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學對中國上古史建設的重大貢獻

演講者簡介：李伯謙，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先後任北大考古學系副主任、主任兼北大賽克勒考古與博物館館長，北大考古文博學院院長，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北大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主任，北大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等。主要從事夏商考古學的教學與研究，參加與主持過河南偃師二里頭、安陽小屯殷墟等重要遺址的發掘。1995年出任國家「九五」國家科學攻關重大課題「夏商周斷代工程」項目首席科學家、專家組副組長。現正參與主持國家「十五」科技攻關課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項目。正文：同學們好！朋友們好！這是我第二次在「北大講座」上和大家見面了，我感到很榮幸。今天我講的是「考古學對中國上古史建設的重大貢獻」，題目在網上已經公布了。為什麼選這個題目來講？我是想通過對中國上古史建設歷程的回顧，和大家一起來探討一下考古學、歷史學尤其是上古史學發展的方向，引起大家對考古學和文獻史學結合起來研究歷史的重視。當然，我也不能說一點沒有利用這個機會宣傳宣傳考古學的意思。因為時至今日，還有很多人，包括史學界的一些朋友，對考古學實在了解太少了。在座的各位，如果了解了考古學對中國上古史如何從傳說變成信史做出的貢獻，你們一定會認為，考古學也是一門科學，考古學在史學建設、在先進文化建設中已經發揮了並正在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的作用。1．現代考古學在中國的產生，極大地支持了疑古學派對舊的古史體系的破壞，和疑古學派一起提出了重建中國上古史的任務什麼是中國上古史？對中國歷史如何劃分，學術界並沒有一個統一的公認的意見。我這裡所說的中國上古史，是指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前的歷史。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那個時候，中國人腦子裡的中國史是什麼樣呢？是「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於今」。就上古史來說，就是三皇五帝夏商周的古史體系。這個體系是漢朝大史學家司馬遷構建起來的，在他的名著《史記》中，有《夏本紀》、《殷本紀》、《周本紀》，還有一個《五帝本紀》。他的這個體系是綜合了他當時能看到的各種書籍中的有關記載而形成的，並不是他個人心血來潮的杜撰。對於這個體系，一百多年以前，可以說大家是堅信不移。但是到了上個世紀之初，隨著西學東漸和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情況就大不相同了。在史學領域，疑古思潮應運而生，過去在書上記載的古人、古事連同這些書籍都要以新的眼光重新加以審視。你們知道疑古學派的首領是誰嗎？(同學答：顧頡剛。)對，是顧頡剛。顧頡剛當時是北大哲學系的學生，他1912年入北大預科， 1920年畢業留校工作，年齡和你們現在差不多，可能還要大一些。疑古學派的核心人物都是北大名人，當時的學生。你們知道傅斯年吧？就是當過多年前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到台灣後曾任台大校長的傅斯年。當時他是北大文學系的學生，和顧頡剛住同屋，按照顧頡剛的說法，他也是一位「敢於放言高論」的人物。疑古學派的形成決非一朝一夕。當時思想激進的文科學長、名教授胡適和錢玄同都對他們產生過很大的影響。胡適留美回國在北大任教接替陳漢章講授《中國哲學史》。陳漢章從伏羲講起，胡適卻丟開唐虞夏商，從詩經時代的周宣王講起。顧頡剛說「這一改把我們一班人充滿著三皇五帝的腦筋驟然作一個重大的打擊，駭得一堂中舌撟而不能下」。錢玄同和胡適一樣，也經常和顧頡剛書信往來談古論今，從他寫的文章自署「疑古玄同」即可見其學術傾向的激烈。疑古學派不僅否定三皇五帝，認為夏朝和商朝也很可懷疑。他們的領軍人物顧頡剛說過一句很經典的話，中國的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所謂「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意思是說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愈長，是後來的人一代一代疊加上去的。他說，從《詩經》上可以推知東周初年只有禹，到春秋末，從《論語》上可以看到有了堯、舜；《論語》而後，從戰國到秦，更有黃帝、神農、伏羲，更有天皇、地皇、泰皇。至漢代，在天皇之前又加上了開天闢地的盤古，作偽之跡，昭然若揭。1926年，顧頡剛把他們討論古史的文章彙編成冊，以《古史辨》的書名出版，至1941年共出了七冊。他洋洋洒洒寫了一篇長達六萬字的自序，把他疑古思想產生的由來和疑古學派興起的經過都明明白白寫了出來。《古史辨》的出版，在學術界猶如爆炸了一顆原子彈，「中國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古史」一時間竟成了學術界的主流觀點。舊的三皇五帝古史體系是被破壞了，那麼真的可信的中國上古史又是什麼樣子呢？這就很自然地提出了重建中國上古史的任務。有人以為，重建上古史的任務是後來才提出來的，這是不對的。實際上，顧頡剛等人在破壞舊的古史體系的同時，也已經在考慮如何建設新的可信的中國上古史了。1923年胡適在給顧頡剛的信中，提出研究商代史，要到甲骨文中去找材料。1924年末，李玄伯在《現代評論》上發表《古史問題的惟一解決方法》文章，明確提出「要想解決古史，惟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學」。一個多月以後，1925年2月，顧頡剛也在《現代評論》上著文《答李玄伯先生》，認為這「確是極正當的方法」。同年王國維在清華研究院講《古史新證》，提出了將紙上材料和地下材料結合起來研究歷史的二重證據法。他們不約而同地將重建可信古史的途徑投向了考古學。當然，這決非偶然，而是學科發展必然要走的方向。考古學，確切地說以田野調查和發掘為基本特徵的現代考古學，並不是在中國產生的。現代考古學最初產生於歐洲，它是工業革命的產物。搞工業就要找礦開礦山，開礦山就會附帶發現古物，於是，地質學、古生物學應運而生了。借鑒地質學的地層學和古生物學的分類學，就形成了以地層學和類型學為基本方法的現代考古學。這是19世紀中葉前後的事。20世紀初，現代考古學傳入中國。北京房山周口店猿人化石的發現，河南澠池仰韶村彩陶遺址的發現證明中國也存在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這在當時的確令人耳目一新。這些新的發現極大地支持了以顧頡剛為首的疑古學派發起的對舊的古史體系的挑戰。於是大家都注目於考古學，考古學自然就成了重建中國上古史任務的擔當者。現代考古學傳入中國之初，多是外國人在搞。像周口店猿人遺址的發掘，就是時任北洋政府礦業顧問的瑞典人安特生建議的，河南澠池仰韶村遺址也是由他發現和首次發掘的。當時在中國搞發掘的，還有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俄國人、日本人……。他們當中有的是真正的科學家、學者，但不少人是懷有不可告人目的的所謂「探險家」。真正由中國學者做的工作，最早當推1926年李濟對山西夏縣西陰村一處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李濟在美國學的是人類學，1923年回國，先在南開大學，後到清華大學，1926年主持了西陰村的發掘。1928年成立中央研究院時，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內設立了考古組，由李濟任組長，於是開始了由中國學術機構、中國學者獨立進行的對安陽小屯殷墟的發掘。1926年西陰村的發掘，1928年開始的殷墟的發掘，可以看作是現代考古學在中國的真正開始。說到現代考古學在中國的產生，不能不提到北京大學的貢獻。勇開風氣之先的北京大學，和疑古思想的醞釀、誕生幾乎同時，1922年就成立了考古學研究室，第一任主任是著名金石學家馬衡教授，1934年馬衡離開北大去故宮後，由胡適親自兼任主任。抗戰勝利後北大由昆明返京，考古學室改名古器物整理室，由向達任主任。中國考古學研究室做的第一項考古工作是1929年開始的河北易縣燕下都的調查和發掘。上個世紀20年代由中國學者所開始的考古工作，目的都很明確，都是圍繞著文獻記載的線索，尋找古人遺迹，重建中國上古史而進行的。我們說，現代考古學的傳入中國，現代考古學在中國的產生，支持了疑古學派對舊的古史體系的破壞，和疑古學派一起提出了重建中國上古史的任務，是完全符合實際情況的。從現代考古學傳入中國，從1926年李濟發掘西陰村，從1928年開始發掘殷墟，至今七十多年過去了。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考古學究竟有哪些重要發現，對重建上古史究竟起到了什麼作用呢？2．從舊石器時代直至早期青銅時代，一系列重大考古發現，為重建中國上古史積累了豐富的資料，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七十多年來，尤其是新中國成立以後的五十多年來，經過幾代學者的努力，中國考古學有了極大的進展，重大考古發現層出不窮，一個接一個，真有目不暇接之感。從舊石器時代考古來說，過去大家只知道北京猿人、山頂洞人等少數人類化石，少數幾個舊石器地點，而現在新發現的舊石器地點已上百處。根據學者們對舊石器時代人類化石的研究，可以分為直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三個階段。可以很驕傲地說，這三個階段的人類化石標本我們都有了。屬於直立人階段的，年代最早、學術界基本得到公認的是距今大約170萬年前的雲南元謀人，這已寫在中學歷史課本上了。其他有陝西蘭田人、山西丁村人、安徽和縣人、湖北隕縣人，周口店北京人也屬於直立人。最新發現的直立人化石，是幾年前北京大學考古系和南京市博物館共同發掘的江寧湯山人。所謂直立人，是指從「人猿揖別」開始人類發展的早期階段，在人骨化石上可以看到明顯的原始特徵，比如額骨低平，眉眶凸起呈「一」字形，頦部後縮不明顯，都與猿類相近。直立人之後是早期智人階段，約從距今25萬年到5萬年前後。早期智人，眉眶仍然較高，但已由一字形變成倒八字形。由於腦容量有了增加，前額已略顯隆起。屬於早期智人階段的人類化石有陝西大荔人、山西許家窯人等，最完整的一具人類化石是北大呂遵諤教授和他的弟子們在營口金牛山一座洞穴中發現的。頭骨、肢骨幾乎都保存了下來。早期智人之後是晚期智人階段，約從5萬年至2萬年前後。典型代表，在南方有柳江人，在北方有山頂洞人。晚期智人化石眉骨變低，顱高增大，腦容量和身高等都已和現代人差不多。新石器時代考古，無論是新發現的遺址的數量，還是其內容的重要性，更是以往望塵莫及。過去只知道仰韶、龍山。仰韶就是前面我們講到的瑞典人安特生首先在河南澠池發掘的仰韶文化，以紅陶、彩陶為特徵。龍山是指以山東章丘縣龍山鎮遺址為代表的文化，出土的陶器以黑陶、灰陶為特徵，最典型的是一種薄胎，黑而光亮的被稱為蛋殼黑陶的陶器。這是上個世紀30年代初由梁思永等人發掘的。梁思永是梁啟超的二公子，他學考古是梁啟超的決定，可見考古學在當時人們心目中的重要性。新中國成立後，新發現的新石器時代的考古學文化，按早晚順序講，屬於新石器時代早期的，有距今10000年到12000年的江西萬年仙人洞、吊桶環遺址、湖南道縣玉蟾岩遺址，廣西桂林甑皮岩、邕寧頂螄山遺址，河北徐水南庄頭遺址等。這些遺址中出土的陶器火候很低，質地粗糙，紋飾簡單，代表了陶器剛發明不久的技術水平。出土的石器有打制的也有磨製的，在文化層中還發現了最早的栽培稻遺迹。新石器時代中期階段的遺址以黃河流域的磁山文化、裴李崗文化、後李文化、老官台文化和長江流域的彭頭山文化、石門皂市文化、城背溪文化等為代表。遺址範圍擴大，房基、墓葬都有發現，陶器種類豐富，粟作農業、稻作農業遺迹隨處可見。屬新石器時代晚期的考古學文化，除以前發現的仰韶文化，有山東和蘇北地區的大漢口文化，北方地區的興隆窪文化、紅山文化，甘青地區的馬家窯文化，長江流域的大溪文化、河姆渡文化等。這個階段，社會發展迅速，聚落開始分化，等級已經出現。新石器時代末期或稱之為銅石並用時代，除龍山文化、齊家文化是早前發現的，新發現的，長江流域上游有寶墩文化，中游有屈家嶺、石家河文化，下游有良渚文化，北方地區有小河沿文化等。至於早期青銅時代，有關夏商代考古，自安陽殷墟發掘之後，20世紀50年代以來，不僅在黃河中游的中原地區，先後發現了商代早期的鄭州商城、偃師商城、小雙橋遺址、洹北商城、東先賢遺址等一系列商文化遺存，二里頭遺址、東下馮遺址等夏文化遺存，以及東嶽石遺址為代表的東嶽石文化，還在北方地區、長江流域乃至嶺南地區發現了夏家店下層文化、上層文化、圍坊三期文化、張家園上層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橋文化、荊南寺類型遺存、吳城文化、湖熟文化、馬橋文化、石峽中層文化、浮濱類型遺存等中原周邊地區的當地土著文化遺存。有關周代考古，在周人起家的陝西岐山、扶風一帶的周原，西周都城遺址長安一帶的灃鎬，河南的洛陽以及燕、晉、虢、齊、魯、應、秦、楚、蜀、吳、越等諸侯國的都邑幾乎都有重要發現。不僅是這些地點發現了，各個地點都有豐富的內涵，諸如王侯宮殿、陵墓、手工業作坊乃至形形色色的遺物，可以說應有盡有。以上我羅列這麼多考古遺址地點、考古學文化的名稱，你們一定很生疏，誰也記不住，即使是考古專業的學生，也很難都掌握。我羅列出來，無非是想說明，隨著考古事業的發展，各個時代、各個地區都有許多重要的發現，無非是要強調一個多字，一個全字。考古發現的遺址的確很多，很豐富，各個時代都有，各個環節都有。正是有了這麼多考古發現，我們用這些材料要研究中國上古歷史，建構中國上古史的框架、體系，才有堅實的基礎，才有可靠的依據。3. 80年來的一系列考古研究成果構建起了中國上古史的基本框架，極大地豐富了中國上古史的內涵，解決了一些中國上古史上長期存在爭論懸而未決的學術問題考古學不是單純挖東西，考古學也要依據科學的方法對發掘出來的遺物、遺迹進行研究，這是一個極其複雜、極其細緻的過程。80年來，發現了這麼多古代遺迹、遺物，在研究上究竟有那些成果，這些成果究竟在中國上古史的建設上解決了些什麼問題呢？首先，我認為特別應該強調的是，早期青銅時代的一系列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證實了司馬遷《史記》所記載的夏、商、周古代的歷史是實實在在存在的、可信的。過去疑古學派一些學者對某些史實提出疑問，固然有積極意義，無可厚非，但因懷疑而否定，就未免走過了頭。甲骨文發現以前，商代史是屬於傳說史，很難讓人信服。1899年發現了甲骨文，在甲骨文上認出了商王的名字，和《史記·殷本紀》所記的商王世系基本一樣，誰都不再懷疑了。1928年開始在安陽小屯發掘，經過李濟、董作賓、郭寶鈞、梁思永、石璋如、劉耀、高去尋、胡厚宣、鄭振香、陳至達、楊錫璋等幾代學者幾十年的辛勤工作，不僅發現了甲骨文，還發現了商王的宮殿建築基址、商王陵墓、貴族與平民墓地和鑄銅、制骨、燒陶等手工業作坊遺址，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銅器、玉器，證明了安陽小屯就是《史記·項羽本紀》所記項羽與章邯大戰的「洹水南殷墟上」，《竹書紀年》所記「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的商王盤庚所遷的殷都故地。殷墟出土的精美文物參加了1936年倫敦世界博覽會，在中外學術界引起了強烈反響，商文化是青銅文明成了學者們的共識。按照史籍記載，商人滅夏建國之後，曾經五遷其都。現在，商朝最後一個都城殷是找到了，殷墟出土的遺迹、遺物所代表的商晚期的文化面貌基本清楚了，那麼商朝前期、中期的文化面貌如何？除殷之外其他幾個都城在什麼地方呢？對考古工作者來說，這些問題自然是最有誘惑力的。其實，在殷墟發現並被確認之後，參加殷墟發掘的一些人就注意了。李景聃1936年上豫東商丘一帶調查，就是想尋找早於殷墟的商人遺迹，因為王國維等人主張商朝第一個王商湯所建的亳都(所謂南亳)就在商丘。不可否認，考古發現有偶然性。你刻意要找的，不一定能發現；有時候不經意，重要的東西就出來了。1950年，鄭州市一位對古物有興趣、名叫韓維周的小學老師在鄭州老城南關外的二里崗撿到幾塊陶片，上面印有花紋。他認為可能是古物，便報告了主管文物的部門。文物管理委員會派人去調查，後來又配合基本建設作了發掘，發現了豐富的文化遺物。參加二里崗發掘的安志敏、安金槐、鄒衡等先生將出土的陶器和殷墟出土的陶器比較，認為兩者有許多相同之處，都應屬於商文化，按照其演變規律，二里崗出土的陶器早於殷墟。後來鄒衡先生在《考古學報》1956年第3期發表的《試論鄭州新發現的殷商文化遺址》一文對此作了充分、深入的論證。二里崗商文化早於殷墟商文化遂成為不易之論。其後不久，到1955年，又發現了屬於二里崗文化時期的鄭州商城。鄭州商城大致呈方形，周長6960米，前幾年又在商城的南面、西面發現了外廓城，其規模是迄今所見商代城址中最大的。這麼大的一座城址，當然不會是一般的村鎮所在地，它是商代某位國王建造的都邑沒有什麼問題。它屬於二里崗期，早於商代最後一個都邑安陽殷墟，也沒有問題。問題是，它是哪位商王建造的呢？主持發掘的安金槐先生認為它的地理位置比較接近唐代地理書《括地誌》所記的商王仲丁隞都的所在，同而主張鄭州商城是仲丁隞都，隞字有的書上寫成囂，這兩字是同音字，可以通用。參加過二里崗發掘的鄒衡先生最早也是主張隞都說的，後來他從鄭州商城延續時間較長、鄭州金水河出土戰國「亳」字陶文，左傳襄公十一年魯、晉、宋等國伐鄭曾盟於鄭地的亳城北，以及商亳鄰國如葛的地望等方面詳細論證了鄭州商城不可能是僅居仲丁、外壬二王的隞都，而應該是從湯至大戊五代的商湯始建的亳都，是商朝的第一個國都所在地。這兩種觀點相持不下，難分伯仲。1983年社科院考古所在偃師發現了屍鄉溝商城，意外地為解決鄭州商城的性質問題提供了契機。屍鄉溝商城位於偃師市西、洛河北岸，又稱偃師商城。它南距二里頭遺址約6公里，周長5800米，面積比鄭州商城小約三分之一。前幾年在屍鄉溝商城城圈內又發現了一個小城圈，稱為內城，內城之內有宮城，而且發現了幾組大型宮殿建築基址，從規模和內涵分析也應該是一座王都性質的城址。從出土的陶器等遺物分析，偃師屍鄉溝商城和鄭州商城大體同時，學術界雖有「太甲桐官」、亳之陪都、軍事重鎮和「湯都西亳」之爭，但其為商湯滅夏之後始建的具有都邑規模的城邑幾乎是大家共同的認識。既然偃師屍鄉溝商城與鄭州商城同時，而且又小於鄭州商城，那麼鄭州商城為亳都、偃師屍鄉溝商城為陪都或震懾殷遺民而設的軍事重鎮不是很合乎情理嗎？實際情況正是如此。自從偃師商城發現之後，認同鄭州商城是商湯亳都的人越來越多，鄭州商城是商湯所建的第一個國都——亳都的觀點應該是可以成立了。講到這裡，一定有人會問，根據《尚書》等文獻記載，湯在滅夏之前已居亳，滅夏後又回到亳，在滅夏前亳已存在。既然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同時，偃師商城又公認是滅夏後才開始建造，那麼按照邏輯，鄭州商城也應該是滅夏後才建造起來的。如果承認它和偃師商城都是滅夏後始建，豈不又和文獻記載發生矛盾？這個問題提得好，這的確是個矛盾。在搞「夏商周斷代工程」時，我們曾有個「鄭州商城、偃師商城基本同時或略有先後」的說法，這說的雖然是事實，但的確也迴避了鄭州商城是否滅夏前已經建成這樣一個尖銳的問題。其實冷靜地分析一下，思考一下，鄭州商城那麼大的規模，怎麼可能會在「韋、顧既伐，昆吾、夏桀」的滅夏過程中，也就是說在滅夏之前建起來呢？鄭州商城既然和偃師商城基本同時，既然偃師商城是滅夏之後所建，鄭州商城也應該是滅夏後所建。我認為現在是需要明確地講清楚這個問題的時候了。我們作出鄭州商城(以大城和外廓城為代表)是滅夏後所建的論斷，並不是要否定《尚書》等先秦文獻關於滅夏前湯已都亳記載的正確性，而是要求我們從考古的學的角度認真考慮，鄭州商文化遺址中究竟有沒有滅夏前的先商文化遺存，有沒有可能代表都邑性質的先商遺存。鄭州有早於鄭州商城的先商時期的遺存，南關外期遺存、洛達廟類型遺存都比鄭州商城早。至於它們是否屬於先商文化，有的說南關外期是，有的說洛達廟類型是。儘管有分歧，但在建造鄭州商城之前，也就是說在滅夏之前，鄭州這地方有先商文化遺存是客觀存在的。聯想到在豫東杞縣鹿台崗發現有典型的先商文化，在商人由東而西大舉推進滅夏的進軍過程中，在地處必經之地的鄭州地區留下遺物、遺迹，可以說是順理成章。問題是商人滅夏前是否在此地建過都，考古上有沒有什麼建過都(至少不同於一般的村落)的證據？目前雖不敢說有百分之百把握的鐵證，但線索是有的。我認為在鄭州商城內東北部宮殿區發現的那道東西殘長約一百多米的被稱為宮城牆的城牆很值得注意。根據考古提供的層位關係，它疊壓著洛達廟類型遺存，城牆內的包含物最晚的是洛達廟類型的，因此其很可能就是洛達廟期修建的。無獨有偶，據說還發現有洛達廟期的大型建築基址。洛達廟類型過去都認為屬於二里頭文化，鄭州市文物考古所在鄭州市區西邊的窪劉發掘出典型的二里頭文化遺址之後，河南省考古所的袁廣闊敏銳地覺察到，洛達廟類型和窪劉的二里頭文化有較明顯區別，他懷疑洛達廟類型很可能是商文化推進至此後和二里頭文化融合的產物，其主體應是先商文化。這是有道理的。如果這個判斷符合實際，那麼以這段城牆為代表的遺存就不排除是商湯滅夏前所建的亳都的遺迹。我們希望河南省的考古同行們能夠抓住這個課題，進一步開展工作，找出更多的證據，作出明確的結論。鄭州商城是商湯亳都的確立，具有重大的學術意義。它為完善整個商文化的發展過程找到了一個起點。在鄭州商城發現之後，1995年有鄭州小雙橋地址的發現，1999年安陽洹北商城的發現，連同以前發掘的殷墟，使我們基本上得以完整地窺見了商文化發展演變的全過程。根據文獻提供的線索和文獻與考古密切結合進行的綜合研究，現在，鄭州小雙橋遺址可能是仲丁隞都，洹北商城可能是河亶甲相都，東先賢一期遺存大體相當於祖乙遷邢時期已成為學術界的主流認識。不僅如此，在商文化分布範圍以外地區的考古學文化，通過研究也一一確定了其族屬，探討了其與商文化的關係。對商代歷史還有懷疑的人，你如果研究了甲骨文中商人世系材料，親自到上述地方去看一看那些遺迹和遺物，難道還會固執己見，難道會不覺得商代歷史是實實在在地擺在你的面前嗎？商代是信史，國內學術界沒有人再懷疑了。在國外學術界持懷疑態度的也不多了，但對夏史持懷疑觀點的在國外學術界占絕大多數，在國內學術界也還有一些人。這裡有一個判斷標準的問題，有一個研究方法的問題。持懷疑觀點的學者，大多是認為迄今沒有發現能夠證明夏代存在的文字材料(像商代甲骨文那樣證明商代確實存在的文字材料)。我們認為，文字材料當然是重要的，但在尚缺乏文字材料的情況下，通過考古學和相關學科的綜合研究，還是可以得出科學的結論的。從考古學來說，前面已經講過，鄭州商城是湯都亳的確認，既為研究完整的商文化發展歷程找到了一個起點，同時也為往前追溯夏文化確立了一個定點。我認為主張年代上早於以鄭州商城、偃師商城為代表的早商文化，分布範圍上位於文獻記載的夏人活動的中心地區，時間跨度上不超出依據文獻記載夏有14世17王推算出來的夏代可能的積年範圍，在文化關係上，與文獻記載的夏時期夷、夏、商三族文化既有區別又有密切關係的狀況相符合的河南龍山文化晚期遺存和二里頭文化是夏文化的觀點是可以成立的。二里頭文化因偃師二里頭遺址而得名。說到二里頭文化遺址，就不能不提到它的發現者徐旭生先生。徐旭生本名徐炳昶，他的名著《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研究先秦史的人恐怕沒有人沒讀過。他年輕時留學法國，學的是西方哲學，回國後曾任北京大學教務長、女師大校長、北平研究院歷史研究所所長。在北大任教期間，曾出任中國和瑞典合組的西北科學考察團中方團長，是一位著名的學者。新中國建立後，他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現在屬社會科學院)任研究員，為了尋找夏文化，他不顧六十多歲的高齡毅然帶領助手跋山涉水到豫西晉南調查。走到偃師縣城西邊時，發現了二里頭遺址，不過當時他斷定是湯都西亳。二里頭遺址的發現，是夏商考古的一個重大突破，後來經過連續的工作，證明二里頭文化主要分布於豫西晉南地區，早於二里崗期商文化，晚於河南龍山文化，可以分為四期。根據碳14 測定，其年代範圍約為公元前19世紀至前16世紀之間。在偃師南城尚未發現之前，不少學者包括主持二里頭遺址發掘的學者，主張二里頭一、二期遺存屬夏，三、四則屬商，二里頭遺址是商之西亳。偃師商城發現並被多數學者確定為西亳以後，二里頭遺址一、二、三、四期遺存均屬夏文化，二里頭遺址是夏都(可能即斟尋)的觀點逐步被大家接受，成為主流觀點。應該說，二里頭文化是夏文化，學術界已經有了共識，沒有什麼爭論了。但對於河南龍山文化晚期遺存是否是夏文化，尚有不同看法。河南龍山文化早於二里頭文化，它和二里頭文化有繼承發展關係，但也有明顯的差別，按照劃分考古學文化的標準，不屬於一個考古學文化。河南龍山文化覆蓋範圍較廣，其中的王灣類型基本與二里文化分布範圍重合，根據碳14測定，王灣類型河南龍山文化的晚期已進入公元前20世紀。文獻記載夏有14世17王，其積年有431年說(不包含無王階段)和471年說(包含無王階段)，如從夏商分界在公元前1600年往上推，夏的始年無論採取431年說還是471年說均已在公元前21世紀範圍之內了。因此，認為河南龍山文化晚期遺存應該屬於早期夏文化的觀點是有道理的。那麼，為什麼會有人懷疑呢？問題就在河南龍山文化和二里頭文化存在差別，不屬於一個考古學文化。我自己覺得，具體問題要具體分析。兩者的這種差別究竟反映了什麼問題？一則可能兩者之間仍有缺環，二則可能是河南龍山文化在發展過程中發生過重大動蕩，使其後的二里頭文化在面貌上與其產生了明顯差異。關於第一種可能，由於新砦遺址新砦期遺存的發現已得到證實。新砦遺址位於河南新密市，1979年趙芝荃先生首先作了發掘，並提出了早於二里頭文化一期的新砦期遺存的問題。不過由於材料太少，沒有引起人家太多注意。「夏商周斷代工程」為了弄清這個問題，於1999年、2000年組織了兩次發掘，發現了明確的河南龍山文化、新砦期遺存、二里頭文化的文化層疊壓關係，確認在河南龍山文化和二里頭文化一期之間的確存在新砦期，新砦期遺存總的面貌具有從河南龍山文化到二里頭文化的過渡性質。目前在鞏義市花地嘴、鄭州牛砦、偃城郝家台等遺址均發現了新砦遺存。由於它的發現和確認，河南龍山文化與二里頭文化之間的缺環已經不存在了。沒有了缺環，為什麼文化面貌仍有明顯的差別？這一方面不排除由河南龍山文化經新砦期向二里頭文化發展過程中，由於自己內部的原因，導致面貌上的某些變化，但更可能是外部的衝擊所引起。我過去曾寫過文章，認為從河南龍山文化到二里頭文化的這種變化，應是夏初后羿代夏的歷史事件引發的結果。后羿代夏是「因夏人以代夏政」，它雖在一定時間內篡奪了剛建立不久的夏王朝的政權，但隨著「少康中興」也就成了曇花一現。夏文化雖在一定程度上打上了后羿所代表的東夷文化的烙印，但總體上並沒有中斷和改變由河南龍山文化晚期開始的夏文化發展的大方向。考古學文化和族的共同體如何對應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在一般情況下，一個特定的考古學文化和一個特定的族的共同體是可以對應的。但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一個族可以使用兩個以上不同的文化，一個考古學文化也可能由不同的族所使用。關鍵是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固守河南龍山文化和二里頭文化是兩個不同的考古學文化，因而不能都屬於夏文化的觀點，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河南龍山文化是一個整體，儘管延續時間不長，但也可分為好幾個文化期，確認河南文化晚期遺存是早期夏文化，究竟從什麼地方算起呢？我可以很坦白地告訴大家，我同意安金槐先生的看法。安先生是登封王城崗龍山城址發掘的主持者，他認為王城崗龍山城址即文獻記載的「禹居陽城」的陽城。如果僅只是文獻上有這種說法，別人會說你是附會，因為，陽城究竟在何處，文獻上有好幾種不同說法，你怎麼敢一口咬定一定是在登封？但並非巧合的是，就在王城崗龍山城址東面不遠，考古工作者發現了東周時期的陽城，出土有「陽城倉器」陶文可以為證。東周陽城的名字是從哪裡來的？顯然是從夏代的陽城來的。既然兩座城近在咫尺，你怎麼能認為王城崗龍山城和禹都陽城沒有任何關係呢？因此，以王城崗古城的開始使用作為夏的開始，以王城崗古城所代表的河南龍山文化晚期遺存作為早期夏文化，並非隨心所欲，而的確有一定的根據。二里頭文化，河南龍山文化晚期遺存是夏文化的確認，確立了夏文化發展的框架，為進一步開展夏史研究奠定了基礎，我們期待今後有更多新的發現。商代史成為信史了，夏代史成為信史了，周代史更沒有什麼可以懷疑的了。我們說商代史是信史，夏代史是信史，並不等於說許多問題都弄清楚了，實際上還有很多問題，比如社會結構、經濟形態、宗教信仰等都還需深入研究。至於周代史，雖然沒有人懷疑，但實際上也有不少問題沒有解決，在這個方面，考古學仍有自己的用武之地。例如，周人滅商前的文化究竟是考古學上發現的哪一種考古學文化，目前仍爭論不休；需要考古進一步的發現和研究去回答。如果不是在周原發現了那麼多非姬姓貴族的青銅器窖藏，誰也不敢說文獻記載的周公封邑內會居住著那麼多異姓貴族；如果不是在周原出土的周人卜甲上見到周王祭祀已故商王的卜辭，誰會相信視如寇讎的兩個敵對的部族還存在這樣的關係；如果不是在北京房山琉璃河董家林發現了西周城址和隨葬有燕侯名字青銅器的大墓，誰知道燕國的始封地就在這裡；如果不是在山西曲沃北趙發現了自晉侯燮父至文侯仇九代晉侯及其夫人的墓地和大批貴族墓葬，晉侯始封地在今之太原還是其他地點的爭論還在繼續……夏代史、商代史、周代史，儘管還有很多問題，需要通過大量的工作去解決，但由於考古學上的重大發現和研究成果，已逐步將之從撲朔迷離、將信將疑的狀態下「解放」出來，使之成了信史，已是不爭的平實。第二，新石器時代末期或曰銅石並用時代一系列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證明考古學上的龍山時代是社會由野蠻到文明的重大轉折時期，某些地區已率先出現早期國家，開始進入文明。龍山時代的年代範圍大致是從公元前3000年至前2000年前後。在這個時期，考古學上有許多過去不見的重大發現。由新石器時代晚期開始的聚落分化有了進一步發展；設防的古城像雨後春筍一樣到處湧現，據不完全統計，在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和內蒙河套一帶，龍山文化時期城址已發現幾十座，其中山西襄汾陶寺龍山文化中期城址面積達280萬平方米，規模之大可與東周列國都城相比，河南淮陽平糧台城址面積雖然不算很大，只有5萬平方米，但城址內靠北部有大型宮殿建築，門口有門衛房，城內有完整的用陶水管鋪設的排水設施，顯然不是一般僅用於防衛的城堡，而是當地的政治中心。墓葬中大型墓和小型墓分化懸殊，表明貧富差別對立已相當嚴重。冶金術有了初步發展，在多個地點發現有紅銅、青銅製作成的小件工具和裝飾品。大型宗教禮儀建築在區域聚落中心開始出現，用於宗教禮儀活動的玉器大量使用，表明宗教禮儀活動已成為當時人們生活的有機組成部分。刻畫符號的流行，早期文字的出現，表明人們的智慧有了很大的提高，社會的交往日益頻繁和複雜。種種跡象表明，龍山文化的社會已不再是《禮記·禮運篇》所描繪的「大同世界」，而已經進入了「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人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儀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裡，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的「小康」社會了。考古學上龍山時代和傳說史學上的哪個階段相當呢？我認為要重建中國上古史，這是不能迴避的問題。我是反對「三皇五帝」古史體系的，但我反對的是將所謂的「三皇五帝」人格化。常常有朋友問我：「你是搞考古的，考不考黃帝？歷史上究竟有沒有黃帝？」我總是回答他們說：「考古學，尤其是史前考古學、原史考古學，當時還沒有或者很少有文字記錄，有的只是後代的傳說，考古學面對的是當時人們活動遺留下來的遺迹、遺物，通過這些遺迹、遺物很難去研究某個個人。」比如，有人說某某某東西是黃帝用過的，你敢相信嗎？我反對將「三皇五帝」人格化，但我不反對將「三皇五帝」作為一個時代來研究。在我看來，龍山時代和傳說史學上描述的堯舜禹時期的社會狀況頗為相像，有些甚至是可以互相對應起來的。前面我們曾經講到，在河南登封告成鎮發現的王城崗龍山城址，就其地望來說，很可能就是文獻記載的「禹都陽城」的陽城，因為在其附近發現了有「陽城倉器」陶文可以為證的戰國時期的陽城。與此相關，有學者主張山西襄汾陶寺龍山文化遺址是帝堯陶唐氏的故地也不是沒有道理的。陶寺遺址的所在古稱平陽，是文獻記載堯部落活動的中心地區。陶寺遺址從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先後發現了貴族大墓和規模宏大的城址，貴族大墓中隨葬有鼓、磬、俎、豆、玉器、銅器做禮儀用器和裝飾用品，其中有些具有周邊部族文化的特色，很可能是遠方的貢品。遺址規模之大，墓葬等級之高，禮儀器用之全是中原龍山時代其他遺址無與倫比的。從地望上，從時代上，從遺迹遺物反映的社會面貌上，這裡很可能就是堯都所在。這時期顯然已經有了國家，已經進入了文明。至於傳說中的有虞氏舜，文獻上記載其部落主要活動在豫東、魯西南地區。文獻上說，夏初后羿代夏時，少康曾投奔有虞，周初把傳為舜的後裔的胡公滿封於此地，從考古學上看，豫東魯西南地區在龍山時代是河南龍山文化造律台類型(又稱王油房類型)的分布範圍。我們曾引文獻有關記載，推測它可能就是有虞氏的遺存。不過目前在該地區尚未發現具有都邑規模的遺址。堯、舜都是傳說史學中的五帝之一，在堯之前還有帝嚳、顓頊和黃帝(另一說顓頊之前是少昊)。如果說，從考古學上推測可能陶寺類型龍山文化和帝堯陶唐氏有關，造律台類型龍山文化和帝舜有虞氏有關，還有一些根據的話(實際上也很勉強)，那麼，五帝之中的帝嚳、顓頊、黃帝能否從考古學角度找到與其相對應的考古學文化，就很渺茫了。因為文獻中對這三個人物的記載，不僅少，而且支離破碎，且充滿神話色彩，還有矛盾，理不出一個清晰的線索。但是，如果把它當作一個時代的符號，把它當作一個時代來研究還是可以允許的。在學術界，有人將仰韶文化晚期廟底溝類型和黃帝時代相對應，也不失為一種說法。從文獻有關五帝的記述來看，五帝時代是農業發展、宗教活動頻仍、禮樂制度萌生、戰爭不斷、強權已經出現的時代，這和從仰韶文化晚期開始到龍山時代考古學上呈現的種種跡象的確有類似之處。總之，這是一個社會正在發生重大轉折的時代，至少在它的晚期，有的地方國家已經產生，社會已經跨入了文明的門檻。第三，新石器時代一系列考古發現與研究成果表明，文明起源與形成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至少從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晚期文明因素的出現，文明起源與形成的過程就開始了。新石器時代早期，生產力極不發達，必需的生活資料相當貧乏，採集、漁獵是主要的生計來源，人們過著水平非常低下的生活。進入新石器時代中期，農業成為主要的經濟部門，居民生活有了較穩定的來源，精神生活也有一定的擴大，但這時期產生文明因素的條件尚不具備，我們從新石器時代中期的磁山文化、裴李崗文化、老官台文化、彭頭山文化、城背溪文化、興隆窪文化中還難以看到真正的文明的因素。進入新石器時代晚期，特別是新石器時代晚期晚段的仰韶文化時代，農業與手工業開始有了明顯的分工，甚至在手工業內部也有了新的分工，治玉和金屬冶煉成為新興的生產部門，聚落出現分層現象，墓葬雖仍在同一墓地，但大小已有明顯懸殊，設防的城堡，具有宗教色彩的祭壇相繼湧現。總之，文明因素正在以極快的速度增加，為下一階段社會的重大轉型準備著充足的條件。第四，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體系的確立，表明中國文化、中國文明的起源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而當經過銅石並用時代進入早期青銅時代，隨著中原地區夏商周文化核心地位的確立，中國文化的發展便逐步走向一體化的趨勢。因此可以將中國文明的起源、形成與發展總體概括為多元一體的道路。中國幅員遼闊，自然地理條件複雜，地區不同古文化面貌也不一樣。前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北京大學考古專業主要創建者蘇秉琦先生，根據我國新石器考古取得的成果，構造起了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體系。他認為從全國來看，至少可以分為六個大區，即：黃河中游的中原地區，晉、陝、豫交界地區，黃河下游海岱地區，遼西、內蒙古長城地帶，長江中游的江漢地區，長江下游的太湖杭州灣地區和嶺南地區。每個大區活躍著一支或一支以上自成體系的考古學文化，每支考古學文化又可依據其小的地域特點劃分為幾個類型。按照蘇秉琦先生的話，區是塊塊，系是條條。每個地區、每支考古學文化，在其發展的特定階段，都或早或晚，或快或慢地產生了各自的文明因素，例如東北遼西、內蒙古長城地帶紅山文化的壇、廟、冢，長江下游太湖杭州灣地區良渚文化的大型祭壇和貴族墳山，長江中游江漢地區屈家嶺文化的大型城址。這些原始文化在各自的發展過程中相互衝撞，不斷融合，有的發展較快，有的發展較慢，有的逐步壯大，有的漸漸萎縮消亡，到銅石並用時代，在中原晉南地區率先興起了以陶寺龍山城址為代表、在豫西地區以王城崗龍山城址為代表的早期文明。至早期青銅時代，逐步形成了以中原地區夏商周文化為核心不斷向外擴張，周邊地區土著文化不斷被融合、同化，向更高文化層次邁進的格局。蘇秉琦先生中國文明起源多元一體理論的提出，是中國考古學在理論上、實踐上的一大突破。因為你們知道，在過去，學術界居統治地位的觀點，是一元論，是中原中心論。按照這種觀點，中國古代文明因素最早起源於中原地區，然後逐步向外傳播，形成中華文明。但考古學展現出來的恰恰與此相反，在新石器時代晚期文明因素剛剛出現的時候，中原地區的仰韶文化的發展水平並不比周邊地區高。新石器時代晚期偏晚階段，山東大汶口文化中的顯貴大墓，東北紅山文化的「壇、廟、冢」，長江下游良渚文化的大型祭壇和貴族墳山，公認是文明的重要因素，但在中原地區同期的仰韶文化末期遺存中幾乎都看不到，反映精神文化和禮樂思想的玉器的廣泛使用，最初只在紅山文化、良渚文化中，也不在中原地區。怎麼能說中原地區是文明因素最早產生的地方呢？中原地區成為中心，那是進入銅石並用時代、早期青銅時代以後的事。蘇先生講話是很有風趣的，寫文章是很講文採的。他對中國文明起源的多元論曾有過一個非常形象非常生動的說法，這大概你們中間有人會知道，就是「滿天星斗」說。這本來是一個比喻，但堅持中國文明起源一元論、「中原中心論」的學者卻認為這種說法是很錯誤的，很不科學的，為此曾在上個世紀80年代展開過一場激烈的爭論。爭論是好事，通過這場爭論，回過頭來看看，它起了很好的作用，對於從事先秦考古、中國文明起源研究的人，可以說它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現在再提到中國文明的起源，牢固堅持一元論、中原中心論的人恐怕很少了。在中國文明起源問題上，何時出現文明因素、何時進入文明還有不同觀點，但多元一體已成為絕大多數學者的共識了。第五，從舊石器時代以來，考古學文化連續發展不曾中斷的事實，表明中國的古代文化、古代文明是在本土獨立起源的，不是外來的，曾經流行一時的中國文明西來說缺乏考古學上的根據。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中國古代文明是本土獨立起源的還是外來的，過去曾有過爭論。上個世紀初，當現代考古學還沒有傳入中國的時候，上個世紀20年代現代考古學剛剛傳入中國、還不怎麼發達的時候，中國一有些發現，很容易和國外聯繫起來。譬如，安特生在河南澠池仰韶村發現了彩陶，就說可能是由西亞傳過來的。安陽殷墟開始發掘之初，看到青銅器那麼發達，當時中國又沒有發現更早的青銅器和紅銅器，很多人就認為很可能和西方有關。因為我們的考古學起步晚，還不發達，發現的東西不多，當時不論是外國人，還是中國人，有這種想法、看法並不奇怪。現在情況不同了。一系列考古發現，已經可以串起來一條紅線，搭起一個框架，面對這些豐富的材料，只要尊重事實，抱著科學的態度，恐怕不會再有中國文明外來的看法了吧？我們說中國文明是本土起源的，我們反對外來說，並不是否定中國文化、中國文明在發展過程中曾受到過外來的影響。事實上外來的影響是客觀存在的，因為任何一種文化，都不可能在一個封閉環境中自我發展，都必然會與周圍其他文化發生交流、碰撞、融合等這樣那樣的關係。關鍵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在這裡，我想特別要說一說中國古人類的起源問題。你們從報紙上、從雜誌上可能會看到，當前研究現代人類起源的一些學者利用DNA分析技術，得出了中國現代人的祖先是在大約距今20萬年前後，由非洲大陸輾轉遷徙來的結論，說他們不是在中國大陸上發現的元謀人、藍田人、北京人、南京人等古人類的後裔，元謀人、藍田人、北京人、南京人等古人類在自己的發展演化過程中，因迄今還不能完全講清楚的原因都消亡了。這個觀點對傳統的認識帶來了巨大的衝擊，因為過去研究舊石器時代考古，研究古人類的學者，都是根據古人類化石研究其體質特徵的變化，根據古人類留下來的遺物，主要是石器，研究其文化的傳承，無論從體質特徵的研究，還是從文化的研究，他們都認為從直立人到晚期智人，是漸進演化而來，看不出有任何突然的變化。那麼實際情況究竟怎樣？我認為，我們必須高度重視運用高科技得出的結果，但也不能輕易否定由幾代人做出的原有結論。我們希望能將分子生物學、體質人類學以及古環境學結合起來開展綜合研究，通過紮實的、大量的、細微的工作，找出更多更可靠的證據，得出科學的結論。考古學對中國上古史建設做出的貢獻是巨大的，但要在短短的兩個鐘頭內講清楚很不容易。現在離講座結束的時間不多了。我想簡單歸納一下。聽過這個講座，如果你們能夠在腦子裡留下以下幾點印象，我想就算成功了。以田野調查、發掘為基本特徵的現代考古學的傳入中國，極大地支持了以顧頡剛為首的疑古學派對傳統「三皇五帝」古史體系的破壞，和疑古學派一起提出了重建中國古史的任務，並成為主要擔當者；青銅時代一系列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使傳說的夏、商、周歷史變成了信史；銅石並用時代的一系列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證明與傳說的堯、舜、禹相當的龍山時代是社會發生重大轉折的時代，其中有些地區已率先出現國家，進入文明；新石器時代一系列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證明早在五六千年以前文明因素已開始出現，中國文明是在本土獨立起源的而非外來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體系的建立，表明中國文明的起源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一體的；從舊石器時代以來考古學文化發展的連續性，表明中國文化的發展至今一脈相承，不曾間斷，在世界幾大文明體系中有著獨有的特點。考古學對中國上古史建設的確做出了重大貢獻，但仍有許多問題尚待深入研究。時代在前進，學科在發展，我們期待著新的考古發現、新的研究成果，期待著中國上古史建設有新的突破，期待著年輕一代加入這個研究者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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