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雯：族群衝突理論在西方的興起、發展及局限

06-08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一些剛剛獲得獨立的國家紛紛爆發族群衝突（ethnic conflict）。時至今日，族群衝突仍是全球安全面臨的主要挑戰之一。「族群民族主義」（ethnonationalism）形成了一股離心力，威脅著多族群國家的穩定與統一。這一現象也對學界提出挑戰，兩個問題擺在了研究者的面前：是什麼引發族群衝突？我們又該如何應對？

　　對於以上兩個問題，很多學者都作出過不同解釋，本文選擇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作品，力求通過對這些作品的回顧，梳理族群衝突理論在過去幾十年發展的脈絡，並對幾個主要理論流派的基本假設、觀點進行概括和對比。在此基礎上，本文進一步分析這幾個理論流派的貢獻和局限，以期為今後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論創新空間。

　　概念的混淆經常成為研究的障礙。在進行深入討論之前，首先需要澄清的是，本文關注的是族群民族主義以及族群衝突，而不是「國家民族主義」（nationalism of nation-state）。前者指一個多族群國家內部某一族群的民族主義。而後者則指國家領導下的，在主權領土範圍內構建的統一民族認同。族群民族主義的興起往往對國家民族主義構成挑戰，並助推民族分裂主義運動。

　　一、現代論

　　 20世紀50年代，西方學者並沒有成功預見族群民族主義的興起，以及族群衝突的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隨著民族獨立運動的開展，一大批殖民地國家開始以主權國家的姿態走上世界舞台。其中，很多國家都是多族群國家（multiethnic country），在這些國家內部如何構建統一的民族認同是擺在很多國家領導人面前的首要任務。一時間，「民族建設」（nation-building）成了政治家口中以及政治學學者文章中最時髦的辭彙。

　　對於民族建設的前景，很多學者持樂觀態度。他們相信，隨著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推進，以及先進通訊手段的普及，人們將逐步擺脫對於傳統部族的依賴，融入現代社會。這種生活環境的變化會導致人們對族群認同（ethnic identity）的減弱，取而代之的是與現代國家相匹配的民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一旦族群認同消失，那麼一個國家內部不同族群間的武裝衝突也必然退出歷史舞台。

　　在現代論的陣營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美國著名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卡爾·多伊奇（Karl W.Deutsch）。在1953年首次出版的《民族主義和社會溝通》中，他寫道：「（我）發現，決定民族融和或是分化的關鍵因素是徹底的社會動員進程，隨之而來的是市場、工業、城鎮的發展，以及讀寫能力的普及和大眾交流的增加。這些社會動員過程中的趨勢決定了一個國家民族構建的勢頭（national trends）是前進還是倒退。」①在多伊奇看來，現代化的進程加大了人口的流動和社會交流的必要，如果社會交流可以順利進行，那麼最終會導致不同族群的同化與融和。

　　對於族群（ethnic group）的融合和民族（nation）的產生，英國學者歐內斯特·蓋爾納（Ernest Gellner）持相似立場。他認為，民族隨著工業化的到來而產生。工業化社會是一個流動的社會，社會分工不斷變化，因此，人們必須有能力和不同的勞動夥伴進行交流，只有這樣人們才能有效地協同合作。於是，標準化的教育就成了現代工業社會運轉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這種標準化教育的出現也意味著高層文化（high culture）將逐漸取代低層文化（low culture），傳統社會裡不同群體相互隔絕的狀態也將被打破。②而所謂的民族，就是一個具有高層文化的社會。③

　　進入20世紀60年代以後，族群衝突的集中爆發對現代論提出了挑戰。儘管現代化進程不斷推進，不同族群之間的交流也有所增加，但這種交流並沒有減少族群間的差異，反而激化了矛盾。以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為例，1964年在新加坡爆發的種族騷亂最終導致了新加坡的被迫獨立。1969年，馬來西亞再次發生排華暴亂。面對族群矛盾的不斷尖銳化，很多政治家開始重新審視國內的族群關係。馬哈蒂爾·賓·穆罕默德就於1970年出版了一本極具爭議的書--《馬來人的困境》（The Malay Dilemma）。一開篇，馬哈蒂爾便直言不諱地指出，馬來西亞從未有過真正的種族和諧，有的只是忍耐。

　　不僅是政治家，政治學學者也開始進行反思：為什麼現代論沒能預見族群民族主義的興起？為什麼在這些剛剛獲得獨立的國家裡，民族建設的進程飽受挫折？究其原因，我們不難發現，現代論的提出者往往從西歐國家的歷史經驗出發，力圖從中提煉出某些可以普遍適用的「客觀」規律，並以此解釋和預測其他社會的發展趨勢。這種做法，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在西歐歷史上，民族國家的出現是一系列特定歷史條件共同作用的結果，包括：政治與宗教的分離，工業革命的發生，主權國家間的戰爭，等等。然而這些歷史進程並沒有在西歐以外的國家完全展開。以西歐歷史經驗為導向，力圖總結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這種做法必然將研究引入錯誤的結論。④

　　二、原生論

　　隨著現實世界裡族群衝突的日益尖銳化，現代論的缺陷也暴露無遺。作為對現實挑戰的回應，一個新的理論派別在學界逐漸興起，這就是原生論（primordialism）。現代論認為，人們的族群認同會因現代化進程的推進而逐漸消失。原生論者則堅決反對這種觀點，並認為族性（ethnicity）是遠古的、與生俱來的，而不是後天獲得的。對族群的認同是一種基於血緣紐帶的原生情感依附（primordial attachments），它不會輕易在現代社會中改變或者消失。

　　沃爾克·康納（Walker Connor）是原生論的代表人物。他指出，不僅是新興國家，即便是已經經歷了現代化進程的西歐國家，依然面臨著族群民族主義所帶來的困擾。康納認為，大多數西歐國家都不是真正的單一民族國家，在這一點上，人們的常識存在著嚴重的錯誤。⑤很多人引用美國作為族群融合的成功案例，以論證人們可以輕易地將他們對族群的認同轉移到國家這樣一個更大的群體上。然而，美國的「大熔爐」稱號名過其實。事實上，很多族群仍保留著自己的特徵。⑥社會學家愛德華·希爾斯（Edward Shils）也指出，即便是在現代社會，人們更關心的往往是自己身邊的事物，一個現代社會的價值觀通過與人們的原生情感產生共鳴，來影響人們的具體行為。⑦

　　對於現代論的失敗，康納也給出了解釋。康納認為，之前的理論研究過多地受到德國和日本兩個案例的影響，很多人正是從日本和德國的經驗中，看到了民族主義的力量，⑧於是便想當然地認為民族主義可以為國家所用。⑨但是，日本和德國恰恰是為數不多的單一民族國家，在構建民族認同上具有先天優勢。而其他大多數國家則普遍存在多個民族，要在這些國家構建和主權國家相匹配的民族認同，實際上並不是在藉助已有的民族主義力量，而是在試圖征服存在於國家內部的多股民族主義。如果看到了這一點，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這些國家的「民族建設」會遭受到如此強大的阻力了。

　　那麼，原生論者指出的「原生的情感依附」究竟從何而來呢？克利福德·格爾茨（Clifford Geertz）認為，語言、習俗、種族、宗教和其他「文化給定」（cultural givens）造就了人們的原生情感。對於一個人來說，血緣、語言、習俗等具有「不可言狀的、有的時候使人無法抗拒的強制性」。⑩在族群內部，即便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沒有特別的好感，僅僅知道兩人具有相同的血緣，情感依附也可以由此產生。（11）

　　族群衝突、戰爭不可避免地帶來流血犧牲，但受原生情感驅動，個人經常會為族群利益而犧牲小我。康納就明確指出，人不是理性動物（rational animal），而是民族動物（national animal）。他認為，民族主義超出了理性可以解釋的範圍。他這樣寫道：「正如夏多布里昂在兩百年前所說的：『人們不會允許自己為他們的利益而被殺死；但他們允許自己為他們強烈的情感而被殺死。』換句話說，人們不會因為理性的東西而自願去死。」（12）對於原生論者來說，激發個人參與到族群衝突中的，是情感而不是理性。

　　對於族群衝突中一些參與者展現出的狂熱情感和極端行為，原生論似乎提供了某種解釋。然而，在將族群間衝突歸咎於「原生情感依附」的同時，原生論也將族群民族主義進一步神秘化。一方面，原生論否認了從理性選擇的角度來解釋族群衝突的可能；另一方面，原生論並沒有進一步剖析原生情感的產生過程。如果說血緣紐帶是原生情感產生的基礎，那麼，在一個族群內，並不是所有人之間都具有直接的血緣聯繫，族群的邊界又是如何界定的呢？原生論者並沒有對類似的問題作出回應。相反，他們經常使用「無法解釋的」（unaccountable）、（13）「不可言狀的」（ineffable）（14）等詞語來描述民族主義和族群民族主義。

　　更重要的是，原生論沒有對族群衝突在某一時期內的集中爆發提供任何解釋。原生論者多將族群衝突歸咎於族群間的歷史積怨和仇恨。（15）然而，如果仇恨長期存在，那麼，為什麼在某一時期內，族群衝突表現得更為嚴重，而在其他時期，不同族群卻可以和平相處？換句話講，歷史積怨這個恆定的自變數（X），不能為族群衝突這個因變數（Y）的變化提供足夠的解釋。正如拉塞爾·哈丁（Russell Hardin）所言，將族群衝突貼上「原生」的標籤，看似解釋了一些東西，實際上我們僅僅是給它貼上標籤而已。（16）

　　時至今日，原生論已被嚴肅的學術研究所拋棄。儘管如此，原生論的影響卻十分深遠。一方面，大量針對族群衝突的非學術性寫作仍在沿用部分原生論的觀點。在分析族群衝突的成因時，「歷史積怨和仇恨」已經成了很多政治家、記者經常採用的簡易答案。另一方面，一些學者在批判原生論的同時，卻不自覺地採用了原生論的一些觀點，這一現象在精英工具論的支持者中非常普遍。

　　三、建構論

　　原生論將族群認同的形成歸因於血緣，這一答案並不令人信服。針對這個問題，另一個理論流派--建構論為我們提供了不同的視角。建構論認為，族性並不是遠古的、與生俱來的，相反它是後天獲得的。社會、政治、經濟的歷史進程和條件對民族和族群的產生起到了決定性作用。（17）人們的民族認同也好，族群認同也好，都不是一成不變的。民族與民族之間、族群與族群之間的界限，也並不像原生論者聲稱的那樣清晰和固定。相反，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一些特定的歷史事件和環境使人們的認同不斷發生變化，民族之間的界限、族群之間的界限也隨之重新劃分。

　　建構論者對民族認同的形成提供了具有歷史深度的解釋。舉例來說，琳達·科利（Linda Colley）在其針對英國民族認同的研究中指出，1707～1837年間，英、法之間持續不斷的戰爭對英國人民族認同的產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儘管英格蘭人、蘇格蘭人、威爾士人之間仍存在明顯的差異，但在戰爭的背景下，越來越多的英國人開始通過一個敵對的「他者」來定義自己的身份，「英國人」（Britons）這一身份認同逐漸形成。（18）

　　當然，影響民族認同和族群認同的因素不僅僅有戰爭。查爾斯·赫斯曼（Charles Hirschman）的研究揭示，殖民時期英國統治者在馬來西亞開展了人口普查，對族群認同的形成起到了一定作用。赫斯曼稱，在填寫調查表之前，很多被調查者的族群認同並不清晰，但在接受調查的時候，他們必須在諸多族群的選項中挑選一個，這一行為強化了被調查者的身份認同。但所謂的族群劃分並不是對客觀事實的真實反映，相反，人為設計的選項具有極大的隨意性，甚至有可能是錯誤的。（19）

　　在建構論中，最有影響的著作應屬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他認為，民族是想像出來的，因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其成員也不可能認識大多數同胞。然而，他們相互連接的意向卻存在於每一位成員的心中。（20）安德森特彆強調現代科技和現代經濟體系在民族興起中的作用。他指出，印刷術的資本主義為民族這種「想像中的共同體」的出現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建構論者正確指出了原生論的錯誤，族群身份認同並不是植根在人類血液中的，並不是原始的。相反，它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其歷史可能遠沒有原生論者聲稱的那樣久遠。同時，在族群認同形成的過程中，偶然的、人為的因素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與原生論相比，建構論更好地解釋了族群認同的形成與變化。但建構論依然存在兩大缺陷。其一，建構論沒能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族群認同會導致族群衝突的發生。阿舒托什·瓦爾什尼（Ashutosh Varshney）對印度族群關係的研究就揭示，實際上在印度的很多城市都居住著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兩個族群，但在有的城市，兩個族群的人民可以和平地生活在一起。相反，在有的城市，族群衝突卻頻頻發生。（21）究竟是什麼最終激發了衝突？族群認同感可能並不是最關鍵的因素。

　　其二，它沒有為我們指明解決現實問題的出路。在政策建議方面，建構論顯得相當乏力。儘管建構論向我們展示了民族認同的歷史沿革，但人們不禁要問，難道我們只能接受歷史造成的現實嗎？又有什麼樣的政策可以減少族群衝突的發生？建構論者不能否認的是，只有回答了這些問題，一個理論才更具現實意義。

　　四、精英工具論

　　為什麼族群衝突會在某一時間、或者某一國家集中爆發？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將研究的重點從普通人轉移到政治精英的身上，並指出政治精英的煽動是導致族群衝突的直接原因。精英工具論（elitist instrumentalism）的支持者對原生論持批判態度，認為族群衝突並不是由所謂的「歷史仇恨」導致的。政治精英往往誇大歷史矛盾，通過煽動一些族群的不滿，以獲得更多的支持，並實現政治權力的上升。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類似的觀點逐漸成為族群衝突研究的主流。其中，最具影響力的當屬美國賓州大學教授愛德華·曼斯菲爾德（Edward Mansfield）和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傑克·施耐德（Jack Snyder）。從90年代中期開始，曼斯菲爾德和施耐德連續推出多篇文章，闡述了這樣的觀點：正在經歷民主轉型的國家更容易走向戰爭，而族群戰爭正是其中的一種形式，前南斯拉夫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22）曼斯菲爾德和施耐德的觀點先後發表在《紐約時報》、《外交事務》、《外交政策》等重要刊物上。有統計顯示，他們的著作已被引用超過500次，其影響之大可見一斑。

　　曼斯菲爾德和施耐德認為，一方面，民主轉型刺激政治家走向大眾，力圖通過說服大眾維持統治。而很多政治家會採取極端民族主義的，或是族群民族主義的言論，希望通過類似的觀點，為自己贏得更多選票。另一方面，在轉型國家，代議制度不健全，執政者擁有過多的行政權力。同時，社會經濟條件也不利於民主的鞏固。一個重要的體現就是，這些國家往往缺乏專業、客觀、獨立的媒體。這樣的環境不利於公共辯論的有效進行，反而會有助於極端言論的傳播。大眾受政治家蠱惑，族群民族主義日益高漲，族群關係也日趨緊張，甚至到了爆發戰爭的程度。

　　精英工具論的擁護者堅決反對原生論的觀點。原生論認為族群衝突不可避免，並強調個人受「原生情感」的召喚，在族群民族主義面前，個人不具備理性衡量收益成本的能力。而精英工具論則認為，政治精英實際上對自己的政治利益有十分清醒的認識，對他們來說，族群民族主義是幫助其達到政治目的的一種工具。政治精英通過渲染「歷史仇恨」來逃避挑起族群戰爭的責任。

　　原生論和建構論都沒有為政策制定者提供有意義的參考。原生論將族群民族主義神秘化，過度強調它的不可抗拒性。而建構論則認為族群認同成形於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無法在短時間內改變。與這兩派不同，精英工具論明確指出了族群衝突爆發的條件及始作俑者--民主化轉型下的政治精英。在一定程度上，這為族群衝突的避免和解決提供了有益的幫助。

　　然而，這樣的觀點卻給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出了一個難題。長久以來，美國的外交政策致力於在全球範圍內推廣自由民主。很多政策制定者相信，民主國家之間進行戰爭的幾率很小，因此推廣自由民主，有利於世界和平和地區穩定。然而，曼斯菲爾德和施耐德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卻對這樣的信仰發起了挑戰，人們不禁要問，民主的到來是否會加深多族群國家的分化，並加大戰爭爆發的幾率？（23）儘管如此，絕大多數西方學者還是認為，必須在自由民主這個大前提下，尋找解決族群矛盾的出路。這就引出了下一節要探討的制度設計論。

　　五、制度設計論

　　制度論和工具論具有十分緊密的聯繫。首先，兩種流派都認為，政治精英在族群衝突的產生中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其次，兩種理論都承認，煽動族群衝突的政治精英是理性人，他們通過煽動族群民族主義來提高支持率，實現政治權力的最大化。最後，選舉制度刺激政治精英通過族群民族主義發動大眾。工具論者強調民主轉型的影響，而制度論者則更希望通過改進選舉制度，利用制度激勵，避免政治精英走向煽動族群衝突的道路。

　　比如，阿倫·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建議多族群國家施行聯盟主義（consociationalism）。聯盟主義強調各族群精英間的權力分享機制（power-sharing），其最主要的特點就是建立一個由各族群代表組成的聯合政府。同時，應採用聯邦制或者其他類似的制度設計保證各族群的自治。此外，聯盟主義還要求在立法機關席位、公務員任命以及公共資源的分配上實行比例制，並賦予少數族群在重要政治議題上的否決權。（24）

　　針對聯盟主義的觀點，唐納德·霍洛維茨（Donald L.Horowitz）提出了不同的構想。霍洛維茨認為，聯盟主義的缺陷在於，它假設不同族群的政治精英有妥協的動機。但在很多情況下，這一條件並不成立，來自不同族群的政治精英並沒有意願通過和平協商來解決權力分配問題。霍洛維茨指出，應該從制度設計的層面為精英提供推行溫和族群政策的動機。（25）霍洛維茨以斯里蘭卡選舉制度為例，闡述了選舉制度的設計。根據這一設計，選民在投票時不僅要選出總統的第一人選，還要選出第二及第三人選。這就意味著，當兩個僧伽羅族政黨的候選人獲得的選票相差無幾時，作為少數民族的泰米爾族選民的選票將最終決定大選的結果。儘管泰米爾族選民的第一選擇會是泰米爾族政黨的候選人，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哪一位僧伽羅族政黨的候選人是他們心中總統的第二人選。這就意味著，僧伽羅族政黨候選人必須在泰米爾族選民中具有一定的支持率。這樣的選舉制度設計，可以防止僧伽羅族政黨領導者推行打壓泰米爾人的政策。（26）

　　制度設計不僅指國家政治制度的設計，公民社會內部的各種制度也能在緩解族群衝突上發揮很大作用。傑克·斯奈德（Jack Snyder）和卡倫·巴倫坦（Karen Ballentine）就特彆強調媒體在處理族群問題上的作用。他們認為，多族群國家應該促進「整體化觀點市場」（integrated marketplace of ideas）的產生，使媒體呈現多元的聲音，吸引不同族群的受眾，而不應該讓每個族群局限在不同的、相互割裂的觀點市場中。「整體化觀點市場」可以避免極端言論的出現。（27）而阿舒托什·瓦爾什尼則指出，跨族群的社會組織，如工會、商會，教師、律師協會等，能起到明顯地緩解族群衝突的作用。在出現社會動蕩的時候，跨族群的社會組織可以起到澄清謠言、避免動蕩進一步升級的作用。（28）

　　六、現有理論局限

　　應該說，相對於原生論，精英工具論和制度設計論在理論構建上有了突破性的進展。這兩個流派的理論對族群衝突的產生有了更加科學化的論述，為政策制定提供了更加明確的參考。然而，這兩派理論也存在著重要缺陷，這也為今後的理論創新留下了空間。

　　首先，精英工具論沒有回答一個重要的問題：普通大眾為什麼會響應精英的政治動員，並在選舉中支持那些推行極端民族政策的精英呢？的確，族群民族主義的上升滿足了部分精英的政治利益，這解釋了精英為什麼煽動族群矛盾，但毋庸置疑的是，一個社會為族群衝突付出的代價是慘痛的，而承受這個代價的往往正是這個社會的普通大眾。鑒於此，為什麼極端民族政策可以吸引普通選民？

　　精英工具論和制度設計論都將政治精英視為族群衝突中最重要的個體，並忽略了普通大眾的作用，對大眾的民族主義行為沒有提出任何具有說服力的解釋。不能否認的是，無論是民族主義運動，還是族群衝突，只有在獲得普通大眾的支持後，才能爆發出巨大的破壞力。因此，任何忽略大眾參與者的解釋都是不完整的，可以說，精英工具論對於族群衝突的解釋存在著微觀基礎缺失的問題。

　　其次，精英工具論的潛台詞是，大眾缺乏對自身利益的清醒判斷，容易受政治精英的蠱惑。從這個意義上說，儘管很多精英工具論者不斷批評原生論的觀點，但他們自己並沒有完全擺脫原生論的影響。精英工具論一方面假設政治精英是理性人，謀求自身政治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也假設普通選民是非理性人，易受族群民族主義情緒的驅動。這種假設上的不一致，損害了精英工具論的邏輯嚴謹性。這種缺失正是今後理論發展的方向。我們是否可以從理性選擇的角度出發，來解釋為什麼普通人會選擇加入族群衝突與戰爭？

　　就政策制定而言，現有關於制度設計的設想，仍局限於西方國家所謂的「自由民主」的大框架下。學者考慮問題的著眼點往往是如何改進選舉制度，如何加強公民社會，等等。而發展中國家的一些有助於減少族群衝突的具體做法，由於不符合「自由民主」的審美觀點，而沒有得到系統的研究和論述。舉例來說，在1969年的族群衝突發生之後，馬來西亞政府禁止公眾對族群關係展開公開討論，這種做法有效地減輕了族群問題的政治化。現有的制度設計論為現實世界中的制度設計提供了一定的參考，但是，族群問題的複雜性決定了沒有一種制度設計可以適用於所有國家。從這個意義來說，未來制度設計論發展的空間依然很大，理論創新有必要進一步結合發展中國家的經驗。

　　七、結論

　　本文梳理了西方族群衝突理論的發展脈絡，對現代論、原生論、建構論、精英工具論和制度設計論的基本假設和觀點進行了概括和比較。基於西方國家經驗而產生的現代論，沒有成功預見到族群民族主義的興起，以及族群衝突的爆發。而原生論者儘管看到了族群民族主義頑固的一面，卻沒能為族群認同的形成、族群衝突的發生提供科學化的解釋。在將族群民族主義歸因於血緣等因素的同時，原生論也將族群民族主義進一步神秘化。

　　與原生論不同，建構論者剖析民族、族群認同形成的歷史進程，具有明顯的理論貢獻。儘管如此，建構論卻沒能為族群衝突的解決指明出路。也許正因如此，建立在理性人假設基礎之上的精英工具論和制度設計論才日益受到政治學學者的青睞。但這兩個流派的理論也存在明顯的不足，如何解釋大眾對精英動員的響應，如何進一步結合發展中國家的經驗來完善多族群國家的制度設計，這仍是擺在研究者面前的兩個問題。

　　注釋：

　　 ①Karl Wolfgang Deutsch, Nationalism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An Inquiry into the Foundation of Nationality, M. I. T. Press, 1966, p. 188. 該書第一版出版於1953年。

　　 ②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Basil Blackwell Press, 1983, pp. 19-38.

　　 ③Ibid. , p. 1.

　　 ④Stanley Jeyaraja Tambiah, Leveling Crowds: Ethno-Nationalist Conflicts and Collective Violence in South As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pp. 12-14.

　　 ⑤Walker Connor, Ethnonationalism: The Quest for Understandin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68.

　　 ⑥Ibid. , pp. 48-49.

　　 ⑦Edward Shils, Primordial, Personal, Sacred and Civil Ties: Some Particular Observations on the Relationships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 and Theory,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8, No. 2, 1957, p. 130.

　　 ⑧Walker Connor, 1994, p. 41.

　　 ⑨Ibid. , p. 97.

　　 ⑩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Basic Books, 1973, p. 259.

　　（11）Edward Shils, 1957, p. 142.

　　（12）Walker Connor, 1994, p. 206.

　　（13）Clifford Geertz, 1973, p. 74.

　　（14）Edward Shils, 1957, p. 142.

　　（15）類似觀點請參照羅伯特·卡帕蘭對巴爾幹問題的分析。Robert D. Kaplan, Balkan Ghosts: A Journey through History, Vintage Books, 1994.

　　（16）Russell Hardin, Self-Interests, Group Identity, in Albert Breton（ed. ）， Nationalism and Rationa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36.

　　（17）Joshua A. Fishman, The Primordialist-Constructivist Debate Today: The Language-Ethnicity Link in Academic and in Everyday-Life Perspective, in Daniele Conversi（ed. ）， Ethnonationalism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Walker Connor and the Study of Nationalism, Routledge Press, 2004, p. 83.

　　（18）Linda Colley, Britons: Forging the Nation, 1707-1837,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19）Charles Hirschman, The Meaning and Measurement of Ethnicity in Malaysia: An Analysis of Censu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46, No. 3, 1987.

　　（20）Benedict R.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Verso Press, 2006, p. 6.

　　（21）Ashutosh Varshney, Ethnic Conflict and Civic Life: Hindus and Muslims in India,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35.

　　（22）Edward D. Mansfield & Jack Snyder,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Danger of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1995; Democratic Transitions, Institutional Strength, an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6, No. 2, 2002; Jack Snyder & Karen Ballentine, Nationalism and the Marketplace of Idea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1, No. 2, 1996; Jack L.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23）Amy Chua, World on Fire: How Exporting Free Market Democracy Breeds Ethnic Hatred and Global Instability, Doubleday Press, 2003.

　　（24）Arend Lijphart, The Power-Sharing Approach, in Joseph V. Montville（ed. ）， Conflict and Peacemaking in Multiethnic Societies, Lexington Books, 1990, pp. 494-495.

　　（25）Donald L. Horowitz, The Primordialists, in Daniele Conversi（ed. ）， Ethnonationalism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Walker Connor and the Study of Nationalism, Routledge Press, 2004, p. 116.

　　（26）Ibid. , p. 127.

　　（27）Jack Snyder & Karen Ballentine, 1996.

　　（28）Ashutosh Varshney,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