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為東夷說略

夏為東夷說略

程德祺

知北游按：程先生此文自發表之後，在夏史研究方面產生了很大影響，許多研究夏代歷史的論著多有引用，但在網上找不到此文的文本格式，網友難以得見此文之原文。故茲將此文錄成文本格式發在博客里與同好者共享。原文是用每頁下的腳註，現在為了閱讀方便改成正文後的章節附註，並標明原腳註的序號，如注釋[1]後之「（34?）」，即為該條注釋乃原文第34頁下腳註?，余者倣此。

（一）

楊向奎先生曾提出夏民族起源於東方[1]，在夷夏東西說的擠壓下，一直沒有引起重視。其實，我國古代文獻可以足證的是，夏族本為東夷族中的一支。

《國語·魯語》：「夏後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夏族的父系祖先可以上溯到黃帝。《國語·晉語》謂少典生黃帝、炎帝；郭元興先生說，少典當為少昊之訛[2]。少昊是東夷集團中的一個重要部族，炎、黃出自少昊，當然亦屬東夷。束世澄先生認為：「太昊、共工、炎帝、黃帝、少昊，這是東方部族所傳的系統，與西方部族所傳不同。」[3]

顓頊、鯀、禹等也是與東夷族密不可分的。《山海經·大荒東經》說顓頊曾經養育於少昊之國；《帝王世紀》說顓頊曾輔佐少昊；《史記·五帝本紀》：「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正義》引《神異經》：「東方有人焉，……皆雲是鯀也」；《墨子·節葬》：「禹東教乎九夷」。禹曾與東夷集團的塗山氏通婚；原始社會通行氏族外婚，部落內婚，禹與塗山氏應屬同一部落集團。

夏族曾與其他東夷族長期結成部落聯盟。恩格斯指出：血緣親屬關係是部落聯盟的真實基礎[4]，舜、禹曾相繼擔任部落聯盟的首領，禹並授政於皋陶、益。舜、皋陶、益都屬東夷集團；如果沒有共同的血緣親屬關係作為基礎，夏族怎麼能與他們結成一個部落聯盟呢？

夏朝一代，夷夏關係是政治的中心。《韓非子·外儲說右下》：「禹死，將傳天下於益，啟之人因相與攻益而立啟」。這不是種族之爭，而是新舊勢力之爭；啟之人要求建立新興奴隸主階級的國家政權，而益等則是沒落的原始公社制度的維護者。

與益堅持同樣立場的還有有扈氏，啟伐之，將戰，作《甘誓》。據考扈即雇，是東夷少昊族中的一支[5]。《史記·夏本紀》載有扈、夏後是一姓之分化。

《左傳》襄公四年載東夷一個支族的首領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這看來是合乎傳統和法制的。他的失掉人心，也並非種族上的隔閡，而是因為「不修民事」、「淫於原獸」。可能羿族以狩獵為主業，不重視農業，因此引起了以農為主的夏族的不滿。

《竹書紀年》：後相「元年征淮夷、畎夷。二年征風夷、黃夷。七年，於夷來賓」；「少康即位，方夷來賓」；「後泄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後發即位，元年，諸夷賓於王門」；《後漢書·東夷傳》：「夏後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自少康以後，世服王化，遂賓於王門，獻其樂舞。桀為暴虐，諸侯內侵。」可以說，整個夏代，只見夷夏關係，而不見夏與羌戎之間的確實關係；把夏說成西方部族系統，這怎麼可能呢？

後來周人雖然出於政治上的需要，自稱為夏人的後繼者而把夏人拉為西方部族之祖，但對夏人真正的後裔如杞人，則仍是毫不含糊地劃為東夷的；《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杞，夷也」。在實際上，杞人到周代還保持著夷族傳統的習俗制度；《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杞桓公來朝，用夷禮」。

從語源上說，《說文》羊部：「東夷從大；大，人也」。「夏」亦訓大，《詩·周頌·時邁》傳：「夏，大也」，夷、夏可能是一語之轉。

夷夏是同族，夏、楚、越之間也存在著一定的親屬關係。古文獻載楚之先出自顓頊，越之先禹之苗裔。黃帝、顓頊、夏、楚、越崇拜共同的圖騰——龍[6]。譚介甫先生說龍出東方[7]；龍本是我國東方部族所崇拜的圖騰。

周族原居中原西部，以《尚書》所收周代誥誓來看，他們是在周公東征，從東方民族中了解到夏的歷史，並在東都洛邑建成之後，才出於政治上的需要以夏的繼承者自居的。

至於說夏禹出自西羌、匈奴先祖為夏後氏之苗裔之類，顯然都比較晚出（始於《史記》）。總的看來，夏西說的資料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比不上夏為東夷說方面的資料。

（二）

古代文獻同樣可以足徵的是：夏族與其他夷族一樣，主要活動於我國的東部地區。

郭元興先生在釋《經法》時說：黃帝「本稱伯余。余、、徐、舒並通，地在今滕縣」；「伯餘興師北伐，初期得據濟南、岱嶽之地，遂號為『泰山之稽』」。《史記·五帝本紀》：「邑於涿鹿之河」；《正義》引《輿地誌》：「涿鹿本名彭城，黃帝初都」。看來這個彭城不在河北，應在蘇北（徐州）。周初封黃帝之後於祝，地在今蘇北贛榆縣。

顓頊曾養育於少昊之國，即今山東曲阜。顓頊之虛帝丘在今河南濮陽，接近魯地。周代邾國為顓頊後裔，在今山東鄒縣。

鯀殛於羽山，《括地誌》：「羽山在沂州臨沂縣界」。臨沂城西有地名「古城」、「城後」，即古代開陽。《世本》：「禹都陽城」，陽城可能就在開陽（或稱啟陽），後因禹子開（即啟）所居而改名。

關於夏禹治水的地域，徐旭升先生根據古文獻資料考定：「洪水發生及大禹所施工的地域，主要的是兗州。豫州的東部及徐州的一部分也可能有些小施工」；「余州無洪水。禹平水土遍及九州的說法是後人把實在的歷史逐漸擴大而成的。」[8]

夏朝的歷史畫面，基本上是在山東及其鄰近的地方展開的。

《國語·魯語》：「禹致群神於會稽之山」；《左傳》哀公七年：「禹會諸侯於塗山」；《史記·封禪書》：「禹封泰山，禪會稽」。楊向奎先生認為會稽、塗山均應在泰山附近。

《竹書紀年》：「太康居斟尋」，「相居斟灌」，「桀居斟尋」。斟尋今山東濰縣，斟灌今壽光縣。

《竹書紀年》：「柏杼子征於東海」，「後荒命九（夷）東狩于海」。海為夏朝東界，故稱東海。

《竹書紀年》：「啟二十五年，征西河」，「胤甲即位，居西河」。黃河在夏土的西邊，故稱西河；夏朝勢力曾西越黃河。

《偽尚書·五子之歌》：太康「畋於有洛之表，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於河」，這是不讓太康返朝，所以此後夏王室只能流落在冀南、豫東、魯西一帶，直至少康復國。

《竹書紀年》：「後相即位，居於商邱」，朱右曾說：「商當為帝。帝邱即秦、漢之濮陽。」

《左傳》哀公元年：「後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為之庖正。」有仍在今山東濟寧，有虞今河南虞城。

《左傳》昭公四年：「夏桀為有仍之會，有緡叛之」；《竹書紀年》：「後桀伐岷山」；《楚辭·天問》：「桀伐蒙山」。顧頡剛先生考證仍、緡、岷、蒙等皆一國之族[9]。

這裡可以引王國維《殷周制度論》中的一段話來作個小結：「自上古以來，帝王之都皆在東方。……禹時都邑雖無可考，然夏自太康以後，以迄後桀，其都邑及他地名見之於經典者，率在東土，與商人錯處河濟間蓋數百歲。」

夏商鄰處河濟，應是夏東商西，夏居下游，商居上游。夏、下音同相通，夏可能是下方之人的意思；商、上音近相通，商可能是上方之人的意思。

《詩·商頌·長發》：「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國語·魯語》：「桀奔南巢」。商湯滅夏，戰事大體上是自西向東地進行的；夏族東阻於海，故其統治集團難逃。

《夏小正》經文所載農事物候等，肯定有很多是夏代傳下來的[10]，其中有淮海地區的物候；「雀入于海為蛤」，「玄雉入於淮為蜃」，這也證明夏族原近淮、海。

夏朝的歷史地理是後人給拉西的，原因大致是：

一，周人故意的編造，如「豐水東注，維禹之績」（《詩·大雅·文王有聲》）等；

二，部分夏人的西遷，如山西夏虛之說可能是由西遷部分夏人定居而產生的；

三，神話的流傳演變，如禹鑿龍門等；

四，後世學者的穿鑿附會，如說扶風鄠縣古扈國等。

從有關的古文獻材料中不難發現，凡是與夏朝比較可考的歷史事迹聯繫在一起所說及的地名，基本上都在東部。

（三）

學術界已經確認，大汶口文化以及由其發展而來的山東龍山文化即是古代東夷文化。大體上說，大汶口文化是夷夏族炎黃至夏朝建立以前的共同創造，山東龍山文化是夷夏族在夏朝時期的共同創造。江北（蘇魯）原始文化與江南（蘇浙）原始文化之間所存在的許多共同特徵，是與古文獻記載中夷、夏、楚、越之間的密切關係相一致的。河南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大體上是商先世文化，陝西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大體上是周先世文化。考古材料表明，我國東部地區父系制度、私有制度以及國家文明的發生先於中部和西部地區。印證古文獻資料，就是夏族父系制度、私有制度以及階級國家的發生先於商族和周族。

山東龍山文化即是夏朝文化。山東龍山文化的分布範圍與夏朝的活動區域大體一致。山東龍山文化的年代與夏朝的起訖大體一致，即公元前二十一、二至十六、七世紀。山東龍山文化已進入早期金屬器時代，膠縣三里河遺址中曾發現兩件銅錐形器。這和古文獻記載中的夏代情況相合，《越絕書》卷十一：「禹穴之時，以銅為兵」；《墨子·耕柱》：「昔者夏後開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鑄於昆吾」。山東龍山文化已進入早期階級社會，日照兩城鎮出土的圭形玉斧是統治權力的象徵，五蓮出土的玉鏟、玉戚等也是奴隸主階級的佩用物，章丘城子崖的城址則是國家文明出現的標誌。這也和古文獻中記載的夏代情況相合，《國語·周語》引《夏書》：「眾非之後何載？後非眾無與守邦」；《尚書·湯誓》：「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後」、「王」是奴隸主統治集團的總代表，「眾」則是被統治的階級。

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的早期，我國東部地區的社會文化發展曾居於先導地位，對中原以及整個中國古代社會文化的形成和發展起過重要的骨幹作用。郭沫若先生曾經推測，中原青銅冶鑄技術可能是從南方的江淮流域輸入的[11]。胡小石先生認為蘇北劉林文化遺存是中原衣冠文化的最初祖先[12]。蘇秉琦先生指出，流行全國廣大地區的以「鼎、豆、壺」組合而成的禮器、祭器就是淵源於東部地區[13]。此外，殷周青銅器上流行的獸面紋、雲雷紋等也可以追溯到山東龍山文化甚至江南地區更早的文化。殷周文化中的玉琮、觚形器等禮器，在中原新石器晚期文化中找不到它們的來源，然而在東方沿海諸如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以及更南的一些文化遺址中則有很多出土。古漢字跟大汶口文化象形符號之間也似乎存在著一脈相承的關係。

總上所述，我們認為，黃帝成為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夏朝成為中國文明的開端，其歷史學和考古學的根據，只有夏為東夷說可以合理地說明。

【注釋】

[1]《夏民族起源於東方考》《禹貢》七卷六七合期（34①）

[2]《讀〈經法〉》《中華文史論叢》1979年第二輯（34②）

[3]《中國通史參考資料選輯》第一集原始時代136頁（34③）

[4]《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92頁（35①）

[5]胡厚宣《甲骨文商族鳥圖騰的遺迹》歷史研究所《歷史論叢》第一輯（35②）

[6]《聞一多全集》（一）《伏羲考》（36①）

[7]《屈賦新編》453頁（36②）

[8]《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增訂本）第139、161頁（37①）

[9]《有仍國考》《禹貢》五卷十期（38①）

[10]夏緯瑛、范楚玉《〈夏小正〉及其在農業史上的意義》《中國史研究》1979年第3期（38②）

[11]《十批判書·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40①）

[12]據曾昭燏、尹煥章《江蘇古代歷史上的兩個問題》《江海學刊》1961年第12期（40②）

[13]《略談我國東南沿海地區的新石器時代考古》《文物》第3期（40③）

【原刊於《中國古代史論叢》1981年第三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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