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與水》:中華環境觀與水

中華民族親近自然、喜愛自然，常掛在嘴邊的「風水」、「水土」等辭彙，最通俗地概括出了中國人的傳統環境意識。中華民族的環境觀（俗稱「風水」）既是中華民族本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一道獨特的中華文化景觀。它源於人類追求美好生活環境的理想，是中國古代先民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中逐漸積累和發展起來的一門關於環境選擇的學問（風水術實際上是集地理學、生態學、景觀學、建築學、倫理學、美學於一體的綜合性、系統性很強的古代建築規劃設計理論，它與營造學、造園學構成了中國古代建築理論的三大支柱）。儘管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風水觀念在其漫長的發展和傳播過程中難免與巫術發生聯繫，並染上了較為濃重的迷信色彩，但其中蘊涵的科學合理內核至今仍顯現出人類智慧的靈光。在中華民族的環境觀中，水始終扮演著非同尋常的角色，「風水寶地」、「山明水秀」、「林壑優美」、「山川吉秀」等形容環境美的詞句，無不流淌著水是生命之源、環境之母的旋律。

中華民族的環境觀是伴隨著社會進化的腳步在日積月累的基礎上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在很早的時候，我們的祖先在與自然的交往過程中，逐漸懂得了選擇安全可靠而又便於生產生活之環境的重要意義。在上古時代，人類便「擇丘陵而處」，「逐水而居」，選擇臨近水源而又避免水患的崗阜階地聚居。考古表明，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的聚落遺址，均處在背坡面水或河流湖澤邊緣的地方。這種選址最鮮明的特點就是靠近水源，其好處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接近河流水源，既便於生活用水，又利於「結網而漁」，依靠天然河湖維持原始的採集和漁獵生活；二是處在河流的階地上，既可得肥田沃土之利，又可避洪澇災害的侵襲；三是位於河流的側畔，可「刳木為舟」，以享水上的交通之利。值得指出的是，這些古代先民的聚居地大多被現代村落或城鎮所疊壓，如河南淇水沿岸某一地段的範圍內，在15個現代村落中就發現了11處新石器時代聚居地的遺址；渭河甘肅段沿岸70公里的範圍內，也發現了769處先民聚居的遺址。原始人不僅擇水而居，也沿水而行。當原始人部落不斷繁衍，人口增加，原有的活動區域不能供應足夠的食品，或遭遇自然災害，便會出現部族遷徙的情況。先民們在遷居時，一般都是沿河而行，一來河谷的道路較容易行走，且不至於迷失方向；二來利於沿途飲用水，不會有乾渴之虞；三來有利於找到新的近河居住地。上述情況表明，早在六七千年前，人類已具有了明顯的選擇環境意識；而且在選擇聚居地時，已充分考慮到水的因素。 先人們能動地選擇環境的情形，還可以從一些史料上找到根據。史載，夏、商、周三代都城選擇和人們的活動範圍都是以近河流、湖泊等水源地展開的。夏人大約起源於山西西南部的汾河下游之地，後渡河南下，由豫西遷豫東、魯西，北及冀南，西至陝東，足跡一直在黃河兩岸。商人起於東方，由始祖契至成湯，曾八次遷都，其足跡不出今豫中以東，以及魯西河濟二水南北之地；湯之後至盤庚共六次遷都，其活動區域不外乎在黃河下游兩岸的豫、魯以及蘇北、皖北一帶。周人則直接起源於陝西的涇水、渭水流域，以後向東擴展，才遍及整個黃淮地區。

關於周人遷徙的情況，可以從反映周代史實的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中找到清晰的印記。《詩經·大雅·公劉》敘述道：「篤公劉，於胥斯原……涉則在巘，復降在原。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岡，乃覯於京。……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影）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邠居允荒。篤公劉，於邠斯館……夾其皇澗，溯其過澗，止旅乃密（安），芮（水涯）鞫（究，曲）之即。」不難看出，周氏族首領公劉為了尋找一個上佳的氏族聚居地，不辭勞苦，跋山涉水，時而審視曠野，時而登臨丘岡，時而觀其陰陽，時而察其流泉，最後相中了坐落在岐山之下、水涯河灣之側的邠（今陝西旬邑）地。同時，公劉在尋找「風水寶地」的過程中，已把有無水源（「流泉」）作為選擇的必要條件。 到了春秋戰國和秦漢時期，古人的環境選擇意識更達到了較高的層次。《管子·度地》指出：「聖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向）山左右，給水若澤，內為落渠之寫（澇），因大川而注焉。」《管子·乘馬》進一步論述道：「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漢書·晁錯傳》引晁錯的話說：「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正阡陌之界。」這些言論都體現出當時的人們對生存環境質量的認識已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這就為環境觀的產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同時也可以看出，古人在能動地選擇居住環境的過程中，已明顯地表現出重水的傾向。 秦漢以降，風水思想迅速發展，逐漸形成了關於環境選擇的理論體系，並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獨特景象。

簡言之，中華民族的環境觀作為一種環境選擇的學說，經歷了從無形到有形，從經驗到學問的發展過程。先秦，是風水思想的萌芽時期；秦漢魏晉，是風水理論的初步形成時期；唐宋，是風水理論的發展與定型時期；明清，是風水理論的進一步闡釋和總結時期。其發展流變過程這裡不再贅述。

事實上，任何一種思想觀念的產生都有其文化淵源。環境觀作為中華文化觀念的一部分，其產生、形成和發展亦深深根植於中國傳統的母體文化中。儘管中華先民在數千年前就開始了能動地選擇居住環境，並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但經驗的素材要上升為一種文化觀念，必然有其思想方法論作指導。中國古代陰陽觀念及其有關的氣論思想和大地有機說，對中華民族環境觀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而「大地為母」的思想則是環境觀形成的直接依據。 陰陽學說是中國古代哲學的重要思想，陰陽思想最早出自《易經》。儘管《易經》本身並未提及陰陽二字，但它試圖用兩個具體對立關係的事理（「－」和「--」）以及它們之間的排列組合來概括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種種現象。《易經》認為，陰陽是天地、事物的總根源，自然界萬物包括人類都是陰陽交感的產物。這種對世界一般事物最原始的哲學見解，反映了樸素的辯證法思想。而《易傳》則對《易經》的辯證思想作了較為系統的解釋和發揮，該書明確地提出了「陰陽」的概念，並從天地萬物的消長中概括出「陰陽消長」，以「陰陽」為範疇解釋萬物的根本屬性。這種古典哲學思想，對古人認識大地和能動地選擇生存環境起到了指導作用。之後出現的《黃帝宅經》、《管氏地理指蒙》、《天寶經》等風水學著作，都以陰陽學說為基礎解釋風水中的現象。 隨著古人對客觀事物認識的逐步加深，人們開始用「氣」來解釋陰陽，即以「氣論」思想作範疇解釋天地萬物的構成和變化，產生了「六氣五行說」、「精氣說」、「氣分陰陽說」、「陰陽二氣離合說」等。氣論思想為中華民族環境觀的形成與發展起到了理論支柱的作用。說到底，中華民族的環境觀就是以陰陽為前提，以氣論為指導思想而展開的。中華民族環境觀中的「氣」，是一種無形而連續的物質（與現代物理學中的「場」相類似），其賦存的形式有生氣、死氣、陽氣、陰氣、土氣、地氣、納氣、聚氣等。保存至今的風水著作，幾乎無一不是氣論的產物。 風水一詞，最早見於東晉郭璞的《葬書》，是書說：「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 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謂之風水。」從這一經典的解釋可以看出，風水的基本原理是「聚氣」，找到了生氣聚集的地方，就找到了風水寶地。風水對氣的注重，顯然與中國源遠流長的氣宇宙觀、氣生命觀有直接的聯繫。氣宇宙觀和氣生命觀認為，宇宙中的天地萬物以及萬物之靈——人都是由氣凝聚而成的。 《莊子·知北游》說：「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即認為人的生命從精神到形體，均是由氣凝聚而成，氣一旦消散，生命也就從此完結。西漢劉向《淮南子》說：「氣者，生之充也。」認為氣是生命的實體。該書還認為：「土地各以其類生人，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水氣多，風氣多聾，林氣多癃，木氣多傴。」強調不同的自然環境，對人的性別、性格、體質、智力等方面均有不同的影響。東漢王充《論衡·無形篇》說：「人稟元氣於天，各受壽靈之命，以立長短之形……用氣為性，性成命定。」認為人是從客觀自然中稟受元氣而形成肉體和精神的。《論衡·論死篇》還指出：「人未生，在原氣之中；既死，復歸元氣。元氣荒忽，人氣在其中。」強調人雖然有生死，但元氣是永生不滅的。清人戴震《孟子字義疏證》說：「氣化流行，生生不息。」認為氣不停地翻卷運動，不斷地生產生命，並繁衍不息。 由上述可知，中國人一直以「氣」為生命的本源、元素和生命力所在。正是這種氣的生命觀，為風水說提供了理論依據。由於風水強調氣的作用，其尋龍、問砂、察水都是緊緊圍繞著尋求勘測生氣聚結之地，「專註龍、穴、砂、水之相配」（王《青岩叢錄》）。風水中的龍，一般指大的山脈，砂指居地周圍的小山丘。

龍與砂的作用均在於藏風聚氣、擋風護氣，大山脈與小山丘層層環繞的地方，就能使風力不斷減弱，以保生氣不被風吹散（因為「氣乘風則散」）。所謂「入山尋龍」，就是順著山脈的走向找到山脈的止息處，而這種地方也是山與水交合處。山水交合，才能使生氣止息凝聚。水生氣，山才有擋風止氣的必要。因此，所謂「藏風得水」，就是強調擋風的目的是為了得水之氣。因為只有水才是生氣的來源，故又有「得水為上，藏風次之」的說法。 那麼風水中所推崇的氣為何物呢？《說文解字》說：「氣，雲氣也，象形。」認為氣為雲氣或者為形成雲的氣體。《說文》釋「雲」說：「雲，山川氣也，從雨雲，象雲迴轉形。」顯然，古人把地表、水表蒸發的水汽當成了雲的初始狀態。 氣為雲，雲又與雨水密切相關——行雲致雨，雨落地為水，水又蒸發上升凝聚為雲。氣、雲、雨水實為同一物質的不同形態。風水對氣的推重，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水的推重。《葬書》說：「噫而為風，升而為雲，降而為雨，行乎地中，而為生氣，生氣行乎地中，發而生乎萬物。」這是由水、水氣能使萬物生長而引申出的生氣孕育萬物的理論。可見風水中的「氣」，其原型為「水汽」、「雲氣」，其最終形態還要歸結於「水」。風水對「氣」之生命力的崇拜，實為對水之生命力的崇拜。 氣論認為，天、地、人都是由氣所生成，它們之間有著某種共性，彼此可以相互感應。這種自然感應觀直接導致了大地有機（即大地有生命）說的出現。大地有機說認為，大地和人一樣，是有生氣的，人與萬物的化生都由氣血所導致。因而，地之生萬物也是因地之有氣血。這種大地有機說又直接導致了「大地為母」的觀念。「大地為母」的思想源於原始人類對女性的崇拜。女性生殖後代，大地也生育萬物，於是古人便把大地與母體相提並論。 大地有機說和「大地為母」的思想，最顯著的特點是始終把水看作是大自然的重要組成部分。《管子·水地篇》說：「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箢也……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流通者也……萬物莫不以生。」認為大地是萬物的根本，而水是地之血氣，萬物皆仰賴水的滋養而生。又說：「人，水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行，是以水……凝蹇而為人。」這就直接說明了水是人類生命的本原。 王廷相在論述萬物生成時也說：「水則陰精所化，萬物形質之本」（《家藏集·答顧玉華雜論》），「氣得濕而化質，生物之塗也，百昌皆然」（《慎言·道體》）。方以智也指出：「人身之津液，草木之汁，皆水也，一氣所生也……凡滋生，皆木之為也，精之屬也。」（《物理小識·卷一》）水為陰之精、血之本，是大地之母孕化萬物的根本。這是中華民族環境觀中對水的重視甚於其他任何物質的根由。 水是生命之本，人類的生產生活須臾離不開水，優美的自然環境也不能沒有水。 由於水獨有的性質和功用，水在中華民族的環境觀中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幾乎所有的風水著作，都明顯地表現出重水的特徵，強調「尋龍先看水」，「相地先看水」，「未看山時先看水，有山無水休尋地」，「吉地不可無水」，「風水之法，得水為上」。明代風水書中還出現了蔣階平所撰的專門論水的「風水」專著——《水龍經》，對水在「風水」中的作用和相水方法等進行了系統而又詳盡的闡述。 中華民族之所以十分推崇水，除了對「水是生命之源」這一永恆命題有著深刻的認知外，還主要基於水對人類理想生存環境所產生的決定性作用的認識：第一，水是產生生氣之源，是生氣的體現。 風水說認為，理想的生存環境主要由山和水構成，其中尤以水為生氣之源。風水中的「生氣」指的是一種萬物賴以生長、發育的活力，預示著生機，代表著昌盛。而水能「載氣納氣」（這已被現代科學所證實），是生成「好氣場」的基本條件。《管氏地理指蒙》云：「水隨山而行，山界水而止……聚氣而施耳。水無山則氣散而不附，山無水則氣寒而不理……山為實氣，水為虛氣。土愈高，其氣愈厚。水愈深，其氣愈大。」宋黃妙應《博山篇》說：「凡看山，到山場先問水。 有大水龍來長水會江河，有小水尤來短水會溪澗……水來處是發龍，水盡處龍亦盡。」《發微論》進一步指出：「氣隨土而起，故脈行必有脊。氣隨水而比，故送脈必有水。」上述所論說明了水與氣脈是密切相關的，生氣主要是藉助於水來傳送的，人們通常從水的大小來看氣之大小。 《水龍經》中所談氣機妙運、自然水法、論文干、理五星等，皆以水為綱，以「氣」為根本。作者在論「氣機妙運」時說：「太始唯一氣，莫先於水。水中積濁，遂成山川。經云：氣者，水之母；水者，氣之子。氣行則水隨，而水止則氣止，子母同情，水氣相逐也。夫溢於地中之氣趨東趨西，即其水或去或來而知之矣。行龍必水輔，氣止必有水界。輔行龍者水，故察水之所來而知龍氣發源之始；止龍氣亦水，故察水之所交而知龍氣融聚之處。」這段話十分深刻地闡明了「水」與「氣」的表裡關係，即水之所在即為生氣之所在，根據河川的走向就能找到「生氣」。這段論述也為無山的地方尋找生氣來源提供了理論依據，正如作者所言：「平洋之地，以水為龍。水積如山脈之住，水流如山脈之動……」水不僅有產生氣的作用，還有止氣聚氣的功能。《葬書》指出：「氣乘風則散，界水則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謂之風水。」氣隨著風吹而四散，遇到水就聚集不再擴散了。這就說明了水具有止氣以聚氣的功能，是保護生氣的關鍵因素。所以居住地周圍有水，就能止氣以聚氣。在風水家們看來，水能生氣、聚氣，所以選擇風水寶地必須「得水」。 第二，強調水的形狀要「環抱有情」。 中國風水學對水的形態總的要求是：隨龍、拱揖、繞城、腰帶。所謂「隨龍」，指水流順山勢而來，即不破傷山脈，也不被山脈所傷，並認為隨龍之水貴有分支。所謂「拱揖」，指水流從左右相從而至，不喧賓奪主，認為拱揖之水貴在前面。所謂「繞城」，指水流前後循環合抱，環繞而過，認為繞城之水貴有情。所謂「腰帶」，指水如彎弓狀從左右流過，認為腰帶之水貴有環灣。 風水說最看重的水形是「水口」。所謂水口，乃一方眾水之總出流處、總聚會處。在山區，水口在山口或泉之源頭；在平原，水口為河口。山口地多為眾水沖積而成的盆地，土地濕潤，水草肥美，適於人類生產和生活。古人以水口周圍為風水寶地，主要是認為水口為眾水所歸的地方，水多必氣旺。至於泉水水口，則因為它是水的源頭，古人以其為氣之源。明繆希雍《葬經翼·水口篇十》說：「夫水口者，一方眾水所總處也。昔人謂：入山尋水口；又云：中士求水口；又云：平地難得者，水口……若在山中，必得交互水口，方為有利；若結都會及帝王陵，必有北辰尊星坐鎮水口，高命聳異，望之驚懾者始合……此總水口也，亦名大水口。若中間只結一地，余皆為用者，其近身當必有小水口……昔人謂：大水之中尋小水者，指此。蓋水口乃地之門戶。」這段話強調了選擇水口的重要性，並將水口分為大水口與小水口。水口的大小，主要依據水口周圍的山勢來劃定。大水口，有高聳而驚懾人心的山峰坐鎮水口；小水口則砂勢平緩。風水說還認為上佳的水口應有山巒環抱。《青烏經》說：「水口宜山川融結，峙流不絕……獅象蹲踞回互於水上或隔水山而纏襄，大轉大折不見水去方佳。」《博山篇·論水》說：「水口重重，將相之關。山谷水口……左右交牙，氣聚其間。」上述議論均要求好的水口要形成山回水轉的格局，其意義在於聚氣、生氣。風水說中關於水口選擇的理論，在中國古代城鎮村落的選址實踐中多有體現。中國許多歷史悠久的城鎮村落大多建在水口之地，尤其是在山區營建的城鎮村落更是如此。從實用的角度認識，在山區水口之地選擇居住地，確有其好處：水口之地，往往是兩水或眾水沖積而成的小塊盆地，四周有群山環繞。這樣的地方，土地肥沃，水源充足，而且避風擋寒，冬暖夏涼，自然是人類棲息繁衍的理想之地。 風水說對水形的另一要求是曲屈環抱，即以彎曲環抱為佳，最忌直去無收。《博山篇·論水》說：「水近穴，須梭織。到穴前，須環曲，既過穴，又梭織。若此水，水之吉。」又說：「洋潮汪汪，水格之富。彎環曲折，水格之貴。直流直去，下賤無比。」《水龍經》在談到水的形局時，也認為「水見三彎，福壽安閑。 屈曲來朝，榮華富饒」。是書在「自然水法」歌訣中也說：「自然水法君須記，無非屈曲有情意，來不欲衝去不直，橫須繞抱及彎曲……」孟浩然《水法方位辨》說：「水法之妙，不外乎形勢、性情而已。今以水之情勢宜忌其詳於左：凡水，來之要玄，去要屈曲，橫要彎抱，逆要遮攔……合此者吉，反此者凶。明乎此，則水之利害昭昭矣。」可見風水對水流的形狀要求是「彎環繞抱」，講究「曲則有情」。

為什麼風水說崇尚婉轉屈曲的緩流之水，而忌直來直去的湍急之水呢？一方面，因為「河水之彎曲乃龍氣之象也」（《陽宅撮要》），屈曲、環抱回復的水能聚集和生髮盈盈生氣，保持生氣旺盛，不讓生氣散逸，從而生成好的氣場；若水直來直去無迴環，便難留生氣，導致不吉。另一方面，從生態環境的角度認識，婉轉之水多是「環抱有情」之水，水曲環繞，雲蒸霞蔚，本身就顯現出一片生氣盎然的景象；而且曲水潺潺，徐徐流淌，容易形成一種幽雅寧靜的環境氛圍。這樣的人居環境真是再理想不過了。而「直去無收」之水，一瀉無餘，雲氣散盡，令人感到生氣蕩然；而且直瀉之水，往往咆哮湍急，喧囂不已。住宅之旁如果流淌著這種水，肯定會噪音擾人，對人的情緒產生不良影響。所以，風水說要求人居環境周圍的水流要悄無聲息，是有其科學道理的。至於幽雅環境中的潺潺流水或叮咚作響的滴水，風水說認為也是可取的，因為這樣能襯托出環境的寧靜，但不屬於上吉。 與此同時，風水說還認為，彎曲的河流是以河曲內側為吉地，河曲外側為凶地。 《堪輿泄秘》說：「水抱邊可尋地，水反邊不可下。」這大概是居住在水邊的先民在對河流的變化作了長期觀察後得出的結論。這一結論與現代河流地貌中關於河曲的變化規律是一致的，即河曲之內側不但可避免水流的沖刷，還可以不斷淤積河岸，使地基增寬加厚；而河曲外側由於處於水流的沖刷方向，河岸隨時都可能遭到水流的侵蝕，容易導致堤岸崩坍。為此，早在先秦時期就有「汭位」（河曲之內）建宅為吉的說法。《史記·周本紀》在記載周初營建洛陽的過程時，就有武王命周公「自洛汭，延於伊汭，居易毋固……營洛邑而後去」的記述，說明洛陽城址的選擇是從洛河河曲然後到伊河河曲的。據考古發現，河南安陽的殷代遺址也處在河流的彎曲處。這表明至少從殷代開始，古人已對河流與聚落的關係有了明確的認識。後來風水說中關於「水抱有情為吉，直去無收為凶」的觀點，應該說是根源於科學認識基礎上的。 第三，重視水質，強調上品之水應迴環澄清。 水質的好壞常常預示著生氣的好壞，進而決定著環境的優劣。風水說以水味甘甜為上，辛咸次之，酸苦最下。《博山篇·論水》說：「尋龍認氣，認氣嘗水。其色碧，其味甘，其氣香，主上貴。其色白，其味清，其氣慍，主中貴。其色淡，其味辛，其氣烈，主下貴。若酸澀，若發餿，不足論。」顯然，色碧、味甘、氣香的水指示著最好（「上貴」）的水質，苦澀、發餿的水無疑是劣等水質的表現。同時，水質的好壞，除取決於水資源保護的好壞外，還與地質條件密切相關。 這是因為：「水本無味，因土而變味。氣以變土，土以變味。地有氣而後有水味，故鹽地皆龍氣所鍾。其餘州郡之大者，城內必多鹹水。鄉村有鹹水者必多富貴，此亦可以卜地氣矣。」原來水甜、水咸、水酸、水苦，主要由地氣所決定，因此可通過水味來辨彆氣之優劣、高下。選擇水質好的流泉，也就找到了生氣聚積的地方。因此，風水師察看地表水形，品嘗水質，判別地下泉水的優劣，其目的都是為了尋找聚積生氣的風水寶地。風水家們還注意到各種地下水與聚積生氣的關係，認為上好的地下水有結龍氣、生氣之功能：「陰穴近之，乃龍氣之旺，大富貴地方應有此應。」（《人子須知》）；而劣質的地下水則有沖犯損耗、削弱龍氣的負作用，不宜擇穴。

現代科學驗證，人們在生產生活中取用的水，主要為地表水和地下水（包括深層地下水和淺層地下水），這些水中，有的含有豐富的礦物質，有的則礦化度很低；有的呈酸性，有的呈鹼性；有的含有放射性元素，有的則不含……這些因素都對水質的優劣有一定的影響。而水質的好壞，又直接影響著生態環境的好壞，影響人的健康和壽命，這已是不爭的事實。好的水質，人們飲用之健康長壽，自然會人丁興旺；反之，惡劣的水質，人們飲用之多怪病纏身，甚至影響後代的繁衍。當今社會，人為水污染嚴重，特別是工業化造成的大面積水污染，不僅使魚蝦喪生，更嚴重惡化了人們的生存環境，並直接危害著人類的身體健康。因此，水資源保護已成為世界許多國家高度重視的課題。由此可見，中華民族的環境觀不但強調「得水」的形狀（即河流形狀）要屈曲環抱，有利於聚氣，而且對水質也有「色碧、味甘、氣香」這樣的高要求，其中的科學性、合理性是不言而喻的。 另外，風水說常把「土高水深，郁草茂林」的生態環境看作是理想的生存環境。 這就表明，一方面，人們往往通過「好氣場」的外部表現形式——林木茂盛來尋找理想的環境；另一方面，還要通過保護「龍脈」來保持風水，即通過廣植林木或保護林木和其他自然植被來防止水土流失，保持優美的自然環境，這又類似於現代意義上的水土保持。 第四，水在中華傳統文化中還有著特別的含義，通常被看作「財富」的象徵。 中國風水學在長期的實踐中形成了「山主富貴」、「水主財」的重要觀念。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佔主導地位的中國古代，一塊風水寶地往往是一家一族勞作、居住、休養生息的場所，而水（主要是河流和泉）又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一家一戶生產生活的小環境。《博山篇·論水》說道：「聚水法，要到堂。第一水，無辰方，食母乳，養孩嬰。第二水，懷中方，食堂饌，會養生。第三水，中堂中，積錢穀，家計隆。第四水，龍神方，廣田宅，太官方。」上述所提及的「養孩嬰」、「食堂饌」、「積錢穀」、「廣田宅」等概念，均離不開水，可見水與人類生存有著何等密切的關係。《水龍經》則明確地把水看作「財源」的象徵，指出：「水積如山脈之住……水環流則氣脈凝聚……後有河兜，榮華之宅；前逢池沼，富貴之家，左右環抱有情，堆金積玉。」《陽宅撮要》也認為「水為氣之母，逆則聚而不散。水又屬財，曲則留而不去也」，強調屈曲繞行的水才能使財富聚而不散。水為財富的觀念在中國古代一些建築民俗中也有所體現。如江南民居的「天井院」式建築，四面屋頂均坡向天井，這種將雨水集中於住宅之內的作法被稱之為「四水歸一」。「四水歸堂」，是徽派建築的一大特點。在徽州古老的民居中，狹長的一方天井，兼具採光、通風和排水等諸多功能。四面屋頂的水筧源源不斷地將雨水導入天井，這就是不肯讓財源外流的「四水歸堂」。「四水歸堂」還寓意著人丁興旺，家族源遠流長如川流不息。因為視水為財富，故在北方一些嚴重乾旱缺水地區，往往出現這種情況：不同鄉村的群眾，為取得某一河流或泉水的使用權，或對簿公堂，或流血械鬥，或世代為仇，老死不相往來。這分明是老百姓把水當作了金水、銀水、生命水和不得到之寧可死的心態的集中體現。 第五，重視水的景觀審美、水的交通與設險等方面的作用。 中國傳統文化中有「知者樂水，仁者樂山」之說。中國環境選擇觀強調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主張地美則人昌，寄託著強烈的天地人合一理想。對山水的選擇，無不「以人之意逆山水之意，以人之情逆山水之情」。文人墨客以山水詩（文）、山水畫來抒發其鍾情山水之美的情緒；中國風水學家則側重於實踐，將山水之美加以人工剪裁而經營城市、宮廷、民居及陵墓等建築，追求自然美與人文美的有機結合。如城市中的河湖水網、園林中的各種水景的構造、村落中玉帶般的溪流、民宅前的半月形水池等，以不同的方式參與了各種建築的塑造，水與建築渾然一體，呈現出秀美和諧的情境，時時觸動著人們的審美意識，不斷強化著人們對自然美的親切感。 「山性使人塞，水性使人通」，水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使人類享有舟楫之利。《平洋全書》指出：「依山者甚多，亦須水可通舟楫，而後建，不然只是堡塞之處。」可見對水的交通作用的重視。水不但是交通的載體，還是設險的屏障，如城牆外開挖的護城河，就是保護城市安全的一種重要設施。 在風水理論中，水既然佔據優先的地位，因而如何相水，便成了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自然界中水的形態千差萬別，故在具體相水時，也要根據不同水型，採取不同的方法。在相水方法中，「自然水法」和「五星分類法」是兩種最重要的方法。 自然水法涉及的範圍很廣，包括干水、支水、順水、曲水、纏水、界水、湖盪水等。 干水即大江大河之主幹之水，猶如樹木之樹榦。自然水法強調，「干水城垣」者為佳，「干水散氣」者為差。「干水城垣」指迢遞而來的江河水，形成一環形的「牆」。此水之所以為佳，因它能凝聚地中生氣。「干水散氣」指干水未能迴環成垣，不能聚得生氣。干水一瀉而去，不見環繞之處，斷不能生成聚集生氣的吉穴。干水汪洋恣肆，斜行而來，中間看去雖有曲折，但形不成環抱之勢，其間若無支水迴環以作內氣，同樣不行。 支水乃干水之分支，猶如樹木之樹枝。支水若直流而去，不能交界回抱，同樣結不成聚生氣的吉穴。惟幾條匯流而來的支水，或前後重重交鎖，或左右重重交鎖，幾分幾合，看去圓凈端嚴，形勢透逸，方能束氣結咽，止住並留得龍氣。總之，應在支水前後左右重重交鎖處立穴。 曲水即迴環屈曲之水。「曲水單纏」可用，「曲水朝堂」亦可用。「曲水單纏」指曲水一支迴環纏繞，形成種種不同的「牆垣」。選曲水佳處立穴，自然會福蔭子孫，大吉大利。「曲水朝堂」有多種形式，除「風擺柳條」稍遜外，其他大多為吉地。 順水有「順水曲勾」、「順水界抱」種種。「順水曲勾」指水流順勢而來，但不是直流而去，而是流到盡頭處迴環過來，到止息處有所環抱，形成「仰勾作鉤」或「抱頭勾勢」。立穴可在迎曲水處，亦可在垂鉤盡處。「順水界抱」，指在片砂勢之四周被水團聚圍繞，且水勢蓄成河盪。蓄水成盪的地方，自然是生氣結聚的佳處。 「五星分類法」，指用木、火、土、金、水五星劃分水型之法。此方法之理論基礎，即古風水書中所謂的「金圓、水曲、土方、木直、火尖」之說。「金圓」指金星彎環如蓋，「水曲」指水星屈曲流轉，「土方」指土星方整抱轉，「木直」指木星直來直去，「火尖」指火星斜來斜去。依相水之總原則，金星、水星、土星因其柔荏轉抱，多吉宜；木星、火星因其剛強衝激，多凶忌。一種思想觀念不斷地積澱，久而久之就會潛伏下來，並紮根人們的心中，流淌在人們的血管里，有意或無意地影響甚至左右人們的思想和行為。中國的風水學說通過數千年對人類生存環境的功利選擇，逐漸變成一種心理積澱，並以潛意識的形式極大地影響著中國人的環境選擇模式。 既然追求理想的環境是人類生活的永恆主題，那麼，以追求理想環境為目標的環境觀或曰風水意識就有其不可忽視的實用價值。在上述環境觀念的影響下，中國的民居、村落和城市的選址與建設，從形式到內容無不打上了「風水」的烙印，並表現出鮮明的重水傾向。 重視人之居處是華夏環境觀的重要特徵。常言道：山川秀麗，必有俊傑；地傑則人靈，地美則人昌。說明生存環境對人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風水說始終把宇宙、大地看作人賴以生存之「氣」的來源，強調「感天地之氣」。因此，風水說特別重視人與自然環境的關係，強調「人之居處，宜以大地山河為主」，即人之所居應與大地山河相依，要與大自然相協調。因此，對於城、村、宅的選址，都追求後有靠山，前有流水，左右有砂山護衛，從而構成一個形局完整地理單元的模式，只是由於它們本身單位大小等級的差異而導致環境模式的相對差異。儘管如此，從本質上說，它們的基本結構是相同的，可以說宅址是村址的複寫，村址是城址的複寫，宅址、村址和城址之間是一種全息互顯的關係。 關於城市選址。由於城市的單位等級較大且關係到一國、一省、一縣的風水運勢，所以人們在選址時往往從大環境著眼，對諸如來脈、護砂、朝察、去水等均有講究，尤其表現出注重都邑的脈絡形式和遵從建於江河湖海之濱的傳統。《宅譜問答指要》說：「欲知都會之形勢……必先考大輿之脈絡。朱子云：兩山之中必有一水，兩水之中必有一山，水分左右，脈由中行，郡邑市鎮之水旁拱側出似反跳，省會京都之水，橫來直去如曲尺……」例如，北京在歷史上曾是金、元、明、清王朝的都城，北京原始聚落的形成無疑是環境選擇的結果。古老的北京（薊城）坐落在永定河渡口的偏北位置，後有靠山，前有流水，寬廣的大平原成為都市寬大的堂局。再如古城洛陽地處「天下之中」，北靠邙山，南臨洛水，東壓江淮，西挾關隴，「山河拱戴，形勢甲於天下」，故曾成為九朝都城。另外，南京、杭州、西安等古城也都處於依山傍水的形勢，並都曾為中國的古都。 不僅大的都市如此，中國古代中小城鎮的選址也大多與風水中所倡導的宏觀地理形勢有某種暗合之處。「古者建都立邑，皆必據形勢，相水泉」（張居正語）。 例如在山地建城，必選在依山臨水的山凹處；平原之地建城，多把城址選在濱水的地方，而且絕大多數以河流的彎曲之處為首選。這種選址從環境生態的視角看，完全符合風水說中關於「氣界水則止」、「河水之彎曲處乃龍氣聚會之處」的道理，被認為是理想的「風水寶地」。從實用的角度出發，這種選址的科學之處表現在：一是水是城市的生命線，城址位於濱水之地可以為城市人的生產生活提供用水之便；二是河流環繞能獲得舟楫之利，尤其在古代陸路交通不發達的情況下，水上交通對於人們的出行顯得尤為重要，往往成為連接城市內外的重要通道；三是河流本身還具有防禦的功能，如長江、黃河常常被視為防禦敵人進攻的天然屏障；四是水還是優化小環境氣候的重要條件，同時也是美化城市、構建園林景觀不可或缺的物質元素。 另外，在水資源不足的城市，還要不惜代價引水入城，如20世紀80年代以來，為解決天津、青島、香港等城市的水資源危機問題，先後興建了引灤入津、引黃濟青、東深引水等大型跨流域（區域）的調水工程，使這些極度缺水的城市又得以在外調水的滋潤下煥發出生機與活力。 關於村落的選址。村落單位等級較城市小得多，大環境的形勢一般要由上一單位等級決定，故村落的選址主要著眼於自身小的風水環境。中國古代村落的選址亦強調背山面水，要求村基形局完整，山環水抱，以達到「藏風、聚氣」之目的。 在山地則以山為龍脈，強調所倚之山應山脈悠遠，起伏蜿蜒，以成為一村「生氣」之來源；在平原或少山之地的村落則以水為龍脈和生氣的來源。風水說認為，平原之地，只要四面水繞流一處，即形成龍脈，可使生氣凝聚。因此，處在水鄉的村落，特別重視水的作用，追求以水為環帶的村落格局。以水環境優美著稱的皖南西遞村，夾溪而建，潺潺流水穿村而過，整個村落因水而生機盎然。清人王元瑞的《黟山竹枝詞》寫道：「南湖一水浸玻璃，十里鐘聲柳外堤。絕妙樓台西遞起，月光梅影畫東溪。」南湖、柳堤、樓台、月光、梅影、東溪，西遞是一處讓人多麼神往的生存之地啊！中國古代村落之所以對水極為重視，還與把水視為財源象徵的文化心理有十分密切的關係。因此，古代村落環境尤為重視水口（指一村之水流入和流出的地方）形勢。風水中對水口之入口處的形勢要求並不嚴格，認為有水流淌（象徵滾滾財源）過來即可；但對水出口處的形勢則有嚴格明確的要求，即必須水口關鎖，使去水九曲迴腸，緩緩而去，為的是不讓財源流失。《地學簡明》指出：「凡一鄉一村，必有一源水，水去處若有高峰大山，交牙關鎖，重疊周密，不見水去……其中必有大貴之地。」對缺水的村落往往要引水入村，有的甚至在村落的宗祠等地開挖池塘，以「蔭地脈，養真氣」，從而達到聚財、興運的目的。 關於民居的選址。居住之「宅」字的本義，原與選擇的「擇」字相同，漢代劉熙《釋名》說：「宅，擇也，擇吉處而營之也。」表明住宅之地是要慎重選擇的。 「凡人所居，無不在宅」（《宅經》），「地善即苗茂，宅吉即人榮」（《三元經》）。這就說明民居與千千萬萬普通百姓的生活息息相關，而住宅的好壞，對人的生活質量、發展運勢猶為重要，所以中國古代民居的選址和布局都表現出極強的環境選擇意識。由於住宅的等級較之城市和村落來說是最小的單位，故宅址的選擇主要著眼於其本身的風水環境。山無水則無神韻，居無水則無意趣。中國古代民居的選址仍離不開「背山面水」的環境模式，即「左有流水，謂之青龍；右有長道，謂之白虎；前有污池，謂之朱雀；後有丘陵，謂之玄武」（《陽宅十書》）。這樣的地方往往青山翠綠，碧水繞流，整個生態環境呈現出一派祥瑞之氣。但事實上，由於民居本身的單位等級較小，在同一村落中，不可能使每個民居都獲得流水、砂山等，所以許多民居只好在宅前開挖池塘，以營造住宅周圍優美的環境，同時滿足流水聚財的心理需要。 歸結起來，不論是城市、村落還是民居的選址，都講究「背山臨水」，希望「得山川之靈氣，受日月之精華」。這種典型的環境模式，本身就具有生態學意義。 在位於北半球以季風氣候佔主導地位的中國許多地區，城鎮、村落多選在坐北朝南、依山面水的緩坡階地上，這種選址的生態學價值是：背有靠山，有利於抵擋冬季北來的風寒，還可以滿足人們心理上的安全感和自慰感；面朝流水，主要是為了充分獲得水的恩澤，如享有飲用、灌溉、養殖、舟楫等方面的便利；地處緩坡階地，既可避免洪澇之災，又可為人們提供開闊的視野；處朝陽之勢，便於獲得良好的日照。同時，這種山水相依的形態，往往是山清水秀、環境宜人的地方，這與環境觀所追求的「風水寶地」的理想是完全合拍的。從這種意義上講，風水說所追求的環境，實際上是一種良好的生態環境。通常情況下，環境質量高的風水寶地，常常是生態環境良好的地方。 華夏民族環境觀所追求的是與大地山河相協調的理想生存環境——天人合一的化境，而這樣的「風水」環境絕對不能缺少水的因素。一方面，水是大地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是生命之源，是人類生產生活須臾不可或缺的物質；另一方面，水又是氣候的反映，直接影響著區域內的土壤和植被，左右著區域內的生態環境，並最終決定著人類生存環境的質量。「吉地不可以無水」，這是古徽州人的信念（徽州民間甚至流傳著「漁梁水厚則徽盛，水淺則徽耗」的說法），更是中華民族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