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問題上的生理決定論與社會建構論

1、生理決定論 性別問題上的生理決定論出現於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那時正是西方女性主義運動風起雲湧的時代。反對女性運動的人們也在集結自己的力量，當時出版的幾本暢銷書就是男權制觀點對女性運動反彈的表現。這幾本書試圖證明，男性的攻擊性和男性的統治性具有生理的依據。它們主要的論據來自對靈長類的研究，試圖以此證明「男權制的不可避免性」，向女性主義的人類平等的觀點挑戰。 人類生理性別的基本變數有以下幾種： 染色體性別（chromosomal sex）：女性是xx；男性是xy。 荷爾蒙性別（hormonal sex）：雄性激素（androgens）和雌性激素（estrogens） 內生殖器性別（internal reproductive sex）：睾丸；卵巢。 外生殖器性別（external genital sex）：陰莖；陰蒂、大小陰唇、陰道外半段。 腦性別（brain sex） 心理學家馬尼（John Money）對生理性別的發展階段做了更為精細和全面的概括。他認為：兩性是從同一組織中分化出來的，所有的人走在同一條路上，但是後來分了路，潛在的男性和潛在的女性通過一系列的岔路口分別走上不同的道路。這些岔路口包括： 1、染色體性別（chromosomal sex） 2、性腺性別（gonadal sex） 3、胎兒荷爾蒙性別（foetal hormonal sex） 4、內結構性別（internal morphologic sex） 5、外結構性別（external morphologic sex） 6、腦性別（brain sex） 7、撫育性別（sex of assignment and rearing） 8、青春期荷爾蒙性別（pubertal hormonal sex） 9、社會性別身份與角色（gender identity and role） 10、生育性別（procreative sex） （Tripp, 110） 高度概括地說，影響性別的生理影響因素有三大類：染色體、荷爾蒙和大腦結構。 染色體性別（只適用於部分靈長類動物），又稱基因性別。染色體除了女性xx男性xy之外，還有xo, xxx, xxy, xyy。其他動物的性別並非全都由染色體決定，而有其他因素的作用，如溫度。舉例言之，鱷魚在高溫時孵化為雄性，在低溫時孵化為雌性。鳥類的染色體與人相反，雄鳥有兩個相同的染色體（xx, ww），雌鳥是wz或wo。 荷爾蒙性別。生理決定論者相信，是激素造成了男女身體的不同。那些有犯罪、吸毒、暴力、虐待傾向的男性，雄性激素水平較高，攻擊性行為程度較高。雄性激素水平高還導致了熱中於爭奪領導權，企圖影響或統治他人，容易表達憤怒等。 腦性別。700萬年前，我們的祖先尚未直立行走，100萬年前出現語言，取代手勢。在東非發現的古人類表明，400萬年前，人類大腦的體積只有現在人的一半大，10萬年前才達到目前的體積。 關於大腦對不同性別的影響有一段特別有趣的人類認識史。19世紀，解剖學發現女性比男性腦子體積小，於是這一點成為女人智力低下的證據。科學家認為腦體積大則聰明，由於男性腦體積大於女性，因此認為男性的智力高於女性。 後來，解剖學證明腦體積與身高體重有關，與性別無關，即腦體積的大小僅僅是因身高體重不同導致的。男女絕對頭高比例是100比94，相對頭高比例為100比100.8，女性高於男性。成人大腦平均值：男腦重1388克；女1252克。但是相對於體重來說，男性每公斤體重的腦重為21.6克；女性每公斤體重的腦重為23.6克。這就是說，雖然絕對腦重是男性超過女性，但是相對腦重卻是女性超過男性。但丁的腦重甚至低於男子的平均腦重。科學研究的結論是：「沒有證據能證明才智與腦重之間有密切關係。」（倍倍爾，第249-251頁） 於是科學家放棄了腦重與智力關係的性別差異的學說，轉向腦內不同部位之間的差異。開始時，科學家認為額葉（frontal lobes）專司智力，因此說男性大腦的額葉大於女性，女性的額葉較小，而頂葉（parietal lobes）較大。後來，研究發現頂葉專司智力功能，與認知過程相關，這些科學家又改為說男性的頂葉大於女性，或者說女性的頂葉比以前所發現的要小。（Nadeau, 14-15） 目前，學者們一致認為，腦體積和腦內各部分均無男女差別。（Nelson, et al., 45）其實兩性大腦的區別很細微，而且人類各個器官的可塑性很強。總的來說，兩性的認知能力只有細微的差別。 女性主義理論家指出：顱相學和關於腦重量、腦結構的性別差異的謬誤和作假說明：「社會偏見其實是科學事實」的理論總是最得勢的。（斯坦能，第95頁）顱相學所犯的錯誤簡直可以被視為醜聞，淋漓盡致地揭露了男權制觀念與所謂「科學發現」的關係。 在顱相學的荒謬被徹底唾棄之後，現代科學家的研究發現了一些並不對男女任何一方特別有利的大腦構造差異的研究結果。例如，男女的語言功能在大腦的不同部位，它影響語言的流利程度、用語理性、聯想的流利程度；男女的交流風格不同，解決問題的方式不同；男女的感覺不同，對觸摸、味道、氣味、聲音感覺不同，視覺也不同。（Nadeau, 12-13）從語言能力上看，兒時女孩的語言能力強於男孩，到上小學後差異才消失。 從大腦結構看，男性左腦發達，它控制線性的邏輯思維；連續有順序的信息，抽象性、分析性的思維。女性右腦發達，長於想像、藝術活動，整體性、直覺性的思維，視覺與空間能力。女性比男性更多使用左右腦的連接神經組織，因此女性的這一連接組織比男性更發達。 解剖學的最新認定是，左右腦之間的連接神經女性大於男性。由於兩腦之間的聯繫神經女性比男性粗，女性的認知功能分散在兩個腦半球中，而男性則集中在一個腦半球中。女性的語言能力強於男性。女性的五種感覺（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都比男性敏感。以視覺為例，男性對亮敏感，女性對暗敏感。男孩對物比對人更感興趣，身體更活躍。擲物跟蹤活動男孩比女孩更強，攻擊性更強。女孩比男孩更能認出人臉及其聲音，對人的情緒（音調、表情）更敏感，對新人比對新玩具更有興趣，喜歡合作性而非競爭性的遊戲。（Nadeau, 58） 生理決定論中的一個重要假說是變異性假說，用來解釋男女兩性因生理因素決定的智力狀況的不同。這一假說認為：男性智力分布比女性大，即女性智力中常，男性智力或者很高，或者很低，更有可能出現天才或智力遲滯者。這一假說流行了很長時間，直到20世紀上半葉才證明變異假說不能成立。在各種心理能力的分布中，明顯的兩性差異並不存在。男女兩性的智商並無差異。（錢銘怡等，第5頁） 在生理決定論那裡，生理性別被認為是自然的分類。這一分類又常常被概括為三個檔次的性徵的區別：第一性徵包括染色體、性腺（卵巢、睾丸）、生殖器；第二性徵包括肌肉組織、體毛等；第三性徵指髮式、服飾等。 反女性主義的生理決定論觀點的口號是：「生理即命運。」這種觀點認為，人生而有荷爾蒙、解剖學和染色體的男女不同；女性先天就有比男性更麻煩的生殖角色；男性表現出男性氣質的心理特徵，女性表現出女性氣質的心理特徵；社會應當維護這一自然秩序，保證男性保有統治地位，而女性維持其服從地位。 將生理決定論運用到對性別結構的解釋上面大致是這樣一個邏輯：人類學記錄表明，所有社會都是男權制，關於過去的母權制社會的故事只是神話。所有已知社會中，最高地位均為男性佔據。男性爭奪統治地位，願意犧牲其他動機和報酬——對情感、健康、家庭生活、安全、輕鬆、假期之類——以獲取統治和地位。就像高個女人並不代表社會狀況一樣，例外的個人如成功的佔據統治地位的女人不能駁倒「行為的生理根源」。（Nelson, et al., 54） 就連進化論的創始人達爾文在性別問題上也是一位生理決定論者，他說過，男性與女性相比處於進化的較高階段，賦有更多的智力和理性能力，因此天生應當做領導。男性暴力是男性氣質的自然健康的表現。 進化論生理學在性別問題上的生理決定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關注點主要集中在性問題上。它對人類性行為模式做出了一種進化論生理決定論的解釋，其主要理論是：男性的精子要尋求更多機會使女性受孕以傳種；女性則拒絕低質量的精子以保證後代質量。這種生理學力量決定了男性的濫交、不專一和女性的專一性。（Nelson, et al., 59） 受到進化論生理決定論的影響，以往的醫學教科書大多這樣說：卵子是被動的，精子是主動的；近年來又出現了一種新的說法：精子在逃離卵子的捕捉，按照這一邏輯，卵子是主動的，精子是被動的。兩種說法截然相反，卻又都是歧視女性的，都是從男性的角度說話的，是讚美精子，貶低卵子的。令人感慨的是，性別主義甚至影響到人在顯微鏡下的觀察及其對觀察結果的描述和解釋。 生理決定論除了用生理因素來解釋人的社會行為之外，甚至還會用性別差異來解釋身體的疾病，比如，由於男性佔領醫療行業，男女受到不同的對待：男性的肺病就是肺病，女性的肺病卻被認為是由子宮引起的病。（French, 132）這種完全沒有依據的假說居然也可以以科學和醫學的面貌出現。 女性主義就是要推翻上述的一切。批評生理決定論的人們強調，生理原因決定的人類行為局限於生育或身體結構的不同，只對少數活動有影響，如打籃球，鑽一個狹窄的洞等等，對於絕大多數的人類活動並無任何影響。 女性主義挑戰生理決定論的一個主要理由是：它的存在就是為了支持社群之間的差異，證明現存社會秩序不論是否公正畢竟有其必然性。既然在每個社群中，個人與個人的差異就遠大於社群之間的差異，又何必老是著眼於由出生決定的差別呢？一位美國的電視主持人曾經使兩名生理決定論者張口結舌，窘迫不堪，她向他們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數學不好的男人是否就不算「真正的男人」了？（斯坦能，第98頁） 性別問題上的生理決定論又被稱為性別生理本質主義（biological essentialism），有些女性主義者對性別做出本質主義的解釋，例如格茨（Gotz）自稱是個「溫和的本質主義者」。她認為，社會性別的認同有生理基礎。如果否認生理基礎，就會成為「絕望的相對主義者」。（Gotz，11）這種觀點認為，女性的合作性、靈活變動性就是有基因基礎的。 但是，大多數女性主義者是反對生理決定論和本質主義的。對本質主義的一個主要批評是，本質主義無法解釋男性內部和女性內部的差異。著名女性主義理論家羅賓明確地指出：生理事實對於性別認同毫無作用。（Nadeau, 103） 在極端的情況下，一個人的心理性別甚至可能與生理性別對立，比如易性者和易裝者。這也是生理決定論無法解釋的現象。 生理決定論或本質主義往往導致政治上的保守態度。例如認為一切先天註定，不會變化；認為女性不適合做某種類型的工作，不適合做家外的工作；認為男性的天生的強悍和攻擊性決定了收入的差異。保守派作家吉爾德（G. Gilder）竟然公開宣稱：性別的差異就是收入差異的全部原因。（Dunphy, 7） 生理決定論不僅導致政治上的保守，還會導致種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20世紀的納粹主義就試圖從生理上證明女性、有色人種和猶太人的低下。希特勒曾說過這樣一句話：這個世界上所有不好的種族都是笑話。（Jackson, et al., 57）有基因學者因此警告說，要對人類行為做基因和生理解釋具有一種危險性，那就是希特勒式的種族滅絕。雖然社會行為受到生理因素的影響，但是不宜特彆強調生理因素的作用。（Wood, 47） 在反對和聲討歧視女性的生理決定論的浪潮中，女性主義陣營中有人走向了另一個極端，那就是前文所述及的文化女性主義。以戴利（Mary Daly）和格里芬（Susan Griffin）等人為代表的文化女性主義認為，女人更接近自然，這一點使其比男性更加具有直覺和創造性。（Jaggar, et al., 285）以往的生理決定論都是從對男性有利的角度上分析問題的，而文化女性主義理論反其道而行之，發表了大量對女性有利但仍屬於生理決定論範疇的言論，例如：雄性動物個頭更大，毛色更漂亮，更有攻擊性，更好動，在求偶行為中更加主動，有更多無用的身體器官，如犬牙。因此，女性更符合生態標準，比男性適應性更強。雖然男性的數學能力及下棋等人為能力更強，但其功能僅僅與孔雀尾巴的功能相同——為了吸引異性。女性比男性預期壽命更長，嬰兒期死亡率更低，這些都說明女性在生理上是比男性更優越的性別。 社會建構論認為，文化女性主義的上述觀點以及所謂大地女神的命題是政治上的幼稚病。社會建構論否定性別與性差異的本質性質，主張從飲食、職業、性別角色分工等解釋兩性區別。它揭露母性意識形態的文化再生產性質，否定「母性」與「父性」的區別，認為男性本質也有關愛性、養育性，是被社會建構加以改變的。它進一步認為，人的本質上也沒有同性戀、異性戀、雙性戀的區別，是社會文化因素壓抑了一些感覺，表達了另一些感覺。 德沃金在1978年寫作了「生理優越性：世界上最危險和最致命的觀點」一文，批駁了文化女性主義者提出的女性在生理上優越於男性的觀點。德沃金認為這一觀點就像女性在生理上低於男性的觀點一樣的錯誤。她認為，生理決定論的任何形式都是法西斯主義的。（Jackson, et al., 57） 腦神經專家列維（Le Vay）曾試圖證明同性戀是由腦神經與常人的差異這一生理原因造成的，試圖通過將同性戀歸因於生理原因來抵制同性戀恐懼症——如果同性戀的成因就像左撇子的成因一樣，常人不就不會歧視同性戀了嗎？可惜，他的想法被批評為天真幼稚的想法，批評者反問：基因或荷爾蒙一類的成因什麼時候動搖過種族主義與性別主義的基礎呢？ 2、社會建構論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的這場生理決定論（本質主義）與社會建構論的論爭至今已經持續了40多年。在過去的近半個世紀中，生理決定論漸漸失去了影響力，社會建構論佔了上風。如今，大多數女性主義者都反對生理決定論和關於人性分性別的觀點。 從1960年代起出現的性別新概念認為：將某些行為歸屬於男性或女性只是一種社會習慣（就像在英文中將船稱為「她」，而其他文化中卻不會如此）。社會建構論最初的觀點是：每個人的成長都是基因和環境共同作用的結果，人類的許多差異都不是源於一個基因，而是許多基因的相互作用。性別是以生理性別為基礎的社會建構，個人生而為男為女，並沒有天生的性別認同，他們是在成長過程中獲得性別認同的，在經過社會的建構之後才成長為男人和女人。雖然生理性別是天生的，但是社會性別既非內在的，也非固定的，而是與社會交互影響的產物。它會隨著時間和文化的不同而改變。社會性別是由社會建構的。社會性別是社會和符號的創造物。 在1980年代初的西方性別學界，就連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的兩分也被質疑：男女兩性的生理區別是否就是固定不變的？加格認為，變化的社會實踐會改變身體，例如，女性的身體正在變得越來越強壯。在女性體力強壯成為社會可接受的事實之後，女性的基因和內在生理學也改變了。原因很簡單：如果社會喜歡嬌小的女人，這些女人的生育機會就多些；如果社會喜歡高大的女人，她們生育的機會就多些。因此，生理學和社會實踐是互為因果的關係。換言之，男女的生理差別也是社會建構的，是社會習俗的產物。社會性別並非固定的自然的男女生理差別的反映，而是為身體差異建立意義的知識。（Jaggar, et al., 290） 社會建構論的一個論證是這樣的：女性犯罪率在世界各地都有所升高，表明攻擊性（常被當作由男性生理決定的）與社會因素而非生理因素有關。當社會條件允許時，女性可以變得同男性一樣好或一樣壞。例如女律師就全都表現出敵對性、雄辯性和統治性的行為。這種行為也出現在女性在學術上挑戰男性學者提出的關於人性的偏見方面。（Nelson, et al., 58） 據此社會建構論認為，生理性別、社會性別和身體都是社會建構的，都不是自然的分類。由於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都是社會建構的，男性和女性（社會性別）的建構並不僅僅來源於男性和女性的身體（生理性別）。（Cromwell, 33）男性和女性都是社會建構出來的，不是天生的，所謂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都是後天獲得的。 極端本質主義認為：一切都是生理決定的；而極端社會建構論則認為：一切都是社會建構的，不存在先天的自然事實。論爭雙方各自堅持生理決定論與社會建構論的立場，與此相應的是「自然」與「文化」的兩分法。前者強調天生的自然基礎；後者強調養育的作用，社會條件，社會權力關係，或者個人選擇。 社會建構論又可以細分為以下多種理論： 第一，性別的文化建構論：性別建構的差異存在於文化與文化之間，以及某一文化之內。性別的文化建構是指，在不同的文化和社會中，性別的概念和行為規範會按照當時當地的習俗被建構起來。比如，亞洲文化要求女人被動和柔順，亞洲女性的人格特徵就會被這樣建構起來。女性主義不僅強調社會性別的文化建構，還強調性別不平等的文化建構，性別構成的權力關係。 第二，社會角色理論：男女的心理區別來源於社會角色不同，由於勞動分工不同，女性更多在家庭里活動，男性更多在社會上活動。許多文化都有男主外女主內的風俗。社會角色分工的起因部分來自身體的區別，主要包括女人的生育和哺乳的需要，身高和體力大小的區別等，但是更多地決定於社會習俗對性別角色的規定。 第三，心理分析理論：男女兩性的起源和發展是長期的爭論，心理分析是最早涉足這一問題的。從弗洛伊德的兒童性慾理論可以知道，雖然兩性具有極為不同的心理本質、性本質，但是所謂男性氣質、女性氣質、異性戀、同性戀都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獲得的，是特殊的文化環境造成的。 社會建構論在許多問題上提出了與生理決定論針鋒相對的觀點。 首先以生育問題為例。在生育問題上，生理決定論的觀點認為：女性生育的孩子有限，而男性生育得卻很多，他可以同很多女性生育。這一現象的成因除了精子的主動性與卵子的被動性之外，還由於精子數量多，所以比較便宜；卵子數量少，所以貴重。反本質主義建構論觀點則認為：男女之間並沒有本質的差別，只有社會經歷和源自社會經歷的觀念的不同，因此男女兩性在生育觀念上所表現出來的差異並不是由兩性間的生理差異決定的，而是由男女所處的不同社會環境建構而成的。 其次以溝通問題為例。生理決定論的觀點認為：在溝通及其影響力上的性別差異是由男女兩性的生理差異決定的。而社會建構論對交流及其對他人的影響力的性別差異的解釋有以下幾種：地位特徵理論認為，由於女性比男性地位低，所以男性對他人的影響比較大；社會角色理論認為，由於男女社會角色不同，男主外，女主內，所以在外部社會中男性的影響較大；既存性別模式理論強調兒童積累的性別知識影響其行為，由於環境是分性別的，兒童就會學著用現存的性別分類來整理自己的知識；社會學習理論則認為，規範化和強化訓練最終造成了分性別的行為模式。社會直接強化對正確性別行為的獎勵，對錯誤性別行為的懲罰，或者通過直接強化，或者通過觀察學習，人同時獲得了對性別角色的知識與性別認同。 再次以性別勞動分工為例。在性別的勞動分工問題上，生理決定論認為，男女在社會中的角色分工完全來自體格、生育和哺乳一類的生理差別，而社會建構論的解釋是這樣的：一個社會中男女工作類型不是由生理決定的，而是由社會安排的。工作的性別不平等首先是為男性利益服務的，然後被非正式的習俗和正式的法律體系加以強化。一旦這些社會結構障礙被去除，女性完全可以像男性一樣工作，男女兩性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效果完全可以達到相同的水平。比如說，在傳統的西方社會，醫生基本上是一個男性的職業，但是在發展程度相似的俄國，醫生行業的性別構成中，女性所佔的比例就相當大，這是不可以用生理原因加以解釋的。 此外，究竟女性的美德是與生俱來還是由社會建構而成的也是這場論爭的一個突出例證。生理決定論的觀點認為，由於女性要生育、哺乳、照料嬰兒，所以女性天生比男性更富於美德。但是社會建構論講的卻是另一套道理：男性在嬰兒期同女性一樣無法自立，要靠社會上的其他人來撫育，因此男性的社會性不應當低於女性。女性在歷史上一直是關心照料他人的人，但是她們這樣做並不是因為美德，相反，美德倒是女性處境的結果：因為女性總是在照料他人，致使女性對個人自由評價較低，對相互支持和安全感評價較高，這是不可以由兩性的生理差異來加以解釋的。 社會建構論的漸成氣候雖然是這幾十年的事，但是一些思想家很早就萌發過社會建構論的思想。我們甚至可以追溯到19世紀的女性主義作家弗吉尼亞·沃爾夫，她就具有建構論的意識。她曾指出，在文學史上男女作品在質量和數量上的差異不是生理原因造成，而是由社會文化原因造成的。這些原因大多是物質性的（grossly material things），如教育、職業和政治過程的機會不均等。她悲哀地說：莎翁的妹妹就是再有才華也沒有加以發揮的機會。 19世紀著名的女性主義作家穆勒指出：「所謂存在於男人和女人之間的智力差別，不過是他們在教育和環境上的差異的自然結果，並不表明天性上的根本差別，更不必說極端低劣了。」（穆勒，沃斯通克拉夫特書中，第304頁） 馬克思、恩格斯也是反對性別問題上的生理決定論的。 自由主義女性主義者波伏瓦的名言是社會建構論較早的一個表達：人不是生而為女人，而是變成女人的。 女性主義心理學家喬多蘿則指出：性別差異的意識並非天生的，而是後來發展起來的。（Meyers, 15）喬多蘿將男性性別認同與男性統治等同起來，認為它是男性統治的原因。 20世紀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福柯被認為是顛覆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關係的第一人。他認為，性別的結構與權力結構共存，權力在兩分的、表面上看去是本質主義的性別區別中是因不是果。根據福柯的觀點，生理性別，無論是男性氣質還是女性氣質，都是隨歷史的演變而變化的，是話語的產物，是異性戀霸權的產物，它是在性實踐和性別實踐中形成的。福柯提出了關於日常生活中的統治和抵抗的理論，這一理論涉及國家的管理技術、醫療和快樂學的知識領域。他的基本觀點是，權力是生產性的，而不僅僅是壓制性的，就連壓制本身也是生產性的。目前被當作天經地義的性別差異其實是由權力生產出來的。 運用社會建構論來定義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之間關係的最有影響的嘗試是羅賓（Gayle Rubin）在1975年發表的《女性交易：性「政治經濟學」筆記》一文。她的理論和跨文化分析指出，所有的社會都存在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體系：它是「一套安排，在其中，人類的性和生殖這種生理的原始物質被人類的社會幹預所塑造，以傳統的方式加以滿足，無論這些傳統方式有多麼糟糕。」（轉引自Glover, et al., PXXIV）她強調社會幹預在塑造性別規範中的重要作用，擯棄了對性別結構現狀的生理決定論的解釋。 1999年在英國廣播公司開展了一場辯論，達爾文主義哲學家克羅寧（Helena Cronin）提出，存在於兩性之間的深刻的心理差別可由達爾文進化論加以解釋：由於男性為爭奪女性而競爭，女性謹慎選擇配偶，這就意味著，男性由自然決定比女性更具競爭性，更野心勃勃，更有地位意識，更投入，更一心一意，更不屈不撓。這是一個我們應當接受的幾百萬年的事實。男性有一套特定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女性有另一套思維和行為方式，它們跨歷史跨文化地保持基本不變。（Tripp, 2） 社會建構論者格里爾（Germaine Greer）不同意這種對男女兩性氣質的生理決定論的解釋，而社會性別就是所謂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她指出：「我同意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有很大區別……但是我也相信，男人為創造男性氣質進行了艱苦的努力……他們行為方式的許多方面是高度文化式的，極端變化多端，能扮演多種角色的，能夠被很快加以改變的……事物不能違反生理學，但是關鍵的問題在於文化參與制造了生理學。」（轉引自Tripp, 2） 格里爾認為，社會性別只能被理解為一種可變的不確定的文化建構。男女兩性的思維、行為和互動主要是由他們生活於其中的文化決定的，而不是與生俱來的。在不同文化和不同歷史時期有著顯著的不同。不同的文化對所謂生理學「事實」也有著不同的解釋，比如，不同文化傳統中對母性的解釋就很不同。 從政治上看，克羅寧的模式是保守的：如果人類行為和心理只是在長期的進化中才能改變，那麼在短時間內就很難看到變化。格里爾的模式則是激進開放的：人是社會的產物，不停地適應、發明、發展和演變。如果性別結構是文化環境建構的，那麼它就像文化一樣可以受到政治的干預，發生巨大的改變，從傳統文化的眼光看上去是完全不可想像的事物最終將會變成可以接受的。 3、化裝和表演理論 在社會建構論的思想流派中有一大批思想家，他們的精彩論述為我們開啟了觀察性別問題的嶄新視角。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瑞維爾（Joan Riviere）的化裝理論和巴特勒的表演理論，這兩個重要理論重寫了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區分的理論。 瑞維爾是弗洛伊德的一位分析對象，後來成為心理分析家。她的內心是男性的和高度智慧的。她本人在男權社會中就是化了裝的，假裝成一位傳統女性。她關注的問題是：如何能夠做到既保有智慧又在社會中像別人一樣做個女人，如何做一個知識女性。她的思想原本已被埋沒，後來由於拉康在著作中提到她和她的化裝理論，才引起了普遍的關注。 對她的化裝理論（womanliness as a masquerade）做一個高度概括的簡潔的解釋就是：戴上女性的面具，化裝成女性。由於她自己的情況就屬於生理女性在內心認同男性，但在表面假裝成女性，她的化裝理論創造了這樣一個邏輯：在化裝時，一個女人似乎在模模擬正的女性，但是所謂真正的女性說到底也不過是模仿和化裝而已，二者是一回事。 尼采應當算是一位對化裝理論具有同感的人，他感受到女人、面具和女性主義問題的煩惱，於是以他所特有的既刻薄又睿智的風格做過這樣的表達：如果女人沒有做二等角色的直覺，她就不會有追求時髦的天才。「她最藝術的一點是欺騙，她最關心的是容貌和美麗。」 拉康也從社會建構論角度專門論述過性別角色問題。他認為，社會性別角色僅僅是社會製造出來的面具而已，並不是真實的內在的區別。他舉過一個著名的例子：一列火車進站了，一對小兄妹面對面坐在火車包廂里。當火車停下來時，他們透過車窗可以看到站台上的建築。哥哥說：「看呀，我們到女廁所了！」妹妹馬上反唇相譏：「傻瓜，你難道看不出我們到了男廁所了！」（轉引自Tripp, 169）這個例子旨在說明：第一，像孩子一樣，我們看不到社會性別和生理性別關係的結構，我們受到結構權力的影響，卻根本沒有意識到它的存在。我們根本不能辨認出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體系控制和局限我們的行為的程度。第二，兩個孩子都用對立的性別來界定自己的位置。男孩只看到女廁，女孩只看到男廁。另一性別的事對於我們來說總是秘密。第三，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的區別是以語言的形式表現出來的，並不是自然或生理的事實。總之，社會性別在拉康看來並不是建立在任何主體的固有的、內在的、本質的性別特徵之上，而是建立在與另一性別的符號對比之上的。第四，從所指到能指的整個體系最終是人為製造的，並沒有自然或公正的理由。一個廁所（或一群人）被稱為女性，另一廁所（或一群人）被稱為男性，並無先驗的理由要求這種劃分。性別的劃分是通過一系列的社會習俗完成的。第五，無論依據生理和社會性別的劃分是多麼人為，這一體制卻得到了嚴格的執行。西方社會將繼續將廁所作男女區分不是偶然的。女人如果穿男人衣服，就會被執法者要求提供她是女人的證據。第六，拉康並不主張解剖學即命運，但暗示文化為以解剖學為依據的性別發了通行證。男人要按男人的規則做，女人按女人的規則做。「解剖學的區別並不等於性別差別，但是解剖學的區別塑造性別差別，成為性別差別的唯一標準。」（轉引自Tripp, 169-170） 對於拉康關於性別的思想，女性主義做出這樣的評價：第一，他改變了傳統對生理性別和心理性別的看法，引入了社會建構論。第二，他認為女性的性是男性的補充。女性的性是被動的，來了快感而不知道。這是錯誤的。拉康的心理分析是陰莖中心論的另一形式。（Tripp, 178）女性主義學者斯柯特（Joan Scott）對它評價也並不太高，她說：「拉康的火車並沒有使女性主義走得更遠一些。」（轉引自Tripp, 171）只不過是社會建構論而已。她認為，社會性別就是將一個社會建構的類別加在事先確定的分生理性別的身體之上。她提出應當將注意力從生理性別轉向社會性別，在性別、階級和種族的交匯點上重新定義和重新建構政治和社會平等的觀念。 勞麗蒂斯（Teresa de Lauretis）將生理性別差異放在生理決定論一邊；將社會性別差異放在文化建構論一邊。她主張阻斷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之間一一對應的關係。她指出，社會性別並不是身體特徵或早已存在於人體之中的什麼東西，而是某些社會技術的產物和過程。（Tripp, 172）也就是說，一個人並不必然因為具有某一性別的身體就會具有隸屬與這一性別的一整套社會屬性。二者之間並不存在著必然的聯繫。 法國作家威蒂格（Monique Wittig）指出，解決現存性別結構問題的唯一答案是對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的全面解構。因為社會性別是性別之間的政治壓迫和對女性的統治的話語指標；生理性別則是「發現社會作為異性戀霸權」的政治和哲學分類。在社會中，女性被打上生理性別的烙印；在語言中，女性被打上社會性別的烙印。她說，社會性別「是一個本體論上的不可能性，因為它試圖完成存在的劃分」。她特別提出，在這個問題上，女同性戀話語是對性別話語的重新徹底檢查，它表明，存在是不能分割的。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的分類不是理解完整自我的方式。拋開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拋開男女區分，社會將由本體論意義上的完整的主體組成。因此，我們應當感謝女同性戀現象所引發的語言學革命。（Tripp, 178）女同性戀者在生理性別上屬於女性，但是在社會性別上卻不屬於「女性」，她們不同男性戀愛，不同男性結婚，不同男性發生性關係，對男性沒有性的慾望。她們的存在一方面說明人的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並不總是一致的；另一方面說明人的主體是一個複雜的、有機的、完整的整體，難以簡單歸類。 威蒂格指出，與性別的多元化不同，在與性別有關的語言中，男性的角度總是被當作一般的角度，如用男性人類（mankind）指稱人類，用男性的他（he）指稱男女兩性都在內的他。她將語言革命視為社會變遷的先導，她認為，僅有經濟變遷是不夠的，必須製造關鍵概念的政治變遷。因為語言會極大地影響到「社會機體」，為它打上烙印，強烈地塑造它。（Glover, et al., PXXIX） 威蒂格指出，在維護男女不平等的社會結構時，語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在無形之中否定了女性作為主體行動的能力。女性只能在與男性的關係中被定義，不能獨立地被定義，不能因為其自身的存在被定義。按照這一邏輯，那些拒絕異性戀關係的人就等於拒絕成為男人或女人。 威蒂格主張用某人（one）代替所有人稱代詞（I, you, he, she, we, you, they, everyone）。她發明了一個新的自我，一個沒有性別認同的人，這個人稱代詞非動物，非植物，非礦物，是不確定物。 社會建構論指出，現存的兩大類貌似「自然」和「天經地義」的生理性別的種種特徵，其實都是由社會性別製造出來的。有一個強有力的證據可以證明這一點，那就是在出生時兩性器官不明顯的人的存在。醫生以性別角色的文化價值觀為基礎為他們創造出一個「自然」的性別——用手術賦予或捨棄某一性別。這就證明所謂男性氣質或女性氣質並不是與生俱來的。 戴弗（Devor）討論了變性手術對於性別理論的意義。她認為，被醫生通過手術途徑賦予的生理性別——這一被製造出來的生理性別，並不比原生的生理性別更「自然」或更「人為」。僅僅人能夠變性這件事本身，就可以使我們認識到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角色的非自然性。但是變性手術既不是女性主義的，也不是解構的，它反而應當被視為對傳統性別角色的強制遵循：如果想要認同與生理性別不同的社會性別，那就必須首先得到不同性別的人的身體。這樣做究竟有沒有必要？ 戴弗反對用變性手術或選擇性別手術處理此類問題，呼籲承認和接納「性別混合」，並認為性別混合「能夠成為從當前的男權性別主義社會性別模式過渡到廢棄社會性別概念使之變得無意義的未來狀態的一個過渡階段」。（轉引自Tripp, 180） 從表面上看，戴弗和威蒂格有相似之處，但是戴弗並不是去尋求一種前社會的完整主體，她的目標是創造一個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相結合的相當寬泛的領域，使性別這一概念不再成為製造歧視的基礎。 後現代主義思想家德里達的性別解構論認為，不應當將性別差異理解為性別對立。我們應當超越性別兩分，這一直是哲學和心理分析所作的解釋的問題之所在。 德里達有一個關於梵高的作品《鞋》的著名分析。海德格爾和夏皮洛從中看到了農民、女人，德里達卻通過他們的分析看出：對立——左與右，男與女，城與鄉，農民與畫家——以及能夠看出這種對立的能力。在西方哲學中，只有當對象被劃分為相輔相成的對子（男與女，陰莖與陰道，內與外）時，性別才成為可見和可想之物。（Tripp, 181） 德里達尋求的是非兩分的、非對立的性別，它「有著不同性別聲音的多重性」，「非認同的性別特徵表現在那些由不同設計所承載、劃分和多重化的每一個個人的身體上面」。（轉引自Tripp, 181）於是性別差異就像伊麗加萊關於女性所說的那樣：「她們的快樂不可能有什麼規則，也不可能有什麼話語。」（轉引自Tripp, 181） 德里達的想法被批評為烏托邦，因為在現實社會中從未有人有過此種經歷。但是有些女性主義理論家贊成超越性別的兩分和對立，認為這是德里達思想中對女性主義最有價值的論述。德里達的寫作是明顯的烏托邦，它構造了我們現行體制之外的另一處地方，而在我們的體制中，性別作為一種嚴格的身份存在於既存的異性戀模式當中。這種烏托邦思維對女性主義來說是重要的，因為它「要求對可能的然而又是不可表達的東西的不斷探索和再探索。」（Tripp, 181） 巴特勒的「表演」理論是社會建構論身體政治的一個主要論點。社會建構論認為：一個人不是生而為女人，而是變成女人的。人可以是生理上的女性，但拒絕女性氣質。所謂女性氣質是「一種對接受下來的性別規範的表演和再表演模式，它是表面的，就像人體的許多風格一樣。」（巴特勒，1985年） 在《性別麻煩》一書中，巴特勒進一步解構了異性戀霸權，顛覆了當代社會把它當成是統治的、必然的、強制的性的邏輯。她反對生理性別通過社會性別繼而通過性表演出來的理論，發展出一套「性別表演理論」。這一理論的要點是：性別身份不是個人的特性，而是一種必須重複表演的行為。 巴特勒深受福柯影響，主張性別是通過重複的表演行為從話語中形成的。作一個男人或一個女人是「將一種持續的扮演當作真實的」。生理性別是「將話語和『文化表演』的效果真實化了」。（轉引自Tripp, 14） 巴特勒在1993年《重要的身體》一書中寫道：「前話語的『生理性別』在社會性別的文化建構過程中及其作為行為的確定參照點並不存在……生理性別已經就是社會性別，已經被建構了……性別的『物質性』是被強迫製造出來的。」（轉引自Tripp, 14） 對於巴特勒來說，「女人」和「男人」不再被當作分析的固定和基本的類型，不再被視為先於社會性別的文化構成的存在。巴特勒認為，社會性別是「公共行為」的符號形式，是一種戲劇性的隱喻。它既是歷史的，又是個人的。社會性別是一種選擇，是一種可以拿起又可以放下的身份。但是，在這樣說時，巴特勒同時也反對下述觀點，即：性別的選擇是一個人早上起來才決定的，今天要做哪個性別的人，晚上又可以換成另一種性別的人，人可以像一種消費某種商品一樣來消費性別。在社會教化的過程中，一個嬰兒被培養成一個男性或一個女性，這一培養結果是長期反覆練習和強化的結果，並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不可改變的。正如有人（如哈伯斯坦，Judith Halberstam）在專門研究了「女性的男性氣質」之後得出的結論那樣，作一個「性別顛倒的人」可以是相當「自然的」。 巴特勒質疑生理性別作為自然事實先於文化建構的社會性別存在，她說：「社會性別之於文化並不象生理性別之於自然。」（Tripp, 172）「自然是文化的真正起源」只是一種假象，然而這一假象對於文化來說是必然的，是它表達自身的基礎。巴特勒的目標不是解構社會性別以發現自然的生理性別，在性別的最深處並不存在社會性別或生理性別的基本事實。社會性別作為一個話語因素實際上製造了對於前話語或內在的生理性別的信念。實際上，生理性別反倒是社會性別的產物，社會性別在時間序列上應排在生理性別之前：「社會性別是一種表演，它製造出一個內在的生理性別或本質或心理性別內核的假象。事實上，社會性別被自然化的途徑之一就是通過被建構為一種內在的、心理的或肉體的（生理的）必然性。」（Tripp, 173） 巴特勒認為，生理性別是社會性別的反射，是它虛構的起源。人的生理性別被當作社會性別的起源或原因，而實際上生理性別是制度、實踐和話語的結果。生理性別並不先於社會性別而存在，性別認同的意識是通過重複的表演或對人們所在的文化中社會性別的規則和習俗的不斷引用而生產和再生產出來的。 按照巴特勒的觀點，生理性別在社會性別之後，並不意味著社會性別就是真實的東西，社會性別只是表演（drag, performance）而已，是一種特別形態的模仿。它並不是模仿一種真實的生理性別，而是模仿一種理想模式，這一理想模式是自我的設計，並不存在於任何地方。這一社會性別理想模式永遠不會固定下來，而是被每一次社會性別表演不斷地重複著。性別化的身體就像一個演員出演一場沒有劇本的戲劇，這個演員拚命想要模仿一種從未經歷過的生活。 巴特勒認為，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的關係是持續的自我解構。它建構了所謂自然，只是我們忘記了它是建構而成的。在解構過程中，結構的碎片被視為自然的，其實它們是建構的。 巴特勒在《批判性的酷兒》一文中提出，表演活動是權威講演的形式，大多數的表演都是聲明，也表演某些行為，行使與之相關的權力。巴特勒關於社會性別表演性質的論述是盛行於西方社會中的下列當代潮流的反映：有意戲劇化的以問題為基礎的政治運動，例如酷兒國（Queer Nation）；時尚的和典型的性別模糊的身體藝術形式，例如文身和身體穿刺現象；性慾少數族群的公開性的增加，包括易性和易裝。她的概括捕捉到了性別化身體的當代表現的流動性和表演性；人們對性別的可塑性和適應性的信念；人們所遇到的從外表直接「讀出」身份的困難。 總之，女性主義既不是要建立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之間區別的真實性質，也不是要消滅這種區別，而是為性別特徵的極端的不穩定性開放空間。女性主義在性別差異問題上最關注的是，把過去被認為是自然的、天賦的、不可改變的性別特徵，重新定義為不固定的、可塑的。女性主義主張解放性別認同，使它向各種選擇開放。它期望性別認同的過程不再是傳統社會中那樣的「成為一個男性」或「成為一個女性」的過程，而是「關於我們選擇什麼樣的社會性別的微妙的心理和社會的權衡」。（Glover, et al., 7） 4、身份政治 在近幾十年間，身份政治在西方社會中成為一個越來越流行的概念。身份政治有三種立場：第一種是本質主義的立場，主張女性就是一種實實在在的生理和社會身份；第二種是反本質主義的立場，主張解構女性這一身份；第三種是策略本質主義的立場，主張將承認「女性」身份的存在僅僅當作一個暫時的策略，從女性長遠的利益出發，還是應當最終解構性別結構。 本質主義的立場是性別問題上最長久也最常見的立場。在20世紀60至70年代，為了使女性問題從個人領域進入社會領域，使用「女性」這一概念似乎有著絕對的必要性。但是當時只有知識女性中某些人的聲音能夠被公眾聽到，只有她們的利益被提上議事日程，在隨後的社會發展中，更廣泛的女性利益才被提出。 堅持女性身份的學者認為，不應當像反本質主義者那樣否定女性身份的存在，甚至也不應當認為「女性」這一概念只具有策略本質主義的意義，因為策略本質主義似乎隱含著女性這個類別實際上並不存在的意思。她們認為，應該將女性這一概念理解為一個複雜的多元的充滿差異的概念。但是相對於男性，它還是一個可以成立的概念。（Jaggar, et al., 297） 女性主義運動中的本質主義立場又被稱為「反反身份政治」（anti-anti-identity politics）的立場，它的主要觀點是：反身份政治的人們忽略了性別不平等問題，使得女性主義運動喪失了動員群眾的話語基礎。堅持本質主義立場的女性主義者認為，「女性」這個詞可以保留，這樣做不只是出於策略考慮，而是僅僅把女性看作是一個群體。 持這一立場的人們認為這是問題的關鍵，如果女性這個類別不復存在，怎麼會有女性運動？這豈不成了女性運動的取消主義？答案是：女人這個身份既然已經由社會建構出來，要想改變現狀，也只能在社會和文化中對它加以改變。於是，當代女性主義陷入了一個兩難窘境：一方面有建造「女性」身份並賦予它堅實的政治意義的需要；另一方面要打破「女性」這一類別和粉碎它的過於堅實的歷史。 巴特勒的表演理論在女性主義內部引起了很大的論爭：因為她不僅解構了男女的分類，而且解構了同性戀異性戀的分類。很多人崇拜她的理論，但是不喜歡她的神秘難解的腔調和精英的態度。她們認為她將「女性」和「同性戀」都視為很不穩定的分類，這就為女性政治和女同性戀政治造成了困難。 身份問題上的第二種立場是反本質主義的立場。這一立場以巴特勒的觀點最為典型。它是如何解決解構性別劃分結構與現實政治鬥爭的矛盾的呢？巴特勒說：有人認為反本質主義是「寒潮」，使女性主義不能去尋找任何女性的共性，使女性喪失了結構性的共同基礎。（Jaggar, et al., 295） 對此，巴特勒做出了兩個回答： 第一，「有政治必要性作為女性來講話或為女性講話，我不想與這種必要性爭論，但是一定要注意到女性內部的差異。」（巴特勒，王逢振書中，第86頁）這就是說，巴特勒並不完全否認「女性」這個身份的策略意義，但是她希望人們在使用這個類別時，不要忽略了它內部的差異。 第二，「如果擔心一旦不能再把主體及其屬性、性或者物質性視為當然，女性主義將會一敗塗地，那麼明智之舉是考慮一下讓那些從一開始就設法使我們處於從屬地位的前提保持在原位會產生什麼樣的政治後果。」（巴特勒，王逢振書中，第94頁）把「女性」的身份視為天經地義的存在，視為「自然」的存在，那麼男尊女卑的男權制也就是天經地義和自然而然的了。這是女性主義絕對不能接受的判斷。 巴特勒在《暫時的基礎：女性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問題》一文中指出：「與後現代主義相反的一種努力，則試圖加固那些首要前提，即：任何政治理論都需要一個主體，需要從一開始就假定它的主體、語言的參照性以及它所提供的體制描述的完整性。因為沒有一個基礎，沒有這些前提，政治簡直不可想像。」「主張政治需要一個穩定的主體，意味著聲明這一主張不能有政治對立面……於是，這種單方面確立政治疆域的行動就像一個獨裁陰謀，其目的是使關於主體地位的政治爭論立刻得到平息。」（巴特勒，王逢振書中，第68-69頁） 巴特勒說，女性主義犯了一個錯誤，那就是假定女人和男人各自從屬於一個有著共同特徵、興趣、分享共同身份的群體。（Dunphy, 29）女性主義認為，儘管「女性」一詞在學理上是模糊的，但是在政治上要清楚。總之，從政治角度看，似乎很有必要使用「女性」、「酷兒」、「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這些詞，而且這些術語在我們能夠完全理解它們之前就被說了出來。 為了使廣大女性意識到自己的政治身份，女性主義提出了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的區分。但是，區分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不一定對女性有幫助。一個矛盾的模式是：社會性別不僅是我們接受的，也是我們抵制的。它維持我們的存在，又限制我們的存在。它影響我們的決定和行動。用巴特勒的話說：社會性別是一個「麻煩」。「社會性別不應當被建構為一個固定的身份」，而應被視為「結果」，是「身體姿態、動作和不同風格的有規律的重複的產物」。（Glover, et al., 157）社會性別既非永遠固定的，也非永遠流動的，而是受到社會和文化的限制的。 持反本質主義立場的女性主義者提出到底是要身份政治還是要橫斷面（transversal）政治的問題，身份政治將男女兩性的關係視為唯一的、對立的，排斥了政治身份的多樣性；而橫斷面政治則承認具有各種特殊傾向的群體，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女性主義同性戀研究者開始強調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的社會建構性。由此發展出來的酷兒理論在90年代引起極大關注。 酷兒理論超越了同性戀身份政治，在性別身份問題上站在反本質主義的立場上。它反對正統觀念，提出性別非固定性的理念，破壞固定不變的分類，質疑所有的本質化的傾向和兩分思維。 酷兒理論指導下的寫作以性為主題，特別是從同性戀者和易性者的角度提出問題，質詢對性、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的傳統理解。所謂酷兒性（queerness）指的就是難以適應分類。所有那些自稱「酷兒」的人最明顯的特徵就是難以為他們分類。不止是有男性氣質的女人、有女性氣質的男人、同性戀者、易裝者、易性者，還有很多難以歸類的人都會感到：「我的自我不僅僅是這樣的，我比這個要多得多。」 塞芝維克（Eve Kosofsky Sedgwick）為酷兒所下的定義是：「酷兒可以指：開放的錯綜複雜的可能性、斷裂、重新選擇、不和諧、不協調、不一致，以及回應、共鳴、意義的偏離與超越，人的社會性別的形成因素並非與其生理性別完全一致。」（Glover, et al., 106）如果說在女性和女性主義內部有著如此豐富多元的身份，單一的女性概念就沒有什麼意義了。 身份政治中的第三種立場將本質主義和反本質主義二者都否定了，認為前者忽略了女性內部的差異；後者不能創造有效的理論和政治。它主張將性別劃分只當作暫時的策略。因此，這一方案又被成為「策略本質主義」（strategic essentialism）。這是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提出來的。 這一立場公開承認女性概念僅僅是一種政治干擾、政治介入，目的就是為了爭取女性的政治利益，而不是為了闡明兩性存在的真實情況。「女性」不應當被理解為「一個自然的階級」，而應當被當作一個為了特殊目的組成的政治聯盟。（Jaggar, et al., 295） 策略本質主義認為：身份政治只是策略需要，必須承認身份政治的本質主義基礎的性質和局限性。持這一觀點的人認為，身份應當被視為由話語建構的、必要的，但是這一身份的存在永遠是偶然的和策略性的。 策略本質主義提出一種分兩步走的方案：雖然女性並不是一種固定身份，但文化和社會把它看成是某種身份，這是當前的現實。我們第一步是爭取各種身份之間的平等，第二步才是解構女性這一概念，不再把它視為一種身份，而是把它視為行為。「承認一種身份、一種標籤無論多麼有價值，總是有可能將其僵化，固定化，阻礙變化，使觀點變成教條，立場被制度化，潛在的盟友被排除，從而使女性主義變成保守主義。」（Tripp, 40） 策略本質主義認為，對女性作為一個社群的強調只是一個階段性策略，這一點對於現實鬥爭來說是基本的需要，雖然女性內部有差異，但是她們仍屬於一個政治群體。從長遠來看，女性作為一種社會屬性既不是真實的，也不是永久的。這第三種立場最符合中國傳統的思維模式，即中庸之道。運用得當，它也許可以取二者之長，補二者之短，成為女性主義在對待身份政治問題上最適當的選擇。 參考文獻 倍倍爾：《婦女與社會主義》，中央編輯出版社，1995年版。 錢明怡等（編）：《女性心理與性別差異》，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斯坦能：《行動超越語言》，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王逢振（編）：《性別政治》，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年版。 沃斯通克拉夫特：《為女權辯護》，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 Cromwell,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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