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偉傑 | 從草原民族的歷史重新認識中國

06-08

保馬今日推送蔡偉傑《從草原民族的歷史重新認識中國：杉山正明<>、西夏、金、元>導讀》。作者按照章目對本書做了一個總結，他希望這篇導讀篇能夠幫助讀者初步了解書目，起到提綱挈領的效果。他認為這本書為讀者掌握自唐朝中葉以降至蒙古帝國崩潰這段時間內的歐亞歷史演變趨勢提供了可能性，並且希望讀者們通過閱讀這篇導讀能夠對本書所涉之部分議題的最新研究發展能夠有所認識。

本文轉載自公眾號「台灣人文與學術」，感謝「台灣人文與學術」授權保馬推送！

《疾馳的草原征服者：遼、西夏、金、元》

從草原民族的歷史重新認識中國：杉山正明《疾馳的草原征服者：

遼、西夏、金、元》導讀

印第安納大學內陸歐亞學系博士蔡偉傑

近年來，臺灣出版界引介日本歷史學界的研究成果不遺餘力。其中關於蒙古與內亞游牧民族歷史的部分，則以杉山正明教授的作品為主。杉山正明現為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榮譽教授，專攻蒙古帝國史與內陸歐亞史。他曾於一九九五年以《忽必烈的挑戰》一書榮獲三得利學藝獎，二〇〇三年獲得第六屆司馬遼太郎獎，二〇〇七年以《蒙古帝國與大元兀魯思》一書榮獲日本學士院獎，是僅次於日本文化勳章的崇高榮譽。而今天擺在讀者眼前的這本《疾馳草原的征服者：遼、西夏、金、元》，則是作為日本講談社中國史系列叢書的第八冊，日文原版於二〇〇五年發行，中國稍早於二〇一四年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發行了簡體中文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的烏蘭教授與內蒙古外國語職業學院的烏日娜兩位老師合譯，並由復旦大學姚大力教授撰寫推薦序。[1]如今臺灣商務印書館引進了完整的講談社中國史系列，並且全部重譯，這種大手筆在今日規模日益縮小的臺灣出版界中，可說是難能可貴。由於姚大力教授先前已經針對本書的內容與寫作立場做過評述，為免重覆，本篇導讀則以介紹本書主要論點以及新近的相關研究成果為主，以供讀者按圖索驥。

中國史與世界史的脈絡交會

本書的書名雖已提示了主要內容，但實際上所涵蓋的範圍要廣泛得多。上自中唐的安史之亂，下至蒙古帝國的崩潰，都包含在內。本書除前言與結語外，正文共分為六章，另外書末附有主要人物略傳、歷史關鍵詞解說與年表等，方便讀者利用。

前言揭示了作者意圖將這段六百餘年的中國歷史放在世界史脈絡中來考察的宏大構想，作者認為，在大元兀魯思（即元朝）出現之前的中國，是所謂的「小中國」。雖然唐朝初期曾經將政治勢力擴張到中華本土（或譯為中國本部）以外，但是實際上這段時期相當短暫，只有三十年左右，僅能算是瞬間即逝的大帝國。

自中唐以降的中國，包括北宋與南宋的疆域都相對較小，即便加上遼、金與西夏的領域，也頂多只能算是中型規模。到了元朝之後，無論是明或清，在疆域上都大為擴張。可以說中華的領域自蒙古時代以降大為擴展，由「小中國」走向了多民族的「大中國」。

在這段時間內，除了中國以外，歐亞世界同時也發生了劇變：在歐亞東部由粟特系領袖發起的安史之亂失敗了，但在歐亞西部伊朗系領袖的舉兵卻成功了建立了阿拔斯王朝（The Abbasid dynasty）。回鶻的衰微造成了突厥系人民往西遷徙，從長期的觀點來看，這也造成後來「突厥–伊斯蘭時代」的展開。契丹人建立遼朝，之後被女真人擊敗後又往西遷徙，在中亞建立了西遼，而後來的蒙古帝國更是橫跨了歐亞大陸。甚至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由過去的神學思想朝理性思辨的轉變，還有藉由資本主義而誕生的觀念，都是受到以蒙古為中心的東方所影響。這些情況都說明中國史的發展對世界史所造成的影響，故有必要將中國史放在世界史的格局中來探討。

起於安史之亂的歐亞世界六百年

在前言交代完了全書架構之後，第一章「巨大變貌的前奏」則是從時間尺度與歷史分期來探討唐朝史。作者主張不能將唐朝將近三百年的歷史視為一個整體，特別是唐初的世界帝國結構，實際上並未持續到唐末。他也批評已故東京大學名譽教授西嶋定生所提出以唐朝為東亞文化圈中心的說法，實際上是一種日本人以漢字文化圈為出發的偏頗觀點。而冊封體制論認為草原國家是受到唐朝冊封的屬國，則與事實相距甚遠，回鶻與黠戛斯基本上與唐朝都是處於對等的關係；而整個歐亞東部世界的大變動，則始於安史之亂。

作者強調了安祿山出身為營州雜胡的文化與種族多元性，並且批評了漢文史料對安祿山的汙衊與偏見。而安史之亂本身就具有國際化的性質，例如唐朝仰賴了回鶻與大食的援軍而得以獲得最終勝利，但也因此受制於回鶻。唐代後期在歐亞東部形成了回鶻與吐蕃兩強爭霸的局面，而九世紀中葉回鶻與吐蕃這兩大強權的崩潰，也成為後來契丹與沙陀興起的背景。

第二章「邁向契丹帝國的道路」，則以《將門記》與《扶桑略記》中記載日本已經得知西元九二六年契丹滅渤海國的消息一事為引子，舖陳出當時契丹勃興於東北亞的情勢。而稍早於九二三年，突厥系的沙陀軍閥李存勗稱帝，建立後唐，並且滅了由篡奪唐朝的朱全忠所建立的後梁政權，華北自此落入沙陀之手。作者特別強調了耶律阿保機在創立契丹帝國的過程中，突破傳統草原可汗選舉體制，完成中央集權的部分。

契丹帝國繼承了自中唐以降在中國本部東北一帶積蓄的多種族力量，採納了來自燕地的韓延徽與韓知古等人的建議，建立起一個二元的畜牧、農業與都市的複合國家。然而沙陀系的華北五代政權仍舊是以農業為主的傳統中國式國家。沙陀與契丹南北兩大政權的爭霸成為後來的歷史基調。

第三章「邁向南北共存的時代」則聚焦於沙陀與契丹之間的戰爭，基本上雙方互有勝負，契丹雖佔上風，但並不具有絕對優勢。作者在此批評了歐陽修《新五代史》與司馬光《資治通鑑》記述偏頗，將契丹與沙陀的戰爭視為是夷狄與中華之戰。他認為，沙陀政權的本質為無序而殘暴的軍事聯盟，實難以視其為過去的中華。另外，作者也強調耶律阿保機崩逝後，出身回鶻的述律皇后月里朵在維持遼朝聲勢與選擇阿保機繼任者上的關鍵地位。

耶律阿保機長子耶律突欲和次子堯骨之間的權力鬥爭，也造成了遼朝統治階層內部的動盪。耶律突欲原先貴為皇太子，在契丹滅渤海國後負責治理在渤海故地新成立的東丹國，但是治理成效不彰，又與月里朵太后關係緊張，最後在皇位鬥爭敗下陣來，後來甚至離鄉投奔後唐李嗣源，被作者視為悲劇性人物。而契丹一度成功使華北的沙陀政權後晉成為屬國，直到西元一〇〇四年北宋與契丹簽訂澶淵之盟後，南北和平對峙的國與國關係才確立下來，直到蒙古帝國興起才又打破這個局面。

第四章「造訪已消失的契丹帝國──眺望歷史與現在」則有兩條主軸，一為作者於二〇〇四年八月底至九月初在內蒙古的調查活動，造訪了慶州（位於赤峰市巴林右旗境內）的白塔與慶陵、遼上京與耶律阿保機祖陵等遼代遺址，另一則為契丹遼朝的遺產與史論。作者感嘆了遼史研究材料的稀缺，並認為蒙古帝國似乎不願意見到有關契丹的歷史材料傳世。他認為契丹的國號先後共有三種，即「契丹國」、「大契丹國」與「大遼國」，每個國號的產生背後都有政治因素。

另外，作者在內蒙旅行時見到草原的沙漠化問題已經十分嚴重，並且批評了中國的生態移民政策，認為遊牧民被迫定居為畜產農戶，被捲入現金經濟的浪潮當中，結果可能更加貧困。最後作者總結，契丹的前身為拓跋，而其後繼者則是蒙古，但契丹不僅是歐亞內陸世界的繼承者，同時也是唐朝的繼承者，這點從耶律阿保機於唐朝滅亡後的九〇七年即契丹大汗位，而且唐與契丹的皇帝陵形制相同可以得見。

第五章「亞洲東方的多國體系」討論西夏與金朝的歷史。作者認為党項人建立的西夏並未留下系統記載，而以西夏文寫成的文書又多屬斷簡殘編，遠不足以構建其歷史輪廓，因此必須仰賴如《資治通鑑》一類的中國典籍，主要的關鍵也是在於蒙古帝國並未留下太多關於西夏的記錄。

然而，西夏對蒙古帝國的影響不容忽視，例如西藏文化就是透過西夏而傳入蒙古帝國。至於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則是在一一一四年由完顏阿骨打率領女真人反抗契丹，並於一一二五年滅遼，一一二七年滅北宋。取代遼成為東亞的強權。作者認為除了宋朝以外，其實遼、西夏與金，都具有中華色彩，也就是說當時曾經存在著不同的中華國家，而東亞以可以被視為以澶淵模式為主的多國體系。

第六章「在橫跨歐亞的蒙古帝國領域之下」，則探討成吉思汗與他於一二〇六年一手創建的大蒙古國如何成為橫跨歐亞的大帝國。作者除了提及金朝當時在章宗統治下專注於國內事務，未能防範成吉思汗一統蒙古諸部以外，而且還強調了高昌回鶻與契丹人投靠蒙古，對於後來帝國擴張的正面作用，後來蒙古西征滅西遼、花剌子模與西夏等；繼任的窩闊台汗則滅金朝，並且在蒙古本部建立新都哈剌和林，並命拔都西征，征服了欽察草原、俄羅斯與東歐。第四任大汗蒙哥則派遣其弟旭烈兀進軍伊朗，並且滅了阿拔斯王朝。到了忽必烈汗滅亡南宋，蒙古帝國已經成為有史以來最為龐大的歐亞帝國，不僅統合了游牧、農業與城市地區，而且向海洋擴張。最終，蒙古帝國的崩潰與十四世紀氣候異常的小冰河期有所關聯。

在結語中，作者認為突厥與唐朝都是瞬間的世界帝國，霸權都是稍縱即逝。而契丹國則是一種統一草原與中華體系的新形態國家實驗形式，沙陀政權內部則比契丹更加複雜，但是缺乏明確的國家計劃，也缺乏軍力與政治力來一統諸勢力。北宋則是繼承了五代沙陀政權以來的形勢，為了從軍閥手中奪回兵權而立下文治的立國方針，但也因此在軍事上處於劣勢，拜「澶淵之盟」所賜，才得以維持下來。西夏與金都是作為部族聯盟與多種族的混合體國家，但是兩者在國家規模與地域上存在很大差異。特別是金，原先很有可能在遼的基礎上持續發展，但是由於內部無法整合，最終還是未能成功整合草原與中華世界。

蒙古帝國在吸取了過往契丹與女真等國家的歷史經驗後，成功將草原、農業與城市整合起來，並且向海洋發展。即便在蒙古帝國崩潰後，明清帝國、帖木兒帝國、莫卧兒帝國、奧斯曼帝國與俄羅斯帝國等，都繼承了蒙古帝國的多元複合國家與巨大版圖的遺產。

了解蒙古如何打造歐亞大帝國的歷史視角

嚴格來說，本書的架構並不平均，從前述內容可見，全書用了將近一半的篇幅討論契丹與遼，以至於分配給西夏與金的篇幅明顯過於單薄；就算是關於遼的部分，也偏重於澶淵之盟以前的早期歷史。

作者為何選擇了這樣的寫作架構不得而知，但就我看來，要透過本書了解遼、西夏、金與元朝各自的歷史面貌並非易事。做為讀者，又如何定位這本書呢？我的建議是，把這本書視為一種理解中唐以來至蒙古帝國崩潰之歷史趨勢的視角。例如由小中國到大中國的演變，遼繼承了自北魏以來滲透王朝的歷史經驗發展出更為細緻的草原、農業與城市的複合政體，以及多國共存的澶淵體系，到最後蒙古帝國成熟發展為橫跨歐亞大陸與海洋的大帝國，並成為近代世界的先聲。循著這條主軸來閱讀這本書，也許會比較容易把握全書重點。

關於遼西夏金元歷史的最新研究與延伸閱讀

接下來我想就本書所涉及的內容，談談其背景與近幾年來的研究進展，做為讀者未來的進階閱讀建議。

?安祿山的出身與死亡

首先是有關安祿山的相關研究。作者在提到安祿山時，主要仰賴關西大學藤善真澄教授所寫的《安祿山：皇帝寶座的覬覦者》一書。這本書的中譯本最近也由中西書局出版。不過作者提及藤善真澄主張安祿山有糖尿病一事，經翻檢該書中譯與日文原版後仍未能尋得，僅提及疽病發作，不確定是否真為藤善真澄的主張。[2]

關於安祿山的研究，除了北京大學榮新江教授的增補重刊之作〈安祿山的種族、宗教信仰及其叛亂基礎〉一文中，強調了安祿山叛亂以祆教作為號召以及其粟特人的種族身份之外，[3]近年來較具規模的研究，應屬北京大學沈睿文教授著《安祿山服散考》一書。沈睿文從人類學、考古學與歷史學等角度研究安祿山，主張安祿山的誕生故事具有祆教色彩，被視為鬥戰神的化身。安祿山很可能是非婚生子，以至於生父不詳。另外，從安祿山長瘡病疽、目昏不見物與性情暴躁之病徵，認為是安祿山奉行道教服散，並非患糖尿病所致，而且從唐玄宗長年賜丹、厭勝與賜浴安祿山之舉看來，似乎是試圖用道教來控制安祿山。[4]這個推論比較大膽，也有書評予以商榷。[5]不過在目前缺乏新的文字材料下，本書中的跨學科取材與分析，也算提示了未來相關研究的一種可能方向。

《遼史》最新修訂版──以契丹大小字和出土文獻參校

關於遼史方面的研究進展，最重要的應該屬二〇一六年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本《遼史》的出版。[6]總其事的北京大學劉浦江教授於二〇一五年一月病逝前，完成了修訂本的統稿工作，相信後來的學界同仁都會感佩其貢獻。

這次修訂《遼史》以百衲本為底本，以明代鈔本與清代殿本進行校對，並且利用了傳世文獻與出土契丹大小字碑刻在內的出土文獻進行參校，為後來的學者提供了極大的方便。[7]有關本書中所提到的契丹國號與東丹國，劉浦江教授也有所研究。他利用了契丹文與女真文石刻材料，證明遼朝的非漢文國號為喀喇契丹，與漢文國號大契丹、大遼等等有所出入；[8]利用墓誌材料說明了東丹國直到九九八年仍舊存在，駁斥了九五二年東丹國名實俱亡的陳說等等。[9]劉浦江教授的研究，可說是以契丹文治遼史的代表。

另外，北京大學王小甫教授則是從回鶻人對契丹的影響來談遼朝政治文化的多元來源。例如本書所提到的述律皇后，小字月里朵，王小甫推測這個詞是源自回鶻語?rt，意為火焰、光芒。他也分析了《遼史》對耶律阿保機誕生與去世的描述，包括其母夢見太陽而有孕，出生時的「神光」與「異香」，以及去世時「大星墜地」與「黃龍繚繞」等異象。王小甫認為這些情節是仿自摩尼降生和受啟神話，並推測是受到信奉摩尼教的回鶻人融入契丹後所產生的影響。

而阿保機死前三年的預言，目的是在於將其自身塑造為摩尼教三位一體的救世主。[10]另外北京大學羅新教授引《周書》中記載突厥在立可汗儀式上讓新可汗預言自己的在位年限，認為耶律阿保機預言自己死亡時間的做法，很可能就是受到透過回鶻傳入的突厥文化所影響。[11]

?研究元代典章制度的最新成果

至於元史的主要新成果，近年兩岸分別出版了《元典章》點校本可以算是一件盛事。中國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陳高華、劉曉教授與北京大學張帆、黨寶海教授四位負責點校；[12]而臺灣版則是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洪金富教授，以一人之力、歷時十六年完成點校。[13]《元典章》是元代前、中期法令文書的彙編，書中記載了大量民事與刑事訴訟案件，是研究元代基層社會的重要材料。另外，文書也載明了處理流程，故對於研究元代各機構的職掌與運作也有所裨益。最後文書中所使用的各種元代俗語也反映了當時的漢語使用情況，因此對於漢語史研究也有所幫助。

在本書中，作者提到所謂元代存在蒙古、色目、漢人與南人四等人制的說法，事實上是二次大戰以前日本學者的虛構，近年來針對這種陳說也確實存在反思。現任廣島大學教授舩田善之就注意到，元代文獻中找不到色目人的蒙古文對譯，以及元代許多高級官員都由蒙古人、色目人充當的情況是「根腳」（意指出身背景）的反映，而非制度性的四等人歧視。因此他主張色目與漢人、南人的任官差別，僅僅是一種集團主義（collectivism）用人方法的結果。[14]

不過，近來四川大學教授洪麗珠則從元代基層州縣官員的族群結構進行分析，發現達魯花赤之類的高層地方官以色目人為主、蒙古人為輔，不分南北，即便是漢人也難任此官。而在中層以下的地方官員上，漢人則在南北都能任官，且比例較南人為高。而南人的任官不僅侷限在南方，且官缺遠低於北方，任官機會相對稀少。所以即便四等人的分別不見得是制度化的歧視，但是這種出於族群制衡的作法，造成的這四類人任官比例失衡的現象，卻造成了在任官與法律地位上，這四類人之間有存在不公差異的結果。[15]

?一探蒙古帝國與伊斯蘭世界的關聯

關於本書所述及蒙古帝國與伊斯蘭世界的關係，英國基爾大學（Keele University）教授彼得?傑克生（Peter Jackson）的新作《蒙古人與伊斯蘭世界》值得注意。該書探討了蒙古人如何在短時間內征服了廣大的穆斯林領地，並且比較了蒙古征服中東期間與後來內戰所造成的破壞規模，以及蒙古人如何讓其穆斯林臣民接受其統治，後來蒙古人如何接納伊斯蘭教，以及蒙古統治對伊斯蘭世界的影響等議題。傑克生認為穆斯林對西遼稱霸中亞的看法預示了後來對蒙古帝國征服伊斯蘭世界的評價，但是兩者之間存在不小的差異。

而旭烈兀西征的大軍底下充滿了許多穆斯林的同盟軍這點，使其對手難以利用聖戰（jihād）的名義來抵抗蒙古大軍，而且有助降低其他穆斯林的反對。傑克生也認為蒙古帝國後來的連年內戰，難以配得上「蒙古治世」（Pax Mongolica）一詞，但是蒙古的統治所帶來的東西方之間物質、科技與藝術交流成就確實難以忽視。而蒙古帝國征服伊斯蘭世界的結果則是促進了伊斯蘭教的傳播。[16]

綜上所述，雖然讀完本書，尚無法詳細了解遼、西夏、金、元等朝代之歷史細節，但是相信讀者讀完全書後，能夠掌握自唐朝中葉以降至蒙古帝國崩潰這段時間內的歐亞歷史演變趨勢。本人期待本篇導讀能夠起到幫助讀者提綱挈領的效果，並且對於本書所涉之部分議題的最新研究發展能夠有所認識。

註：

[1] 參見姚大力，〈推薦序：一段與「唐宋變革」相並行的故事〉，刊於《疾馳的草原征服者：遼西夏金元》，杉山正明著，烏蘭與烏日娜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4），第i–xvii頁。

[2] 藤善真澄，《安祿山―皇帝の座をうかがった男》（東京：人物往來社，1966），第217、275頁；中譯本參見藤善真澄，《安祿山：皇帝寶座的覬覦者》，張恆怡譯（上海：中西書局，2017），第198、252頁。

[3] 榮新江，〈安祿山的種族、宗教信仰及其叛亂基礎〉，刊於《中古中國與粟特文明》（北京：三聯書店，2014），第266–291頁。

[4] 沈睿文，《安祿山服散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第6、18、137、141、152、255、280–281頁。

[5] 有關本書的商榷書評，參見方圓，〈安祿山到底有沒有服散〉，《澎湃新聞?私家歷史》，2015年7月21日，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52303。

[6] 脫脫等編，《遼史》（修訂版，北京：中華書局，2016）。

[7] 劉浦江撰，邱靖嘉整理，〈《遼史》的纂修與整理〉，《澎湃新聞?上海書評》，2016年5月9日，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65774。

[8] 劉浦江，〈遼朝國號考釋〉，刊於《松漠之間：遼金契丹女真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第27–52頁。

[9] 劉浦江，〈遼代的渤海遺民──以東丹國和定安國為中心〉，刊於《松漠之間》，第367–386頁。

[10] 王小甫，〈契丹建國與回鶻文化〉，刊於《中國中古的族群凝聚》（北京：中華書局，2012），第118–152頁。

[11] 羅新，〈耶律阿保機之死〉，刊於《黑氈上的北魏皇帝》（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第96–122頁。

[12] 陳高華、張帆、劉曉與黨寶海點校，《元典章》（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北京：中華書局，2011）。

[13] 洪金富校定，《元典章》（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6）。

[14] 舩田善之，〈色目人與元代制度、社會──重新探討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劃分的位置〉，《蒙古學信息》第3期（2003）：第7–16頁。

[15] 洪麗珠，〈寓制衡於參用：元代基層州縣官員的族群結構分析〉，《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62期（2016年1月）：第83–106頁。

[16] Peter Jackson, The Mongols and the Islamic World: From Conquest to Convers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7), 7–8, 135, 409, 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