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運河出洛陽 喜迎盛世譜華章

1400多年前，隋煬帝遷都洛陽。

隨後，為鞏固統一，促進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交流，大業元年(605)，隋煬帝下詔「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谷、洛水達於河，自板渚引河通於淮」（《隋書·煬帝紀》）。以洛陽為中心，南起杭州，北至北京，全長5000餘里的隋唐大運河正式形成。

這條南北大動脈溝通了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從而形成了以洛陽為中心，向東北、東南輻射的水運網。值得注意的是，與世界上著名的蘇伊士運河和巴拿馬運河相比，隋唐大運河的開鑿時間要早1200多年，長度相當於蘇伊士運河的15倍、巴拿馬運河的33倍！

隋唐大運河西接陸上絲綢之路，東聯海上絲綢之路，大大促進了國內外的物資交流，使洛陽成為八方輻輳、萬國咸通的交通樞紐。「天下舟船所集，常萬餘艘填滿河路，中外旅商，莫不輻湊。」（《河南志》第142頁）把地中海周邊、中亞文化和中國內陸的文化連接起來，促進了中華文明的對外輸出以及不同文明之間文化的交流與傳播，推動了絲路沿線國家的發展與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為人類的共同發展與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貢獻。

往事越千年，文化傳今朝。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加強文物保護利用和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習近平總書記就文物工作和「大運河文化帶」建設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包括洛陽在內的七個運河沿線重要節點、樞紐城市，圍繞文化運河、生態運河、經濟運河、社會運河，積極推進大運河文化遺產保護和利用。

洛陽是大運河的中心城市，承載著汩汩不息的運河文化。目前，洛陽市正集全市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建設隋唐洛陽城國家歷史文化公園，使之成為系統挖掘、整理和展示大運河洛陽段深厚歷史文化資源的重要平台，成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見證；建設隋唐大運河博物館，通過展現隋唐大運河的歷史風貌和文化價值，增強國家、民族和文化的認同感；構建隋唐大運河黃金旅遊帶，以使運河遺產更好地惠及人民群眾。

隋唐大運河（洛陽段）文化帶的建設，對延續古都歷史文脈，將洛陽打造成歷史文化特色鮮明、古韻今風相得益彰、古代文明和現代文化交相輝映的國際級文化高地，促進運河生態修復和人文生態保護，優化運河生態環境，真正形成「歷史隋唐、品質隋唐、生態隋唐、國際隋唐」，發展運河文化產業，完善基礎設施建設與業態，提升洛陽的城市品位和文化內涵，增強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喚起人們保護大運河、弘揚大運河文化、建設大運河文化帶的歷史責任感，都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不僅如此，這也是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和習近平總書記「大運河文化帶」建設重要指示精神的具體行動，是洛陽加快建設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打造帶動全河南省發展新的增長極的有力支撐，是洛陽堅定文化自信、傳承中華文脈、實現文化復興的歷史擔當和厚植文化優勢、打造國際文化旅遊名城的重要抓手，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影響。

作為一所地方百年師範名校，洛陽師範學院歷來重視大運河研究工作，積極與省市、國家大運河發展戰略對接，成立了大運河研究院，設立專項研究基金，組成歷史學、經濟學、文學、美術學、音樂學、體育學、旅遊學等跨學科專家團隊，深入開展隋唐歷史文化、隋唐運河經濟與社會、隋唐運河開發利用等方面的研究，努力講好大運河文化帶上的洛陽故事，塑造好洛陽形象，已出版《隋唐歷史文化》等著作20餘部，發表論文近百篇，收集運河文物近千件，獲批教育部國別和區域研究中心「義大利研究中心」，獲批「洛陽流散唐代墓誌整理與研究」等國家級、省部級課題40餘項，建立了全國高校唯一的「河洛古代石刻藝術館」、「中國三彩藝術館」，打造了特色「愛和小鎮」，在全國產生了較大影響。

唐元和四年（809）正月十二日，家住洛陽的著名文人李翱到嶺南赴任，從洛陽城洛水南岸的旌善坊乘船經由漕渠離開洛陽城，在偃師西的漕口入洛河，由洛河進入黃河、汴河、淮河，一路南下，觀山水、體民俗，盡得其便。捧讀李翱《來南錄》（《全唐文》卷六三八），因運河所串起的各個水域撲面而來，隋唐大運河的綽約風韻如在目前，不禁令人頓生穿越千年歷史之感。

奠定隋唐政治中心

隋煬帝營建東都並遷都洛陽，伴隨著的是國家政治中心的東移。新建成的東都洛陽規模宏大，布局有序，從內到外依次為宮城、皇城、外郭城、西苑等，宮室台殿「窮極壯麗」，洛水穿城而過，100多個裡坊在洛河兩岸分布，極具都城風範，代表了隋唐時期我國城市建設的最高水平。隋煬帝建設洛陽城適應了隋朝統一後政治、經濟、軍事新形勢的需要。從其後隋煬帝的活動來看，其北巡邊塞，南下江都，征伐高麗，都經過洛陽。洛陽成為隋朝實際上的都城與政治中心。

洛陽也成為隋煬帝加強對外交流、展示國家實力和文化的重要舞台。隋煬帝在東都建國門外設「四方館」，以待四方使者（《隋書》卷28《百官志下》），並多次舉辦盛會款待四方來客。大業六年（610）正月，各國使臣、蕃長雲集洛陽。十五日，煬帝在皇城外端門街，盛陳天下奇伎異藝，表演場地周長五千步，演奏樂器的有一萬八千人，「聲聞數十里，自昏至旦，燈火光燭天地，終月而罷」。由此可見東都洛陽在絲綢之路國際交往中的重要地位。

隋滅唐興，唐朝繼承了隋朝洛陽的都城地位。唐朝前期面臨著鞏固政權修復經濟的重任，而此時的洛陽仍舊是當時南北漕運的中心，是長安所需物資的中轉地，鑒於此，洛陽的政治地位也得到空前提升。太宗曾經三次巡幸到此。高宗更是先後七次巡幸洛陽，在位大部分時間內都在洛陽，並在顯慶二年（657）提升洛陽為東都。武則天則立東都為神都，直接把都城定在了洛陽，並對城池、苑囿、宮殿以及官府機構等進行了大規模的建設。地處天下之中的洛陽成為了國家政治中心，地位比肩甚至超過了長安。

隨著唐朝政局的穩定和經濟的繁榮，洛陽的對外交流更加密切和頻繁。藉助於大運河的交通便利，洛陽成為當時獨具一格的國際性大都市，吸引了大批東亞、中亞、南亞等絲路沿線諸國來洛陽朝貢，出現了萬國來朝的盛況。麟德二年（665）十月，在武則天的要求下，唐高宗封禪泰山，「帝發東都，赴東嶽……突厥、于闐、波斯、天竺國、罽賓、烏萇、崑崙、倭國，及新羅、百濟、高麗等諸蕃酋長，各率其屬扈從，穹廬氈帳，及牛羊駝馬，填候道路。」（《唐會要》卷七）跟隨的國家使節之多，突顯出洛陽作為國際政治交往中心的地位。

國際交往的密切也促使了唐朝政治體制模式和城市建築形式的輸出。日本多次派使團到唐朝學習，把唐朝先進的政治經濟制度帶回日本，推動了日本社會政治體制變革。公元646年，日本實施「大化改新」，改革行政制度，學習唐朝的三省六部制，「置八省百官」，制定「冠位七色十三階」（隨即增為十九階），在地方上則設國、郡、里三級行政區劃，分別由朝廷委派國司、郡司和里長管轄，推動了日本封建社會官僚制度的形成。日本的京都，一千多年來一直被稱為洛陽城,就是仿照隋唐洛陽城規劃建設的。京都的東南西北中五個部分，習慣上稱為「洛東」「洛南」「洛西」「洛北」和「洛中」，也是以洛陽來命名的，可見洛陽城市建設的巨大影響力。

造就隋唐經濟中心

洛陽在隋唐時期經濟中心的地位是與其作為政治中心相匹配的。為了提升洛陽的經濟地位，隋煬帝遷洛之際，「徙天下富商大賈數萬家於東京」（《隋書》卷3《煬帝紀》）。與隋煬帝相似，武則天也曾「徙關內戶數十萬以實洛陽」（《資治通鑒》卷204則天後天授二年秋七月條），洛陽人口達到百萬以上。大量工商戶遷入洛陽，直接促進了城內的商業貿易和消費。

人口、消費增加以及貿易的旺盛，促使洛陽的商品生產以及特色產業發達起來。洛陽生產的商品主要有絲綢、餅、湯、酒、茶、鹽、蔬菜、藥材、文房四寶等，其中河洛地區北部河東一帶的安邑和解縣所產之鹽行銷全國十幾個郡縣，成為全國重要的產鹽地。洛陽地區的特色產業有紡織業、冶鑄業、釀酒業、食品加工業、造紙業、造船業，伴隨著絲綢之路的繁榮，河洛地區所產絲綢遠銷歐亞各地。《全唐文》卷222載，「天下之中大都有五，而河洛總其中。」

大運河的開通使洛陽處於國內交通的樞紐，成為全國漕運中心。大運河修通之後，每年有大量來自河南、河北以及東南地區的租稅以及絲綢等商品通過運河源源不斷地運輸到這裡，洛陽成為重要的糧食布帛的貯藏地、瓷器的集散地和茶葉的轉輸地。比如為了儲備通過大運河運來的糧食，隋唐王朝在洛陽附近相繼修建了洛口倉、回洛倉及含嘉倉等大型官倉。其中洛口倉全倉儲米約有二千四百萬石，是隋朝最大的糧倉；回洛倉倉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規模雖小於洛口倉，但儲量也相當大。含嘉倉處於洛陽城內，自唐太宗開始儲糧，是當時天下第一糧倉。這些糧倉都承擔著為關中地區供應糧食的重任。大規模糧倉的建設和使用，印證了隋唐洛陽城處於全國物資運輸的中心。

當時洛陽漕渠的運輸繁忙，史書有載。據劉昫《舊唐書·五行志》，開元十四年（726）七月十四日，「瀍水暴漲，流入洛漕，漂沒諸州租船數百艘，溺死者甚眾，漂失楊、壽、光、和、廬、杭、瀛、棣租米一十七萬二千八百九十六石，並錢絹雜物等。」又據《崔融傳》，「弘舸巨艦，千軸萬艘，交貿往還，昧旦永日。」

政治中心的地位和漕運中心的形成，使洛陽成為當時全國商品貿易的中心。《元河南志》記載：「天下之舟船所集，常萬餘艘，填滿河路，商旅貿易，車馬填塞，若西京之崇仁坊。」洛陽城內洛水南北相繼出現了豐都、通遠、大同、新潭等商業區，均具有較大規模，商品交易種類繁多，設有專門管理機構並制定了嚴格的制度。全國各地的富商大賈以及沿絲綢之路從事商貿活動的中外商人都要到這裡來推銷貨物和採購商品。新潭商業區因含嘉倉的使用而興起，長安中央政府機構所需貨物及貢賦，大多要從這裡卸船後再轉運至長安。

同時洛陽也是國際商品貿易的中心和東方絲路起點。洛陽是西域胡人東來的目的地和聚居地，大量的胡人不僅帶來了西域的物產，如胡粉、香料、胡服、胡餅等，也將大量經運河彙集於洛陽的江南物資轉運到西域。同樣，來自東亞、東南亞的多國使者、商人把海外物產（如東南亞的大象、珠寶）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和大運河交流到洛陽，也將西域物產、中原特產帶回本國，使洛陽成為溝通中亞和歐洲的橋樑與樞紐，成為連接「一帶一路」的樞紐。

開啟盛唐文學氣象

隋唐大運河的開鑿，加強了南北文學間的交流，進一步提升了洛陽在文學交融過程中的作用和地位。隨著隋朝的統一，南方文人大量進入隋代政權，與北朝固有文人進行交流，加之隋煬帝對江南文化的熱愛，使得南北文學開始融合，逐漸形成了「文質彬彬」的文學特徵，為唐代詩歌的繁榮，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大運河帶來了經濟繁榮、社會安定、文化昌盛，使唐代文人形成了發自內心的自豪感和追慕漢代的盛世精神，開啟了文學史上的盛唐氣象。唐代文人懷揣夢想，匯聚洛陽，感受運河兩岸的風物和景觀，在「洛浦秋風」中徘徊，在「天津曉月」下低吟，生髮無限詩情畫意。孟浩然、王維、李白、杜甫、韓愈、杜牧、劉禹錫、王昌齡、王建、張籍、元稹、李賀、孟郊等著名詩人在洛陽留下了大量名篇佳作。白居易《天津橋》感慨：「津橋東北斗亭西，到此令人詩思迷。」李益《上洛橋》讚美：「何堪好風景，獨上洛陽橋。」劉希夷《公子行》稱嘆：「馬聲回合青雲外，人影動搖綠波里。」等等，不勝枚舉。運河呈現的繁華，形成文人獨特的情感體驗，唐朝文人圍繞運河的創作，形成了「水上唐詩」的獨特景觀。

運河下的盛唐氣象也吸引了大量外國留學生，新羅來的留學生寫下了「日夜讀書後，欲游洛陽天」的詩句，洛陽成為各國文人「夢寐以游」的神聖之地。商品經濟的繁榮帶動了俗文學的發展，說唱、傳奇、民歌也逐漸興起，唐代傳奇小說《煬帝開河記》便以隋煬帝開鑿運河為對象，將運河的開鑿過程進行了演義。總之，運河開通後，南北民族融合，不同區域、國家交流日益頻繁，形成獨特的思維方式、文化精神與價值觀念，影響著洛陽城市文學的生命力與創造力。

重塑雅樂文化傳統

隋唐大運河的開鑿和通航，使洛陽迅速成為連接東西、貫通南北的重要通道，以洛陽為中心、沿大運河及絲綢之路沿線各國的音樂文化交流活動也達到了輝煌時期，洛陽迅速成為當時音樂文化交流的中心。

適應東都洛陽宮廷音樂活動的需要，為扭轉西晉末年以來北方地區「禮壞樂崩，典章殆盡」的局面，逐步恢復漢族的音樂文化傳統，達到「銳興禮樂」以治國的目的，開皇九年，隋文帝以平陳所獲宋齊舊樂詔於太常，置清商署管理「清樂」，奉其為華夏正聲。隋煬帝即位後，廣搜西域、兼采南北之音樂，進一步完善了隋朝九部樂的表演體制，並奉「清樂」為九部樂之首。又下令在洛陽建立專門負責宮廷音樂的機構太常寺，並派人搜集各國的宮廷音樂充實到太常寺。《資治通鑒·隋紀五》記載：「大業六年二月庚甲，以所征周、齊、梁、陳散樂悉配太常，皆置博士弟子以相傳授，樂工至三萬餘人。」隋煬帝又依梁朝鼓吹樂之制，制定了在宮廷宴饗中增設鼓吹樂的制度，進一步確立了漢族傳統音樂在宮廷禮儀活動中的核心地位。唐代不僅在洛陽設有太常寺，還設立教坊、梨園新院等音樂機構，選拔、培養音樂人才。完善的音樂機構的建立和大量優秀音樂人才的培養，為隋唐宮廷音樂的繁榮發展和隋唐盛世景象的出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隨著隋唐音樂文化的繁榮發展，日本、朝鮮等國紛紛派出使節經大運河輾轉來到洛陽學習中國的宮廷音樂。今天的日本雅樂和朝鮮雅樂都與中國隋唐時期的宮廷音樂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日本正倉院還較好地保留著隋唐時期從中國傳入日本的樂器和樂譜，是隋唐音樂文化在海外傳播的重要歷史見證。

促進三彩遠銷世界

唐三彩是中國陶瓷燒造工藝的珍品，洛陽地區的三彩藝術尤為發達。大運河的開通為三彩器的遠銷打開了便捷之路，洛陽因此成為一個世界性的三彩藝術集散地。

唐開元、天寶時期，由於經濟繁榮，厚葬之風盛行。據《唐會要·葬》記載：「王公百官，競為厚葬，偶人像馬，雕飾如生，徒以炫耀路人，本不因心致禮，更相煽動，破產傾之，風俗流成，下兼士庶……」至中晚唐，隨著釉料中鉛含量的降低，三彩器開始逐漸轉型為生活用品和建築飾品。社會需求的急劇增加，刺激了工藝美術的發展，唐三彩藝術進入全盛時期。

今江蘇揚州唐城遺址、湖北武昌何家壠唐墓、遼寧朝陽唐韓貞墓皆有唐三彩出土。特別是何家壠唐墓遺址中出土的三彩器多達23件，諸如駱駝、馬、口盂、三足爐、雙足鼎等。考古研究證明，從高嶺土的胎體與鉛黃、綠、青相間的釉色看，這些出土的三彩器物，多來自於洛陽地區的小黃治窯。1999年安徽淮北市濉溪縣百善鎮柳孜村進行了第一次隋唐大運河遺址考古，在唐文化層第8、9層中出土大量「三彩釉陶器」，多見於三足爐、缽式罐、口盂、敞口斜腹碗等，胎質灰白細膩，釉色黃、綠、白相間，浸潤自然，與洛陽地區小黃治窯燒造產品形態較為一致。

公元前9世紀，唐三彩藝術品開始外銷東運出海，其中一條重要航線便是從洛陽出發經大運河，由揚州轉長江直航海外。據相關考古資料記載，埃及開羅南郊的福斯特、伊朗的內沙布爾，以及伊拉克巴格達北面的薩馬拉等地均發現唐三彩的遺迹。此外在日本奈良的大安寺遺址、福岡縣宗像郡玄海町沖之島、福岡大牢府遺址等地，都發現了諸如壺、瓶、罐、盤、枕等多元造型的三彩器物殘片。

通過餘韻悠長的運河輻射，唐三彩不僅促進了宋、遼、金乃至現代三彩的發展，還遠傳到亞洲、歐洲等地，對東亞、西亞乃至世界制陶工藝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一些國家在輸入唐三彩釉陶器後，仿製燒造了類似的三彩器物，如伊朗的「波斯三彩」、朝鮮的「新羅三彩」、日本的「奈良三彩」等，皆從不同程度提升了唐三彩藝術的國際影響力。

孕育多元體育文化

大運河經濟繁榮，促進了諸如角抵、蹴鞠、馬球、圍棋、武術、百戲等體育娛樂活動的勃興和體育交流的日漸頻繁。隋煬帝乘龍舟三游江都，萬船巡遊，鼓樂喧天，聲勢浩大，場面繁華，為江南地區傳統的「龍舟競渡」注入了新鮮血液。隋唐時期，朝鮮、印度等國皆遣使訪問洛陽和長安，朝鮮的「高麗樂」、印度的「天竺樂」以及瑜伽、導引與按摩技術先後傳入洛陽。白居易居洛陽東山時，作《在家出家》詩云：「中宵入定跏趺坐，女喚妻呼多不應。」生動描述了他練習瑜伽時的情景。

風行於洛陽城內的角抵、蹴鞠、馬球、射藝等活動，則隨運河南下，又越洋傳入東亞地區。日本考古學家池內宏與人合撰的《通溝》認為，日本的相撲同中國古墓壁上的角抵圖極像，同唐宋時代的相撲比賽形式、規則近似。巴黎東方博物院藏敦煌藏經洞的唐代佛幡絹畫也可看出日本大相撲與隋唐角抵的相似。日本古書《經國集》《萬葉集》《西宮記》均記載，日本馬球深受隋唐馬球的影響，天曆九年的日本宮廷馬球，仍然「衣冠如唐人」。《續日本記》載，日本奈良朝吉真備在開元年間來到唐朝並生活19年，回國時將中國的「弦纏漆角弓一張、馬上飲水漆角弓一張、露面漆四節角弓一張，射甲箭二十支、平射箭十支等」帶回日本。據《舊唐書·高麗傳》記載：高麗國人「好圍棋、投壺之戲，人能蹴鞠」。這些體育活動應該是使節來到隋唐王期訪問交流時傳播出去的。

總之，隋唐時期體育在享受著大運河經濟繁榮的同時，又為運河經濟與城市的繁榮貢獻著特有的力量，從而使運河體育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推動了體育文化的交流與發展。

打造運河旅遊景觀

隋唐大運河所承載的厚重歷史文化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切實做好「保護好、傳承好、利用好」這三篇文章，是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精神的具體行動，是堅定文化自信、傳承中華文脈的歷史擔當。

保護隋唐大運河遺迹，要始終把文物保護、遺產活化作為關鍵，做好沿線文物修繕與保護，如洛陽回洛倉遺址、含嘉倉遺址，通濟渠鄭州段，商丘南關段、夏邑段，衛河（永濟渠）滑縣浚縣段和浚縣黎陽倉遺址；打造運河洛陽段景觀帶項目，開展洛河、伊河、瀍河、澗河治理工程和濱河綠色文化休閑，加強周邊環境整治，建設洛陽漕運文化公園，全方位展現漕運歷史、風光、生活及碼頭場景，重現盛世風貌。

傳承隋唐大運河文化，要完善公共文化基礎設施，如以隋唐洛陽城遺址為核心，建設隋唐洛陽城國家歷史文化公園、隋唐大運河博物館等一批公共文化設施；講好洛陽運河故事，如通過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治理運河事件講述勤政愛民的故事；深入挖掘洛陽古今名人文化，如武則天、狄仁傑、杜甫、白居易、劉禹錫、李賀、郭子儀等。

利用隋唐大運河資源，編製旅遊規劃《隋唐大運河遺址公園規劃》、《隋唐大運河黃金旅遊帶規劃》等，做大隋唐大運河旅遊產業，推進國際文化旅遊名城建設。建立「隋唐大運河旅遊合作聯盟」，簽訂旅遊聯盟框架協議，共同推動隋唐大運河旅遊帶建設，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供稿：洛陽師範學院大運河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