來立說，使當今的法令被質疑，從而動搖君主的決心。這些引述古法的，不過是虛偽作假招搖撞騙，藉助於外力來達到私人目的，進而喪失國家的利益。而那些俠客，聚集黨徒成立幫派，標榜所謂的氣節操守，以揚名立萬，而去觸犯國家禁令。那些逃避兵役的人，依附到權臣貴族之處，再行賄而藉助於重臣的請托，以逃避從軍作戰的勞苦。那些工商業者，製造粗劣的商品，以積累巨大的財富，囤積居奇，待機出售，再從農民身上牟取暴利。上述這五種人是國家的蠹蟲。君主如果不整治這五種蠹蟲似的人，不保護那些耿直做事的人，那麽天下會出現破敗淪亡的國家，地削名除的政府，也不足爲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