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天：「禮崩樂壞」的過去與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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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來，「禮儀之邦」成為中國文化自傲與優越感的通行證，一種自以為是的文化意淫，並以此蔑視西方文化。在這種文化傲慢中，表現出的心理暗示為：中華民族才是「禮儀」的發源地，並延綿至今，其餘皆是蠻夷。在這片土地上人們都是謙謙君子，至少曾經是。現實的殘酷在於，今天中國人的修養與禮儀錶現令人失望。這是國際機構給出的各國國民修養排名：

　　中國排在倒數第二的位置。不幸的是，這種排名已經不是第一次。

　　當年孔子因為「八佾舞於庭，是可忍而孰不可忍」，疾呼「禮崩樂壞」;今天，當我們以「禮儀之邦」自詡的同時，再以「禮儀之邦」的標準來衡量社會現實和人們的行為規範時，恐怕又是一次「禮崩樂壞」。中國人所到之處，喧嘩、吵鬧、粗俗，動輒拳腳相加，以至於很多場合，只有漢語提醒注意事項，還談得上什麼禮儀呢?

　　不過這只是問題的一面，如果仔細分析昔日的禮儀之邦，就會發現;今天人們理解的禮儀，與孔子講的周禮，以及《禮記》中的禮儀大相徑庭，全然不是一回事。或者說，禮儀根本就不是修養與禮貌或者道德自律，以及國民修養，也與百姓沒關係，有關的話也只是下跪和喊萬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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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禮儀是等級制度的產物，是君臣之間，或士大夫之間的價值體現與行為規則。這些基本與國民行為的修養沒什麼關係。

　　一般認為，「禮」和「儀」是兩個概念：禮，是制度、規範、法則，或者說是社會意識觀念，是價值體現。儀，是禮的具體表現，是儀式，是形式，是行為模式。

　　禮儀最初的產生是宗教祭祀活動，尤其與中國祖先崇拜的祭祖活動緊密相關。祭祀活動是禮儀的起源，而祭祀活動是帝王和貴族才有的特權，平民幾乎沒有這種權力。所以，禮儀最初也與平民無關。這是其一。

　　其二就是等級貴賤的體現。

　　《禮記·中庸》：「序爵，所以辨貴賤也。」禮的產生是為了辨別尊卑貴賤。

　　《禮記·坊記》：子曰：「天無二日，士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

　　《禮記·表記》：子曰：「惟天子受命於天，士受命於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

　　孔子不但強調天子與臣子之間，貴族與平民之間，家庭父子之間的等級差別，而且認為這種差別是天命所授，一成不變，神聖不可更改。這種差別要用特殊的禮儀制度規範固定下來，不可逾越。

　　《禮記·坊記》：「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

　　《禮記·月令》：「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倉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偽，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為旗章，以別貴賤等級之度。」

　　因此，這種等級制度下的禮儀，並不能代表民眾的受教育程度，文明程度，無法證明民眾的修養與行為規範，當然也無法證明貴族官吏的修養與行為道德。從歷史的發展來看，恰好相反，這種禮儀制度可能更多的是對人性、對人格的一種戕害，是對文明進度的一種阻礙。

　　《禮記·祭統》：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

　　《荀子·禮論》：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

　　在這裡講到禮的三本，強調的是天地以及先祖，就是沒有人的位置。可見，禮儀是輕視人本身的。禮重視的是祭祖祭神，等級制度重視的是身份貴賤差別，根本沒有人的位置，或者說，中國的禮儀之邦，從來就沒有人的位置。沒有人的位置又何談禮儀之邦呢?所謂禮崩樂壞，是等級制度被破壞了，尊卑貴賤的差別被破壞了。這種破壞，有時恰好是人的自覺意識的覺醒的體現，是人的尊嚴的體現。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的感嘆，就是禮儀的等級被僭越被破壞。

　　後世評價孔子的禮：明於禮儀，而陋於人心，確實如此。或者說，孔子所說禮儀只見等級，尊卑貴賤，卻嚴重輕視人的存在，等級禮儀之下，十分輕視人的尊嚴。這與我們今天所講的禮儀，強調人的尊嚴，恰好相反。

　　禮儀，在中國從來都表現出顯著的工具性。士大夫們研習禮儀，不過是將其作為進身的工具而已。禮儀修養並沒有成為士大夫的精神素養與人格追求，更不包含貴族精神的內容。

　　在科舉制度之下的禮儀，就如科舉制度之下的儒家學說，盡顯工具化的本質。讀書人刻苦攻讀，十年面壁寒窗苦，就是為了用「四書五經」這塊磚敲開仕途的大門。「仁義禮智信」不離口，「道德文章」不離手，但是只要一朝進入體制之內，戴上官帽穿上官服，這些都被棄之一邊而不顧，官場潛規則就成為其唯一的行為準則。工具化之下並沒有將禮儀作為紳士修養的目標，或人格化的行為規範，更沒有貴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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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以來，隨著王綱解紐，特別是五十年代年之後的歷次運動，再經過文革的破壞，禮儀的等級觀念遭到極大破壞。同時，遭到破壞的還有真正意義上的禮儀規範與道德修養。也就是，倒洗澡水時連同盆內的小孩也倒掉了。目前在權力話語之下，禮儀的等級內涵再次得到強化，而且從未有過的強化。至於民眾的文明禮貌，行為修養依然是一片空白。

　　一部近代史，幾乎就是東西文化的矛盾史。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到後來的改革開放引進資金技術，白貓黑貓論等，無不是在解決「體用」之爭的矛盾。也可以說近代史就是中國「禮崩樂壞」的歷史。東西方文化以及價值觀的激烈衝突之下的中國文化和傳統觀念，進退失據，不知所措，包括主流話語莫不如是。2011年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的上任，又帶來一股不小的衝擊。駱家輝身為一國大使，而且是富裕強大的國家大使，上任時乘坐飛機的經濟艙，出機場時自己肩扛手提行禮，隨行的家人無不手提行禮，就如旅遊觀光回家的普通人家;攜家人出門打的;帶朋友吃幾十元錢的便當;去民工子弟學校參觀等，這一系列行為，在西方可能是再正常不過的現象，但是按照中國傳統等級觀念和禮儀觀念來衡量，無疑屬於禮崩樂壞，大逆不道之舉。關鍵的是，象較之下，這種價值觀和行為嚴重衝擊了中國官場作風，衝擊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等級觀念，也就是嚴重衝擊了中國的「禮儀」等級制度。而中國傳統文化中禮儀的等級貴賤分別的神經格外敏感，難怪引來央視記者芮成剛的發難，並一時間成為網路的熱門話題。這種情景與清末西方文化以及價值觀初來中國時何曾相似。當媒體指責駱家輝作秀的時候，恰好說明這是「禮崩樂壞」遭到衝擊時等級制度做出的本能反映。

　　春秋戰國時的「禮崩樂壞」是由於周王朝的衰微，王綱解紐，群雄崛起;近代以來的「禮崩樂壞」怕是西方文化以及價值觀的進入使然。改革開放以來，實際上繼承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衣缽。黑貓白貓論實際上只接納西方的科技成果，而拒絕其產生這一成果的土壤。不論內在的自相矛盾如何明顯，從洋務運動到改革開放，中國文化之下的社會現實的確糾結其中，不能自拔。當今天面對駱家輝上任帶來的價值觀衝擊，主流媒體認為這是「新殖民主義文化」的入侵，總之是洪水猛獸，非我族類，是「禮崩樂壞」的罪魁禍首。當時孔子才大聲疾呼恢復周禮，今天怕是又要撿起孔子的老調子：「非禮勿聽，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從這個角度的來看，今天的「禮崩樂壞」或許並不是壞事。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不是壞事，今天也未必是壞事，因為關鍵還要看「崩」的是什麼「禮」。

　　從世界文明進程來看，等級觀念的崩潰，人的尊嚴的確立，是大勢所趨，無法逆轉。

　　但是，我們還要看到問題的另一面;就是「崩」了等級觀念的「禮」，國民的禮儀修養、禮儀文明、道德修養確實還處在較低水準，這是不爭的事實。因為國民的禮儀教育與行為規範從來就沒有被納入文化的視野。當等級制度的禮儀遭到挑戰時，在等級制度下被捆綁而存在的一點禮儀規範也隨之被拋棄，使本來就十分微弱的國民修養幾乎完全喪失了行為約束，這恐怕也是不爭的事實。就連跌倒的老人該不該攙扶也要大加討論，公共場合毫無顧忌的自私行為，這樣的現實說是「禮崩樂壞」一點也不為過。今天，在國際公共場合每每看到用漢語提醒中國遊客的警示牌也說明「禮儀」喪失的嚴重。其實，不是喪失，而是從來就沒有建立起來。

　　由於對西方文明的偏激宣傳，國民往往將西方的禮儀，文明和行為修養，作為嘲笑的對象，並以不拘小節為自得。行為粗鄙，仇恨滿腔，不知廉恥，結果是中國人的形象醜陋不堪，走到哪裡都被側目。從這個角度講「禮崩樂壞」確實痛心疾首。

　　事實已經證明，文化復古的自我陶醉，以及單一的經濟增長，不可能提高一個國家的國際地位，也不可能真正改善國民的素質與修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