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大會閉幕,兩天大會開了啥,一文帶你全看懂
9月21日,經過兩天的緊張而熱烈的報告和討論,第八屆世界儒學大會就要結束了。在這有限的兩天時間裡,來自世界近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200多位學者發表了非常精彩的報告,可謂盛況空前,這也標誌著儒學在當代中國與世界的發展轉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本屆儒學大會的主題是儒家思想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圍繞大會主題,與會學者兩天時間都講了啥,著名學者林安梧一一做了精到總結,看完這篇微言大義的文章,兩天大會的內容你也就能了解一二了。
一、創造性詮釋與理論創新
北京大學杜維明把儒家詮釋為一種「精神人文主義」,認為作為一種綜合而整全的人文主義, 它結合了人類經驗所共有的四個維度:自我、社群、自然、天道:自我指個人的身體、心知、靈覺和神明的融會貫通;社群指個人與社群之間健康的互動;自然指人類與自然之間持久的和諧;天道指人心與天道的相輔相成。
清華大學陳來認為,郭店楚簡《六德》是孔子第一代弟子子貢、子游氏所為,它同時具有早期德行論和角色倫理的特點;從文化繼承的角度說,德性倫理因其普遍化性格,比較容易處理其繼承的問題,而角色倫理中與特定時代特定社會的特殊性相聯結的成分,在現代人的繼承時就必須加以明確揚棄。
美國夏威夷大學成中英從康德的上帝意識談到孔子的天道意識,由此對人類公共理性的建立作了富有啟發意義的探索。
華東師範大學陳衛平認為,儒學之「道」具有這兩方面的意義,即宇宙和人生兩個領域相融合的普遍原理之道和將真善美集於一身的價值理想之道;由此表現了哲學的自覺和個性;儒學之「道」這兩方面意義,圍繞「性與天道」而展開。
復旦大學楊澤波認為,在「儒家生生倫理學」系統中,內覺先於智性,只有內覺才能成為這門學說可靠的邏輯起點;所謂內覺簡單說就是在倫理學範圍內人的一種自我覺知能力,通過內覺我可以覺知到自己正在思考「我應該如何成就道德」這個問題。
韓國成均館大學金聖基通過對易道發現之基本原理加以闡述,指出易經哲學源起於「普遍觀察」與「直覺體 悟」的兩方向;人已經成為變化現象之綜合作用以及其律則化的主體;人在探索宇宙萬物變化現象中先把握宇宙原理,而後再與人道世界結合。
山東大學林安梧認為從「血緣性縱貫軸」到「人際性互動軸」的轉化與發展,「內聖外王」的結構調整為「外王──內聖」,相應的是由君子儒學,而開啟了一嶄新的公民儒學的歷程。
中山大學黎紅雷提出企業儒學,它將儒家的治國理念轉化為現代企業的治理哲學,以儒學之道駕御現代管理科學之術,不但解決了企業自身的經營管理問題,而且為儒學在當代的復興拓展了新的領域。
山東大學黃玉順提出國民政治儒學,認為儒家政治哲學有三大歷史形態:王國政治儒學→帝國政治儒學→國民政治儒學;國民政治儒學的基本內涵是:國民所有;國民所治;國民所享。
華東師範大學方旭東提出「分析的儒學」,認為儒學的基本價值(大經大法)是「仁」,仁有「生生」、「一體」義;由「生生」義,可以響應「氣候倫理」並超越之;由「一體」義,可以解釋當代的共享經濟。
二、儒家思想與人類命運共同體
英國劍橋大學大衛·普里斯特蘭(David Priestland)認為社會主義廣義上講是政治意識形態,其強調平等,這是社會主義的核心思想;儒學強調大公無私、天下大公、克己,通過重新復興儒家思想可以消除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帶來的不平等和腐敗現象。
美國弗吉尼亞州立大學汪榮祖先生認為,今日中國和平崛起,正可以儒家王道精神為理論;一帶一路一旦實現既定的目標,真可為全世界增加樂利與和平,可說是王道精神的具體落實;王道才能為人類提供正確的精神指引和強大的精神動力,為人類共同的命運做出貢獻。
中國人民大學張立文認以儒家智慧為底色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科學理論體系的完善圓融,使中國方案、中國聲音為世界人民所認同、所點贊,登上世界多邊外交舞台,是話語自信性的體現,人類命運共同體面對現實界的諸多衝突、戰亂、恐怖威脅,提出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為宗旨的化解之大道,展示了天下的和合力。
中國藝術研究院劉夢溪認為,六經的價值論理是中國文化貢獻給人類的普世價值,這些價值理念的精神旨歸,是使人成為健全的人,使群體成為和諧的群體,使家成為有親有愛有敬的和睦的家,使國家成為講信修睦、懷柔遠人的文明禮義之邦。
中共中央黨校喬清舉認為,基於中國傳統文化,以「和諧」的價值觀為核心,以「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理念為國際交往準則,以不同文明的平等包容、相互借鑒和學習為基礎,逐步打破民族國家的限制,建立民主正義的國際秩序,形成全球經濟與政治、文化與文明、命運與生命共同體,從而實現人類永久和平願景,將是中華文明對於人類文明史的偉大貢獻。
荷蘭萊頓大學凱南格(PralayKanungo)認為儒家提出的「和」需要重新哲學化並積極應對關於自由、權利、不平等、壓迫、暴力和衝突等問題的新挑戰,帶來和諧、和平。這不只是中國和亞洲的繁榮,對整個世界都有重要意義。
伊朗學者阿雷扎(Alireza Khoshrou)認為當中國領導人相信儒學是其全球軟實力戰略的元素時,中國需要為它的外交戰略明確軟實力在其中的角色,以儒家思想為主要內容的中國軟實力已經影響了中國的外交政策。
美國南印第安納大學特倫特·康格斯(Trent Engbers):從「強調仁和禮作為社會責任的起點」、「以恕觀支撐西方的利他主義」、「消解五倫的等級詮釋」三個方面具體分析了儒家思想對非營利組織在中國興起與管理的影響,認為儒家思想的復興會更大程度上促進公益活動的發展。
俄羅斯歐洲研究所馬良文認為要滿足全球新興社區這個概念的要求,需要在其他的兩個重要觀念背景下進行評估:公共性和相似性或共享,這些概念的融合形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真正基礎,而且它可以作為基於協同原理的一種新的全球化秩序的基礎。
三、儒學發展的義理闡釋與世界傳播
中山大學楊海文從先秦詩書文化對孔孟文化守成主義作了論述,認為文化守成主義從孔子傳承到孟子,根源於先秦儒家對文以載道的社會學理想類型有著高度的覺悟。
上海交通大學余治平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的視角對孔子的軍旅行事迹和戰伐主張作了闡述,認為原始儒家的精神氣質中有一定的崇武尚武氣質。
台灣政治大學董金裕認為孟子「四端說」是對人性的肯定與激勵,意義重大。
中國人民大學梁濤結合《荀子》具體篇章的思想特色,對荀子人性論的歷時性發展作了具體分析,認為荀子後學有自覺向思孟回歸的傾向。復旦大學東方朔對荀子性惡論作了剖析,對化性如何可能的道德動機作了深入分析。
山東大學曾振宇從「民心即天命」的角度對董仲舒政治哲學作了論述,認為董仲舒思想的核心是仁學,董學就是仁學。
四川師範大學黃開國認為,當今文經學完成為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的理論論證之後,所要作的主要工作就不再是圍繞君主專制制度的經學義理髮明,而在對經典文本的解釋,這就疏離了政治,這是今文經學日漸衰落的最重要原因。
山東大學王新春以張載《西銘》為例對儒家視域下的個體價值作了闡發,認為與西方鮮明的生命個我意識不同,中華文化語境下儒家有其獨特責任使命擔當下的個體意識。
廈門大學朱人求,從理一分殊、主敬窮理、正心誠意、文化傳承、以家為本、關愛民生、教化天下等方面概括了朱子文化的基本精神,認為這都是朱子全體大用思想的具體展開。
南京大學李承貴認為務實踐行、修行工夫、辨別是非、伸張正義是陽明學的四大精神,這些不僅是陽明心學生命力的源泉,也是其貢獻於現代社會的積極資源。
紐西蘭坎特伯雷大學伍曉明對「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是實然之心還是超然實體作了深入闡發。
美國布朗大學包筠雅(Cynthia Brokaw)從儒家書籍的出版傳播角度指出十六世紀末到十九世紀末,儒學作為一個共同的價值觀,對晚明普通民眾教育和清代出版熱潮有重大影響。
武漢大學胡治洪通過分析熊十力經學思想中的外王說,認為他雖然信奉經濟均平、社會自由、人際平等、政治民主、世界大同等富有現代性的政治理念,但他始終以儒家經典為普遍的至上價值。
台灣東海大學蔡家和考察了牟宗三《圓善論》對孟告之辯的詮釋,認為牟先生以心學的方式吸收了朱子格物致知之學,這是其詮釋的特殊處。
美國哈佛大學帕特里克·孟迪斯(Patrick Mendis)認為中國文化和儒家哲學啟發了美國的開國元勛,他們在儒家思想基礎上建立了一個新的商業共和國文明及其古絲綢之路發展的貿易關係。
台灣政治大學陳逢源認為韓元震為18世紀朝鮮後期「湖洛論爭」重要人物,他突破朱學詮釋困境,彰顯栗谷一派心法,建構了朝鮮儒學直究朱熹而上溯孔子的學術樣態。
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麗莎·奎台特(Lisa Kuitert)通過對東印度群島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圖書貿易的調查研究,發現該時期,儒家教育在東印度群島的教學中佔有重要地位,這包括了許多致力於教育教化的中國移民與殖民地普遍使用的儒家教材。
法蘭西公學院程艾蘭(CHENG Anne)介紹了赫伯特·芬格萊特所著《孔子:即凡而聖》,認為該書實現了對《論語》的革命性詮釋,開啟了對孔子儒學的第二次全球性傳播。
深圳大學景海峰從「現代性與保守主義」、「中西會通的哲學之路」、「批判的傳統主義」三個方面對當代儒學發展的形態及趨向作了評析,認為要警惕類似儒家原教旨主義對儒學發展的危害。
四、禮樂、宗教
山東大學曾繁仁認為儒家禮樂教化植根於天人合一觀念,以中和為政治、道德、審美觀念的核心,其實質是德音之教;禮樂不僅能夠通過教化人心達到社會的和諧,而且能夠促進人類社會與天地自然的整體和諧,達到天人相通的自由的審美境界。
武漢大學郭齊勇認為,禮樂文明是具有宗教性的人文精神;禮樂文明內含政治正義與社會治理的智慧;禮樂文明富有生態智慧;禮樂文明彰顯道德理性與君子人格;禮樂文明具有藝術與美學精神。
台灣中華文化大學曾春海認為,孔子不但定禮樂的正當典制,更正本清源的將禮樂立基於「仁」這一道德的根性或道德的主體性,禮樂的文飾、典制隨時代的變遷而調整,但是深植在禮樂文化的人文理性「仁」,是人文精神的活水源頭,必須自覺內證而自我肯定這一道德價值的本源。
山東師範大學丁鼎認為,《禮記》是儒家思想精髓和核心價值觀的最主要載體;其中所蘊含的「天下為公」的社會政治理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追求,仍然具有跨時空的普遍意義。
中國藝術研究院鄭長鈴結合陳暘《樂書》,認為要繼承和復興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除了要讓民眾了解傳統文化、知其所以然,建立起對自身文化的認同與自信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挖掘傳統文化的當代價值,讓傳統「活」起來。
中國社科院劉豐認為,戰國時期子夏學派提出的「無體之禮」,不但是儒家禮學思想從孔子、子夏過渡到荀子的一個重要思想環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戰國直至漢代禮學發展的路徑。
山東大學姚中秋認為沒有信仰之凝聚,就沒有穩定的政治共同體,中國之偉大政治成就不能不溯源於華夏之可普遍的信仰-教化之道,具體表現為敬天、敬祖、敬聖賢、多元一體的神明觀與祭祀之義。
陝西師範大學丁為祥認為,儒家「關心政治,參與社會,熱心文化」 成為人類宗教現象中的一大特色,其人文性的「兼容」與匯通性的「底色」,也就構成了儒學在現代社會中作為一種人生信仰的價值與意義。
中國社會科學院趙法生認為殷周之際的宗教變革使得給華夏民族帶來了人文道德之光的人格化天帝隱退,其精神需要軸心時代即將登場的哲人來拯救,天帝天命的時代結束了,天道天理的時代即將開啟。
山東大學謝文郁從「敬天情結與儒家仁政」的角度出發,通過分析儒家仁政一些基礎性情感的界定,呈現了儒家仁政作為一種責任政治的運作機制。
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張平以「經典『節期』對話自然『節令』」為題對中國與猶太傳統節日作了比較研究,認為在某種程度上,儒家時空合一的節令比猶太節期的獨立時間更為複雜,尊崇節令所需要的資源更多,更不容易與大眾節慶融為一體。
烏干達麥克雷雷大學孔子學院奧斯瓦德(Oswald Ndoleriire)指出儒學與非洲傳統宗教的相似點在於,二者都包括重要的儀式、對祖先的崇敬、禮拜場所的存在、家庭的中心作用和普遍和諧的觀念。
芬蘭赫爾辛基大學黃保羅(Paulos Huang)認為儒家價值觀對現代中國社會生活的影響越來越大,基督教可能是儒家倫理面對人類共同價值最重要的刺激因素之一。
五、倫理、道德、政治
中國社會科學院李存山認為,崇尚道德是儒家學說的最高價值取向,「仁者愛人」是儒家學說的第一義,中國文化有著現世主義的「以人為本」和「以民為本」的優秀傳統;中國文化可以涵容多種宗教,而沒有宗教一元的排他性,這與中國文化是以儒家學說為主幹有著密切的關係。
中國藝術研究院侯樣樣認為楊向奎所說「儒家思想對於中華民族來說是一種凝聚力量,尤其是「公羊派」的大一統思想更起著無比的凝聚作用;儒學實在不僅屬於漢族,它是中華民族文化和文明的核心;在「五四」時代,好像一提倫理,就等於吃人的野獸。其實 沒有倫理才會野獸橫行」,楊向奎這些真知灼見在今天仍很有啟發意義。
俄羅斯聖彼得堡大學 N.A.薩莫依洛夫對孔子倫理和俄羅斯的社會思想作了論述,指出托爾斯泰最重視孔子倫理的道德自我完善學說,他斷言,道德的完善是無止境的,一個人永遠也不能說他至善至美了;道德完善的理念是托爾斯泰學說的基石。
浙江社會科學院吳光認為文化是與武力相對而言的「人文化成」、「文德教化」,文化自信就是對本民族文德教化、人文精神傳統和道義力量的信仰與踐行。文化自信的本質是道德自信。
四川大學舒大剛章提出儒為德教說,將儒家所論諸德歸結為私德?、公德?、和天德,提出以孝悌忠恕勤?提高個人品德,以溫良恭儉讓?培養家庭美德,以恭寬信敏惠?提升職業道德,以仁義禮智信?改善社會公德,以天道性命情?升華天地大德,突出了儒家德教對於當代道德建設、信仰找回和環境保護等所具有的重要價值。
韓國首爾大學郭沂以「中、和、樂」「自然、仁義、慈悲」、「真、善、美」「民主、自由、平等」對比論述了中西價值觀的差異與融通,並以「安」為中華文明的終極價值。
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朱漢民認為,以仁愛為中心的道德價值體系,代表了中國公益慈善事業的人性與文化的基礎;仁愛是一種包容量很大的愛,它既肯定由近及遠、由親及疏的等差之愛,同樣也包括「博愛之謂仁」的精神;仁愛體現出中國人堅持一種「極高明而道中庸」的公益慈善理念。
日本筑波大學嚴錫仁認為保護親子間的「親密」,鼓勵親子自覺地各居其位並履行其責任,並提升自身的道德修養這一儒教家庭倫理思想,對當下依然具有巨大的意義。
伊朗國際文化研究中心穆罕穆德·海珊·莫扎法里(Mohammad Hossein Mozaffari)我們需要在道德和非道德的鴻溝上建立新的範式,以解決人權話語的新挑戰,而不是在東西方差異的基礎上構建新的挑戰。因此,伊斯蘭傳統和儒家哲學以及其他文化都可以促進人權話語新範式的發展,從而提高人權標準的普遍性。
北京大學倪培民認為在宋明新儒家的意義上,功夫意味著一般生活的藝術,而不僅僅是武術;功夫倫理有包容性,但它超越了道德的善良;有了功夫倫理學,我們可以在基本原則上保持堅定的觀點,與此同時開放並包容差異和創新。
香港中文大學黃勇認為認為朱熹發展了一種屬於新儒學倫理的歷史形式,這是一種理想美德倫理的典範。與亞里士多德一樣,朱熹也對人性概念提供了一種美德的描述。不同之處在於朱熹認為人性不僅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東西,而且是人類特有的東西,而人類不同於其他生物的地方就在於人性,也就是最重要的儒家美德觀念仁,而西方思想家們多認為是理性。
台灣輔仁大學陳福濱認為倫理教育應重視儒家倫理思想所具有的普遍性;通過認同傳統倫理價值,可以防止現代化過程中的弊端;在倫理教育的實施過程中,應擴充人性中的公共性以建構合理的公共福利與公共政策。
華東師範大學朱傑人認為,儒學的價值取向是入世的,是關注現實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儒學價值取向的現實關切,因「修齊治平」的提出而成為儒家不可或缺的意志;沒有對家國興衰的關懷,就不會有儒學的產生。
山東大學貝淡寧認為,過去幾十年,民主留下了驕人的記錄:富裕、穩定和自由的國家都是民主國家。但是,民主也有重大缺陷,甚至未來可能造成政治上的困擾,而政治尚賢制是否有助於將這些問題最小化,值得我們認真思考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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