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廣銘四寫王安石及與《光明日報》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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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廣銘年輕時曾發願，要把文史融合在一起，像司馬遷寫《史記》、羅曼·羅蘭寫《貝多芬傳》那樣，用自己的文筆書寫中國歷史上的英雄人物。而在鄧廣銘眼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就是這樣一位英雄，因此，他把為王安石立傳作為自己一生的事業，成就了「鄧廣銘四寫王安石」的佳話。這四本傳記分別於1953年、1975年、1979年、1997年出版。2017年3月，為紀念鄧廣銘先生誕辰110周年，三聯書店將這本王安石傳與鄧著《陳龍川傳》《辛棄疾（稼軒）傳》《岳飛傳》以及《辛稼軒年譜》《韓世忠年譜》集結出版，合稱鄧廣銘宋史人物書系「四傳二譜」。

鄧廣銘不僅是一位卓有建樹的學者，還稱得上是一位資深的編輯。早在1930年代，鄧廣銘就曾擔任天津《益世報·讀書周刊》、重慶《讀書通訊》以及天津《大公報·文史周刊》的社外編輯，1946年秋後，又協助胡適主編過《申報》的《文史》副刊。1953年4月，《光明日報·史學》創刊，由北大歷史系、北師大歷史系、中國科學院近代史所擔任編輯單位，范文瀾、翦伯贊、陳垣任主編，並分別由鄧廣銘代表北大、白壽彝（後改為陳正飛）代表北師大、榮孟源（後改為謝璉造）代表近代史所擔任執行編輯。《史學》成立後，三家單位的執行編輯時常約在石駙馬大街（今新文化大街）的光明日報社老社址碰頭看稿、討論選題，但後來因報社條件簡陋，無法提供固定的辦公室，碰頭地點就改到了北大燕園；再後來，在范文瀾的提議下，《史學》乾脆歸北大一家主編了，就這樣，鄧廣銘和田餘慶、陳慶華、張寄謙等幾位同事一起，把《史學》負責到了1966年。《光明日報》自此與鄧廣銘結緣。

鄧廣銘

據光明日報社原總編輯穆欣回憶，《光明日報》的一大特點，是「根據知識分子的興趣和我國近代報紙的傳統，創辦了幾個學術性專刊……有《文學遺產》《史學》《哲學》《經濟學》以及《文字改革》《民族生活》」，而這些專刊曾經是可以和正刊分開、通過郵局單獨訂閱的。出現這種特殊的情況，一是因為當時國家資源緊張，紙張供應困難；二是《光明日報》的讀者多為專家學者，把專刊拆出來供按需訂閱，可以為他們省下一筆書報費。可見，《光明日報》專刊的學術性很強，對一個話題的報道往往要以它在學界的研究基礎作為起點。

王安石是中國歷史上一位有作為的改革家，被宋神宗封為「荊國公」，但他以改革家的正面形象出現卻是較為晚近的事了，相反，在自北宋晚期以來的大部分史書里，王安石的形象則多是「變亂祖宗法度」的歷史罪人。對此，清代學者有一句概括，叫「荊公受謗七百有餘年」。

所謂的「七百有餘年」，上自北宋下至清代中葉，其過程大致如此——宋神宗時期，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便對王安石變法多有非難；到了宋徽宗時期，宰相蔡京亂政，但時人卻認為「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等於把蔡京責任推到了王安石身上；宋廷南渡後，宋高宗出於「靖康國難」的政治考量，在編纂《神宗實錄》時仍以「是元祐而非熙豐」為宗旨，並且削去了王安石「舒王」的封號。而此後歷代博學之士，上自朱熹、呂祖謙，下至黃宗羲、王夫之，則多少受到了前人的影響，甚至發揮了對王安石的醜化，如朱熹就曾評價王安石「學術不正」「壞了讀書人」，再如明清時期的《宋元學案》就將「荊公新學」編排在了全書末位，並有將之斥為異端邪說的傾向。而直到清代中葉，才有兩位江西撫州人，李紱和蔡上翔，立志為同鄉辯誣。其中，蔡上翔的《王荊公年譜考略》是一部力作，但其中不免夾雜了鄉邦之誼，未能做到實事求是；近代以來，梁啟超寫過一部《王荊公》，這部傳記運用了新的史學方法，但立意中顯然有為戊戌變法申雪張目的痕迹，減損了該傳的學術價值；到了民國，國民黨為了推行「保甲制」，搬出王安石變法中的「保甲法」作為歷史根據，並將之無限拔高，王安石的形象也隨之愈加正面，代表作如柯昌頤的《王安石評傳》。

可見，意圖前置的「貶損」和「溢美」是搽在王安石臉譜上的白粉和紅粉，如何實事求是地評價歷史人物，從而恢復王安石的本來面目，是鄧廣銘這代學者需要面對的問題。

1950年底，重建伊始的人民出版社約請鄧廣銘為「中國歷史小叢書」撰寫一本王安石傳。經三年左右的寫作修改，一部4萬餘字的《王安石》於1953年年底出版。1954年5月20日，鄧廣銘在《光明日報·圖書評論》發表了《關於「王安石」的幾點說明》，向讀者講述了這本小書的旨趣和要點。

《王安石》，鄧廣銘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3年11月出版

鄧廣銘認為，在造成王安石被歷代文人誣衊的諸多原因中，一篇題為《辨奸論》的文章影響最大——一來，這篇文章把王安石說成是「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的奸怪之人，文中有一句評論被歷代評論者引用再三，叫做「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奸慝」；二來，《辨奸論》據說出自蘇洵手筆，而蘇洵在文壇地位崇高，這就加重了這篇文章在後人心目中的分量。雖然《宋文鑒》《古文觀止》將《辨奸論》歸到了蘇洵名下，但蘇洵文集《嘉祐集》卻並未收錄這篇文章，因此，《辨奸論》是否為蘇洵所作，以及文中內容是否屬實，就成為了王安石研究的一個焦點。

在《王安石》這本傳記里，鄧廣銘持這樣的觀點：《辨奸論》乃北宋邵雍之子邵伯溫托蘇洵之名的偽作，邵氏父子屬司馬光舊黨，是王安石改革派的政敵，因而這篇文章是黨政的產物，且多有捏造事實、惡意謾罵之處，故不足徵信。其實，早在清代，一些學者就開始懷疑《辨奸論》為偽作，並做出一些考證了，但鄧廣銘的貢獻在於，他用《續資治通鑒長編》刻本、連輯本《宋會要稿》影印本等前人未能接觸的新史料把《辨奸論》的考證工作向前推進了一步，更重要的是，《辨奸論》舊案重提，在後來「雙百方針」時期引發了一場學界爭鳴。

1957年3月17日，李清怡在《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發表《試論「辨奸論」的真偽問題》，向鄧廣銘提出了兩個問題：其一，宋神宗時期，張方平在為蘇洵題寫的墓碣中提到了《辨奸論》一文，此時，邵伯溫尚在童年，《辨奸論》怎會出自孩童手筆？其二，如若《辨奸論》為邵伯溫所做，蘇軾又怎會在《答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中說蘇洵作《辨奸論》乃自己親眼所見，難道蘇軾也在撒謊么？鑒於此，李清怡雖認同鄧廣銘對於王安石的整體評價，卻不同意《辨奸論》乃邵伯溫偽作的觀點。但不久，傅璇琮就在《光明日報·文學遺產》發表《關於古籍校勘工作的一些意見》，回應了李清怡的疑問，傅文指出，已有充分的史料證明，張方平的墓碣以及蘇軾給張方平的回信都是邵伯溫的偽作，這兩篇文獻都是邵氏為坐實《辨奸論》而撰寫的一組偽文。至此，《辨奸論》真偽的爭論漸成爭鳴之勢。

當年的《光明日報》每天只出四個版，限於版面空間，上述文章都是千百餘字的短文，亮出論點後，論證卻只是點到為止，算是一種有新聞由頭的「學術通訊」。在李文、傅文發表後，《文匯報》《國學研究》《古典文學論叢》《南京大學學報》《學術集林》等報刊雜誌發表了吳小如、章培恆、曾棗莊、王水照等大批學者關於《辨奸論》的研究，雖然真偽之爭至今未見分曉，但一系列學術問題卻在這次討論中浮出了水面。可以說，《光明日報》幾則簡短的學術通訊攪動了學界的一池春水，關於《辨奸論》真偽問題的討論，也深深嵌入了鄧廣銘的學術生涯。「三蘇」專家曾棗莊教授曾在自己的「學術成果展」上展出了一封鄧廣銘1995年的來信，「大作《蘇洵〈辨奸論〉真偽考》已拜讀一過，其中所論各點鄙意大致不敢苟同……」；而據女兒鄧小南教授回憶，1997年，在生命的彌留之際，鄧廣銘還在和華東師大的劉永翔教授書信討論有關《辨奸論》的問題，「此時，父親的視力已經相當差，他吃力地指著信上的一行行字跡，卻終於難以辨識清楚。我不忍看他如此，便一字字指著，湊近耳畔，為他讀了再讀。讀著讀著，眼前的字跡愈益漫漶模糊了」。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毛主席在中南海會見田中時說，自二戰以來，日本歷任首相都反華，而田中卻要來與中國恢復邦交正常化，這頗有中國宋朝宰相王安石「祖宗不足法」的精神；又說當時蘇美正合謀對付中國，而田中對此竟能不予理睬，毅然來華，這又頗似王安石「流俗之言不足恤」的精神。毛主席提到的兩個「不足」再加上「天變不足畏」，就是史書所記載的王安石的「三不足」精神。談話記錄傳出後，人民出版社立即派人找到了鄧廣銘，請他在1953年出版的《王安石》的基礎上重點充實「三不足」，爭取在1972年內再版這本傳記。這就是鄧廣銘二寫王安石的歷史背景。

而在人民出版社找到鄧廣銘的差不多同時，《人民日報》的編輯也找到了北大歷史系，請鄧廣銘圍繞毛主席和田中的談話寫一篇稿子，立意要結合中國歷史上的「儒法鬥爭」，因為王安石的「三不足」中有反抗孔子「三畏」，即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的精神。鄧廣銘聽後有些為難，因為在他看來，王安石「三不足」的本質應當是「援法入儒」，不能簡單理解成對儒家的批判；再者，變法雖然是在法家精神指導下進行的，但這並不等於說王安石是法家；而把司馬光和王安石的爭論說成是「儒法鬥爭」則更屬牽強附會。說是機緣巧合也好、陰差陽錯也好，此時的鄧廣銘已在「文革」中被打成了「反動學術權威」，北大軍宣隊便以此為由拒絕了《人民日報》的約稿。

隨後，「儒法鬥爭」很快又和「批林批孔」結合起來了，這是1973年的秋冬。此時，鄧廣銘已經基本完成了王安石傳的改寫，卻突然接到人民出版社來信，要求他在書稿中融入「批林批孔」的內容，以「增加一點時代氣息」，隨信送上的，還有一份上海《文匯報》發表的有關「批林批孔」的社論，請鄧廣銘用作參考。人民出版社結合「批林批孔」的要求，和此前《人民日報》結合「儒法鬥爭」的要求一樣，讓鄧廣銘無從下筆，但此時的王安石傳已從1953年版的4.4萬字充實到了十餘萬字，新增內容大多是鄧廣銘近二十年研究成果的集中體現，此時放棄出版，實在於心不忍，於是，他乾脆從《文匯報》的那篇社論里選了一段，一字不差地抄進了書稿里，並隨即將書稿寄回了人民出版社。

但事情還沒結束，1974年3月，人民出版社將鄧廣銘修改後的樣書共計70本分送北京市委寫作組、上海市委寫作組、四川大學歷史系以及寧可、卞孝萱、蔡美彪、馮其庸、漆俠等專家徵詢意見。大概是一段摘抄還不足以撐起該書的「時代氣息」，修改稿依然沒能通過審核。而就在1974年前後，國家出版局的同志告知鄧廣銘，毛主席的近期書單中列有鄧著王安石傳，而由於毛主席晚年視力下降，覺得平裝書「不適合老頭子讀」，所以該書要印成少量的大字線裝本，字體由原來的一號長仿宋字體改用36磅長宋字體，鑒於要重新排版印刷，所以請鄧廣銘務必儘快完成修改。隨後，人民出版社也加快了催稿的節奏。

此時，書稿尚未通過審核，而毛主席卻等著要看，無奈下，鄧廣銘只好再次動筆，並把新添寫的、所謂的「時代氣息」的部分，以文章的形式交給《光明日報》先行發表，這便是1974年7月7日《光明日報》以整版篇幅刊發的《王安石——北宋時期傑出的法家》。據女兒鄧小南教授回憶，父親曾說，1974年這篇文章的題目是經《光明日報》編輯改過一道的，但改動之前的題目是什麼、文中內容有沒有改動、這些改動是否徵得了鄧廣銘的同意，都已不得而知了。據穆欣回憶，鄧廣銘曾抱怨《光明日報》刊出的文章和他們送來時的樣子經常有出入，對此，穆欣的解釋是，編輯工作「既要求專刊和正版在政治上保持一致，而對上邊來的指示，常受『紀律』限制不能告訴專刊編委，致使專刊編委蒙在鼓裡，難辨動向」，並向鄧廣銘表示了歉意。雖然是一篇命題作文，但鄧廣銘這篇長文中多少也有些把偽問題做成真學術的意思，其中的況味怕是不足為外人道了。

鄧廣銘將發表在《光明日報》上的這篇文章融入書稿，於1974年年底，再次向人民出版社交稿，並終於通過了審核，新書於1975年7月正式出版。值得一提的是，雖然這部王安石傳一直由人民出版社負責約稿，但由於1953年那版「運用馬列主義原理尚不成熟」，最終是由三聯書店出版的，而此次則正式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王安石》

三寫王安石，和著「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東風

22年後，在1997年北大歷史系春節團拜會上，鄧廣銘坦率地講了這樣一番話：「老實說，我在『文革』中沒有吃過太大的苦頭，我的原則是好漢不吃眼前虧。」而據台下師生回憶，鄧老這話是飽含著自責和歉疚的。的確，鄧廣銘在不止一篇文章中提到，1975年的那部王安石傳是「被污染了的書」。據南開大學歷史系楊志玖教授回憶，鄧廣銘在1975年前後的一次通信中曾坦率地承認了二寫王安石在史料上存在不少問題，並告知「準備於《王安石》再版時加以補救」。可見，自二寫王安石落筆之日起，鄧廣銘就下好了三寫王安石的決心。

「一些混亂的概念和錯誤的論點，既經我筆之於書，就可能使這本書的讀者連帶地受其影響，這是我感到十分慚愧和內疚的事。」這是1979年鄧廣銘在第三本王安石傳的再版後記中的一段話。1979年前後，伴隨自《光明日報》席捲全國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鄧廣銘秉承著實事求是的精神，完成了王安石傳記的修改工作。對比1979年和1975年兩個版本，書的結構基本沒變，但內容和一些提法上卻有很明顯的差別，比如細節處將「反儒、反潮流的『三不足』精神」改為了「王安石的『三不足』精神」，把部分「儒家」改為了「守舊派」，把部分「法家」改為了「改革派」，淡化了所謂的「儒法鬥爭」；再如加進了「附談與『三不足』有關的兩個問題」一節和「斷西夏右臂的河湟之役」一章，把全書由16.8萬字擴充到了17.9萬字。鑒於改動的幅度不大，鄧廣銘建議出版社不必在封面上註明「修訂本」，以避「過分誇大之嫌」。

此外，鄧廣銘特別交代出版社，要將1975年版第74頁中的這段話刪除——「在我國封建社會的歷史時期內，有一個頗為分明的歷史現象是：在執政當權的人物當中，凡是法家多半執行愛國主義的路線，凡是儒家多半執行賣國主義的路線。在北宋王朝的最高統治集團當中……法家王安石和以他為首的變法派，儒家司馬光和以他為首的保守派，又為這個頗為分明的歷史現象提供了最確切的例證。」在淡化「儒法鬥爭」的同時，鄧廣銘重申：「王安石當政期內所施行的一系列新法，都是在法家思想指導下制定和推行的。我相信這個論斷是正確無誤的。就王安石的政治思想和學術觀點來說，他實實在在是一個『援法入儒』的人。」

據大女兒鄧可因回憶，父親的晚年，總是整日拿著放大鏡查書，用顫抖的手在王安石書稿上筆耕至深夜，一次，她和父親開玩笑：「王安石決想不到在近千年後，能得到了你這樣一位知音。」鄧廣銘則回答道：「修改王安石這部傳記，不在於修改了多少，而在於格調不同了，對王安石有了新的認識。」

這「新的認識」是從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中得來的，「我是從現實政治經濟的飛騰活躍的改革場景的體認，得到了啟發，加深了對於王安石變法革新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理解和認識。」這是鄧廣銘四寫王安石自序中的話。

對比1979年和1997年兩個版本，我們可以發現鄧廣銘在介紹王安石「農田水利法」的章節中添加了一段內容，從注釋可以發現，這段內容來源於1996年10月28日《光明日報·時代周刊》上刊登的「人民治黃50周年特稿」。其論原委大致如此：作為變法的一項重要措施，王安石於1071年在開封設置了「總領淤田司」，專門負責放水淤田，一來開拓農田，二來治理黃河。為證明「淤田法」行之有效，而絕非司馬光、歐陽修、蘇軾等所批評的那樣「豈惟徒勞，必大煩擾」，鄧廣銘極盡考索之功，為王安石找到了兩條有力的證據：一條是一千年前的《史記》中所記載的「涇水一斛，其泥數斗，且糞且溉，長我禾黍」；一條是近一千年後的《光明日報》特稿中所說的「我國廣大水利工作者數十年的治黃經驗，歸結起來就是『攔、調、排、放』四字方略」。鄧廣銘認為，司馬遷所謂的「糞」、《光明日報》所謂的「放」，與王安石所謂的「淤」，其實是一個道理，是中國人在治理水患方面一以貫之的方法。前有古人的成功經驗，後有今人的科學總結，鄧廣銘思接千里，真可謂是「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了。

但遺憾的是，在第四部王安石傳於1997年10月出版後不久，91歲高齡的鄧廣銘便與世長辭了，而這部王安石傳，也就成了他學術生涯的絕筆。

1998年6月2日，在鄧廣銘逝世五個月後，時年93歲的臧克家先生口述了一篇追憶鄧廣銘的文章，但由於「體弱神衰而無力握筆」，只能由夫人鄭曼代寫，寄給了《光明日報》（1998年6月25日發表）。在這篇題為《深交七十年——追念恭三》的文章里，臧克家透露了鄧廣銘四寫王安石時前後的一則重要信息：「他在修訂《王安石》一書中有所得，也來信告訴我：『其中有兩節，自己甚覺得意（未到忘形），便改變為可以獨立的專題論文，一篇已在《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上刊出，另一篇於十天前剛寄往該刊，大概得明春刊出了。』」根據臧克家的提示，鄧廣銘的「得意之筆」，是先後發表在《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上的《略倫王安石為天下理財的主張及其實踐》和《王安石統一中國的戰略設想及其個人行藏》，由此推測，「理財思想」和「國家戰略」是鄧廣銘著重加強的部分，事實上，這兩篇文章也是鄧廣銘在四寫王安石時新加入的一章「王安石入參大政時治國安邦的兩大抱負」中的兩個小節。

鄧廣銘先生逝世後，由光明日報社主管主辦的《中華讀書報》也先後發表了多篇追憶鄧廣銘的文章，其中一篇題為《鄧廣銘先生四寫王安石》，是報刊上比較最早地梳理這四部傳記的報道。還有一篇題為《鄧廣銘二改書名為哪般》的文章，探討了一個非常有趣但卻被多數讀者忽略的問題，這篇文章指出，1953年出版的王安石傳書名為《王安石》，而1975年和1979年則改為《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王安石》，到了1997年則又改為《北宋時期的政治改革家王安石》，那麼，這兩次更改書名是鄧廣銘無意為之還是另有考慮呢？作者接著考證：「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王安石」語出《列寧全集》第10卷中《修改工人政黨的土地綱領》一文，這是列寧在1906年前後與俄國社會民主黨人普列漢諾夫就俄國土地問題進行論戰時提到的；普列漢諾夫反對布爾什維克黨人所主張的「土地國有制」，認為它無異於中國宰相王安石在變法的土地政策，最終都將以失敗告終；為反駁這種觀點，列寧對王安石的土地政策給予了較為積極的評價，並稱王安石為「中國十一世紀時的改革家」。在特殊的歷史背景下，革命導師說過的話無疑在政治上是安全的，這就是1975年和1979年版書名的來源。但從學術的角度來看，列寧對王安石的認識並不全面，如列寧認為王安石「實行土地國有制未遂」等一系列觀點就不符合歷史的客觀情況，再加上鄧廣銘多次重申，自己的研究重心是作為「政治改革家」的王安石，對他的文學成就、學術成就關注不足，因此，在四寫王安石時，鄧廣銘將書名改成了《北宋時期的政治改革家王安石》。這篇文章的推測未必符合鄧廣銘的本意，但卻向讀者展現了這本傳記背後曲折的歷史背景。

晚年的鄧廣銘在專心修改王安石傳記及《岳飛傳》等著作期間，曾多次接受《光明日報》《中華讀書報》的採訪，其中一位記者韓小蕙留下了這段採訪筆記：「當我說明是來約稿的，鄧先生的女兒十分客氣地將我讓進門。鄧先生首先便指著飯菜讓我一起吃飯，見我執意不肯，他就立即放下飯碗，過來陪我說話。」鄧先生和善地說：「我很願意給你們寫稿，這裡面有兩個因素，其一，我跟《光明日報》的關係可謂深矣，過去的史學版就是我們幾個人編的，那還是60年代。其二，你要的文章我肚子里也有，還有不少呢！」

鄧先生已辭世，帶走了他要寫給《光明日報》的「一肚子的文章」，卻在《光明日報》上留下了他四寫王安石的故事，和一位學者對於學術事業的敬畏和堅守。

《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鄧廣銘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3月出版，5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