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馬戛爾尼的神話

自甲午以後，「愛國」五四以來，尤其是最近幾年，隨著西方神話的破滅，經濟科技文化上畫皮被中國一個個戳穿；網路世界裡洋奴的自虐心理達到了頂峰。很多洋奴編造謊言：中國到蟎清極盛時期的經濟已經全面落後於西方國家，原始的的小農經濟敵不過西方成熟的市場經濟。封建專制的與西方民主相比已經顯得陳腐落後，上層統治集團固步自封，拒絕任何先進的東西。這才導致最後被傳說中的「西方文明」徹底打敗。

洋奴污衊乾隆因為代表英王的馬戛爾尼勛爵不肯下跪就拒絕與英國建立「合理」的現代外交關係和商業關係，拒絕英國送給清政府的先進科技產品，於是導致中國不能熟悉正常市場邏輯和現代外交關係，失去學習國外先進技術、文化和政治制度的機會——這種說法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關於馬戛爾尼出使中國的真實背景和過程，在馬戛爾尼《日記》出版後，西方以及港台的學術界都已進行了糾正，唯獨當今大陸公蜘還有被控制的網路寧可相信自己編造的謊言罷了。

這些大陸以外的研究都注意到幾個細節：

第一，馬戛爾尼勛爵並不是已經神經不正常的英王喬治三世的特使;

第二，乾隆皇帝並不是因為禮儀問題和自大傲慢特別怠慢了馬戛爾尼，而是有更深層的原因！

第三，馬戛爾尼並沒有帶來傳說中的「先進科技產品」！

第一洋奴想當然地認為馬戛爾尼是英王的特使，他的「照會」是英王簽發的，帶來的禮物是英王送的，提出的要求是代表英國政府的。其實，早在1600年女王伊麗莎白一世就仿照荷蘭賦予了英國東印度公司以特權。這個特權包括獲取領土、設立軍隊、鑄造錢幣和行政管轄。也就是英王把殖民地的諸多特權「外包」給了一群商人，坐享稅收罷了。研究表明，沒有任何證據顯示馬戛爾尼是亨利三世派來出使中國，相反所有證據都顯示馬戛爾尼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監委會派出的！他從中國回來後沒有向英皇彙報，只是向東印度公司進行了彙報。雖然乾隆皇帝和清朝官員並不清楚其中細節，但這的確不屬於政府間的正式「外交」事項。洋奴由此指責乾隆拒絕現代外交規範實際上自己倒是該多補補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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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第二點，中國皇帝是不是因為盲目自大，因循保守就拒絕了馬戛爾尼的要求呢?

蟎清明面上拒絕的理由是＂謹遵旨先諭，以爾等所請各條與天朝體制不符「，那麼馬戛爾尼提出在中國浙江、廣東中國邊緣島嶼「居住和收存貨物」的要求，已有先例。早在馬戛爾尼到中國200多年前的葡萄牙人就以「晾曬貨物」為理由賴在澳門不走，並最終成為葡萄牙的殖民地。乾隆為何特地拒絕馬戛爾尼呢?其次，在北京建立「商館」(不是洋奴造謠的「英國駐北京辦事處」，甚至不是「英國駐北京商務代辦處」，嚴格來說只能是「英國東印度公司駐北京辦事處」！)的已經有俄國、葡萄牙等國，為何唯獨對英國不友好呢?

至於跪拜問題其實早已解決，而且根據各方面資料研究，馬戛爾尼最後還是雙膝跪拜了，只是沒磕頭而已。乾隆皇帝和清廷這時真的拒絕與西方接觸嗎?也不是，馬戛爾尼到熱河後發現，欽差大臣徵瑞再次拜訪時，隨同竟有六名「留有絡腮鬍子的歐洲傳教士，他們的衣著都像中國官員——他們事實已是中國官員。」不過他們不是英國人而是葡萄牙人、法國人和義大利人等！

那麼為何清廷要如此特別招待馬戛爾尼一行?答案很簡單，清廷這時已經高度懷疑英國有不軌之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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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1-1792 年，尼泊爾廓爾喀人入侵西藏。乾隆派福康安率大軍歷經數千里遠征擊潰廓爾喀匪軍，並翻過喜馬拉雅山兵臨廓爾喀都城加德滿都近郊。最後以廓爾喀人請求納貢稱臣，福康安撤軍收場。美國北卡羅納大學歷史系教授James L.Hevia在著作《清代的賓禮與1793年馬嘎爾尼使團》提及：東印度公司在「某種程度上捲入了尼泊爾廓爾喀人與清朝在西藏的戰爭」，同時又資助並策劃參與了1792馬戛爾尼使團在華的全部行程和議題。馬戛爾尼的《日記》中也記載了蟎清官員說「西藏前線發現了歐洲人親臨指揮，也在許多包頭布中看到了類似英軍的軍帽」可以互相作證。

根據史料記載，福康安在剛進藏時曾致函英國駐印總督要求其出兵制止廓爾喀人侵略，英方卻故意不正面回復。直至福康安大軍兵臨加德滿都城下，他們才來趕來「調停」。廓爾喀人入侵西藏事件是英國人挑唆下對中國的一次軍事試探，而且蟎清方面早已察覺。馬戛爾尼在《日記》里也提及了在熱河期間福康安對他的冷淡。乾隆皇帝一向待福康安如同己出（讀過雪山飛狐的小學生都知道），乾隆對馬戛爾尼的來訪不生出提防之心那才不正常！可以推論，如果英國沒有先前對中國顯示出他們的覬覦之心，乾隆也許會像對待其他西方國家那樣，按照正常慣例准予設立「英國商館」並按照近代外交習慣處理與英國的關係。

另外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放眼當時的世界；當年不同意對英國門戶開放的，不僅僅是蟎清一家、乾隆一人，而是包括世界上幾乎所有偉大的國家及其英明君主——在歐洲起先有荷蘭，在荷蘭之後有美國、法國，特別是19世紀後期以來，提出了一整套反所謂自由貿易的政治、經濟、文化政策的德國。他們全都曾經比蟎清更為徹底而堅決地反對過英國所謂的的自由貿易和海洋貿易直到他們取得一定的優勢，而且這些國家都曾經或者依舊是世界領袖或者列強之一，難道不跟英國開放門戶就是英明正確，換了蟎清不跟英國開放門戶就成了罄竹難書的罪惡？難道反對英國就等於反對貿易，拒絕英國就等於拒絕文明、拒絕現代化？這種滑天下之大稽的論調，我想大概只能產生於20世紀中國社會極其荒謬的後殖民語境之中！

第三馬戛爾尼那次來究竟給乾隆皇帝帶了些什麼禮品，現在洋奴造謠說什麼的都有。電視劇中經常有這樣的場面：馬戛爾尼給乾隆皇帝展示了他帶來的火車模型和精緻的鐘錶。乾隆指著火車模型問做什麼用。於是馬戛爾尼blabla這東西拉得多跑得快。雖然洋奴經常自吹是科技史大拿，一到科技史細節照樣是小白：能跑的火車是馬戛爾尼走後的第9年，真正能勉強使用的火車是1814年才有。有的文章甚至扯淡馬戛爾尼「禮品介紹中專門提及了榴彈炮、迫擊炮以及手榴彈、卡賓槍、步槍、連發手槍」。英國在1792年真有這些自動武器，早就統一地球了！那還有今天的美國？哎——現在的洋奴連瞎話都編不好。

馬戛爾尼確實把鐘錶（雖然上面的德文字母忘記抹掉）帶來了，還有幾輛精美的馬車。但模型不是火車而是大型戰艦模型——這東西是純屬裝逼的。而且當英國人向乾隆介紹一艘名為「君皇」 （RoyalSovereign）的軍艦模型時，乾隆立即詢問一些有關機械的細節問題，顯示出他對艦上的大炮有著莫大的興趣。事實上，馬戛爾尼從來沒有介紹過滑輪、氣泵、化學的裝置，以及艦上的動力模型，馬戛爾尼使團亦沒有展示那個原本可能是作為禮物的經緯儀。經緯儀是當時測量經緯度的最新工具，相比蟎清沿用耶穌會士的測量方法去估算清朝的領土，經緯儀無疑更具效率。事實上，早在英國人來中國前，葡萄牙人、荷蘭人等早就把西方當時最精緻的技術產品帶到中國了，鐘錶和火槍、火炮在當時確實有點技術含量。而中國人仿製並在此基礎上繼續發展製造業產品的能力，去一趟溫州義烏東莞就知道了。早在康熙年間中國人已經能夠獨立自己製造鐘錶。稍晚的嘉慶年間甚至發展成分工生產的產業鏈！顧祿《桐橋倚棹錄》記載：「影戲洋畫，其法皆傳自西洋歐羅巴諸國，今虎丘人皆能為之……自走洋人，機軸如自鳴鐘，不過一發條為關鍵。其店俱在山塘。腹中銅軸，皆附近鄉人為之，轉售於店者。」其實顧祿先生自己也不清楚：鐘錶機械的核心技術是「擒縱調速系統」。就是中國人發明並傳到西方的！

至於西式四輪馬車也無非裝逼而已。西方縲著馬脖子的「頸帶式系駕法」(馬脖子受力)馬車與中國馬肩胛受力的「軛靷式系駕法」(馬肩胛骨)的馬車相比，只能說華而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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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有很多洋奴堅持認為清政府在一七九三年太過封閉，因此錯失了認識剛剛崛起的近現代科技的黃金機會，這些看法都不過是事後諸葛亮。不論是馬戛爾尼、他船隊的機械工匠，還是天文數學家登維德（JamesDinwiddie）在一七九三年到達中國的時候，都沒有留意到，當時英國東印度公司在拍賣會中購得由德國製造的天象儀，上面已經塗有東方色彩的外表來專門迎合中國市場。後來，馬戛爾尼參觀了奢華的御花園，看到裡面放滿了「製作精良的工藝品如天體儀、太陽系儀、時鐘和自動彈奏音樂的機械裝置」，於是停下來思考他自己那些科學儀器的局限。當時有人提出，中國人應該會對英國的機器更感興趣，但是因害怕聰明的中國人很快便能夠複製那些出口的機器，結果有關建議就被完全擱置！這些儀器或交回英國印度公司，或是給了登維德。登維德向一些在廣州的英國工廠介紹了這些儀器，並作了一些實驗示範，當中亦有中國商人參與。對此馬戛爾尼曾留下別具深意的記錄：「如果登維德選擇留在廣州，繼續他的示範，我敢說他很快便會發現，單是從中國學生那兒就能夠賺取到一筆非常可觀的收入。」從1793中國商人關注登維德的實驗和儀器的情況來看，我們便會毫不詫異為何中國人在鴉片戰爭之後，迅速掀起洋務涌動的高潮！

乾隆當時回復說這些東西「不過張大其詞而已，現今內務府所制儀器，精巧高大者，盡有此類。其所稱奇異之物，只覺視等平常耳」現在經過我的一番解釋，大家該明白並非全是無知自大！同理今天美國也不會向中國出售最先進的武器，而是輸出自由民主——現代的精神鴉片！

至於乾隆和福康安冷落馬戛爾尼的火炮和操演，是因為他們按正常人邏輯會認為這是在「炫耀武力」。因此其他西方國家的軍演會看，而對策劃對華侵略的人的軍演不會去看，也不稀罕看。明顯是嚴重外交警告了！

很多穿越小說看多了的洋奴邏輯混亂只懂玩斗獸棋，把十九世紀中後期的西方科技和工業水平乾坤大挪移到十八世紀的西方。實際上到十八世紀中後期西方主流依舊是作坊生產！主要依靠畜力和水力！其大部分產業的技術水平其實低於當時的中國。蒸汽機用於紡織是1790年前後，用於船舶和火車必須到十九世紀了，那時候嘉慶都快嗝屁了。馬戛爾尼為乾隆祝壽帶來了鐘錶、馬車和火炮，但不會帶來最先進技術蒸汽機。一是他們自己才剛有幾年;二是他也帶不來——1810年前後，英國特別頒布了一個法令，凡是蒸汽機和機器出口的，處以死刑！

說了一大通，從來以侵略為己任的東印度公司為什麼偏偏在這時要派馬戛爾尼來中國呢?這要從當時東印度公司當時面臨的問題說起。

1765—1766 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從中國進口商品金額是其對華出口額的3倍多。雖然銀子可以用從印度搶來的東西到美洲換，但這樣失血下去，睡在銀礦上也不夠花的！東印度公司1784 年在廣州還有幾十萬兩白銀的盈餘，結果第二年就出現二十多萬兩的赤字。此後虧損額翻好幾番。按照正常「市場邏輯」這樣走下去，東印度在華分公司只有徹底破產關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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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英國人從不缺乏「智慧」！東印度公司的一位高級職員(就是後來著名的華生上校)通過對中國市場的調研發現，出口中國貨物中居然鴉片還可以盈利。本來還為公司虧損而愁眉不展的董事會終於撈到了一條救命稻草。他們專門成立了鴉片事務局，壟斷印度鴉片的生產和出口，並授意英屬印度政府將鴉片批發給有經營權的小商戶，通過他們讓鴉片出現在廣州市場上流通，所得收入全部交給公司的廣州財庫，後者再以倫敦匯票的形式支付這些鴉片販子，匯票可在英國金融機構兌出現金！

英國印度總督號令當地人留出大片土地種植罌粟。東印度公司對罌粟種植和收購加工實行壟斷經營。東印度公司在當地收購價格為每箱160盧比，在廣州售價為 3500盧比，利潤極為驚人(當時3.88盧比摺合1個銀元)。英屬東印度公司再用毒品賺來的白銀從中國收購茶葉絲綢瓷器回英國賣。到18世紀最後十幾年，英國向中國出口鴉片每年已經達到2000箱，摺合近二百萬兩白銀。正是這個關口，1793年馬戛爾尼被東印度公司派來中國要求中國國門戶開放。

如果還僅僅依靠「正常」貿易，互相開放更多口岸，那麼雙邊貿易額越大，東印度公司虧損只會更加嚴重！如果沒有看到鴉片貿易的光輝前景，馬戛爾尼為何不早點來中國?如果洋奴認為「鴉片貿易」屬於「市場經濟」範疇，這檔事還可以討論，不過洋奴如果不是臉皮厚過城牆是不敢面對這一事實的。

到1838年，英國對華鴉片出口已經達到4萬箱，年均增長8.2%！面對花幾十年做足了侵華準備的英國；接下來的歷史大家都知道的

對這些歷史的結論：明朝嘉靖到萬曆，蟎清乾隆到道光；這些被我們妖魔化的中國統治者，其實並不會比我們今天做得更差，都是先有限開放，學習消化科技，然後再戰而勝之的思路（做不做得成有另外一些原因）其實不就是本朝的發展軌跡嗎？至少大節上我覺得他們被現在鍵盤俠無端指責是毫無道理的！

附錄：哥倫比亞大學終身教授劉禾訪談錄——檔案解密的近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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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禾：16世紀，印度的伊斯蘭莫卧爾王朝開始衰敗，英帝國開始蠶食印度。我很關心的一點是：17世紀的時候，大清帝國（1644年建立）知不知道這件事？

研究的結果，他們是知道的，乾隆皇帝是知道印度被殖民這件事的，因此他要關閉一些口岸，這跟「閉關鎖國」不是一回事，是一種有意識的防備。這是有證據的。

現在有學者發現，乾隆以前，康熙皇帝就說過，「海外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壬子諭大學士九卿）。我在書中的第三章，特別把這句話提了出來。他們是知道的。這一點被很多研究明清史的學者所忽略。

研究貿易通商史的學者都知道明清對外貿易的規模，因此很難得出「閉關自守」的結論。其實，在明清的小說里，經常提到「銀子」，銀子成為那一時代的流通貨幣，不是偶然的。這「銀子」是外面來的東西，是海外貿易的產物。

貿易的結果，是有些歐洲國家對中國形成了赤字，就像現在的美國對中國一樣。中國和英國當時形成的赤字，英國政府想方設法要解決。想了很多辦法都不行（例如鐘錶貿易），最後找到了鴉片，然後用鴉片戰爭和賠款的辦法來糾正他們的貿易赤字。你看看幾次的賠款，數目非常驚人，到最後八國聯軍的賠款，高到最後超過了全民總產值。中國最後為什麼變得貧窮了？晚清政府為什麼沒有賑災能力？就跟這個有太大的關係。

所以如果我們不聯繫當時整個的世界體系孤立地來看中國，什麼都不能解釋。這是整個殖民過程造成的一個結果，而且我一直強調一點，中國不是唯一的。印度也是這樣，很多國家都被殖民過。「閉關自守」一說其實缺乏實際的證據。當時的政府是規定，限制通商口岸，而且不準中國人隨便教外國人學中文，害怕情報被刺探。那時候他們沒有別的辦法，而且他們看到了印度的下場，自己不想完蛋，只能這樣。有人說，不閉關自守是不是就好了？未必，甚至可能跟印度差不多。因此，雖然晚清政府雖然最後沒有堵截得了，但他們把英國進入中國的步伐推遲了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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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書討論的是碰撞中的帝國，解釋的是權力結構在全球範圍內是怎麼回事。關注的不是這個東西最後給中國帶來了好還是不好，歷史還沒有終結嘛。

當然鴉片戰爭帶來了很多的後果。

經常有人問，中國怎麼沒有像日本一樣也明治維新？但他們有沒有先問一下，明治維新所需的巨大財政能力和金錢從是從哪來的？

日本的軍事振興是誰買的單？當然是晚清政府的賠款。因此歷史一定是在一個「關係」里進行的，而不是說，他們怎麼可以，我們就不可以。

這樣的說法，完全沒有歷史感。這種平行比較的研究，什麼都沒解釋，只是解釋了某種情緒。

現在的全球化和過去的全球化是連接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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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禾：還有特別有意思的一點是，鴉片戰爭使得英國對印度的統治有了資金來源。因為英國離印度很遠，而且統治那麼大一個國家不可

能光依靠英國財政的撥款。相反，是要求印度在資金上支持英國——殖民地一定是這樣。中國的白銀到了英國鴉片商手裡，英國人沒有中國人買單統治不了印度殖民地。

英國還在這個過程中，使得自己的紡織業擊垮了印度的傳統紡織業，後者當時是全世界最大的紡織品產地。而紡織業又是英國工業革命重要的旗幟。再追溯下去，紡織工業里棉花的來源又是來自於美國南方奴隸的勞動，這些勞動力的來源又是非洲。

劉禾：對，全球化早就發生了。英國要擊敗印度，要統治它，就需要資金。所以如果你從結構性的角度，流動地觀察，你就不會簡單地說，鴉片戰爭給中國帶來了好處還是壞處。任何戰爭都會帶來社會變革，有很多的勢力在搏弈，結果怎樣，很難說。

鴉片戰爭還給中國帶來了革命。它還帶來了眾多的戰爭，中國在100年內完全陷於戰爭，因此才會在1949年的時候變得那麼貧困。所以，我的關心是一種全球範圍內的結構性的事件，回答的問題是關於某一個歷史條件下，各種勢力到底產生了一種怎樣的較量，特別是帝國

之間的較量。在這個過程中——不是在某個國家的意志之下——產生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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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禾：我在研究鴉片戰爭的時候，在大英博物館和英國國家檔案館看了很多檔案資料，讓我大吃一驚，史料告訴我的，並不是晚清政府「閉關自守」，這跟我在中國和西方看到的歷史敘事正好相反。

大清政府非常軟弱，但不是閉關自守，那時候的執政者的一個基本想法，是想讓英國了解自己。他們老是對英國人說，我們不是你們說的那樣。而英國人非常強硬，說我要這個，我要那個。所以他們之間的交往完全不是你了解我，我了解你，外交不是這樣的，一定是討價還價。因此我們一定要調整，而且現在是一個特別好的時機調整。

附錄二中國近代衰變的起點：

1815年4月5日，沉睡萬年的印尼松巴哇島坦博拉火山岩漿噴薄而出，氣勢洶洶。五天之後，也就是1815年4月10日晚7時左右，坦博拉火山岩再次爆發，隨後斷斷續續持續百餘天。這是坦博拉火山近兩個世紀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噴發，也是有史以來、有文字記載的傷亡程度最為慘重的一次火山災難，遇難人數總計11.7萬。

當煙霧消散以後，坦博拉火山已「噴掉了山頂」，其高度從4100米銳減到2850米。坦博拉火山爆發的劇烈程度相當於1883年喀拉喀托火山爆發的十倍以上，噴出的火山灰在地球大氣圈中形成一個層面，它「一手遮天」，將太陽釋放給整個地球的光和熱給擋在了外面，導致低溫天氣。

因為火山灰在大氣層中需要時間流動，所以並沒有立刻影響附近地區的氣候，直到1816年影響才顯現出來。在此之前還有兩次火山爆發，分別發生在1812年的加勒比海地區和1814年的菲律賓，在大氣層中早已存在的火山灰因為坦博拉火山的噴發更加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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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歐美的日記和報紙詳盡記錄了1816年的天氣，比如天空中不尋常的顏色，巨大的太陽黑子和其他怪異現象。這些資料從側面證實了今天的自然史學家的研究：太陽磁場的改變，巨大的火山噴發和太陽黑子活動造成了北半球的饑荒、乾旱和毀滅性的雨雪天氣。

氣候改變歷史

對自給自足的農民來說，糧食歉收常常意味著死亡。1816年糧食歉收後，從不列顛群島到歐洲大陸，從美國到加拿大，到處滿目瘡夷，社會秩序幾近崩潰。歷史學家稱之為「西方世界最糟糕的一次生存危機」。

在美國，饑荒促使農民們往西遷徙，成千上萬的家庭被迫離開家園去西北部尋找更加適合的氣候，更肥沃的土地。大規模的人口流動改變了美國的農業結構，產糧區從東部轉移到了西部。西進運動促進了美國中西部地區的開發。印第安納在1816年成為了美國的一個州, 伊利諾伊則在1818年也成為一個州。

被迫遷徙的災民之中就有約瑟夫·史密斯，他們家搬到了紐約州，經歷了一系列神秘事件之後，約瑟夫·史密斯發表了《摩門聖經》，這預示著新的教派——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即摩門教的誕生。

幾乎每一個歐洲國家都出現了「糧食騷亂」，激發了席捲歐洲大陸的革命激情。法國政府倒台，保守的黎塞留公爵應邀組織新政府。1819年夏天，巴伐利亞城鎮維爾茨堡爆發了德國近代歷史上第一次反猶太人騷亂。饑饉和革命激情又加重了緊張關係和憤怒情緒，使這種騷亂蔓延到全德國，並發展至阿姆斯特丹和哥本哈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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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國的達姆施塔特地區，後來成為化學家的尤斯圖斯·馮·李比希經歷了這次災荒，這場悲慘的遭遇迫使他後來開始研究植物營養學，發明了化學肥料，大大增加了土地單位產值。

這次饑荒令食品價格飛漲，以燕麥為例，1815年每蒲式耳是12美元，1816年上漲到92美元，漲幅達8倍。對於主要依賴馬車交通的經濟模式來說，燕麥是必需品。在燕麥短缺的形勢下，促使德國發明家卡爾·德萊斯去探索無須馬拉的新交通工具，結果他發明了「德萊辛」——自行車的前身，這是向個人自動化交通工具時代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大氣層中的火山灰增多導致了這段時期落日時分特殊的景觀，英國畫家透納把這種顏色成功捕捉到了畫布上。1816年6月16日，詩人雪萊帶著未婚妻瑪麗到拜倫位於日內瓦湖邊的別墅度假，結果突然下起了大雨，狂風怒吼，閃電齊鳴。瑪麗與很多文學界人士困守在寒冷多雨的瑞士，6月22日的暴風雨讓他們只能呆在室內，以講鬼故事消磨時光。

他們約定把這些傳說寫下來，1818年瑪麗第一個完工，這就是我們今天讀到的哥特式驚悚小說《弗蘭肯斯坦》或者說《科學怪人》。而拜倫的私人醫生約翰·波堅杜利則寫出了中篇《吸血鬼》。也是在「無夏之年」，拜倫開始寫作他預示末日來臨的詩歌《黑暗》：

明亮的太陽熄滅，而星星在暗淡的永恆虛空中失所流離，

無光，無路，那冰封的地球球體盲目轉動，在無月的天空下籠罩幽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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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夏之年對中國的影響更加耐人尋味。當代著名經濟歷史數據考證與分析專家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經過研究發現，1700年時整個歐洲的GDP和中國的GDP差不多相等，而在1700-1820年的一個多世紀中，中國經濟的年均增長速度是歐洲的4倍。然後，在1820年以後的一個半世紀中，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份額一直在下降，並成為世界六大經濟體中唯一出現人均GDP下降的地區。

我國著名經濟史學家吳承明把19世紀上葉的市場衰退，稱「道光蕭條」，這次蕭條是在農業生產不景氣，國家財政拮据的情況下發生的，由此導致一系列的民變。由此而言，1820年代確實可以說是中國經濟發生大轉折的起點。而其背後也許有氣候變冷的深層原因。

一個王朝可以採取海禁和閉關鎖國的政策，但是無論如何也阻止不了太陽黑子和火山爆發。可見古往今來，自然的變動也是影響人類歷史進程的變數。

洋奴將鴉片戰爭的失敗，簡單地歸結為英國的「船堅炮利」和科技文明先進之類的說法（到了現在的網路洋奴那裡直接就胡扯紀律訓練），幾乎是完全不著邊際的。於是，關於鴉片戰爭的敘述，唯一值得參考的中國著作，可能也就是胡繩的《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了。

胡繩在《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這本名著中追問了一個特別值得深思的問題：鴉片戰爭中英國的軍隊人數不過7000，而且還是不識地理、不諳地形、勞師襲遠的疲憊之師，——充其量不過是一批規模較大的海盜而已，為什麼清朝所調集的大部隊，其以絕對的優勢兵力主場優勢，竟然不能應付這7000人的海盜？——而今想來，這個問題看起來似乎簡單，實則卻是最難回答的。

通過大量的戰報和奏章分析，胡繩發現了一個久為歷史學家們所忽略的問題：被從內地調來的大批清兵雖然人數眾多，但卻是「軍餉」嚴重缺乏的部隊，故而非但行動集結極其遲緩，等其趕到，高度機動的英軍早已殺向它地，更由於清軍因「窮」而成「匪」，不但紀律性極差，所到之處，敲詐勒索地方、乃至搶掠百姓成為家常便飯，且清軍之間的互相攻擊、彼此屠殺，更是經常激起民變，從而導致沿海百姓反過來為英軍提供情報，甚至成為英人偵探。如此裡應外合，這才造成英軍得以以小擊大，變被動為主動。就是所謂：大軍「奉調之初，沿途劫掠，——抵粵之後，券駑紛擾，兵將不相見，遇避難百姓，指為漢奸，攘奪財務，校場中互為格鬥，日有積屍」。這樣，胡繩的考辨就提出了兩個極其重要的問題：其一，清軍是嚴重缺餉的烏合之眾；其二，英軍採用了清軍所不擅長的海盜戰爭的手段，他認為這二者是清軍戰敗的重要內外因。清康乾盛世以來，國家收入不斷減少，從而導致軍隊越來越弱，這恰恰是康乾盛世所謂的的寬仁政策所導致的一個「出乎意料之外的」結果，甚至是市場經濟高水平發展所導致的資本積累困境所致——這正是清朝由盛而衰的根本原因所在。而較早指出這個歷史關鍵點的，是日本東洋史研究的開創者、京都史學派的奠基人內藤湖南。內藤先生中國史研究的洞見之一，就在於他對清王朝由盛而衰原因的辯證分析。如前所述，他認為這主要是由於清朝歲入的不斷減少和開支的不斷增加，「在乾隆末年到道光末年的60年」之間，這種收支日益不成比例和急遽擴大，竟終於鑄成了清朝的迅速衰敗。甚至今天白皮世界的迅速衰敗，其實也不過是資本內在運動的正常結果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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