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小鎮大法官」到「大法官」——為何看似依法作出的裁決，卻總與群眾心中的「理」相去甚遠？

▼

編者按：

來自司法界讀者的一篇非常好的追問和觀察文章，推送給生活在法治社會下的我們每個人。感謝「仙子」來稿。

▼

正文：

談起司法形象，「小鎮大法官」VS「大檢察官」，這兩部今年先後榮登央視一套的 「神劇」，是我們在文化娛樂界難得的秀。

在顏值、氣場、技術含量一眾比拼的完敗之餘，法官同僚們自嘲，你看隔壁公司那麼高大上，我們卻把自己塑造成鄉間地頭的小模樣，都說法律要被信仰、崇尚，為什麼自己都不樹立威嚴形象，何談別人的敬重？

是啊，為什麼我們期待自己只探討研究法律法理，卻要嘗試在當事人間周旋，甚至被當成討價還價的法律商販？為什麼我們期待自己端坐法庭依法裁判，卻要在處理案件時關注各種案外社會因素？為什麼我們不把法律刻畫地神聖、不可侵犯，而要把「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案件中感受到公平和正義」作為信守的原則？

在大家戲謔調侃，這就是我們司法民工的命運時，一段時間的信訪工作經歷，似乎給了我另一個窗口，從激烈的矛盾衝突中，我得以觀察我們的現實和未來。

為什麼依法裁判卻不能解決實際糾紛？

「自己犯的錯我願意承擔，但沒錯，要我認，不服氣！你們辦案子不能只看那個證，不看客觀事實啊！以為來了省里，就不會這樣了，結果還是一樣！」

這是兩個老頭、一對老表兄弟，2個月內的3次來訪中，讓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話。

事情發生在廣東順德的一個自然村，村裡經濟不錯，村裡人都住著自己的自建房。來訪人潘老頭是當地人，買了處宅基地，但建房時並沒有取得《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而且建房的面積超出了土地產權證上記載的面積，佛山市順德區環境運輸和城市管理局根據：1、潘老頭沒有報建手續就改建房屋；2、改建後的面積超過土地證記載面積，對潘老頭處以罰款的行政處罰。

潘老頭對沒有拿到報建手續的事實認可，也承認改建的面積確實超過了土地證記載的面積，但卻執意把作出處罰的行政機關告上法庭，一審、二審、再審，依據有的行政法規和具有法律效力的土地證，以及沒有取得報建手續的事實，法院駁回潘老頭的訴訟請求。

案子看似很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有違建的事實，而且改建面積也確實超出土地證記載，依法、依據作出的判決，為什麼讓潘老頭如此執著的一直堅持到信訪？原因就出在：到底為何潘老頭沒拿到報建手續，以及建築面積為何超出土地證登記。

據潘老頭提供的土地證、相關證明及周邊情況了解到，國土部門報建，需要村委會出具相關土地說明材料，而該村有個慣例，要拿到村委蓋章，都要先打點村委。潘老頭脾氣倔，不肯服軟打點村委，最終無法報建，後又因這件事到處上訪、反映，把當地行政機關都得罪了，最終行政機關對他處以行政處罰。

同時，土地證在辦理時，記載的事項就存在很多錯漏，其中就包括土地面積。根據實際面積，老頭的改建其實並不屬於違建，而也因為同樣的原因，土地證也一直沒有順利變更。

所以，在拿到那一紙駁回判決，對老頭提出的土地證登記錯誤問題，指示應通過另案途徑予以解決的時候，潘老頭堅持認為，法官有問題！都說應當是事實為依據，可法官判案只對著紙面證據，沒有了解客觀事實，客觀上自己的房屋並沒有超出土地面積建築，行政機關不該罰款。

在潘老頭最終認罰、交完罰款後無奈地再次回來找我，說「罰也認了，人也傷了，關係也搞僵了，繞了一大圈，報建所需的村委會的章還是沒蓋上，違建還是違建，就是不服村委會要錢，最後還是只能走那條最不想走的路」，作為一個旁觀者，我內心翻滾著，但只能沉默……

為什麼表面看似依法、依據作出的裁決，卻與群眾心中的「理」相去甚遠？是司法權力現狀的問題嗎？是否我們現有的制度與司法環境，讓我們有意無意的作出這樣的選擇？

是司法水平的問題嗎？是否我們沒有盡職盡責審查全案事實？

是司法方式的問題嗎？是否我們不應當用簡單的判決來處理複雜的社會問題？

是司法理念的問題嗎？是否我們在裁判時習慣性的選擇一條無功無過的路？

▼

司法權的運行，與當事人和全社會對司法的期待和需求到底存在多大衝突？

在追問這些問題時，不禁首先來到一個本源性問題：司法的職能到底是什麼？一位資深法官在關於調解文化的研究文章中提到，司法是社會治理的方法之一，司法的目的不能就法律論法律，必須回應社會對司法的需求。解決爭議和糾紛，正是當事人和全社會對司法的期待和需求。

那麼當下司法權的運行到底和這期待和需求存在多大程度的衝突呢？

首先，司法權到底有多大作用？

我國正處於社會轉型期，社會利益格局深刻調整，社會思想觀念深刻變化，社會生產關係深刻變動，各種社會矛盾凸顯，而原有化解矛盾的家族調解、單位調解，以及包括禮儀、道德、宗教、信仰在內的平緩內心的文化制度都在弱化，導致法院，作為糾紛最終處理機關，在案件飆升的同時，成為社會矛盾情緒宣洩的總閘口。而這些糾紛和秩序混亂更多涉及的是立法、執法的職權，此時讓司法權的現有職能來解決問題，就顯得局限而無力。

正如潘老頭的案件，他所要解決的糾紛中摻雜著村委存在不當謀私的問題、土地證登記存在錯漏由於案外原因未能更改的問題，這些根本的矛盾，是無法通過本案起訴或簡單訴訟途徑解決的。

但司法，在被賦予了終局裁決的職能，就讓群眾認為，它理應具有這樣能力。這，就是司法權的局限與解決糾紛需求的深層衝突。

其次，法院行使司法權能多大程度化解矛盾糾紛？

法院、法官在具體行使司法權解決糾紛時，現況又是怎樣呢？來法院的矛盾糾紛紛繁複雜，我看來，主要有兩種：

一種是為爭「理」，也就是寧願接受不利後果，也要討個說法。可有時這群眾心中的「理」，與現實的法律規定可能是存在出入的；有時由於群眾法律知識的欠缺，在程序上把自己陷於無法迴轉的境地，得不到法律的支持。

而當事人呢，在到處訴說無果後，把法院當成最後的寄望，複雜情緒摻雜其中，如果遇到簡單的一紙以依法裁判為主要導向的司法判決，不但解決不了問題，反而會讓當事人把罪責歸於法院和法官。

就如潘老頭，認準了自己沒有超面積建築的理，就一定要爭這口氣，法院一紙貌似迴避實際問題的判決，更讓老頭認為官官相護，司法不公。

一種是為爭「利」，利用法律最大限度的爭取自己的利益。可有時這「利」可能是被社會現狀或潛規則所排斥的；有時這「利」是尚無法通過法律事實來證明的；有時這「利」是與其他強大的既得利益所抵觸的。

而當事人呢，在通過其他途徑一再無法實現預期的時候，期待法院能作為中立的機關，不考量任何外在因素的維護其利益，如果得不到滿意的結果，往往不僅把法院作為貪贓枉法的槍口，還會將自己因訴訟而花費的時間、金錢成本，都記在法院的頭上。

接訪中遇到過毫無證據咬定法官拿錢貪贓枉法，要告倒法官的；遇到過要求計算幾年來打官司經濟、精神損失，連複印材料費用也一一計算的，而這些情況最難處置。

而涉訴信訪的案件中，除了某些歷史遺留問題，真正的問題案件是極少數，多數還是案件中存在一些大大小小的瑕疵。有的實體處理不夠平衡，有時程序釋明做的不夠，有的對外文書存在錯漏，有時可能只是對當事人的態度過於生硬。

但從事過一線審判，或了解一線審判的人都知道，大多數法官在工作強度、職業保障、個人素質的多重壓力下，難以在每一個案件中傾聽當事人所有的訴求，為他們一一解答疑問和疑惑，可能有的更為了工作效率，在方式上更加簡單、粗暴，認為自己依法作出裁判就是履行了自己的職責。這也再次加深了社會、群眾對司法權的不信任、不認同。

▼

怎樣的司法權能具備權威？

那司法權運行怎樣才能真正具有權威，回歸它本源的解決矛盾糾紛的職能？

反觀我國古代傳統司法，雖然充斥著許多被當下法治所批判、排斥的理念，但毫無疑問，行使司法權作出的終局裁決，其權威性遠高於當下，原因在哪？

一是，古代司法權是一種被禮儀道德所推崇的、具有極強約束力的做主型權力。傳統司法權是皇權、君權的一部分，是君、父、父權性質的做主性權力，對皇權、君權的遵守，是禮儀道德推崇的底線原則，而對這種權力的對抗，會受到來自生活各方面的阻礙和限制。

二是，古代司法權是一種被行政權所保障實現的現實型權力。傳統司法由行政兼理的設置，以及基層司法系統的設計，讓行使司法權的縣官、大老爺具備將決定予以保障落實的現實權力。

三是，古代司法權是一種以情理道德為評判基本標準的社會性權力。情理符合人心，在某種意義上，反而不易濫用，濫用大家都易感知，這樣更讓社會信服。

縱觀我們推崇的西方司法為何能具備權威？這種權威源於特定的憲政體制之下，司法權在「三權分立」的權利架構中具有的獨立地位。這種獨立性有主體獨立、裁判權威、程序機製作為根本保障，其中主體獨立、裁判權威的基礎是特定政治體制以及傳統理念，而程序機制則以程序正義、程序理性、程序主體平等、程序制約以及程序及時等價值理念為核心。

因此，概括來講，司法權威的確立無外乎幾個方面：一是，權力行使的正當性；二是，權力對外的終局性；三是，違背權力的不利威懾；四是，權力運行的公開監督；五是，權力不當的救濟途徑。

近年來，從中央層面開始推動幾項重點工作來看，確實正在一步一步針對問題，尋找出路。以糾正及嚴防「冤假錯案」為核心的一系列工作，是為樹立司法裁決本身的公正性，以體現權力行使的正當性；

全面清理執行積案、建立失信執行人體系，是將司法裁決的執行與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聯繫在一起，以提升違背權力的威懾力；

落實以裁判文書公開、庭審公開為重點的全方位司法公開，是將程序置於公眾監督之下，以提高權力運行的透明度。

但司法權威的建立感覺仍是路漫漫其修遠，一方面，是任何發展變化都需要時間和過程，另一方面，就是作為核心的司法裁決本身的公正性，還難以達到社會、群眾的認可，反而有時與他們心中的期待背道而馳。

因此，這個時候，樹立司法權威最終還是回歸到如何體現我們司法裁決本身的公正性，也就是讓「人民群眾」真正感受到「公平正義」，而這一切還得依靠我們每一個和群眾打交道的法官。

▼

如何行使司法權才能在現狀下逐步提升社會、群眾的認同感？

面對這樣的司法權和具體行使的現狀，在缺乏權威的當下，如何塑造司法形象，來讓社會、群眾能夠「崇尚法律、尊崇法治」，重塑司法權威？這決定了我們要把自己定位為什麼樣的法官，我們要把什麼作為當下司法準則的判斷標準。

1、「鄉紳權威的調解者」——彌補缺位的調解機制。

從中華文化的發展歷程看，調解始終是化解民間糾紛的重要方式和手段，而當家族調解、單位調解、行業調解這些在過去充當重要、權威角色的民間調解，在當今社會逐步退位的時候，對於某些類型轉為訴訟案件的糾紛，尤其是在民族聚集區、環境相對封閉的相鄰地區，由基層法院審理的民事案件，大多是普通的民間糾紛，最適宜或者最易於被民眾接受的方式，依然是調解。

而在此時，法官更多的扮演著居中調解者的角色，以化解矛盾糾紛為司法方式，這類糾紛的調解具有主體優勢、環境優勢、效果優勢。推廣法律適用的最佳方式，也就是將法融入民俗的視角，普法、用法。這就是「小鎮大法官」所選取的角色定位，他塑造了小鎮所需要，能真真切切讓群眾感受到案件公平正義的法官。

2、「法理並重的道德指標」——體現法與道德、情理的融合。

隨著法律意識的增強，越來越多的群眾嘗試拿起法律來維護自己的權益。包括在市場經濟時代把法律當成工具使用的，期望藉助公平的法律武器要求平等地位的那些群體。而此時的法官，代表著司法導向的指標，我們做出的判決就是在告訴他們，法律維護的是哪些價值利益，倡導的是什麼道德方向，在運用法律的時候有什麼底線是絕對不可以逾越和突破的。

推廣法律適用的最佳方式，也就是將法融入導向性的道德價值視角，釋法、用法。這需要法官在應對具有價值指征性的案件時，不僅有依法裁判的能力，更能體現出作為社會體制中糾紛解決者的智慧。

3、「意識心性的引導」——撫慰心靈的佈道者。

我們每一個人、每一個行業都脫離不了現實，在現實環境下，事事如願是絕對不可能的。在宗教、信仰在我國高速經濟發展階段逐步弱化的環境下下，民眾精神上的寄託和傾訴需求難以得到滿足，情緒往往以最極端的方式爆發出來，也朝著作為矛盾糾紛最終解決者的法院爆發。此時的法官，面對一些訴求無法得到現實支持的群眾，不可避免的充當著情緒接納、疏導的窗口角色。

就像許多常年上訪戶，他們期待的或許早已不再是案件處理的本身，而是生活的一部分，甚至說是精神寄託。

一個常年上訪的老戶，在跟我拍著牆和桌子激動表達完之後，陡然平靜了下來，告訴我這麼多年，真正認真聽他講、看他材料的人寥寥無幾，他感謝所有這些願意聽他講話的人，他臨走的時候說「我要是幾天不來這說說啊，我的心裡就憋著，感覺腦袋要炸了，要死了一樣。謝謝啊！」

推廣法律適用的最佳方式，也就是將法融入包容、理解的普世情懷，化法於情，讓民眾逐漸從內心接納法院、法官來行使最終解決矛盾糾紛的權力。

在新一輪司法體制改革的當下，我們面臨著中國歷史上又一難得的法治發展浪潮。面對複雜的現狀和困境，或許大家都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麼，但就如幾位從事信訪工作多年的老法官、前輩，聊起信訪時談到的那樣，「幹了感覺沒用，可是感覺還是應該干，算了，干唄。」

是啊，我們就是客觀需要下的現實存在！大到司法理念，小到文字錯漏，只要時刻提醒自己，司法權威就在我們的一字一句，就在我們的一言一行中，我們就無愧於現實的存在。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