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信仰與美國的制度優越感

　　 當把「好制度」和「壞制度」、「好國家」與「壞國家」的劃分邏輯進一步推及到對文明的區分和優劣判定時，便產生了所謂的「文明衝突論」。在許多美國人看來，與他們理想中的社會模式距離甚遠的非西方文明不僅僅是異類，而且極可能「其心必異」

　　正如托克維爾所說的那樣，「在每一種宗教之旁，都有一種因意見一致而與它結合的政治見解」，美國的政治和宗教「一開始就協調一致，而且以後從未中斷這種關係」。

　　在美國，人們的宗教和制度信念具有「同源性」，基督教信仰滲透到政治、經濟、社會的方方面面。美國人不但在宗教信仰上高度一致，而且在核心政治理念上也存有堅定的共識。

　　這種共識主要表現為對民主制度、自由企業制度和人權保障制度之理念的信奉和認同。在他們看來，憲法保護下的自由、民主和人權保障制度，具有崇高和神聖的意義，是一套正確性不容置疑的價值標準，它符合上帝的意旨。

　　《獨立宣言》中有如下經典告白：「我們認為下邊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對此，托克維爾感慨道，美國人「把基督教和自由幾乎混為一體，以至叫他們想這個而不想那個，簡直是不可能的」。美國宗教政治學家保羅·威廉姆斯曾說過，美國人「把民主的理想視為上帝的旨意」。

　　美國人對自由、民主、人權等原則所持有的信念相當堅定。克拉克洪認為，美國價值系統的核心部分和獨特性「安如磐石」；弗里和坎特利爾看到，200多年來，大多數美國人的基本政治信條，在意識形態層面上「幾乎原封不動」。迄今為止，美國仍然保留著基於同一套政治理念的唯一一部憲法及一種政府體系；而同期的大多數國家則見證了憲政體制的代代更迭。

　　美國是一個「鄭重關切」所謂「美好」和「高貴」之政治制度的國家。美國人對自身制度持有超常的自信和道德優越感，以至於認為它是唯一最好的制度體系。美國人在自身制度優於他國的自信方面具有強烈的共識。在民主及自由市場經濟大有獨步天下之勢的現今時代，福山等人甚至認為人類意識形態的進化已經到達終點，喊出了「歷史已經終結」的豪言壯語。這種「單一的、普遍的、帶有支配性的」政治信念或意識形態，使美國人在制度上難以理解和接受其他可能的選擇。在談到美國人單一的制度信仰時，霍夫斯塔特感嘆道，「（在他們心中）沒有一些意識形態，只有一種意識形態，這就是我們民族的宿命」。

　　依照這套對政治制度進行取捨的意識形態或價值體系，美國人認為不民主、不自由、反人權的制度，即便不是「壞的制度」，至少也是需要被改造的制度。對於那些制度和意識形態與美國不一致的國家，美國人會對其產生本能的警惕甚至敵意。一旦這些「壞的國家」之存在，讓美國感受到現實的威脅，它們便很容易被升格為「邪惡力量」（邪惡，Evil，一詞本是宗教術語，該詞在基督教中意指「撒旦」及「邪靈」，是與上帝代表的「善」勢不兩立的「惡」勢力），成為美國在意識形態上的「敵人」。

　　在西方政治傳統中，至少有一大批政治理論家堅信，正義是從區分敵友開始的，政治範疇被定義為敵人與朋友之間意識形態的博弈。美國在相當程度上繼承了這種帶有宗教色彩的政治傳統，把作為敵人的「其他」確立為「邪惡者」。威爾遜、羅斯福、杜魯門、里根以及布希父子等人都曾在不同場合發表過有關「邪惡」、「其他」的言論。艾森豪威爾更是直言不諱地表示：「凡是反民主的就是反對上帝。」

　　為意識形態敵人貼附「邪惡」標籤，對美國來說早已是輕車熟路：冷戰時期，美蘇之間的對抗被描述成民主力量對專制獨裁、資本主義對共產主義、基督教對無神論之間的一場拯救文明世界的鬥爭。對阿富汗的戰爭，以「十字軍東征」作為隱喻；在本·拉丹問題上，「誰不支持我們，誰就是反對我們」。

　　小布希總統在就職演說和其他公開演講中多次表達了如下論調：「為自由而戰既是我們的責任，又是我們的特權」。

　　當把「好制度」和「壞制度」、「好國家」與「壞國家」的劃分邏輯進一步推及到對文明的區分和優劣判定時，便產生了所謂的「文明衝突論」。在許多美國人看來，與他們理想中的社會模式距離甚遠的非西方文明不僅僅是異類，而且極可能「其心必異」。亨廷頓等學者有意強調文明之間的差異和衝突。他們聲稱，以文明和文明衝突為基礎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現；意識形態和文化上的根本性差異將使「西方」文明與伊斯蘭和亞洲等「非西方」文明之間無法同居一室；西方世界的生存有賴於美國人對「美國信念」的堅持，以及他們對西方文明的重新認同和責任擔當。

　　如果說亨廷頓等人只是委婉、含蓄、有節制地表達了西方文明「高人一等」的論調，那麼施特勞斯相關的表述可算直白、露骨了。在他看來，不同的民族和文明之爭不是多元文化之爭，而是「高尚與卑劣、美好與醜陋、文明與野蠻之爭」。這種極端的文明劃分標準不禁讓人聯想起歐洲」十字軍」時代的「遺風」：一邊是基督教的「文明」世界，另一邊是異教的「野蠻」世界。

　　（作者分別系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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