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大明首輔高拱迅速失去皇帝歡心

一、同受顧命

　　隆慶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如果按公曆，是1572年7月4日，北京就要迎來這一年最熱的日子。但是，紫禁城乾清宮的氣氛，卻像是冷到了冰點。小心謹慎等待了許多年，但登上皇帝寶座僅僅五年半時間的隆慶皇帝朱載垕，此時還不滿三十六歲，卻已經走到了生命的盡頭。

　　當內閣三位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被宦官領進乾清宮時，隆慶皇帝正半倚在御榻上，皇后陳氏、貴妃李氏，以及太子朱翊鈞都陪伴在他的身邊。

　　高拱三人見狀，連忙跪倒在御榻前，不住地呼叫、不住地磕頭。皇帝此時已經說不出話來，只是逐一對著他們點頭，並示意身邊的太監宣讀顧命：

　　朕嗣祖宗大統，今方六年，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負先皇付託。東宮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宜協心輔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圖。卿等功在社稷，萬世不泯。(《明穆宗實錄》卷70)

　　不等司禮監太監宣讀完顧命，高拱三人已是泣不成聲。

　　這番景象，就是人們從小說、戲劇中看到的所謂皇帝「託孤」，官方的正式文字是「顧命」，而高拱等人則是「受顧命」。自明朝開國以來，這種方式的「顧命」與「受顧命」，以前只發生過一次，那就是嘉靖皇帝的伯父弘治皇帝臨死前，把三位大學士召至病榻前，把兒子朱厚照也就是後來的正德皇帝託付給他們，並且說，太子聰明，希望先生們好好培養，讓他以後做個好皇帝。

　　隆慶皇帝這一次繼承了先祖的做法，高拱三人固然是感激涕零，外廷文官也是一片喝彩。不少研究者和明史的愛好者喜歡把弘治皇帝和隆慶皇帝放在一起比較，這兩位在許多地方還確實有相似之處。

　　當然，好的開始未必就有好的結局。正德皇帝不但沒有接受三位顧命大臣的教導和培養，即位一年之後，還把其中的兩位趕出了北京。那麼，這一次三位顧命大臣、託孤大臣的結局又會怎樣呢？

　　託孤之後的第二天，隆慶皇帝去世了。一切善後工作都有條不紊地進行。

　　一方面是安頓好已經去世的皇帝，該上廟號上廟號，該營山陵營山陵。另一方面是安排新皇帝即位。先是由內閣向太子上「勸進」儀注，接著滿朝文武以及軍民代表三次聯合上疏，請求太子即位。年僅十歲的皇太子朱翊鈞也按照既定程序推辭兩次，然後在第三次勸進表遞上之後，於隆慶六年六月十日當仁不讓地繼承了皇位，並從第二年開始，也就是從公元1573年，改年號為「萬曆」。這位皇帝，就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小世宗萬曆皇帝。

　　當然，在皇帝繼位的過程中，最忙碌的其實並不是被頂在前台的萬曆皇帝朱翊鈞。十歲的小世宗這個時候還只是一個道具，由人擺布。最忙碌的是這些事情的總導演、總指揮——內閣首輔高拱。大行皇帝的信任，使高拱更加積極努力地工作，他不但要把小皇帝名正言順、風光體面地扶上台，還要把他培養成、輔佐成有道明君。高拱先是領著人草擬了隆慶皇帝的遺詔和萬曆皇帝的登極詔，興利除弊，大赦天下。緊接著，又以內閣首輔的身份向萬曆皇帝提出五條建議，也就是五條施政綱領。所有這些，萬曆皇帝都一一予以批准。

　　正如剛剛死去的隆慶皇帝和滿朝文武大臣所期待的那樣，新天子和舊大臣之間，特別是和舊首輔之間，配合默契，其樂融融。

　　二、風雲突變

　　但是，誰也沒有想到，這一切竟然只是一個虛假的表象。隱藏在這配合默契、其樂融融表象後面的，卻是緊鑼密鼓的陰謀和磨刀霍霍的搏殺。

　　隆慶六年六月十六日，也就是萬曆皇帝即位的第七天，文武大臣們在禮儀官的引導下，跟隨著內閣首輔高拱來到了會極門。這個會極門我們在《大明嘉靖往事》中曾經多次提到，張璁上《大禮或問》、楊慎等人請願、楊繼盛上疏彈劾嚴嵩等等，都發生在會極門，只是那個時候還叫左順門。這是明朝經常發生重大政治事件的地方，也是皇帝的意志、宦官的意志和文官的意志進行博弈的地方。由於剛剛即位，這個時候萬曆皇帝還沒有正式「視事」，還沒有開始和大臣們討論國家事務，所以凡有詔令，都由司禮監太監在這裡宣讀。

　　高拱們來到會極門時，以掌印太監馮保為首，司禮監的各位太監早已在此等候。看看人到齊了，只聽馮保一聲「有旨」，大臣們連忙跪下聽旨。司禮監的一位太監開始高聲宣讀聖旨：

　　皇后懿旨、皇貴妃令旨、皇帝聖旨——

　　諸位注意，這是一道以皇后、貴妃、皇帝三人的名義共同下達的旨意。大家可能會產生疑問，這時的皇帝是萬曆皇帝，那麼這個皇后、貴妃又是誰？這個皇帝自然是萬曆皇帝，但皇后和貴妃，卻是他父親隆慶皇帝的皇后和貴妃。皇后姓陳，是萬曆皇帝的嫡母；貴妃姓李，是萬曆皇帝的生母。由於要到下個月才上尊號，上了尊號之後才能叫「太后」，所以這個時候還是按過去的叫法，一個是「皇后」，一個是「貴妃」。

　　司禮監太監繼續宣讀：

　　傳與內閣府部等衙門官員，我大行皇帝賓天先一日，召內閣三臣至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親授遺囑。說東宮年少，要他每輔佐。今有大學士高拱，專權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強奪自專，不許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為？我母子三人，驚懼不寧。高拱便著回籍閑住，不許停留。你每大臣受國家厚恩，當思竭忠報主，如何只阿附權臣，蔑視主上。姑且不究。今後俱要洗心滌慮，用心辦事。如再有這等的，處以典刑。拱即日出城。(《明神宗實錄》卷2)

　　這是一篇半文半白的聖旨，意思十分明白：朝廷對你們內閣三大臣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但首輔高拱不知圖報，專權擅政，連皇帝的權力都奪去了，弄得我們孤兒寡母十分恐慌。所以，我們只有採取斷然措施，讓他立即滾蛋，回原籍閑住。你們內閣、五府、六部的大臣們，都受國家的厚恩，怎麼一味附和他，不敢站出來和他做鬥爭？希望你們認真反省，好好為朝廷辦事，否則，高拱就是你們的前車之鑒。司禮監太監面無表情地宣讀著聖旨，高拱聽著聽著，如同五雷轟頂，幾乎暈了過去。其他的大臣也被這道聖旨弄得一頭霧水。但皇恩浩蕩，令出如山。

　　這位頭上頂著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中極殿大學士掌吏部事的內閣首輔，這位文官的領班、剛剛死去二十天的皇帝的老師，他所有的政治身份就這樣被一道聖旨剝奪得乾乾淨淨。

　　那麼大家要問，這個高拱到底犯了什麼事？他不是很能幹嗎？這一次怎麼這麼窩囊，難道就這樣灰溜溜地離開北京返回原籍？聖旨說你連皇帝的權力都敢奪，你是否這樣？如果不是，你可以申訴啊，你可以讓他們拿出證據來啊？但是，沒有證據。什麼叫君主專制？這就叫君主專制。這個聖旨也許根本就不是皇帝的意思，但只要是以皇帝的名義發布，那就不可違抗。況且，你也找不到人申訴，沒有地方可以申訴。聖旨是由司禮監太監宣讀的，你和他論理嗎？他說只是「傳奉聖旨」。你找皇后、貴妃，或者找皇帝論理嗎？人家根本就不見你。你說不見皇帝不走，那對不起，御史們在準備羅列你更多的罪狀，而且，錦衣衛的棍子就在那裡等候。所以你只能對著宣讀聖旨的宦官磕頭，口中還要高呼「謝恩」，要高呼「萬歲萬歲萬萬歲」。

　　這是萬曆皇帝即位後朝廷中發生的第一樁大事，高拱這一次可能破了一項紀錄，他可能是中國歷史上自有記載以來被新皇帝以最快速度罷免的顧命大臣。

　　三、性格決定命運

　　說到這裡，我們不能不對高拱的事情做一個交代，否則，我們也會和當時聽這道聖旨的官員們一樣一頭霧水。

　　這位高拱，我們在《大明嘉靖往事》中曾經說到過：嚴嵩做壽，眾人來慶賀，當時還在翰林院為史官的高拱竟然發出不和諧的怪笑，而且念了韓愈韓昌黎的一句詩，說是「大雞昂然來，小雞竦而待」，笑得嚴嵩直不起腰來。不僅如此，高拱還十分得意地把這件事情記載下來、流傳開去，成為嘉靖時期內閣和翰林院令人神往的風流雅事。

　　高拱是河南新鄭人，嘉靖二十年的二甲進士，選了庶吉士，散館後留翰林院為編修。我們過去反覆說，庶吉士、編修很可能就是未來的大學士。這個時候的高拱三十歲剛出頭，雖然不算是少年得志，可也是前途無量。後來的事實證明，高拱十分幸運，因為他跟對了人，跟對了嘉靖皇帝的第三個兒子，後來成為隆慶皇帝的裕王朱載垕。當然，這次跟對人並不是高拱自己可以選擇的，而是嘉靖皇帝安排的，更有可能是當時的內閣首輔嚴嵩安排的，讓他做了裕王的講讀官，也就是做了裕王的老師。這個有意或無意的安排，註定高拱以後要發跡。因為這個時候太子已經死了，裕王也就成了嘉靖皇帝還健在的兩個兒子中的老大，極有可能繼承皇位。後來，裕王的壽命不僅熬過了他的弟弟景王，成了嘉靖皇帝碩果僅存的兒子，還熬過了父親嘉靖皇帝，做了皇帝，就是隆慶皇帝。這樣一來，高拱就由裕王的老師順理成章地成了皇帝的老師。

　　在高拱做裕王老師、皇帝老師的過程中，內閣的首輔先後是嚴嵩和徐階，這兩人都是官場的老手。雖然嘉靖皇帝還在位，但是他們早就在考慮嘉靖皇帝的後事了。太子死後，雖然嘉靖皇帝一直沒有立裕王為太子，但這繼承人的身份卻是跑不掉的，而高拱也顯示出辦事的幹練。於是，無論是嚴嵩還是徐階，都認定高拱以後一定會得到重用，所以不斷向嘉靖皇帝推薦。於是，高拱做了太常卿，並且兼著國子監的祭酒。太常卿是正三品的大員，專門主持和上天的對話，這實際上是嚴嵩給他的一個可能和嘉靖皇帝接觸的機會。祭酒則是國子監的主官，高拱可以以這種身份廣結善緣，成為讀書人的領袖。到嘉靖四十一年，嚴嵩罷官，徐階為首輔，繼續給高拱送人情，推薦他為禮部侍郎，使他具備了入閣為大學士的資格。嘉靖四十四年，高拱做了禮部尚書，並於次年入內閣為文淵閣大學士。

　　雖然高拱已經入閣，內閣中也還有其他的大學士，但徐階卻是資格最老、威望最高的大學士，是首輔，副手們都是他的學生輩，所以徐階並不把他們放在眼裡。而且，徐階還逐漸發現，這個高拱雖然能幹，脾氣卻和自己不對路，還不甘心居於人下。雖然自己曾經不斷推薦他、幫助他，但他並不買賬。特別是嘉靖皇帝死後，隆慶皇帝繼位，高拱仗著是皇帝的老師，每每與自己抬杠。

　　倒是隆慶皇帝的另外一個老師張居正，對自己十分尊重，或許是個好幫手。於是，徐階在許多事情上便撇開高拱、撇開其他的大學士，和當時還不是大學士的張居正商量。比如草擬嘉靖皇帝的遺詔、隆慶皇帝的登極詔，徐階都是徵詢張居正的意見，並很快把張居正招入內閣，以抗衡高拱。

　　高拱是個直性子，他受不了這個氣，更加處處和徐階過不去。內閣這一新一舊的兩個人就這樣較上勁了。如果這個時候張居正從中進行協調、斡旋，徐階和高拱的矛盾也可能會得到一些化解或緩和。但他沒有這樣做，或者是因為怕引火燒身，或者因為有其他考慮，他是坐山觀虎鬥，兩邊不得罪。而恰恰就在這個時候，一位言官出於個人得失的考慮，導致了徐階和高拱關係的進一步惡化，並且幾乎引發了一場大的官場風暴。此人名叫胡應嘉。

　　這個胡應嘉是南直隸淮安人，嘉靖三十五年的進士，曾經做過江西宜春縣的知縣，因為政績顯著，調到北京任吏科給事中，後來又做了都給事中。和許多明朝的言官一樣，胡應嘉也是一位敢言直諫之士，曾經有一位戶部侍郎、一位工部侍郎和兩位布政使因為被他彈劾而罷官，而這位工部侍郎恰恰是高拱的姻親。等到高拱做了大學士，胡應嘉有點擔心了，擔心高拱會給自己穿小鞋、為親家報仇。當然，這也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為了保護自己，同時也察覺到徐階與高拱關係的微妙，於是胡應嘉以進為退，對高拱進行彈劾。

　　胡應嘉彈劾高拱什麼呢？兩件事情：第一件事是說高拱做了大學士之後，本應該在西苑的直廬值班，隨時聽從皇帝的差使，但高拱卻嫌內閣在西苑的直廬過於狹小，便在西安門外買了一處宅子，常常晚上潛回家住。第二件事，胡應嘉說，自從皇上身體違安，大小臣工人人向上天祈禱，請求上天保佑皇上，唯獨高拱，不僅其心不誠，且私自將祈禱器物攜出西苑，不知是何用心。

　　難怪胡應嘉能夠參倒兩個侍郎、兩個布政使，原來他挑出來的過錯都是我們今天看來無關緊要，但在嘉靖皇帝看來卻是天大的事情——有什麼事情比為皇帝祈禱更重要，有什麼事情比侍候皇帝更重要呢？高拱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趕緊上疏辯解。第一，臣在西苑的直廬，寬敞明亮，規格甚至超過前後首輔嚴嵩、徐階，臣一直受寵若驚、誠惶誠恐，怎麼可能嫌其狹小呢？至於把家搬到西安門外，是因為家貧無子，又沒有僱用健仆，住得近一些，取用衣食比較方便，可以更好地為皇上服務。第二，近年來，學士們前往紫皇殿為皇上祈禱，都是用直廬的器物，祈禱完後即帶回，這已經成了慣例。這些器物現在都在西苑直廬，隨時可以接受檢查。高拱在理直氣壯為自己申辯之後，不免也對胡應嘉進行反擊。

　　這也就是高拱的性格，受不得委屈。但這一辯駁，在言官們看來，在御史和給事中們看來，就是失「大臣體」。你作為大學士，這個時候應該怎麼辦？

　　應該不吭聲，應該接受朝廷的調查，應該相信朝廷會給你一個公平的交代，犯得著你自己喋喋不休嗎？幸虧這個時候嘉靖皇帝已經病入膏肓，既沒有和高拱計較，也沒有和胡應嘉計較。

　　但是，儘管嘉靖皇帝不計較，後來隆慶皇帝也不計較，性格倔強的高拱卻咽不下這口氣。他抓住一個機會給胡應嘉小鞋穿，將其革職為民，並因此和徐階在內閣當眾吵了起來。因為高拱認為，看上去是胡應嘉和自己過不去，其實是徐階在幕後操縱，徐階就是胡應嘉身後的黑手，就像當年他是把嚴嵩趕下台的幕後黑手一樣。這樣的公開爭吵，在當時的內閣還十分罕見。進了內閣的都是謙謙君子，即使有矛盾，也是背後下工夫，暗中設陷阱，很少有如此公開干仗的。高拱也因此捅了馬蜂窩，徐階的威望還在，言官更是不好得罪的。所以，北京、南京的御史和給事中紛紛上疏，彈劾高拱挾私報復，沒有大臣的體統。內閣是國家的政務中樞、清要衙門，不能讓這種人繼續在內閣混下去。更要命的是，南京的科道甚至給高拱「拾遺」。「拾遺」這個事情在明朝可了不得。

　　按明朝的制度，京城的官員每六年一次接受朝廷的考核，叫「京察」，五品以下官員由吏部考核，四品以上大臣向皇帝「自陳」。這個自陳類似於我們今天的「述職報告」。在這個報告裡面，你可以說自己的工作成績，但更主要的是必須說明自己工作中的失誤或錯誤，還必須說自己幹了什麼對不起皇上、對不起朝廷的事情。雖然這個述職報告是寫給皇帝的，卻需要公開，需要在光天化日之下亮相，要接受御史和給事中們的挑刺。所以你必須說真話，必須經得起別人說三道四。如果你有所隱瞞，對不起，言官們就要幫助你回憶、幫助你補上，這就叫作「拾遺」。不是「道不拾遺」，而是等著「拾遺」。一旦被拾遺了，而這個被拾遺的事情又是事關原則，那你就犯了欺君之罪，你就得自己打報告請求退休。

　　《明史？選舉志》對言官們的拾遺威力進行了這樣的概括：

　　京察之歲，大臣自陳。去留既定，而居官有遺行者，給事、御史糾劾，謂之拾遺。拾遺所攻擊，無獲免者。弘(治)、正(德)、嘉(靖)、隆(慶)間，士大夫廉恥自重，以掛察典為終身之玷。

　　到萬曆時期，「閣臣有所徇庇，間留一二以撓察典」。注意，也只能「間留一二」。

　　這個制度其實又是明朝國家機器得以正常運行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制度和措施，也是官場的一個清潔系統。儘管在這個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有無數的「走過場」。

　　事情鬧到這個份兒上，高拱自己也覺得在朝廷待不下去了，只得請求辭職。隆慶皇帝當然不願看到老師這樣一種結局，做了和事佬，允許高拱離職，但不是「致仕」，而是保留待遇，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尚書、大學士的身份回原籍「養病」。

　　過了若干年，《明世宗實錄》的編撰者們對這件事情還記憶猶新。他們分析說，高拱對徐階挑戰，從本質上說，是老皇帝嘉靖皇帝的內閣首輔和新皇帝隆慶皇帝的東宮首臣之間的一場新老更替的權力鬥爭。但是，當兩種勢力的代表人物所進行的角逐還沒有完全撕破臉皮、還沒有到不可挽回地步的時候，最討厭的便是有胡應嘉這樣的小人在其中搗蛋。他們用了這樣一句話：「小人交構其間。」這個小人在裡面揣摩動態、窺測方向、搬弄是非，從而造成矛盾的激化。幸虧這場鬥爭開始的時候嘉靖皇帝已經無法理事，而這場鬥爭結束的時候繼位的隆慶皇帝又是個不喜歡生事的主兒，否則的話，「禍且不測」。

　　四、一朝天子一朝臣

　　與高拱的咄咄逼人相比，徐階再一次顯示出他的政治家氣度。高拱回原籍「養病」後的一年零兩個月，隆慶二年七月，徐階感覺到了隆慶皇帝對自己的疏遠，不等別人下逐客令，便自己請求退休，回了松江府華亭縣老家，頤養天年。又過了一年半，隆慶三年十二月，高拱在家鄉養精蓄銳兩年半後，被隆慶皇帝召回北京，重入內閣，並且成了內閣的新首輔。一旦做了首輔，高拱便也繼承了嚴嵩、徐階的做派，事事自己做主，處處顯示權威。不僅僅在內閣、在外朝顯示權威，同時也干預內府的事情，干預宦官衙門特別是干預司禮監的事情。這就為他的再次下台留下了隱患。

　　從英宗正統年間開始，司禮監成了明朝宦官的主管衙門，而且代表皇帝對內閣進行操縱。凡是內閣「票擬」的文件，都需要司禮監代表皇帝「批紅」。

　　所以《明史？職官志》說：「內閣之擬票，不得不決於內監之批紅。」內閣大學士一般只有三人，但司禮監的太監卻是一批人，有提督太監、掌印太監、提督東廠太監、秉筆隨堂太監，又有少監、監丞等等。而他們的升遷，也和外廷文官一樣，有一套程序。

　　在這些司禮監的太監中，馮保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按照資歷，本應該升任掌印太監，但高拱覺得馮保和自己不太對勁，在討論工作時不太協調，於是向隆慶皇帝推薦了其他人。這就等於堵了馮保升遷的路子，剝奪了馮保本來應該得到的利益，還不只堵了一次，而是堵了兩三次，這樣一來，馮保自然對高拱十分不滿意。

　　儘管高拱看不上馮保，但馮保卻有馮保的長處，不僅書讀得多，有見識，有才幹，而且琴棋書畫，樣樣皆精，雅歌投壺，多才多藝，所以隆慶皇帝的皇后和貴妃都很把馮保當人物。不僅如此，內閣裡面也有馮保的好朋友，他就是張居正。高拱覺得和馮保不對勁、不協調，張居正卻和馮保很對勁、很協調。這個問題就嚴重了。

　　而所有這些背景、這些內幕，高拱都渾然不覺。更要命的是，高拱的靠山是隆慶皇帝，但隆慶皇帝偏偏只做了五年半皇帝就病死了。他這邊一病死，那邊就由皇后和貴妃做主，讓馮保做了司禮監的掌印太監，並且下了一道旨意，讓內閣大學士們和馮保一起輔佐皇帝。直到這時，高拱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但他又是絕對的自我感覺良好者，覺得自己完全有能力把這件事情扭轉過來。他讓兩個嫡系言官上疏彈劾馮保，準備在這個奏疏發到內閣時，擬旨驅趕馮保。為了萬無一失，他把這個計劃悄悄告訴了張居正，希望得到他的支持。

　　但高拱沒有想到的是，張居正雖然和他是裕王府和內閣中的同事，但對他張揚的個性卻並不苟同。況且，此時的張居正已經通過馮保的關係攀上了新皇帝、皇后和貴妃，並且正在努力和舊朝決裂，以便成為新朝的代表。於是，這樣一場本來是內閣首輔與司禮監掌印之間的博弈，客觀上又成了張居正與高拱之間的較量，只是一個在明處，一個在暗處。在明處的自然是高拱，在暗處的則是張居正。

　　所以，事情的發展完全背離了高拱的預期，皇后、貴妃和皇帝根本沒有把彈劾馮保的奏疏發到內閣，而是讓馮保的朋友、另一個司禮監太監，宣讀了對高拱的譴責和處置。

　　這是怎麼回事呢？高拱不明白自己這盤棋錯在哪裡，他覺得自己的程序沒有錯。其實，他錯就錯在在裕王府窩的時間太長，而沒有真正在政府部門混，沒有弄清楚內閣和司禮監的真正關係，沒有弄清楚這場鬥爭的潛在法則。在中國君主制時代，重大的事情其實是不按規矩出牌的。你高拱想按規矩辦，那還不死路一條嗎？再說，你又算是什麼規矩，那兩個上疏彈劾馮保的，不就是你的「私人」嗎？你搞陰謀，別人就不可以搞陰謀？要怪只能怪你自己玩不過別人。

　　事情的結局對於高拱來說，或許是一種不公平、不公正，因為高拱在隆慶時期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但高拱下台換來的結局，是新的內閣首輔張居正和新的司禮監首腦馮保的配合默契，是新內閣、新司禮監和新皇帝、新皇太后之間的其樂融融，並因此開創了萬曆前十年的輝煌。歷史就是這樣有意思，甚至是這樣難以琢磨。

　　不能不佩服《明史》的編撰者，他們竟然把高拱和他的兩個生死對頭徐階、張居正同列一卷。因為他們看到，三人雖然是政敵，卻進行了一場接力，一場通過他們的聰明才智和苦心經營，把明朝推向鼎盛的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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