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章燦：石刻研究的基本問題

編者按

本文為程章燦教授於2015年5月在湖南永州考察古代摩崖石刻期間，在湖南科技學院所作的啟發式講座「石刻研究漫談」的錄音整理稿。

▲程章燦先生

我覺得，是石刻把我引到或者說召喚到永州來的。我研究石刻可以說有20多年了。我博士畢業於1989年，畢業後，就到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工作，接到的第一個研究項目就是唐代石刻史料研究。如果從1989年算起，到今年也有26年了吧。老早就知道浯溪石刻，老早就知道永州這邊的其他石刻，包括湖南科技學院旁邊的朝陽岩。但是，先前我讀的都是石刻文字，其次是看的拓本、拓本集或者是拓本的電子本，都沒有到過實地，看過實物。今天是第一次來到這兒，真正地看到了浯溪石刻、朝陽岩石刻，真的很有收穫。

剛才京華教授讓我說說全國石刻研究的情況，這個我還真不敢當，我只能說說我個人的粗淺認識。我在南京大學有十幾年時間，大概是從1992、1993年一直到2008年，十五六年間，除了出國訪學，總共開過十三四次課，給碩士研究生講一門「石刻文獻研究」的課，講一學期。這個課，我是希望給中文系的學生灌輸一個意識，希望他們認識到石刻文獻的重要性，認識到石刻文獻研究是一個非常有意思、內容非常豐富、類型非常繁多的領域。如果你踏進石刻研究這個領域，可以說有無限的趣味，也會回報給你無限的收穫。我在課上對學生說，你們可以不選擇石刻文獻作為你們畢業論文的題目，不過如果你對石刻文獻沒有了解，那麼作為一個研究生，作為一個古典文獻學或古代文學專業畢業的研究生，總歸在知識結構方面是有所欠缺的。既然我在從事這一方面的研究，那麼就有責任給大家填補一點空缺。基於這樣一個認識，今天就在這裡給大家簡單地說一說我所認識的石刻文獻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基本的研究方法。我想簡單介紹這樣三個方面：第一個方面，簡單介紹石刻文獻的類型；第二個方面，介紹石刻文獻存在的蘭種形態；第三個方面，說說石刻文獻研究的三個層次。

一、石刻文獻的類型

對於石刻文獻的類型，早就有人專門做過石刻文獻的分類，有分得非常細的，分到四十幾類。今天我就把它概括一下，主要介紹七種。

第一種：墓碑，或者說碑刻。

▲南朝梁安成康王蕭秀墓石刻（局部）

我們平時經常講「碑刻」，這個詞的意思其實有廣義和狹義，這裡講的是狹義。狹義的碑刻必須是一塊石頭獨立出來，豎立在地上。我們經常看到的摩崖碑，也可以稱作「碑」，但我指的碑刻不是這個，而是堅立於平地上的石碑。

碑刻又可以分為幾種，最常見的是墓碑，豎立在墳墓前的，有大有小，小一點的可能叫「墓碣」，大一點的叫「神道碑」。一般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才立碑。還有一種不是立在墓前面的，比如古代修建某個公共工程，國家建成了一條道路，或者一段城牆，或者某個城門，也會立碑紀念，我們可以叫做工程碑刻，主要起記事和紀念的作用。除了墓碑和工程碑之外，還有功德碑，歌頌長官或先賢的功德。在漢碑里，有這樣的三大類。

在中國古代石刻里，碑刻占的數量非常多。碑刻里最重要的是漢碑。漢碑是我們今天學習漢隸最重要的依據。當然，我們今天到長沙去，能夠看到很多漢代的簡牘，但是在以前，看到漢代人的字跡主要是通過漢碑。漢碑有各種不同的風格，有名的漢碑很多，幾乎每一塊都是自成風格的。所以在書法史上、在文字學史和文學史上，漢碑都很有名。漢代以後，歷代也都有一些碑刻，但總的來說，在書法藝術上的地位都比不上漢碑。

漢碑尤其墓碑在東漢非常流行，以至於後來發展成為東漢社會的一種習俗。到東漢末年，如果一戶人家死了人，他在辦喪事的時候必須要刻碑，大家互相攀比，把一塊好的石材從山上採下來，再請一個名家寫成文章，然後再刻到石頭上去，這中間要費很多錢。漢代甚至有人因為為了替親屬、長輩辦喪事刻墓碑而破產的。所以刻碑很耗費錢財，給人帶來很大的經濟壓力，另一方面也助長了一種不實的風氣。所有碑上刻的詞句都是好話，胡亂吹捧，不足為信，就把社會風氣搞得不好了。所以到了東漢末年，曹操掌權以後就開始禁碑，從建安開始，一直到整個魏晉南北朝，基本上都奉行禁碑的制度。

國家向來都有禁碑的規定，不許立碑。但是總有限定慢慢鬆弛的時候，所以隔個幾十年，往往又有皇帝下令禁碑。如果大家到南京棲霞區甘家巷小學，現在還能看到南朝梁安成康王蕭秀的墓，墓的前面有四塊碑，其中兩塊碑還有，還有少量字跡依稀可見，另外兩塊馱碑的贔屓還在，碑已經毀掉了，當年是四碑並立，這是特例，整個魏晉南北朝，四碑並立只有這個例子。一般來說，魏晉南北朝時能夠立碑的都是有特殊身份、特殊地位的人，或者是經過特殊批准的，如果嚴格遵循律例，那是不允許立碑的。那麼，因為有這樣一種禁碑的法律，所以到了東晉南朝的時候，就出現了一個新的石刻品種，就是墓誌，埋在地下，政府律令禁止不了。

第二種：墓誌。

▲遼貴妃蕭氏墓誌蓋

關於墓誌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出現的，有不同的說法。如果我們把墓誌當作一個人死了的標誌，隨便刻一點東西埋在墓裡面標誌這個人的身份，那麼，給秦始皇修陵時死了好多工人，死後草草埋葬，有時候在磚頭上刻幾個字，也可以算是一個墓誌。但真正作為一個石刻類型，或者說把墓志銘視為一個文體類型，這是從東晉開始的。我們知道，西晉政權在北方被胡人打垮了，皇室司馬氏就跑到南京來了，建立了東晉政權，北方的貴族紛紛南下。他們到了南京，開始以為隔個幾年、幾十年說不定就打回北方去了，像琅琊王氏是山東的，陳郡謝氏是河南的，都是北方人，本來指望能回北方去的，後來過了三十年、五十年，過了一百年，發現回不去了。他們父親一輩、爺爺一輩死了，都埋在南京了，這時候就需要標誌他們是哪裡人。如果大家到南京，建議去一下總統府旁邊的六朝博物館，裡面就有不少的六朝文物，包括許多墓誌。

最初的墓誌是用磚頭刻的，一開始很粗糙，而且不是刻在一塊磚頭上，是好幾塊磚頭，因為磚頭太小。後來才逐漸講究，用石頭刻，慢慢地形式越來越講究，越來越規範，然後再由南方發展到北方。我們今天看到的墓誌類石刻文獻，北朝墓誌比南朝的還多。但從淵源上看，其實是東晉、南朝發明的。尤其是王謝這樣的大家族，他們開始使用墓誌，並使之成為一個時髦，使得這些風氣得以推廣開來，從南方影響到北朝。

唐代以後，墓誌就成了中國古代喪葬里非常普及的一個用品。唐代人作墓誌也很講究，《唐會要》中記載，辦喪事的時候，要把請人刻好的墓誌專門擺在一個車裡，出殯的時候展示給人看。墓誌找誰寫的？文章怎麼樣？書法怎麼樣？刻工怎麼樣？這都顯示著家族有沒有實力，有沒有身份，有沒有地位，所以唐代人對這個很重視。北朝墓誌和唐代墓誌今天出土的非常多，在洛陽、西安這兩個地方，洛陽一挖就是北朝的墓誌，西安一挖就是唐朝的墓誌，非常多。所以在石刻文獻類型中，如果就數量來講，或者說就研究的史料價值來說，墓誌這類石刻文獻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種：石經。

▲熹平石經（局部拓片）

石經就是過去的儒家經典的刻石，其實也包括佛家和道家的經典刻石。相對來說，在儒道釋三教刻石中，規模最大的是儒家經典刻石，基本上是政府組織的，因為儒家是官方的意識形態。儒家經典刻石最早是在東漢漢靈帝熹平年間，蔡邕等人給皇帝提建議，說經典文本當時沒有一個定本不行，需要有一個定本，刻在石頭上面，豎在首都洛陽的太學裡。太學那時候是國家最高的學校，全國的人想讀經，都可以到這個地方抄，那就是一個標準的定本。所以從東漢開始就有了第一次儒家的刻經，叫做「熹平石經」。這以後中國歷史上還有多次的刻經，比如三國魏正始年間，用三種字體刻的經典，叫「正始石經」。現在我們還能看到一些熹平石經和正始石經的殘石。再往後，東晉和南朝沒有刻，一直要唐朝的開成年間，又刻過一次石經，規模更大一些，叫做「開成石經」，現在基本完整地保存在西安碑林裡面。清代乾隆年間，還刻了《十三經》的全部，至今保留得很好，在北京國子監裡面。其實，從宋代開始就有了印刷術，書都可以刻印，所以乾隆刻石經，只是好古，沒有多少文獻版本的價值。

佛教的刻經基本上是民間自發的，或由僧人自發、寺廟組織的行為，或者善男信女自發的行為。佛教刻經的形式和儒家的不太一樣。佛教刻經中規模最大的，應該數到現在北京房山雲居寺的經板，從隋代一直刻到遼代，時間非常長，規模也很可觀，共有一萬五千多塊經板，藏在藏經洞裡面。另外佛教經典還喜歡刻在摩崖上，「摩崖」就是刻在自然的崖壁上。道教經典刻石的也有，但和儒家、佛教相比，道教的經典刻石好像比較少。道教經典更多是喜歡寫些小楷，寫在紙上。

第四種：題名、題刻。

題名、題刻以及各種各樣的題詠，其實，這也可以跟我另外分出一類的摩崖石刻合在一起來說。過去的文人學士遊覽名山大川，往往喜歡留個名，刻上某年某月某日某某跟某某某一起同游某地的詞句。他們的字基本上還都寫得清楚，有不少還出自名家。永州的很多石刻，如朝陽岩和浯溪石刻，有很多是文人學士的題名、題詠。題詠就是題一首詩，或者說題詞，題一段話，某時某人和某某人到過這兒。所以，我們有時候考察古代文人的行蹤，編一個作家的年譜，如果在某一個地方的石刻上看到某一個作家的題刻，就可以證實他那個時候在這兒。他如果寫一首詩，我們就知道這首詩是在這兒寫的，就可以交代得清清楚楚。這種題名、題詠、題刻，宋代以後特別多。唐代也有，但是沒有宋代那麼多。歐陽修喜歡搜集石刻拓本，編了一本書，叫做《集古錄》。他在《集古錄》里感慨地說，「人們為什麼那麼喜歡留名呢？」很多人都喜歡藉助石刻這種文獻形式，希望讓後來人能夠知道歷史上曾經有某某人到過這個地方。中國古代人之所以要題名、要題詠，除了標誌自己的行蹤，很多時候是看中它的歷史記憶的功能，希望後人藉助石刻，記住自己。

第五種：摩崖。

▲大唐中興頌碑

摩崖這種碑刻其實是比較早的，我們讀司馬遷的史記，知道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曾經巡遊天下，在原來的齊、楚兩國故地巡視，因為他覺得齊和楚是秦國最大的敵人，他不放心這兩個地方。他在齊、楚兩國故地立了六塊碑刻，其中，碣石山的碑刻是摩崖，這是最早的一個摩崖碑刻。

漢代以後，摩崖的碑刻也挺多的。永州浯溪的《大唐中興頌》，大概是摩崖石刻裡面最有名的一處，號稱「三絕碑」。文章是唐代文學家元結寫的，書法出自唐代著名書法家顏真卿之手，浯溪風景優美，崖石奇特，合為「三絕」。《大唐中興頌》的字還大，至今可以觀賞，想見當年盛況。

摩崖石刻，如果要講它跟別的石刻相比有什麼屬性特別突出的話，我覺得是它往往處於風景之區，名勝的屬性更突出些。名人的墓可能會成為一個名勝點，一般的墓就不會了。但是，摩崖碑刻往往會在一個風景比較突出的地方。而當一個人尤其是某個名人，比如元結、顏真卿這樣的名人，首先在某個風景秀麗的地方，刻了一個摩崖石刻之後，其他人就會陸續來此，一邊觀賞，一邊加上新的題刻。浯溪有了《大唐中興頌》之後，唐宋兩代有多少人來過，難以統計。幾乎每一個路過永州的人，甚至是經過永州附近的人，都要繞道來這裡看看，看完之後，就難免會寫點什麼，也刻在摩崖上。這就好比元結、顏真卿發了一條微博的第一條，然後後人就跟貼，跟了好多的貼子回應。這個字怎麼樣，頌的主題怎麼樣，眾人都參加議論，甚至還會爭論起來。我覺得，這是摩崖石刻比較特殊的一點。

第六種：刻帖。

▲明《墨池堂選帖》（拓本）

我們現在看的字帖，其實有很多都是從石刻上面傳下來的，尤其是比較早的，因為紙不能保持很久。像六朝時候的那些墨跡、唐朝的那些墨跡，我們今天看到的顏真卿的字跡，很多是從石刻上弄下來的。刻在石頭上的名家的字跡，有時候分散在各地，那麼就有人搜集起來，拓成拓本。有時候為了方便別人看，乾脆把名家的墨跡再翻刻到石刻上面去。古代很多江南的有錢人喜歡在自己家裡建碑，碑里刻著很多名家的字，你可以來看，可以來拓，於是就變成一本本的法帖集了。

法帖這種書法石刻，它的重點是在書法上有選擇，有書法欣賞、書法學習的目的。書法作品刻到石頭上面去，這就是一種書法藝術的傳播手段。刻帖這類石刻，大概始於宋代，在明、清兩代比較多，這種風氣是從明、清兩代開始的，當時很多有錢人、收藏家都把自己家裡的寶貝拿出來，刻石流傳。

第七種：雜刻。

石刻總類里有很多不容易歸類，不好算入前面那六種裡面，那隻好另立一類，叫做雜刻。比如北朝流行造像，這是立體的石刻。造像往往配合一些題詞，大多粗俗不文；還有人喜歡刻詩詞歌賦，那就要文雅得多了。從前有人修了一座橋，在橋頭、橋廊某個地方刻幾個字，做個標記。挖了一口井，在井欄上刻幾個字。這也是一種石刻，叫做井欄石刻。這些雜七雜八零碎的石刻，通常就把它叫做雜刻。

以上七種石刻裡面，我認為特別值得關心的主要是墓碑、墓誌及摩崖。其他的石刻，如果你是專門研究經學、研究儒學的，那可以去研究一下早期的《熹平石經》和《正始石經》，乃至唐代的開成石經，其他類型的價值還是有限的，比較零碎。

石刻文獻有三種形態。

第一種形態就是石刻實物本身。

▲浯溪石刻

我們今天在朝陽岩看到的、在浯溪看到的石刻，就是實物。實物有什麼好處？那當然就是如假包換，獨一無二，就是真的，你可以在看石刻的時候，同時看到石刻原來的環境。有時候我們要了解、理解一個石刻，需要連帶考慮到它的環境因素。為什麼這麼說呢？我舉一個例子。漢代一個達官貴人死了之後，他的墓前不只有一塊墓碑，他墓前甚至可以有三塊墓碑。一塊是他的家屬家族立的，另一塊是他原來的下屬立的，再有一塊可能是他的學生立的。所以三塊碑分別代表不同的社會關係。這三塊碑怎麼擺？你如果不在實地，如果只讀到他的一塊碑，那就不行了，這就要了解石刻的位置關係。另外，摩崖石刻和周邊風景的關係也要考慮。有些石刻之所以這麼刻，而不是那麼刻，那是跟當地的物質條件有關的。漢碑裡面有一塊碑，其實不能嚴格叫做漢碑的，就是一件非常有名的書法作品《石門頌》，歷來被稱作隸書中的草書，文字寫得十分飛揚，有時候一個豎筆，筆畫很長。如果你不到實地看，你不知道石門頌是摩崖石刻。它那個石頭正好空出來一塊，而且正好有一個裂縫，如果再刻另一個字，它正好到那裂縫裡面去了，他只好把這一筆豎下來，這與石頭自然的紋理走向是有關係的。所以研究石刻，必須要到實地，看實物。

石刻文獻的第二種形態是拓本。

▲晉周孝侯碑晚清拓本

研究石刻，我們當然也可以坐在家裡看拓本，那樣很方便，不必跑好遠的路。今天坐上高鐵，朝發夕至，就從南京到永州了，從前從南京到永州不容易，那我當然看一下拓本就行了。所以拓本有它的好處，就是方便。我可以拜託京華教授在永州給我弄一張拓本，給我寄過來就行了，就可以在家裡面看了。但是如果萬一某一個字恰好拓得不是很清楚，那我只好將就著看，我也可以猜，有可能猜對，也有可能猜錯。這時候就必須到實地去考察、去核對。古代人替我們傳下了很多拓本，有的拓本好，精拓，每個筆畫都看得清楚。有的拓本就不行，本來就拓得模模糊糊的，費半天勁，還不能認出是什麼字。有的它恰好那個字沒拓出來，你正好研究到這個地方，需要認出這個字是什麼，這個關鍵字正好對你的研究很重要，如果看不到這個字，就影響你對文章的了解，所以還必須到實地考察。

我拜讀京華教授關於永州朝陽岩石刻研究的幾篇文章，裡面涉及到《全唐詩》《全宋詩》這兩本大書。康熙時編撰《全唐詩》，延續了前人金石書的一些錯誤，因為前人的拓本不完整，提供的信息不準確。趙明誠和李清照編的《金石錄》，裡面也有一些錯誤的信息，不知道是趙明誠和李清照寫書的時候就搞錯了，還是刻本流傳的過程中搞錯了。京華教授一一糾正過來，補上缺漏的文字，因為他到實地考察，到現場看了，才能做到這一點。所以，石刻研究最好是能看到實物。但是，實地考察是有難度的，因為你要曉得永州的寶貝在哪兒，你才能看到，有時候即使守在本地，你也未必能看得到。實物本身固然好，但是我們要接觸、使用、考察到實物的石刻，其實是要費很多的成本，時間的成本、金錢的成本，甚至是人情的成本。我今天托京華教授的福，看到了朝陽岩，很幸運。否則，朝陽岩正在維修，不開放，我是不可能進去的。

拓本是中國古代文化的一大發明。在過去沒有相機的時代，人們是怎樣想起這一招的？我覺得很高明。相機可以拍得很不錯，但是有時候，如果石面風化得太多，不是很平整，拍照也不容易拍得清楚。然而，好的拓工弄出來的拓本，字就看得清清楚楚。拓本的好處，還在於它好流通，我們只要派一個拓工過去，就可以得到若干份，同樣一塊碑，可以拓十份、二十份、三十份。原始的石刻不能複製，你可以翻刻一塊，但翻刻之後可能就變樣了，而且翻刻的成本很高。拓本容易複製。

明代已經有金石家，身邊專門帶著拓工，出去訪碑。明代關中的趙崡，就專門帶著拓工去訪碑，看到這個碑好，就叫拓工去拓。照說，拓本拓一份也就夠了，但金石家有可能會要求拓工拓十份，可以互相交換，這樣一下子就流通開來。從前的金石家出去訪碑，或者派拓工搜集拓本，很多都是互相交換的。

到了清代，很多地方比如上海、北京、蘇州的古玩店，都賣拓本，所以可以拓很多份，送去寄賣。晚清有一些拓工，專門受金石家的委託，到處去拓碑。金石家根據從前的金石志著錄，了解到某個地方有什麼碑，金石書裡面都有金石目錄，根據這個目錄，派拓工去把這一帶所有的碑都拓了。而且每一個碑不只拓一份，拓若干份回來，這樣就流通開了。我們把拓本展開，拓得好的拓本，看起來真的是很方便，不必親自跑到石刻面前，就能看到書法的樣子了。好的拓本，多年以後還散發著墨的芬香。

拓本也有一個成本的問題。名碑現在已經很難弄到拓本。新出土的一些著名的石刻，像前幾年西安出土了唐代著名詩人韋應物家族的墓誌，裡面有韋應物給妻子寫的墓誌。韋應物書寫的東西，我們以前從來沒有見到過，現在看到了，但一套拓本要一千兩百塊錢。我雖然做金石研究這麼多年，其實收的拓本非常有限。

石刻本身完全是文物的狀態。拓本是紙本，但是，它也有一點點文物的屬性，尤其是名碑名拓。好的拓本，比如宋代的拓本，非常珍貴。明、清的拓本現在也很珍貴。

石刻文獻的第三種形態是錄文。

▲清刻本《隸釋》《隸續》

小的碑石，小的拓本，打開來讀都方便，但是大的碑，像《大唐中興頌》這樣大的拓本，攤開一大片，讀起來還是不方便。所以，比拓本更方便的一種石刻文獻形態，叫做錄文。錄文是把石刻裡面的文字抄錄下來，編成一本書。這就不是拓本了，這是書了。當年歐陽修因為地位高、朋友多，收集了很多拓本，他下班回家，展讀拓本，喜歡了，就寫上幾筆題跋，發兩句感慨，但是，他沒有把石刻文字全文抄錄下來。到趙明誠、李清照夫婦的時候，他們搜集拓本，寫題跋，更加認真，還會去查書核對，比較兩《唐書》和石刻的異同。但他們也不全文抄錄石刻上的文字。到了南宋，洪适撰成《隸釋》和《隸續》二書，專門搜集漢代的石刻，把漢代石刻上的文字全部都抄錄下來。看得清楚的錄，看不清楚的，如果只看到一個走之底，走之底上面是什麼他不清楚，他也就空著。看到多少，就錄多少，尊重原樣，保持原貌。

洪适是第一個把零散的石刻文字收集成編的。不過，他只搜集漢代的石刻，其中也包括少數三國時候的石刻。他把各地所有的、漢代的各種隸書碑刻全部搜集到一起，把文字全抄下來。他那個時候能看到的很多石刻，我們今天許多都看不到了，影子都沒有了。虧得他那時把那些文字抄了下來，我們今天才仍然看得到。另一方面，他把文獻媒介從石頭完全轉變為以紙張書本為媒介。歐陽修在北宋看到的好多石刻，我們都看不到了，甚至晚他一百多年的南宋的洪适，也沒有看到，因為中間遭逢戰亂。從洪适到我們今天，又過了接近一千年，他看到的很多東西現在也都看不到了。但是，他把文字抄錄下來，我們今天不能看到石刻原物，卻還能看到文字。

石刻文獻的這三種形態，一種是實物也就是石本，一種是拓本，一種是書本，從使用來說，書本最方便，但是另一方面，可能書本也是最令人擔心的。書本上的文字，是洪适等人從碑刻上抄下來的，有可能抄錯、抄漏。或者洪适他們並沒有抄錯、抄漏，但是從古代到現在，書籍刊刻，經過不只一個版本，刻書的人有可能把它刻錯、刻漏了。所以我們要擔心書相，書本沒有拓本那樣保真。書本裡面的字認不出來，或者打了空字框，不一定石刻上就真的看不見，或認不出來。也許到了實地，看到石刻實物，還蠻清楚的。拓本也可能看不清楚，但石本是不是也這樣，也有待比對。從掌握與使用的方面來說，最不方便的是實物或石本，但最可信的也是實物石本。而拓本居中，所以我現在比較看中拓本。拓本比較能夠保真，取用起來又相對來說比較方便。

現在我們有一種跟拓本接近的形態，就是拓本的印刷本，或稱拓本集。它又具有書本的形態。現在經常有各地的碑刻集出版，那都不是個別的拓本，而是拓本集，而且往往經過了縮印。把原來有一張桌子那麼大的拓本，縮印成十六開的一頁，小多了，看起來費點勁。如果字太小，有時候未必看得很清楚，但是說實在的，這比展讀拓本已經方便多了。就以國家圖書館來說，國家圖書館現在收藏的拓本很多，要想借閱幾乎不太可能，但是，早些年，國家圖書館都把它印出來了，印了一百冊，就是《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彙編》。個人不太買得起，但是單位的圖書館還是可以買的，我們可以從圖書館借閱，拿回家裡，一本本地細翻。近幾年，國家圖書館還把他們所收藏的所有拓本資源統統電子化了，放在他們的網頁上，有一欄叫做「拓本菁華」。國圖所藏的所有拓本，在那上面都能看得到。可惜，這個資料庫界面建設得有點兒不夠友好，非得有精確的檢索信息，才能搜索到相關的拓本，差一點都不行，而且不認簡化字。不過，也有一個檢索途徑設計得比較好，你只要知道碑刻的年代，按照年代去檢索，就非常方便。點開這個拓本之後，看到的是電子本。電子本有一個好處，是別的本沒有的。我剛才說過，拓本原來好大，一張張的縮印成十六開了，字就變小了，但在電腦上看電子本的拓本，可以放大。原來我給學生上課，老是要抱一些拓本集給學生看，抱著好重，要叫學生幫我搬書。後來發現不用了，我從國圖下載，然後請學生們看電子的拓本，哪個字看不清楚，我放大給他們看，特方便。

這兩種形態，一個是印成書本的縮小版，一個是電子化的拓本，我也把它歸到拓本裡面。因為有了現代化的印刷技術和電子技術，我們使用拓本的方式方法或者說途徑，更多了，也更靈活方便了。

石刻研究有三個層次，或者說有三個方向。

第一個層次是史料學研究。

▲清刻本《金石錄》

我們把石刻當作一種史料，當作一種文獻，因為石刻裡面涉及的內容實在太豐富了。研究文學的人，首先把它當成對文學有用的文獻。我們可以從石刻裡面找到很多《全唐詩》沒收錄的詩、《全宋詩》《全宋詞》沒收錄的詩詞。我自己早幾年還寫過一篇文章，題為《唐宋元石刻中的賦》。石刻中也有賦，就連賦這樣的文體也有刻石的！文學家的行蹤、文學家的生平事迹、文學家的手跡，這方面的文獻石刻中都有。很多名人，他字寫得怎麼樣？唐代人、宋代人書寫的紙質文本要留下來，很不容易，所以他們的墨跡、手書，往往在石刻中才能夠看到，很親切。多年以前我還想編一本書，就叫做歷代文學名家手跡，就找石刻裡面的，後來我覺得自己有點兒多管閑事，又忙，就沒編。各種類型、各個方面的石刻，其實都可以拿來當作古代史料來研究。比如，就像我剛剛說的，李清照、趙明誠就是這麼做的，把唐代石刻和其他唐代史料文獻相對照，看能彌補書面文獻的哪些不足。這些非常具體的研究，就是史料研究。我所謂的史料研究，基本上著眼於個體的碑刻。你拿到一個碑刻，這個碑刻的撰文者是什麼人，書寫者是什麼人，甚至刻工是什麼人，一項項弄清楚，這就是史料的研究。

第二個層次是史學研究。

史學研究是在史料學的基礎上再往前走一步。我們不能眼珠子只盯著某一個體石刻，我們應該看到整體，看到某個系列的石刻、某個地域範圍的石刻、某個類型的石刻。比如浯溪《大唐中興頌》，在這個石刻現場，唐宋元明清好多人都來參加討論，意見刻在石頭上，那麼，他們都表達了什麼意見？這就是一個好的專題研究的論題。陸遊《入蜀記》寫沿途遊記，以及范成大的遊記，兩人都寫到浯溪《大唐中興頌》這個地方。范成大的遊記中寫了，詩中也寫了，他自己就有兩種文本。如果再把紙本的和石本相比較，那就可以做一些史學方面的研究。

近幾年西安出土了很多隋代墓誌，西安碑林有一位學者，就專門研究隋代的墓誌，這就是把石刻划出斷代範圍，加以研究。還有一位學者專門搜集弘農楊氏石刻，弘農楊氏是隋唐間的大家族。總之，我們可以划出一個圈，從某一種類型、某一個家族、某一個斷代、某一種現象入手。下午我跟京華教授去看朝陽岩的時候，我們就說，「石山保」也可以作為一個題目，好好地來研究。「石山保」其實不只是民俗研究的問題，還可以把它當成石刻中特殊一個內容、一個類型，可以成為一個很好的研究課題。

第三個層次是文化研究。

我覺得石刻要從文化的層面來研究，除了歷史文化之外，我覺得特別要強調的，是要把石刻文獻跟書本文獻看得同樣重要，作為文獻類型來加以研究。我們現在研究書籍史，研究書本是怎麼來的，怎樣傳播使用。書最早的形態，是從甲骨文、金文、簡帛然後到書本。書本出來以後，沒有人再在甲骨上刻字、再用簡帛書寫了，但是，還有人在石刻上面書刻文字，而且有各種各樣的內容，各種不同的類型。這是為什麼？背後有什麼文化成因和文化意義？書本當然是古代文獻最重要的一個載體，但除了書本之外，要說到第二個重要的文獻載體，那就是石刻文獻了，它的歷史比書本還早。紙質書，先有抄本，再有刻本。開始有刻本和印刷，是在宋代。即使說到紙張出現與普及，那也要到漢代以後的事。石刻則是戰國、秦朝就有的。把石刻作為一個文獻的類型，它的一些形制與格式，其實是影響著書本的。石刻怎麼生產、怎麼傳播、怎麼利用，都要研究。

石刻跟書本之間還有一種互動的關係。把名家的墨跡刻到石頭上面，是從紙本到石本；再從石頭上拓下來，變成一本書，又是從石本到紙本。石刻和書本之間，這兩種形態的文獻是可以互相轉變的。石刻對書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書又對石刻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在明清石刻上面，我們經常看到明清人寫完之後，還蓋一個私章，模刻得很好，這是模擬紙書書寫。明清有很多公文文告，以石刻的形式發布，石刻上也鈐蓋公章，公章上還有長官的簽名，這些都要刻出來。有時候，紙上書寫的習慣會影響到石刻，石刻上的書寫也會影響到紙上。石本與紙本，拓本與書本，這四本分屬不同的文獻形式，彼此之間常可相互轉換，其間的文化關係如何，也可以從書寫文化的角度、從文獻文化史的角度，展開研究。

實際上，我目前正在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古代文獻文化史」，其中就有一卷專門從古代文獻文化史的角度研究石刻文獻，這一卷是由我本人負責的。

>原載《湖南科技學院學報》第36卷第7期（2015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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