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劣根性其實是文化劣根性

06-08

國民劣根性其實是文化劣根性

許錫良

「五四時期」因為魯迅、胡適作為主要旗手的「新文化運動」，慢慢地有一個說法，就叫「國民劣根性」，這個關於國民劣根性的批判，在上個世紀80年代的思想、文學界是非常流行的一個話語。今天在檢討國民精神與國民素質方面，這個話語還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然而，假如國民性不與相應的文化聯繫起來，很容易造成一種誤解，以為中國人天生就是帶有劣根的，是種族與民族不行造成的。其實用這種思維很可怕。因為，這種思維的後面就是種族主義與民族主義。看似國民劣根性與種族優越論與民族優越論相反，其實思維方式與價值定位是完全一致的。國民劣根性的提法，反過來自然是「優秀的中華傳統文化」了。

問題其實正在於文化產生了問題。國民性——國民劣根性，其實後面是文化劣根性與制度劣根性，因為人是文化和制度的產物。制度其實也是文化的產物，制度後面是人的思維方式與價值定位的結果。制度是文化中最具有規範效果的文化。一個國家的人怎樣認識，就會制定怎樣的制度，有了怎樣的制度，就會相應地有思想、行為與生活方式。

孔子及儒家思想的根源是周禮，周禮就是當時的制度，在那個分封建制的農耕文明時代，社會秩序是按照等級特權的大小與人的高低貴賤來建立禮制秩序的。這一套在當時是行之有效的，是一種比較適合當時生存環境與生活方式的一套制度。在這樣的制度下必須培養人的奴性，必須懂得以下對上的絕對忠誠與馴服，這個禮制秩序才能夠維持下去。在孔子時代，這一套禮制已經受到了嚴重的挑戰了。這就是孔子感受到了的「禮崩樂壞」。孔子對當時不太遵守這一套的諸侯與大夫都是極其憤怒的。比如季氏「八佾舞於庭」，孔子就發怒：「是可忍，孰不可忍」。其實今天看來，就是季氏花自己的錢，多請了幾個舞女，在自己家的庭院里跳了一支舞而已。今天這種事情根本就不值得一提。只要不花公款就是完全合法的。但是，在孔子時代，這是最嚴重的挑釁違法行為。因為按照周禮，天子一級才能夠觀賞八佾舞（就是舞女分八列，每列八人組成的六十四人舞蹈），而作為魯國這樣的小諸侯國的君主，其實按照周禮只有觀賞六佾舞的資格，而作為魯國這樣的小國的大夫，自然又是在魯國國君之下了，連個六佾舞都沒有資格觀賞，在孔子眼裡季氏作為魯國一個臣子，越一級都是不可容忍的，季氏竟然連越三級，自然是大逆不道的。

在這樣等級特權秩序里，人們被要求服從權威，培養奴性。由此產生的一套教育制度自然也是相配套的。今天人們讀《論語》，讀《禮記》等儒家經典，特別是那本《弟子規》就不難發現，貫穿始終的一條主線就是學會為奴。在為奴的前提下，以權力為本，遵守奴隸的道德，培養奴性的人格。

那麼這種為奴的人格，為什麼會成為國民劣根性呢？其實，人們發現這一點，還是因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開放，類似胡適、魯迅、陳獨秀、李大釗之些新文化旗手式的人物從外面留學回來，引來了新的思想價值觀念。是兩相對照之後，人們猛然發現，我們從前過的日子，不是作為人的自主、自覺，有人的尊嚴的日子。我們一直只是匍匐在權力的腳下跪舔，而且這樣生活的人又是如此之多，歷史又是如此之久，自然就概括為「國民劣根性」。

由於傳統文化有極為強大的時空慣性，乃至時代變化，星移斗轉，人們通過教育與習俗的傳承，使得這些遠遠過時的文化也仍然得以保留下來。傳統農耕文明只是適合傳統的農業社會，那個節奏，那個生活方式與生產方式，都是與現代的工商業文明格格不入的。

比如衛生這個概念，在傳統的農業社會裡與現代的工商業社會裡是不太相同的。傳統農業社會裡的衛生概念里是沒有病菌、病毒概念的，只有有了現代科學之後，病菌病毒這個概念才逐漸深入人心。一時沒有轉變過來的人，他仍然停留在傳統農業社會裡，亂丟垃圾、亂吐痰等不良衛生習慣就會被人看成劣根性，是不合時宜的行為習慣。

再比如守時這個概念，孔子時代的時間概念是很含糊的。孔子曾有言：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就是說看到河水嘩嘩地流著，才喚醒了人的生命對時間流失的覺悟。可是，那個時間概念是多麼粗放，多麼含糊啊。現代的時間早已經精確到了分秒，甚至毫秒。憑良心說，孔子時代的時間節奏確實是很慢的，根本就沒有什麼遲到與守時的概念。但是，現在社會不同了。生活與生產節奏都精確到了以分秒計。差一分鐘就無法登機，在城市坐地鐵，差一秒就坐不上去。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是這樣。如果在現代社會再像孔子時代那樣著裝，那樣行禮，就會感覺非常不方便。因為現代社會裡，要求人與人平等自由，只有這樣人的個性才能夠得到解放，人的正常貿易與分工合作才可能進行下去。孔子時代其實創造性是不重要的。所以，當時孔子就說他是「信而好古，述而不作」，這樣生活與學習的態度是正確的。倘若在孔子時代有創造力，那個人就無法生存。因為一套嚴密的禮秩序早就讓他死無葬身之地。你見了比你地位高的人，只有低頭下跪磕頭，他的意見無論怎樣都是對的。你如果有不同意見，有自己的見解，還想另創一套說法，這些都是屬於犯上作亂的，這肯定是活不成了。因此，在當時孔子的選擇和他的態度是對的。

但是，現在如果還這樣，一個也同樣無法生存。因為，他只知道複述，只知道照著別人給的樣子做，他就沒有自己的個性，就沒有創造力，在市場生存中他就失去了自己存在的價值，由於市場講究交易，講究創造價值，那麼他就容易成為一個社會的失敗者。

儒家文化本質上就是反市場的。學而優則仕，其目的就是為了避開市場與分工合作。通過學習一套儒家的經典與典章制度，成為一方官員，然後通過權力去掠奪他人創造的財富。這樣的背景之下，才會有儒家感嘆的：「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也就是說，儘管你是某個行業職業的狀元，做出了非凡的成績，那又怎樣？你創造的一切，作為官員的我都可以利用權力掠奪過來。也就是說不管你學了怎樣的本領，做了多大的蛋糕，但是分配財富，切割蛋糕的權力在我手中掌握。這樣的社會，其實就是在培養一大批精通考試與滿口道德的食客。說這樣的人是剝削者是一點也不過分的，甚至說是掠奪者也不為過，利用道德的工具，對百姓巧取豪奪是他們的主要目標。所謂這種文化的統治術說白了也就是讓百姓在被掠奪的時候能夠馴服與配合，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培養國民的奴性，而要培養奴性，就必須配以民愚民教育，也就是弱智愚民。孔子殺少正卯，也正是出於這種考慮。一個思想豐富、又能言善辯的人，不是那麼好統治的。所以，孔子捏造了五條莫須有的罪名殺掉了思想豐富、能言善辯、社會活動能力強的少正卯，並且後來歷代的帝王又以孔子殺少正卯為經典案例，以思想罪與文字獄殺掉那些有自己想法的臣子。

在中國傳統文化里，不可能會有個性，不可能會有平等，不可能會有創造。以這種文化培養出來的國民，剩下的也就是充滿了奴性的國民劣根性。在傳統農業社會，在封建帝王時代，充滿奴性的國民，弱智愚民的國民，還是可以維持下去的。但是，現在是開放社會，全救一體化的地球村時代，人們主要靠貿易、靠市場、靠產品與知識、技術實力求生存的時代，一國之民，假如只有奴性、只會順從權威，只會抄襲與山寨，就離被淘汰不遠了。

最起碼一點，這樣培養出來的國民，也無法與他人交往。國際貿易是有共同規則的，這些共同規則是需要在學校就教給自己的國民的。這個時候誠實守信，尊重知識產權就是必須要有道德底線。如果大家都遵守，就你不遵守，你就無法與人家正常貿易，生意就做不下去，財富與價值就無法實現，人類的福祉就無法增進。

所以，文化與教育的問題確實涉及到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生死存亡的大事。作為生物種族的人類，沒有哪一個種族天生是劣根的。只是在接受了不同的文化、教育與制度之後才有了不同的表現。文化立國沒有問題，但是，必須分析當下社會需要用什麼樣的文化立國，這種文化能夠培養出什麼樣的國民來，這是我們必須認真分析，認真思考的。

2017年2月7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