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生活是一襲華美的袍

張愛玲在其發韌之作《天才夢》中寫道：「生活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虱子。」錦袍之華美與虱子之可惡合而為一，則美者不復美，可惡者更其可惡。她的感受，十多歲時的感受，就已經如此到位，難怪後來她對世事人情能夠明察秋毫。張愛玲，還有蘇青，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孤島，上海能給她們提供的表演舞台十分有限，這兩個不可多得的女人卻在燈光慘淡的狹小舞台上表演得元氣淋漓，光彩四溢。文學在她們手中，無須政治的高鈣而自成骨骼，無須哲學的微量元素而自成筋脈，無須歷史的蛋白質而自成血肉，她們要表現的只是暗面的人性和灰調的人生，這份特長，可說別無第三人能出其右。

張愛玲（1920—1995），上海人，她的曾外公是李鴻章，祖父是張佩綸。張愛玲生長在一個不缺金錢單缺情感的家庭，父親是紈絝子弟，母親黃逸梵則是成色十足的新女性，在繪畫和音樂方面頗有造諧。

大家閨秀，名門淑女，張愛玲的文學啟蒙居然要感謝鴛鴦蝴蝶派的小說，起點偏低，那份藝術滋養卻相當有益。《歇浦潮》《啼笑姻緣》《海上花列傳》是她喜歡的讀本，張恨水是她喜歡的作家。妙就妙在，她是「先看言情小說才知道得有愛的」。一位十三四歲的女中學生竟寫出了六回《摩登紅樓夢》，支遣著曹雪芹筆頭噓活的那些才子佳人陀螺似地團團直轉，在現代社會裡再演一幕悲歡離合，寶玉與黛玉分手，怡紅公子單身出洋，更使這對璧人額外地遭受了許多現世人生的憂煩苦痛。由於精神上太落寞，家庭如枯井一般生趣索然，張愛玲才多有幻想和鬱積，一一訴諸筆端。母親是家中的過客，父親則是昏君和暴君，她沒法討好姨娘（父親的小妾），父母仳離後，她更無法取悅那位性情酷虐的繼母，她被禁閉於一室，飽嘗鐵窗滋味。當飛機掠過天頂，她不禁恨恨地祈求，趕緊丟一顆炸彈下來吧，好與這個無情無義的家庭同歸於盡！她終於設法脫身，逃到大門外，依著往昔的性子，念念不忘省錢，與車夫拉鋸似地講價，花去一盞茶的工夫，她到了母親那兒，背脊上冒出冷汗，才感到幾分後怕。張愛玲的母親早年留法，受過頂好的西方教育，現在女兒掙脫樊籠，前來投靠，沒有不收留的理由，但她的積蓄已被丈夫榨乾，手頭正覺艱窘，只好向女兒攤牌：你要是想早點嫁人，我給你置裝，想繼續讀書，我給你學費，二者只能選一。張愛玲選擇了讀大學。

「我是一個古怪的女孩，從小就目為天才，除了發展我的天才外別無生存的目標。」

在香港大學，張愛玲的文學才華顯山露水，一篇《天才夢》被上海《西風》雜誌初定為徵文獎的第一名，最終被定為十三名，卒章所言「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爬滿了虱子」，這種滄桑盡閱、世味遍嘗的感慨哪像是源自一位十八歲少女的筆端？

「出名要趁早呀，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麼痛快。快，快，遲了來不及了，來不及了！」戰火延燒的面積愈廣，她也就愈發肯定自己的認識無差。她以競走的流星疾步搶到了隊伍的前列。她要成名，要有自己的生活，要有很多很多錢，要有一大柜子漂亮衣服。姑姑張茂淵常常笑話她是財迷，「不知你從哪兒來的一身俗骨」，而張愛玲也樂於承認自己「一學會了『拜金主義』這名詞，我就堅持我是拜金主義者」。這樣的人註定了俗是真俗，雅是大雅。香港淪陷後，她回到上海定居，與獨身的姑姑相依為命。《沉香屑——第一爐香》和《沉香屑——第二爐香》就是在這時候點燃的，當它們擺放到鴛鴦蝴蝶派的首領周瘦鵑的案頭時，似張愛玲這樣的年輕女子是很容易讓人懷疑她的創作能力的。好在周先生目光如炬，立刻看出這是一位天才的小說家，老來猶能識此才，自然歡喜得嘴都合不攏。這兩篇小說相繼在《紫羅蘭》雜誌上刊登，張愛玲一炮走紅。上海淪陷了，一時間變成真空地帶，左翼文學已失去市場，右翼文學招人厭棄，張愛玲適時地避開了黑煙繚繞的政治爐鼎，唯以「剝出血淋淋的人性」的文學作品應世。文學就是文學，不是什麼油漆刷子之類的工具，她的作品受到歡迎全在情理之中。

性格孤僻的天才總喜歡離群索居，對政治的溷穢氣息缺乏必要的嗅覺。在淪陷區上海，她只是埋頭寫寫小說，抬頭看看天空，小說的基調是悲觀的，天空也總是一成不變的死灰煞白。二十一歲時，張愛玲越是精心繭結自己的情感空間，越是故意封閉自己的精神世界，就越不能說明她心如古井，她比常人更渴望愛情，渴望浪漫。她想像某個風和日麗的上午，一位風度翩翩的英俊男子捧著大簇鮮艷欲滴的玫瑰花，神情歡悅，從門前的碎石甬道上興沖沖地走過來。

那個人果然來了，他就是胡蘭成，官居《中華日報》主編、汪精衛偽政府文化宣傳部次長。他在自傳《今生今世》中不打自招：「我是政治的事亦像桃花運的糊塗。」你罵他是漢奸，沒錯；你稱他是才子，也對；你誇他是情聖，更好，這是他一生最洋洋得意的冠名。

「我以為人在戀愛的時候，是比在戰爭或革命的時候更樸素，也更放恣的。」

張愛玲以為如此，就該是如此了。她與胡蘭成晤言一室之間。兩人談些什麼？談音樂、戲劇、美術，當然少不了文學的湊趣，居然達成默契，政治的話題絲毫也不涉及，他不說，她也不問。胡蘭成不難看清張愛玲於文學藝術之外的弱智，這正是他感到莫名歡喜的，經驗告訴他，這樣的女人一旦愛上誰——用她的話說，即「心居落成」——誰就鐵定是她的主人。她的傻更勝過普通女子的傻，她的痴更勝過普通女子的痴。

「你的人是真的么，你和我這樣在一起是真的么？」

張愛玲會反反覆復問胡蘭成，為同一個答案問上一千遍，不厭其煩，這才是戀愛中的女子，這才是醺醺然的濃醉。他要一張玉照，她就去照相館用心拍來，在相片的背面她用謙卑之極的語氣寫道：

「見了他，她變得很低很低，低到塵埃里，但她心裡是歡喜的，從塵埃里開出花來。」

唯高傲者能如此謙卑才是神奇，她崇拜他，「女人要崇拜才快樂，男人要被崇拜才快樂」，她樂得謙卑，使這個男人百倍地高大，高大到雲霄里去，放出金燦燦的光輝。

緣分是怎麼回事？張愛玲給出的答案是：「於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要遇見的人，於千萬年之中，時間無涯的荒野里，沒早一步，也沒晚一步，剛巧趕上了，那也沒有別的話可說，唯有輕輕地問一聲：『噢，你也在這裡嗎？』」她喜歡《詩經·邶風·擊鼓》中那四句詩：「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這是三千年前某位痴情人留下的痴情語，流傳太廣，直傳到孔聖人的耳朵里去，老夫子尊重人性，可不像他的徒子徒孫們那樣假正經，他覺得這痴情語應該收入《詩經》。

上海的淪陷註定要毀滅一些人，成全一些人，炸斷許多故事的尾巴，也必然續合許多故事的頭頸。傾城之戀才好呢，她認定自己一生有托，托給這個叫胡蘭成的男人，正如她的小說《傾城之戀》中的白流蘇將終身託付給浪子范柳原，從此清償積欠了十輩子的情債，「生及相親，死得無恨」，「縱被無情棄，不能羞」啊！

1944年8月，二十三歲的張愛玲嫁給了三十八歲的胡蘭成，懷著新娘子所有的美夢，她想飛，直飛往伊甸園的東籬。胡蘭成剛剛解脫了舊婚姻的羈絆，就馬不停蹄，爭分奪秒地迎娶上海頂尖才女張愛玲，他的虛榮心得到了極大的滿足，從未有過的滿足，他向來自命風流，這是最得意的一次。他神魂顛倒，欲死欲仙，也沒忘記對自己的如花美眷恭維有加：「前人說夫婦如調琴瑟，我是從愛玲才得調弦正柱！」這樣的謊言脫口，世間盡有痴情女子愛聽。

許多人肯定會嘀咕，胡蘭成是漢奸，是汪偽政府的要員，張愛玲哪能嫁他？這豈不是將自己的名節往糞坑裡扔嗎？應該說，持疑者並不真正懂得女人。台灣女作家張曉風在《一個女人的愛情觀》中有這樣一段話揭看了底牌：

「愛一個人就是在他的頭銜、地位、學歷、經歷、善行、劣跡之外，看出真正的他不過是個孩子——好孩子或壞孩子——所以疼了他。」

張愛玲就是這樣疼了胡蘭成。她拿起筆來，鋪開白紙，彷彿鋪開整整一生，比任何時候都更筆歡墨舞地寫道：「胡蘭成與張愛玲簽訂終身，結為夫婦。」多麼平實的一句話，換了誰也不可能寫得比這更平實，幸福原是不必多加華彩描繪金邊的。她把筆遞給胡蘭成，彷彿遞過一支袖珍的接力棒，他略一沉吟，「願使歲月靜好，現世安穩」的句子就跳下筆端，他很得意，張愛玲也覺得這十個字渾然天成，彷彿得於神意。行了，就用這樣一篇短短的婚書，作成一生一世的契約，彼此能始終信守不渝嗎？炎櫻，這位張愛玲一生的知己，此時此刻作為證婚人，也在婚書上籤下自己的名字。

不願滿城去跑，不想多方交際，兩人只是那麼痴痴傻傻地守著，一個是歡郎，一個是夢姑，待在屋子裡，「男的廢了耕，女的廢了織」，居然別成一個凈土生花的歡樂世界。張愛玲文思極暢，比山間的飛瀑還暢，一篇篇散文、小說像一尾尾活潑潑的魚兒直游到上海的各大報刊上去。「桃紅的顏色里聞得見香氣」，香氣氤氳，只可惜不能綿綿持久。自古多情傷離別，當胡蘭成回返南京本部時，她就在窗前苦苦地守望黃昏，「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這樣的情緒大抵也是有的。

「那時你變姓名，可叫張牽，或叫張招，天涯海角有我在牽你招你。」

這樣深情的話，是張愛玲在胡蘭成前途日趨黯淡時說的，卻如秋風射馬耳，他的一隻手伸給了張愛玲，另一隻手則偷偷地伸向廣大的空間。

好一位胡情聖，不過是一晌貪歡的浪子，世事離奇，偏偏浪子最惹人愛。婚後不到半年，胡蘭成的饞病驟然發作，漢陽醫院裡那位十七歲的漂亮護士周訓德正是他盤中的珍饈美味，「還將舊時意，憐取眼前人」，他哪裡肯愛肯憐呢？只是狂蜂浪蝶似地戲弄一番，只是解渴，他總是很渴，只是解饞，他總是很饞。他拿捏得准，連這樣的風流過錯張愛憐也會原諒他，不過他還是吃了一驚，她在信中如此大度地說：

「我想過，你將來就只是我這裡來來去去亦可以。」

他如逢特赦，從此更加恣意放縱。日本人投降了，胡蘭成的青雲之路猝然中斷，作為被通緝的漢奸，他只能躲到溫州，靠張愛玲的接濟為生。見面時，張愛玲看到這位負情漢與一位斯家小妾范秀美打得火熱，該寒心了吧，她卻依然固執地要求胡蘭成在她與周訓德之間作出選擇，她真正絕望，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去爭一回命運的眼色，卻又把自己看得很強很強，去力挽狂瀾於既倒。胡蘭成一味地耍滑，支吾其詞，不肯在兩人之間作出非此即彼的抉擇。

「我待你，天下地下，無有得比較，若選擇，不但與你是委屈，亦對不起小周。人世迢迢如歲月，但是無嫌猜，按不上取捨的話。」

「你與我結婚時，婚帖上寫著『現世安穩』，你不給我安穩！」

張愛玲還在據理力爭，內心深處希望的沙塔已經崩塌。傷心無益，豈能挽回舊日情懷？張愛玲哽咽良久，唯有嘆息，「你是到底不肯，我想過，我倘使不得不離開你，亦不致尋短見，亦不能再愛別人，我將只是萎謝了。」

遇人不淑，萎謝是必然的結局，多少痴情女子遭逢此厄，天才如張愛玲，也未能例外。但她還是從自己的積蓄中拿出一筆錢來周濟胡蘭成這位宿世怨家，直到1947年6月10日，胡蘭成已解除通緝令，成為自由身，她才將絕交書寄去，同時贈給他「安家費」三十萬元，可謂仁至義盡。這封「特函」只有寥寥數語：

我已經不喜歡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歡我了的。這次的決心，我是經過一年半的長時間考慮的。彼時唯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難。你不要來尋我，即或寫信來，我亦是不看了的。

昔日抽刀斷水水更流，今日慧劍斬情絲，一根也不剩，這才叫你是你，我是我的訣絕，沒有任何藕斷絲連的餘地。

許多年泥丸走阪，風流雲散，六十年代初，張愛玲從美國給身居台島的胡蘭成寄去短函，索要一本胡蘭成的自傳《今生今世》，想看看那章「民國女子」中自己是何言語面目。胡蘭成寄去了書，還附上一封情辭婉轉的信，希望重溫那一局昔年的鴛夢，但終成入海泥牛，再無消息。

張愛玲坦白承認：「一般所說『時代紀念碑』似的作品，我是寫不來的，也不打算嘗試……」她小說中的人物多半是小奸小壞，沒有英雄，也沒有十惡不赦的壞蛋。即使是罌粟花和蔓陀蘿花，也各有各的真實，各有各的美麗，精刮世故的浪子佟振保與范柳原一流的「紅顏殺手」或許自私了些，放蕩了些，但這些人言語有味，面目可愛，倒反而讓人恨不起來。至於她筆下的那些柔弱女子，白流蘇、王嬌蕊、葛薇龍……，一邊切實地顧及著自己作為女人應有的利益，一邊又幻想著玫瑰花般的愛情，其捉襟見肘的心思，飛蛾在火上的掙扎之態實在是太凄美了。在《沉香屑——第一爐香》中，葛薇龍與丈夫喬琪坐車看到街上的流鶯，她說：「她們是被迫的，我是自願的。」天下多少痴情女子看到此處，都會掩卷同悲吧。即便淫蕩如葛薇龍的姑姑，陰鷙如《茉莉香片》中聶傳新的後母，變態如《金瑣記》中的曹七巧，那樣的「壞」也都是人性的異形扭曲，她們害人也受害，是不該被推出午門去問斬的。王小波曾說，張愛玲的小說中「有憂傷，無憤怒；有絕望，無仇恨；看上去像個臨死的人寫的」（《關於幽閉型小說》）。這並不奇怪，他喜歡更富有生趣的東西，而張愛玲的作品中充斥著那種揮之不散的陰鬱和煩惱，像是六月天的悶罐車。

「生命也是這樣的罷——它有它的圖案，我們唯有臨摹。」

這就是張愛玲預先準備的辯解詞。你很可能無法相信，張愛玲最欣賞的中國作家是魯迅而不是別人，她認為魯迅的作品勇於暴露中國人的劣根性和陰暗面，後來的小說則多半文過飾非。她走的路子與魯迅一脈相承，但左翼作家們故意誤讀或乾脆裝作看不懂，反而對她大加責難。

唯獨大翻譯家傅雷為天下惜才，化名「迅雨」寫了一篇《論張愛玲的小說》。他先是明說他不喜歡《連環套》的「漫畫」趣味，認為那樣一種繁縟的敘事和做作的風格浪費了她的才華；繼而他又表態，欣賞《金瑣記》，並給予這篇小說極高的認可。出於對一位天才女作家的愛護，傅雷勸張愛玲「少一些光芒，多一些深度，少一些詞藻，多一些實質，作品會有更完滿的收穫。多寫，少發表，尤其是服侍藝術最忠實的態度」。傅雷抵觸政治概念化的東西，他說：「我們的作家一向對技巧抱著鄙夷的態度。『五四』以後，消耗了無數筆墨的是關於主義的論戰。彷彿一有準確的意識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區區文藝更不成問題。」在文章的結尾，他還真誠地提醒她：「一位旅華數十年的外僑和我閑談時說起：『奇蹟在中國不算稀奇，可是都沒有好收場。』但願這兩句話永遠扯不到張愛玲女士身上！」傅雷欣賞張愛玲出眾的才華，因此重棰擂響鼓。對於這位不知何方神聖的「迅雨」的酷評，當時志驕意滿的張愛玲並不服氣，很多年後她在美國重讀舊作，汗為之涔涔下，承認傅雷當年目光如炬，那篇《連環套》的確不成樣子。

柯靈先生與張愛玲有過交往，他在《遙寄張愛玲》一文中說：「我扳著指頭算來算去，偌大的文壇，哪個階段都安放不下一個張愛玲；上海淪陷，才給了她機會。」於是，有人質疑，她在淪陷區大紅大紫，在漢奸辦的《苦竹》和《雜誌》上發表散文、小說，作家的立場何在？張愛玲在政治上的色盲很讓一些人生出反感，但要硬生生逼著她去窄條的政治平衡木上狂舞干戚，她不情願，也確實很難站穩足跟。淪陷區只是個鮮花下的陷阱，「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這是一些人苛責於她的古老罪名，猶如水蛭咬住不放。她埋頭寫作，向大眾貢獻才華，並無不妥。「她竟然連漢奸也肯嫁咧！」這話更加咄咄逼人。張愛玲一生怕聽交響樂，她覺得交響樂就像政治，急管繁弦，各種巨響總是浩浩蕩蕩地衝來，讓人無力抗拒。她顯然沒法習慣政治對於人性的蔑視和凌駕，也不肯屈服於輿論的壓力。儘管柯靈和鄭振鐸護惜她，要買斷她新作的版權，留待戰後再一一出版，但她沒有那份耐心。1948年初，喜劇《太太萬歲》遭到圍剿，張愛玲憬然意識到像她這樣獨立於各個政治陣營之外的異己分子已沒有立身藏形之地。但她還是忍不住在《十八春》（後改名為《半生緣》）中巧借主人公慕瑾的話來表明自己對於政治的「鄙見」：

我對政治從來不感興趣，我總想著政治這樣東西範圍太大了，也太渺茫了，理想不一定能實行，實行起來也不見得會理想。我寧可就我本人力量所及，眼睛看到的地方，做一點自己認為有益的事，做到一點是一點。

在精神極度亢奮的時代，張愛玲這種小資情調的低腔無法及格，很難過關。好在她認識到「政治決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趕緊從越收越緊的羅網中抽身，遠走高飛。這位「民國世界的臨水照花人」在新社會註定水土不服。1952年夏，張愛玲經過一番「又可怕又刺激」的階段之後，從大陸去了香港，三年後，又從香港去了美國。她不懂政治的遊戲規則，只是憑著手術刀似的目光洞悉了紅色帷幕後的灰調人生，在自由世界，她用英語創作了兩部與時政有著千絲萬縷關係的長篇小說《秧歌》和《赤色之戀》，儘管其中不免摻雜了美國新聞處的官方意志，但也並非全然是代人捉刀，顛倒黑白。令人吃驚的是，她對視野之外的農村生活和農民形象的刻畫描寫也栩栩如真，其批判的矛頭直指那些一根筋的「左公」，令他們暴跳如雷，這樣的急就章雖然未能盡展其藝術風華，卻百分之八十地繼承了「魯迅筆法」，將赤裸裸的真相呈現在世人眼前。此後，她受到美國文壇長期冷落，竟至於藉藉無名。張愛玲為生計所迫，在六十年代由好友宋淇引薦，為香港電懋影業公司創作了大量的喜劇腳本，如《情場與戰場》《桃花運》《人財兩得》和《南北和》之類，總數十餘部，將大好才華和年華零敲碎賣，如同砸鍋賣鐵一般，真是太可惜了。所幸她還創作了《色，戒》和《五四遺事》那類還原本色的小說，編譯了《愛默森文選》，用國語和英語翻譯並注釋了吳語小說《海上花列傳》，尤其令人讚歎的是，她在失去賴雅的日子裡，擺脫掉「繞樹三匝，無枝可棲」的悲苦心境，總積十年的研究功夫，圓成《紅樓夢魘》，這樣的心血結晶一生不可多得。

當年，張愛玲去國離鄉，遠赴異域，這著棋看似愚形，絕非昏招。若留在國內，以她所患的政治色盲症和不肯違心合作的態度，歷經「反右」和「文革」這兩趟剜心放血的政治運動，必定會被人踐踏成泥，以她的性格，則很可能無聲無臭地自殺。儘管她在美國生活得並不如意，但畢竟還是堂堂正正地做人，而不是在人間地獄裡打滾，淪落為「牛鬼蛇神」，受盡摧殘，直至面目全非。

「沒有人是一座孤島。」在西方，這說法由來已久。

張愛玲卻偏要唱反調，她說：「我有時覺得我是一個島。」還說：「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愉悅。」她最喜歡的一句西諺是：「讓生命來到你這裡。」早在其發韌之作《天才夢》中，張愛玲就預見自身個性中有兩個要素將決定她的一生，其一是對語言及文學非同尋常的敏感，其二是對社交活動由衷的厭惡。她一輩子的確是隔著適當的距離目擊人生，隔著安全的距離愛國，她與很多人事之間都會划出一道深廣的鴻溝，不可逾越。這樣一位曾經大紅大紫的作家，一生的好友屈指可數，甚至可以開列出清單來：炎櫻、蘇青、宋淇夫婦、夏志清兄弟、麥加錫、司馬新、庄信正，再往裡塞人就會發生「交通事故」。她無疑是孤獨的，是一位大孤獨者。童年、少年時代在極度匱乏父愛母愛的家庭中成長，這對她的性情產生了不可低估的扭曲作用和負面效應。其性格的怪異之處，比如離群索居，落落寡合，隨年紀增大而愈益彰顯。

普通人的一生再好些也是「桃花扇」，撞破了頭，血濺到扇子上，就在上面略加點染，成為一支桃花。

在《紅玫瑰與白玫瑰》中，張愛玲如此寫道。畫功總有高下，她是最出色的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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