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品評國學[三]----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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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品評國學[三]----孔子孔子, 毛澤東, 國學, 品評

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並蓄。必須將古代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東西區別開來。……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但這種尊重，是給以歷史以一定的科學地位，是尊重歷史的辯證的發展，而不是頌古非今，不是讚揚任何封建的毒素。目前，「國學熱」一浪高過一浪，「國學班」、「國學院」遍地開，「國學大師」滿街走。于丹、易中天、李零等成為大眾喜愛的「學術明星」，各種祭祖活動此起彼伏，「孔子學院」開到了非洲大陸……短短數年間，國學由書櫥里的「古董」，一躍為人人開口即談的「顯學」。　　在這場洶湧而至的「國學熱」浪潮中，人們似乎淡忘了一個人，淡忘了他終生不移的「國學情結」，淡忘了他對國學的傳承與發揚光大所做出的獨特貢獻。　　他自幼飽讀「四書五經」。從《尚書》到《詩經》，從《論語》到《孟子》，他都熟讀成誦。寫作談話他引經據典，字珠句璣。　　他對上下五千年的國史了如指掌。一部《資治通鑒》，他讀了整整一十七遍；煌煌「二十四史」，被他翻破了。他的史論常常石破天驚，他的史識往往發人未發。有人填詞評價他「掌上千秋史，胸中百萬兵」，絕非虛言！　　他是詩國盟主。從屈原到李白，從古體到近體，從唐詩到宋詞，從豪放到婉約，名家名篇他諷詠成誦，揮灑自如。多少詩詞歌賦讓他如痴如醉，多少風流俊才讓他矚目縈懷！　　他是文章妙手。從《昭明文選》到《古文觀止》，從賈誼策論到韓愈古文，他反覆讀誦，揣摩摹仿。興之所至，他又薦之於他人，「奇文共賞析」。　　他是自創一體的書法家，他又是撰寫傳統楹聯的高手；他是「古典小說迷」，他又是「國劇」的鑒賞家；他既讀破了萬卷「有字之書」，又踏遍神州大地的名山大川，深入到田間地頭、工廠車間、尋常巷陌，讀透了中國國情這部「無字之書」！……　　他是誰？　　他有一個震古爍今、傳遍世界各個角落的名字——毛澤東。　　儘管戰爭年代戎馬倥傯，儘管建設時期日理萬機，但毛澤東爭分奪秒所研讀的國學典籍，用「汗牛充棟」來譬喻不為誇張。當今的某些以「國學大師」自居的人是無法望其項背的。　　如何對待以國學為核心的中華傳統文化，毛澤東曾提出了明確主張：總結，整理，「取其精華，棄其糟粕」，推陳出新，古為今用。　　毛澤東有一句名言：「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　　古為今用，活學活用，是毛澤東品讀國學經典、挖掘國學寶藏的一個最大的特徵。這也是他超過那些皓首窮經，數黃論黑；坐談立議，百不及一；起而行之，百無一能的「書蠹」們千萬倍的地方。　　毛澤東以他超凡的智慧賦予古老的國學以全新的靈魂。在他的筆下和口中，國學寶藏能為現實的革命鬥爭提供策略、政策的指導，能為開展思想教育、智慧啟迪貢獻獨特的力量，更奇妙的是，能與來自西方的馬克思主義水乳交融，從而使馬克思主義原理呈現出中國色彩，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毛澤東一生筆走風雷，寫過許多氣勢雄宏足以傳誦千古的文章。《毛澤東選集》，「雄文四卷」，曾有人作過粗略統計，其中的成語典故，有40條左右來自《左傳》，有20至30條來自《論語》、《孟子》、《史記》、《漢書》等，有10條左右來自《詩經》、《尚書》、《易經》、《大學》、《中庸》、《戰國策》、《後漢書》、《三國志》、《孫子兵法》、《老子》、《莊子》、《國語》等。「毛選」中活用古典小說、詩詞曲賦的地方更是俯拾皆是。　　在毛澤東妙筆點化下，古老的國學典籍中的成語、典故、詩詞，甚至神話傳說，立即變得熠熠生輝，煥發出新時代的勃勃生機，給人以雋永的啟迪，從而使他的文章光彩奪目，虎虎生威，讓人百讀不厭。　　毛澤東在演講、講話和與人交談時，常常上天下地，海闊天空，縱橫古今，對於國學典籍中的故事、成語，他得心應口，隨意驅馳。他能以古典小說中的一個精彩情節來說明一個深奧的革命道理，令聽者撥雲見日；他能從初見者的姓名中尋找到楚辭唐詩，讓對方驚嘆不已……聽毛澤東演講，和毛澤東交談，在享受他獨特的口才魅力的同時，使人深深受到思想的啟迪，情操的陶冶，國學知識的教益。　　人們都知道，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智慧結晶。試問，如果沒有毛澤東對國學典籍的飽覽，沒有他對中華民族的歷史沿革以及民族性格的了如指掌，他能對中國的實際現狀洞若觀火嗎？這種結合能如此地完善無缺嗎？　　「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　　暮年毛澤東曾對一位美國來訪者說：「我生著一張大中華的面孔。」青年毛澤東在一首詩中詠唱：「山川奇氣曾鍾此。」是的，毛澤東是中華山川奇氣所鐘的奇男子、偉丈夫，更是延綿五千年國學智慧之精華所哺育鑄就的「風流人物」！　　集革命家、軍事家、政治家、哲學家、書法家、詩人於一身的毛澤東，博覽古籍，精通經、史、子、集，是當之無愧的無冕的「國學大師」，他對國學的品評、批註和古為今用，是留給後代的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整理和挖掘這筆精神寶藏，對於今日的「國學熱」具有多方面的指導意義，對於國學的全面復興和走向世界，對於中華文化的大繁榮大發展，具有難以估量的價值和作用！第一章　　毛澤東眼中的國學　　毛澤東論國學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來了個毛澤東」，公元1893年12月26日，是中國農曆癸巳年的十一月十九，毛澤東誕生在湖南省湘潭縣韶山沖一個農民的家庭。　　當年的韶山沖還是一個交通不便、風氣閉塞的山村。毛澤東的父親毛順生曾當過兵，識字不多，但由於精明能幹，克勤克儉，亦農亦商，終於成為一個在鄉間有資格發行小額錢票的「小財東」。由於在一次打官司中敗訴，毛順生願意讓兒子念一點書，「可以幫助他打贏官司」，也可以幫他記賬。所以，毛澤東8歲時就被送進了附近的私塾。　　對於在私塾里的學習經歷，毛澤東後來形象地概括為「六年孔夫子」。1964年，他在北戴河與哲學工作者談哲學問題時說：　　我過去讀過孔夫子的書，讀了「四書」、「五經」。讀了6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時候很相信孔夫子，還寫過文章。①　　早在1942年2月1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的演講時說：　　我幼年沒有進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校，學的是「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一套，這種學習的內容雖然陳舊了，但是對我也有好處，因為我識字便是從這裡學來的。　　此時，他認為在私塾里讀國學經典對他的最大益處，是讓他識字。　　事實上，從毛澤東的一生來看，「六年孔夫子」遠不只是起到識字的作用，這些書對幼年的毛澤東來說也許很枯燥，但由於熟讀熟記，所以在以後用起來就信手拈來，如數家珍了。這顯然有助於他在革命實踐過程中「古為今用」。　　1911年，毛澤東「立志出鄉關」，到湖南省的大都會長沙「見世面，經風雨」。在湖南省立圖書館自修了半年後，於1913年春，考入湖南公立第四師範學校。第二年春季，第四師範合併於第一師範。毛澤東在一師刻苦求學，直到1918年夏季畢業。　　從現在保存的信件、文章、讀書筆記等來看，毛澤東在第一師範讀書的前期，較多的時間在讀中國古典經籍，即在潛心研究「國學」。這同康有為、梁啟超，尤其是他的老師楊昌濟的影響有關。當然，從毛澤東自身來說，四書五經自幼多能背誦，此時也便於進一步鑽研。　　1915年6月25日，毛澤東致同學湘生的信中說：　　如言自修，吾舉兩人聞君。其一康有為。康嘗言，吾四十歲以前，學遍中國學問；四十歲以後，又吸收西國學問之精華。其一梁啟超。梁固早慧，觀其自述，亦是先業詞章，後治各科。蓋文學為百學之原，……來日之中國，艱難百倍於昔，非有奇傑不足以言救濟，足下幸毋暴棄。　　青年毛澤東有明確的主張：只有「奇傑」才能救中國，而這種「奇傑」，必學通中、西，首先要通國學。　　1916年《新青年》在北京出版之後，毛澤東讀書的興趣就被該刊所倡導的新思潮吸引去了。但他並沒有完全排斥古老的國學，仍認為要「略通國學大要」。1917年8月23日，在致老師兼摯友黎錦熙先生的一封長信中，毛澤東說：　　弟久思組織私塾，采古講學與今學校二者之長，暫只以三年為期，課程則以略通國學大要為準。過此即便出洋求學，乃求西學大要，歸仍返於私塾生活，以幾其深。　　顯然，在青年毛澤東的眼裡，「西學」和「國學」是同等重要的，但國學應為基礎。　　其實，在毛澤東求學的那個時代，並非西方學說和思想一統天下的時代，國學在經歷了清後期的低迷徘徊之後，在清末民初，便有復興之勢，湧現出了一大批大師級的學者。　　「國學」即「中國學術」，是有別於西方學術的中國特有之學術系統的簡稱。「國學」之名，始見於清末。　　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此時毛澤東年方十四，還未走出韶山，劉師培、章太炎、鄧實等創辦了《國粹學報》，在其二十七期，鄧實發表了《國學精論》一文。1910年，章太炎先生的《國故論衡》刊印以後，一紙風行海內外，成為莘莘學子的必讀之書。所以，國學又被稱為「國故」、「國粹」、「國故學」，西方學者則稱之為「漢學」。　　在如此濃厚的研究國學的氛圍中，毛澤東下定「略通國學大要」的決心是很自然的事了。　　國學的分類，有人按清朝的四庫全書，分為四部，即「經、史、子、集」。　　清朝的學者姚鼐的《古文辭類纂》則認為可以分三門：曰義理，曰詞章，曰考據。備受青少年時代的毛澤東崇拜的清代「中興之臣」曾國藩於此三門之外，又增加「經世」一門。　　毛澤東很推崇曾國藩的四分法。1915年9月他在給好友蕭子升的信中說：　　仆觀曾文正為學，四者為之科。曰義理，何一二書為主（謂《論語》、《近思錄》），何若干書輔之；曰考據亦然；曰詞章曰經濟亦然。　　雖然青年毛澤東主張「略通國學大要」，但他對國學中所包含的糟粕是有著清醒認識，並深惡痛絕的。他在致黎錦熙的信中說：　　吾國人積弊甚深，思想太舊，道德太壞……吾國思想與道德，可以偽而不真，虛而不實之兩言括之，五千年流傳到今，種根甚深，結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推陷廓清。　　主張大力「推陷廓清」，這其實是當毛澤東成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之後，主張對包括國學在內的舊思想、舊文化，採取「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的「批判地繼承」的思想之端倪。　　在經歷一番艱難的「上下求索」之後，毛澤東毅然決然地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從此，他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犀利而深邃的目光，重新審視自己所熟悉的國學。　　一方面，毛澤東主張要繼承以國學為核心的傳統文化。1938年，在中國共產黨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在號召全黨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同時，要學習中國的歷史遺產：　　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於這些，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於指導當前的偉大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　　另一方面，毛澤東反覆強調，必須以批判的態度對待傳統文化。　　在著名政論文《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說：　　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並蓄。必須將古代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東西區別開來。……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但這種尊重，是給以歷史以一定的科學地位，是尊重歷史的辯證的發展，而不是頌古非今，不是讚揚任何封建的毒素。　　「批判地繼承」是毛澤東對待以國學為核心的中華傳統文化的一以貫之的原則和態度。正因為持此態度，使他能夠古為今用，使古老的國學在他的「丹青妙手」上與時俱進，煥發出獨具中國特色的智慧光芒和勃勃生機。　　毛澤東治國學之法　　毛澤東不僅重視國學的學習和研究，而且對如何事半功倍地提高學習國學的效率，也有著獨到的見解和獨特的方法。概括而言，有以下幾方面：　　其一，首貴擇書　　我國的經、史、子、集，浩如煙海，收入四庫全書的即達3460種，毛澤東在和蕭子升的書信探討中說：　　四部之篇，上下半萬載之紀述，窮年竭智，莫殫幾何，不向若而嘆也！　　一個人畢其一生，恐怕也不能盡讀四庫全書。目光如炬的毛澤東主張：　　首貴擇書，其書必能孕群籍而抱萬有，干振則枝披，將麾則卒舞。　　毛澤東很推崇曾國藩的《經史百家雜鈔》中所選擇和確定的治國學的書目，認為該書「上自隆古，下迄清代，盡掄四部精英。」　　1916年2月29日致蕭子升的一封信中，毛澤東開列了應閱覽的經、史、子、集77種書目：　　右經之類十三種，史之類十六種，子之類二十二種，集之類二十六種，合七十有七種。據現在眼光觀之，以為中國應讀之書止於此。苟有志於學問，此實為必讀而不可缺。　　不難想見，毛澤東這77種書目，必定是綜合了前人和師友的各種意見，根據自己的經驗而嚴格篩選過的，足以代表他對「國學大要」的見解。可惜的是，此信已經殘缺，他所開列的書目沒有保存下來。其二，通其常識　　毛澤東在致蕭子升的信中說：　　顧吾人所最急者，國學常識也。　　且主張：　　今欲通國學，亦早通其常識耳。　　如何才能儘快地獲得國學的常識呢？毛澤東說：　　為之之法，如《呂刑》一篇出自《書》，吾讀此篇而及於《書》，乃加詳究焉出於《書》者若干篇，吾遂及於《書》全體矣。他經亦然。《伯夷列傳》一篇出於《史記》，吾讀此篇而及於《史記》，加詳究焉出於《史記》者若干篇，吾遂及於《史記》之全體矣。他史亦然。出於「子」者，自一「子」至他「子」。出於「集」者，自一「集」至他「集」。於是而國學常識羅於胸中矣。　　他將這種辦法稱之為「演繹法」——「察其曲以知其全者也，執其微以會其通者也」。又稱為「中心統轄法」——「守其中而得其大者也，施於內而遍於外者也。」　　其三，潛心致志　　為了鍛煉自己在任何環境中都能專心致志地學習和思考的本領，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範學習時，有時隻身到學校後山的妙高峰上自習，叫做「靜中求學」。有時他又故意到人聲嘈雜、車水馬龍的長沙城門口去看書，叫做「鬧中求靜」，排除干擾，潛心讀書。　　其四，三複四溫　　毛澤東不僅在青年時期就熟讀《資治通鑒》、《史記》、《漢書》等史籍名著，到了老年仍不斷地重溫。就是到了晚年，對他喜愛的同一本史書，也是讀了一遍又一遍，常讀常新。　　毛澤東有讀過一遍書在封面上畫一個圈做記號的習慣。如今保留在中南海毛澤東故居的不少史書封面上，留下他讀過兩遍、三遍的圈記。有的書上還明確寫著閱讀的時間，如「某年某月閱，某年某月再閱」等。打開這些史書，紅、藍、黑各色筆跡的圈畫批註紛呈，這是他在不同時期多次閱讀後留下的鮮明印記。　　毛澤東讀國學不是淺嘗輒止，而是反覆閱讀，深入思考，從而獲得真知灼見。　　其五，勤動筆墨　　毛澤東讀書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不動筆墨不看書」。凡他讀過的書，總要在空白處註上自己的看法和思考所得。　　對於有些句子和段落，加上濃密的圈點，批上「此論甚精」、「言之成理」或「此論甚合吾意」等。對於有些句子和段落，則劃杠打叉，批上「不通」、「荒謬」或「陋儒之說也」等語，反映出他讀書時獨立思考、分析批判的精神。　　翻閱毛澤東讀過的古籍，可以看到其中許多篇章，毛澤東都做了標點、斷句，加了著重線和各種不同的讀書標記，寫著批註。有的還改正了書中的錯別字。　　其六，爭分奪秒　　毛澤東身負黨和國家重任，日理萬機，但他和人們一樣，一天只有24小時，他讀那麼多的書，時間是從哪裡來的呢？據他讀書留下的種種跡象和身邊工作人員回憶，就是「擠」和「鑽」兩個字。　　早在延安時期，他就提倡要在工作、生產的百忙之中，以「擠」的方法獲得學習時間，以「鑽」的方法求得讀書的機會。　　毛澤東曾經與舊日的同窗老友蕭三說：　　大家總推忙得很，學習不可能……我自己過去也總是這樣推諉，但近幾年把這種理論推倒了。忙，就要擠，比之木匠在木板上釘釘子，就可以擠進去的。　　毛澤東最不喜歡有些人在業餘時間把精力用在打麻將、打撲克、跳舞這些方面。他說：　　我看不好。應當把工作以外的剩餘精力主要放在學習上，養成學習的習慣。　　他自己就是這樣做的。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夜幕沉沉，工作了一天的人們都已入睡，而毛澤東卻在通宵工作之後，把讀書作為一種休息，遲遲不肯入睡，有時工作人員不得不強行關燈。但是人一走，他往往又把燈打開，繼續閱讀。毛澤東吃飯，經常是要工作人員一催再催，飯端上來了，他放不下正在讀的書籍，飯涼了，只得端下去重熱，往返數次是常有的事。　　為晚年毛澤東治過病的一位醫生回憶說：「我看到毛主席在病中依舊日日夜夜地工作和學習，常常持續10幾個小時，有時竟連吃飯或量血壓時，也要抓緊時間做些事。我每次給毛主席治療，他老人家靠在沙發上或躺在床上，總是手不釋卷……」　　其七，點滴積累　　早在青年時代，毛澤東就把讀書、做學問比喻成修築百丈之台。他說：　　百丈之台，其始則一石爾！由是而二石焉，由是而三石、四石以至於萬石焉。學問也然，今日記一事，明日悟一理，積久而成學。高以下基，洪由纖起，在乎人之求之而已。　　毛澤東主張積微起纖，日積月累，才能構築學問的殿堂；否則眼高手低，好高騖遠，會一無所樹。　　其八，虛心好問　　毛澤東說：「學問學問，學與問是不可分的。真正好學的人，一定是虛心好問的人。」　　黎錦熙1915年4月至8月日記中，就有20餘處記載如「潤之來，閱其日記，告以讀書方法」和潤之「久談改造社會事」等等。　　毛澤東還通過楊昌濟等介紹，和上海、北京、武漢等地的一些學士、名人、老師書信交往，質疑問難，拜學求教，受益匪淺。他在致蕭子升信中說：　　弟近年來所有寸進，於書本得者少，於質疑問難者多。苟舍談論而專求之書，其陋莫甚，雖至今昏槽如前，未可知也！　　當時，長沙城裡有學問的人，或從外地來長沙講學的名流學者，毛澤東探知消息和住址後，總是千方百計去拜訪，當面聆教。其九，讀「無字書」　　毛澤東十分讚賞古人「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治學之道。　　1917年盛夏，他和朋友蕭子升用一個多月的時間，漫遊了寧鄉等5個縣，進行了農村調查，了解農民和各階層人民的生活及社會世態、風俗人情，獲得了豐富的社會知識。　　毛澤東將這種通過遊歷考察以增長見識和智慧的學習途徑，稱為「讀無字書」，認為與讀有字的書同等重要。　　1946年初，毛澤東對剛從蘇聯回到延安的兒子毛岸英說：　　你在蘇聯的大學畢業了，但學的只是書本上的知識，只是知識的一半，這是不完全的。你還需要上另一個大學，這個大學中國過去沒有，外國也沒有，這就是勞動大學。在這個大學裡可以學到許多書本上學不到的知識。　　事實上，通過深入實地地考察和體驗，讀懂中國國情現狀這部「無字天書」，是至關重要的「國學」，由於毛澤東對這門「國學」的造詣無人能及，所以最終成為中華民族的偉大領袖。　　當然，上面所概括的九條治學途徑，不但是毛澤東學習國學的基本方法，也是他學習西方科學，特別是研讀馬列主義的基本方法。　　毛澤東式的古為今用　　毛澤東讀國學的最大特點是同現實生活相聯繫，同中國社會現狀相聯繫，為現實的革命鬥爭而服務。毛澤東很鄙視那些信而好古，鑽到故紙堆里出不來的「書獃子」；當然也嘲笑那些「言必稱希臘」，對於自己國家的歷史一點也不懂或者懂得甚少的「書生」。　　1954年冬，有一天，毛澤東與歷史學家吳晗談起整理、標點《資治通鑒》的問題時說：　　《資治通鑒》這部書寫得好，儘管立場觀點是封建統治階級的，但敘事有法，歷代興衰治亂本末畢具，我們可以批判地讀這部書，藉以熟悉歷史事件，從中吸取經驗教訓。①　　此語很具有代表性，毛澤東反覆閱讀包括《資治通鑒》、《二十四史》在內的國學典籍，根本的著眼點就是「古為今用」。　　早在1917年，毛澤東以「二十八畫生」的筆名在《新青年》上發表的長文《體育之研究》，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他當時熱衷於國學的研讀和對國學運用的得心應手。這篇文章涉及《論語》、《禮記》、《中庸》、《孟子》、《莊子》、《史記》、韓愈文等，共引用典故、成語和詩文約20條，提到中國古代人物16位。　　對國學的別出新意的運用，在《毛澤東選集》中有更充分的反映。　　通觀《毛澤東選集》，極少引用馬、恩原著，列寧著作也僅限於哲學，引用斯大林著作有稍多幾處，而對國學典籍則信手拈來，觸目即是。從四書五經、諸子百家、二十四史、《資治通鑒》到詩詞曲賦、古典小說、各家筆記等，能找到幾百條成語典故。有學者曾對《毛澤東選集》的前四卷作過一個粗略統計，其中的成語典故，有40條左右來自《左傳》，有20至30條來自《論語》、《孟子》、《史記》、《漢書》、《朱子語類》等，其他的則來自《尚書》、《易經》、《詩經》、《大學》、《中庸》、《戰國策》、《後漢書》、《三國志》、《老子》、《孫子兵法》、《晉書》、《國語》等。　　在毛澤東的許多講話和談話中，引用的古籍就更多了。毛澤東能夠隨時自如地引用古書中的文章、詩句和典故，或者說明一個政治思想原則，或者闡述一個深刻的哲學道理，或者論證一個軍事策略，或者借鑒一個歷史經驗，給人以雋永豐富的啟迪，具有很強的感染力和說服力。　　「實事求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任人唯賢」，「百家爭鳴」，「多謀善斷」……　　這些言簡意賅的古語，被毛澤東發掘出來，為廣大人民群眾所掌握，有的成為共產黨所遵循的思想路線，有些成為黨內組織生活的原則和處理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規範，有些則是黨的某一方面的工作方針或者具有普遍意義的工作方法。　　以上所舉，足以領略毛澤東式的古為今用的獨特魅力之一斑。當然，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在本書後面的章節里，還將分別專題做深入的探討。　　應當明確，如果沒有毛澤東那樣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沒有淵博的學識和豐富的革命實踐經驗，要做到揮灑自如、恰如其分地運用國學是難以想像的。當然，無可諱言，毛澤東晚年，在「左」的思想指導下，引用典故或者古詩、古語，為推行某些「左」的政策提供歷史論據，這當然是失之偏頗的，傷害了自己的同志，對黨和人民的事業造成了無可挽回的巨大損失。這在今日是應當引起重視的.　　第二章　　毛澤東與四書五經　　「六年私塾」奠定國學基礎　　1936年10月，經不住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堅決要求，毛澤東一連幾夜，敘述了他自幼年的人生經歷。他說：　　我8歲那年開始在本地一個小學讀書，一直在那裡讀到13歲。清早和晚上我在地里勞動。白天我讀儒家的《論語》等四書。①　　對這6年的私塾讀書生活，毛澤東後來曾這樣概括：「我過去讀過孔夫子的書，讀了四書、五經，讀了6年。」　　對於每一位當今中國人而言，無論他多麼時尚，也無論他甚至連一句經都沒讀過，但對「四書」、「五經」這些詞兒，應該是耳熟能詳的。　　據《禮?互解》及《莊子》記載，「經」原本有六部，即《易》、《書》、《詩》、《禮》、《樂》、《春秋》，後來由於秦始皇焚書，《樂經》散失，僅存《樂記》一篇，被併入《禮記》之中，於是成為「五經」：《周易》、《尚書》、《詩經》、《禮記》、《春秋》。　　從元仁宗皇慶二年（1313年）起，「五經」就被規定為科舉用書，一直沿用到清末。　　「四書」的確定，則是南宋理學家朱熹之功。他在實際教學中，為了完善儒家學說，建立系統的包羅萬象的理論體系，在原有「五經」的基礎上，把《論語》、《孟子》也提升到「經」的地位，再從《禮記》中分出《大學》、《中庸》兩篇，與《論語》、《孟子》並列，合稱之為「四書」。　　關於朱熹編注四書，朱自清先生有這樣一段概括的話：「但朱子的意思，有了《大學》的提綱挈領，便能領會《論》《孟》里精微的分別去處；融貫了《論》《孟》的旨趣，也便能領會《中庸》里的心法。有人心和道心：人心是私慾，道心是天理。人該修養道心，剋制人心，這是心法。朱子的意思，不領會《中庸》里的心法，是不能從大處著眼，讀天下的書，論天下的事的。他所以將《中庸》放在第三步，和《大學》、《論》、《孟》合為四書，作為初學者的基礎教育。後來規定四書為科舉用書，原也根據這番意思。不過朱子教人讀四書，為的成人，後來人讀四書，卻重在獵取功名；這不合於他提倡的本心的。」　　由於「四書五經」比較艱深，成年人理解起來也比較吃力，更別說剛入學的孩童了。於是，在古代社會，逐漸形成了一套兒童啟蒙用書——「蒙學」。舊時村塾蒙學最普通的是「三、百、千、千」，即《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此外還有《增廣賢文》、《幼學瓊林》等。　　據記載，毛澤東在初入私塾時，先讀的就是這類「蒙學」教材。這類書，用簡短的駢儷句式，且多押韻，兒童讀來，琅琅上口，便於記憶，既能識字，又長知識，以至終生不忘。其中傳達的自然觀、倫理觀、道德觀、價值觀、歷史觀等，活潑鮮明，通俗易懂，因之在民間廣泛流傳。所謂「讀了《增廣》會涉罵，讀了《幼學》會講話。」因為《增廣》多談世態人情，《幼學》多辭彙典故。這些書的內容雖同屬封建文化的範圍，不免宣揚封建思想意識，甚至還有庸俗無聊和迷信荒誕的東西，但在識字、傳授基本知識、進行生活教育和端正道德規範方面，還包含不少有益的成分，是不可一筆抹殺的。這種蒙書在中國文化傳承過程中，自有其文化史和教育史上的價值。　　《三字經》相傳為南宋王應麟（朱熹弟子）編纂，明清兩代續有增補，全書共376句，包括天文、地理、典籍、歷史、人物以及社會人生種種，簡要賅博，便利記誦。章太炎說：「其書舉者略備。觀其分別部居，不相雜廁，以較梁人所集《千字文》，雖字有重複，辭無藻采，其啟人知識過之。」作為封建社會的兒童啟蒙教材，《三字經》的確是編得很高明的。書中故事，貫穿孔孟儒家思想，但也有許多獎勤教儉，鼓勵讀書，傳授學習方法的內容。如關於兒童教育的：「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子不學，非所宜。幼不學，老何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關於讀書方法的：「讀史者，考實錄；通古今，若親目。口而誦，心而惟，朝於斯，夕於斯。」還有盛讚家貧而苦讀者：「披蒲編，削竹簡；彼無書，且知勉。頭懸樑，錐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如囊螢，如映雪；家雖貧，學不輟。如負薪，如掛角；身雖勞，猶苦卓。」　　《三字經》中的許多句子，即使沒有讀過的人，也耳熟易解，可以順口背出幾句。　　《幼學瓊林》成書於明代，可說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簡明通俗小百科，也可說是民間常用的成語典故小詞典。天文地理，古往今來，朝廷制度，名臣武將，文事科第，人情世故，家庭婚姻，生老病死，衣食住行，製作技藝，以至鳥獸花木，神話傳說，無所不包。人們生活中慣用的辭彙格言，習慣常見的成語典故，不論下里巴人，陽春白雪，在書中大都可以找到，所有這些都以對仗聯語表之，其中釋文尤為簡練恰當。短者才幾字（無言曰緘默，息怒曰霽威），長者也不過20多字（苻堅自誇將廣，投鞭可以斷流；毛遂自薦才奇，處囊便當脫穎）。全書聯語不下一兩千條，加上註解約20多萬字　　比如：「滄海桑田，謂世事之多變；河清海晏，兆天下之昇平。問舍求田，原無大志；掀天揭地，方是奇才。平空起事，謂之平地風波；獨立不移，謂之中流砥柱。」　　「彼此不合曰齟齬，欲進不前曰趑趄。事有大利，曰奇貨可居；事宜鑒前，曰覆車當戒。小過必察，謂之吹毛求疵；乘患相攻，謂之落井下石。管中窺豹，所見不多；坐井觀天，知識不廣。」　　「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此魏徵之對太宗；眾怒難犯，專欲難成，此子產之諷子孔。刎頸交相如與廉頗；總角交孫策與周瑜。范仲淹胸中具數萬甲兵；楚項羽江東有八千子弟。李義府陰柔害物，笑裡藏刀；李林甫奸詭諂人，口蜜腹劍。」　　「智欲圓而行欲方，膽欲大而心欲小。當知器滿則傾，須知物極必反。為善則流芳百世，為惡則遺臭萬年。彼此不合，謂之參商；爾我相仇，如同冰炭。」　　這裡面，有詞語的解釋，有典故的介紹，有成語的運用，又蘊含著封建社會為人處世的道理。採用對仗的聯語形式，不僅有助於記憶，也有助於學習吟詩作賦。　　上面引述的一些成語典故，如中流砥柱、前車之鑒、坐井觀天、兼聽則明、口蜜腹劍、物極必反等等，在毛澤東的文章講話和詩詞中都可以找到。延安大生產運動時，毛澤東提出「耕三餘一」的口號，這在《幼學》中為「三年耕而有一年之食，庶幾遇荒有備。」「泥丸可以封函關」中的「泥丸」出現在毛澤東的七律《長征》中：「烏蒙磅礴走泥丸」中，而「吳剛伐月中之桂」的神話典故，則出現在毛澤東的詞作《蝶戀花?答李淑一》中：「問訊吳剛何所有，吳剛捧出桂花酒。」　　對《增廣賢文》毛澤東也是熟悉的。「路遙知馬力，事久見人心」；「長江後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趕後人」；「三思而行，再思可矣」；「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國亂思良將，家貧思賢妻」等等，這些話或見於毛澤東的文章著述，或常出現於他的口頭談話中。　　總之，毛澤東對「六年孔夫子」的私塾生活中讀枯燥難懂的儒家經典是非常反感的，但也正是這六年，使他學會了閱讀、寫文章，給他奠定了深厚的國學功底。　　毛澤東對《論語》爛熟於胸　　今日中國，隨著于丹教授《〈論語〉心得》在大江南北的一紙風行，街頭巷尾，男女老幼，大有「開口便談《論語》」的勢頭。　　儒家經典是國學的核心。儒家經典，按通常的說法，就是「四書」、「五經」。而《論語》是「四書」、「五經」之核心。所以，薄薄的三萬來字的《論語》在中國思想史和文化史上佔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在中國舊時代，在長達兩千年的時期里，《論語》被指定為士子科舉考試的「必考教材」，所以舊時代讀書人從很小時就開始攻讀背誦《論語》。　　毛澤東出生時，正是清朝末年，那時科舉還沒有廢除。他從八歲時開始，每天讀的就是以《論語》為主的儒家經典。和今天的孩子比較而言，可以說青少年時代的毛澤東是「很早」就接觸了「國學經典」，自然他的國學基礎是非常深厚的了。　　《論語》是一部記錄孔子及其部分弟子言行的彙編作品。因為這部核心的國學經典中，記錄有孔子逝世後他的弟子及再傳弟子的言行，所以其編撰者不可能是孔夫子。　　那麼，《論語》的編撰者到底是誰呢？歷來有多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泛指孔子門人為編纂者。《漢書?藝文志》中說：「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這是最早論及《論語》之編撰者的記載。　　第二種說法認為是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西漢鄭玄說：「《論語》乃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定。」　　第三種說法認為是子夏等人所撰。《論語崇爵讖》：「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事）素王。」　　第四種說法認為是曾子之弟子所撰。持此議者為唐代大文學家柳宗元。他在《論語辯》中說「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為之也。　第五種說法認為是曾子、有子的弟子所撰。南宋理學家程頤說：「《論語》之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故其書獨二子以子稱。」　　還有一種說法認為是閔子弟子所撰。宋永享以《論語》對閔子稱字不稱名，認為《論語》出於閔氏弟子。　　以上幾種說法中，第四、五說常為近世學者所採納。如當代國學大師、北京大學教授張岱年先生認為《論語》「是有若、曾參的門人編纂的」。著名學者楊伯峻認為「由曾參的學生所編寫」之說「很有道理」。　　還有些學者認為《論語》既非一人所記，亦非一時輯成，在諸說理由並不充足的情況下，《論語》編撰者還是不具體確指為妥。　　《論語》作為孔子言論之彙編，雖非一人所記，也非一時所成，但總體上能呈現孔子「一以貫之」的思想體系。　　現代著名學者朱自清先生說：「《論語》是孔子弟子們記的。這部書不但顯示一個偉大的人格——孔子，並且讓讀者學習許多做學問做人的節目：如『君子』、『仁』、『忠恕』等，如『時習』『闕疑』、『好古』、『隅反』、『擇善』、『困學』等，都是可以終身應用的。」　　少年毛澤東天資聰穎，記憶力和領悟力超群，所以這「六年孔夫子」給他打下了堅實的國學基礎，使他對《論語》的章句爛熟於胸。這從他青年時期對《論語》的信手拈來的引用中就可以略見一斑。　　1913年，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範讀書時，作了不少讀書筆記，題名為《講堂錄》。在《講堂錄》中，毛澤東多次引用《論語》。如：　　古者為學，重在行事，故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夫子以好學稱顏回，則曰不遷怒，不貳過。不遷怒，不貳過，蓋行事之大難者也。徒眾三千，而僅以好學稱顏回；稱顏回而僅曰不遷怒不貳過，此其故可以思矣。　　這段話中，「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出自《論語?學而》，該篇中孔子告誡弟子先要躬行「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然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毛澤東藉此說明行事比學文更重要的道理。　　「不遷怒，不貳過」，出自《論語?雍也》，該篇中魯哀公問孔子，你的學生中哪個最好學，孔子答：「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毛澤東藉此發揮：品行是行事之大難者，因此更加重要。　　《講堂錄》中毛澤東還寫道：　　人之為人，以賢聖為祈向，而孝、義、廉、恥即生焉。然曾參孝矣，不識小受大逃之義；申生孝矣，不知陷親不義之通；陳仲子則亦廉哉，則有譏其太矯；冉子好義，而不知周急不繼富為君子之道；原憲知恥，辭粟不以與於鄰里鄉黨之中，是何也？學有不足也。這裡講的曾參、申生、陳仲子、冉子、原憲皆孔子學生，事迹見於《論語》。　　毛澤東認為這些被先儒列為孝、義、廉、恥的代表人物，有時難免也做出一些有違禮義的事，其原因在於學習、理解、體會的不夠。　　在《講堂錄》中毛澤東還寫道：　　孔子嘗言志矣，曰：志於道，善於德，依於仁，由於義。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曰：士志之道，而恥惡衣惡食也，未之有也。　　這些話見於《論語》中的《述而》、《公冶長》、《里仁》三篇。毛澤東摘錄這幾句，除體會聖賢之志外，還表露出他自己的道德追求。　　1916年12月9日，毛澤東在致黎錦熙的信中，又提到了《論語》：　　昔者聖人之自衛其生也，魚餒肉敗則不食，《鄉黨》一篇載之詳矣。　　《論語?鄉黨》中的原文是這樣的：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得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沾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　　無疑，《論語》中記載的孔子的一番飲食之道引起了毛澤東的興趣。　　1917年4月1日，毛澤東發表在《新青年》上的《體育之研究》中，也談到了《論語》中講的養生之道：　　有聖人者出，於是乎有禮，飲食起居皆有節度。故「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食饐而餲，魚餒而敗，不食」。　　如果不是在「六年孔夫子」的私塾學習中打下深厚的國學基礎，那麼對於在長沙致力於「新學」的毛澤東而言，就不會在他的文章和書信中如此準確恰切地引用《論語》中的章句。　　學生時代的毛澤東對孔子和《論語》基本是採取一種學習、接受的態度。在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下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之後，毛澤東開始以唯物辯證的犀利眼光分析《論語》，並且站在全新的立場上靈活地運用《論語》句典，為革命鬥爭的現實服務，為中國的解放事業服務。　　毛澤東妙用《論語》句典　　由於少年時期的耳聞目濡和朗讀記誦，使毛澤東對《論語》爛熟於心。正因為爛熟於心，所以在成年後的寫作和講話中，能夠信手拈來地引用《論語》的名言警句，恰切地為闡明自己的觀點和思想服務。　　在目前公開發表的毛澤東的文章和講話中，《論語》中的名言警句俯拾皆是：「一言以蔽之」、「文質彬彬」、「溫良恭儉讓」、「每事問」、「過則勿憚改」、「言必信，行必果」、「人而無信，不知其可」、「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朽木不可雕也」、「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學也，祿在其中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欲速則不達」、「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不恥下問」、「言不及義」、「逝者如斯夫」、「是可忍，熟不可忍」、「百姓足，君熟與不足」，等等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後，毛澤東堅持一分為二地對待《論語》，即對其中有益的、具有進步意義的言論予以肯定；而對其中迂腐的、與時代精神相背離的內容予以揭露和批判。　　這裡僅舉其中四例，引導讀者諸君體會一下毛澤東妙用《論語》句典的高超藝術。　　1.革命不能「文質彬彬」、「溫良恭儉讓」　　在大革命時期，毛澤東於1927年3月發表了一篇非常有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篇文章中，在談到農民革命時，毛澤東說：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　　這段話里，一連活用了《論語》中的兩個傳播很廣的短語，一個是「文質彬彬」，一個是「溫良恭儉讓」。　　「文質彬彬」一語出自《論語?雍也篇》：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這裡「質」意為「質樸」；「文」意為「文雅」。「質」與「文」是孔子品評人格修養的一對範疇，在他看來，理想的人格就在於質樸與文雅的統一和中和。　　「溫良恭儉讓」一語出自《論語?學而篇》：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這裡的溫、良、恭、儉、讓即溫和、善良、恭敬、節儉、謙讓，是子貢講述孔子與聞國政的方法，同時也讚美老師的為人。後來，溫、良、恭、儉、讓，被儒家奉為完美人格的標準。　　「文質彬彬」與「溫良恭儉讓」作為封建時代文人士大夫們的人格標準，無疑是有其文化價值和進步意義的。但是，在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正處於劇烈的社會變革時期，革命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推翻封建主義，那麼，固守維護封建舊秩序的「文質彬彬」與「溫良恭儉讓」，則是對封建勢力的妥協和退讓，更是對廣大農民群眾的高漲的革命需求的壓抑。因此，對中國革命形勢洞若觀火的毛澤東借否定《論語》中的這兩句話，來批駁右傾機會主義者誣衊農民運動「過分」的錯誤論調。　　毛澤東這裡活用《論語》章句，是典型的反其意而用之。聯繫當時的革命形勢，就可以體會毛澤東的這種「反用」的精闢和深刻。　　當時，廣大農村發生了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一切權力歸農會」，地主豪紳們的封建特權被打得落花流水。對此，地方劣紳、國民黨右派和一切反革命分子是不甘心的，他們惡毒地攻擊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是「惰農運動」，大呼「糟得很」。國民黨左派對農民運動也極力地反對，甚至以分裂統一戰線相恐嚇，企圖迫使共產黨放棄對農民運動的領導權。小資產階級在農民運動面前表現出極大的動搖，跟在反動派後邊說農民運動「太過分」、「越軌」等。在中國共產黨內部，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者，被反動勢力嚇倒，也指責農民運動「過火」、「過左」，極力壓制農民革命，提出什麼農民協會組織「不能帶階級色彩」，反對建立農民革命政權和農民武裝等，對反動勢力採取妥協投降的政策。為了反擊黨內外對農民革命的一片責難聲，毛澤東親自回到湖南，用六十多天的時間對農民運動做了深入的考察，在收集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的基礎上，用精彩的筆墨寫出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這篇光輝的著作中，毛澤東闡述了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歌頌了農民運動的偉大作用和廣大農民群眾的偉大創造力。在文中，他吶喊革命是不同於一般社會活動的，是不能用「文質彬彬」、「溫良恭儉讓」的改良主義方式來開展的。反之，必須以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來進行革命，即像農民在農村中推翻地主豪紳階級那樣來進行革命。　　毛澤東這一理論，擊滅了右傾機會主義者「文質彬彬」、「溫良恭儉讓」的改良主義夢想。為中國共產黨堅持對土地革命的領導權，開展轟轟烈烈的武裝鬥爭，奠定了基礎。　　2.調查研究應發揚孔夫子的「每事問」精神　　20世紀20年代後期和30年代前期，中國共產黨內盛行起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聖化的錯誤傾向。黨內有些留學過蘇聯自稱「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的人，死記硬背馬克思主義的「本本」，認為這是萬古不變的教條，而對中國實際知之甚少。　　這種死守教條的錯誤傾向，使黨在實際工作中有過許多失誤，吃了不少虧。在贛南閩西根據地，紅四軍黨內和軍內同樣存在上述教條主義的錯誤傾向，使得革命工作和軍事鬥爭受到了很大的損害。　　為了批判和糾正教條主義的錯誤思想路線，堅持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正確思想路線，毛澤東寫了《反對本本主義》這篇文章。　　在這篇毛澤東自己非常喜歡的文章中，毛澤東提出了「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一切結論產生於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等非常著名的精闢論斷。闡述了調查研究對於指導中國革命和戰爭的重要性，並列舉了調查研究的方法。　　在文中，毛澤東說，許多做領導工作的人，遇到困難問題，只是嘆氣，不能解決。該怎麼辦呢？　　接著他回答道：　　邁開你的兩腳，到你的工作範圍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學個孔夫子的「每事問」，任憑什麼才力小也能解決問題，因為你未出門時腦子裡是空的，歸來時腦子已經不是空的了，已經載來了解決問題的各種必要材料，問題就是這樣子解決了。　　「每事問」一語出自《論語?八佾》：「子入太廟，每事問。」　　即說孔子陪同魯國國君入太廟祭祀周公，由於祭祀用的是四代禮樂。多不常見，孔子就每件事都要問一問，「調查研究」一番。這個典故勾畫出孔子謙虛、謹慎的形象。毛澤東在這裡恰如其分地引用這個典故，號召大家學習孔夫子的「每事問」精神，身體力行地去從事調查研究工作。毛澤東在自己比較喜歡的文章中引用《論語》中的典故，表明了他對孔夫子「每事問」精神的賞識和推崇。正是時時處處「每事問」，注重調查研究工作，毛澤東成為革命隊伍中第一流的「中國通」。　　3.奉勸蔣介石「言必信，行必果」　　1936年12月12日，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張學良、楊虎城兩位將軍在西安臨潼實行「兵諫」，扣押了蔣介石，逼迫他聯共抗日。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西安事變」發生後，中國共產黨堅決支持張、楊的抗日愛國行動，主張在團結抗日的基礎上和平解決這次事變，派出了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等人去西安與國民黨談判。　　12月24日，蔣介石被迫接受了張、楊提出的八項抗日主張。　　12月25日，張學良送蔣介石回南京。在臨上飛機前，蔣介石還向張、楊作了停止內戰、改組政府、改變外交政策、釋放上海被捕的愛國領袖等六項保證。但飛機一離開西安，蔣介石便翻了臉。　　12月26日，安然回到南京的蔣介石即授意陳布雷寫了所謂《對張楊的訓詞》，掩蓋西安事變的事實真相，並將陪他回南京的張學良軟禁；隨後又對東北軍和西北軍進行分化和調離，不久又囚禁了楊虎城將軍。　　1936年12月28日，毛澤東針對蔣介石的《對張楊的訓詞》，發表了《關於蔣介石申明的申明》。毛澤東從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局出發，表明了中國共產黨的態度，誠懇地勸告蔣介石認清形勢，改正以往的錯誤，為國家民族利益考慮，與中國共產黨攜手抗戰。　　在這篇義正辭嚴的聲明中，毛澤東說：　　蔣氏已因接受西安條件而恢復自由了。今後的問題是蔣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實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諾言，將全部救亡條件切實兌現。全國人民將不容許蔣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餘地。蔣氏如欲在抗日問題上徘徊，推遲其諾言的實踐，則全國人民的革命浪潮勢將席捲蔣氏以去。語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蔣氏及其一派必須深切注意。　　這段話中，直接引用《論語》的兩處：　　一處是「言必信，行必果」，此語出自《論語?子路》。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言必行，行必果，踁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　　子路向孔子問什麼樣的人可以稱之為「士」，孔子列舉了「士」的一些特徵，其中有一條就是「言必信，行必果」，即說話一定講信用，行動一定有結果。　　另一處是「人而無信，不知其可。」此語出自《論語?為政》：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古代的大車用牛拉，小車用馬拉。無論大車小車，車轅前面都用來架牲口的橫木。橫木兩端和車轅上鑿有小孔。用包有鐵皮的木銷釘插入圓孔，這樣就將橫木和車轅連接起來。大車的車銷釘叫「輗」，小車的車銷釘叫「軏」，沒有這兩個東西，就無法將牛和馬套起來，車子自然不會前行。這樣，孔子的這句話就很容易理解：做人不講信用，我不知道那怎麼可以。這好比大車、小車沒有車銷釘一樣，沒有車銷釘車子怎麼會被牲口拉著行走呢？　　毛澤東順手拈來，恰切地引用《論語》中這兩句廣為人知的名言，對蔣介石及其國民黨政府曉以利害，督促蔣氏認清敵友，認真履行自己的諾言，將全部抗日救亡條件不折不扣地予以兌現。否則，如果言而無信，失信於全國民眾，那麼全國人民的革命浪潮必將會將蔣介石掃入歷史的垃圾堆中。因為在禍急寇深、危及中華民族存亡的緊要關頭，「假抗日、真反共」者無疑是歷史的罪人，必將被歷史的大浪所淘汰！　　4.己所不欲，要施於人　　1943年4月份，抗日戰爭處於相持階段。身為中共華北局書記、八路軍副總指揮的彭德懷，在一次關於民主教育的談話中說，為了建立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國內各階級、各黨派應盡量做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毛澤東看到這篇談話後，認為這一提法不妥。他在給彭德懷的信中說：　　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口號是不適當的，現在的任務是用戰爭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敵人，現在的社會基礎是商品經濟，這二者都是所謂己所不欲，要施於人。只有在階級消滅後，才能實現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原則，消滅戰爭、政治壓迫與經濟剝削。①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語出自《論語?顏淵篇》。這是孔子對他的學生仲弓解釋「仁」的含義時所說的一句話，大意是「自己不願意要的，也不要強加給別人」。　　孔子「仁」的基本精神是要設身處地地為別人著想，從而避免人際間矛盾激化。作為一般的道德範疇，對和諧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此語無疑是具有進步意義的。但如果在政治上過份強調此語，則是放棄鬥爭的一種哲學。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歷來被仁人志士們奉為立身行事的座右銘，但毛澤東卻大筆一揮，將「勿」字改為「要」字，這一改之後，與孔夫子的願意完全相反。可以說，千古奇人毛澤東又一次奇語驚人。但是，只要聯繫當時的國內形勢，就會發現毛澤東這一字之改，有著深遠的戰略意義。　　抗日戰爭時期，由於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中國共產黨積極倡導並建立了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使得國內各階級各政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團結了起來，共同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同時，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也清醒地認識到，儘管此時民族矛盾上升為中國革命進程的主要矛盾，需要國內各黨各派團結一致，共同抗日，但這並不等於國內階級矛盾就此消亡，而是依然存在。即使是為著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目標，也應當是在鬥爭中求得團結，而不是放棄鬥爭，放棄鬥爭也就意味著放棄對統一戰線的領導權。　　毛澤東認為，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在政治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提法，等於是忽視依然存在的階級矛盾，抹殺了階級差別，這對尚處於民主革命時期的中國顯然是不適當的。他指出：「現在的任務是用戰爭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敵人」。這裡所說的「敵人」，主要是指日本帝國主義，這句話表示了當時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特徵，說明中國革命具有民族解放的性質：「現在的社會基礎是商品經濟」，則表明當時中國社會的半封建性質，說明中國革命具有民主革命的性質。也就是說，在民主革命尚未完成的階段，不應當否認和忽視國內階級矛盾仍然存在這一客觀事實。因此他說：「這二者都是所謂己所不欲，要施於人。」即是說，不能放棄階級鬥爭的手段。　　毛澤東還明確指出「只有在階級消滅後，才能實現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原則，消滅戰爭、政治壓迫與經濟剝削。」　　在給彭德懷的信中，毛澤東接著還分析了當時國內階級矛盾的狀況，他指出：「目前國內各階級間有一種為著打倒共同敵人的互助，但是不僅在經濟上沒有廢止剝削，而且在政治上沒有廢止壓迫（例如反共等）。」所以，在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目標下，「我們應該提出限制剝削與限制壓迫的要求，並強調團結抗日，但不應提出一般的絕對的階級互助（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口號。」　　正是由於毛澤東和共產黨人堅持這一原則立場，才能牢牢掌握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權，堅定不移地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民族解放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在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今日中國，人剝削人的制度早已廢除，更不存在政治上的壓迫，已經完全具備了毛澤東所說的實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原則的歷史條件。所以，為了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今天我們應該大力提倡「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將它作為處理人際關係的一個重要準則。　　從崇信到批判——毛澤東評價孔夫子　　一部《論語》，大量地記錄了孔子的言談主張。可以說，《論語》就是一部「孔子語錄」。要真正讀懂《論語》，就不能不研究孔子其人。毛澤東是非常熟悉孔子其人其事其說的。　　孔子名丘，一說生於公元前551年，一說生於公元前550年；卒於公元前479年，享年七十二。孔子出生於宋國貴族，他的曾祖防叔因避禍由宋逃到魯國，便成為魯國人。他父親名紇，字叔梁，做過魯國陬邑的地方長官。孔子出生不久，父親死了，家庭也貧困了，不得不做各種雜活，一則贍養寡母，一則自己生活。他做過倉庫保管員，也做過牲畜管理員，都很負責任。最後做到魯國的大司寇，那是「卿」的高位了。他到處學習，不懂就問，所以見聞廣博。一生得意時少，失意時多。晚年便專門一面整理古籍，一面講學傳授學術。他是中國私人講學的第一人，也是傳播古代文化的第一人，中國古代文化的流傳以至後來的擴大和發展，不能不歸功於孔子。　　孔子的思想，淵源於殷商以及西周、東周的社會思想潮流，更多地是接受了春秋時代一些思想家、政治家的言行，如鄭國的子產、齊國的晏嬰等人的言行。春秋時代重視「禮」，認為「禮」是「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孔子卻改以「仁」為核心，認為沒有「仁」，便談不上「禮」。孔子對於「仁」有各種定義，概括說起來是「愛人」。孔子所愛的「人」，是包括各個階級、階層的人，是一切具有生命的人。孔子的志願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而他所收留的學生，絕大多數出自下層，只有屈指可數的學生是來自上層。　　孔子自三十歲招收學生，一直到老，「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因此博得學生的無限愛戴。他死後，許多學生在他墓側結茅屋居住，有的住了三年，相傳子貢住了六年。他早期的學生，如子路、冉有、子貢，跟著他奔走四方，為救世而鬥爭。他晚期的學生，如子游、子夏、子張、曾參，便接受他講學帶徒的衣缽。中國古代文化的傳播，孔子晚期學生也作了一定的貢獻。　　孔子自己說他「述而不著」，研究整理了《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　　孔子的教育方法也值得一提。他不分地位高下，報酬厚薄，只要學生拿十條幹肉的拜師禮品，便教導他。他因材施教，深刻了解每個學生的資質、性情、能力、愛好的不同，所以同一個問題，孔子的答話因人而異，甚至有時相反。師生間的相處有時好比父子。學生平日的言行，他能深入了解，譬如他說顏回（他最喜歡的學生），平日聽講，只聽不提問，好像「笨伯」，回去後，卻能發揮，並不愚笨。從所有古籍看，孔子教學生，一般用啟發式方法。　　毛澤東的一生，對孔夫子的態度是很複雜的，是集評論、批判、繼承和發揮於一體的。　　1.早期崇信　　從如今可以看到的毛澤東的大量早期文稿來看，他在長沙求學時代還是頗為崇信孔子的。毛澤東求學長沙時期，正是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地開展的時期。在新文化運動中，陳獨秀以《新青年》為陣地對康有為等人掀起的「尊孔」復辟逆流進行了猛烈抨擊。孔子「聖人」的權威被打倒了　　青年毛澤東是《新青年》的熱心讀者，對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陳獨秀也很崇拜。但在對孔子的態度上，他與陳獨秀顯然有所不同。孔子在他心中依然是聖人。如前所述，他在1917年4月出版的《新青年》上發表了《體育之研究》，論述體育之重要及怎樣開展體育運動。該文提倡的完全是新思想，可他在文中卻大量引用《論語》、《禮記》等儒家經典中的典故、成語。他仍稱孔子為「聖人」，讚揚孔子講衛生重體育。在該文中毛澤東說，「孔子七十二而死，未聞其身體不健。」接著他又將孔子與釋迦牟尼和穆罕默德並舉，稱「此皆古之所謂聖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 ①　　1917年8月23日，毛澤東在致黎錦熙的信中說：　　聖人，既得大本者也；賢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聖人通達天地，明貫過去現在未來，洞悉三界現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聖人復起，不易吾言」。②　　這裡明言孔子為「既得大本」的聖人。　　1917年11月，毛澤東主辦湖南第一師範工人夜學。他主持的夜學開學儀式上，有一個程序就是向孔子像行三鞠躬禮。他在《夜學日誌》中親筆記道：在儀式上，師生員工「整隊向國旗、孔聖行三鞠躬禮，職教、學生相向互行一鞠躬禮」。③　　孔子思想對青年毛澤東的深刻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　　毛澤東受時代思潮和傳統思想的雙重影響，認為改造中國「宜從哲學倫理學入手」。因為在他看來，哲學是探討宇宙大本大源的學問，要是人能得大本大源，就成了聖人，故他提出「普及哲學」的治國之道。他說，「人人有哲學見解，自然人己平，爭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普及哲學」可使「天下皆為聖賢，而無凡愚，可盡毀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氣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義，故立太平世為鵠，而不廢據亂、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鵠也。」 ④　　可見，青年毛澤東的理想社會及其實現的途徑無不受到孔子思想的影響。　　1916年12月9日他在致黎錦熙的信中說：　　古稱三達德，智、仁與勇並舉。今之教育學者以為可配德、智、體之三言。　　毛澤東注重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教育思想既吸取了西方現代的新思想，又改造繼承了中國古代孔子的知（智）、仁、勇的思想。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教育思想貫穿於毛澤東的整個一生。　　在學習方法上，毛澤東也頗受孔子的影響。孔子主張「博學於文」，毛澤東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是「學者之所宜遵循」的。他反對拘於一家一派之言，主張「庇千山之材而為一台，匯百家之說而成一學，取精用宏，根茂實盛」。循「博學於文」的學習之道，毛澤東博覽群書，對各種學說「挈其瑰寶，而絕其淄磷」。《論語?雍也篇》中記載了孔子讚美自己最得意的弟子顏回的話：「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青年毛澤東對顏回也推崇備至，在著述中多次提及。受顏回的影響，毛澤東「身無分文」，而「心憂天下」。他曾設想，「學顏子之簞瓢與范公（即北宋名臣范仲淹）之畫粥」，辦一所自修學校。在生活上，毛澤東主張節儉，反對奢侈，甚至不屑與追求生活享受的人交往。　　從毛澤東早期文稿看，在表面上，國學似乎佔主導地位，因為文稿中大量引用中國古代的文獻、典籍；然而從思想實質來講，佔主導地位的是民主主義思想。青年毛澤東的裝束是長衫布鞋，一身「國裝」，而非時髦的西服革履，但支配他行動的卻非國學，而是西學。孔子主張三綱五常，毛澤東主張個性解放，說「故凡有壓抑個人、違背個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國之三綱在所必去……」形成了「性不受束縛」的鮮明個性。孔子主張中庸，毛澤東主張抵抗、鬥爭，「毀舊宇宙而得新宇宙」。所以，孔子思想雖然在青年毛澤東的思想中佔有重要地位，但起主導作用的是西方的民主主義思想，這也是為什麼他後來能很快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原因。　　2.中期「一分為二」　　毛澤東對孔夫子態度發生明顯變化是在他第一次北京之行後。　　1918年8月，毛澤東因組織新民學會會員赴法勤工儉學事宜而第一次來到北京。經楊昌濟介紹，毛澤東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李大釗手下當一名助理員。　　北京大學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各種西方思潮在校園競相傳播。毛澤東在李大釗指導下開始接觸到馬克思主義。他參加哲學會和新聞學會，盡量了解各種學說。從長沙到北京，毛澤東又一次開拓了視野，他自己說「思想起來越激進」。　　1919年4月毛澤東回到長沙。以「打倒孔家店」為主題之一的「五四運動」爆發後，毛澤東全力參與並領導學生運動，再也無暇去讀經、史、子、集。　　1919年7月，毛澤東在由他主編的《湘江評論》創刊號上發表了四則揭露康有為等人「尊孔」醜行的短評，這是他早期文稿中最早的「批孔」文字，標誌著在他思想中孔子的權威已開始動搖。　　毛澤東在1919年7月21日發表的《健學會之成立及進行》一文中指出：二十年來，湖南省雖然在政治上排滿，但在思想上仍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以孔子為中心」、「於孔老爹，仍不敢說出半個『非』字」，而今則到了一改舊觀的時候了。在論到學會章程中「自由討論學術」一條時，毛澤東說：「我們反對孔子，有很多別的理由。單就這獨霸中國,使我們思想不能自由,鬱鬱寡歡做二千年的偶像的奴隸,也是不能反對的".主辦《湘江評論》時，毛澤東的筆下再很難見到讚賞孔子的話了，也很少見到引用孔子及儒家的語錄。當然，這並不是說，孔子已完全從青年毛澤東的視野抹去了。他在《問題研究會章程》（1919年9月1日）中將「孔子問題」列為研究問題之一。　　1919年12月，毛澤東率領湖南的「驅張（敬堯）代表團」第二次赴京。次年4月，毛澤東在離京去上海的途中，曾下車到曲阜遊覽了孔子的陵廟和故居。雖然這時他已經進一步接觸了馬克思主義。　　後來毛澤東在同斯諾談到這次孔子故鄉之行時說：　　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條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鎮。在有歷史意義的孔廟附近的一棵有名的樹，相信是孔子栽種的，我也看到了。我還在孔子的一個著名弟子顏回住過的河邊停留了一下，並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　　顯然，此時的毛澤東不是一般的參觀旅遊，而是帶著傾慕之心前來瞻仰的。　　1920年是毛澤東由革命民主主義者轉變為共產主義者的關鍵的一年。但此時他明確主張：西方文明必須與我國文明相結合。在一封信中毛澤東寫道：　　世界文明分東西兩流，東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內，要佔個半壁的地位。然東方文明可以說就是中國文明。吾人似應先研究過吾國古今學說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學才有可資比較的東西。②　　這些話表明他是以辯證的態度來對待中、西文明的，預示著他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正確方向。　　轉變成馬克思主義者之後，毛澤東投身於新民主主義革命。　　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以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為主要任務。不言而喻，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毛澤東對維護封建制度的孔子之道持批判態度。　　第一次大革命時期，毛澤東結合農民運動，批判忠孝主義，批判束縛農民的政權、族權、神權和夫權。他在《新民主主義論》、《反對黨八股》等文章中充分肯定五四新文化運動在提倡民主與科學、反對封建舊教條方面的巨大歷史功績。他激烈批判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提倡尊孔讀經的反動主張。　　1940年，歷史學家范文瀾在延安新哲學會年會上作了《中國經學史的演變》的報告，毛澤東稱讚范的報告為「用馬克思主義清算經學，這是頭一次」，並指出，「目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復古反動十分猖獗，目前思想鬥爭的第一任務就是反對這種反動」。①　　當然，成為共產黨領袖的毛澤東不是全盤否定孔子的，對孔夫子具有民主主義色彩的東西，他還是給予了充分的肯定。　　1937年10月19日，毛澤東在紀念魯迅逝世一周年的大會上說：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我看要算是中國的第一等聖人，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聖人，魯迅則是現代中國的聖人。②　　明確肯定孔子為封建社會的「聖人」。　　1938年5月21日，針對一些同志不安心當教員這一點，毛澤東在抗大幹部會上說：黑格爾是馬克思的老師，此人似乎當了一世教員。我們中國的孔夫子起初做官，以後撤職，大概就是當教員當到死吧！我們要學習黑格爾，學習孔夫子。我們三四百人，可否出幾個孔夫子，出幾個黑格爾呢？又說：孔夫子是聖人，幾千年只此一個。　　1938年7月9日，毛澤東在抗大講話中說：　　孔夫子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馬克思主義者也有他的志向。但是為什麼當時的孔夫子不作共產黨呢？那是當時的老百姓不要他作共產黨而要他作教書先生，而今天的老百姓則需要我們作共產黨了。③　　毛澤東的這段話肯定孔夫子作教書先生是當時時代的需要，老百姓的需要。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向全黨提出研究理論、研究歷史和研究現狀的任務。他在談到研究歷史時指出：「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從孔夫子到孫中山」的提法，表達了毛澤東對孔子在中國歷史上所佔重要地位的一種肯定。　　《孔子評傳》一書的作者匡亞明回憶說　　1942年，他在延安曾向毛澤東請教如何評價孔子的問題。　　毛澤東認為：孔子生在二千多年以前，確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非常偉大的人物。但孔子畢竟是二千多年前的人物，他思想中有消極的東西，也有積極的東西。只能當做歷史遺產，批判地加以繼承和發揚。對當前革命運動來說，它是屬於第二位的東西。第一位的用以指導革命運動的，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其時重慶（國民黨政府所在地）方面正在大搞什麼「尊孔讀經」。他們靠孔夫子，我們靠馬克思。要劃清界限，旗幟鮮明。　　毛澤東又認為：當時對孔夫子，最好是暫時沉默，既不大搞批判，也不大搞讚揚。④　　1943年6月28日，毛澤東在劉少奇的一封信上批寫道：　　剝削階級當著還能代表群眾的時候，能夠說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蘇格拉底、資產階級，這樣看法才是歷史的看法。　　並且明確說「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歷史的真理」。⑤　　毛澤東為自己的兩個女兒取名為李敏、李訥，「訥、敏」二字，其實來自於《論語?里仁篇》中記載的孔子的一句話：「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化孔夫子的名言而為愛女的名字，不也正是表明毛澤東對孔子的肯定和欣賞嗎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我看要算是中國的第一等聖人，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聖人，魯迅則是現代中國的聖人。②　　明確肯定孔子為封建社會的「聖人」。　　1938年5月21日，針對一些同志不安心當教員這一點，毛澤東在抗大幹部會上說：黑格爾是馬克思的老師，此人似乎當了一世教員。我們中國的孔夫子起初做官，以後撤職，大概就是當教員當到死吧！我們要學習黑格爾，學習孔夫子。我們三四百人，可否出幾個孔夫子，出幾個黑格爾呢？又說：孔夫子是聖人，幾千年只此一個。　　1938年7月9日，毛澤東在抗大講話中說：　　孔夫子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馬克思主義者也有他的志向。但是為什麼當時的孔夫子不作共產黨呢？那是當時的老百姓不要他作共產黨而要他作教書先生，而今天的老百姓則需要我們作共產黨了。③　　毛澤東的這段話肯定孔夫子作教書先生是當時時代的需要，老百姓的需要。　　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向全黨提出研究理論、研究歷史和研究現狀的任務。他在談到研究歷史時指出：「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從孔夫子到孫中山」的提法，表達了毛澤東對孔子在中國歷史上所佔重要地位的一種肯定。　　《孔子評傳》一書的作者匡亞明回憶說：　　1942年，他在延安曾向毛澤東請教如何評價孔子的問題。　　毛澤東認為：孔子生在二千多年以前，確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非常偉大的人物。但孔子畢竟是二千多年前的人物，他思想中有消極的東西，也有積極的東西。只能當做歷史遺產，批判地加以繼承和發揚。對當前革命運動來說，它是屬於第二位的東西。第一位的用以指導革命運動的，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其時重慶（國民黨政府所在地）方面正在大搞什麼「尊孔讀經」。他們靠孔夫子，我們靠馬克思。要劃清界限，旗幟鮮明。　　毛澤東又認為：當時對孔夫子，最好是暫時沉默，既不大搞批判，也不大搞讚揚。④　　1943年6月28日，毛澤東在劉少奇的一封信上批寫道：　　剝削階級當著還能代表群眾的時候，能夠說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蘇格拉底、資產階級，這樣看法才是歷史的看法。　　並且明確說「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歷史的真理」。⑤　　毛澤東為自己的兩個女兒取名為李敏、李訥，「訥、敏」二字，其實來自於《論語?里仁篇》中記載的孔子的一句話：「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化孔夫子的名言而為愛女的名字，不也正是表明毛澤東對孔子的肯定和欣賞嗎？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毛澤東對孔子的態度同建國前大體相同。　　1953年，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說：關於孔夫子的缺點，我認為就是不民主，沒有自我批評精神。「吾自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三盈三虛」、「三月而誅少正卯」，很有些惡霸作風，法西斯氣味。不過，第二年，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說過與此相反的話：孔夫子是革命黨，此人不可一筆抹殺，不能簡單地就是「打倒孔家店」。　　1964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北戴河的哲學談話中說：孔子講「仁者人也」，「仁者愛人」。愛什麼人？所有的人？沒有那回事。愛剝削者？也不完全，只是剝削者的一部分。不然為什麼孔子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接著在談到《詩經》時，他又稱讚了孔子，說孔夫子也相當民主，男女戀愛的詩，他也收。　　1956年6月，毛澤東在《水調歌頭?游泳》一詞中直接引入了《論語》中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藉以抒發時光在流逝，社會在進步，應奮發躍進的豪情壯志。當然，這也表明毛澤東對孔夫子其人其語的賞識之情。　　1956年8月24日，毛澤東在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中說：「孔子是教育家，也是音樂家，他把音樂列為六門課程中的第二門。」 ⑥　　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在談到青年人勝過老年人時，列舉了中國歷史上的許多名人，其中說到孔子。他說：　　孔夫子在青年時也沒有什麼地位，當過吹鼓手，在人家辦喪事時，給人家喊禮，後來教書。他雖然做過官，在魯國當過司法部長，也是短期的。也還當過管錢的小官，相當於我們農業社的會計。他學了很多本領，顏淵是孔子的弟子，算個二等聖人，他死時才三十二歲。　　這番談話對孔夫子的肯定之情溢於言表。　　1958年11月21日，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談到「有實無名」問題時說：一個人學問很高，如孔夫子、耶酥、釋迦牟尼，誰也沒有給他博士頭銜，並不妨礙他們行博士之實，孔子是後來漢朝董仲舒捧起來的，以後不太靈了。到了唐朝好一點，特別是宋朝朱熹以後，聖人就定了。到了明清兩代才封為「大成至聖文宣王之位」。到了五四運動，又下降了。聖人不聖人，吃不開了。我們共產黨人是歷史唯物主義者，承認他的歷史地位，但不承認什麼聖人不聖人。　　1964年2月13日，毛澤東在春節座談會上談教育問題時充分肯定了孔子的教育思想。他對主管教育工作的領導同志說：孔夫子的傳統不要丟。在談話中，他還以讚賞的口氣講了孔子的經歷，說明孔子的學問是從實踐中自學得來的。他認為，孔子這個人愛說老實話，為此，吃了不少苦，挨了不少罵。當然在談話中，他又一次指出孔子辦教育不重視生產勞動的缺點，提出這方面我們要想辦法補足。總之，在入黨之後和「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澤東是以辯證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態度來對待孔子的，即對孔夫子一分為二，也就是毛澤東常主張的「棄其糟粕，取其精華」，立足於中國革命和建議的現實的需要，以馬克思主義為武器，一方面批判孔子在政治上、思想上和道德論上的錯誤、過時的東西，反對尊孔讀經；另一方面，則又肯定孔夫子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地位，吸收和改造孔子思想中有價值的「精華」，豐富和補充自己的思想。　　3.晚期全盤否定　　晚年毛澤東的「左」錯誤發展到了極端，導致他錯誤地發動了深重災難的「文化大革命」。　　被毛澤東稱為「政治革命」的「文化大革命」是從意識形態領域開始的。大破剝削階級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大立無產階級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是這場革命的重要內容之一。孔子是中國傳統舊思想、舊文化的主要代表者。所以「批孔」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大主題，此期間毛澤東對孔夫子持全盤否定的態度。　　1966年12月，毛澤東對一位外賓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任務之一是消除孔夫子在各方面的影響。針對西方資產階級反對「文化大革命」這一點，毛澤東說：讓他們發愁吧！要抓住階級鬥爭和還未完成的反封建主義的鬥爭，孔夫子在大學文科的影響，如哲學、歷史、美術等方面存在著。他們灌輸帝王將相思想，資產階級思想，這些都同孔夫子影響聯繫著，要在教育方面進行革命。　　「文革」初期的毛澤東的注意力集中在斗「走資派」、「奪權」上，無暇顧及兩千多年前的孔老先生。此後，雖然有的文章也提到批孔，甚至把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說成是宣揚孔孟之道的「黑修養」而加以批判，但批孔並未成氣候。　　1971年9月13日，毛澤東的「親密戰友」、「接班人」林彪乘三叉戟飛機倉皇出逃，自我爆炸，「折戟沉沙」於異國荒漠之中。從事後查獲的材料看，林彪一夥竭力從孔孟之道中尋找反革命的精神武器，林彪甚至手書孔子「克己復禮」一語，掛在卧室中。毛澤東據此認為，林彪與國民黨一樣是尊儒反法的。所以決定在「批林」的同時「批孔」。　　急於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的江青在一次「批孔」會上的講話中大肆宣揚：1973年5月，她去看毛主席，見毛主席那裡放著大字本的郭沫若的《十批判書》。毛主席說，我目的是為了批判用。毛主席還給她念了一首詩：　　郭老從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產黨，崇拜孔二先。　　1973年7月4日，毛澤東在同王洪文、張春橋談話時說：郭老在《十批判書》裡頭自稱人本主義，即人民本位主義，孔夫子也是人本主義，跟他一樣。郭老不僅崇孔，而且是反法的。8月3日，毛澤東讀了楊榮國《孔子——頑固維護奴隸制的思想家》一文後，批示「楊文頗好」。　　8月5日，毛澤東對江青講了中國歷史上的儒法鬥爭，說法家主張中央集權、郡縣制。歷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會前期有建樹的，都是法家。這些人主張法治，犯了法就殺頭，主張厚今薄古。而儒家呢？他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是厚古薄今的，開倒車的。毛澤東還讓江青記下了他寫的一首詩《讀〈封建論〉呈郭老》，詩云：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　　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此詩在「批孔」運動中廣為流傳。　　1974年1月18日，毛澤東批示，同意中共中央轉發《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這一個材料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根據毛澤東本人的意見搞的。兩校大批判組從林彪一夥的筆記、手書題詞、摘錄的卡片及公開的言論中選摘出涉及孔孟或類似孔孟語言的材料，並與孔孟之道相對照。毛澤東意在通過這個材料，通過「批孔」，進一步揭露林彪反黨集團的思想根源、極右實質以及批判社會上存在的所謂「右傾思潮」，以鞏固和發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在中共中央轉發《林彪與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後，全國立即出現了「批林批孔」的高潮。這場聲譽浩大的「批孔」運動，被野心勃勃的江青所利用，她影射此時身患重症的周恩來為「現代大儒」，試圖把批判的鋒芒引向周恩來，但被毛澤東所制止。　　「文革」中，毛澤東提出要清除孔夫子在各方面的影響，從理論上講，這並沒有錯。因為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封建主義意識形態和舊的習慣勢力還廣泛存在著。但他沒有具體地去研究究竟孔子的哪些影響阻礙現代中國的進步。他激烈批孔，可是他沒有意識到他自己身上就有孔子的某些消極影響，如欣賞個人崇拜、家長制，過分誇大道德精神的作用，等等。並且，他只看到孔子對現代的消極一面，沒有注意到孔子對現代中國也存在積極的一面。這顯然也是一種片面性。　　總而言之，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毛澤東全盤否定孔子。當然，這並不能代表他一生對孔夫子的態度。　　《孟子》「民為貴」與毛澤東「為人民服務」　　毛澤東在「六年私塾」生活中，對「四書」之一的《孟子》自然是熟讀成誦的。　　少年毛澤東一段「對對子」的佳話，就涉及到《孟子》裡面的內容。　　1903年的夏天，正在私塾讀書的毛澤東，見戶外天朗氣清，趁塾師不在，便與同學們一起到附近的池塘里游泳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