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學知識集錦（3）

古代文論名詞解釋（先秦）　　1．《論語》的「興、觀、群、怨」說　　《論語·陽貨》說：「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提出了「興、觀、群、怨」說。用現代的話說，興，就是說詩歌有感發人精神的作用，可以引起人的聯想；觀，就是說詩歌可以起到觀察社會現實的作用，能看到世風的盛衰得失；群，就是說詩歌可以使人們交流感情，達到和諧，起到團結人的作用；怨，就是說詩歌可以干預現實，批判黑暗的社會和不良的政治。孔子的「興、觀、群、怨」說對後世影響極大，成為後世文學批評的一個標準，影響了我國文學中現實主義傳統的形成。　　2．《論語》的「思無邪」說　　《論語·為政》篇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提出了「思無邪」說。「思無邪」的批評標準從藝術上說，就是提倡一種「中和」之美。《詩》三百中的作品起初不僅關涉內容（歌詞），而且與音樂有緊密的關係。因此，從音樂上講，「思無邪」就是提倡音樂的樂曲，要中正平和，要「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從文學作品上講，則要求作品從思想內容到語言，都不要過分激烈，應當做到委婉曲折，而不要過於直露。　　3．《論語》「詩可以怨」說　　孔子在《論語·陽貨》提出了「詩可以怨」。「詩可以怨」是說詩可以「怨刺上政」（《論語集解》引孔安國語），實際上就是說詩歌可以對現實中的不良政治和社會現象進行諷刺和批判。《詩經》中許多民歌和一些文人作品就是對當時的社會現實進行諷刺和批判揭露，如著名的民歌《魏風》中的《碩鼠》、《伐檀》等，以及《小雅》中的《正月》、《十月之交》，《大雅》中《桑柔》、《民勞》等，都是「怨刺上政」的作品。　　「詩可以怨」對我國後世的文學創作，特別是詩歌創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成為我國古典詩歌的批判現實的優良傳統。古代乃至現代的許多詩人的作品都有批評和揭露黑暗現實的內容，例如屈原、杜甫、白居易、郭沫若、聞一多、艾青等的批判黑暗政治的詩歌都可以說是受到了「詩可以怨」的影響。　　4．孟子的「以意逆志」說　　孟子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論世」都是比較科學的文學批評方法。孟子在《孟子·萬章上》中說：「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提出了「以意逆志」說。所謂「以意逆志」，就是說說詩者（即讀者）要根據自己的歷練、思想意志，去體驗、理解作者的作品，不要死扣字眼，也不要受拘束於詞句，曲解甚至歪曲全篇的主旨。孟子以這種方法解說《詩》中的一些作品，比較接近於還了它們作為文學作品的本來面目，為中國文學提供了比較客觀實在的批評原則。後世大量的詩話詞話大抵是在此原則下展開文學批評和記錄讀後感想的。　　5．孟子的「知人論世」說　　「知人論世」說是孟子在《孟子·萬章下》中提出來的：「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其意思是說，讀者閱讀文學作品應該了解作者的生平經歷和作品寫作的時代背景，這樣才能站在作者的立場上，與作者為友，體驗作者的思想感情，準確把握作者的寫作意圖和正確理解作品的思想內涵。「知人論世」說「以意逆志」說都是比較科學的文學批評方法論。孟子以這種方法解說《詩經》中的一些作品，比較接近於它們作為文學作品的本來面目，為中國文學提供了比較客觀實在的批評原則。後世大量的詩話詞話大抵是在此原則下展開文學批評和記錄讀後感想的。6．孟子的「養氣」說　　孟子在《孟子·公孫丑上》中說：「我知言，我善養我浩然之氣。」提出了「養氣」說。孟子認為，必須首先使作者具有內在的精神品格之美，養成「浩然之氣」，才能寫出美而正的言辭。這裡的「養氣」當是指培養自己的高尚思想情操和道德品格。「養氣」了，才能「知言」。這種思想影響到文學創作，就特彆強調一個作家要從人格修養入手，培養自己崇高的道德品格。「知言養氣」的「氣」抓住了人的內在最本質的蘊涵，因而被後人廣泛地引入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形成了中國古代文論史上以氣論文的悠久傳統，並引導作家從「養氣」入手去指導創作，其影響是積極的。　　7．《莊子》的「虛靜」說　　「虛靜」，最早是老子在《道德經》里提出「致虛極，守靜篤」的說法，莊子繼承發展了老子「虛靜」的學說，認為它是進入道的境界時所必須具備的一種精神狀態。《莊子·大宗師》說：「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莊子的「坐忘」就是「虛靜」，是要使人忘掉一切存在，也忘掉自己的存在，拋棄一切知識，達到與道合一的境界。莊子認為虛靜必須在「絕學棄智」的基礎上方可達到，然而也只有達到虛靜，才能對客觀世界有最全面最深刻的認識，才能自由地進行審美觀照，藝術創造力才最為旺盛，才能創作出和造化天工完全一致的作品。莊子的「虛靜」說對後世影響極大，後世的文學家和文學理論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莊子的「虛靜」說的影響。　　8．《莊子》的「物化」說　　莊子的「物化」說是與他的「虛靜」說聯繫的。莊子認為「虛靜」是認識「道」的途徑和方法，是進入道的境界時所必須具備的一種精神狀態。從創作主體來說，必須具備「虛靜」的精神狀態，這是能否創作合乎天然的藝術之關鍵。而從創作主體和客體的關係來說。必須要達到「物化」的狀態。什麼是「物化」呢？在莊子看來，進入虛靜狀態之後，人拋棄了一切干擾和心理負擔，就會忘掉一切，甚至忘了自己，不再受自己感覺器官的束縛和局限，而達到認識上的「大明」。作為創作者來說，主體的人也似乎不存在了，主體的「自然」（天）和客體的「自然」（天）合而為一，這就是進入了「物化」的境界，這就叫做「以天合天」。處在這樣狀態下的創作自然是和造化天工完全一致的了。　　9．《莊子》的「得意忘言」說　　「得意忘言」是莊子對言義（即語言與思維）關係的看法。《莊子·外物》篇說：「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提出了所謂「得意忘言」說。在莊子看來，言是不能完全表達意思的，即言不盡意。莊子強調語言文字的局限性，指出它不可能把人複雜的思維內容充分地表達出來，這種認識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的認識實踐的實際情況，但也有明星的局限性。不過莊子的以言不盡意為根據的「得意忘言」說對文藝創作卻影響深遠。文學作品要求含蓄，有回味，往往要求以少總多，追求「味外之旨」、「言外之意」，而莊子的「得意忘言」說，恰恰道出了文學創作中言、意關係的奧秘。這對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產生了巨大影響，它在魏晉以後被直接引入文學理論，形成了中國古代文學注重「意在言外」的傳統，並且為意境說的產生和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　　古代文論名詞解釋（兩漢）　　10．司馬遷的「發憤著書」說　　司馬遷在《報任安書》歷述韓非、屈原等人的事迹後，總結說：「《詩》三百，大氐賢聖發憤之所作也。」提出了「發憤著書」說。司馬遷通過分析歷史上許多偉大人物的事迹和作品揭示了一個真理：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真正偉大的作品，大都是作家堅持自己的進步理想或正確的政治主張，在遭到反動勢力迫害後，為了抗爭迫害而堅持鬥爭、發憤著書的產物。值得注意的是，司馬遷的《史記》對漢武帝劉徹並沒有發泄私憤，而是既寫了他殘忍、好大喜功和追求長生不老等可笑事迹，也寫了他的雄才大略和文治武功的偉大之處，有著公正的「實錄」精神。「發憤著書」說對後來韓愈的「不平則鳴」說、歐陽修的「詩窮而後工」說都有很大的影響。- 11．《毛詩大序》的「情志統一」說　　「情志統一」說是《毛詩大序》提出來的一個詩論觀點，文章里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從這裡可以看出《毛詩大序》是承認詩歌是抒情言志的，情與志是統一的。情，是感情，志，是志意懷抱，但具體所指，根據文中的論述，當多指對人倫教化、政教禮義得失的觀點和看法。感情受到激發，就會發言成詩，而詩歌抒發這種感情，表達心中的志意。《毛詩大序》強調詩歌「吟詠情性」，但在情志關係上，它更重在志。這基本上是繼承先秦「詩言志」的觀點，但它正確地闡明了詩抒情言志的特點，說明對文學本質的認識已較先秦時代進一步深化了。情志說對後來文學批評的影響很大，後世對詩歌思想內容的評價多集中在情和志上。　　12．《毛詩大序》的詩「六義」說　　《毛詩大序》提到「詩有六義」的說法：「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風，指風教臣民百姓，並且可以表達臣民心聲，譏刺上政。賦，用作動詞，指鋪敘直說。比，比喻。興，起的意思。兼有發端和比喻的雙重作用。雅是正的意思。頌，周王朝和魯、宋二國祭祀時用以贊神的歌舞。　　《毛詩大序》在解釋風、雅的意義時，接觸到了文藝創作的概括性與典型性的特徵，所謂「以一國之事，系一人之本」，「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者，是說詩歌創作以具體的個別來表現一般的特點。也就是說，《毛詩大序》對風、雅的解釋符合現代文藝理論中以個別表現一般的觀點。　　13．《毛詩大序》的「諷諫」說　　「諷諫」就是諷刺的意思，但仔細體會詞義，諷諫」是諷而諫，就是在諷刺之中包含著「諫（勸說）」的意思，因此在諷刺的程度上較「諷刺」要稍微弱一點。《毛詩大序》提出了「諷諫」說：「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這就充分肯定了文藝批判現實的意義和作用。老百姓可以用用文藝的形式對上層統治者進行批判，而且「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這就包含著一定的民主因素。它為後來進步的文學家用文學創作干預現實，批判社會黑暗政治提供了「初步的理論依據，對文藝與現實的關係作了比較明確的論述。但是它又主張不要過於激烈顯露，要「主文而譎諫」，要溫和委婉，仍然是儒家詩教溫柔敦厚的一套。　　14．《毛詩大序》的「變風」、「變雅」說　　「變風」、「變雅」說是《毛詩大序》里提出來的說法，文中說：「至於王道衰，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毛詩大序》將《風》、《小雅》、《大雅》各分為正、變。認為「正風」、「正雅」是西周王朝興盛時期的作品，「變風」、「變雅」是西周王朝衰落時期的作品。「正變」說應該說沒有什麼事實根據，但是反映了漢代儒家學者將《詩經》作品與社會政治、歷史聯繫起來加以考察、闡釋的批評方法。僅就這一點來說，有其在文論史上的意義。另外，「變風」、「變雅」的說法，也看到了文學作品對社會現實的反映，也有其積極意義。15．王充《論衡》的「疾虛妄」說王充作《論衡》的根本目的，就是「疾虛妄」，倡「真美」，也就是說，反對虛偽、虛假的文章作風，提倡文章的真實性。他說：「是故《論衡》之造也，起眾書並失實，虛妄之言勝真美也。」王充這種疾虛妄，務實誠，倡真美的現實主義文學觀，是對當時讖緯蜂起，怪說布彰的社會風氣的勇敢挑戰。但是王充卻強調得過了頭，由此導致了他對文學誇張、想像、虛構手法的反對，這就犯了矯枉過正的錯誤，暴露了王充思想的局限性。　　16．王充《論衡》的「文為世用」說　　王充認為文章應當有為而作，應當有益於世，他說：（文章）「為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為用者，一章無補」（《自紀》）。王充所主張的為世用，主要有兩層意思，其一是勸善懲惡，教化人民。其二，「為世用」就是要為統治者歌功頌德，他說，「周秦之際，諸子並作，皆論他事，不頌主上，無益於國，無補於化」（《佚文》）。王充主張文章應當「為世用」，對當時皓首窮經之輩，信偽迷真之徒，有著積極的針砭意義。但其中也包含著迂腐片面的看法。　　古代文論名詞解釋（隋唐五代）　　27．皎然的「取境」說　　皎然論詩歌創作主張「取境」之說。「取境」就是指詩人在受到外境的觸發時，應該注意外在境象的選取。他說：「夫詩人之思初發，取境偏高，則一首舉體便高；取境偏逸，則一首舉體便逸」。在詩人取境時，有易、難兩種情況：有時靈感開通，就會「佳句縱橫」、「宛如神助」，創作順暢，這是「取境」之易的情況；有時靈感滯澀，「須至難至險，始見奇句」。這是「取境」之難的情況。他還認為「取境」時「至難至險」的作品，寫成之後，如果又能不露鑿斧痕迹，「觀其氣貌，有似等閑，不思而得」，這才是文章「高手」。取境之易的情性前人（如陸機等）已有論述，取境之難的情況前人則很少觸及。　　28．韓愈提出的「氣盛言宜」說　　韓愈在《答李翊書》中，提出了「氣盛言宜」之論。他說：「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也。」「氣盛」，是指作家的仁義道德修養造詣很高而體現出來的一種精神氣質，一種人格境界，與孟子的「配義與道」而修養成的「浩然之氣」含義相同。「氣盛」了，就能創造出「言宜」的文章，這就把「養氣」與作文統一起來了。特別要說明的是，韓愈強調「氣盛言宜」並不忽視文章的寫作技巧，而是力主在語言上要創新，對古人要「師其意，不師其辭」，要「惟陳言之務去」。　　29．韓愈的「不平則鳴」說　　韓愈在《送孟東野序》中還提出了「不平則鳴」說。他說：「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所謂「不平則鳴」從文學理論批評上看，就是認為作家、詩人在不得志時，就會用創作的方法抒寫自己的思想感，情表達自己的內心抑鬱的情志。這與司馬遷的「發憤著書」說是一脈相承的。但他更指出，只有那些胸有塊壘的不得志的文人愛「鳴」，也善「鳴」，他說：「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這可以說其對司馬遷「發憤著書」說的發展了。　　30．白居易的「為時」、「為事」而作論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說：「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提出了「為時」、「為事」而作的觀點。所謂「為時」「為事」就是主張用同情的筆觸來抒寫反映下層勞動者生活的苦難，揭示時政的弊端。白居易詩歌理論的核心是強調創作要有為而作，不為藝術而藝術。他說過：「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新樂府序》）像白居易這樣大聲疾呼主張詩文要有所為而作的詩人是十分少見的。　　31．司空圖的「思與境偕」說司空圖在《與王駕評詩書》中提出：「長於思與境偕，乃詩家之所尚者。」提出了「「思與境偕」說」。這是講意境的基本性質，「思與境偕」中的「思」，可以理解為創作中的神思，即藝術思維活動，但側重在創作主體的情志意趣活動；「境」則是激發詩情意趣活動並且表現之的創作客體境象。「境」與「思」偕往，相互融匯，因而產生了作品的意境世界。簡言之，就是創作主體的情志與創作客體境象（實際就是觸發創作主體產生創作慾望的客觀的外在境象）產生了共鳴，相互融匯，這樣才能創出具有意境美的作品。　　32．司空圖的「韻味」說　　對於詩歌意境的特殊性質，司空圖從鑒賞角度，把「味」作為詩歌審美的第一要義提了出來，他在《與李生論詩書》中說：「文之難，而詩之猶難，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為辨於味，而後可以言詩也。」提出了「韻味」說。他在文章中強調詩歌要有「咸酸」之外的「醇美」之味，也就是「韻味」。「韻味」的具體所指，就是他在《與李生論詩書》和其他文章中所強調的詩歌應具有的「韻外之致」、「味外之旨」、「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籠而言之，就是指好的詩歌所具有豐富的醇美韻味。他的「韻味」說源於鍾嶸「滋味」說，但有發展變化，並且對後代意境理論的形成有重要影響。　　33．司空圖的「四外」說　　「四外」說：「四外」說，實際上是「韻味」說的具體所指，包含司空圖在《與李生論詩書》和《與極浦書》中「韻外之致」、「味外之旨」、「象外之象」和「景外之景」。籠統的說，都是指豐富的醇美韻味，細分析則可分三組，內涵略有不同：（1）「韻外之旨」，應該是指有意境的作品有表層文字、聲韻覆蓋下的無盡情致；（2）「味外之旨」，則應是側重有意境的作品所具有的啟人深思的理趣；（3）「象外之象」和「景外之景」則是指有意境的作品在表層描寫的形象之外，還能讓鑒賞者聯想到，但又朦朧模糊的多重境象。這種情致、理趣、境象，在作品中都是潛伏著的假存在，要依靠鑒賞者以自己的審美經驗去體會、召換、再現出來。　　古代文論名詞解釋（宋金元）　　34．歐陽修的「詩窮而後工」說　　「詩窮而後工」說是歐陽修在《梅聖俞詩集序》一文中提出來的，他認為「詩人少達而多窮」，「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愈窮則愈工」。「詩窮而後工」，是說詩人在受到困險環境的磨礪，幽憤鬱積於心時，方能寫出精美的詩歌作品。歐陽修則將作家的生活境遇、情感狀態直接地與詩歌創作自身的特點聯繫起來：一是詩人因窮而「自放」，能與外界建立較純粹的審美關係，於是能探求自然界和社會生活中的「奇怪」；二是鬱積的情感有助於詩人「興於怨刺」，抒寫出曲折入微而又帶有普遍性的人情。這是對司馬遷「發憤著書」說、鍾嶸「托詩以怨」說、韓愈「不平則鳴」說的深入發展。　　35．李清照的詞「別是一家」說　　李清照在《論詞》一文里力主嚴格區分詞和詩的界限，提出了詞「別是一家」的著名觀點。李清照批評晏殊、歐陽修、蘇軾等人的詞不能算是詞，只是「句讀不葺之詩耳」。她認為詞和詩的本質區別在於：詩只有較為簡單粗疏的聲律要求，而詞則特別講究聲律、樂律之規則，她反對以詩的粗疏的格律來破壞詞之音樂美。她的這一觀點可能比較偏激保守，但也確實道出了詩與詞的一些不同之處，給詞的創作提供了一些可參考的意見。　36．嚴羽的「妙悟」說　　嚴羽的詩論觀點最重要的是「以禪喻詩」，提出「妙悟」說。他說：「大抵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妙悟」是嚴羽以禪喻詩的核心。「妙悟」本是佛教禪宗辭彙，本指主體對世間本體「空」的一種把握，《涅盤無名論》說：「玄道在於妙悟，妙悟在於即真。」就詩而言，「妙悟即真」當是指詩人對於詩美的本體、詩境的實相的一種真覺，一種感悟。他說：「惟悟乃為當行，乃為本色。」由於「悟有淺深」，各個詩人悟的深淺不同，因而形成各人各派詩歌的審美價值的不同，亦即形成諸家體制的高下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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