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紅幫」，不止於「紅幫」

　　一到上海茂名南路淮海中路路口，目光很容易被國泰電影院北面那一排閃亮發光的玻璃牆吸引。一家接著一家，店名大多是復古字體的英文字母，直譯過來便是「某某裁縫店」的名號。通透的櫥窗里，除了往常服裝店裡應有的人體模特兒，還陳列著各式布料，擺著尺子、剪刀、針線等裁縫工具。店堂空曠，店員基本都操港式或者粵式普通話，若進去詢價，基本上3000元到5000元便能西裝、襯衫做上全套。總共十幾家店面，便組成了上海有名的「西服定製一條街」，又稱「中國的薩維爾街」。

　　然而，比起100年前「紅幫」裁縫在上海灘鼎盛時期的場面，這條街還是差得太遠。那時候，從虹口碼頭延伸開來，淮海中路、四川北路，到處都是本土西服商號，競爭之激烈，分為「三幫五派」：「三幫」之一便是「紅幫」，「五派」則是「紅幫」之內，按洋人客戶的不同偏好和要求，各家長於不同版型風格，大略分為「羅宋派」、「英美派」、「日本派」、「猶太派」和「海派」。到20世紀40年代末，在最繁華的商業街——俗稱「大馬路」的南京路上，擁擠著90多家西服裁縫店，當年全上海最有名的六家大商號盡數在內，統稱「南六戶」，其門面之氣派，與其他佔據不過一間門臉，甚或借客堂、過街樓營業的小店不可同日而語。以「南六戶」字型大小之一「王興昌」為例：三開間三層，一字排開，下店上場，店堂在一樓，辦公室和作坊工廠在二、三樓，裁剪師分正副2人，手下裁縫10多個，加上其他職員可達20人。小店掛一塊「某某洋服店」的牌子，大店的店名標牌上不僅中英文並列，且還有專門設計的Logo，英文字母排列得比中文漢字更顯眼，店號後面謙遜地加上「裁縫」（Tailor）一詞，顯然符合的是西方人的認知習慣。

　　「在租界年代，外國人一講到中國的裁縫，就會稱『Shanghai Tailor』，在外國人心目中，這是高品質的代號，是有別於其他地方——比如廣東裁縫的。」西裝定製店「W.W.Chan」創始人陳榮華之子陳家寧介紹道。

　　追溯起來，「W.W.Chan」正是如今茂名南路成為「定製一條街」的創始者。2006年它在此地開出內地第二家分店，隨後便吸引了眾多香港商人進駐，經營類似業務。因為隨之而來的租金高漲，它一年前搬到了如今的新址，還是在茂名南路上，卻是與國泰電影院北面那一串店面完全相反的方向，幾乎往南已經到了路盡頭，店面旁邊是銀行和公園，對面是一所學校，環境顯得相當幽靜。這樣反而更符合店家的心思：有心人才尋得來，識貨人正好相見。

　　「寧波本地窮困，生意在哪裡人就往哪裡跑。」陳家寧的父親陳榮華當年正是這樣，先去滬上學了「紅幫」裁縫的手藝，又在解放前隨著客戶南遷而轉移到香港。「去了香港，因為這裡也是有很多老外做生意，西裝的市場很好，但是本地裁縫的水平很一般，於是就紛紛打電報回寧波老家：出來出來，這裡生意好。」陳家寧回憶道。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對內地來的「紅幫」裁縫來說，是定製西裝的黃金年代。「那時候客戶來定西裝，都不是一套一套地定，覺得相信你，喜歡你，你做得好，來個五套十套吧。冬天怎麼辦？再來件大衣吧。」客人送來的料子可以裁得緊些，也可以裁得鬆些，陳家寧還記得，「要是下手省，一年下來，多出來的面料，攢起來可以買一間樓」。

　　到70年代，「『W.W.Chan』在香港，比它好的有沒有？或者不說比它好，說排名，點上前幾十名也不一定點到它。但現在，不僅在香港，在美國，在中國內地，一點就點到它，算是數一數二。為什麼從那麼後到那麼靠前？因為當年紅幫裁縫很興旺，你有你的好處，他有他的好處，師傅很多，百花齊放，店面很多。但是到現在，很多店都變了性質。父親死了，兒子不願意做裁縫，改做別的行業，做裁縫一般不是大學生，也不是很有學問的人，都是手藝為主」。陳家寧說。

　　裁縫這種手工活兒，不需要太多資本，主要靠手藝。紅幫裁縫初到香港，一個包袱就可以帶著所有執業家當，走街串巷接單，被稱為「包袱鋪老闆」。「中國人做西裝，原本就是跟老外學的，長處是手工很好。」然而手藝在傳承過程中恰恰是最容易流失的，一旦沒有人繼續學繼續做，再有名的字型大小也便泯滅了。另一方面，裁縫也是一個苦活兒累活兒。「當裁縫的人，都沒有太多私生活，單子一來，交貨期限擺著，就只能加班加點地做。因為做一件衣服上了手，心裡要時刻想著這件衣服成品該是什麼樣子，一剪一裁、飛針走線都要集中注意力，不可能時時被打斷，否則做出來的衣服就少了整體感，這樣就免不了加班。」滬上有名的裁縫師傅翁金榮告訴我。他前半輩子做衣服，後半輩子當中國紡織大學的老師，經手過名流政要的西服套裝禮服裙子無數。甚至還未真正拿起針線，只要一比畫穿針引線的動作，他的眼神已經馬上變得全神貫注起來。

　　按陳家寧的說法，一個裁縫，一天做活12小時，一個星期工作6天到6天半是常態，「沒有那麼多的工時，就不可能做出東西來」。「當年大家都很苦，一天8小時之外，還要兼職打工，為了增加收入，都願意苦幹。相比之下，裁縫這行當能夠提供很高的收入，工資可以達到普通白領的一倍。可是80年代之後，其他行業的工資漸漸追上來了，裁縫的工作強度還是那麼強，漸漸就很難找到工人了。」

　　陳家寧15歲開始當學徒，那是1967年，正是香港這一行業逐漸開始衰落的時候。3年後，他被父親送往美國讀書，因為華人文化圈裡裁縫說到底不過是靠手藝吃飯，並不受人尊敬。「其實這正是矛盾之處。」翁金榮說，「做一個好裁縫，不僅需要專業知識，還要懂各方面而不是某一門類的專業知識，至少要懂人體結構學、紡織材料學、消費心理學、色彩學、社會公關學等等。」這些在一般人看來，不會想到學科造詣一類的高深辭彙，而只是籠統而抽象形容為「經驗」。

　　這個「經驗」，就是陳家寧後面幾十年兢兢業業，不斷摸索而積攢出的手間眼底的感覺。「學徒三年，只是學個基本，後續才是關鍵。」在他的兒子陳風凡的印象中，父親「20年來，每天早上10點開店，他就會提前半小時到店裡，理面料，做準備工作，早點就吃麥當勞，每天都是同樣，刻板，有規律，一成不變。給客戶做衣服，量體、裁剪、試身到最後交貨，他一定要從頭跟到尾，生怕疏忽，不肯有絲毫放鬆」。

　　正因為做衣服做得拚命，從50年代開始，「W.W.Chan」就接下了國泰航空的單子，給飛行員做制服。「當時國泰航空是屬於太古洋行的，我爸爸給太古洋行的幾個老闆做衣服，做得好，國泰航空也變成客戶了。」陳家寧回憶道，「一開始只有兩架飛機，兩三個駕駛員，一人定製好幾套。當時飛機還沒有普及，算是高端消費，國內也沒有飛行學校，所以駕駛員都是老外，身份比較高，制服的價格會比較貴。一做就做了好多年，一直做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前。一個飛行員，一件大衣、一件上衣、一件襯衣、兩條褲子，我記得基本上是1萬多港元。當時的物價講起來是天價，那是80年代。」

　　除了國泰航空的訂單，「W.W.Chan」還逐漸形成了一年三次去美國，兩次去英國和德國的海外定製流程。「『紅幫』裁縫的特性之一，就是很容易適應不同的版型款式要求，靈活性強。」陳家寧說。與此同時，他也積累了與不同國家的客戶打交道的經驗，「戰後美國經濟繁榮，香港的美國遊客很多，後來就是日本人、韓國人，近幾年是我們中國人，基本上是哪個地區經濟好，哪裡的客戶就多。」

　　「有一個單子最有趣。」陳風凡說，「那個客戶在美國休斯敦還是亞特蘭大來著，讓我爺爺去。『可是我那邊沒有客戶』，我爺爺說。『我叫你來你還擔心客戶。』那個人說。後來去了，住在那個人家裡面，行程、接單安排全部是管家幫忙弄好，白天幾個客人，晚上幾個客人。那個客戶的家裡，衣帽間很寬大，邀請我爺爺進去，西服掛得整整齊齊好幾排，從藏青到淺藍，黑色到灰色，從深到淺排列，像彩虹一樣，每個色系兩三套，條紋、格子，每種花紋各一套，最後指著一排說：你們做的在這裡，這是專屬你們的特別系列（special collection）。」

　　「大概是老一代人的緣故，他們認準哪家裁縫店，就一直穿他們做的衣服，可能要佔到他們70%的衣服比例。」陳風凡說，「有一次訂單，我爺爺已經去世，我爸爸去接待，可是來的並不是客戶本人，而是他的兒子，原來他爸爸年紀已經太大，快要病逝，走不來了，這是他做的最後一套衣服。也有人覺得穿我們的衣服好，自己的兒子到年齡了也要穿，也到我們這裡來做。」

　　源源不斷的訂單不僅給「W.W.Chan」提供了穩定而持續的收入，還迫使它不得不尋找手工足夠熟練的工人。80年代，陳家寧曾經想來內地尋找裁縫師傅，然而，昔日「紅幫」的聲名雖在，人脈卻早已斷流。當年大部分紅幫裁縫都隨客戶外流到了海外，留在國內的，一部分被政府收編，主要給領導人制衣，另一部分進入工廠流水線，做的是機械化成衣。「改革開放前，中間斷得太多。一個是款式，一個是用料。」陳家寧說。款式自不用說，面料方面，西服用料早已更新換代了好幾次。「紅幫」最興盛的時候，羊毛面料普遍還只用70支的，如今早已升級到了100支到120支，130、150支的高支面料也不少見。「數字越高，面料越細，原來粗面料的時候，做起來不容易出毛病，面料細了，難度就提高了，里襯、裁剪、縫法都要改進。固守原來的紅幫工藝，肯定就不夠用了。」

　　最後的解決辦法就是「W.W.Chan」自己來培訓工人，最先的工廠開在深圳，可是店面生意卻並不成功，因為沒有市場。「直到2000年前，中國人穿西裝，還是更認品牌，願意穿成衣，沒有『Bespoke』（定製）的概念，找裁縫做衣服等同於去社區街道里的小裁縫鋪，覺得那樣的衣服穿出來是土氣的，沒有品位的。」陳家寧說，「但是沒有關係，當時培訓工人主要解決的是我們美國訂單的製作問題，生產力是積攢下來了。」

　　2002年，「W.W.Chan」在上海開出了內地的第一家分店，地點在「麗茲卡爾頓」酒店廣場，因為「這裡的商業氣候像個小唐人街」，而他們的目標客戶主要是外國人。此時，陳家寧子承父業後，店名也改成了「W.W.Chan&Sons」。剛開店一年，就受到「非典」打擊，堅持過這段危機後，發展可謂迅速，2006年就在茂名南路開了第二家分店。上門來定製的客戶中，中國人也逐漸多了起來。「外國客戶和中國客戶的比例，從5比5，到4比6，最近馬上要到3比7。」茂名南路駐店裁縫包師傅說，「來的我們中國人裡面，年輕人多，第一次定製衣服的人也越來越多。」

　　這樣的發展速度在陳家寧看來是意料之外的。他說：「裁縫有兩種，一種是生意，我多了5單做不完，找你幫忙，一個晚上交貨，一套2000塊錢，5套就是1萬塊，一晚到手，你要不要做？另一種是職業。我們只能生產這麼多就是這麼多，再開店，擴大一倍訂單，同等水平的裁縫不會多，做不來就是做不來。在外國，好裁縫店也是一樣的。你要做好衣服，東西質量不降低的前提下，產量只能是很慢很慢提高的。現在上海的發展，已經快於我們的預計了。」

　　客戶數量增加的同時，對於定製的審美趣味也在發生微妙變化。「以前我們接待的客戶，主要是功能性定製，他們由於身材特殊，在外面買不到衣服。現在從功能性變到以審美為主了，不再是我必須穿西服出來我才來買西服，而是希望做一套真正符合自己身材，穿了好看的衣服。」陳風凡說，「男裝的變化其實並不多，款式和剪裁不會有天翻地覆的區別，領子的形狀、手巾袋的寬窄，講究的可能就是兩毫米到一毫米的事情。而很多師傅學的都是傳統剪裁，不大願意採用新式的版型，怕萬一效果不好，責任要他承擔怎麼辦。」

　　因此，陳風凡在店裡擔任的一個角色便是「造型顧問」。他出生於1982年，與「W.W.Chan&Sons」新增的國內客戶的年紀十分相近，也容易溝通和理解對方的想法。事實上，回內地10年，「W.W.Chan&Sons」對手工細節的追求，已經得到了圈內的認可，接下來，如何讓「W.W.Chan&Sons」做出的衣服更新潮，也是這家老店面臨的挑戰。陳風凡說，「現在的國內年輕人都很聰明，他們來做衣服前，會在網上查很多資料，也很有自己的想法。而且成衣品牌非常多，大家也會覺得，不同風格、不同品牌的衣服都想試一試，並不會像以前那樣，只穿某一家的衣服」。對此，他表示：「我們的希望仍舊是，我們的衣服，他不會穿幾次就不要了，那是溝通失敗的結果，我們希望做的是客戶會一直留著，不時拿出來穿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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