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的形成
三聯生活周刊封面：中東的形成
蘇伊士運河引發的權力變遷史
中東的形成
◎李鴻谷
「他們無法表述自己，他們必須被別人表述。」
在《東方學》的首頁，愛德華·W。薩義德曾引述馬克思所言，作為他理解的中東的一個概論。這個「無法表述自己」的中東，準確嗎？
如果我們只是選擇航海大發現以來的全球現代化進程史為基本坐標，那麼，在這個時空里的中東，它的狀況，自是需要仔細辨識。
一般史論將1869年蘇伊士運河的通航認定是近代中東形成的一個標緻性事件。大航海時代所「發現」的東方，因為這一河道的開通，格局變得嶄新——現代化先發區域的「西方」，與遙遠而資源豐富的「東方」，其貨運線路整整縮短了40%。即使140年後的今天，經蘇伊士運河完成的貨運量仍占歐亞兩洲海運貨物的80%。世界因這條運河而迅捷相連，是那個時代的偉大事件，即使現在，它仍為事實。但這只是現代化西方的勝利？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早有洞見：「(東方和西方之間的中東)握有使兩極之間直接交往的通道暢通無阻，予以封閉或迫使重新開放的權力。」這種權力，或者將導致燦爛的古埃及、古巴比倫文化，以及阿拉伯文化因這條運河而興？這當然是後世讀史者並無意外的想像。
只是，歷史的進程，斷無如此浪漫之想像。蘇伊士運河開通後，中東發現了儲量達全世界總量2/3的石油——如果說現代化的西方全球征戰史，無不以資源爭奪為核心，而這種爭奪又以石油為甚。正如基辛格所說，「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國家」。那麼，中東的價值，豈可能只是通道之便？如果深入梳理兩次世界大戰，以及此後的中東各場戰爭，石油的爭奪無不深藏其間，成為關鍵因素，各種權力也因此深刻介入中東。如此劇烈爭奪，中東的複雜由此而如被打亂結構的線團，處處有線索與頭緒，卻任何一處也難清晰。在現代意義上開始形成的中東，只是將其視為區域史——這當然不夠，它幾乎是一部全球現代化史的縮寫版。只是，它還處在歷史過程之中，成型尚遠。
當然，我們樂觀地將蘇伊士運河的通道價值與作為資源的石油價值，認定為中東現代化的歷史動力，亦無不可。但是，如果我們忽視這一區域在全球結構里，尤其是西方/東方關係里的強弱比例，同樣不智。薩義德意識到的「無法表述」，只是弱勢話語權——眾多權力中的一種而已。其實，更真實的疑問是，中東在被誰表述？
在這個時代、這個時刻的中東，我們視野里的那些紛亂，認識它理解它，最重要的途徑之一就是尋溯其歷史根源，而且有能力辨識誰在「表述」。非此，我們如何認識真實的世界與真實的中東。
石油中東，權力變遷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國家；如果你控制了糧食，你就控制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貨幣，你就控制了整個世界。——基辛格
◎李鴻谷
埃及的選擇：「十月戰爭」
一場由兩國聯合起來發動的戰爭，最關鍵、需要總統決定的是什麼？1973年埃及、敘利亞對以色列的「十月戰爭」，埃敘雙方將領最後討論而無法確定的是：開戰的時間與具體時刻。
當時埃及《金字塔報》總編輯穆罕默德·海卡爾記錄了這次機密會議：
「戰爭應該在什麼時候打響？埃及人主張在下午，這樣他們的軍隊就可以背著陽光攻過蘇伊士運河去，而以色列人的眼睛則受著陽光的刺射。埃及人將有幾個小時的日光可以渡河，接著又有6小時的月光，在這段時間裡浮橋可以架設完畢，然後，在後半夜漆黑的6小時里，裝甲部隊就能渡過運河。可是，敘利亞人卻想在拂曉發動進攻，因為他們是向西進攻的，他們渴望背向陽光的心情不亞於埃及人。於是提出了幾種折中方案，例如，埃及人說可以讓敘利亞人天一亮就動手，他們自己可以在下午接上去干。敘利亞人表示反對，因為這樣一來使他們有好幾個小時不得不孤軍作戰，而且會破壞在兩條戰線上同時發動突襲的有利因素。埃及人接著又建議，他們在發動進攻的那天下午動手，敘利亞人可以在第二天拂曉開始行動。敘利亞人對此又表示反對，他們說這不僅同樣會破壞奇襲的部分有利因素，而且從政治上考慮也是錯誤的，因為這會給人一種印象，彷彿他們行動遲緩，落在埃及人的後面……」
戰爭當然不只是宏大敘事，小計謀小計算多著呢。
這年8月，埃及、敘利亞高級將領最後會議之際，埃及總統薩達特正在沙特、卡達與敘利亞訪問，這當然是跟戰爭有關的出訪。最重要的結果是：石油將可能成為戰爭的一部分。
即使對於發動戰爭的薩達特，似乎也樂意沉醉在那些小計謀中，在他的自傳《我的一生——對個性的探討》里，記錄他當時出訪：「對某國外交部長說，『請轉告你們總統，告訴他一個秘密，我10月份將去聯合國。但我不願公布這件事。』我知道過幾秒鐘，這件事就會傳到以色列。果然這樣。因此，以色列以為我不敢進行戰爭。」
而此前，1953年5月與8月，薩達特兩次發布全國總動員令，以色列迅速集結軍隊準備應對可能的戰事，結果沒有任何衝突發生。一次集結，以色列就將付出1000萬美元的代價。這讓薩達特很得意。後來，有記者問當時以色列國防部長達揚為什麼10月這次不集結軍隊？達揚的回答很沮喪：我們以為這又是一場騙局。戰爭結束後，美國官員告訴埃及人，當年5月美國就已經獲悉埃敘的這個代號為「白德爾」的計劃，「但是當時他們並不相信」。
戰爭爆發的前3天，10月3日，埃敘雙方仍未確定最後的進攻時刻。下午，或者拂曉？敘利亞總統阿薩德必須做出最後的抉擇。他選擇了14點這個時刻，理由是：「如果在埃及一線失利，阿拉伯人就完蛋了，也意味著敘利亞完蛋了。如果在敘利亞一線失利，那還不至於是完蛋。我們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埃及身上。」
阿薩德決定攻擊時刻的這天，根據以色列阿格拉納特委員會的報告，以色列總理梅厄夫人召開了一個軍事會議，以軍情報系統報告說：「鑒於阿拉伯人對西奈地區雙方力量對比的估計顯然沒有發生任何變化，因此一場埃及、敘利亞聯合發動的進攻的可能性不大。」
這個時候，埃及與敘利亞必須將他們的啟動戰爭的時間通告蘇聯。蘇聯迅速派出大型軍用運輸機，將剩下的蘇聯人及家屬運離埃及，薩達特當然不太愉快，說「他們不相信我們會贏」。
按以色列戰爭結束後，調查這場戰爭的阿格拉納特委員會的記錄，以色列人在戰爭爆發的當天凌晨4點，得到情報機關的準確信息：贖罪日這天，預料埃敘肯定將向以色列發動一次襲擊——只是在時間上略有誤差，以色列情報機關判定的時間是18時，比真正的進攻時間晚了4個小時。於是以色列人行動起來。美國時間當天早上7時(開羅時間中午13時)，基辛格迅速跟以色列、埃及和蘇聯「熱線」聯絡。這時候，以色列情報部門負責人澤拉舉行記者招待會，向以色列軍事記者們介紹情況——當他正在介紹運河前線局勢的時候，他的辦公室主任走了進來，交給他一張卡片。他看了看卡片說：「他們告訴我，一場戰爭隨時都可能爆發。」說完，他又繼續進行介紹。過了一會，又送來了另一張卡片。將軍看了看，離開房間，接著他回來說：「諸位先生，會議到此結束。」當記者們在國防部乘電梯下樓的時候，尖厲的空襲警報聲已在長鳴。
1973年10月6日14時，改變世界格局的第四次中東戰爭(十月戰爭)爆發。
沙特的決定及後果：脆弱的世界
「十月戰爭」爆發當天以及第六天，沙特國王費薩爾兩次致信美國總統，先是要求尼克松說服以色列立即從它佔領的全部阿拉伯領土撤走；後又警告美國，如果它繼續與阿拉伯國家作對，沙烏地阿拉伯決不會袖手旁觀。但是，尼克松對此說服與警告不予理睬，於10月13日下令美國空軍開始向處於被動局面的以色列軍隊緊急空運軍火。費薩爾決定做最後努力。10月15日，他派遣外交代表前往華盛頓，當面向尼克松和基辛格陳述沙特反對美國支持以色列的立場……但是，毫無結果。
於是，另一場戰爭，石油戰爭，無可逆轉。
埃及總統薩達特當年8月出訪沙特時，曾跟費薩爾討論過石油作為戰爭武器的可能性。
石油作為戰爭的武器，理論上的建構來自埃及前副總理兼工業和礦產資源部部長穆斯塔法·哈利勒，在他應《金字塔報》邀請撰寫的專題報告里論述：石油應當被視為一種戰略的和經濟的商品，它本身不是一種武器，因為石油本身絕不可能贏得一場戰爭。它可以作為一種政治手段來使用……
簡單來看，哈利勒的觀點很明確：石油作為「武器」，必須在真正的戰爭格局裡，才會顯現其價值。碰巧，這個時候的中東，正啟動了一場「十月戰爭」。
在此之前，石油與前三次中東戰爭，均未建立強關聯；相反，對於並無足夠石油儲量，卻一心渴望建立阿拉伯聯盟大國的埃及而言，他們與產油國的關係，經由1967年的「六五戰爭」完成了一種並不言明的「經濟聯盟」關係。這場埃及大敗的「六五戰爭」結束後，在中東首腦會議上，沙特國王費薩爾為了彌補埃及損失，首先宣布願意一年捐款5000萬英鎊幫助戰爭中受害的國家；同時他還建議科威特應當捐6000萬英鎊，利比亞捐3000萬英鎊……雖然當時參加會議的埃及總統納賽爾並未要求補償。在這些捐款里，埃及按其份額，將可每年得到1億英鎊，這比他們在戰爭中所受損失還要多出10%。
驕傲的、希望領導阿拉伯世界的埃及，與那些富裕的產油國形成了一種有趣的聯盟：只要埃及開戰，產油國將予以經濟補償。只是出於尊嚴，埃及總統從未直接要求過補償與數目。
1973年的埃及，薩達特面臨的經濟局面已經窘迫。在其自傳里，他坦陳接任總統之際看到美國方面報告說：埃及經濟最多還能支撐兩年。很遺憾，薩達特隨後意識到，「這種描述與判斷是準確的」。那麼，另啟一場戰爭，會不會改變這種格局？戰爭的因素眾多，《金字塔報》總編輯海卡爾在他的書里記錄薩達特告訴他要啟動戰爭，經濟是原因之一。
這場以「突襲」而進入經典戰史的「十月戰爭」，除了埃及與敘利亞，事前只有沙特的費薩爾國王知曉其事。這與埃及希望得到戰爭補償有關，只是目前刊布的材料，未有任何關於這方面的細節。作為埃及的總統，薩達特當然需要維繫一國總統之尊嚴。相反，薩達特在拜會費薩爾時——費薩爾說這次如果要使用石油武器，他可以使用。「但是，」費薩爾說，「要給我們考慮的時間。我們不想在只打兩三天就停止的戰爭中把我們的石油作為武器來使用。我們想看到的是一場能使世界輿論動員起來的長期戰爭。」
「十月戰爭」結束後，中東問題專家貝卻敵在其專文里統計：截至(1973年)10月8日，阿爾及利亞為給埃及購買軍火在莫斯科開的戶頭已達3億美元。到10月10日，利比亞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又把這個數目增加到8.5億美元。根據在開羅得到的數字，沙特很快跟著給埃及和敘利亞各拿出5億美元。1974年2月底，伊拉克透露，它也捐贈了5000萬美元。
戰端既開，沙特國王費薩爾甚至在戰爭進行到第九天的時候，還派出自己的外交代表去向美國總統表達阿拉伯國家的要求，只是他最後的努力，仍然無效。
10月19日，在美國決定向以色列提供22億美元的緊急援助後，沙特立即宣布從當天起減產10%，並對美國實行禁運。中東產油各國隨即宣布減產和對美國實行禁運。僅一周時間，阿拉伯產油國的日產量比當年9月大約減少400萬桶，減幅達20%，等於世界石油貿易量減少12%。戰爭在進行了兩周後，即告休戰，進入談判時間。但石油戰爭並未停止，當年12月23日，石油歐佩克組織決定把每桶石油的價格從2.12美元提高到11.65美元，加上10月份提價70%，油價在兩個月內增加了387%。基辛格在回憶錄里說：48個小時內，就使美國、西歐、日本和加拿大的石油開支增加了400億美元。
作為戰爭武器的石油，所影響的當然不可以單純以美元損失計算。簡單看，以1973年1～6月統計，歐洲對阿拉伯石油的依賴：義大利79%、法國77%、聯邦德國74%、西班牙69%、荷蘭69%、丹麥68%、英國63%……另一個經濟發展迅速的亞洲國家日本，76%的石油需從中東進口。在一場真正的戰爭里，石油作為武器，高度依賴中東石油進口的國家，將無比脆弱；石油禁運、提價，全球性經濟震蕩無可避免。
即使是美國，雖然1972年統計，他們只有5%的石油進口，而其中僅18%系中東提供；1973年中東石油進口有大幅提升，但也只有10%從阿拉伯國家進口。不過，經濟危機帶來的除了恐懼，還有實在的損失。美國聯邦能源署報告說：5個月的石油禁運，使美國經濟失去5萬個工作崗位，GDP損失100億～200億美元。
為石油而戰，與石油成為戰爭的武器，結果迥異。世界格局，也因石油成為武器而巨變——控制石油，由此控制全球經濟的權力演變，至此，別開新面。石油以及全球權力的故事開始變得極度複雜。
發現石油，發現中東
作為政治地理概念的中東，開啟於兩大事件：蘇伊士運河的開鑿與發現石油。
1859年，蘇伊士運河開鑿始建；同一年，美國人德雷克在賓夕法尼亞發現油井，這是美國石油開發的開始，也是世界石油大規模商業性開發的開始。只是，當時的美國，在發達的歐洲之外。石油需要得到歐洲人的肯定，才會重新影響美國與世界。
後來晉陞至英國海軍上將的費舍爾爵士，在一般描述里，被認為是發現石油價值最重要的歐洲人。1882年，當時還是英國海軍上校的費舍爾，認定那時只是用來做礦燈照明的這種「岩石油」未來前途無限——在當年一次公開集會上，他宣稱：英國必須改變海軍使用煤炭作動力燃料的現狀，而應選擇這種「岩石油」作為新型燃料。回溯這段歷史，威廉·恩道爾在其《石油戰爭》里描述：當時只有俄國輪船使用這種被俄國人稱為「黑油」的黏稠燃料油。
費舍爾之所以被認為是石油最重要的發現人，在於他認真計算出這種煤炭替代能源的經濟性：用石油為動力的戰船沒有黑煙，不會暴露目標，而燒煤的戰船拖著長長的煙尾巴，10公里以外都能看見。燒煤的動力裝置，要達到最大馬力，需要4～9小時，而燒油則只需要5分鐘。要給戰艦提供油料，只要12個人工作12個小時，而提供同樣能量的煤，則需要500個人工作5天。要得到相同馬力的推力，燃油引擎只需要燃煤引擎1/3的工作量，每天消耗量也只有煤的1/4，這對於一支船隊來說，是非常關鍵的。無論船隊是商船隊還是海軍艦隊，以油作為動力，其活動半徑是以煤為動力船隊的4倍。
但是，當時英國人並不認可費舍爾的這種念頭。很幸運，費舍爾熬到了英國海軍大臣的位置。1904年，甫一上任，費舍爾即成立專門委員會，「考慮並確保英國海軍石油供應」。
後世讀史，費舍爾的個人英雄傳奇，如果放諸當時歐洲整體格局裡觀察，當然有別樣理解。1588年，英國擊敗西班牙艦隊後，開始建立自己海上霸主的地位，但是，這種地位在進入20世紀後，新的挑戰者——德國，迅速崛起。那一時代的歐洲，能量尤其是對工業與運輸業而言，最主要的是煤炭。以此計算，1890年，德國產煤8800萬噸，英國則為1.82億噸，相差一倍；而到了1910年，德國、英國煤產量對比，是2.19億噸對2.64億噸之別，相差極有限。而另一項關鍵數據，鐵產量——1890年，德國、英國是460萬噸比790萬噸；20年後，這一數據倒過來，德國1460萬噸對英國1000萬噸。同時，利用創新的鍊鋼工藝，德國的鍊鋼成本比19世紀60年代降低了90%。
戰艦的材料鋼鐵，以及戰艦的能源煤炭，德國不是接近就是超過英國。壓力之下，費舍爾以及領先者英國必須另覓新途，尋找能源替代。
英國人的第一個獵物是澳大利亞業餘地質學家威廉·諾克斯·達西與他手裡的波斯石油特許權。19世紀90年代，新波斯(今伊朗)國王希望國家進入現代化，他召見了達西，要求他幫助波斯建設鐵路。作為回報並為了換取大量現金，國王1901年授予達西一項特權：在60年的時間裡，他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在波斯的土地上自由探採石油，所有發現的與石油有關的財產，都將歸他所有。達西支付了大約2萬美元的現金，並同意只要找到石油，他都從銷售額中支付給國王16%的礦區使用費。4年後，也就是在費舍爾當上海軍大臣之後，英國人找到了達西，說服他將手裡的授權轉讓給英波(盎格魯—波斯)石油公司。後來英國政府購買了股份，並佔據了公司的主導地位，只是未有公布。英國獲得了它的第一個石油資源。
10年後，英國人在中東獲得了更大的石油機會。1914年3月19日，根據《外交部協定》英波公司在重組的土耳其石油公司中掌握50%的股份，德意志銀行和殼牌石油公司各持股25%。另按協議，英波公司與殼牌公司各拿出2.5%作為「受益人利息」給土耳其石油公司創始人卡洛斯特·古爾本金。這一協定的簽約方還必須接受一個「自我放棄」條款，即除非通過土耳其石油公司共同合作，他們當中任何人不得在奧斯曼帝國任何地方單獨從事石油生產。這一限制性條款，表明這家新公司控制了整個奧斯曼帝國土地上的石油資源。看上去，德意志銀行在此獲得了25%的股份，但如果深入探究，卻不盡然。這時候，德國事實上被美國洛克菲勒標準石油公司所控制——標準石油公司所屬的德國石油銷售公司控制著德國銷售總額的91%，而德意志銀行只擁有標準石油公司德國銷售公司9%的股份。
在石油這種戰略資源的佔有結構上，英國與德國，強弱立現。
1911年，溫斯頓·丘吉爾接任費舍爾擔任英國海軍大臣，他立即遊說，要求把海軍軍艦動力燃料改為石油。而且，同樣也是在他敦促下，英國政府秘密購買英波公司[今為英國石油公司(BP)]大多數股份。石油成為英國未來戰略利益的核心所在。
在因為蘇伊士運河的開通，中東成為連結東西方最便捷通道後，石油開始成為這一地區最有戰略價值的資源，它深刻地影響了這一地區的形成與發展。 英法與德國：兩次世界大戰可是，德國呢？
無論煤炭，還是鋼鐵，當年最為核心的工業要素，以及由此製造出來的新型戰艦的速度，德國都開始全面接近並超過英國。這與20世紀80年代，日本在傳統經濟要素上超過美國相似。只是，後來者未必有好的機會；而且，領先者從不會給追趕者機會。
德國人的機會是「三B鐵路」。1889年，在德意志銀行的領導下，德國工業與銀行家從奧斯曼政府那裡獲得了一項特許權，建設從首都君士坦丁堡橫穿小亞細亞安納托利亞的鐵路。這一協議持續10年後，1899年，奧斯曼政府又批准了第二階段的建設，即從柏林抵達巴格達鐵路。柏林—拜占庭—巴格達，開頭字母都為B，「三B鐵路」由此成名，成為強大德國的希望。
如果說，這條鐵路開通，並且未來由巴格達向科威特延伸，那麼傳統的通過海路，經蘇伊士運河而連接的東西方，其通道優勢，將不復存在。這對控制著蘇伊士運河的英國人，當然是重大的挑戰。當時被派往塞爾維亞軍隊的英國資深軍事顧問拉方分析說：「如果柏林—巴格達鐵路建成，這塊生產數不盡的經濟財富、海上軍事力量根本攻擊不到的巨大內陸疆土將統一在德國的周圍。俄國與它的西方朋友英國和法國，將會被這一屏障隔開。」
拉方的警告尚未完結，1912年，德國政府與工業界已認識到石油是未來經濟的燃料，是戰略性資源。這時，正是與奧斯曼皇帝談判為巴格達鐵路融資的時刻，德意志銀行提出鐵路兩旁20公里範圍內的所有石油和礦產開採權，由鐵路公司控制。奧斯曼皇帝同意了這一要求。此時，地質學家們已經在美索不達米亞(伊拉克)的部分地區發現了石油，而建設中的柏林—巴格達鐵路的最後一段正好穿過這一地區。
鐵路以及鐵路周邊的石油，德國人看到了超越英國人的機會。當然，德國人並沒有表現他們的野心。德國人也知道英國人為了保護印度與東方通道，一定會維護他們在海灣與蘇伊士運河的利益。1899年，德皇威廉二世訪問君士坦丁堡，談妥新的柏林—巴格達鐵路合約後，在溫莎城堡會見了英國女王維多利亞，親自說情，邀請英國參加三B鐵路項目。《石油戰爭》分析這段歷史：很明顯，沒有英國的積極支持，這項工程將面臨極大的困難，不僅是政治上的，也有財政上的困難。這條鐵路最後一段的建設規模遠遠超過了德國銀行的資金調配能力，即使有德意志銀行這樣的大銀行，僅靠德國也是不能勝任這麼巨大的工程融資任務。
很遺憾，英國人對德國人的建議，興趣有限。因為這事關國家及其全球控制權。
在巴格達鐵路談判的最後階段，英國女王打出了她的制勝牌。1901年，她命令停在科威特海域的英國軍艦，要求土耳其政府必須考慮把阿拉伯下游的海灣港口劃為英國領地。這樣，即使德國能夠完成巨額融資，建成三B鐵路，這條鐵路也斷無可能由巴格達延伸至科威特，取代蘇伊士運河的價值。德國的鐵血首相俾斯麥曾不無傷感地說：「只有一種情況能促進英德之間的關係的改善，那就是勒住我們經濟發展的韁繩。然而這是不可能的。」
德國皇帝邀請英國參與鐵路建設15年後，英國人給出了他們的明確答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英國與德國是戰爭對手。
資源爭奪當然是世界戰爭最為重要的推動力。以石油資源的佔領來觀察第一次世界大戰，也未必不是一個有意思的角度。只是在「一戰」之前，美國生產的石油佔世界產量的63%，俄羅斯的巴庫大約佔19%，墨西哥佔5%，中東的石油資源是未來的戰略所在。領先者英國自有超越一般國家的視野。「一戰」結束後的《凡爾賽條約》，以國際法的形式將中東的利益劃給了英國與法國，納入兩國的殖民體系之內。只是，法國的獲益有限，只擁有敘利亞與黎巴嫩。
「一戰」結束，那個戰爭爆發前剛剛成立的新的土耳其石油公司中，德意志銀行的25%的股份，因為德國戰敗，隨即劃轉給法國石油公司。戰爭很現實也很殘酷，德國在中東可能的利益，包括三B鐵路，經此大戰，灰飛煙滅。
由資源爭奪角度進入觀察，第二次世界大戰，英國人從敦刻爾克撤退，法國敗降之後，希特勒的德國下一個目標就是中東。這其實是交戰雙方共同的意識，很簡單，這裡是他們共同的利益所在，也是爭奪之關鍵。歷史，曾經的爭奪並不會中斷，只會以更強烈的方式重續。
英國從歐洲大陸撤退之後，丘吉爾隨後決定英國從本土向中東地區派遣最強大的增援力量。歷史學家湯因比讚美此舉，「堪與622年羅馬皇帝赫拉克利當波斯軍隊已在博斯普斯海峽亞洲岸邊紮營之後，親率遠征軍從君士坦丁堡解纜起航，直搗波斯心臟的決策媲美」。不過，英國進入北非尤其是埃及後，局面並不樂觀。法國的潰敗與英國敦刻爾克的撤退，戰爭爆發時立即斷絕與德國關係的埃及法魯克國王，開始猶豫……英國堅決要求國王任命穆斯塔法·納哈斯組織新政府，但國王態度含糊。英國大使在中午將一項最後通牒呈交國王，要他在下午18時之前做出任命，或者自食其果。過了18時，任命並未發出；當晚21時，英國大使在英國駐埃及總指揮官陪同下，率3輛輕型坦克闖入皇宮大門，要求法魯克國王：要麼任命，要麼登上停泊在蘇伊士運河上的英國軍艦，「到塞舌耳群島或模里西斯島去度過餘下的戰爭歲月」。這個故事跟「一戰」時期「沙漠里的勞倫斯」一樣，當時勞倫斯以英國政府允諾戰爭結束後阿拉伯國家獨立為餌，鼓動阿拉伯人為英國利益而戰，並為此付出10萬人的生命。結果，戰後，曾經的許諾如輕煙而逝。強權者邏輯，就是這樣。後來，勞倫斯在其回憶錄里承認：阿拉伯人的士氣是我們贏得東部戰爭的主要手段。我向他們保證，英國將信守諾言。在這種許諾之下，他們幹得十分漂亮……(對於欺騙行為)我時常深深愧疚。
同樣，完成了西歐的征服，希特勒的目標明確，《世界事務的中東》描述說：希特勒制定並實施其從南北兩路包圍中東的鉗形攻勢。在南路，希特勒懷著與1798年拿破崙同樣的野心，企圖通過佔領北非國家，特別是把埃及當做一塊跳板，藉以從歐洲大陸跳入印度洋；在北路，希特勒抱著與德皇威廉二世同樣的夢幻，企圖循三B鐵路故道，從土耳其安納托利亞高原和蘇聯的高加索山脈南下波斯灣，與南路會師，完成鉗形攻勢。——蘇德之戰，無可避免。
中東當然是希特勒德國的夢想所在。當然，還有由此往東的遠東。
沒有意外，德國戰敗。德國人沒有奪走英國人的權力。只是，中東的爭奪，經過兩次世界大戰，即使勝利者英國、法國亦將自己的力量消耗殆盡，曾經擁有的權力開始搖搖欲墜。過度追逐或捍衛權力，最終也將傷害權力擁有者本身。
石油公司們的中東：權力基礎
石油當然是國家戰略與國家利益，但是，我們的觀察僅止於此，將失去縱深維度。
「二戰」之後，按馬歇爾一攬子計劃里的數據材料：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西歐能源消費結構中，有90%來自煤炭。由此可見工業發達並領先的國家，比如英國、德國對石油的重視，在當時之超前。戰後經濟重新啟動，數據表明：1947年歐洲從中東進口的石油僅占歐洲進口石油的43%，一年後即迅速增為66%，1950年則達到了85%。
問題是，誰向歐洲提供了這些中東的石油？石油雖為國家利益所系，但並非國家本身提供石油產品。很多時候，我們忽視了石油作為產品生產及流通的現實狀況。這種粗疏，任何立論都嫌空洞。所以，失去對石油公司尤其是其權力的觀察，我們無可理解權力變遷。
除了英波公司的伊朗石油，最為關鍵的是中東石油控制條約(1920年《聖雷莫協定》)，即土耳其石油公司的股份結構安排：英波石油公司47.5%、英荷殼牌石油公司22.5%、法國石油公司25%、古爾本金5%。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獲勝，保持住了自己對中東的控制。但是，這份具體保持對土耳其石油公司的股份控制的協定，卻面臨挑戰。
1911～1920年，美國的石油消費增長了90%；這一期間，美國機動車從180萬輛增至920萬輛，因此迅猛增長，石油供應能力成為美國人普遍的擔心。而美國礦產局局長1919年預計：「在今後2至5年內，我國油田生產將達到上限，此後我們將面臨日益加快的下降階段。」對未來石油短缺的擔憂，迫使美國石油公司在世界範圍內尋找新的石油來源。中東的石油，對美國人而言，當然重要。但是，《聖雷莫協定》拒絕了美國公司，這一協定規定：非經土耳其石油公司共同合作，任何公司將不可進入這一地區開發。如果說，「一戰」之前，土耳其石油公司還有25%股份歸德意志銀行所有，而美國控制了德國的石油供應，因而可以間接進入中東，那麼，作為參戰國並是勝利方的美國，戰爭結束後反而失去了機會。
美國公司不能進入緬甸、印度與波斯，現在又擠不進最有石油潛力的奧斯曼帝國。《石油戰爭》里記錄：1921年4月21日，美國國務院代表美國標準石油公司正式發表聲明，強烈要求參與中東的石油開採，英國外交大臣柯曾勛爵給英國駐華盛頓大使發了一封簡短而又粗暴的回信，聲稱在英國控制下的中東不允許任何美國公司進行石油開採。
兩屆美國政府——威爾遜政府與哈定政府，都堅定地支持美國石油公司的海外擴張；而且針對英國的粗暴，美國威脅說新澤西石油公司將切斷對英國的石油供應。1922年，美英石油公司開始談判，6年后土耳其石油公司(此時改名為伊拉克石油公司)重新確定股權結構：英波石油公司、英荷殼牌石油公司、法國石油公司以及代表美國石油公司利益的近東開發公司各佔23.75%的股份，古爾本金仍控制5%。美國公司終於擠進中東，代表美國的是5家公司：埃爾索(新澤西標準石油)、美孚(紐約標準石油)、海灣煉油、大西洋煉油和泛美石油。
簽訂這份新協定，土耳其石油公司創始人古爾本金說在最後一次會議上，他拿起一隻紅鉛筆，在一幅中東地圖上沿著已不復存在的奧斯曼帝國的邊界畫了一條線，確定了聯合經營的範圍，於是這個影響深遠的石油協定從此以《紅線協定》而著名。
只是，紅線未能阻擋住美國公司進入中東的步伐。
正當美國石油公司(近東開發公司)擠進《紅線協定》之際，美國加州標準石油公司購買了巴林石油的租讓權，這引發了美國與英國一年時間的外交交涉。最終加州標準石油仍拿到了巴林租讓權，只是這裡產量有限；隨後，以巴林作為跳板，1933年，加州標準石油公司與沙特簽訂租讓權協議；後來證明此舉足夠英明，沙特擁有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儲量。而美國公司在沙特取得了近113.92萬平方英里的租借地，相當於美國國土面積的1/6，占沙特國土的70%。同一年，英國的英波公司與美國的海灣公司各持股50%，又拿下了科威特的聯合開發權。之後，更多美國的獨立石油公司以各種方式進入中東。
至此，僅在1933年，美國在中東石油所佔份額是：紅線範圍之內(原奧斯曼帝國版圖)佔23.75%，在巴林與沙特佔100%，在科威特佔50%。此比例已具領先之地位。重新分析英國捍衛自己中東權力的兩次大戰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英國傾其全力的戰爭，若以石油資源爭奪為例，其實已然落空。這種悄無聲息的權力演變，實則意味著控制範式的變化。「二戰」結束前的1944年，美國已控制中東已探明的石油蘊藏量的42%。之後，除上述巴林、沙特與科威特的份額外，美國新增的石油版圖包括伊朗的40%，伊拉克的25%。
我們回到「二戰」結束後，歐洲尤其是西歐對中東石油依賴的大幅增長，其利潤流向當自明確。美國政府根據馬歇爾計劃向歐洲提供了131億美元的貸款，其中購買美國石油公司在中東生產的石油和石油產品的，就花費了13.896億美元。
傳統以殖民地安排控制世界的方式，以石油為例，迅速被要求門戶開放、跨國公司進入的美國方式取代。經典的地緣政治分析模型，至此必須建立跨國公司參數，至少必須以此為基礎理解權力安排。非此，任何分析都將失之武斷與片面。未來的石油戰爭與作為武器的石油，亦須循此結構進入觀察。
蘇聯與英國：進入與退出
「二戰」結束後的中東，還是曾經由英國控制的那個中東嗎？兩次世界大戰，是世界各民族獨立的高潮時期，殖民地的控制範式迅速衰落，這是更重要的背景；在相當意義上，跨國公司的模式迅速填補了曾經的控制方式退出所留出的空白。換言之，以殖民地方式創造全球霸權的英國，在這一浪潮之下，如何退出中東？
「二戰」結束後，中東的新問題是以色列建國。
猶太復國運動始於19世紀末期，1917年這一運動取得了實質性的成果，當時英國外交大臣貝爾福致信猶太復國主義者聯盟負責人說：「英王陛下政府贊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個猶太人的民族之家，並將盡最大努力促使這個目標的實現。」這個《貝爾福宣言》，對於正在進行「一戰」的英國，《二十世紀中東史》分析說：最深遠的動機是為了在戰後分割奧斯曼帝國，控制中東，將巴勒斯坦變成一個大規模猶太人居住地。世界大戰所改變的全球或地區格局，極其紛繁。同樣，「二戰」結束後，以色列建國獲得更為實質性進展，1947年的聯大會議，通過了關於巴勒斯坦分治的181號決議，成立阿拉伯國和猶太國。至此，阿以(阿拉伯、以色列)衝突延綿至今。
一般史論認為，「二戰」打破了以維持歐洲均勢為中心的傳統國際政治格局，而蘇聯與美國經此大戰迅速崛起。《雅爾塔協定》即為這兩個超級大國按「大國治理」模式劃定各自勢力範圍的關鍵文件，歐洲、亞洲的東亞與東南亞——「東西方」，「各歸其位」。但是，《二十世紀中東史》指出：「在全球範圍內，唯有東西方之間的中東尚在兩大陣營的勢力範圍之外，因而，雙方在中東的爭奪也就更加激烈。」
中東內部的阿以衝突，顯然構成超級大國進入這一區域的關鍵借力所在。
殖民地與跨國公司兩種範式的轉換，並非「無級變速」般自然順暢，其間關鍵一役，是埃及與以色列的蘇伊士運河戰爭(1956年)。簡而言之，1952年納賽爾與他的「自由軍官組織」獲得埃及的領導權後，開始與埃及曾經的控制者英國談判收回蘇伊士運河。談判結果，英國最後一批軍隊，於1956年撤離埃及，結束英國佔領埃及74年的歷史。但是，英國豈能甘心？
埃及總統納賽爾決定在尼羅河中遊興建阿斯旺水壩，這一工程預計耗資至少10億美元，各種融資手段使用後，最後一法，納賽爾決定將蘇伊士運河國有化，「用運河的收入來建設阿斯旺水壩」……這一舉措引發了以色列與埃及的蘇伊士運河戰爭。極具大阿拉伯情懷的納賽爾在開戰之日，將這場戰爭意義提升至阿拉伯民族未來的高度：「這是我們現在涉入的戰爭。這是反對帝國主義及帝國主義方法和戰術的戰役，這也是反對帝國主義前鋒以色列的戰役。……阿拉伯民族主義在進展。阿拉伯民族主義在勝利。阿拉伯民族主義在前進。」而戰爭爆發前，英國、法國與以色列已經達成協議：「先由以色列向西奈發動進攻，然後英法向運河區進攻，切斷西奈埃及守軍的退路。」剛剛撤完軍隊的英國，希望藉此方式重回埃及？
但是，杜魯門與艾森豪威爾都堅決反對英國在這裡採取軍事行動。理解美國人的反對，仍須回到殖民地與跨國公司範式的轉換結構里觀察，基辛格在其《大外交》里解釋說這種反對：「(美國人)不願跟英國的殖民傳統扯在一起，認為這將很難自圓其說。」
美國的強硬，將事實上美國、英國的實力水平明白地表現出來。無論英國還是法國，更深介入戰爭，沒有美國支持已無可能。當時任埃及宣傳部門主管的薩達特，對這一局面寫道：「今天，世界上只有兩個大國，美國和蘇聯。美國的最後通牒(反對戰爭)使得英國和法國歸於適當定位，既非大國，亦非強國。」英國及其殖民地模式，至此，退出中東並且消亡。
蘇伊士運河戰爭，從美國人的角度觀察，達成了一種什麼樣的態勢呢？基辛格引述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總理阿登納的判斷：「法國和英國將不再是堪可與美國和蘇聯並駕齊驅的大國。德國也不會。他們要想在世界扮演決定性角色，只剩下一條路：那就是團結起來以歐洲為一體：歐洲團結將是復仇之路。」對於蘇伊士運河戰爭的檢討，英國卻選擇另外的道路，基辛格說：「英國不採取歐洲團結的做法，卻選擇了永遠追隨美國的政策。蘇伊士事件之前，英國早就認識到它必須仰賴美國，只不過繼續以大國姿態行事罷了。」
蘇伊士運河戰爭之前，埃及即為各方勢力極力爭取的關鍵國家；經此一役，在政治上，埃及以及納賽爾確定了中東阿拉伯世界的核心地位。
跟英國事實上的退出相反，與美國相對抗的蘇聯，卻憑此時機擠進中東。《二十世紀中東史》描述說：納賽爾的革命，在赫魯曉夫看來，「埃及成為阿拉伯世界政治中心」。由此，埃及成為蘇聯進入中東的關鍵國家。「1955年9月，蘇聯通過捷克斯洛伐克向埃及銷售了2億美元的軍火，次年又銷售了4.4億美元的軍火。」以埃及為樞紐，蘇聯成功入圍中東。
英國退出中東後的權力真空，填補者已經出現：美國與蘇聯。只不過，傳統的殖民地方式已然失去效力，而新權力結構性要素，則為跨國公司，它作為一種更有力卻隱而不彰的存在，實際上串聯起強權國家與資源國家之間的關係，同時也深刻地影響著資源消費國。同時，中東的特殊性，至少早期多數衝突之根源，仍是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的關聯。
「二戰」之後，新的全球性權力要素，經蘇伊士運河一戰，完成定型。有意思的是，這一多元權力結構，給中東無數英雄提供了創造歷史的機緣。
薩達特的戰爭：以戰致和
埃及的蘇伊士運河戰爭，讓當時的宣傳部門負責人薩達特意識到：「今天，世界上只有兩個大國，美國和蘇聯。」1970年，薩達特出任埃及總統，他在自傳里他說：「紙牌的99%掌握在美國人手裡。儘管這讓人生氣。」要注意的是，薩達特說這些話時，埃及與蘇聯是盟國。
不過，只是選擇性地注意薩達特對美國的讚美，必將偏頗。作為阿拉伯國家的政治權力中心，埃及在納賽爾時代，被基辛格描述說：「納賽爾竟然手法靈活，玩弄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所以，我們理解埃及，必須從埃及自身的國家利益進入。有意思的是，外部條件也極有趣。薩達特在其自傳里描述他接任總統後第一次去蘇聯：勃列日涅夫問：「你是否知道清單里有4架米格25的戰鬥機？我再給你提供30架。」——這一說法解脫了先前薩達特與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與國防部長的爭吵。那個爭吵的原因是，蘇聯人說可以提供飛機，但飛行員必須由蘇聯指揮。薩達特當然斷然拒絕。不過，米格飛機緩和了他們的爭吵。4架米格25的蘇聯飛機果然到了埃及，但薩達特仍無權指揮。埃及最後通牒：要麼賣給我們，要麼開走。結果蘇聯人將飛機開回去了。
作為大國的附庸，從來沒有愉快。既然納賽爾可以玩弄兩個大國，那麼薩達特為什麼不可以？只是，薩達特做出了自己的選擇，而不僅僅出於「玩弄」目的。1972年，薩達特簡單直接：將全部1.9萬名蘇聯軍事專家驅逐回國，離開埃及。
「二戰」之後，40多年時間裡，美蘇兩國以「冷戰」的方式在全球爭霸，這是我們過去的歷史。但是，回到中東，回到上世紀70年代初期，這兩個國家在中東的真實狀況如何？無此觀察，當無可理解薩達特以及埃及的選擇，當然也無法理解中東經「十月戰爭」一役而帶來的結構性變化。
簡單看，美國的石油公司雖然在中東佔有絕對的石油資源控制權，但直到1972年，美國也僅有5%的石油進口，而且中東只佔進口的18%。中東石油，作為國家能源結構比重，在此刻，對美國影響有限。再看蘇聯，「二戰」之前，蘇聯即為重要的石油出口國；「二戰」結束後，1958年蘇聯的石油產量接近當時世界第二位，出口量更巨，是美國石油生產的主要競爭者。由此來看，中東的美蘇之爭，深層因素，當然是意識形態而非單純資源。至此，當蘇聯建立以埃及、敘利亞為主軸，美國完成以沙特、伊朗為支撐的中東控制體系後，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表現為埃及與以色列的衝突背後，只是美蘇兩國意識形態的征場而已。爭鬥20年後，兩國當然耗資不菲。70年代，「不戰不和」維繫阿以現狀，成為兩國主體政策選擇。
在《我的一生》里，薩達特描述他接任埃及總統之際看到的美國人的一份關於埃及的經濟形勢分析：他們在報告里說：「讓納賽爾去叫喊吧。不久，他們就會因為經濟因素，而跪下求饒！」薩達特找來埃及財政與經濟部長，很遺憾，美國人的報告不是心理戰。部長說：「國庫空了。我們瀕臨破產邊緣。」發展經濟，而非成為阿拉伯革命中心，成為薩達特的選擇。循此邏輯，經濟之發展，需有和平之格局——「不戰不和」，美蘇雙方都拒絕了埃及發展之選擇。
如此一來，和平竟需由戰爭來獲取。這其間多重轉折，基辛格說得明白：「薩達特不指望在領土方面得到多大的好處，而是希望出現一種危機以改變各方處於僵化的態度——從而開闢通向談判的大門。他的目的與其說是著眼于軍事，不如說是出於心理和外交上的。」
埃及與以色列的戰爭，雖經「六五戰爭」形成埃及出戰、阿拉伯產油國出資的慣例，但回到埃及、敘利亞與以色列之間的軍事能力比較，勝算仍是未定。埃及《金字塔報》編輯法赫米·胡韋達在其專文里比較：1971年國防預算在國民生產總值中，埃及佔21.7%、敘利亞9.8%、以色列23.9%；而花在每個士兵身上的錢，埃及4600美元，敘利亞1571美元，而以色列平分在正規軍每個士兵身上則達59360美元；即使加上後備軍，每人的平均數也高達19273美元。「阿拉伯國家無論何種數字，都遠遠低過以色列的最低水平。」
結果，「三流的國家，發動了一場一流的戰爭！」這是薩達特的天才所在。
「十月戰爭」，在15天的戰鬥時間裡，擊毀坦克總數估計有3000輛。遠遠超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那場最大規模的坦克戰——蒙哥馬利與隆美爾在北非進行了6個月的坦克會戰，最終雙方損失的坦克也不過650輛。但是，戰爭以及勝利，並非薩達特的理想，只是手段。
1977年11月，薩達特打破埃以之間30年來的敵視與對抗，對以色列進行歷史性訪問。在機場，他對不相信他的選擇、認為這一如「十月戰爭」時的詭計的以色列參謀長穆爾·古爾說：「我絕不玩道德上的詭計。戰略與戰術上的詭計是允許的，但我不贊成道德上的詭計。」薩達特的選擇，完成一種阿拉伯與以色列關係史上偉大的逆轉，即由對抗而談判。為著這一和平的目標，埃及與薩達特當然也付出了巨大的成本：放棄大阿拉伯的幻象；將主導中東的政治權力讓渡於石油，即經濟權力。歷史學家評論薩達特：「沒有野心去統率一個疆域從大西洋到波斯灣的統一的阿拉伯民族；作為一名埃及民族主義者，他想集中精力振興埃及而不是實現泛阿拉伯主義的夢想。」
「十月戰爭」的傳奇當然不止於此。埃及驅逐了蘇聯專家，結果在戰爭真正爆發前，蘇聯人運來了他們3年前即許諾的武器。可是，當戰爭結束，蘇聯人卻發現日內瓦和會的會議室里沒有了他們的座位——可蘇聯卻是戰爭和解談判日內瓦和會的發起者之一。埃及與敘利亞選擇美國、選擇基辛格進行斡旋，並在斡旋下達成脫離接觸協議。
在埃及，蘇聯也出局了。 石油作為武器：權力位移全球石油儲量，每次新的探測，都會有新的數值出現，通觀下來，在已探明的儲量里，中東佔有全球儲量的2/3。但是，遲至上世紀70年代，無論美國還是蘇聯，在其本國石油這種戰略資源的結構上，對中東石油，並無依賴。這構成了另外一種結構，即控制者與消費者的分離。
誰更依賴中東石油？歐洲，尤其是西歐。以1973年1～6月統計，中東石油所佔國家石油比，最高為義大利79%，最低為英國63%；除此之外，日本亦高達76%。
如果回到石油的具體生產與流通，與控制者/消費者分離一樣，資源所有者(中東國家)與資源的生產者(跨國公司)，同樣存在著分離。那麼，當沙特國王費薩爾決定把石油作為一種武器來使用之際，相互依存，原本未為外人所知的隙縫，隨即清晰展示。複雜的權力關係，因此戰爭有了結構性的變化。相對於薩達特的埃及夢想及其實現，他的十月之戰，間接的價值更重要，完成了各種石油權力基礎結構調整。只是它不像戰爭那樣具有高度傳播性而已。
資源所有者與生產者之間的衝突，最早發生於伊朗。按西·內·費希爾的《中東史》統計：1947年，伊朗政府僅從石油產地使用費和稅款中收到1988萬美元，而英國政府卻獲得利稅5600萬美元。1951年伊朗國會通過關於石油工業國有化決議，隨後當選的首相摩薩台堅決執行石油國有化……兩年後，伊朗政府失敗，巴列維國王執政。美國也由此進入伊朗，後來伊朗在近30年時間裡，一直是美國在中東的一根支柱。堅持國有化的首相摩薩台，卻被伊朗當局以謀叛罪判處3年徒刑，國王為他減刑1年半。伊朗後來的種種變故，這是起因之一。跨國石油公司，研究它不可忽視之處是它的背後始終有公司所在國的利益。全球範圍內的經濟活動，永遠沒有純粹的經濟，有的是政治經濟。早期美國政府對中東石油的利益讓步，是沙特，1950年因為朝鮮戰爭緣故，美國需要穩定的石油保障，促成阿美石油公司與沙特實行利潤平分。由此，又誕生美國在中東的另一支柱：沙特。
真正改變資源國與跨國公司關係並獲得成功的例證，來自利比亞的卡扎菲。利比亞因其石油工業後發格局，採取了高度分散的租讓模式，有17家石油公司在84個租讓地上中標。那麼，當蘇伊士運河衝突發生，油輪運輸中斷之際，利比亞的地利價值得以顯現——可直接而迅速穿過地中海運抵義大利或法國。1969年9月，卡扎菲推翻了親西方的伊德里斯國王，隨即要求石油公司提價……卡扎菲竟然達到了自己的目的。枯燥的石油專門書籍里評論利比亞與卡扎菲對於中東國家的價值：第一，顯示了政府還可以通過提高價格來增加收入(之前只是提高產量，而產量越高價格越低)；第二，跨國石油公司單方面決定原油標價的權力被打破了。此舉的價值是，產油國重新開始爭取主權和對本國石油資源控制權的鬥爭。
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溫和的沙特一直是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平衡器。阿以衝突，美國軍事援助以色列，用以達成阿以平衡；而石油安全，儲量最大石油生產國沙特不介入阿以衝突，即可保證。但是，「十月戰爭」，費薩爾再三向美國申訴阿拉伯國家權力與主張遭拒之後，石油作為武器，無可逆轉。阿以衝突與石油安全兩個先前斷然分開的部分結合之後，格局巨變。
阿拉伯石油輸出國實行選擇性禁運，以及提高石油價格之後，歐洲和日本立刻與美國的中東政策拉開了距離。利益差異，美國與其傳統盟國因石油而導致國際政策出現巨大裂縫；其結果，又反過來促使跨國公司與資源國關係的重新定位——戰爭結束後，伊拉克、科威特、卡達和迪拜的石油業全部實現國有化。因此一役，石油輸出口組織正式登上國際政治舞台，並成為國際石油市場決定性力量。石油權力在大規模位移同時，又產生了新的權力。
1973年的「十月戰爭」，石油作為武器登上歷史舞台，作為一種新的權力方式，它所改變的世界直接而迅速。僅僅8年時間，1981年，石油價格由曾經的2.12美元，一路飆升到36～40美元。全球經濟在經歷石油衝擊後，進入新的運行周期。誰控制了石油，誰就控制了所有國家，但隨著石油輸出國組織的崛起，這似乎成為難以完成的任務。
高油價對全球經濟巨大影響，甚至對石油輸出國也未必無弊，這當然是「十月戰爭」帶來的真實現實。但拉開一定的時間距離後，新的疑問出現了：誰是高油價的受益者？
以此次石油戰爭的「主戰場」歐洲為例，復旦大學博士趙慶寺在其論文里梳理說：實際上，由於歐洲在1973～1974年的暖冬和油價上漲，歐洲石油消費下降，歐洲石油市場從未有過真正的短缺。1973年12月到1974年3月(禁運期間)，主要歐洲國家法國、德國、義大利和荷蘭的可用石油只比上年同期低了5%。但是，真實的狀況在那個時期，並不被人們相信與需要。甚至在進口中東石油極少的美國，公共輿論分析者揚克洛維奇在一份備忘錄里寫道：「民眾正日益擔心國家將耗盡能源。各種情緒結合一起已經造成一個由錯誤的消息、懷疑、混亂、恐懼交雜在一起的不穩定的公眾情緒。」當年美國的輿情調查表明，認為國家會好起來的公眾，1973年5月為62%，而11月則降至27%。
除了埃及以及中東石油輸出國，石油危機沒有其他受益人？世界沒有這麼簡單。在公眾情緒極度混亂、充滿懷疑與恐懼的美國，國會聽證會是解決此種危機的一種途徑。最有名的參議員亨利·傑克遜領導的參院常設調查小組主持的聽證會，結論是：譴責石油公司提價賺取「骯髒利潤」。石油公司利潤從1972年的69億美元增長到1973年117億美元，1974年又增到164億美元。即使從中東國家的角度觀察，當年《金字塔報》總編輯海卡爾也描述說：「說來荒謬的是，正當人們認為存在著一場能源危機的時候，正當美國處於阿拉伯國家的石油抵制的情況下，美國石油公司卻獲得空前未有的高額利潤。據估計，1973年阿拉伯國家從石油漲價中獲得了600億美元，石油公司除了從原油中所應獲得的利潤外，又從各種附屬的業務活動中獲取利潤，這樣一來，產油國每獲得1美元，它們則大約獲得7美元。」
當時的美國媒體基本傾向陰謀論的解釋，《石油戰爭》的作者對「十月戰爭」的理解更是如此。媒體一般所論：基辛格策划了這場石油危機以提高美國同歐洲和日本的競爭中的優勢；而此舉則又可轉移美國公眾對尼克松「水門事件」的關注。所以，海卡爾描述說：「美國和蘇聯這兩個超級大國在世界上的統治正受到西歐、日本和中國這三個新來者的挑戰。1973年以後，西歐和日本的挑戰完全消失了，而中國則仍舊站在場外旁觀。到頭來，還是要由美國人來決定石油價格。」
爭奪石油的戰爭，與把石油作為武器的戰爭，結果當然會出乎一般人想像。對美國進行石油禁運的這次「戰爭」，其結果，公允的評論來自趙慶寺：「石油禁運和國際石油漲價，美國繼續從這種激進的變化中獲益。首先，國際石油公司在石油危機之後獲得了大量利潤，大部分國際石油公司屬於美國；第二，由於美國對進口原油依賴程度有限，美國能夠使自己的能源定價體系脫離國際石油價格。由此使得美國工業比世界其他地區的石油工業享有更多的成本優勢，因此美國能夠在新形勢下取得巨大的優勢。」結果在意料之外吧。放鬆一些，不妨借用德國首相俾斯麥100年前的調侃：「上帝對傻瓜、醉漢和美國給予特別的保護。」
石油，一種可以控制所有國家的戰略資源，其控制與反控制，永遠是高智力的活動。傳統地緣政治所未及涉及的跨國公司，擁有何種權力以及如何行使權力，仍是未曾明確的陰影所在。一場戰爭所帶來的權力變遷，或許需要更長的時間觀察。
更複雜的後來
薩達特啟動的這場「十月戰爭」，可以肯定至少有一個失敗者：被埃及拋棄的蘇聯。但是，歷史的進程可以輕易地樂觀或悲觀？失去了中東埃及這個關鍵支撐點，蘇聯退場了嗎？沒有。1979年12月27日，蘇聯入侵阿富汗。這當然可以被視為尋找中東的另一支撐點。
從石油危機里獲益的美國，當可樂觀？蘇聯入侵阿富汗之前，1979年11月4日，伊朗發生人質危機事件，美國駐伊朗大使館工作人員被扣留成人質。油價由此再度飆升，史稱第二次石油危機。經營近30年的美國在中東的一個支柱，瞬間倒塌，至今仍未修復。
1980年9月23日，伊位克、伊朗之間爆髮長達8年的兩伊戰爭。
……
更為深刻的變化是，1994年，原本無須依賴外國石油的美國，其進口石油占其全部消耗量的50.4%，首次超過國內需求量的一半，而從中東進口的石油又佔到進口總量的一半。在這一事實之下，1991年美國打擊伊拉克的海灣戰爭，以及此後推翻薩達姆的伊拉克戰爭，其基礎性動力，一目了然。
這場海灣戰爭，加之此前發生的蘇聯從阿富汗撤軍，「冷戰」宣告結束——所以，多數研究者將海灣戰爭定義為：美國在中東取得了主導地位。
中東權力果然定於一尊？1993年，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在美國《外交》季刊上發表了《文明的衝突？》，這篇文章3年內引發的爭論，「超過了這本雜誌40年代以來所發表的任何一篇文章」。亨廷頓論述說：「西方文明並無普世性。已經有越來越多的非西方國家實現了現代化，而實現之後又都反對西方價值而復興本土文化，實現自我伸張。」那麼，循此所論，在新的權力結構下的中東，將會有什麼樣的未來？亨廷頓的答案是：(伊斯蘭與西方)文明的衝突。 中東國家資訊利比亞
全 稱大阿拉伯利比亞人民社會主義民眾國(The Great Socialist People"s Libyan Arab Jamahiriya)
地理位置 位於非洲大陸北部，東鄰埃及，西鄰突尼西亞和阿爾及利亞，南鄰蘇丹、查德和尼日
國土面積 176萬平方公里
首 都 的黎波里
人 口 617萬(2009年2月)，以阿拉伯人為主，其他人口為柏柏爾人、猶太人等
官方語言 阿拉伯語
宗教信仰 95%以上人口信奉伊斯蘭教
古代利比亞包括互不統屬的三個核心部落地區：北部的黎波里塔尼亞、東部的昔蘭尼加和南部的費贊，此外還有約500個大大小小的其他部落。利比亞全境90%以上是沙漠或半沙漠，在交通極不發達的情況下，這三個地區之間的聯繫遠不如它們同相鄰國家和地區的聯繫密切。因此，古代利比亞並沒有建立一個獨立和統一的國家，一個又一個入侵者的統治構成利比亞的歷史：北部先為羅馬帝國領地，7世紀時為阿拉伯人征服，16世紀初，併入奧斯曼帝國的版圖。20世紀初，土意戰爭後，又淪為義大利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北部地中海沿岸地帶曾為英國軍隊佔領，南部內陸地區曾為法國軍隊佔領。
「二戰」後，這個古老國家殖民統治結束，1951年12月24日，成立由伊德里斯一世為國王的利比亞聯合王國，根據憲法規定，利比亞是由的黎波里塔尼亞、昔蘭尼加和費贊三個具有半自治地位的省組成的聯邦制國家。但是國家治理並不容易，眾多的部落分別聯繫著人數眾多而有著不同利益需求的居民，而歷史背景和發展水平不同的地區間又存在著明顯的矛盾。1953年，利比亞和英國簽訂了30年的「友好同盟條約」，1954年，又和美國簽訂了「經濟援助協定」。協定規定，美國不僅可以保有在利比亞的軍事基地，還可以使用的黎波里附近的空軍基地20年。這一政策引起了許多利比亞人的不滿。1969年，27歲的青年軍官卡扎菲發動了不流血的「九月革命」，以其為首的自由軍官組織宣布建立阿拉伯利比亞共和國，從此，卡扎菲執掌利比亞政權42年直至今天，按照自己的設想改革利比亞。
卡扎菲的夙願是將阿拉伯世界統一起來，他確定了伊斯蘭教的指導原則，認為伊斯蘭教是當代「最完美的規則」和「社會安定的因素」。1970年納賽爾逝世後，他認為只有自己才是阿拉伯統一的新一代發言人。
沙烏地阿拉伯
沙烏地阿拉伯王國(Kingdom of Saudi Arabia)
位於亞洲西南部的阿拉伯半島。北部與約旦、伊拉克和科威特交界；東南部與卡達、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和阿曼接壤；西南與葉門毗鄰；西隔紅海與埃及、蘇丹和衣索比亞相望；東瀕巴林灣和波斯灣，與巴林和伊朗相對
225萬平方公里
利雅得
2710萬(2010年)，絕大部分為阿拉伯人
阿拉伯語，通用英語
居民多信奉伊斯蘭教。遜尼派約佔85%，什葉派約佔15%
沙烏地阿拉伯位於世界上最大的半島阿拉伯半島，在歷史上是閃族，即阿拉伯各民族的發源地，也是阿拉伯帝國最早的政治中心。沙特之名取自古老的沙特(Saud)家族，該家族系阿拉伯人兩大先祖之一的後裔，16世紀時興起於阿拉伯半島。1932年，該家族的阿卜杜拉·阿齊茲·伊本·沙特(Abdul Aziz ibn Saud)歷經31年戎馬生涯，打敗敵對部落和各酋長國收復傳統的家族領地，宣布在阿拉伯半島成立王國。
沙特家族信奉伊斯蘭教瓦哈比教派，該教派教義嚴厲要求遵守沙特家族18世紀中期傳播到整個阿拉伯半島的穆斯林法律。重新統一的阿拉伯王國實行政教合一的君主制，王位一直在老國王的子孫中有序傳承，一切法令都以《古蘭經》和穆罕默德的遺訓為根據，國王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1992年3月1日，法赫德國王頒布治國基本法，明確規定沙烏地阿拉伯王國由其締造者子孫中的優秀者出任國王。在沙特家族歷任國王的領導下，沙烏地阿拉伯由一個貧瘠的沙漠國家逐漸發展為富裕的「石油王國」，政治改革和外交策略也逐漸成熟。「二戰」後席捲全球的民族民主革命、80年代的兩伊戰爭和油價暴跌的影響以及90年代的海灣戰爭，均未能影響沙特王國的立國根基。
1927年，阿齊茲國王與英國簽訂了《吉達條約》，使之處於英國「保護」下尚未統一的內志地區獲得了完全的獨立地位。1943年5月沙美建交，1945年，阿齊茲國王和羅斯福在美國「昆西號」巡洋艦上會面，美國從這次「坐在各自輪椅上的兩個病人的直面交談」中獲得了自由使用波斯灣港口、修建巨型空軍基地和修建橫貫阿拉伯的輸油管等諸多方面的特權。
1973年的「十月戰爭」給沙以關係帶來了巨大改變，高舉「石油之劍」的第三任國王費薩爾(1954～1975年在位)，成功組織了中東石油生產國對美國和西歐的石油禁運。最終在1980年，沙特政府通過支付賠償費收回了被阿美石油公司控制了40年之久的石油主權，掌握了自己國家資源的命運。(張冉)
伊拉克
伊拉克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Iraq)
位於亞洲西南部，阿拉伯半島東北部。北接土耳其，東臨伊朗，西毗敘利亞、約旦，南接沙特、科威特，東南瀕波斯灣
巴格達
2580萬，有阿拉伯人、庫爾德人和土耳其人等
阿拉伯語和庫爾德語，通用英語
居民中96%信奉伊斯蘭教，什葉派約佔60%，少數人信奉基督教或猶太教
伊拉克是古代巴比倫和亞述兩個帝國的遺址，幼發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從這裡入海，是世界四大古文化的發源地之一。7世紀，阿拉伯帝國統一了阿拉伯半島，巴格達成為阿拉伯帝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16世紀受奧斯曼帝國統治。之後，則是英國或直接或間接控制著這片土地。1921年8月，在阿拉伯人中有影響的敘利亞前國王費薩爾被英國送派到伊拉克，宣布伊拉克獨立，仿照英國的制度安排，建立君主立憲制的費薩爾王朝。
1932年，伊拉克成為國際聯盟成員國，委任統治宣告結束，正式獲得獨立。然而，英國仍在伊拉克保留了兩個空軍基地。1958年7月14日以卡賽姆為首的「自由軍官組織」推翻費薩爾王朝，成立伊拉克共和國。他奉行酷刑主義，反對阿拉伯民族主義和社會復興黨，反對納賽爾的政治綱領。
1963年，阿拉伯復興社會黨推翻卡賽姆，建立以該黨為主的政權，但由黨外人士阿里夫任總統。1979年7月，薩達姆·海珊接任總統。薩達姆一直試圖成為阿拉伯的領袖，率先現代化的軍隊，為薩達姆提供了對外擴張的可能。
1980年伊朗正爆發伊斯蘭革命，兩伊邊境一系列衝突事件後，9月22日，薩達姆·海珊發動了持續8年之久的兩伊戰爭。1990年，長期存在於伊拉克與科威特兩國之間的石油政策、領土糾紛和債務問題等爭端日趨尖銳，8月2日，伊拉克突然出動10萬大軍入侵科威特，海灣戰爭爆發。
經歷了兩伊戰爭和海灣戰爭後，伊拉克道路、橋樑、電網等基礎設施和石油設施遭到破壞，經濟停滯、瀕於崩潰。除了聯合國的制裁，多數阿拉伯國家也停止了同伊拉克的官方往來，但主張維護其統一和領土完整。2003年，美英以伊拉克繼續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支持恐怖主義為由，聯合對伊拉克發動軍事進攻，4周後，薩達姆政權垮台。(張冉)
以色列
以色列國(The State of Israel)
處地中海的東海岸，與亞洲及非洲相連，西臨地中海，北接黎巴嫩及敘利亞，東接約旦，南面與埃及及紅海為鄰
根據1947年聯合國關於巴勒斯坦分治決議的規定，以色列國的面積為1.49萬平方公里。目前實際控制面積約為2.5萬平方公里
建國時初設特拉維夫，後宣布遷都耶路撒冷。1980年7月，以議會通過法案，宣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永恆的與不可分割的首都」
680萬(2004年)，主要是猶太人(約佔76%)，其次是阿拉伯人、德魯茲人等
希伯來語和阿拉伯語，通用英語
猶太教，伊斯蘭教
1948年宣布建國的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以猶太人為主體的國家。猶太人祖先為希伯來人，是起源於阿拉伯半島的游牧民族，血緣上與阿拉伯人相近。他們很早就從阿拉伯半島的北部遷移到巴勒斯坦，建立了古希伯來王國。公元前8世紀開始，巴勒斯坦先後被亞述人、巴比倫人、波斯人和希臘人征服。公元1世紀，羅馬帝國佔領巴勒斯坦，猶太人被迫外移。
雖然基督教《聖經》的「舊約」部分與猶太教《聖經》的內容幾乎相同，但兩種宗教的區別在歐洲長期以來深刻複雜的政治、經濟、社會背景下不斷被利用。猶太人在歐洲國家長期受到歧視、迫害和殺戮，「二戰」時達到了頂峰，約600萬猶太人死於德國的種族滅絕政策。面對歐洲日盛的排猶風潮，猶太復國主義的呼號也漸漸高漲。從1882年俄國一部分猶太知識青年發起重返巴勒斯坦的運動起，一直到1948年5月以色列國正式建立，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前後掀起過7次「阿利亞」(希伯來語，意為流亡者的聚集)行動，總共約55萬人回到巴勒斯坦。
處在周邊阿拉伯國家包圍中的以色列，開始了與阿拉伯世界長達半個世紀的紛爭。從1948到1973年，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共經歷了4次中東戰爭。
1974年6月拉賓出任以色列總理後開始尋求和平解決中東問題的途徑。當了27年軍人、曾任以色列最高軍事長官的拉賓知道，軍人的職責是贏得戰爭，而政治家的職責則是為他的人民贏得和平。直到1991年10月，他「鑄劍為犁」的願望才得以實現，中東和會在馬德里召開，確立「土地換和平」的基本原則，阿以間開始艱難的和平談判。1994年，拉賓因推動中東和平進程所做的努力而獲諾貝爾和平獎；次年在特拉維夫國王廣場上的和平集會上，猶太極端分子向他連開3槍，1小時後不治身亡。這是繼薩達特之後，第二位為和平獻身的中東國家領導人。(張冉)
埃及
阿拉伯埃及共和國(The Arab Republic of Egypt)
地跨亞、非兩洲，大部分位於非洲東北部，只有蘇伊士運河以東的西奈半島位於亞洲西南角。北瀕地中海，東臨紅海
100萬平方公里
開羅
8155 萬(2010年)，主要為阿拉伯人
阿拉伯語，通用英語和法語
信奉伊斯蘭教(遜尼派)
埃及歷史悠久，公元前3200年就出現奴隸制的統一國家。但在歷史上，埃及曾多次遭外來入侵，先後被波斯人、希臘人和羅馬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所征服。19世紀末，埃及被英軍佔領，成為英國的「保護國」。「一戰」後的華夫脫獨立運動，迫使英國於1922年有條件地承認埃及獨立。1936年成立法魯克王朝。
1952年以納賽爾為首的「自由軍官組織」發動政變，推翻法魯克王朝，成立「革命指導委員會」，掌握國家政權。1953年6月18日廢除帝制，成立「埃及共和國」。3年後，納賽爾作為唯一的總統候選人，成為埃及的第二任總統。納賽爾隨後放棄西方政權的青睞，轉而投向以蘇聯為首的陣營，後又領導並策划了第二次和第三次中東戰爭，使埃及成為中東民族主義力量的象徵。
1956年7月26日，埃及政府宣布將蘇伊士運河公司收歸國有。蘇伊士運河地位重要，英國曾長期控制。「二戰」後，英法兩國試圖維持殖民存在，尤其是維護運河控制權，便聯合以色列發動了軍事行動，蘇伊士運河危機演變為中東戰爭。埃及儘管在軍事上失利，但卻在政治和實際利益上成為勝者，並在阿拉伯世界和中東地區樹立了大國地位，納塞爾也成為阿拉伯世界的英雄。
蘇聯由於在這次戰爭中向埃及提供了武器支持，兩國關係進入了所謂「蜜月期」。但蘇埃之間的矛盾很快就暴露出來，納塞爾要充當阿拉伯世界領袖與代言人，並不允許埃及共產黨的合法存在。美國乘機行事，向埃及提供了價值5億美元的小麥，並表示願為阿斯旺水壩後期工程提供資金，還允諾埃及全部留蘇學生轉到美國學習。蘇聯於是追加貸款支持，挽回與埃及的關係。不過，1967年中東「六五戰爭」中蘇聯出賣埃及，為埃及反目再埋隱患。
1970年納賽爾逝世後，薩達特繼任總統。在他任內完成了擺脫蘇聯的控制、發動第四次中東戰爭、同以色列和談等一系列震驚世界的舉措。1977年，薩達特訪問以色列。在美國總統卡特的斡旋下，薩達特和貝京在1979年以極大的勇氣開啟了中東和平的第一扇門，埃及成為第一個正式承認以色列的阿拉伯國家。隨後，1981年10月6日，薩達特遇刺身亡。
薩達特總統遇刺時，身旁的副總統穆巴拉克僥倖躲過一劫。作為「二戰」後在職時間最長的埃及統治者，自1981年他任總統後，經過4次連任在位30年之久。其領導的埃及因為最近20多年來配合美國推進中東和平進程，被認為是美國在中東地區和阿拉伯世界的盟友之一。(李琳熙)
土耳其
土耳其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Turkey)
國土包括西亞的安納托利亞半島以及巴爾幹半島的東色雷斯地區，是一個橫跨歐亞兩洲的國家。北臨黑海，南臨地中海，東南與敘利亞、伊拉克接壤，西臨愛琴海，並與希臘以及保加利亞接壤，東部與喬治亞、亞美尼亞、亞塞拜然和伊朗接壤
78萬平方公里
安卡拉
7200 萬(2006年)，主要民族為土耳其人、庫爾德人
土耳其語
99.8%信奉伊斯蘭教(遜尼派)
地跨歐亞兩洲，97%國土位於亞洲。其著名城市伊斯坦布爾(君士坦丁堡)曾經是東羅馬帝國和奧斯曼帝國的首都。
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曾盛極一時，但隨後便逐漸衰落，成為周邊列強爭相蠶食的對象。蘇丹首先在國內發起西方化改革，但這並未能挽救土耳其的命運。「一戰」後西方強迫土耳其簽訂《色佛爾條約》，遂引發凱末爾革命。奧斯曼時代結束後，土耳其開始走入現代社會。
為使土耳其走向西式現代化，凱末爾領導了一場深刻的變革運動，內容包括宗教革命、服飾革命、文字改革、婦女解放等方面，凱末爾因此被尊為「現代土耳其之父」。但其西化為主導內容的政策導致了許多問題，比如廢除阿拉伯字母，改用羅馬字母拼音，甚至為推行服裝改革先後開除65萬女學生的學籍等等。這種現代化改革割裂了民族性和歷史文化傳統，不僅未能使土耳其完全實現西化，還因此產生了庫爾德人問題。有著1400萬人口的庫爾德族人是土耳其人口最多的少數民族，凱末爾時代，土耳其政府力圖打壓和同化庫爾德人，如禁止庫爾德人使用庫爾德語，但最終未能成功，導致東南部地區長期不穩定，這也成為土耳其加入歐盟的重要障礙。
土耳其將加入歐盟視為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途徑。自1923年建國以來，其外交重心一直在西方，同時又與美國保持傳統戰略夥伴關係。加入歐盟除了能帶來巨大經濟利益，更重要的是它直接關係到土耳其對國家身份的定位。2010年，土耳其公投通過修憲案，結束了1980年軍事政變後制定並於1982年開始實施的現行憲法。新憲法與歐盟所要求的「民生憲法」相一致，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將其視為加入歐盟道路上的里程碑。為獲得歐盟成員國資格，土耳其此前還開始對庫爾德人的文化和權利表示尊重。但2011年2月25日，法國總統薩科齊在訪問土耳其時重申其反對土耳其加入歐盟的立場。土耳其加入歐盟依然困難重重。(李琳熙)
敘利亞
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The Syrian Arab Republic)
位於亞洲大陸西部，地中海東岸。北與土耳其接壤，東同伊拉克交界，南與約旦毗連，西南與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為鄰，西與塞普勒斯隔地中海相望
18.5萬平方公里
大馬士革
2050 萬(2008年)，阿拉伯人佔80%以上
阿拉伯語
伊斯蘭教的人約佔90%，另外還有基督教等
古代敘利亞由於戰略位置的重要性而不斷受到各方強國侵擾。從公元前8世紀起先後被亞述帝國、羅馬帝國、阿拉伯帝國、歐洲十字軍、埃及馬木路克王朝、奧斯曼帝國等侵佔或統治。1920年淪為法國委任統治地，1946年敘利亞獲得完全獨立。國家規模不大的敘利亞，卻依靠強力統治成為中東地區的重要角色。獨立之初，政治上的不成熟導致民族政府的多次分裂，最終務實派代表阿薩德脫穎而出。在其執政的30年內，逐步建立起了政治權威，並實現了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政治穩定，經濟在這一時期也獲得了較大發展。
阿薩德上台後，一直把「大敘利亞」作為自己的追求。這個概念曾經過黎巴嫩思想家安東·薩阿德的梳理而廣為傳播。阿薩德指出：黎巴嫩、敘利亞、巴勒斯坦乃至約旦都是「天然敘利亞」的一部分，於是他開始借黎巴嫩爆發內戰之際參與其內政。
在黎巴嫩內戰中，3.5萬敘利亞軍隊於1976年以「阿拉伯威懾部隊」名義進駐黎巴嫩。內戰稍告一段落，「阿拉伯威懾部隊」便開始撤離，敘利亞則繼續保持在黎巴嫩的軍事存在。《塔伊夫協定》明確提出敘黎「特殊關係」，1991年5月敘、黎簽署的《敘黎合作協調兄弟關係條約》，規定敘、黎兩國將保持特殊的兄弟般的國家關係，並在政治、軍事、經濟等領域進行全面的合作與協調。
作為實現中東和平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敘黎關係備受國際社會矚目。2005年黎前總理哈里里遇刺後，敘利亞迫於國際壓力，結束了在黎巴嫩長達29年的軍事存在。2008年10月14日，敘利亞總統巴沙爾宣布敘利亞與黎巴嫩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這意味著這兩個中東鄰國了結了60多年的恩怨，正式實現關係正常化。
敘利亞是實現中東和平的關鍵國家之一，一直被美國列在所謂「支持恐怖主義國家」黑名單內。敘利亞與美國、以色列素來不睦。(李琳熙)
伊朗
伊朗伊斯蘭共和國(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位於亞洲西南部，屬中東國家，伊朗中北部緊靠裏海、南靠波斯灣和阿拉伯海。東鄰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東北部與土庫曼接壤，西北與亞塞拜然和亞美尼亞為鄰，西接土耳其和伊拉克
164.8萬平方公里
德黑蘭
7200萬(2008年)，主要有波斯人(51%)、亞塞拜然人(24%)
波斯語
89%信奉伊斯蘭教什葉派，9%信奉遜尼派
伊朗有一個頗具文明色彩的「曾用名」——「波斯」，這代表著伊朗文明古國的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作為曾經的地區大國，伊朗也沒能逃脫殖民主義的侵擾。早在舊殖民主義時代，伊朗便是英帝國和沙俄侵蝕爭奪的對象。「二戰」後，其地緣位置和石油資源，使其亦不可避免地成為新興大國爭奪覬覦的對象。
「二戰」後，美國扶植的巴列維取得了在伊朗的主導地位。但巴列維只注重經濟改革的「白色革命」，並未能解決政治社會問題，導致矛盾激化，最終於1978年爆發了霍梅尼領導的伊斯蘭革命。這場革命改變了伊朗走向和美國在中東的布局。作為宗教革命領袖，霍梅尼明確拒絕西方民主體制，為伊朗設計了獨特的「伊斯蘭共和制」，迄今仍是獨一無二的政治體制。同時，伊朗高調輸出「伊斯蘭革命」，奉行「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的對外政策，使伊朗對外關係驟然緊張。
伊朗與英國的關係也在惡化。英國作家薩曼·拉什迪因1987年出版《撒旦詩篇》，遭到了穆斯林世界的強烈抗議。1989年2月14日，霍梅尼宣布判處拉什迪死刑，並懸賞數百萬美元追殺他，由此導致與英國斷交。
伊朗的立場，導致歐美主要國家對其實行政治上孤立和經濟上封鎖。霍梅尼革命後的伊朗宣稱要「輸出伊斯蘭革命」，也引起周邊國家恐慌。薩達姆以此為借口，在美國的支持下，發動了「兩伊戰爭」。這場「二戰」後最為慘烈的戰爭，兩國軍費開支和經濟損失總計6000億美元，交戰雙方採用「人海戰術」，傷亡高達148萬人，伊拉克甚至動用了生化武器。
伊朗與伊拉克兩個敵對國家，都曾獲得美國支持，又先後成為美國的「眼中釘」。伊拉克戰爭後，伊朗再次成為美國在中東地區的頭號威脅。
伊朗有著類似西方國家的總統大選制度。由一般是年滿16周歲的選民通過無記名投票選出總統，候選人年齡底線則為18歲以上。勝出者還必須得到伊朗最高領袖任命。只有得到最高領袖的委任函，當選總統才能正式宣誓就職。2009年的總統大選中，內賈德和穆薩維還舉行了伊朗歷史上首次總統候選人電視辯論，但大選結果卻引發了嚴重的政治分裂和國內動蕩。
最高宗教領袖才是伊朗真正的頭號人物。接替霍梅尼的哈梅內伊，是伊朗革命的關鍵人物之一，曾於1981年當選總統，是首位出任總統一職的神職人員，是這個實行獨特宗教政體國家的最高精神領袖。(李琳熙)
1956年7月26日，時任埃及總統納賽爾(右)宣布蘇伊士運河國有化
1973年11月11日，埃以代表在開羅－蘇伊士城公路101公里處的帳蓬里簽署停火協議
1973年10月8日，埃及士兵通過浮橋渡過蘇伊士運河
1973年10月10日，以色列軍隊突破敘軍防線
1951年1月2日，利比亞國王伊德里斯一世進入的黎波里
敘利亞總統阿薩德
沙特國王費薩爾
1973年時任以色列總參謀長的沙龍
沙特煉油廠
1973年10月8日，在戈蘭高地作戰的以色列士兵
1952年1月2日，伊拉克油田燃起的濃煙
在以色列獨立前，以色列某軍事基地升起未來的國旗
1960年9月30日，赫魯曉夫(左)、納賽爾(中)、鐵托(右)在紐約會面
從胡夫金字塔頂端俯瞰埃及沙漠
1956年8月3日，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右)和國務卿杜勒斯就埃及將蘇伊士運河國有化進行電視討論
埃及總統薩達特
土耳其民族解放運動領袖凱末爾(中)
1940年，大馬士革沙漠附近，法國遠征隊指揮下的貝都因巡邏隊
1957年2月28日，蘇伊士運河危機和西奈戰爭之後的阿拉伯聯盟國家領袖們
1953年8月26日，伊朗民眾慶祝油田國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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