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選中的上海底層社會：以仁德紗廠為例（1953
【摘要】1953年至1954年新中國第一次普選既是一次大規模的民主建設實踐，也是繼續革命思路下大規模的政治動員。上海仁德紗廠「微觀普選」情境中三個普通工人的不同境遇，是民主建設與繼續革命共同作用的產物。無論是「無緣主人翁」的政治懲戒，還是當家作主的政治激勵與提升，都連接著一場革命的全民動員。上海普選呈現出一幅人民當家作主的歷史場景：廣泛而普遍的直接選舉， 數千名普通百姓步入基層權力機構，在中國近代史上也的確罕見。
1953年1月，中共中央決定在全國範圍內實行普選，召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並在此基礎上，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憲法。 2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 表大會選舉法》。3月1日，《選舉法》正式公布施行。根據中央部署，上海全市的普選工作緊鑼密鼓地開展起來。
10月中旬，還在普選的先行試點階段，上海市楊浦區私營仁德紗廠(以下簡稱「仁德廠」)發生了全市普選運動中第一起自殺案：C女工在面臨可能失去選民資格的心理危機時，「吞金」自殺未遂。這一事件引起上海市選舉委員會(以下簡稱「市選委會」)的高度重視，認為此事系該廠和所在選區選舉工作中「左」 的錯誤所致，向各區發了通報要求引以為戒。 此後不久，該廠保全工李杏生上了《解放日報》的《人民在普選運動中》專欄，報道他如何在廠黨支部的普選宣傳教育動員下轉變工作態度，發揮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主人翁作用。是年底，楊浦區普選結束，仁德廠細紗車間女工李小妹與資方廠長嚴克被所在第10選區選為楊浦區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在該選區選出的6位代表中，仁德廠佔了 1/3。
仁德廠普選運動中這三個案例的主人公，除一位資方廠長外，其餘三位都是生產第一線的普通工人。他們各自不同的普選經歷恰好發生在普選的三個主要階段：選民資格審查、普選動員以及候選人提名到最後選舉。也許這些細枝末節的微觀史料，能有助於擺脫以往僅僅從文本出發的「人民當家作主」抽象概念的束縛，呈現出普選中上海工人與基層政治的各種面相。我們或能發現在中共執政後開展的第一次大規模民主建政中，選舉的宏觀制度設計和指導思想以何種方式到達基層？各種微觀環境中的基層民眾又如何當家作主，他們是否成為主流意識形態建構的國家主人翁？在通往基層權力機關的大道上，各級組織與基層社會如何因應與衝突？
一、懲成與糾偏：繼續革命思路下的選民資格審查新中國成立前夕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就已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政權的機關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人民政府。」1953年通過的新中國第一部《選舉法》規定： 「凡年滿十八周歲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不分民族和種族、性別、職業、社會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狀況和居住期限，均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鄉、鎮、市轄區和不設區的市人民代表大會之代表，由選民直接選舉之。」這兩個具有開國奠基意義的法律文本顯示，廣大中國公民具有參與政治、選擇自己代言人的民主權利;經普選產生的人大代表則是各級權力機關的主體。選民和代表理所當然是國家主人翁。但是，是否具有選民資格，能否成為法理上的國家主人翁一分子，還需要進行選民資格審查。《選舉法》規定的「無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四種人中，除「精神病患者」 之外，另外三種人都是根據政治標準而定：「依法尚未改變成分的地主階級分子」，「依法被剝奪政治權利的反革命分子」以及「其他依法被剝奪政治權利者」。因此，普選的第一步便是涉及千家萬戶的人口普査與選民資格審查。仁德廠C女工的「吞金」事件就發生在這一背景下。
作為一個紗廠女工，C儘管在1951年就加入了青年團，但她系一貫道壇主，拒不接受組織勸誡交待其身份，也沒有按照團組織的要求行事;在被迫登記交待後，仍「對自己罪行認識不足，無積極表現」，不僅拒絕去觀看揭露一貫道罪行的展覽和宣教影片，並數度成為廠里工人與廠方鬧事的挑動者。團組織要求她與 「有三青團等複雜歷史問題」的男友分手，她非常反感，陽奉陰違。C還經常散布入團不自由， 想退團的言論。因此，她在宣布開除其團籍的團員大會上非常緊張恐懼的，不在團籍本身， 而是聽到大會宣布其罪行。C女工由此感到問題非常嚴重。而直接刺激女工「吞金」的， 是第一、第二次公布的選民榜未見其名，被 「掛了起來」。她從戶籍警那裡得知，所謂「掛起來」就是「不讓一個反革命分(子)竊取了選舉權，榜上沒有名字的，就是沒有選舉權」。 這就意味著被「掛起來」的C女工與沒有選舉權的地主、反革命分子已無二致。在當時去掉團員帽子和帶上地主、反革命帽子，兩者有天壤之別。但通過對其「吞金」 一事細節的分析， 調查報告認為她自殺是假，惑眾是真。
與C女工相似的幾起自殺案，也起於對失去或可能失去選民資格的極度擔優與緊張。如提籃橋區某居委會委員、失業工人Z某，普選時由原籍轉來材料，「稱其為地主出身，當過二十幾天偽保長，對土改不滿」;「派出所在近半 個多月中連續與其談話五次之多，囑其限期交代歷史，形成追逼」，Z遂自殺。又如，長寧區S某，因「有反動活動嫌疑」，「長寧路派出所同志對他施行點、套、壓等追逼方式，企圖弄清其反革命嫌疑問題」，致其服毒自殺。還有更為極端的一例：常熟區一家庭婦女N某與人姘 居，被丈夫發現而吵架，恰被居民小組長檢查填寫選民登記表情況時撞見，緊接著「在開會時聽了選民資格的報告，誤認為自己過去有過不正當男女關係，怕別人對她提意見」，精神緊張，遂自殺身死。這些自殺案雖有每個個體面臨的特殊情境和自身的偶然因素，但有一個共同的原因促使他們都選擇了死亡：在他們看來， 選民登記是一次全面政治審查、清理階級隊伍， 甚至是道德整肅的過程，對於任何一個被懷疑和被剝奪選民資格的對象來說，這個過程是與 鎮反、「五反」等政治運動毫無二致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普選的領導層對上述自殺案件的表態及處理卻較前寬鬆得多，平和得多。
C女工事件引起了選舉領導機關的高度重視，市選委會以這一案件為典型，力圖糾正選民資格審查中的偏差。市選委會將這一事件定性為選舉工作中「嚴重的缺點和教訓」，認為C的自殺是紗廠「審查選民資格處理不當」，所在選區「企圖擴大剝奪選舉權利範圍」所致，也有區領導「交代政策不當，深入不夠，(政策) 控制不嚴」的責任。市選委會不止一次向下通報此事，要求各區引以為戒，「以後應爭取一榜定案，以儘可能不『掛』為原則」。這表明決策者有關普選的指導思想和方針政策與此前的政治運動很不相同。中共設計的普選，是根據《共同綱領》的原則，在人民民主專政框架下進行的一場和平運動，有別於急風暴雨式的土改、 鎮反、「三反」 「五反」，強調選舉的普遍性和廣泛性，也凸顯了急風暴雨式的革命與繼續革命在輯導思想上的差異。
普選試點開始，中央和上海市領導就不斷重申選民資格審查的原則和政策。1953年10 月，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在部署普選工作時反覆叮囑：「必須嚴格執行中央規定，把選民資格審査與鎮反嚴格區分開來，堅決防止在選民登記中企圖重新劃分階級成份，清理組織或達到鎮反的目的」。他把企圖藉機「整一整」所謂 「落後分子」，擴大「掛起來」的範圍，視為 「左的情緒和偏差」的突出表現，明確要求 「特別掌握兩點」：一是「盡量少『掛』，能不 『掛』者就不『掛』」；二是「對宣布剝奪的和 『掛』起來的一定要找他們談話」，「應該進行教育和消除他們絕望情緒或恐懼情緒」。
11月，中共中央和華東局向各地發出指示， 重申：「對於審査選民資格的工作，須與土改、鎮反嚴格地區別開來。要堅決防止在選民登記工作中，企圖重新劃分階級成份，或順便達到清理組織以至鎮壓反革命的目的。」 「凡屬嫌疑分子和在思想改造或鎮反運動中尚未作出結論者，以及五類反革命骨幹分子中解放後已坦白或登記過，但未予判處而本人亦無現行反革命活動者，我們一般地均應給予選舉權利。只對其中個別惡跡甚多，民憤甚大，並有確實證據且能據以判刑的人，則可依法判處，然後依法 剝奪其選舉權。」 20日，上海市委制定並下達 《關於選民資格審查工作的規定》，就依法剝奪選舉權的具體標準和程序、選民資格審査的相關組織等項，將中央和華東局的指示細化為可操作的辦法。三天後，市選委會有關C女工事件的通報下達。
12月，上海市市長陳毅在選舉運動廣播大 會上的講話中強調：「要認清普選的目的是要積極地發動和團結廣大人民，來共同建設我們偉大的祖國」。在分清敵我界限的原則下，「反動黨團分子和一般反動會道門分子，只要已經登記交代，一貫遵守法令，都不應加以歧視」;甚至那些「被剝奪選舉權的地主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只要遵紀守法，努力勞動，如將來「改造好了，仍然還有改變成份和政治待遇的希望」。
然而，中共設計的普選依然是階級原則主導下的自上而下的群眾運動，其相對寬鬆的繼續革命政策並沒有改變基層政治生活的基本軌跡，有關C女工事件調查報告所反映的基層組織的處理意見反映了這一點。在選民資格審查過程中，仁德廠黨支部以其「『參加反動組織拒不交代』等理由，提請管制一年」，經楊浦區公安分局局長批准並報區委獲准。「吞金」事件發生後，區公安分局考慮C女工在配合公安破獲一貫道頭子過程中「起了一定作用」，「有立功表現」，對管制決定「應當重核」，於1953年10月22日批准「免予處分」。但是，仁德廠黨、團支部和工會以及里弄居委會等基層組織都不同意分局撤銷管制處分的決定，認為C女 工的表現「已夠逮捕資格」。因此，10月28日市選舉檢察處調査報告的結論是「區選委將其掛名是應當的」，「區委批准管制也是應當的」， 「她這個立功，不是覺悟程度提高所出發，而是在群眾監督之下，在同黨檢舉之下，迫不得已而已」，建議上級「對這樣的壞分子，應當適當的給予管制，剝奪其政治權利以教育群眾。她有點立功表現，可在管制期限內縮短一些時期，三、 五個月來達到懲(前)毖後之目底(的)。直至兩次被市選委會點名批評後，各方才收回前議。
選民登記中過左的宣傳和做法也不鮮見。 市選委會宣傳處的一份通報說：「少數幹部對選舉運動的性質、政策及具體做法認識不足，發生了一些片面性的或錯誤的宣傳，違反政策及強迫命令的現象也有發生」。如，曹楊新村工作隊以「檢舉、告密」作公開號召，發動群眾參加選民資格審查;常熟區一選區打出「選舉權只給好人，不給反革命」的大橫幅;上鋼二廠工作隊提出「要有意識的保留一批可以剝奪選舉權利的人，發動群眾檢舉」的要求;楊浦區兩個選區出第一榜時，被「掛起來」的多達 349人，其中，國棉九廠所「掛」數字「竟佔十分之一」。凡此種種，都與鎮反的思路及方式一脈相承。
儘管普選運動中上海基層政治中「左」的偏差不斷被上級領導部門糾正，普選的領導者不斷強調人民民主的一面，但在繼續革命思路指導下的政治實踐中，卻仍然依靠一場群眾運動的慣性來劃分敵我，挖出反革命，確定專政對象，結果必然是「你死我活」的政治分界了。 與普選同步進行的，還有沒收反革命及反動會道門財產等一系列的政治鬥爭和社會改造。這一切都在基層政治生活中形成緊張的政治氛圍，那些「疑似」反革命、「疑似」地主分子 以及可能的「壞分子」，便會受到嚴厲追查，隨時可能被列人專政的範圍。
二、塑造「主人翁」：樹立典型與宣傳引領與C女工不同，政治清白的保全工李杏生不但篤定獲得選舉權，而且從一個「覺悟不高」 的老工人一躍而為黨報宣傳的主人翁。
在《解放日報》題為《杏生師傅》的報道中，李杏生是仁德廠的「牛人」，從8歲進廠 「揀銅管」起，他在這裡過了快50年。這個老資格的「平車頭」，「技術好，心眼實」，就是 「老腦筋，脾氣倔」，由著性子幹活，還聽不得別人意見。逢到事關切身利益，他斤斤計較， 曾經為了一角錢工資，為了分配住房的事，「臉紅脖子粗地吵到工會」。「拿一分錢，做一分事」是他常掛在嘴上的「原則」。他尤其不喜歡參加政治活動，「對讀報、聽報告一向不感興趣」。但是，這個仁德廠的「老土地」 「老頑固」居然被一場黨支部書記的普選報告感化了。 他「聽得竟出了神」，會後主動找宣傳員「搭訕」，和他談起選舉人大代表的事。此後的李杏生似與此前判若兩人。他不僅熱情參與政治活動，而且興趣濃厚，經常催促宣傳員：「辰光到了，報紙讀嗎?」工作態度大有改觀，再聽不到 他講「拿錢幹活」之類的話，不但做好自己分內的工作，還積極主動地幫助別人修車子;每遇紗頭出現問題，女工沒有看到的時候，「他就主動地關上車，該拉的拉開，該接頭的接上」; 對別人的意見，這位老師傅也能認真聽取，虛心接受。「發選民證那天，李杏生滿面光彩，彷彿年輕了十年。小組裡的人都爭著談感想，李杏生笑眯眯地坐在一邊，直到人家差不多講完了，他才不大好意思地說：『話我是講不來的。 當家作主就要拿出主人翁的態度來，我要盡量使用這兩隻手，修車修好，平車平好，發生事故要仔細研究，做到盡量保證車子不出毛病。』」
應當說，在20世紀50年代的上海工廠， 杏生師傅這樣的老工人到處可見。他們的「落後」常常令黨、工組織頭疼，但離了他們，生產上還真玩不轉。假如哪一天發現他們有點積極的變化，組織當然是求之不得的，何況，杏生師傅的轉變十分顯著，而且與普選運動的政治節點相契合。這無論對仁德廠，還是對新聞媒體來說，都是一個正面宣傳的好素材。
作為楊浦區先行選區1仁德廠的普選動員在1953年9月初就開始了。運動本來就是「任務如山倒」，廠里的黨、政、工、團都忙得不可開交，但C女工卻不斷給廠里製造麻煩。在這 個時刻，上了黨報的杏生師傅為仁德廠贏得了 一份很大的榮譽，抵除了一些幾個月來C女工對廠里黨團工作造成的負面影響，且市選委會也還未就「吞金」事件提出意見;另外也可藉此先進典型弘揚正氣，帶動更多的工人以主人翁的態度投入普選。
還在普選準備階段，上海市委、市政府就根據中央的精神，擬定了普選動員報告和各種宣傳計劃。「當家作主」 「主人翁」和「主人翁精神」是這類報告和計劃中使用頻率最高的辭彙。以此為標題的宣傳品也大量問世。在市委宣傳部制定的「關於普選運動的報道計劃要點」 的宏觀指導下，市選委會編印的各種宣傳講話材料下發至各區，對選民宣講「我們的選舉制度是真正民主的選舉制度」 「嚴肅地討論和鑒別代表候選人」 「認真嚴肅地提出代表候選人」， 以及「莊嚴地行使自己的選舉權利，積极參加選舉大會」等內容，貫穿其中的主題思想就是 「以主人翁精神搞好普選」。考慮到很多選民 文化程度低甚至是文盲，這些內容又被宣傳媒體轉化為「選好人，當好家」 「當家作主喜洋洋」等形象語彙。各報社、劇團和出版社也紛紛刊登報道、編寫上演或出版製作相關的宣傳 作品，一時間，宣傳畫、連環畫、小故事書、 幻燈、越劇、滬劇、話劇、相聲、說唱等，都為「當家作主」的普選內容所充滿。
然而，在普選前期，來自上海基層選區的信息並不樂觀，對普選的漠視和曲解在許多內部報告中反映出來。上海市中心城區黃浦區的報告說：「有些人開始把普選當做『浦東』 『浦西』(上海話『普選』的發音與『浦西』完全相同一引者注);聽到了 『候選人』以為還 有『先選人』」。還有里弄乾部竟將「等額選 舉」解釋為「80人開會，40人選舉，40人等 候選舉」。還有選民說：「現在候選人是上頭 提名的，在國民黨時期也選過，我們要選的選 不著，不要選的卻一定要我們選」。部分先行 選區在選舉中出現了參選不積極的現象。如，在討論提名原則時，一個有26人的選民小組， 第一次只來了 3人，第二次來了 6人，只得與 其他小組合併討論。「開會時除了個別積極分子 外，其餘選民皆未發言。」
針對群眾的思想問題，市委要求普選宣傳必須加大「主人翁」的正面引導，突出「當家作主」的主旋律。作為上海第一大報、黨報的 《解放日報》，理所當然地要負起示範引領之責。 市委宣傳部指示報社「多介紹一些典型人物， 以活的榜樣啟發群眾，教育群眾」，《人民在普選運動中》專欄便應運而生。記者們被派往工廠和街道基層選區，發掘各種「主人翁」的典型材料。
從1953年10月27日專欄開闢起，僅在普選運動開始後兩個月內，所刊登的關於上海公布選民榜和發放選民證的報道就近40篇，其中80%來自工廠，其餘來自里弄居民，大量報道工人為主的勞動人民、苦大仇深的基層婦女以及曾遭受歧視的少數民族的「主人翁」事迹與杏生師傅一樣，每篇報道的「主人翁」都真名實姓，故事各不相同，但所有「主人翁」都會道出自己的翻身之情。報道中的杏生師傅就是如此。他之所以被黨支部書記的報告所打動， 是因為這個「當過十幾年女工」的書記「用一樁樁活生生的事實，特別是他們本廠里的具體例子來說明普選的道理」，促使他在憶苦思甜的回憶對比中，激活了感恩毛主席的真心情。類似的表達在青年工人王鳳橋、軍屬張麗卿、回民李壽彭、馬安泰以及申新九廠的報道中都可以讀到。
按照以實際行動體現當家作主的思路，報道中所有的「主人翁」都會將身邊小事與普選和貫徹國家總路線聯繫起來。在憶苦思甜的基礎上，記者筆下的杏生師傅有這樣一段「內心獨白」：「他不止一次地問自己：毛主席把管理國家的大權交給我們，難道我們只為自己爭吃爭穿別事不管嗎?誰不想生活得好上加好! 一根甘蔗頭甜根也甜，整個工廠單靠一部分人不 行，整個國家要靠大家心齊」。這段「獨白」告訴大家，杏生師傅的思想已進入了 「國家主人翁」的境界。再如，國棉六廠女工姜小妹努力減少壞紗;上海絲綢廠女工莫巧雲攻下生產技術難題;中國內衣廠掃地工張金南變廢為寶， 為廠里節約開支，這些平凡的勞動者想到的都是事關普選的國家大計;還有64歲的家庭婦女阿毛婆婆，也說要拿出「當家人的樣子」，替兒子媳婦「帶好小囡(上海話，小孩一引者注)， 「讓他們安心生產，多給國家生產布，生產紗"。
普選的領導者希望通過宣傳，這些典型的言語和形象能夠首先在基層勞動群眾中引起共鳴，以積極參選。擴而言之，他們希望通過 「當家作主」的宣傳，使得普選全過程成為「提高人民政治積極性和國家主人翁感覺的過程」，從而彰顯「我國民主制度的廣泛性和真實性」。
三、當選人大代表：「翻身」通道上的「小人物」在上海市數以千眾的區人大代表中，仁德廠的女工李小妹榜上有名。她與許多代表一樣， 是極其普通而又平凡的勞動者。
從12歲到匯通紗廠當童工起，36歲的李小妹陸陸續續在紗廠度過了15年的光陰。她一直是生產第一線的一名普通擋車工，工人家庭出身，本人經歷十分單純。除去性別和階級出身的先天條件，李小妹的過人之處就是在學習 「郝建秀工作法」的過程中，不斷總結出一套自己的巧幹操作法，在廠開展的競賽活動中， 取得超產量70%的好成績。
然而，在紡織女工雲集的楊浦區，李小妹非但不顯突出，而且平凡過人。包括其在內，當選區人大代表的紡織女工12人，她們的履歷參數見下表。
李小妹屬於兩個「普通一兵」之列。且不 論這些當選代表的紡織女工中，有全國勞動模範黃寶妹這樣的標杆性人物，就是與李小妹一樣的「平頭百姓」，起碼也有青年團員的政治身份。即使另一位同樣無頭銜的國棉十七廠擋車工，也參加了 「三反」、婚姻法、民主改革等一系列運動，而李小妹在《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履歷表》的「解放後參加過何種運動」 一欄內， 填寫的是「因身體勿好(上海話，『不好』的意思一引者注)，所以未曾很好參加運動」。 在楊浦區當選代表中，如此填寫者，絕無僅有。 由此來看，李小妹只是一個老實勤懇的「資深女工」，「根紅苗正」，恪守本分。那麼，是什麼力量把這樣一個極為普通甚至在政治上不善表現的女工推到了這樣的位置上?
選舉的法定程序猶如「天時」，為李小妹的當選提供了 「民主」與「集中」的雙重支持。《選舉法》第7章第47條規定：「中國共產黨、 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不屬於上述各黨派、 團體的選民或代表均得按選舉區域或選舉單位聯合或單獨提出代表候選人名單。」《上海市基層選舉實施細則》雖沒有正面提出取消單獨提名的方式，但只對聯合提名作了詳盡和明確的規定：「各區(鄉、鎮)選舉委員會應事先邀集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代表協商各該地區代表候選人提名的原則和方 法』提交各選民小組討論之」。代表候選人之初步名單，也按此聯合提名的方式產生。《實施細則》還規定了 「等額選舉」的原則，即「選舉委員會提出之每一選區候選人的名額，應與當選代表人數相等」。
副市長潘漢年在對選舉工作幹部所作的報告中，多處強調聯合提名和等額選舉的民主性, 明確指出「自下而上提名不妥」;要求在宣傳中 「要針對實際情況批判資產階級舊民主思想，小資產階級的極端民主思想，本位主義觀點等」。 潘漢年還要求選舉工作幹部對代表候選人「要有內部掌握的比例，但不是機械規定」，「全區代表要通盤安排，允許代表在住地、工地、團體所在地、兼職地點擇一處提名，必要時亦可在本區其他選區提名，但必須事先經過條條排隊，塊塊摸底，又不可過早暴露意圖，引起被 動」。他還宣布了一條黨內紀律：「正式候選人產生以後，黨員要保證按黨的決定投票」。
在這種情況下，除了極個別的初步候選人被基層選民提出強力的理由遭否決外，進入聯合提名的絕大多數人都獲得了正式候選人的 「金榜題名」。以先行選區為例，雖然在先行期內還有單獨提名的代表候選人產生，但聯合提名的候選人佔到了 95.89%的絕對多數，等額選舉又保證了這些人當選。
李小妹是在聯合提名產生的絕對多數之列。 仁德廠所在的楊浦區兩個先行選區，產生代表13名，全部經聯合提名獲得候選人資格，最後以高達99.88%的有效票率，等額全部人選。 然而，要獲得1/800的機會卻非平常。李小妹究竟具備何種政治優勢能入圍聯合提名？
楊浦區是近代上海紡織業的半壁江山，又是工廠雲集的老資格工業區。全區在工廠範圍內產生的人大代表88名，占楊浦區162名人大代表總數的54.37%。其中在紡織行業產生的代表43名，將近一半。仁德廠所在的第10選區，私營工廠的選民人數1849名，超過國營工 廠，為選區內企業選民人數之最。而以仁德廠千餘名工人的規模推測，在第10選區參選的選民人數不至無足輕重。第10選區內，除有國棉九廠和中國紡織機器廠各一個附屬單位外，屬紡織行業的只有仁德廠一家。
作為一家可上溯至1917年的永元機器染織公司的老牌棉紡企業，仁德廠的規模雖不及申新，但在上海棉紡織業和近代工業史上也頗具聲譽和影響仁德廠是大隆機器廠創辦人嚴裕棠「鐵棉聯營」戰略的產物，在新中國開局的 年代也有上乘的表現。1950年，全市私營企業面臨經營的嚴重困難時，仁德廠實行的「維持開工，保本生產」的辦法，被作為全市私營工商業「勞資協商，改變舊的經營方針和方法， 共同克服困難」的成功經驗，在上海和整個華東地區推廣，從4月到7月，新華社和上海各大報陸續報道。1952年，嚴裕棠的長子嚴祥將存在香港的相當於40億元舊人民幣的外匯巨款調到仁德廠，大大補充了廠內流動資金之不足。因此，無論從身居的行業還是所在的選區和單位，仁德廠的候選人李小妹與資方廠長嚴克在第10選區6個代表名額中有著明顯的「地利」優勢。
除了《選舉法》和《實施細則》的制度性規定和楊浦區、第10選區以及仁德廠的「地利」因素之外，李小妹的當選仍與仁德廠「微觀環境」的政治因素有關。
與楊浦區其他老牌私營紗廠相比，中共在仁德廠紮根並不很深。50年代初成立黨支部後，把組織發展的重心放到青年團上。但是， 就在仁德廠青年團員的大發展期，如C女工這樣有一貫道背景的「政治不純者」被當作積極分子吸收進入。這對於仁德廠年輕的黨團組織來說，無疑是埋下了 「禍根」。
1951年，正當「仁德經驗」取得成績，生產和經營狀況很有起色，勞資關係也比較協調之時，工人內部的矛盾卻趨尖銳，甚至發生嚴重鬥毆事件，引起部分車間怠工。事件驚動區委，當即派員到廠調解，協助廠黨支部平息了這次風波。據查，4名工人在這一事件中 「表現突出」，被廠方認為有「肇事者」之嫌，C便是其中之一。有人反映，C在背後指罵上級來人：「哪裡來的癟三(上海話，對流浪拾荒者的蔑稱，這裡借用表達鄙視之意—引者注)，不為工人主持正義」，煽動工人的不滿。
「怠工事件」雖然平息，但「仁德經驗」 帶來的正面效應已明顯被沖淡。加之1952年底開始的工廠民主改革和取締反動會道門運動，C女工又不斷給廠裡帶來政治麻煩，故到1953年 11月普選即將進入候選人提名階段時，仁德廠黨支部、團支部和工會，已經感到非常棘手， 左右為難了。如前所述，市選委會已經就的 「吞金」事件對楊浦區、第10選區以及仁德廠都進行了嚴厲的通報批評，而普選中像這樣就一個事件向全市數次通報的，也只此一件。
在這樣的局面下，平穩地完成普選，選出「四平八穩」的代表，才是仁德廠黨團組織唯一 的選擇。而從工人方面來說，只有埋頭幹活， 生產上過硬，又遠離是非的「老師傅」才能服眾。如此，由於「巧幹工作法」而在廠勞動競賽中成名、又「因身體原因未很好參加政治運動」的李小妹便成為符合仁德廠「官意」和 「民意」的代表候選人。
若從第一次普選運動的全局來看，如李小妹這樣名不見經傳的基層勞動人民躋身人大代表行列的還真不在少數。全市當選的4613名區人大代表中，工人(包括店員、機關工作者) 佔49.99%，農民、獨立勞動者、職工家屬等勞動人民佔21.559%;中共黨員佔37.559%，團員佔8.369%。市區代表中的工人比例更高一些， 佔57.279%。有676名代表來自里弄，占代表總數的14.65%，絕大部分是擔任居委會幹部的非單位人，包括家庭婦女、各類失業者、煙紙店主、三輪車夫、流動攤販等，還有無任何社會工作的居民，包括保姆。如此眾多的平頭百姓步入基層權力機構，這在中國現代國家建構的歷程中可說史無前例。
普選也向底層社會打開了一扇機會的大門。 對於家庭婦女、失業者、流動不定的三輪車夫以及小商小販來說，里弄的意義非同尋常。他們在這個空間里，既保持著底層社會日常生活的各個自然面相，又進行著改變命運和告別底層的種種掙扎與競爭。儘管這些非單位人還是里弄草根中的一員，但人大代表的身份似乎向他們預示著「翻身」日子的到來。里弄是他們的安身立命之本，承載著他們的夢想與希望。 因此，聯合提名對他們來說，是一個「翻身」 的好時機，許多選區都報告了居委會幹部為取得候選人提名資格明裡暗裡相互較勁，甚至勾心鬥角，拉幫結夥。
選舉中偏離或有違國家主人翁形象的種種言行，引起選舉領導機關的髙度重視。因為這些動向，都影響著選舉的結果：即使是聯合提名，之後還要几上幾下，選民小組的討論是法定程序，不得跳過;即便是等額選舉，每個選民都有一票，參選率和得票率也大有講究。因此，轉變選民的態度，形成擁護聯合提名和等額選舉的輿論氛圍，阻止那些「領導不力， 選民消極，選舉失敗」的情況蔓延，讓他們以國家期望的主人翁姿態投上一票，就顯得尤為必要。
在開展大規模的面上宣傳教育，塑造國家主人翁形象的同時，自上而下的組織網路也是保證基層選舉的重要手段。派至全市810個選民小組的近萬名選舉工作幹部隨時向各區選委 會報告基層選舉動向，1800餘名各區選委會幹 部又將各種信息歸類上報，經市選委會集中處理後，編成簡報下發，供基層及時掌握動向，或加以引導，或加以規勸。各區還不時收到來自選區工作隊發現破壞選舉的情況報告，這些人被送上普選人民法庭或公審大會，成為反面教員。在強大的宣傳攻勢和強力的組織領導之下， 底層選民中的消極言論迅速沉寂，許多選區都傳出了 「聯合提名、等額選舉就是好」的聲音。 各區選委會的情況報告中彙集了許多選民積極的反映。
值得注意的是，也是在這條「翻身」 之路上，從社會底層推出的代表構成與以勞動模範為代表的工人群體相比，非單位人群產生的人大代表的政治狀況複雜得多。在黃浦、蓬 萊、盧灣、徐匯、常熟、普陀、虹口、閘北、 江寧、東昌、楊浦等11個區的341名里弄乾部 出身的人大代表中間，參加過一貫道等會道組 織以及「拜老頭子」的有17人;擔任過甲長的 6人，警察4人;加入過國民黨的3人;參加天 主堂保衛團和忠義救國軍的各1人。這11個區的人大代表中已明確有「歷史污點」的人佔9%。這些人之所以當選，並非都是領導不力、 政策掌握不嚴所致，而恰恰表明微觀環境的特徵，如鄰里、同鄉、幫派等關係還在底層社會 中時隱時現，這些選民的選舉行為並不與「國 家主人翁」的要求合轍。但就普選的主流而言， 結果是十分理想的。1954年春，上海迎來了選舉的高潮，全市96.539%的選民走進了當家作主的情境，投下了 「莊嚴的一票」。雖然無法知道這687萬多選民中有多少種投票心態，但這樣一個空前盛況的選舉為平民百姓的當選投下了關鍵的一票，也為「國家主人翁」的話語做了成功的闡釋。
四、結語仁德廠微觀普選情境中三個普通工人的不同境遇，折射出普選中上海基層社會的寬闊場景。
廣泛而普遍的直接選舉，大批平民百姓當選人大代表，大大提升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學意義。這又是集中與民主的雙重變奏：選舉全過程儘管有新政權自上而下的領導，但主人翁的一票也實實在在起了作用;主流意識形態話語全力建構著國家主人翁的形象，基層社會各種微觀結構又推出了形態各異的「主人翁」; 底層選民將普選視為一次「翻身」的機遇，在感受與想像中，爭當人大代表;也有人在面臨無緣主人翁的危機時，焦慮、恐懼甚至絕望。
在這一幅「人民當家作主」的歷史場景中， 清晰可見的是50年代初經歷了天翻地覆改造的上海社會仍然充滿活力。不僅是基層百姓被激發起巨大的政治參與熱情，而且那些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也在統戰方針與基層選民的雙重支持下入圍人大代表的行列。這是上海普選中另一 道獨特的景觀。在全市區人大代表中，資產階級與民主人士佔15.86%，高於知識分子(包括青年學生、文教科技工作者等)12.6%的比 例，是受到重視的非勞動人民群體。從代表名額分配、構成比例，一直到各方協商聯合提名， 都由市、區選委會和市、區統戰部主導。為了確保統戰需要的那些「頭面人物」入選，區選委會提供多方面的支持。如仁德廠資方廠長嚴克的當選，就是因其「大隆背景」與「仁德經驗」所體現的代表性。除去頂層的制度保證與各級組織支持外，上海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還擁有一份不同於其他城市的政治文化資源。
仁德廠三個普通工人的故事，也揭示出普選的另一個面相。無論是「無緣主人翁」的政治懲戒，還是「當家作主」的政治激勵與提升， 都連接著一場革命的全民動員，群眾運動還是基層政治生活中的主旋律。作為新中國民主建政開端的普選仍在繼續革命思路的左右下。從建政之初以《共同綱領》為「過渡時期的國家根本大法」，到正式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其指導思想還在於界定清楚「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革命的首要問題」，普選還是一場自上而下的群眾運動，與革命時期的基層政治動員一樣，是為了發動更多的群眾投入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運動式的革命動員與依然在場的都市社會共同構成了新中國第一次普選的上海旋律。主流意識形態的塑造與基層民眾的自我認同之間，在毛澤東時代形成了持續的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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