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佳明：晚清大戰略中的曾國藩

06-08

《大戰略與小格局》之一

　　引言：大戰略是一個系統，由各個部分組成。大戰略和小格局，可以理解為全局和局部、宏觀與微觀、國與家、國家與個人、理論與實踐、知和行這樣一些含義。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就是古人講的大戰略與小格局的關係，大和小是相輔相成的。但是實際上並不存在簡單的個人、家庭和國家的關係。政治家有的還有自己的軍隊、自己的幕僚、自己的集團、自己的家族、鄉親這樣的一些關係，大戰略與小格局是一個有意思的題目，也是一個有意義的題目。曾國藩是我們討論的第一個人。他是以小博大，逆勢而上，以局部影響全局，以個人影響歷史的人物，以小格局影響大戰略的例子。

　　 1、從晚清大戰略看曾國藩是一個新角度

　　在中國近代史里，曾國藩始終是公眾議論、媒體熱炒的話題，學者和政治家研究的課題。議論多，時間長，爭論大，說明一些基本問題還沒有搞清楚。從近幾年著作、論文的數量和質量上看，曾國藩研究處於不活躍狀態。應該說，曾國藩的研究資料並不缺乏，保存完整、梳理整齊的奏摺、日記和家書煌煌幾十卷；他的事迹並不複雜，他參與的重大歷史事件，不算久遠，有據可查。造成研究他困難、褒貶不一有這麼幾個原因。

　　第一，我們不同時期、不同立場的歷史觀，對他有不同評價。例如階級鬥爭歷史觀、現代化歷史觀、傳統文化歷史觀等等。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歷史觀就是價值觀》，歷史觀、價值觀不同，當然就會爭論不休。

　　第二，他是一個特立獨行的人，我說他是逆潮流創新而救時，順傳統守舊以立身，立功、立德、立言，影響遠遠超出了他的身份、地位和時代，他這種超越性，簡單的尺度很難做出準確的評價。

　　第三，他生活在急劇變化的時代，處在中外、滿漢、官民、新舊之間錯綜複雜的矛盾中，其中很多悖論，他就是一個自相矛盾的人，自然評價不一。

　　第四，他是一個百科全書式的歷史人物，政治、軍事、經濟、外交、思想、教育、文化各個方面都有新的建樹和獨到思想，綜合起來評價不容易。所以我們換一個角度，從大戰略的角度對曾國藩來一個再認識。

　　大戰略重點研究國家總的戰略，包括戰略目標、戰略規劃、戰略措施和領袖團隊的戰略能力，研究如何用舉國之力保衛國家安全、推動國家發展。其它問題放在一邊，抓住國家安全這個主要矛盾，可以更中肯的考察晚清的歷史脈絡。從大戰略的角度看晚清大變局，具有學科優勢和學術針對性；曾國藩的歷史活動，基本上圍繞應對大變局，維護清政權進行，從大戰略角度探討他對國家政治安全的作為和影響，可能會發現一個不一樣的曾國藩。

　　大戰略是一種眼光、智慧和謀略，大國博弈的手筋，大國競爭的藝術，中國人講究「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大戰略更奉行「叢林法則」。非正義戰爭曾經大獲全勝，霸權主義常常通行無阻。大戰略超越價值觀、意識形態的分歧，超越歷史和和道德的爭論，這個角度，可以避開長期以來對曾國藩的種種道德爭論。

　　 2、「守成」是晚清大戰略失誤的總病根

　　鴉片戰爭之前，世界發生巨變，中國還在沉睡。山雨欲來的危急時刻，嘉慶和道光兩位皇帝，沒有推動中國的轉變，而是耽誤中國半個世紀。其中嘉慶帝耽誤20年，道光帝耽誤30年，都是大戰略上犯了錯誤。嘉慶的大戰略是什麼呢？兩個字：「守成」。乾隆四十八年他隨父東巡福陵時寫了一些詩，大部分都以守成為主題。舉幾個例子，如「守成繼聖王，功德贍巍峨。永懷肇造艱，克勤戒弛惰」。「嘗祭思開創，時巡念守成。」又如，「展禮珠丘思不匱，守成常念拓基難。」他的詩受到乾隆的讚許，說明乾隆也認為，自己的文治武功已經達到頂峰，後人只要繼承和保守就夠了。嘉慶「守成」還有理論，集中反映在他於嘉慶十六年（1811）寫成的《守成論》一文中。他認為，祖宗之法，守之不變，至於萬世可也。他認為漢唐宋元明「皆中葉之主不思開創艱難，自作聰明，妄更成法，人君存心改革」，如果不改革，這些朝代不會垮。談到自己守成法的理由：「我大清聖聖相承，度越前古，典章制度鉅細畢該，敬守成憲何敢稍易乎?」嘉慶接班伊始，爆發了湖北四川白蓮教起義，當時八旗和綠營已經腐敗蛻化，兵餉兩空，靠地方營勇作戰，這場仗打了八九年，耗銀2億兩。看到朝廷如此無能，各地民眾紛紛起來反抗，國內穩定形勢驟然變化。嘉慶拒絕改革應變，清朝從康雍乾盛世迅速跌落下來。

　　道光年代的局勢比他老爸那時嚴重得多，特別是遭遇了鴉片戰爭沉重的打擊，可是道光守成的大戰略沒有改變。他換了一個說法，叫「整頓」。1847年8月，他召見即將上任的四川按察使張集馨，要求他「諸事整頓」。他怕對方不能理解，特意苦口婆心地說明：「譬如人家有所大房子，年深月久，不是東邊倒塌，即是西邊剝落，住房人隨時粘補修理，自然一律整齊，若任聽破壞，必至要動大工。此語雖小，可以喻大，即曲突徙薪之論也，汝當思之」。道光說這話的時候已是鴉片戰爭之後7年，「曲突徙薪」早已遲了，大火已經燒起來了。

　　「諸事整頓」，通過整頓回復舊狀況，是另外一種形式的「守成」。整整半個世紀，繁榮穩定的大清帝國，在兩位守成皇帝的統治下，走向了危局。「守成」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痼疾，農業文明，「天不變道以不變」的思想根深蒂固，從商鞅到張居正，歷史上鮮有改革成功的範例；雍正作為皇帝，搞了一些改革，被時人和後人糟蹋得灰頭土臉。守成是中國專制制度的痼疾，歷史上每一個朝代中後期都拒絕改革，積重難返，直至滅亡；這是清王朝晚期的致命傷，大清的頭幾任君王是一批天不怕地不怕的開創者，但是在康雍乾盛世的光環和閉關自守的黑暗中，「守成」成為王朝根深蒂固的集體無意識，晚清大戰略的失誤根源蓋源於此。在每一次內外戰爭失敗，面臨危機的時候，變化才姍姍來遲，同時又重重險阻，一一失敗。當時東亞兩個面臨相似挑戰的國家，中國和日本，守成不變是當時中國與日本的認識上的最大的差距，沒有歷史文化包袱的日本，全面對外開放，後來居上，打贏了甲午戰爭，崛起成為一個現代化國家。

　　 3、遲到的轉變與曾國藩的崛起

　　鴉片戰爭的痛擊並沒有打醒帝國的皇親貴族和滿朝文武，挨打過後，一切照舊。咸豐在位十一年，太平天國起義和第二次鴉片戰爭接踵而至，天朝危在旦夕。咸豐年間，大戰略被迫調整。辛酉政變，慈禧和奕?掌權，清廷的指導思想、國家戰略的轉變逐漸明確。一是形成了攘外要先安內的指導思想，這個指導思想，對於鎮壓太平天國和捻軍起義，發揮了重要作用；二是為了儘快「安內」，授予漢臣實權，以漢制漢，曾國藩實授兩江總督、節制四省錢糧兵馬，有清以來第一次，從此滿漢結盟，力量此消彼長，政局大變；三是改變對外方針，包括「借夷助剿」，中外聯合鎮壓人民起義，和認可「師夷長技」的指導思想。

　　這是一個遲到的轉變，錯過了最佳時機的轉變。遲了20年，這20年對中國來說太寶貴了，如果鴉片戰爭後清廷能夠痛定思痛，及時改革，也許不會釀成太平天國的起義，也許不會有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沉重打擊。

　　這是一個被動的轉變，沒有預見和準備。不得不授實權給曾國藩，不得不「借夷助剿」，不得不開始接觸外部世界，不得不同意湘軍啟動「洋務運動」，統治者沒有戰略的主動性，沒有長遠的眼光和戰略目標，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這是一個淺層次的轉變，既沒有整體的思路，又沒有深刻的變革。在守成思想的指導之下，朝野沒有從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上去思考問題。從「師夷長技以制夷」，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晚清朝廷的大戰略，始終沒有走出這個思想的局限。

　　這是一個技術的轉變，並非大戰略的根本轉變。朝廷僅僅是從利用的角度，駕馭的角度，有限的分權給漢臣，借他們的力量來挽救自己的政權。在使利用這股力量的同時，千方百計地防範、限制、制約對方，造成戰略力量的內耗和分散，甚至抵消。

　　慈禧沒有戰略上的見識，但是有功利現實的直覺，她把維護自己的權力放在第一位。上台初期，腳跟沒有站穩，又面臨內外交困局面，尚能比較放手讓奕?集團發揮作用。自己大權在握之後，几上幾下，把奕?整得服服帖帖，唯唯諾諾，戊戌維新時的恭親王已經銳氣盡失。重用奕譞、支持清流派、縱橫捭闔、平衡制約，削弱了中央的力量，形成地方實力派成長的空間；削弱了體制內的力量，形成了體制外製度變化的空間，朝廷整體的控制力下降，大戰略的制定和執行能力弱化。這是曾國藩集團崛起的政治背景和歷史機遇。

　　 4、曾國藩撬動了沉重的晚清歷史車輪

　　「守成」是晚清大戰略的總病根，晚清大戰略的根本問題是要不要變，變什麼，怎麼變，變到哪裡去？晚清統治者，不肯主動變革，結果被形勢逼著變革，自己不肯變革，洋人逼你變革，體制內不肯變革，體制外開始變革，上面不肯變革，下面開始變革，想變的，沒有變，不想變的卻變了。咸同之際清朝大戰略的變化最突出的後果，一是權力下移，地方實力派崛起，曾國藩為首的湘淮軍政集團在晚清政局中舉足輕重；二是滿漢實力對比悄然變化，漢族督撫成為政權實際控制者，清王朝的實力和威信急劇下降；三是中外統治者聯合，國內民眾反抗被鎮壓下去。

　　這個轉變最直接和重大的結果是給了曾國藩一根阿基米德的「槓桿」，他用這根「槓桿」撬動了沉重的大清王朝的歷史車輪。打敗太平天國，挽救大清王朝的曾國藩，急流勇退，不居功不自傲，訊速裁撤湘軍，讓朝廷放心，讓紛紛議論閉嘴，擁有扭轉乾坤的功勞，佔據忠君的道德高地，湘軍集團的勢力、實力、聲名不可阻擋。七、八十年代，「中興將帥，什九湖湘」，近五百名高級文人和軍事將領構成的龐大湘軍集團，佔據省部各路要津，後又衍生出淮軍集團，互相呼應，影響朝局，貫穿晚清。

　　太平天國和捻軍戰爭的結束，洋務運動的興起，帶來了所謂「同光中興」。從這個意義上講，曾國藩可以說是同光中興的推動者。同光中興既是大清起死回生的最後機會，也是當時中國走向和平變革的唯一希望。朝廷中奕?、文祥等人，甚至包括慈禧，在鎮壓太平天國和洋務運動兩件大事上，對湘軍集團都是支持的。可以說是朝野共同推動了同光中興。二者相比較，地方實力派的作用大於朝廷的作用，曾國藩以封疆大吏的身份，反映情況，積極建言，推動深宮裡面決策者，做出正確的決定；湘軍集團帶頭實踐朝廷的決策，形成了同光年間少有的好形勢。

　　曾國藩集團與太平天國作戰過程中，以親身實踐經驗認識到西洋軍事力量的強大，率先向朝廷寫出奏摺，要求師夷長技以制夷，先「師夷智」，購「制器之器」；率先開辦了「安慶內軍械所」、率先製造了中國第一艘軍艦；與李鴻章辦起了江南機器製造總局，堅定地走上了學習引進西方先進技術的道路，成為自強運動的領路人和開拓者。以他為精神領袖的湘軍督撫們把洋務運動搞得有聲有色，中國的工業化由此起步。正是因為其規模和成效，史學界才稱其為「運動」。洋務運動聚集、培養洋務人才，奏請派遣留學生，培養外交人才，閉關兩百年的中國第一次對外開放。

　　曾國藩集團的自強運動是為了保衛大清而起，但是學習洋務的結果卻推動著中國走向世界的潮流，歷史邁向時代的潮流，遺憾的是，封閉太久的大清，專制守舊的大清，革新的力量弱小，守舊的力量強大，朝廷眛於世界潮流，繼續守舊排外，頑固反對變革。同光時期各項變革舉措，多方掣肘，舉步維艱，導致甲午戰爭失敗。接著戊戌維新失敗，八國聯軍進京，晚清新政失敗。頑固不肯變革的滿族貴族小朝廷與世界漸行漸遠，終於退出歷史舞台。中國的自強運動是為大清統治招魂，卻招來了民主共和的精靈。這是曾國藩沒有想到的。

　　 5、曾國藩是晚清歷史轉變的關鍵人物

　　由於中國之大，中國之古老，多民族組成，並由一個強弩之末的少數民族貴族集團統治，晚清的歷史轉變充滿悖論、博弈、曲折、反覆和暴力。回首晚清七十年，在這個轉變過程中，中國人逐步認識了中國與外國的關係，逐步認識了中國與外國的差距，逐步探索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道路，在失敗中走向變革和革命，走向進步和光明。在這個轉變中，有少數人，為找到中國走向富強與復興的大方向、大思路和大戰略貢獻出驚人的智慧和力量，成為大戰略轉變中的關鍵人物。在西方，這一類人常常被人提起，如拿破崙、華盛頓、俾斯麥、丘吉爾、羅斯福等等。

　　我們回首晚清七十年，尋找晚清在黑暗中舉起火把開拓前進的人，似乎不是政治上站在最高處的政治家。不是嘉慶、道光、咸豐、同治、慈禧、光緒，不是奕?、奕譞這些處在統治核心的人物，而是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這樣一些地方漢族文人官員。美國漢學家芮瑪麗評價晚清「自強」運動：「不但一個王朝，而且一個文明看來已經崩潰了，但由於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一些傑出人物的非凡努力，它們終於死裡求生，再延續了六十年。」這些傑出人物中，一個浸透著傳統文化，略顯笨拙和迂腐，勇於實踐和獨創，艱苦卓絕、逆勢而行的書生曾國藩是他們的代表，他就是晚清歷史轉變的關鍵人物。

　　曾國藩出身不高、地位不高，天分不高，他是如何改變晚清歷史的？我們知道，在大戰略中發揮重要作用和關鍵作用的人是分層級的。晚清時期，國家決策層主要是皇帝和滿族貴族小圈子。按照朱東安教授的講法，大概有三個層次，一個是帝，一個是相，一個是將，「帝」是指皇帝，「相」是指中樞大臣，「將」是指地方督撫。決策圈子裡面起關鍵作用的是極少數人。同光年間的決策層，同治皇帝比較軟弱，垂簾聽政的慈禧缺乏遠見卓識，腦子清醒的奕?說了不算，文祥是個執行者。放眼望去，除了湘軍集團之外，滿朝文武，人才空空。幾代君王守成守舊，重用庸人，排斥人才，逆淘汰的惡果顯現。曾國藩出山前就看清了這一點，積極建言朝廷培養人才。自己把用人聚人育人推薦人才放在首位，湘軍人才濟濟，建功立業，不怕你朝廷不用。

　　除了最強悍的軍隊是湘軍，打敗農民武裝起義挽救大清王朝的是湘軍之外，大清朝的變革思路出自曾國藩，大清國的有才華、有能力、有威信的文武官員來自湘軍集團，晚清大歷史、晚清大戰略，當然深深打上了曾國藩和湘軍的印記。

　　 6、保大清，也是保中華？

　　曾國藩在歷史舞台上活躍了20年左右，做了兩件改變歷史的大事，結束太平天國戰爭和興起洋務運動。這兩件事情，不是他一個人所為，但是他起了關鍵的作用。這兩件事情，發生在中下層，影響了高層和核心；發生在局部，影響了全局；成在當時，影響後世；發生在中國，影響了亞洲，乃至世界。

　　對曾國藩的評價，我們常常糾結於三點：一是他鎮壓了太平天國農民起義；二是他保衛的是封建地主階級的政權；三，他保衛的清朝是滿族政權。大戰略強調的重點是國家安全，儘管當代出現了歐洲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的現象，人類也憧憬大同世界和永久和平，但是國家安全仍然是各國大戰略的主要目標，政治的頭等大事。在世界近代歷史中，國家安全比當代重要不止百倍，殖民主義肆虐之下，很多國家在戰爭失敗後，主權喪失，領土喪失，國家分裂，萬劫不復。

　　康有為、梁啟超在宣傳維新變法的主張時，常通過當時外國的教訓警示國人。印度是他們常提到的國家之一。康有為著作中講到印度的約有84篇200處，梁啟超有近100篇200多處。這樣多地講印度，是因為在他們看來，印度的情況和中國有很多共同點，「舉印度之事警中國」很有說服力。印度亡國慘狀在康梁特別是康有為的著作中被反覆多次地描述。

　　專制制度下，政權穩定與國家安全密切相關，內憂與外患形影相隨。幾乎每一次政權更替，都伴隨著一場浩劫，一次災難。戊戌維新的時候有一個爭論，「是保大清，還是保中國」，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中間夾著一個滿漢矛盾，這個敏感問題一直貫穿晚清歷史，三對矛盾共同作用，導致了清王朝的壽終正寢。我們不能不承認，滿族貴族和漢族地主階級執掌的清朝政權，也是中華各民族人民共同的中國的政權。戊戌維新以後一些激烈排滿的人批評曾國藩維護滿人政權，我們一些歷史學家，批評曾國藩維護地主階級統治，其實在曾國藩那個時代，他所做的，既是保大清，也是保中華。如果清政府在內憂外患下潰散，中華民族比印度更慘。

　　大家都很熟悉曾國藩與幕僚趙烈文的一段對話，他們已經預料到大清氣數將盡，來日無多。然而晚清一批批自強不息的中國人，拚死捍衛著這個國家的安全，清王朝才避免了印度亡國分裂的命運。曾國藩等人推動的戰略轉變，延遲了清王朝的終結，有了這個漸進的過程，才有了孕育了中華民國的時間和機會，否則連這個早產兒也不會有。1912年，清帝遜位的時候，交給中華民國一個「五族共和」，疆域基本保留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國才有後來的鳳凰涅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