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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真正的亞當·斯密

回到真正的亞當·斯密
(2009-02-08 01:42:39)

□一個被溫家寶多年來不斷提及的人。國人多知其《國富論》,鮮讀《道德情操論》。

□作為市場經濟之父,事實上,他是被"市場"嚴重誤讀的人。

□正是無節制的"理性經濟人假設"的運用,造成市場經濟道德血液的稀缺。包括金融危機中的資本主義的貪婪,也包括中國市場經濟中的某些矛盾。

□去讀他的《道德情操論》吧。

溫家寶為何屢薦《道德情操論》

本報記者 蔡曉輝 宋燕

溫家寶訪英,幾天中多次引用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兩部著作里的觀點,提出經濟學家和從業人員在掌握市場經濟規律的同時,更要「流淌著道德的血液」。

其實「流淌著道德的血液」,是一個成熟資本主義必須要有的內涵。亞當·斯密1776年的《國富論》已經為市場經濟建設中的中國人所熟知。《國富論》就是強調市場經濟,強調個人追逐利益的。但中國人在這個過程中恐怕很少注意到這位市場經濟鼻祖雖然是強調個人追求利益,也強調道德。他寫的《道德情操論》,是傳世之作,影響深遠。

事隔三百年後,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的總理,到了資本主義發展的老祖宗的地方的大學裡面,居然去講這個資本主義該怎麼做。亞當·斯密如果地下有知,不知道對如今的市場經濟現狀作何感慨。

如果記憶無誤的話,溫家寶已經是第6次提到這本書了。自溫家寶任總理以來,他在對企業家、藝術家、學生,以及答記者問中,多次引用其中關於公平正義的論述。就好像他這次在答英國《金融時報》的記者訪問時說,「我們要建立的社會應該是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讓每一個人在自由和平等的條件下得到全面發展的社會。這就是我為什麼喜歡讀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的原因……他說,如果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眾手中,那麼它在道義上將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風險的,因為它註定是要威脅社會穩定。」而這一點,是我們這些年發展市場經濟的迷思。

亞當·斯密被尊為「市場經濟之父」,他以兩部書立世。同一個作者的兩本書,卻揭示了兩種不同的人性:《國富論》揭示了人的物質屬性是利己的;而《道德情操論》則指出人的精神屬性是利他的。

《國富論》中的利己主義人性假設和《道德情操論》中人類同情心的人性假設歷來被視為斯密悖論。

在我們這些年的經濟發展中,多見的是理性經濟人假設,少見的是道德與情操。似乎已經成為一種中國邏輯:人人都為己,「效率」優先,市場將繁榮發展;人人都為他,社會將停滯進步。再加上痛尤在骨的歷史記憶,當代中國人更認為利他是不符合人性的,中國化的市場經濟由此將自私理性發展到極致。社會生活中充斥的是貧富差距拉大、國企改革MBO、股市的跌宕起伏……而人心中塞滿的則是貪婪、自私、背信棄義……最近的三聚氰胺、糖脂寧膠囊假藥,何不由此而生?中國經濟社會的商業倫理觀,這些年來建立起來的就是單純的自私和貪婪嗎?甚至醫療腐敗、教育腐敗、壟斷掠奪,這些道德滑坡,莫不是由權力對經濟的自私而生。

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是不是我們常常以為的理性經濟人假設呢?我們如何解釋比爾·蓋茨捐出全部財產?如何解釋美國中小股民能長期從股票市場上獲益,進而實現社會財富的再分配?當代中國市場經濟的建設中,崇尚人人為己,市場繁榮,將自我的利益孤立於他人的利益。發展到極致,道德則將脫韁,社會亂象叢生,帶來的將是社會的崩潰。

亞當·斯密說,「人們不應該把自己看作是某一離群索居的孤立的個人,而應該把自己看成是世界中的一個公民,是自然界巨大國民總體中的一個成員。」在我們頭頂之上,有道德的星空,同樣,市場經濟的社會秩序,還要符合原始的自然秩序。什麼是原始的自然秩序?萬物生長,同受到自然恩惠,萬物平等,和諧共處。這個自然秩序,進入一個道德的社會中來,政治上的體現就是公平、正義,強弱平權,機會均等。是為溫家寶以一國總理之身孜孜以求的目標。

溫家寶在英國訪問中說,「高尚的經濟學應當同高尚的倫理道德學結合在一起,每一個經濟學家、每一個金融學家,身上都應該流著道德的血液。」而我們知道,一個國家的崛起,並不是僅僅在經濟數字本身,而是在一種強有力的價值的建立。符合自然秩序的道德,恰恰是我們目前所缺乏的,並在之前的市場中被嚴重誤解的。溫家寶這句話,是在全球經濟危機的背景下呼籲聯合而發的,而我們知道,這句話更是針對於中國市場經濟的救贖。

在每一次危機和崩潰之後,新的價值將確立起來。所以,讓我們去讀《道德情操論》吧,讓我們正確地理解亞當·斯密,理解市場與道德之間的關係。

經濟學家眼中的《道德情操論》

不讀《國富論》不知道應該怎樣才叫「利己」,讀了《道德情操論》才知道「利他」才是問心無愧的「利已」。

———[美]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里德曼

在經濟學的發展歷程中,由於人們只看到斯密在其《國富論》中論述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重視經濟人的謀利心理和行為,強調「自利」,卻相對忽略了其在《道德情操論》中所重視的社會人的倫理、心理、法律和道德情操,從而曲解、誤讀了亞當·斯密學說。

———[英]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

我們不能忘記《國富論》的作者就是《道德情操論》的作者。如果我們不了解後者的一些哲學知識,就不可能理解前者的經濟思想。

———[英]經濟史專家埃里克·羅爾

在維多利亞時代到來前,即使是《國富論》也沒有超越它的影響力。

———[英]《真實的亞當·斯密》作者詹姆斯·布坎

左手拿《國富論》、右手拿《道德情操論》。

其實亞當·斯密一生中非常看重《道德情操論》這本書。他的《國富論》揭示了人的物質屬性是利己的,而《道德情操論》則指出人的精神屬性是利他的。亞當·斯密去世前曾經想把《國富論》這本書燒掉,單獨留下《道德情操論》,因為他擔心《國富論》會像一個潘多拉魔盒一樣被胡亂打開。

———[中]經濟學家鄒恆甫

不管是貧富差距拉大,國企改革扭曲還是股市非理性繁榮,這些經濟上的狂飆引發的是「市場經濟的道德基礎」的問題。這一問題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有過討論,斯密晚年擔心市場經濟的過度發展可能會導致社會禮崩樂壞。這啟發了後來的經濟學者不斷反思經濟增長的意義所在。

———[中]經濟學家汪丁丁

亞當·斯密的倫理關切與道德焦慮

潘啟雯/文

如今,有越來越多的讀書人將目光投向一個或幾個世紀前,乃至2000年前,投向眾多大家名師的不朽經典,以求內心的平和、人性的滋長。比如林語堂的《人生不過如此》、馬可·奧勒留的《沉思錄》,再如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亞當·斯密有兩部書,一是《國富論》,一是《道德情操論》。這兩部書都是當年他在格拉斯哥大學講授道德哲學課程的成果或講義。值得注意的是這兩部書的寫作順序:先寫《道德情操論》,然後完成《國富論》。這說明,《國富論》這部經濟學的巨著,具有倫理學的知識背景和價值基礎。

先於《國富論》的《道德情操論》,對情感、動機、行動、道德等問題已有精湛分析。並且,這種情感分析還是出自經濟學家之手,對經濟學人來說親和力應該更大。但任何只局限於經濟學範圍對《國富論》的理解與任何只局限於道德哲學範圍對《道德情操論》的理解,都會導致對斯密思想及其體系的肢解和誤讀。不幸的是,在我們今天的經濟學與道德哲學已經徹底斷絕了文化上的血緣聯繫,而且經濟學牢牢地岸然於龐大學科體系的帝座的時代,這種肢解與誤讀無可挽回地成為事實。更不幸的是,這種肢解和誤讀,隨著經濟學帝國的建立,已經將理論外化為現實。

尤其令斯密痛心的是,在他死後,人們把《國富論》奉為「經濟學的聖經」,把他關於利己的人受「看不見的手」引導增進了社會利益的思想,作為市場經濟千古不變的基本原則,卻把《道德情操論》幾乎忘得一乾二淨。於是,市場經濟缺少了道德,引發了許多罪惡,在個別地方甚至成為災難。閱讀《道德情操論》,我們不難發現:那些認為「市場經濟與道德無關」的人的觀念,本身就是對市場經濟的片面理解。市場經濟與道德的關係其實在斯密那裡早就得到了很好的回答,他認為人有「自利」與「同情」兩種基本情感,《富國論》論人的自利形成市場經濟「看不見的手」,而《道德情操論》則將同情貫穿始終。但在斯密的思想中,「同情」卻佔據更為重要的位置,它存在著雙重的「規定性」:一是主觀個體美德,即「將心比心」、「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成為市場經濟中個人所應具有的基本人文氣質與道德精神;一是客觀社會倫理關係及其主觀情感體驗,即彼此均是具有平等自由權利及其主觀情感體驗的存在者,這也是構建市場經濟正義性的方法原則:契約自由、平等互惠、自利利人。因此可以說,市場經濟應是與道德相關的,道德是市場經濟存在的基礎,是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指引。只是市場經濟所需要的道德不是要求個人要具有多高尚的道德品質,而只需要個人自利的同時也保持對他人權利和公共規則的尊重。這種道德也不是只要求個人的德性,而是更注重要求制度的倫理性,即制度對市場經濟中個人平等自由權利的保障。

如果說《國富論》的主題是「財富增長」,那麼,《道德情操論》的主題則是「慾望約束」。但它們之間的分工,並不是「兩種思想、兩個斯密」的對立,只不過一個談的是「自利」達致「利他」———個人與社會在理智行為中,基於理性自發達成一致;另一個談的是「自愛」達致「同情」———個人與社會在情感行為中,基於理性(合宜性)自發達成一致。觀點都是同一個:個體與社會基於某種理性,自發達成一致。於是,當我們發現市場經濟這隻「看不見的手」對人類行為有著太大的牽制性影響時,而受市場經濟支配的人類行為又太容易導致個體的道德利己主義,最終將會導致社會公正秩序的瓦解,以致人類的倫理生活世界在巨大的市場經濟浪潮的衝擊下過於脆弱,甚至難以為繼。正是因為斯密敏銳地發現了這一點,所以他的倫理關切和道德焦慮才會變得更為突出與嚴重。特別是在今天的全球化經濟當中,要求進行道德投資和企業的社會責任的呼聲越來越高。而這一切,也早已在斯密的預料之中。在他看來,這是自由市場經濟的發展必然,然而,如何將道德引入其間,將是斯密畢生的思考與追求。

因此,對於斯密,我們絕不能簡單地用「經濟學家」、「倫理學家」等術語來指稱他,因為在他那時,博學多識的時代尚未結束,而學術專業化才剛剛開始。同樣,我們也不能用「利他主義」、「利己主義」之類的術語來評判他,因為他始終努力做一個「公正的旁觀者」,從未向任何一端傾斜。事實上,這個情感多於理性、道德重於經濟的斯密,才是一個真實的斯密;同樣,這個充滿倫理關切與道德焦慮的斯密,也是一個使得人們拯救和重新解讀的斯密。而他的《道德情操論》更是成為了人們生活的另一種「情操旗杆」或「道德嚮導」,引導人們穿越昏暗的私慾「叢林」,小心地呵護心中的道德燭光。其留給讀者的思想洞察和心靈滿足,甚至可以與「帝王哲學家」馬可·奧勒留的《沉思錄》相媲美。 本文轉載於http://yzdsb.hebnews.cn/20090208/ca88756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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