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與清末預備立憲運動

梁啟超（南方周末資料圖/圖）標籤梁啟超立憲運動清朝末年綜觀梁啟超與革命黨人的論戰文章，他的許多預見都在辛亥革命之後的中國歷史上得到了驗證，但他為之奮鬥的立憲事業還是失敗了。因為革命黨人要推翻的是早已失去民心的腐敗專制的滿清政權，這使他們佔據了道德高地。而清軍殘殺奴役漢人的歷史，成了滿清政權的原罪，鴉片戰爭後屢戰屢敗，更令國人憤恨不已，慈禧太后戊戌政變，殺「六君子」，令維新派寒心，使得清廷詔示的預備立憲成了一場旨在欲使「帝阼永存」的政治騙局，也使得立憲派維護現行體制並在清廷主導下推行憲政改革的政治動機，難以得到社會底層平民的認同。康梁分道揚鑣戊戌變法失敗後，由於國內政治形勢和維新派領袖個人境遇發生了巨大變化，維新派在思想上和行動上都產生了分歧。雖然在大體上都屬保皇派，但康有為和梁啟超已經貌合神離，康在美洲四處募款，經營他的復辟大業，企圖推翻慈禧太后的統治，恢復光緒皇帝的權力；梁在日本密切關注清廷的政治改革動向，廣泛閱讀西方啟蒙思想家盧梭、孟德斯鳩等人的著作，接受西方現代政治理論和學術思想，奠定了他憲政主義的思想基礎。梁啟超與康有為分道揚鑣後，積極倡導民權，反對專制政體，一度以激進思想家的姿態發表了許多言辭犀利的反清檄文，並與孫文的革命黨有所接觸，後因康氏干涉而罷手，轉而推動立憲運動，主張在現行體制下進行政治改革，建立君主立憲政體，一直奮鬥到辛亥革命爆發。梁啟超的思想總隨國內外政治形勢的變化而變化，從傳統的變法維新派到激進的自由民主派，從反對專制到君主立憲，從與同盟會論戰到速開國會的激進主張，他的情緒一直在預備立憲運動與同盟會武裝起義的競賽面前起伏波動，當立憲運動處於高潮時，他就穩健，當革命處於高潮時，他就激進，他深知，立憲與革命都非一朝一夕可以實現，但革命黨在與立憲派賽跑，時間對立憲派愈來愈不利，一旦清廷被革命黨推翻，君主立憲運動便前功盡棄，他的政治理想再無實現的可能。梁啟超美洲之行「自立軍」失敗後，梁啟超放棄了武裝勤王的鬥爭，他做了一次長途旅行，從香港到新加坡、檳榔嶼，又到印度和澳大利亞，1901年春回到日本。1903年2月20日，梁啟超自橫濱啟程，開始了他期待已久的美洲之行。他先到加拿大溫哥華，乘火車去渥太華，應保守黨領袖褒爾的邀請，參觀了國會和國會圖書館，在此逗留五天。5月12日，梁啟超由蒙特利爾抵達美國紐約，所到之處，受到華人的熱烈歡迎。在美國半年期間，他訪問了華盛頓、費城、芝加哥、舊金山、洛杉磯等十多個城市，在與中國、日本等地比較之後，眼界大開：「從內地來者，至香港上海，眼界輒一變，內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變，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渡海至太平洋沿岸，眼界又一變，日本陋矣，不足道矣。更橫大陸至美國東方，眼界又一變，太平洋沿岸諸都會陋矣，不足道矣。此殆凡遊歷者所同知也，至紐約，觀止也未。」（《飲冰室合集》，專集，二十二，「新大陸遊記節錄」）與政界、金融界、學界及社會各方面人士廣泛交往，對他的思想產生了深刻的影響。1903年11月11日，梁啟超回到日本，陸續發表了《敬告我國民》《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等文章。代出洋大臣起草考察報告光緒三十一年（1905）六月十四日清廷下「派載澤等分赴東西洋考察政治諭」，派遣鎮國公載澤、戶部左侍郎戴鴻慈、湖南巡撫端方、兵部尚書徐世昌、商部右丞紹英為考察政治大臣，出洋考察東西各國政治。八月二十六日，五大臣出京，在正陽門車站遇炸，載澤、紹英受輕傷，後改派山東布政使尚其亨、新任駐比利時大臣李盛鐸為考察政治大臣。在五大臣出洋考察之前，梁啟超頻與端方書札往還，代擬有關奏摺報告，他在致徐拂蘇書中暗示了與端方的秘密往來：「今當以書與彼，得彼許可，乃能定也。又頃欲俟彼出洋者復命後消息如何，乃圖之，故得彼復後，亦正不遲也。近所代人作之文，凡二十萬言內外，因鈔謄不便，今僅抄得兩篇，呈上一閱，閱後望即擲返。此事不知能小有影響否，望如雲霓也。（諸文中除此兩文外，尚有請定國是一摺，亦為最要者，現副本未抄成，遲日當以請教。）」（吳天任編著：《民國梁任公先生啟超年譜》第二冊，第612頁，台灣商務印書館，簡稱「吳著」）。「到1906年的8月，五大臣在歐美遊逛了一大陣子之後，返回國內。這群頭腦頑固而又不學無術的封建官僚，連憲政的名詞、術語，都搞不清楚，哪裡能對憲政講出所以然。於是只得暗中央請其時還被清王朝明令通緝的憲政專家梁啟超，代他們起草了一份憲政考察報告，以五大臣的名義呈送清廷。」（孟祥才著：《梁啟超傳》，第五章第二節，轉引自「吳著」第613頁）革命形勢逼人，清廷宣布立憲1905年8月20日，興中會聯合華興會、光復會等革命團體，在東京成立了中國同盟會，通過了「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政治口號和三民主義的政治綱領，明確宣示這是一個為推翻滿清為目的的政治團體。同盟會成立後，迅速派遣幹部，在國內各省建立分支機構，發行報刊，宣傳反清思想，吸收青年學生和新軍士兵入會，端方在奏摺中這樣描述道：「逆賊孫文演說，環聽輒以數千，革命黨報發行購閱，數愈數萬。……近訪聞逆黨方結一秘密會，遍布支部於各省，到處遊說運動，且刊印鼓吹革命之小冊子，或用歌謠，或用白話，沿門贈送，不計其數，入會之人，日以百計，蹤跡詭秘，防不勝防。其詭計最毒者，則專煽動軍營中人，且以其黨人投入軍隊。……奴才聞此，痛憤之餘，繼以憂慮，竊以為今日中國，大患直在腹心，縱任之則潰決難收，芟夷之則全局糜爛。」自1905年起，日俄戰爭和同盟會成立從兩個方面刺激了國人，立憲的日本戰勝了專制的俄國，革命黨要推翻專制的滿清建立共和國，清廷惶恐不安，督撫朝臣，駐外使節，皇親貴族，都有主張「變更政體，實行立憲」者，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回國後，奏請「仿行憲政」，經過御前會議一番激烈爭論，1906年9月，清廷頒布詔書，宣布「預備仿行憲政」。立憲派與革命派爭奪輿論陣地清廷宣布立憲後，梁啟超實現君主立憲政治理想的努力有了一線希望：「今夕見號外，知立憲明詔已頒，從此政治革命問題可告一段落，以後所當研究者，即在此過渡時代之條理如何。」各省成立諮議局指日可待，對立憲派來說，合法參政的大門從此打開，他們因勢利導，迅速調整著思想和行動的策略，利用督撫權臣與士紳商學在朝廷和社會上的巨大影響力，把政治活動的重心轉移到了國內，與同盟會爭奪輿論陣地。他們一面利用清廷的政治改革舉措宣傳君主立憲的政治主張，一面積極組織地方立憲團體，擴大自己的政治實力，為將來參政議政做準備。1906年，以張謇為首的江蘇、浙江等省的士紳在上海成立了「預備立憲公會」，次年，梁啟超在東京成立了「政聞社」。與此同時，同盟會也在國內外到處辦報，宣傳他們的革命主張，尤其是在海外華僑中發展組織，籌募經費，與康、梁既爭奪人心、人才，又爭奪金主，嚴重削弱了立憲派的海外地盤和政治勢力，梁啟超在致康有為的信中深表憂慮：「革黨現在東京占極大之勢力，萬餘學生從之者過半，……近且舉國若狂矣。真腹心之大患，萬不能輕視者也。……今者我黨與政府死戰，猶是第二義；與革黨死戰，乃是第一義。有彼則無我，有我則無彼。」（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第1版，P373）梁啟超與革命黨的論戰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梁啟超與革命黨的論戰其實，立憲派與革命黨的筆戰，早在同盟會成立之前就時有發生。無論是香港還是海外，凡有立憲派活動之地，革命黨亦接踵而至；凡有立憲派建立機關之地，革命黨亦建立機關；凡有立憲派辦報，必有革命黨辦報；凡有立憲派募款，必有革命黨募款……革命黨與立憲派如影隨形，同盟會成立後，競爭更為激烈，爭奪民心的同時，也爭奪著海外的籌款資源，海外捐款是兩派經費的主要來源，直接影響到他們開展政治活動的規模。清廷宣布預備立憲後，國內未來十年的政治改革前景已經明朗，立憲派與同盟會在思想和組織界限上已經劃清，都已確定了各自的政治策略和行動方針，他們之間的鬥爭集中反映在思想論戰上，主要戰場是兩派的喉舌——梁啟超辦的《新民叢報》和同盟會機關報《民報》。1905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發表了《自由乎死乎》《俄羅斯革命之影響》等文章。10月，《民報》創刊，先後發表了孫文的《發刊詞》、汪精衛的《民族的國民》、朱執信的《論中國宜改創民主政體》、汪東的《論支那立憲必先以革命》等文，從第一號起便宣布與梁啟超宣戰，從此，革命黨與梁啟超開始了曠日持久的思想論戰。1906年是論戰最為激烈的一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發表了《開明專制論》《申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答某報第四號對於本報之駁論》《暴動與外國干涉》《法國革命史論》《社會革命果為今日中國所必要乎》等文，申明自己的民主思想和支持君主立憲運動的政治態度。《民報》則發表了胡漢民的《「民報」之六大主義》、撲滿的《發難篇》、汪精衛的《駁「新民叢報」最近之非革命論》《駁革命可以召瓜分說》《再駁「新民叢報」之政治革命論》《駁革命可以生內亂說》、朱執信的《論社會革命當與政治革命並行》，革命派的其他報刊也加入了討伐梁啟超的論戰，《復報》發表了吳魂的《中國尊君之謬想》、田桐的《滿政府之立憲問題》、嗣輯的《「新民叢報」非種族革命論之駁議》、懷姜的《立憲駁議》。梁啟超的預言平情而論，這場論戰無論在文章數量上還是思想深度上都可以說是勢均力敵，但革命黨是眾將上陣群起攻之，立憲派卻只有梁啟超單槍匹馬輪番應戰，不能不佩服他那博學深邃的思想，雄辯精彩的文筆，和他那過人的精力，那一年，他只有34歲。雙方的論戰文章，我讀過多遍，每讀一遍，除了佩服，就是感慨，繼而嘆為觀止。梁啟超認為：一、依中國的國情，只能實行漸進式的改革，只宜實行政治革命，不能實行種族革命，「復仇則必出於暴動革命，暴動革命則必繼以不完全的共和，不完全的共和必致亡國」。他在《開明專制論》（《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二卷上冊，三聯書店，1977年12月，P165-195，以下簡稱「時論選集」）一文中闡述了他對暴力革命的憂慮，擔心「革命決非能得共和而反得以專制」：中國人「既缺乏自治之習慣」，「又不識團體之公益」，文化素養及政治覺悟程度均「未及格」，尚不具備民主共和的前提條件，如果貿然革命，即便能以武力戰勝舊王朝，革命後也必然出現軍政府專權的局面，掌握軍政實權的人斷不肯將權力移交議會，議會民主必然落空，就算議會制度能夠建立起來，依國民的文化和政治素養，也不可能像歐美立憲國那樣運轉自如，在三權分立的政治架構中，能否實現權力的均衡與制約，政府能否良好運行，議會能否正常議事，法院能否公平執法，都是問題。二、可以漸行政治革命，不能同時又搞社會革命，梁啟超在《駁某報之土地國有論》指出，企圖以土地國有作為平均地權的手段是荒謬的，私有制度是「現代一切文明之源泉」，社會經濟發展的最大動機，乃是從人類的利己心生髮出來的，如果將國民手中的土地剝奪，就意味著將他們大部分財產所有權剝奪，結果必然使國民勤勞致富的動力減去大半，使社會經濟發展失去動力，從根本上危及民主政體的基礎。三、如果違反以上兩原則，則必欲流血革命，即將招來瓜分亡國的慘禍。四、革命之後群雄並起，歷史上早有先例，一省革命軍起，他省必起革命軍，於是義旗遍地，「能保他之革命軍，皆服從我軍政府，為同一之組織乎？使其手段與我反對，而其勢優勝於我，則將若何？」革命軍之間的混戰，即使不至亡國，也將產生內亂，導致新的流血衝突，而當地方政府不服從中央政府、在野黨反對執政黨時，新一輪革命又將爆發，如是惡性循環，亂無已時。對梁啟超的思想觀點，革命黨逐一駁斥，他們爭辯道：一、政治革命與種族革命，必須齊頭並進；二、社會革命必須與政治革命同時完成；三、革命決不會招致瓜分；四、革命決不至於產生內亂。革命黨的論辯，除第一條立論稍微紮實一些，第二、三、四條很難自圓其說，字裡行間，瀰漫著暴戾之氣和強詞狡辯之風，與梁文縝密的邏輯推理和細緻的論證成鮮明的對比。例如革命後軍政府與公民的關係問題，梁氏認為：「人民果最初而能安軍政府之政耶？我國民義務觀念素未發達，軍政府語之曰，汝其忍一時苦痛以易無量幸福，無量幸福在將來，彼未之見，一時苦痛在今日，固已切膚也，若最初不肯受軍政府之約法奈何？受之而背之奈何？論者必曰，政府有強制力。強勢之程度奈何？薄則狎而不懲，厚則憚而滋怨。於彼時也，軍政府所遣之吏，有一焉稍任血氣，而所行強制，或出於原約權利義務之範圍外者，則約遂破而軍政府之信用遂墜。此事勢相逼，無論何人，不能謂其必無者也。」（《開明專制論》第八章「論開明專制適用於今日之中國」，「時論選集」，P171）梁氏之論頗有先見之明，以革命手段推翻帝制之後，並不能保證就能自動建立起一個民主政府，並不能保證軍政府不會變成新的專制政府，如果軍政府剝奪和侵犯公民權利，國民必然要起來反抗，這樣，二次革命、三次革命就會循環而起，永無休止。革命黨人佔了上風應該說，革命黨人在與立憲派的論戰中的確佔了上風，因為他們要推翻的是早已失去民心的腐敗專制的滿清政權，這使他們佔據了道德高地。清軍入關後殘殺漢人並在二百六十多年的統治中奴役和壓迫漢族的歷史，成了滿清政權的原罪，鴉片戰爭後屢戰屢敗簽訂了無數個割地賠款喪權辱國的條約，更令國人憤恨不已，慈禧太后戊戌政變，殺「六君子」，通緝康、梁，令維新派寒心，沒齒難忘，這一切使得清廷詔示的預備立憲成了一場旨在欲使「帝阼永存」的政治騙局，也使得立憲派維護現行體制並在清廷主導下推行憲政改革的政治動機難得社會底層平民的認同。綜觀梁啟超與革命黨人的論戰文章，他的許多預見都在辛亥革命之後的中國歷史上得到了驗證：外蒙古貴族在俄國的唆使下鬧自治，最終獨立而去；退位的宣統帝在日本的支持下在東北成立滿洲國，長達14年，若非二次世界大戰日本戰敗，滿洲國不知還要存在多少年，抑或像外蒙古那樣獨立而去？民國建立後，孫文理想的「三民主義」共和國並未建立起來，新的專制政府代替了滿清政府，各省在軍政府的控制下猶如獨立王國，國會、選舉、民主、自由，如夢幻泡影；軍閥混戰，國民黨北伐，國民軍各地方派系之間爭奪勢力範圍，國共內戰，內亂和戰爭持續了38年，至今國土分裂……掩卷常思，梁任公雖然語語中讖，但他為之奮鬥的立憲事業還是失敗了。在1906年後的預備立憲進程中，清廷在官制、軍事、律政、司法、教育、地方自治和籌組諮議局等事項上，每年都有實質的進展，改革的步伐不可謂不快，力度不可謂不大，但立憲派要求的更多，清廷越讓步、越妥協，他們越加碼、越進逼，清廷一次次縮短籌備立憲期限，從九年縮短到五年，又縮短到三年，都不能使他們滿意。因為同盟會在內地和邊省連年暴動，成功在即，立憲派不能坐等政權落到革命黨手中。到了1910年，立憲派加緊逼宮，要求「速開國會」，梁啟超也一改穩健作風，加入到了各省諮議局聯合會發起的速開國會請願運動中，當此時也，立憲派已由漸進改革派轉變成了激進改革派，再次走上了戊戌變法時急於求成的老路，他們在控制了各省諮議局之後，與督撫達成了平分權力的默契，並與之聯手開始了奪取國會控制權繼而入閣執政的新一輪奮爭，這是一場針對專制政體的革命，它對辛亥年推翻滿清所起的作用絕不亞於武昌起義的槍聲。令人惋惜的是，清廷在內有立憲派逼宮、外有革命黨造反的情勢下，進行了六年卓有成效的立憲運動，竟以武昌新軍的一場兵變而告終，假如預備立憲起步於慈禧太后尚能穩控朝政的同光之際，或許還有成功的可能，但專制政府的通病就是不到生死存亡之際絕不肯改革，亦不肯讓權，而等它想要改革想要讓權的時候，必是氣數將盡的時候，吃什麼靈丹妙藥都來不及了。上一頁1下一頁網路編輯:李夏同責任編輯:劉小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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