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婊子無情到有情：為何中國文人愛歌頌妓女？

妓女，一個背負著故事、罵名與傷痛的詞語，一個處於社會歧視鏈末端的非主流群體。

僅僅是在幾十年前，你對她們的印象，還停留在"淫詞艷曲十八摸"，"大爺快來玩兒"的風塵形象。女人們用最惡毒的語言為她們蓋棺定論，嫖客們則用暴力手段來彰顯男人的優勢。《太平輪》中章子怡扮演的失足女於真，不僅被吃霸王餐佔盡便宜，還被重重的耳光和羞辱的言語打臉，像這樣戲劇化的情節，在現實世界，更加有過之而無不及。

電影《太平輪》劇照

邁入21世紀，隨著女權主義的不斷崛起，公眾開始用"性工作者"這樣溫和的中性詞，去取代有明顯貶低意味的"婊子"和"賣淫女";有學者梳理近三十年的新聞報道，發現媒體將她們總結為"受害者"、"失足女"、"待拯救的弱勢群體";今天，性學家李銀河將西方"賣淫嫖娼非罪化"的觀點引入中國，並擁有了大批支持者;就在12月18日，馬其頓的性工作者們上街公開遊行，紀念"國際終止對性工作者的暴力日"。

一個容易發現的轉變是，社會對於"性工作者"的包容度正在不斷提高，不僅嫖客在事後煙的過程中，喜歡打聽她們獨特的人生故事，並施以同情，就連文人、法律工作者和人大代表，也為保障她們的基本人權而提出各類議題。

"婊子無情"到有情

自古文人妓女多糾葛，不得志的才子寄跡於青樓，流連與北里。在這裡，文人士子盡情享樂，可以不顧社會倫理，家庭責任，不僅彌補了心靈創傷，還激發了創作激情。

所以長久以來，好或壞的妓女形象，深刻沉澱於各類文學作品，其重要性甚至遠超良家婦女。葉凱蒂認為，文人與妓女"相互定義"。胡適曾直接地指出，"近人的小說材料無非三種，一種是官場，一種是妓女，一種是不官而官，非妓而妓。除此之外，再無其他。"

《大內密探零零發》如花劇照

正是因為文人與妓女母題的濫觴，所以"婊子無情"和"妓女有情"的形象作為一種悖論，成為不同時代的隱喻。其背後的成因，不過是話語權掌握在誰手上。

才子遇到平常的薄情妓女，便寫出諷刺。

"青樓之輩以色侍人，以財利己，所知惟諂，不知其情。"清代文人俞達寫《青樓夢》，提示風月場合的逢場作戲。姜夔在《揚州慢》有言:"青樓夢好，難賦深情。"嫖客也有打油詩，用"進門笑嬉嬉，床上好夫妻，一夜知心話，穿衣各東西"這樣滑稽的打油詩，來表現嫖客與妓女的簡單關係。

《武林外傳》由杜十娘演繹出的扈十娘

才子聽說離奇的痴情妓女，便寫出傳奇。馮夢龍在《警世通言》中描繪的杜十娘，有情有義，懷揣從良的美好夢想，苦苦攢下百寶箱，並寄希望於嫖客中能有一個好郎君，能幫她贖身從良。然而沒想到遇上李甲這等渣男，竟打算將她轉賣他人，一瞬間如雷轟頂，受盡屈辱，便怒沉百寶箱，自己也投身於滾滾江濤。

《霸王別姬》菊仙劇照

類似借有情妓女諷喻的作品，還有《霸王別姬》里的菊仙之於段小樓，"君王情已盡，賤妾何聊生?"看清段小樓的菊仙上吊自盡。《胭脂扣》中的如花之於十二少，"涼風有信，秋月無邊。思嬌情緒好比度日如年……"如花跨越生死等待十二少五十年，有情反被無情誤，真可謂最痴情的"生死絕戀"。

我們可以看到，文人們在對妓女施以同情之時，更多的是一種反諷。其背後的潛台詞，不過是"妓女如此有情，男人卻如此薄涼，禮教卻如此封建，社會卻如此荒唐。"

《胭脂扣》如花劇照

實質上，痴情妓女萬中無一，文人們用最戲劇性的手法來塑造一個痴情妓女，再為她們的愛情蒙上一層悲劇主義陰影，而小說的重點，永遠是隱藏著的社會背景，而非苦等五十年的如花，自殺的菊仙，投江的杜十娘。

在這裡，妓女從男人享樂的工具，轉換為文人諷喻他人的工具，在大部分人的認知里，妓女依舊是不道德的存在，作為一個群體，她們依舊聲名狼藉。

妓女的救贖與自我救贖

關於對妓女的救贖，永遠圍繞著從身體骯髒，到精神聖潔的轉變。

明代有柳如是這樣的才貌雙全的妓女，明亡之時，以身殉國。徐天嘯評價她"其志操之高潔，其言辭之委婉而激烈，非真愛國者不能。清末有妓女賽金花保護京城，人稱"議和人臣賽二爺"。

《金陵十三釵》玉墨劇照

妓女變身英雄的自我救贖，在一些電影中也不乏戲劇化演繹。如陸川導演的《南京南京》中，藝妓小江自願站出來犧牲自己保護她人。張藝謀導演的《金陵十三釵》中，紅菱說:"都說"婊子無情婊子無情"的，明天我們姐妹也去做一件有情有義的事"，真是看得人眼泛淚花。

導演把她們作為宏大敘事中淚點的同時，幫她們完成從骯髒到聖潔的"救贖"。同時，還借這些俠妓進行反諷，告訴這個國家的政治家和男人們:處於下九流的歌妓娼優，在民族危亡之際用香肩擔當道義，轉行救國救民，做的比你們不知出色到哪裡去，而你們又怎麼好意思苟且偷生?

可見，出於主旋律文本訴求的需要，或許才是小說家把妓女塑造成英雄的根本目的。

所以，對妓女的救贖，從不是依靠文人虛假的形象塑造，終究還是要靠她們自己。今天，妓女們走上街頭，勇敢的為自己爭取權利，性工作者們為自己爭取中性稱謂，舉條幅在街頭遊行，努力終止性暴力。

2016年5月，曾經的性工作者Toni Mac走上TED進行演講，講述性工作者的權利保障。

她提出賣淫的全面犯罪化讓她們無法從良，因為沒人會僱傭妓女與妓女需要錢本身就是矛盾。有些妓女並非自願為妓，很多遭受拐賣的女孩，身體有缺陷卻無法治癒的人群，一無所有的她們不得不成為妓女，而在遭受毆打、死亡和當妓女苟活之間，大部分人也會毫不猶豫的選擇後者;她們呼籲的妓女去犯罪化，也絕不是要求合法化，她們只是在爭取最基本的權益。

李銀河曾就"妓女和二奶的區別"這個問題做過一番論述，她認為二者本質都是以性服務作為買賣的標的物，其中的差別，不過是一個批發，一個零售。但奇怪的是，在對待妓女和二奶的態度上總是存在雙重標準，人們對妓女的憎恨和討厭程度遠超二奶，但是妓女卻要永遠打上賣淫的鋼印。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在這個大膽談性和約炮盛行的年代，如果妓女們仍舊遊離在社會邊緣，搶劫妓女等於以暴制暴的邏輯仍然流行，從妓仍然完全犯罪化，那這些年她們的悲慘際遇，和文人為她們塑造的光輝形象，豈不是猶如廢紙一張，早該付之一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