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學民：「儒林列傳」與「漢學師承」——《漢學師承記》的修撰及漢宋之爭

內容提要 江藩撰寫的《漢學師承記》歷來被視為清代學術史的重要資料，但是在該書學術內涵的解讀方面尚有待發之覆。此書的學術意義與作者的撰述動機密切相關。江藩撰寫本書特別與阮元總輯《國史儒林傳》一事有關，江氏的意圖是要影響《國史儒林傳》的編撰。由此江藩以正史的筆法和規模，在《漢學師承記》中構建了一個以「漢學」為正宗的清代儒學學術史，在此過程中他強化了漢宋門戶之見，將主宋學者摒棄在外。正是因為其強烈的門戶之見，《漢學師承記》才引起宋學者的激烈反對，但是因為具有正史的筆法和規模並得到阮元的支持，它得以對整個清代學術史的書寫產生了巨大影響。關鍵詞 江藩 阮元 《漢學師承記》 儒林傳擬稿 一、引言「漢學」的出現和漢宋門戶之爭是清代學術史的重要事件，對後來的學術研究和學術史敘述都有重大而持久的影響。而在建立「漢學」論述和激化「漢宋門戶」紛爭方面，江藩的《漢學師承記》至關重要。《漢學師承記》是江藩於嘉慶二十三年(1818)在廣州阮元幕府中刊刻的著作，由於其面世的時間恰好是乾隆、嘉慶時代的結束，該書又以學人傳記的方式總結了清代前期的學術史，因而對後世發生了巨大的影響。該書影響最大之處就是編織了清代「漢學」的學人譜系。《漢學師承記》的漢學敘述至少由以下兩大要素構成，即「漢學」及其「師承」，尤其是清代「漢學」的「師承」，因此書中主要有兩方面內容：第一，漢學的學術觀；第二，以漢學為中心的儒學學術發展史，重點是清代漢學師承的譜系。全書宗旨用江藩的話簡單歸納就是：「藩綰髮讀書，授經於吳郡通儒余古農、同宗艮庭二先生，明象數制度之原，聲音訓詁之學。乃知經術一坏於東西晉之清談，再坏於南北宋之道學。元、明以來，此道益晦。至本朝，三惠之學盛於吳中，江永、戴震諸君，繼起於歙。從此漢學昌明，千載沉霾，一朝復旦。」①「漢學」與「師承」，這兩個要素相輔相成，相互呼應，構成了該書述學的主體。正是由於《漢學師承記》敘學有「漢、宋門戶之爭」的色彩，所以儘管它得到了眾多學者的關注，同時也引起了方東樹等人的強烈批評。多年來，利用這本書研究清代學術史的學者較多，但以此書為對象的專門研究還不多。②其中對《漢學師承記》中學術史敘述的研究意義尤為重大，研究者已有論及，多有洞見。③學者們都注意到，江藩這本著作有其自身特定的時代背景和學術背景，江氏的記載受到這些因素的影響，有漢宋門戶之爭的用意。這些成果已經為進一步研究該書的學術史觀念奠定了基礎，但是與該書的學術內涵和思想意義相關的諸多問題尚有待發之覆。比如江藩此書在漢宋門戶之爭中究竟扮演了什麼角色，研究者們對此還沒有充分、合理的解釋。要解釋這個問題，需要進一步理解《漢學師承記》的學術內涵和思想意義，而要達到這個目的，要聯繫江藩撰著的時機和動機來解讀《漢學師承記》。誠然，江氏著述有當時的政治、社會和學術背景，但是江藩為何要在那個特定的時間撰寫這部著作，仍然是有待回答的疑問。解答這一問題有助於深入理解《漢學師承記》及其「漢學」敘述的思想意涵，也有助於理解其產生巨大影響的原因。江藩撰寫《漢學師承記》的特定政治和學術背景，特別與阮元總輯《國史儒林傳》事件有關，江藩撰寫本書有極其現實的考慮，就是要試圖影響《國史儒林傳》的編撰。由此江藩以正史的筆法和規模，在《漢學師承記》中構建了一個以「漢學」為正宗的清代儒學學術史，在此過程中他強化了漢宋門戶之見，將主宋學者摒棄在外。正是因為其強烈的門戶之見，《漢學師承記》才引起宋學者的激烈反對，但是因為具有正史的筆法和規模並得到阮元的支持，它對整個清代學術史的書寫產生了巨大影響。二、備國史之採擇要明了江藩編撰《漢學師承記》的動機，④該書編撰工作的起止時間是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漢學師承記》修撰的啟始時間，因為缺少直接的證據，以往沒有明確的意見。而其成書時間是能夠確定的，根據汪喜孫跋和《國朝經師經義目錄》卷末江鈞《跋》所記，「家大人既為《漢學師承記》之後」，復「作《經師經義目錄》一卷，附於記後」的時間是「嘉慶辛未良月既望」，則該書正文於嘉慶十六年十月十六日前已經成稿，至少在年底前全書已經完稿。儘管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直接的版本證據，但是這一記載應是可信的。《漢學師承記》中多處文字也可以印證這個成書時限的確切。該書收錄的人物大體是按照生年先後為序的（卷八是例外），其中大多已經去世。而這些人物很多卒年都在嘉慶十年左右，如錢大昕逝於嘉慶九年，紀昀、王昶卒於嘉慶十一年，《漢學師承記》始撰時間當不早於此。而洪亮吉、凌廷堪去世時間最晚。洪氏卒於嘉慶十四年五月十二日，凌氏卒於嘉慶十四年六月初二日，《漢學師承記》均記載其身後事，可證修撰時間當不早於嘉慶十五年。至於嘉慶十六年後事，該書多無記載，如臧鏞於嘉慶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卒於北京，《漢學師承記》未見提及。《漢學師承記》所記阮元職銜也足為修撰時間佐證。所稱阮元職銜有三處，同在卷七，兩處稱為侍郎，一處稱為詹事府少詹事。阮元曾多次任侍郎，但均不晚於嘉慶十六年。關於阮元的正式記載見於《凌廷堪記》附記，內稱阮元「乾隆丙午舉人，乙酉進士，授編修，官至浙江巡撫，今官詹事府少詹事」。阮元授詹事府少詹事有兩次，一次在乾隆五十六年(1792)，一次在嘉慶十六年，其本事見於《清史稿》本傳及《雷塘庵弟子記》。前一次顯然與《漢學師承記》的寫作時間不合。後一次《雷塘庵弟子記》嘉慶十六年譜記：「七月二十三日，阮元奉旨補授詹事府少詹事。」這一次任詹事府少詹事的時間僅有數月，同年十二月初十日，「奉旨補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事並見《清史稿》《清史列傳》本傳，《仁宗實錄》，但據研究，阮元未實授禮部侍郎）。其後阮元又逐漸得到拔擢，嘉慶十七年五月初八，奉上諭「阮元補授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事務」（《仁宗實錄》卷二五七「五月戊寅，以內閣學士阮元為工部右侍郎」）；八月十四日，上諭「以漕運總督許兆椿為工部右侍郎，工部右侍郎阮元為漕運總督」，兩天後，阮元奉到此諭。⑤因此，《漢學師承記》內稱阮元「今官詹事府少詹事」，時間斷限極為明確，應在嘉慶十六年底之前。有關阮元的記載已經到了《漢學師承記》第七卷的終了，而第二年即嘉慶十七年五月，汪喜孫即看到本書並作跋，因此可以推斷，該書在嘉慶十六年底就已完稿。閔爾昌《江子屏年譜》也將《漢學師承記》繫於此年。⑥根據以上多條限制，可以推定《漢學師承記》的集中編撰應始於嘉慶十五年六月以後，而完成於嘉慶十六年底之前。以《漢學師承記》的篇幅，在這一段時間內編輯完成是完全可能的。為什麼江藩要在嘉慶十五年至十六年間編撰《漢學師承記》，在嘉慶十六年底前完稿？主要是因為這一年出現了一個重要的機緣，促使江藩起意編寫《漢學師承記》。這個事件就是阮元在嘉慶十五年自願出任國史館總輯。嘉慶十四年九月初三日，阮元因受劉鳳誥科場舞弊案牽連而被革去浙江巡撫之職，解京發落。阮元於九月二十三日到京，旋獲嘉慶帝恩賞編修銜，在文穎館行走，是年冬重入翰林。此後一直到嘉慶十七年八月被皇帝任命為漕運總督為止，接近三年的時間，阮元基本留在北京。在這段時期內，他從事了很多學術活動，其中重要的一項是（嘉慶十五年十月至嘉慶十七年）他自願出任國史館總輯，編輯《儒林傳》和《文苑傳》。據稱，此議原發於前任編修陳壽祺，但是他丁父憂去職，因此阮元自告奮勇繼任。到嘉慶十七年阮元任漕運總督離京前，《儒林傳》已經纂辦粗成並交付國史館。⑦把儒林傳作為史書的重要內容，是中國正史編撰的一個特色和傳統。自漢武帝獨尊儒術，儒學成為中國歷代王朝的統治學說。《史記》為此單設一篇，專記儒家代表人物的活動和儒家經典《詩》、《書》、《禮》、《易》、《春秋》的傳授過程。《史記》這一創設為後代史家所繼承，《漢書》、《後漢書》等都有儒林傳，此後更成為修史的一個慣例，其主要內容都是記載儒生的經術和事迹。而《文苑傳》記載的更多是文學家（不一定是儒生）的事迹，其創設的時間也較晚一些。雖然司馬遷已經在《屈原賈生列傳》等傳記中記載了文學家的事迹，並且後來的史家也將此作為歷史記載的一個重要內容，但是到魏晉南北朝時期范曄的《後漢書》才有《文苑傳》這樣一個名目。而從對國家的重要性來說，《儒林傳》是要高於《文苑傳》的，特別是宋代科舉以經義取士之後，儒學的內涵中「經義」的地位更高。清代學者更加尊崇儒學，對於《儒林傳》的修撰歷史及其意義更有自覺性。而清初學者對此的認識往往是與對理學的批評聯繫在一起的。比如黃宗羲認為：「夫《十七史》以來，止於《儒林》。以鄒、魯之盛，司馬遷但言《孔子世家》、《孔子弟子列傳》、《孟子列傳》而已，未嘗加以道學之名也。《儒林》亦為傳經而設，此處夫不及為弟子者，猶之傳孔子之弟子也。歷代因之，亦是此意。周程諸子，道德雖盛，以視孔子，則猶然在弟子之列，入之《儒林》，正為允當。」⑧朱彝尊也認為：「《儒林傳》者，自司馬氏、班氏以來，史家循而不改，逮宋王禹偁《東都事略》更名儒學，而以周張二程子入之。元修《宋史》，始以《儒林》、《道學》析而為兩，言經術者入之儒林，言性理者別之為道學；又同乎洛閩者進之《道學》，異者置之《儒林》。其意若以經術為粗，而性理為密，朱子為正學，而陸楊為歧途。」⑨並且，清代學術的風氣總體趨向崇古尊經，儒生們普遍重視經術，不僅認為經術是人才的根柢，而且認為辭章之學也應以經術為基礎。而在尊經的學者中，有一種輕視文士的風氣。因此，在當時儒生的心目中，《儒林傳》的地位比《文苑傳》高，並且列入國史的《儒林傳》還體現了國家對某種儒學觀念的正統地位的承認和對某種儒學人才的尊重。因此，《儒林傳》的編撰是涉及多方利害的大事。所以我們看到在編輯《儒林傳》的過程中，阮元曾向其姻親和弟子們徵求意見。根據有限的資料，可知他曾向焦循、臧庸、張鑒等人徵求撰寫《儒林傳》和《國史文苑傳》的建議，或托張鑒和江西地方官員代為搜集學者遺書；另外阮元曾與其關係較為接近的官員或學者，如王念孫、朱錫庚等在北京討論編撰問題，由此產生了一批知情者。⑩而這些人和在國史館任職的其他史官會將此消息透露給其他有關人。如汪喜孫就由王念孫、焦循告知其父汪中將會被列入《儒林傳》，(11)而由朱詠齋來信得知其父被列入的是《文苑傳》。(12)因此，《國史儒林傳》的修撰一事在北京和揚州等地的官員及學者圈子內應有相當數量的知情者。焦循等對《儒林傳》編選原則和方法提出了較為系統的七點意見：「計擬七則：一曰徵實，二曰長編，三曰兼收，四曰鑒別，五曰詳載，六曰公論，七曰附見。」(13)他還提出自己眼中的《儒林傳》人選，「儒林、文苑兩傳既分，則各隸者不宜訛雜，蓋經生非不嫻辭賦，文士或亦有經訓，是必權其輕重，如量而授」。(14)阮元弟子張鑒也是這樣。嘉慶十六年七月，阮元編寫的《儒林傳》部分稿已成，並交送其弟子張鑒校對，張校閱後提出了修撰的建議：蒙示史館顧、陳諸列傳，伏讀再四，具見審擇之精，裁斷之妙。以顧作傳首，而附吳、梁以下，此千古不刊定論……至來稿陳傳敘事處略有未明晰者，附簽上方，未知當否。鑒謂近時如錢宮詹等作經學諸儒私傳，往往取其生平、著述之書表章之。杭堇浦之傳梅定九、戴東原之傳江慎修，其著也。其實《漢書·儒林傳》中趙賓說《易》，轅固治《詩》，以湯武為受命，即是此意。吾朝學者踵頂相及，若辟青州梅勿庵之天算，顧景范、胡胐明之地理，惠松崖、萬季野之經學，其他橫厲一時，凌鑠百代者，所在多有。吾師表章絕學，自必取其原書，沈潛反覆，一一摭其大旨，勿僅拾取提要一二，庶幾為後學者得以有所考見，尤深佇企。(15)然而，在為公的同時，有些學人也有為私的一面，即為自己的先人或先師能列入《儒林傳》而設法。如果被列入《國史儒林傳》，對於清代學人而言將是非同一般的榮譽。因此除了編撰原則等技術問題，《儒林傳》的人選很受重視。而某些相關者特別關注自己的父祖能否入選。臧庸就是公私兼有的立場。一方面他積極協助尋找並向阮元提供有關人物的著述資料，「接諭，知欲覽孫夏峰、湯文正書，謹奉上《洛學編》、《潛庵遺稿》二種。聞先生近人已錄張皋文矣，如盧學士（文劭）、王光祿、錢少詹事（大昕）、江叔沄、錢學原、劉端臨、凌次仲、汪容夫諸君，亦得著錄否？庸未得見邵學士（晉涵）、任侍御（大椿）、孔檢討（廣森）其學」。(16)另一方面，臧庸也設法讓自己的祖父臧玉林被收入《國史儒林傳》。阮元本擬將臧玉林列入《國史儒林傳》（今日所見《國史儒林傳擬稿》中確有《臧玉林傳》，臧庸附見），但是當時存在反對意見，認為臧玉林著述乃經其子孫潤色。嘉慶十六年三月，臧庸特為此致書阮元，力辯此為謠言，力爭其高祖當入《國史儒林傳》：又先高祖當入《國史儒林傳》，此陳編修充纂修官時自言之，有手書可據。《尚書集解案》亦編修由舍間索取，郎君為郵寄，意欲采其精者入列傳，不幸傳未成，而編修遭大故，猶幸大人續為總裁，其相知之深，有過之無不及也。乃客冬忽述外人子孫潤色之言，閣下豈為之惑耶？此書在當時有閻徵君序，丁教授輯錄遺文並見徵君於稿，在康熙丁丑。盧學士修《常州府志》，采入《儒林傳》，及校勘《經典釋文》，撰入考證，在乾隆乙酉、庚戌間。時庸年二十有三，亡弟年始十四五，誰能為潤色。且此書先為學者流傳已久矣。此必有嫉怨之士誣以不根之談……閣下仁人君子也，孝子慈孫也，愛庸而重其先人者也。庸之事先生終始不欺者也，抑此固千古之公論也。先生秉筆當為一代信史，邱氏九分已虛，猶恐有一分之實，先人之書刊於子孫，即間有一二刪訂，亦校字者之責也，可因此疑其全體乎？《尚書集解案》如無所用之，希發還，尊處需《經義雜記》，示之呈上。自去冬聞命，寢食不寧，趨謁又未敢面請。(17)汪喜孫是這種情況的另一個例證。他也為其父汪中能被列入《儒林傳》而設法，他始從焦循和王念孫處得知其父汪中被收入《儒林傳》，後從史館得知乃父被改入《文苑傳》，大為焦慮，於是致信王念孫，請求其出面關說。(18)今日阮元《國史儒林傳擬稿》鈔本內有《汪中傳》，不過是補錄。而由《國史儒林傳擬稿》中黜落的人物確有汪中。(19)汪喜孫後多方搜集乃父資料及各方評論，輯為《汪氏學行記》刊行，與此當大有關係。在此情況下成書的《漢學師承記》與《國史儒林傳》有直接的聯繫，是對阮元修撰《國史儒林傳》的一種形式獨特的反應，以成稿的傳記向阮元提出編選的學術原則和具體入傳人選的建議。首先，江藩應該較早得知阮元總輯《國史儒林傳》一事。雖然截止目前還沒有直接的文字材料表明，江藩曾經被邀參與討論《國史儒林傳》的修撰，但是《漢學師承記》中的片斷言辭透露他知道箇中消息。《漢學師承記》卷一自述撰述緣起說：「暇日詮次本朝諸儒為漢學者，成《漢學師承記》一編，以備國史之採擇。」這裡提及的「國史」，並非一般的國史，因為《漢學師承記》本身是儒者傳記，與上文提及的《國史儒林傳》正相合，而此一時期恰由阮元為史館總輯，修撰清代《國史儒林傳》。(20)江藩與阮元是同鄉兼同學，在阮元入仕後兩人仍時有學術交往，(21)與阮元當有聯繫。但是很多情況顯示，他起初似乎並非阮元倚重的幕友。阮元任浙江巡撫時多次邀請其姊父焦循前往杭州幫忙，編撰《經籍纂詁》等重要學術著作時也沒有請江藩任事。(22)到嘉慶十七年阮元被任命為漕運總督後，情況似乎發生了變化，江藩很快就被聘請掌教淮安麗正書院，算是正式入阮元幕府。其後阮元出任兩廣總督，江藩遠赴廣州，阮元並擬請其協助編輯《皇清經解》，這一時期阮元似乎很看重這位老同學。上年阮元主持輯錄《儒林傳》，江藩雖非其心腹，但是以他在揚州學者圈子中的崇高地位（江藩與焦循並稱為二堂），很可能從其他揚州學人處得知《國史儒林傳》修撰一事。從《漢學師承記》對阮元短期任職「詹事府少詹事」的準確記載來看，江藩對阮元的動向很關注，而且消息相當準確，對阮元擔任詹事府少詹事時撰修《國史儒林傳》和《文苑傳》一事當能知情。揚州地處南北交通要道，除了揚州籍的學者，江藩還可能從其他學者那裡得知修撰《儒林傳》的消息，比如凌廷堪的弟子張其錦。嘉慶十六年，張其錦為搜集凌廷堪的遺文，南走歙縣，北走海州。江藩在《校禮堂文集序》中記述此事道：「《校禮堂文集》三十六卷，亡友凌君次仲之文也。次仲歿於歙，受業弟子宣城張文學襞伯，南走歙，北走海州，捃拾次仲之著述及詩古文詞，編次讎校，先刊《燕樂考原》六卷。又手寫文集，渡江至淮壖，就正於阮侍郎。」這篇文章雖然寫於1812年漕運總督阮元的駐地淮安，但是揚州是凌廷堪長期客居之地，江藩又是凌氏好友，且對凌氏學問有極高評價，(23)張氏搜訪凌之遺文時，極有可能會找到他，從而使江得知《儒林傳》修撰的消息。江藩如此急於在嘉慶十六年底之前編成《漢學師承記》，正是對阮元總輯《國史儒林傳》的回應。具體情形為，此年秋阮元任職國史館，主持修撰《國史儒林傳》不久，江藩就從焦循或者其他揚州學者以及其他途徑如張其錦等人處得知此事。而阮元並沒有直接向江藩徵求意見，這就是今天在江藩的著作中沒有直接與阮元討論《國史儒林傳》修撰問題的信件的原因。沒有機會像焦循那樣直接向阮元進言，為修撰國史提供參考意見，對自負的江藩而言是一件很遺憾的事。正因為如此，像修撰《國史儒林傳》這類對於所有儒生都意義重大的事情，江藩決不會由於沒有得到老同學的眷顧而甘於袖手旁觀，他開始獨立以具體行動來參與這次撰修國史。這就是編寫一部模擬史館筆法和具備正史規模的儒林傳記，具體提出自己的編撰意見，此應即江氏所言「以備國史之採擇」的含義。這部儒林傳記就是《漢學師承記》。三、以漢學為儒學正宗《漢學師承記》和《國史儒林傳擬稿》之間，在編撰原則及體例等方面存在諸多重要特徵的相似或者相近之處，可以進一步佐證上述推斷。首先是在編撰體例上，《漢學師承記》和《國史儒林傳擬稿》兩書都是以列傳集合成文，且卷首都有長篇的序論。《漢學師承記》卷一啟首是一長篇論述，少有學者注意其意義。各代《儒林傳》啟首都有一篇序論，而在《國史儒林傳擬稿》卷首，阮元也撰寫了一篇《擬國史儒林傳序》，(24)由此可以了解《漢學師承記》卷首文即相當於「序論」。《漢學師承記》卷首語的結構也和阮元的《擬國史儒林傳序》大致相似（雖然具體表述有一些差別），即首先敘述根本的儒學觀念，其次敘述歷朝的儒學學術史，隨後轉入對「國朝」儒學學術的稱頌，等等，由此可見兩者在各自的文字序列中執行著相似的功能。《漢學師承記》和《擬國史儒林傳稿》中的每一傳記，都是輯錄眾書而成。研究者已注意到《漢學師承記》博採諸家記載，但是對具體某篇傳記取材的淵源尚存爭議。其中體現了江藩對傳主思想和學術的認識，此為別一問題，暫且存而不論，從編撰角度而言，可以理解為江藩是在刻意模仿正史的做法。關於輯錄之法，阮元說：「凡各儒傳語，皆采之載籍，接續成文，雙注各句之下，以記來歷，不敢杜撰一字。」(25)《研經室集》卷二《擬國史儒林傳序》後有阮福案語：「家大人撰儒林正傳、附傳共百數十人，持漢學、宋學之平。群書採集甚博，全是裁綴集句而成，不自加撰一字。因館中修史，例必有據，儒林全無案據，故百餘年來，人不能措手。」證以《儒林傳擬稿》和後來的《清史稿》，可知阮福所言非虛。《清史稿》《儒林傳二》就基本是在阮元的《儒林傳擬稿》基礎上刪改而來。今日可見的《儒林傳擬稿》正是嚴格按照史館修史的成例，「裁綴集句」而成。《漢學師承記》取材廣泛，且少有自撰，也可以認為是「裁綴集句」的做法。這方面例子很多，不一一列舉。(26)這些能夠說明江藩獨立編撰的《漢學師承記》是在模仿史官的筆法。其次是兩書立場相同，都極力頌揚清朝統治者。《漢學師承記》卷一相當於序論的長篇文字，自「我世祖章皇帝握貞符，膺圖篆，撥亂反正，罰罪弔民，武德定四海，文治垂千古」以下，不惜筆墨地縷述清朝歷代皇帝刊行經解的「文治」，最終是為了頌揚「蓋列聖相承，文明於變，尊崇漢儒，不廢古訓，所以四海九州強學待問者咸沐菁莪之雅化，汲古義之精微。縉紳碩彥，青紫盈朝，縫掖巨儒……可謂千載一時矣」！同時該書在學者傳記中也時時記載他們受統治者的褒獎或重視，比如對於閻若璩記其得到世宗的優禮。此外，《漢學師承記》安排諸學人傳記時，將清代學術的開山人物黃宗羲、顧炎武置於全書之末，江藩此舉頗為人所詬病，(27)但是如果考慮到該書是竭力模仿國史，就能明白這是一種「政治正確」的做法。阮元的《儒林傳擬稿》也是如此，一定要說明「我朝列聖，道德純備，包涵前古，崇宋學之性道，而以漢儒經義實之，聖學所指，海內向風。御撰諸經，兼收歷代之說，四庫館開，風氣益精博矣」。人物列傳安排的順序，不是以黃宗羲、顧炎武為始，而是顧棟高為首，其理由是「因高宗純皇帝諭辦儒林傳，奉為緣起也」。(28)在傳記取材方面，《漢學師承記》和《國史儒林傳》也有共性，即材料大都來自錢大昕、王昶等曾任官職之人的著述。阮元的做法可能來自焦循的建議，(29)但無疑也是一種政治姿態。他輯撰的人物列傳，主要依據錢大昕、王昶、萬斯同等人所著傳記，而對於傳主的學術貢獻，主要依靠《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此一做法引起其弟子張鑒委婉的批評，認為他應該多參考原著。(30)其實，從阮元搜集材料的範圍和態度來說，他不是看不到原著，引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除了方便以外，更主要的是出於政治考慮。《漢學師承記》多引錢大昕的著述，除了江藩對錢大昕學術的推崇，顯然是為了使其著作更容易得到官方的認可。這個相似的政治立場也說明《漢學師承記》是在有意模仿國史。編輯原則和政治立場這兩點相似之處可以進一步揭示「以備國史之採擇」的含義，也佐證《漢學師承記》追摹國史的用心。《漢學師承記》最引人注目的是其「漢學」立場，而《儒林傳擬稿》則表面維繫了漢宋折衷的學術立場。《漢學師承記》和《儒林傳擬稿》在入選人選上也有很大不同。這兩點是兩書最重大的差別，而這些差異頗能說明江藩的用心，也揭示了本書的學術內涵和思想價值。如前所述，《漢學師承記》的主要內容是儒學學術觀和以漢學為中心的儒學學術發展史，重點是清代漢學師承的譜系。「漢學」與「師承」，這兩個要素是該書的主體。聯繫江藩的用意可知，這不僅僅是簡單為漢學者立傳，而是要在《儒林傳》里為「漢學」爭得儒學的正統地位，並且將漢學人物列入國史。正因此，當可理解《漢學師承記》中護教意味十分濃厚的「漢學」觀念，因為批駁當時已經無勢力的釋老二教，正是為了表明「漢學」為血統純正的儒學，信奉「漢學」的人物才是「醇儒」。這是「政治正確」的一種曲折表達。江氏的「漢學」立場，直接來自其祖師惠棟。惠棟最鮮明的漢學表述見於其《易漢學序》：「六經定於孔子，毀於秦火，傳於漢。漢學之亡久矣。獨詩禮二經猶存毛鄭兩家。春秋為杜氏所亂。尚書為偽孔氏所亂。易經為王氏所亂。杜氏雖有更定，大較同於賈服。偽孔氏則雜采馬、王之說。漢學雖亡而未盡亡也。惟王輔嗣以假象說《易》，根本黃老，而漢經師之義蕩然無復有存者矣。故宋人趙紫芝有詩云：輔嗣易行無漢學，元暉詩變有唐風。蓋實錄也。棟曾王父朴庵先生，嘗閔漢學之不存也，取李氏《易解》所載者，參眾說而為之傳。天崇之際，遭亂散佚，以其口說授王父，王父授之先君子，先君子於是成《易說》六卷。又嘗欲別撰漢經師說《易》之源流，而未暇也。棟趨庭之際，習聞餘論，左右採獲，成書七卷。自孟長卿以下五家之《易》，異流同源，其說略備。嗚呼！先君子即世三年矣。以棟之不才，何敢輒議著述？然以四世之學，上承先漢，存什一於千百，庶後之思漢學者，猶知取證，且使吾子孫無忘舊業雲。」正是因為有存亡續絕的心理，惠棟有此門戶之見，成為清代「漢學」的主將。惠棟的漢學觀念，不僅僅表示漢代學者所研究的對象，還包括他認為的漢代學者的治學方法，口耳相傳的「家法」和「古訓」：「漢人通經有家法，故有五經師訓詁之學，皆師所口授，其後乃著竹帛，所以漢經師之說立於學官，與經並行。五經出於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經師不能辨。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是故古訓不可改也，經師不可廢也。余家四世傳經，咸通古義，守專室，呻稿簡，日有省也，月有得也，歲有記也。顧念諸兒尚幼，日久失其讀，有不殖將落之憂。因述家學，作《九經古義》一書，吾子孫其世傳之，毋隳名家韻也。」(31)在惠棟的其他文章中，我們能看到類似的表述。(32)惠棟對於其自身學術的強烈信心，來自於他認為是「獨得之契」的漢代易學價值的再發現。(33)而漢代儒學的價值，就在於其真正能夠經世致用。他借用閻若璩的話來描述其心目中的儒術：「以《禹貢》行河，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斷獄，或以之出使，以甫刑校律令條法，以三百五篇當諫書，以《周官》致太平，以《禮》為服制，以興太平，斯真可謂之經術矣。」(34)而惠棟確由曆法明漢代易學諸家的「納甲」、「消息」、「爻辰」，又從而明「明堂」制度，對於漢儒學術的經世致用深信不疑，從而對宋學產生不信任。對宋學的批評不自惠棟始，將漢學、宋學對舉，也不始於惠棟。但是從惠棟生前和身後學者的議論中，那種以壓倒「宋學」為目的的「漢學」名義的創始人正是此公。此中有朋友的事實描述，如沈彤：「吾友惠君定宇，淹通經史，於五經並尊漢學，著述多而可傳。」(35)也有反對者的批評，如袁枚：「聞足下與吳門諸士，厭宋儒空虛，故倡漢學以矯之，意良是也。第不知宋學有蔽，漢學更有蔽。宋偏於形而上者，故心性之學近玄虛；漢偏於形而下者，故箋注之說多附會……宋儒廓清之功，安可誣也！」(36)更有錢大昕等師友的贊同：「松厓徵君《周易述》，摧陷廓清，獨明絕學，談漢學者無出其右矣。《尚書》逸古文雖亡，然馬、鄭諸家之傳注，至唐猶存，今則惟存梅氏一家。大約經學要在以經證經。其訓詁則參之《說文》、《方言》、《釋名》，而宋元以後無稽之言，置之不道。反覆推校，求其會通，故曰必通全經而後可以通一經。若徒蓃采舊說，薈為一編，尚非第一義也。」(37)各方或褒或貶，但是都承認了一個事實，即為「力矯宋學之弊」而興的「漢學」始於惠棟。而漢學的各個主要觀點，如因聲而求義，由小學而通訓詁，由訓詁而通義理，由通義理而求道等都被後代學者所繼承。聯繫「以備國史採擇」的動機可見，江藩《漢學師承記》中重申其祖師爺的「漢學」觀念，並非尋常意義的學術追念，而是要根本以「漢學」為儒學正宗，並希望《國史儒林傳》能以此「漢學」立場來撰寫，並收入他認為的「漢學」人物。那些護教意味的話，正是為了說明「漢學」人物才是「醇儒」，才能入選《國史儒林傳》。這樣的漢學觀念十分偏頗，(38)以其為基準而描述的儒學學術史偏離了中國學術發展史的本相。但是《漢學師承記》以此建立了一套以「漢學」為中心的清代學人譜系。凡是他認為屬於「漢學」的重要學人都為之立傳，而整個清代學術的譜系是以乃祖師惠棟為中心而安排的。卷一閻若璩、胡渭諸人可視為清代「漢學」的先驅；卷二惠氏祖孫三代以及沈彤、余蕭客、江聲是江藩的師承，是「漢學」的正宗；卷三王鳴盛、錢大昕都是吳地人物，是惠棟的師友輩，可以視為漢學的後勁；卷四的王昶、朱筠、武億、洪亮吉等可視為漢學的別支，也可視為「漢學」由吳中而南北傳播；卷五的江永、戴震，按照江藩的看法，是「繼起」於歙的漢學名家；卷六的紀昀、邵晉涵、任大椿、洪榜諸人都可視為服膺漢學、傳播漢學者；卷七的揚州諸學人也是漢學的傳人；卷八黃宗羲、顧炎武兩人本應為清代學術開山，但是因為不符清朝正統，所以置於卷末。合觀全書，以惠棟為中心的清代「漢學」史非常完整。當然，江藩的記載時有錯誤，但那些遺漏更有意味。重要的是那些宋學人物，除某些因為被列入「漢學」陣營而收入，其他的都不見於本書。而最有意思的是，就在《漢學師承記》第一卷卷首的緒論中，江藩不厭其煩羅列的清帝「尊崇漢儒，不廢古訓」的所謂文治盛事，如今日被稱為《御纂七經》的乾隆三朝加以註疏的《周易折中》、《書經傳說彙纂》、《詩經傳說彙纂》、《春秋傳說彙纂》、《周官義疏》、《儀禮義疏》、《禮記義疏》，多是主宋學者所為，如《周易折中》為李光地所撰，而《周官義疏》等三禮《義疏》的副總撰便是被稱為桐城派始祖的方苞，而被後世視為桐城三祖之一的姚鼐還是《四庫全書》的撰修官之一。這些人物按照功績，都應該入選儒林傳（如焦循就認為方苞跡近儒林），但是都被江藩摒棄在心目中的《國史儒林傳》（《漢學師承記》）之外，甚至在講到欽定《周官義疏》、《儀禮義疏》和《禮記義疏》的時候都不提及方苞其人。這一點因為江藩以《漢學師承記》為題，且後來將宋學人物另編為《宋學淵源記》，所以不甚引人注意，甚至被研究者視為對宋學家的「溫和」反應。(39)但如果聯繫國史修撰的背景，這是非常激烈的對抗性舉動。因為阮元同時編撰《儒林傳》和《文苑傳》。按照江藩的構想，漢學人物應該入《儒林傳》，而宋學人物則應該悉數歸入《文苑傳》。這裡展現出江藩強烈的門戶之見，如果這個構想完全實現，《國史儒林傳》中將沒有宋學人物出現。阮元本人的學術立場與江藩有相似之處，他年輕時即與凌廷堪相知，更曾問學於錢大昕、王念孫等學者，因而以「漢學」傳人自命，在《研經室集自序》中說：「室名研經者，余幼學以經為近也。余之說經，推明古訓，實事求是而已，非敢立異也。」他對於宋明學術有激烈的批評，其重要的著作如《論語論仁論》、《孟子論仁論》、《性命古訓》等意在直接摧垮宋學的理論基礎。阮元完全贊同以訓詁明義理到明聖人之道的方法：「稽古之學，必確得古人之義例，執其正，窮其變，而後其說之也不誣。政事之學，必審知利弊之所從生，與後日所終極，而立之法，使其弊不勝利，可持久不變。蓋未有不精於稽古而能精於政事者也……蓋先生於語言文字剖析如是，則於經傳之大義，必能互勘而得其不易之理可知。其為政亦必能剖析利弊源流，善為之法又可知。」(40)阮元眼中的本朝學術源流，也以漢學為正宗。如他在評價王引之的學術時說：「我朝小學訓詁遠邁前代，至乾隆間惠氏定宇、戴氏東原大明之。高郵王文肅公以清正立朝，以經義教子，故哲嗣懷祖先生家學特為精博，又過於惠、戴二家。」(41)此觀念與江藩及其《漢學師承記》中的觀念就很接近。但是，作為清廷大員撰修《國史儒林傳》，阮元不能公開持「漢學」立場。其策略是對儒學做了新的界定，將儒學分為師儒兩道，表面上持漢宋調和的立場，實則極力褒獎漢學：昔周公制禮，太宰九，兩系邦國，三曰師，四曰儒，復於司徒本俗，聯以師儒，師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藝教民，分合同異，周初已然矣。數百年後，周禮在魯，儒術為盛。孔子以王法作述，道與藝合，兼備師儒，顏、曾所傳，以道兼藝，定、哀之間，儒術極醇，無少差繆者，此也。苟卿著論，儒術已乖，然六經傳說，各有師授。秦棄儒籍，入漢復興，雖黃老、刑名猶復淆雜，迨孝武盡黜百家，公卿大夫彬彬多文學矣。東漢以後，學徒數萬，章句漸疏，高名善士，半入黨流，迄乎魏晉，儒風蓋已衰矣。司馬、班、范，皆以儒林立傳，敘述經師家法，授受秩然，雖於周禮師教未盡克兼，然名儒大臣，匡時植教，祖述經說，文飾章疏，皆與儒林傳相出入。是以朝秉綱常，士敦名節，拯衰銷逆，多歷年所，則周、魯儒學之效也。兩晉玄學盛興，儒道衰弱，南北割據，傳授漸殊。北魏、蕭梁，義疏甚密，北學守舊而疑新，南學喜新而得偽。至隋唐五經《正義》成，而儒者鮮以專家古學相授受焉。宋初名臣，皆敦道誼，濂洛以後，遂啟紫陽，闡發心性，分析道理，孔孟學行，不明著於天下哉。宋史以道學、儒林分為二傳，不知此即周禮師儒之異，後人創分而暗合周道也。元、明之間，守先啟後，在於金華，洎乎河東、姚江門戶分歧，遞興遞滅，然終不出朱陸而已。終明之世，學案百出，而經訓家法，寂然無聞，揆之周禮，有師無儒，空疏甚矣。然其間台閣風厲，持正扶危，學士名流，知能激發，雖多私議，或傷國體，然其正道，實拯世心。是故兩漢名教得儒經之功，宋明講學得師道之益，皆於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譏而互誚也。我朝列聖，道德純備，包涵前古，崇宋學之性道，而以漢儒經義實之，聖學所指，海內向風。御撰諸經，兼收歷代之說，四庫館開，風氣益精博矣。國初講學，如孫奇逢、李容等，沿前明王、薛之派。陸隴其、王懋宏等，始專守朱子，辨偽得真。高愈、應謙等，堅苦自持，不愧實踐。閻若璩、胡渭等，卓然不惑，求是辯誣。惠棟、戴震等，精發古義，詁釋聖言。近時孔廣森之於公羊春秋，張惠言之於孟、虞易說，亦專家孤學也。且我朝諸儒，好古敏求，各造其域，不立門戶，不相黨伐，束身踐行，暗然自修。嗚呼，周魯師儒之道，我皇上繼列聖而昌明之，可謂兼古昔所不能兼者矣。綜而論之，聖人之道，譬若宮牆，文字訓詁，其門徑也。門徑苟誤，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學人求道太高，卑視章句，譬猶天際之翔，出於豐屋之上，高則高矣，戶奧之間未實窺也。或者但求名物，不論聖道，又若終年寢饋於門廡之間，無復知有堂室矣。是故正衣尊視，惡難從易，但立宗旨，即居大名，此一蔽也。精校博考，經義確然，雖不瑜閑，德便出入，此又一蔽也。臣等備員史職，綜輯儒傳，未敢區分門徑，惟期記述學行。自順治至嘉慶之初，得百數十人，仿明史載孔氏於儒林之例，別為孔氏傳，以存史記孔子世家之意。至若陸隴其等，國史已入大臣傳，茲不載焉。(42)在《國史儒林傳擬稿》的具體編撰中，阮元要大膽得多。全書正傳44篇，附傳55人，在前半部分，阮元頗收錄了一些宋學人物，如孫奇逢、李中孚等，而到該書後部的人選與《漢學師承記》的頗有重合，尤其是最後10位「正傳」入選人物，除孔氏諸人如孔興燮等單獨列傳，其他的分別是江永（附汪紱、金榜、胡匡衷）、朱筠、錢大昕（附傳錢塘、王鳴盛、補丁傑）、戴震（附傳凌廷堪）、盧文劭（附傳孫志祖）、武億、任大椿（附傳李惇等，另補汪中）、孔廣森、張惠言（附傳馬宗璉），幾乎就是顛倒了次序的《漢學師承記》。此外，惠棟祖孫三人，閻若璩、胡渭等人物都悉數入選，卻將陸隴其等宋學人物排除在外，理由是冠冕堂皇的「大臣另有傳」，方苞也在類似的理由下不見提及。這是阮輯《國史儒林傳擬稿》與江撰《漢學師承記》的異中之同。沒有直接的證據表明《漢學師承記》對阮元編撰《儒林傳擬稿》產生影響。雖然《國史儒林傳擬稿》在關於儒學的觀念及入選人物上和《漢學師承記》確有共同之處，不能簡單排除《漢學師承記》影響《國史儒林傳擬稿》的可能性。但是在阮元出任漕運總督之前，這種可能性不大。《漢學師承記》和《國史儒林傳》在立傳人選方面的相同或者相近不一定是兩者的相互影響，而是多少反映了漢學陣營的某些共識。如前引焦循對阮元提出的建議中，就包含一個初步的儒林傳名單：「竊謂黃黎洲、毛大可、全謝山詩文富矣，而學實冠乎天。朱竹垞、姜西溟、汪鈍翁非不說經，而文究優於學。王寅旭、梅定九、陳泗源之推步，顧亭林之音學，王交河之律呂，胡滄曉、惠定宇之《易》，萬充宗、顧復之《春秋》，胡朏明之《禹貢》，閻百詩之《儀禮》，邵二雲之《爾雅》，王白田之服膺朱子，萬季野之論定《明史》，方望溪、齊息園、周書昌、陸耳山之校輯諸書，江慎修、戴東原、錢溉亭之聲音訓詁、名物象數皆於儒林為近。推之馬宛斯、沈果堂、陳亦韓、應嗣寅、孔巽軒、朱笥河、金樂齋、武虛谷、王西庄、江艮庭、任幼植、張皋文、汪容甫皆儒林之選也。魏叔子、尤西堂、施愚山、田古歡、周櫟園、吳梅村、陳其年、吳園次、汪蛟門、馮山公、杭堇浦皆文苑之雄也。」(43)張鑒等人也提出過人選的建議。(44)阮元受焦、張等人影響可能更為直接。不過，由《國史儒林傳》和《漢學師承記》在立傳人選等方面的異同可以進一步明了江氏的意圖。《漢學師承記》的凡例和規模全擬正史，很多地方與阮輯《儒林傳》相似，確實是「以備國史之採擇」。江氏撰寫的意圖應與焦循相似，即在編選體例和入傳人選等方面表達意見，不過他可能因為未得到阮元垂詢而採取了特殊的方式，迅速編寫了一本《漢學師承記》，打算直接呈交給他的這位同里兼同學。在這樣一部著作里，江藩為其祖師惠棟的「漢學」爭取儒學正統地位，構建了一個以漢學為中心的本朝（清代）學術史，把尊理學的桐城派人物方苞等打入另冊。四、結語綜上所述，阮元嘉慶十五年兼職於國史館，總輯《國史儒林傳》和《文苑傳》，這件事在當時的部分官員和士紳之間傳播。江藩很可能從不同渠道獲悉這件事，並決定以編撰《漢學師承記》的形式來表示自己的立場和態度，希望以此來影響《國史儒林傳》的編撰。在《漢學師承記》中，江藩以正史的筆法，構造了一個以自己的直接師承為「漢學」正宗的學術體系和本朝學人譜系，把宋學人物摒棄在儒林正宗之外。《漢學師承記》為江藩爭取到阮元的信任而刊行於世，但是這本書強烈的門戶之見也引發了宋學者激烈的反擊。《漢學師承記》顯然提升了江藩在阮元心目中的地位。江藩應該至少在嘉慶十八年前就把《漢學師承記》送給阮元。而阮元很快就邀請江藩入幕，且對其有高度評價，稱其為「能總其事，審是非，定去取」的海內二三人，其間應有與《漢學師承記》相關的成分。嘉慶二十三年阮元在兩廣總督任上為江藩《漢學師承記》作序，對該書進行了高度評價。這本竭力追摹《國史儒林傳》，並具備正史規模的傳記體著作，終於得到通行。而阮元的《國史儒林傳擬稿》則上交史館，只有少數鈔本在世間流傳。在《清史稿》和《清史列傳》問世之前，《漢學師承記》一直成為清代學術史的基本史料。江藩的「漢學」立場得到了阮元的支持。阮元雖然在《國史儒林傳》中持官方的立場，表示漢學宋學二者折衷，不可偏廢，但是在為《漢學師承記》這樣的私家著述作《序》時就透露其心曲，盛讚兩漢經學，且稱讚其老同學的學問：「兩漢經學所以當尊行者，為其去聖賢最近，而二氏之說尚未起也。老莊之說盛於兩晉，然《道德》、《庄》、《列》本書俱在，其義止於此而已，後人不能以己之文字飾而改之，是以晉以後鮮樂言之者。浮屠之書，語言文字非譯不明，北朝淵博高明之學士，宋齊聰穎特達之文人，以己之說附會其意，以致後之學者繹之彌悅，改而必從，非釋之亂儒，乃儒之亂釋。魏收作《釋老志》後，蹤跡可見矣。吾固曰：兩漢之學純粹以精者，在二氏未起之前也。」(45)為此，阮元支持了《漢學師承記》的出版刊行。「漢學」同道中人對《漢學師承記》的學術觀點及其所編織的漢學學人譜系完全認可。被記入《漢學師承記》的黃承吉在讀到該書之後用詩複述了幾乎同樣的觀點：「祖龍燔書六經喪，漢儒續絕嚴師傳。西京人自守一說，力抱殘缺存簡編。由無之有等並護，與失微緒寧拘牽。所以當時重授受，專經譜系如曾玄。東都學者閑旁涉，郡公幼年尤稱賢。偉哉鄭許厞不貫。有似巨海納百川，自從肅弼逞臆會，立言非必皆古先。紛紛同異每互證，南葉北葉各有偏。貞觀諸儒作義疏，但解征綜不解研。焉知宋後實學廢，自許精義徒空詮。坐談性命固道本，苟無禮樂何由宣。物名象數如可置，何必一畫文開天。我朝古義發無隱，辟使有蘊胥昭懸，聖人如日眾星列，中天景運由陶甄。太原德清睿導始，後逮吳歙雙渟淵。支流派衍遂分出，師承不異昭宣年。邇來混沌盡鑿破，一掃疑似歸本然。脫非兩漢能繼述，四代何自供披穿。聲音不通字莫釋，訓詁不講辭難箋，不明制度人道舛，不究推步天行愆。秦郵王氏潤州段，新安程叟疁城錢，目中所見幾先輩，在漢可列經師筵。吾友凌焦及江李，曩時聚訟猶目前，三君墓木皆已拱，江君遠客如南遷。夢寐康成志砣砣，淵源紅豆膺拳拳，不忘數典創斯作，直憑一線任仔肩。茫茫絕業垂千載，一堂恍接達與虔。太常藉奏虎觀論，對次猶遜覃敷全。悔我平生學詩禮，篋中殘稿成遷延。故人垂問倘見及，更何歲月才丹鉛。此書一出俗儒省，異訓可令長綿綿。文章性道本一貫，無忘博約求高堅。」(46)這番敘述的學術史觀念和江藩的毫無二致，並且更加簡明，讓後人明白《漢學師承記》的主旨就是「漢學」觀念和以「漢學」為中心的儒學發展史。後來的清代學術史論述大多是在江藩著述的基礎上深化、鋪陳而來。歷史又一次展現了它的反諷。江藩直接的目的很可能沒有達到，阮元並未根據江藩的建議來編撰《國史儒林傳》。(47)但是由於阮元的《國史儒林傳擬稿》正本必須交付朝廷，民間只有少數鈔本流傳，所以直到《清史稿》修撰成書之後，才發生一些影響。而江藩的私家著述由於得到阮元的支持，又具備正史的規模和筆法，所以刊行後立刻風行天下，對後世的清代學術史敘述發生了重大的影響。對於以布衣而終的江藩來說，這樣的結果當是最好地回報了。注釋：①江藩：《漢學師承記》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②到目前為止，學界關於《漢學師承記》的研究成果數量不多，但已有了切實的進展。中華書局1983年出版的鐘哲整理本和三聯書店1998年中國近代學術名著叢編本是目前最通行的版本，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周予同非常重視《漢學師承記》，曾為其作注。其注皮錫瑞《經學歷史》亦大量利用了《漢學師承記》的記載。漆永祥研究《漢學師承記》多年，在北京大學開設以《漢學師承記》為專題的課程，並撰有《江藩與漢學師承記研究》、《漢學師承記箋注》，對本書研究貢獻尤多。參見朱維錚：《漢學與反漢學》，《漢學師承記（外二種）導言》，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漆永祥：《〈漢學師承記〉考異》，《文史》2004年第4輯，總第68輯，第205-253頁；漆永祥：《論江藩〈漢學師承記〉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集刊1》，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第343-369頁；漆永祥：《江藩與漢學師承記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朱維錚、漆永祥等指出，江藩《漢學師承記》是參考了當時人的相關著述而來。朱維錚指出，江藩《漢學師承記》中的學者傳記往往有所本，如閻若璩、戴震等人的傳記都取材於當時學者所撰的行狀、墓志銘等。朱維錚：《導言》第19條注，《漢學師承記（外二種）》，第32頁。「江氏此傳（即戴震）傳幾全錄錢文（指錢大昕《戴先生震傳》）」參見《漢學師承記》卷五注一三，《漢學師承記》，第102頁。漆永祥也揭示了《漢學師承記》諸文本的來源。參見漆永祥：《漢學師承記考異》，《文史》2004年第4輯，總第68輯，第205-253頁。王應憲則指出，江藩編撰的錢大昕、閻若璩、胡渭、惠棟、江永、戴震等傳記參照了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參見王應憲：《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簡論》，《史學史研究》2005年第1期。③參見前揭朱維錚《漢學與反漢學》與漆永祥《論江藩〈漢學師承記〉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兩文。朱文指出了《漢學師承記》與清代統治者的治術、揚州地方的經濟社會狀況以及清代學術發展趨勢之間的關係。漆文則指出《漢學師承記》的修撰有取代清代其他學案體著作的用意。④關於江藩撰著《漢學師承記》的動機問題，有研究者認為江氏此作故意與其老同學也是幕主阮元的漢宋調和立場立異，見前揭朱維錚文。也有人認為出其於學術動機，為彰大考據學之地位，而與《明儒學案》諸書分庭抗禮甚或取而代之。參見漆永祥：《論江藩〈漢學師承記〉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集刊1》，第344-347頁。⑤王章濤：《阮元年譜》，合肥：黃山書社，2003年，第554頁。⑥閔爾昌：《江子屏先生年譜》，刻本，一冊，1927年。⑦王章濤：《阮元年譜》，第527、554頁。又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儒林傳擬稿》鈔本《凡例》末有「壬申八月漕運總督阮元交付史館」等字，足證此說。參見阮元：《儒林傳擬稿》鈔本。⑧黃宗羲：《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書》，《南雷文定》卷四，收入《南雷詩文集（上）》，《黃宗羲全集》第十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22-223頁。⑨朱彝尊；《史館上總裁第五書》，《曝書亭集》卷三二。⑩「茲有所陳者，前在菊隱園中，言及儒林傳首必須冠以總敘，維時酒闌人眾，言未達意。」朱錫庚；《與阮伯元閣學論修撰儒林傳書》，《朱少河先生雜稿》，北京圖書館館藏鈔本，一冊。可見至少在一次有多人參與的聚會場合中，阮元曾經提出討論《儒林傳》的修撰問題。(11)「聞尊大人已入《儒林傳》。不獨尊大人之名垂不朽，所以鼓舞后進者，其益無疆也。」王念孫：《王懷祖先生與喜孫書》；「去年史館中，下問《儒林》、《文苑》兩傳，當入何人？循以尊公之名，宜徵實列入《儒林》，未識能依與否？然亦公論也。」焦循：《焦里堂與喜孫書》。按焦循所說史館下問應即阮元致書問《儒林傳》、《文苑傳》修撰事，阮元致信焦循事在1810年，則此信當作於1811年即嘉慶十六年，兩信並見《汪氏學行記》卷三，汪喜孫撰、楊晉龍主編：《汪喜孫著作集》（下），台北：「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3年，第920頁。(12)「十二月，世侄汪喜孫頓首懷祖老伯大人執事：冬至前由朱詠齋詹事，寄呈寸緘，以史館纂錄《文苑傳》，先君行事與袁江寧、蔣苕生太史同列，懼無以定千秋之公論，哀求老伯大人寄書漕督阮公辨正之……阮公及史館從事俱諸公，莫不信從執事，倘蒙致書，阮公屬其改入《儒林》，庶幾先君身後之名，自執事一言論定，可以信今，可以傳後。」該信王章濤繫於1813年，因是年阮元任漕運總督。汪喜孫：《致王念孫書二》，《昭代經師手簡》，第78頁，轉引自《阮元年譜》，第561頁。(13)此處節引其文章大要，具體內容請參考其本文。焦循：《國史儒林文苑傳議》，《雕菰集》卷一二。(14)焦循：《國史儒林文苑傳議》，《雕菰集》卷一二，此處據王章濤《阮元年譜》所引《汪氏學行記》，焦循原書多處雙行小字夾注，而汪喜孫僅錄正文。(15)張鑒：《答阮侍郎師書》，《冬青館甲集》卷五。(16)臧庸：《上阮雲台先生論儒林傳書》，《汪氏學行記》卷三，楊晉龍主編：《汪喜孫著作集》（下），第919-920頁。(17)臧庸：《上阮雲台侍講書》，《拜經堂文集》卷三。(18)汪喜孫：《致王念孫書二》，《昭代經師手簡》，第78頁，轉引自《阮元年譜》，第561頁。(19)《集傳錄存》，《研經室集續集》卷二，《研經室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1023-1048頁。(20)阮元《擬國史儒林傳序》後有阮福案曰：「家大人撰《儒林正傳附傳》共百數十人，持漢學、宋學之平，群書採集甚博，全是裁綴集句而成，不自加撰一字，因館中修史，例必有據，儒林無案據，故百餘年來人不能措手。家大人謂群書即案據也，故史館賴以進呈。」《研經室一集》卷二，《研經室集》，第38頁。清朝議修《儒林傳》不自阮元始，但是真正著手做成的，當以阮元為第一人。今覆案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阮元《國史儒林傳擬稿》鈔本，該擬稿為清初的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一直到清代中葉的孔廣森等一百多人立傳，可見此前國史館並無較完全的《儒林傳》稿，亦可證阮福所言非虛。(21)在阮元任職史館前與江藩的學術記載最近的一次在1806年，阮元游甘泉山，於惠照寺獲西漢廣陵厲王劉胥冢二石，與伊墨卿、江鄭堂、翁覃溪諸師友商榷考證。參見王章濤：《阮元年譜》，第413頁。(22)1787年，阮元與同里學友相約編撰《經籍纂詁》，並作詩以記之，其時曾邀請江藩共任此事，但是到1797年阮元正式開始編輯《經籍纂詁》時，其邀請的主纂是武進臧鏞堂，其他任事者多為浙江學人，其中並無江藩。參見王章濤：《阮元年譜》，第24、25、116-117頁。(23)「旌德江鄭堂先生曰：凌君乃一代之禮宗也。如阮公，則真所謂知己矣。」張其錦：《校禮堂文集題識》，《校禮堂文集》，第12頁。(24)當時也有學者提出在國史儒林傳前必須有總敘。朱錫庚；《與阮伯元閣學論修撰儒林傳書》，《朱少河先生雜著》，北京圖書館館藏鈔本。又阮元《擬國史儒林傳序》後收入《研經室集》。(25)阮元；《擬儒林傳稿凡例》，《研經室集》，第1023頁。(26)比如《漢學師承記》中的《閻若璩記》，朱維錚認為與杭世駿同名傳文字略同，而王應憲認為取材於錢大昕所作同名傳記，實際情況是江藩並取錢大昕的《閻先生若璩傳》和杭世駿《閻若璩傳》，甚至有在錢大昕某段文字中插入杭世駿文一句的情況。這種做法，正是史官輯錄之法。(27)參見朱維錚：《漢學與反漢學》。(28)阮元：《儒林傳擬稿·凡例》鈔本，北京圖書館館藏。(29)焦循：《國史儒林文苑傳議》，《雕菰集》卷一二。(30)張鑒：《再上阮侍郎書》，《冬青館集甲集》卷五。(31)惠棟：《九經古義述首》，《松厓文鈔》卷一。(32)惠棟《上制軍尹元長先生書》：「棟少承家學，九經註疏，粗涉大要。自先曾王父朴庵公，以古義訓子弟，至棟四世，咸通漢學。以漢猶近古，去聖未遠故也。《詩》《禮》毛鄭，公羊何休，傳注俱存。尚書、左傳，偽孔氏全采馬王，杜元凱根本賈、服。惟周易一經，漢學全非。十五年前，曾取資州李氏《集解》，繁複研求，恍然悟潔凈精微之旨，子游《禮運》，子思《中庸》，純是《易》理，乃知師法家傳，淵源有自。此則棟獨知之契。」《松厓文鈔》卷一。(33)在惠棟眼中，漢代經學之亡始於《易》，但又不限於《易》，《詩》也是如此。「經學盛於漢，漢樂府皆秦之郊廟，東漢始有擬作。漢末建安七子及魏後黃初、正始之間，五言始興，六朝尤盛，雖以學則專攻詩者。詩學盛而經學衰，則始於魏以後也。」《九曜齋筆記》卷二《經學詩學條》。對惠棟此學術觀念的評價是另一問題，本文不作展開，參見李開：《惠棟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34)《經術》，惠棟：《九曜齋筆記》卷二。(35)沈彤：《古文尚書考序》，《果堂集》卷五。按該文作於1743年。(36)袁枚：《答惠定宇書》，《小倉山房文集》卷一八。按該文作於1754年。(37)錢大昕：《與王德甫書一》，《潛研堂文集補編》，《嘉定錢大昕全集》第十冊，第28頁。按該文作於1755年。(38)惠棟的漢學亡的觀念，戴震就不會贊同。惠棟去世的第二年（1759年），戴震在《鄭學齋記》中說：「王蘭泉舍人為余言，始為諸生時，有校書之室曰鄭學齋，而屬余記之。今之知學者，說經能浸浸進於漢，進於鄭康成氏，海內蓋數人為先倡，舍人其一也。有言者曰：『宋儒興而漢注亡。』余甚不謂然。方漢置五經博士，開弟子員，先師皆起建元之間，厥後鄭氏卓然為吾宗。眾家之書亡於永嘉，師傳不絕獨鄭氏。及唐承江左義疏，書用梅賾所進古文，易用輔嗣、康伯二經，涉前儒之申鄭者，目曰鄭學云爾。故廢鄭學，乃後名鄭學以相別異。而鄭之三禮、詩箋僅存，後儒淺陋，不足知其貫穿群經以立言，又苦義疏繁蕪，於是競相鑿空。朱子在朝嘗與議：孫為祖承重服，退居時，檢得《答趙上問》，因謂王介甫新經出，士棄註疏不讀，卒有禮文之變，相視茫如。夫自製藝選士以來，用宋儒之說，猶之奉新經而廢註疏也。抑聞朱子晚年治《禮》，崇鄭氏學何如哉。然曲士拘儒，一聞曰鄭學，必驚顧而狂駭。或說之曰：『是專守一師以精其業也。』或曰：『是好古以自名其學也。』皆偏曲之論，不足語學。學者大患，在自失其心。心全天德，制百行。不見天地之心，不得己之心；不見聖人之心者，不得天地之心。不求諸前古聖賢之言與事，則無從探其心於千載下。是故由六書、九數、制度、名物，能通乎其詞，然後以心相遇。是故求之茫茫空馳以逃難，歧為異端者，振其槁而更之，然後知古人治經有法，此之謂鄭學。余聞問學於舍人者，得所學以往如是。」《戴震文集》卷一一。此後多人對此名義提出批評，認為不能成立，最著名的是龔自珍指出的「十不安」。(39)朱維錚：《導言〈漢學與反漢學〉》，《漢學師承記（外二種）》，第17頁。(40)阮元：《漢讀考周禮六卷序》，《研經室集》（上），第241-242頁。(41)阮元：《王伯申經義述聞》序，《研經室集》，第128頁。(42)阮元：《擬國史儒林傳序》，《研經室一集》卷二，第36-37頁；又見氏著：《國史儒林傳擬稿》鈔本。(43)焦循：《國史儒林文苑傳議》，《雕菰樓集》卷一二，此處據王章濤《阮元年譜》所引《汪氏學行記》，焦循原書多處雙行小字夾注，而汪喜孫僅錄正文。(44)張鑒：《答阮侍郎師書》，《冬青館甲集》卷五。(45)阮元：《國朝漢學師承記序》，《漢學師承記》卷首。(46)《夢陔堂詩集·觀〈漢學師承記〉懷江鄭堂粵東》，閔爾昌：《江子屏先生年譜》，第16頁。(47)儘管江藩有以備國史採擇的用心，但是清代史館的成例是「私家狀述涉於私譽者」，「一字不錄」（參見《擬儒林傳稿凡例》，《研經室集》，第1023頁），因此阮元是不可能採用江藩的私家著述的。但是按諸史事，即使到了1813年，即阮元擔任漕運總督後的第二年，仍在修訂其《儒林傳》稿本。張鑒曾說：「明年，公持節淮甸，余至幕府，復出示《儒林傳》稿本，因得增入應潛齋、張簡庵諸人。是秋，再至薊門，吾友林太史茗齋同年告余，公前議已改易。然則若芷畦者入不入，未可知，其不遇與生前者，且將不遇於身後歟？」張鑒：《陳氏求古齋圖跋》，《冬青館甲集》卷五。今《國史儒林傳擬稿》鈔本中有應氏列傳，似為改易後之稿，然該鈔本又云為壬申八月漕運總督阮元交付國史館之本，未知誰確，待考。如張氏所述為實，則1813年已經進入阮元幕府並在淮安執教的江藩完全可能參與討論《國史儒林傳》的修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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