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先擢：漢字的性質和漢字文化（網路資料）

漢字的性質和漢字文化曹 先 擢

談漢字文化，需要了解漢字的性質。欲了解漢字的性質，一個比較簡便和常用的辦法是同其他文字做比較，通過比較看清漢字的特點，在此基礎上，對漢字性質的問題就可能有正確的認識了。漢字是一種很特殊的文字，對漢字性質的認識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對這個問題考慮的時間很長，現在我認為自己初步「昭昭然」。這個問題認識清楚了，我們就可以更大信心、更高的熱情去探討漢字文化。

以前人們常拿來做比較的是採用拉丁字母的拼音文字，例如英文，經過比較，有些人得出漢字是一種落後文字的結論。我也主張比較，問題在於怎麼個比法：以人之長比己之短，是一種比法；既看人之長，也看到自己之長，又是一種比法。我們要學人之長，還要看到自己的長處，不妄自菲薄，自慚形穢，從而使所得結論比較符合事實。比較就要擺事實，談道理。學習國外的語言學理論是必要的，但是對漢字性質的理性認識主要靠我們自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要對漢字做深入的研究，做到就事論理，進行必要的理論概括。我試著這麼做。在拿漢字與拼音文字比較的時候，既講拼音文字的長處，也說漢字的長處。去年我寫了一篇文章《奧運會後關於漢語和漢字的一些再思考》，發表於2008年10月10日的《光明日報》，裡面有這樣的話：「拉丁字母是人類文化的一顆燦爛的明珠，漢字也是人類文化的一顆燦爛明珠。」對漢字的前途我們應該有充分的信心。

世界上所有的文字都是表示語言的，漢字自不例外。例如window,英文用6個字母，字母只表示音，字母經組合表示詞、表示詞義；在漢語里相應的漢字是「窗」，指「房屋通氣透光的裝置」。「窗」在古代是一個詞，杜甫詩「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而現代是一個詞素，可以用來構詞：窗戶、門窗、天窗、窗帘、紗窗等，一般情況下不能自由造句：語用功能古今有所不同。漢字何不稱為意音文字、音意文字而稱表意文字？這是因為音意不是處在同一層次上。漢字在表意時具有唯一性、排他性，例如《新華字典》（第10版）yī音節有「一、伊、咿、洢、衣、依、銥、醫、鷖、繄、禕、猗、椅、漪、揖、壹、噫、黟」等18個字，其表示的字義是各不相同的，而18個字的音都讀yī，每字的音不具備唯一性、排他性。上面的「窗」北京讀_cts『ua?，西安讀_cpf『a?，長沙讀_ctc『yan。趙元任先生曾說過，語言是一種線性的流，文字從根本上說就是對這種流進行切分。可以從不同的方面去切分，切分的尺碼也有大小。如拼音文字，從音上去切分，音節文字的尺碼比音素文字大；尺碼愈小，所用的符號量愈少，所以音素化的拉丁字母只需26個。也可以從意義上去切分，漢字便是如此，其切分的尺碼可以是詞，也可以是詞素；無論是詞、詞素，相匹配的音都是漢語的一個音節。語素一般說其構詞能力強，如「色」讀shǎi，是詞；讀sè是詞素。據《現代漢語雙序詞語彙編》（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年）的資料，「色」讀sè，是詞素，構成的順序二字詞「色彩」等22個，逆序的二字詞「春色」等107個；讀shǎi，是詞，構成順序的二字詞只有「色子」，構成逆序的二字詞「落色」等7個。又如「失」，不能單用，可以構詞，可構成順序的二字詞「失察」等92個，逆序的二字詞」報失」等19個。 「失」，後代產生相應的詞是「丟」，丟字可構成的順序二字詞「丟醜「等11個，逆序的為0。漢語的歷史發展是逐漸複音化，漢字跟進：許多字語素化了。古今漢字常用字字量大概為三千個左右，但是在現代漢語里其構詞能力卻遠遠大於古代。

漢字的音根據什麼定的？隨環境走。普通話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故採用北京語音系統，如果到方言區，按方言讀出字音，就採用相應的方言音，如「一」、「壹」在廣州話要讀成收t的入聲字，「揖」則讀成收p入聲，閩方言、吳方言，皆作相應的變化。隨環境走也不是隨意的，它是受漢語總的音韻系統控制的。漢字傳到日本，漢字的古音也隨漢字傳去。在日語里，漢字的音讀，反映古漢語的音韻系統，而訓讀則是日語的本有系統了。例如「東」音讀為單音節to（古漢語收後鼻音的字在日語中變為開音節的）；訓讀ひがし，變成多音節的了。漢字有超方言、超古今的功能。假如沒有這種功能，漢字文本何以達四方？秦始皇在統一中國後發布的篆文詔版：「廿六年皇帝盡併兼天下，諸侯黔首大安，立號為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則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秦轄天下三十六郡，言語異聲，用各地方言讀，一定是吳楚不同，燕趙有別。不管什麼文本，在內容上要求不得走樣。不必擔心，詔版內容會原原本本傳至諸侯黔首的，而這完全得益於漢字是表意文字了。這是漢字的大優點，從共時說，維持廣袤的神州大地的思想交流，信息交換，不可須臾有缺；從歷時上說，維繫著我們民族的歷史綿延而無窮。我們中華民族偉大的過去，屈辱的近代，輝煌的今天和未來，是靠漢字記錄和承載的。

漢字是表意文字。對錶意文字要做具體分析。表意文字在發展水平上一般比拼音文字低，歷史上兩河流域的蘇美爾文字、古埃及的聖書字，都曾經是表意字，後來消亡了，被表音文字取代。我國水族的「水書」,周有光先生說「其發展水平低於甲骨文」（周有光《世界文字發展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納西族的「東巴文」是一種表意文字，周先生說：「東巴文接近甲骨文，跟小篆距離較遠。」（同上）漢字為什麼會流傳至今，光榮地自立於世界文字之林？這是因為漢字能自我更新，當然是咱們華夏民族使然。古訓雲「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在漢字這個問題上表現為華夏人不失時機地將指號性的表意文字改造為符號性的表意文字。這一點是至關重要的。從符號學分析，在古代漢字屬於指號（sign），到唐以後的楷書則成為符號（symbol）了。符號分兩種：一種是sign，符號內容和現實有聯繫，是一種不成熟的符號，漢字在開始的時候屬於這種指號；一種是symbol,為符號，和現實無聯繫。所謂指號，就是象形性，如甲骨文金文是象形文字：鳥畫個鳥形，魚畫個魚形。古人很聰明，他們就來改造這種文字的象形性，辦法是：（1）具象造字，抽象用字。如甲骨文里的一句話：其自東來雨？五個字，「其」的字形義指簸箕，「自」指鼻子，「東」指囊袋，「來」指麥子。這裡全是假借的用法，用來表示抽象的詞義（只有「雨」不是假借的用法）。（2）改造這種象形字系統，把指號進行改造，慢慢去掉象形的尾巴。這種變化關鍵是隸變。隸書始於戰國晚期，當時秦國出現了古隸，也稱秦隸，篆書的弧線有拉直的趨向，降低象形程度，到漢代，隸書進一步發展，有了八分，再演變為簡便的新隸體，在漢魏之際再演變為楷書，到魏晉楷書地位進一步鞏固，到唐代漢字的符號化完成，經過近千年時間。像「日」字就不是圓形的，「月」字的形體與月亮無涉，脫離象形性，告別了「指號」。唐蘭先生在《中國文字學》一書中說：「中國文字史上第一次同文字是秦時的小篆，結果失敗了。第二次定隸書（即現在所謂楷書）卻成功了。」（按，洪誠《中國歷代語言文字學文選》序說：上古出現兩次同文之盛，即《管子·君臣下》：「書同名」；《禮記·中庸》：「書同文」）唐先生說的第二次指唐玄宗作《開元文字音義》的事，後蜀林罕說「隸定（按，即楷書）自此始定」。為什麼秦始皇的用小篆統一文字失敗了，因為漢字處在大變化時期。小篆應用上還沒有穩定，隸書就發展興起了，開始了漢字由指號向符號的轉變；到唐代完全完成了這種歷史的轉變，於是漢字穩定下來，正像唐蘭先生說的「楷書體到現在還行用，已經經過一千二百年了」（引自唐蘭《中國文字學》的《前論》,上海古籍出版社新一版,1979年）。漢字通過由指號向符號的轉變，乃鳳凰涅槃，在烈火中永生了。作為符號，其形體與現實沒有聯繫，拉丁字母是典型的符號，但是它先祖也來自指號，如字母A本像牛頭，B像房子，周有光先生的《世界字母簡史》中有這樣的話：「字母除極少例外，都是簡化改造得跟原來圖形沒有關係了。」（《世界字母簡史》273頁，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

漢字在發展中體現一種精妙性。小篆沒有成為傳至永久的字體，但是它的功績至偉至巨。表現在兩個方面：從字形上說，可以上探甲骨金文等古文字，下察隸楷之變；從字音上，保存了漢語成套的音韻系統。應當充分注意小篆的這種作用。我們研討《說文解字》的字形與解說，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構建漢字諧聲系統中小篆的作用。試舉三例來說明。圃，在甲骨金文里作「

」，底座是個田，中間的豎畫出頭向右側斜上去，上端作叉形。指長有作物的田，是一個象形字，到《說文》里變成了一個形聲字「圃」，從囗，甫聲；聲符「甫」，從用，父聲。以「父」為第一代聲符可以構成「甫、斧、蚥、釜、布」等，以「甫」為第二代聲符可以構成「鋪、浦、圃、埔、莆、匍、輔、脯、黼」等，以「尃」為第三代聲符可構成「賻、縛、傅」等，形成一個大家族（參看沈兼士《廣韻聲系》），這樣「圃」字就納入了一個大的諧聲系統中了，從漢語說是納入漢語的語音系統里了。又如「聿」，在甲骨文里它是一個象形字，是「筆」的初文，《說文》將「聿」分析為以「一」為聲符的形聲字。古音為質部，「聿」為物部，二者韻尾都是收-t的。「聿」作為聲符可構成「律」，為物部。又如必，甲骨文里是象形字「

」，像一個手杖其下加一短橫，一種兵器，小篆為「

」，為形聲字，從弋，八聲（段玉裁的解釋）。「八」是質韻，「必」也是質韻。由「必」構成的形聲字有「秘、泌、宓」等；由「宓」構成「密、蜜」等，都是韻尾收-t 的質部字。漢字的形符古今沒有什麼變化，變化在聲符，而聲符的擴展，正是漢字與漢語語音結合的結果。為什麼漢字在表達共同語的同時，又可以在各方言區通行無阻？道理在這裡。漢字真奇妙！

這裡要對漢字的符號性等做些補充說明。漢字在開始的時候就存在兩種元素，一是符號的元素，一是美學的元素。我們在上面講到漢字如何由不成熟的符號（指號）發展為成熟的符號。而美學元素是不斷變化，而不是演進（由後者取代前者）。從美學說，甲骨文的書法具有對稱、質樸的藝術風格，後來的金文、篆文、隸書、楷等歷代書法各臻佳境，異彩紛呈，成為不同時代的藝術瑰寶。漢字的表意性的唯一性，不是天生如此，而是在歷史的發展中形成的，古文字里多通假的用法，就是因為漢字的表意性尚不成熟的反映。漢字的表意的唯一性是一個不斷調整的過程。

與漢字優點伴生的是漢字的缺點和不足，主要是字量大，有些字筆畫多、結構複雜。先說字量大。以前說漢字總數有多少，大概是查字典，比如以收字多少論，較早是《康熙字典》（47043）坐頭把交椅，後來是《中華大字典》（48000）、《中文大辭典》（49905）、《漢語大字典》（56000）、《中華字海》（86000），後出轉多矣，現在計算機交換用CJK字符集是7萬多字，還在擴展。如何科學統計漢字的字數？有兩個問題需要做說明：（1）字元與詞符。所有的漢字都是應用的書寫單位（字元character），而其中有些又是表詞單位（詞符word），有的僅僅是書寫單位，證據是無例詞、例句可提供；其數量不太大，不影響字典的主體是詞符。現在計算機交換用的大型字符集，所增加的主要是字元。不應該拿字符集與字典收字做比附。(2)對具有詞符功能的字還要注意兩種情況：A.一字多體，即異體字問題，如「柿」《漢語大字典》列了四個異體。B.多音字問題。例如宋代的《集韻》收字53525，比《康熙字典》多，這是由於它是按音編的，像「押」在《康熙字典》中是一個字，而《集韻》為三個字。宋代《類篇》收字31319，其中有重音字21846，二者相加53165。我們在統計字量的時候必須注意到這種情況，為此周有光先生提出「字種」的概念（見《中國語文縱橫談》，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字種」的含義：A.不管單音、多音，只算一個字；B.幾個異體字只算一個字；C.排除字次，例如《紅樓夢》字數為731017，這是字次，字種為4462。A與B是靜態的，C屬於動態的。在編纂大型字符集的時候，很大的困難是異體字多、多音字多。要有一個合理的處置。中華書局張力偉同志曾與我討論這個問題。異體字中有的屬於老的問題（如古今字、隸古定、偏旁替換字、正俗字等），張提出的新遇到的：繁簡字問題，新舊字形字問題：如「顏」與「顔」屬於繁簡不同：繁體字「顏」，是屬於新字形，而老字形左側上部作「文」，而不是兩點。字符集要做區別。我說可以按字種的要求編字表。字種作為打頭字，而在它的後面排列的是繁簡字、古今字、隸定字、新舊字形字等以及多音字的各種不同讀音字。這個字表是按字種要求整理的，其所轄每個字都給個編號，依靠計算機強大的檢索功能，就可做各種查詢、交換了。

下面說說部分漢字筆畫多、結構複雜的問題。漢字發展到楷書，成為筆畫文字（古文字為線條文字），我們是在楷書範圍內討論這兩個問題的。第一，不能籠統去講筆畫多和結構複雜，不是全部漢字都是筆畫多結構複雜，而是其中的一部分。第二，對筆畫多結構複雜的也要具體分析，分析的標準是：應用方便性如何。第三，既看單字，還要從字的系統性考慮。例如「兒」簡化為「兒」，但是「霓、睨、倪」等沒有簡化，從系統上欠合理。郭，讀ɡuō,同音的崞，二字形符、聲符所據位置相反，也影響字結構的分析。第四，還要看與字量的關係，簡化漢字中有偏旁類推，類推字減少了字的筆畫，適度類推是可以的，但是大量類推甚至全部類推，將大大增加漢字字量，因為被代替的繁體字不會廢棄，這必然增加漢字的總量。第五，字的使用頻度。使用頻度高的字在簡化後給社會帶來方便，如「釁」簡化為「釁」、顖簡化為「囟」（實為本字），例子很多。簡化實在太好了。然而用四個龍字組成的字（），64畫，筆畫之多，排第一名，但是很少使用，就不必簡化了。我們說筆畫多的字是全部漢字中一個部分，在通用字、常用字的範圍內其數量更少。

很早以前有人提出「識繁寫簡」，現在又提出來了。這個問題與漢字筆畫多、結構複雜有密切關係。我們就從這個問題切入，聯繫筆畫問題來談。上述建議看起來很合理，既能識繁，又能寫簡，何樂而不為呢？但操作起來是否合理就需要打一個大問號了。習慣了用簡體字的再去識繁寫簡，閱讀和書寫肯定不方便。習慣看似小事，實則影響很大。兩套字都得學是很大的負擔。識繁寫簡這個問題提出來，動機為何？估計有便民的考慮。從便民考慮，我認為：有時候識繁寫簡合理，有時候識簡寫繁才合理，例如「台灣」二字，可以識「臺灣」寫「台灣」；而「陰陽」二字，無疑寫「陰陽」二字更方便。「陰陽」二字區別度很低，手寫時一不小心就看不出其區別了。以前醫院的化驗單就遇到這種情況：醫生字稍潦草點就分不清「康氏反應」等是陰性還是陽性，後來醫院乾脆改為蓋上戳。這說明在討論漢字筆畫多少、結構合理問題時，應提出一個原則：方便使用，繁簡取捨皆以此為判定。籠統地說繁體字比簡體字好或簡體字比繁體字好，都是欠考慮的。

漢字不能在大量的排序上做到線性化，拉丁字母的優越性顯示出來了。漢語拼音採用拉丁字母，是一個有遠見的選擇。我們的辭書、醫院的病歷等，用到大量排序的，一般都採用漢語拼音；電腦的漢語拼音輸入，很是方便。

下面談漢字文化。

世界上各種語言文字與文化都有密切的關係，如何反映則有所不同。如英語主要是通過語言反映文化內容的，偶爾也用字母的，如BRICK，即「金磚四國」，指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英語里四國為：BRAZIL(巴西) 、RUSSIA(俄羅斯) 、INDIA(印度) 、 CHINA (中國)，用上述四國的第一個字母組成的BRIC，讀音與英語單詞brick 「磚」相同，又由於這四國有較高的外匯儲備，經濟發展潛力大，故產生了這個新詞語。英語里還有取一個詞的前後各一個字母，形成一個簡略式，如mister，簡為Mr。咱們古代甲骨文有合文，如「

」（十三），上面寫一豎下面寫三橫等，到唐代出現一種另外的合文，如取「菩薩」上面兩個草頭，分別置於上下（），成為表示「菩薩」的字，胡適先生把它考證出來了。眾所周知，英語里有豐富的文化內容。如在英語里seven含有吉祥的意味，seven用阿拉伯數碼錶示為7。美國著名的波音飛機公司所造的飛機，用什麼標號？就用了數碼 7，於是有707，737，747，757，767，777，787等不同型號波音客機。學好英語就要學習相關的文化內容，有些英語詞典在後面附錄有「文化特寫」等，把聖誕節、色彩的聯想意義、教育、節日、政治制度、法律、假日、婚禮等詳詳細細地介紹給讀者。漢語里當然有豐富的文化內容，但是漢字中有豐富的文化內容是其他文字不具備的。對漢字來說本身既是詞符，同時也是一種文化符號。周汝昌先生說：「中華文化有著深厚的內涵，每一個漢字都是一個信息庫。」《從中華文化看<紅樓夢>》（中國國家圖書館分館編《文津演講錄》第一編，第16頁，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年）南懷瑾先生在《與銀監會的漫談》說：「你看『貨』字，這要研究中國字了。不認識漢字，你中國文化講不通的。」（《漫談中國文化》第12頁，東方出版社，2008年）羅常培先生著《語言與文化》（語文出版社，1989年），說：「談到中國古代語言與文化的關係，便不能撇開文字。例如，現在和錢幣有關的字，像財、貨、貢、買、賣都屬貝部。《說文解字》『古者貨貝而寶龜』。」像紙的來源，英語的「紙」paper，其語源就是莎草、莎草紙（《牛津詞典》）。紙，德語為papier，法語papier，英語paper，都來自莎草紙papirus。《語言與文化》介紹中國紙的來源時說：「在當初造字時紙何以從糸呢？造紙昉（按，即開始）於漂絮，其初以絲絮為之。」（該書第9頁）像window，其語源義為wind‐eye「風眼」（見《語言與文化》第4頁）。王力《同源字典》「窗」：「囪、窗實同一詞。最初的時候，『囪』指天窗即在帳篷（屋）上留個洞，以透光線。後來灶突也叫『囪』，同時牆上的窗戶也叫『窗』。」（第385頁，商務印書館，1982年）同樣是研討紙與窗的文化，我們與西文用的材料和採用的探究方法是不同的。漢字文化表現在什麼地方，可以看的書很多，但是最好的辦法我認為是看這部《漢字文化大觀》了，例如表示顏色的字，介紹得很系統。本書的選題、研討方法等多能給我們有益的啟發，如關於飲食文化講得很好，在講到「飪法與用火」時，分為（1）直接接觸火的：炙、燔、炮、烘等；（2）通過器皿的：炒、蒸、煎、熘、熬、煮等。一位日本朋友曾與我討論中華料理中菜名多的問題，說怎麼梳理才便於理解？我說梳理的辦法很多，其中一個辦法是從動詞去辨察。《現代漢語詞典》有關烹飪的動詞有烤、燒、炒、煸、煎、熗、燉、熗、熬、煲、蒸、汆、焯、燴、鹵、煮、烹、爆、炮（bāo)、炸（zhá）、熘等，烤有烤鴨、烤鵝、烤全羊等 ，炒有清炒、煎炒、爆炒等。不同的動詞反映做菜的方法不同，可謂豐富多彩。

下面談關於研討漢字文化的幾點粗見。

第一，注意字的時代性。如「鉨」，不要誤認為是一個簡體字。裘錫圭說「戰國璽印大多數是銅印，還有銀印、玉印等。齊、楚、三晉等的古印多把『璽』字寫作『鉨』」（《文字學概要》53頁，商務印書館，1996年）。這個「爾」可不是「爾」的簡化字形，相反「爾」是以「爾」為聲符的後起字。有一位專家介紹《三字經》，說「馬牛羊雞犬豕，此六畜人所食」，說得不好，因為在一般情況下是不吃馬的。沒有讀懂，混淆了字義的時代性。.這裡的「食」讀sì,指餵養，而不讀shí。

第二，要有實證，切忌主觀臆斷。例如有人說「中醫」的「中」指平和。其實古代就稱「醫」，《禮記》說「醫不三世，不服其葯」。與西醫相對稱中醫，產生在晚清（見《漢語大辭典》）。又如《辭源》【鬍鬚】注釋「俗稱鬚為鬍子。本作『胡』，以生於胡下而名（參見胡（獸頷下的垂肉））」。此屬臆測。王國維有《西胡考》說「（胡人）深目多鬚，隋唐以來，凡非胡人而貌類似者，亦謂之胡。世人呼鬚及多鬚之人皆曰鬍子。唐人已謂鬚為胡，豈知此語之源，本出於西域胡人之狀貌乎」（《觀堂集林》第二冊第617—619頁，中華書局，1984年）。

第三，注意學習參考其他學科相關的研究成果。例如著名考古學家夏鼐先生在《中國古文明的起源》一書中將我國古文明與世界其他古文明進行比較，指出我國古文明除具備古文明通常的三要素（都市的產生、文字的創製、冶金術的發明）外，還有自己的特點：玉石雕刻、馬駕車、陶器。深受啟發，認為這三點在漢字的創製和應用上有明顯的反映，我寫了《馬拉車 玉石 陶瓷——華夏文化學習札記》，發表在1991年3月22日《人民日報》海外版。饒宗頤先生說：「中國歷史上應該有一個玉器時代，緊接於石器時代之後。」（《文史知識》2008年9月號）文化可以分為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玉器時代，主要為物質文化，到夏商周和春秋戰國等，玉在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天子執玉版，諸侯執圭，價值連城的和氏璧等等，後代玉則逐漸轉為精神文化方面的了。《漢語大詞典》「玉」字釋義：比喻美德、賢才，形容美好，形容潔白，指珍愛珍重，敬詞。這些語素義可以衍生出大量詞語，反映豐富的文化內容。中國哲學上說「形而上謂之道，形而下謂之器」，道指精神，器指物質。為什麼用道、器二字？馬車與道路關係密切，秦始皇修「馳道」，「道寬五十步」，作為觀念的道，似乎來自古代跑馬車的大道。用「器」構成的詞很多：玉器、銅器、銀器、鐵器、陶器、瓷器、機器、木器、漆器、竹器、藤器、電器、酒器、量器、容器、兵器、武器、儀器、兇器等等，不煩詳舉。《老子》「埏埴以為器」,器本指陶器，用途極廣，故古代哲學上用器泛指物質。馬拉車、玉石、陶器，帶出許多詞、文化觀念、文化命題。再說說「井」。程樹德在《說文稽古篇》講到古代井在社會生活的重要地位，引述文獻以印證。當代考古學家徐旭生先生則從實際考古出發，研究井的起源，他說：「（大禹）治水一役曾得到極偉大的一件副產品，它的重要性比治水的本身有過之而無不及，就是鑿井技術的發明。」（《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第177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徐先生說考古發現，離水邊過一二里以外的地方絕對沒有石器時代的遺址，這說明遠古時代，先民沿河而居，河水一漲，極易造成水災。傳說伯益發明鑿井技術，從此人們可以在高地居住，水患減輕，《淮南子·本經訓》說「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用神話語言表示井的發明減輕了水患。伯益鑿井與大禹治水竟然是有內在的聯繫呢。

第四，漢字跨文化研究。漢字早就走出國門，漢語、華夏文化也傳至它邦；漢字在應用上同時也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影響。本書在許多方面對此有所介紹,這便是漢字跨文化現象。我們要注意漢字跨文化研究的成果。本書「漢字與音樂、舞蹈」解釋「樂」，就從跨文化來談的；「在現代的西方語言中，『音樂』（music）雖然也指『樂音（musical sound）』為主要表現手段的藝術形式，但它主要是指『器樂』（instrumental music）和『聲樂』(vocal),不包括舞蹈（dance）。而中國古代漢語之所謂『樂』卻是器樂（樂）、聲樂（歌）和舞蹈（舞）三者的共名。」講得很好。我們在讀到《詩經·小雅·伐木》：「坎坎鼓我，蹲蹲舞我」，《易·繫辭上》：「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結合上面本書「樂」介評，體會會深刻些。獸類的頷下肉稱胡，文化內容不多，而「胡人」的胡，其文化內容就很豐富了。關於「胡」歷史上三位大師都曾研究。顧炎武從本土文化出發來研究的，認為戰國時將戎稱做胡,「是以二國（趙國和燕國）之人而概北方之種（種族），一時之號而蒙千載之呼」；又說《考工記》「粵無鎛，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以此考知「《考工記》之篇亦必七國以後之人所增益矣」（《日知錄》卷三十二）。王國維與陳寅恪則是從中西交通史的大背景下來審視的，王國維有《西胡考》。陳寅恪先生在《五胡問題及其他》中說：「五胡謂五外族。胡本匈奴（Huna）專名,去na著Hu,故音譯曰胡。後世以統稱外族。」中日兩國都用漢字，漢字文化交流多。古代漢字詞大量輸入日本；近代日本的漢字詞傳來中國。但是有一些從日本傳入的漢字詞，本為中土的。趙朴初先生說：「相對、絕對二詞，一般認為引自日文的外來語，其實源自佛教經綸。日本明治維新後，日本學者大量翻譯西文論著，他們用的許多術語，是我國古代佛經譯師創造的。我國學人不知根源，忘卻祖先勞績，而以為是日語，連日本人用錯了的，也以訛傳訛沿用至今而不覺。『相對』、『絕對』的『對』字，應該是『待』字。佛經用的『相待』、『絕待』，比世俗用的『相對』、『絕對』好得多。你待我而有，我待你而有；主人待客人而有主人，客人待主人而有客人。這是相互依存的緣起的道理。日本人讀『對』字，音與『待』字同，因而誤寫了。」（《俗語佛源》的《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日本愛知大學荒川清秀教授1997年來中國講學，他說《漢語外來詞詞典》（劉正埮、高名凱合編）把「熱帶」一詞說成來自日本，這是不正確的。1866年香港出版的羅存德的《英華字典》已有「熱帶」，更早的是明末清初義大利艾儒略的《職方外記·天學初函》。漢字跨文化問題涉及許多語種。漢末蔡琰《胡笳十八拍》的「拍」是古匈奴語音譯，後改為意譯「首」（參看郭沫若《為「拍」字進一解》，載《文學評論》1960年第一期），作為量詞流傳至今，其使用範圍是受限的：用於詩歌方面，可謂隱性的歷史遺痕了。 （2010-05-07 人教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