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了解一下明朝的儒學大家王陽明的心學思想

06-08

我們知道，在宋明時期，理學或者說以二程和朱熹為代表的程朱理學才是正統思想，而為什麼此時會有一個大膽的旗幟「心學」高舉起來呢？，是個人的心血來潮還是故意的異端或者又是其他的原因呢？一個學說的產生，是不能把時代的影響和個人的性格抹去的,首先看政治上的原因，宦官專權，朝廷內部是不可以簡單的用黑暗一詞來形容的，我們暫時叫它為朝綱失常，而平民的起義也經常出現，整個社會可以說都是動蕩不安。在這樣一個情況下有什麼辦法可以使統治集團認識到恢復正常統治秩序的必要呢？

在學術研究上，大多數人順應著程朱理學的教導，但是卻遇到了很多的問題，比如是現在對於理學的認識還是不是以前我們想像的孔孟流傳下來的正宗儒家的思想體系？看一句孟子的觀點，「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惻隱之心，仁義禮智之端」孟子那裡是相信仁義禮智都是從心而發，這就與陸學相似。王陽明就不得不懷疑朱子的理學還是不是原有的儒家思想，他那裡忽視了人作為個體本身是有思想有主觀性的，陽明則認為陸九淵的心學是符合孔孟流傳下來的儒學的真諦，這裡強調了個人的修身的作用，朱子則把外在的理的主導性過於抬升，我們知道程朱理學的束縛性是很強的，甚至是現在還受到它的影響，我們先不論它是不是理學的真正意圖，事實是現實中的人的確已經受到了很大的精神捆縛，那問題就出來了，怎樣使理學對人的束縛不是純天理化的教條，不讓他像一個威嚴的神一樣壓著每一個人。所以如何才能使理學的壓制性恢復到真正的儒家的理想呢，這是王陽明在學術上對朱與陸的的認識，但是是不是意味著陽明就是歸依陸學，而背叛正統的朱子學說呢？

所以王陽明作為這個時代視天下為一家的個性的一個人，當然是以此為己任擔當天下了。下面我們就來看一下他是怎樣提出自己的見解來解決以上我們的疑問的。

首先簡單了解一下心學的基本內容

1.基礎思想

「心即理」,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我們可以看出陽明先生認為所有的事，所有的理都在每個人的內心，這是什麼意思？他是將理就歸結於心，而不是外在的一個天理，心即理也，把心與理合而為一，但是為什麼要這樣進行假設呢？我們看一下另一句話：「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個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個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個孝的理。都只在此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為仁。」我們可以看到，陽明先生認為的理髮自於內心，好比對父，對君，對友對民上，我們在提到孝的時候難道是去從父親身上找孝的道理，提到忠的時候難道是從君主的身上發現什麼是忠,治理民眾難道是從民眾身上發現什麼是仁德？一切都需要從發自內心的去行動，才會發現做的事不用刻意去學習就已經做到了孝，忠，，仁了。可能有人要問了，如果一個十惡不赦的人的發自內心能做到這些嗎？如何才能使這個學說的架構更加的合理化？先生認為，至善是心之本體，每個人的本心都是善的都是符合一個理的，提到了一個先驗的問題。所以看到這裡，他認為所有的人的本心都是至善的，但是至善又如何理解？

至善按照先生的說法是無惡無善，談不上是善或者惡，一切從心之本體中發出的行為，就是符合「理」的，符合理的行為就是善，而發自於軀體的想法而出現的行為就是私慾，私慾即是惡的。所以不管一個人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只要他發自內心而做事，都是符合理的善。但是這樣疑問就又來了，怎麼樣去發自內心，怎麼樣才能找到那個至善之心？我們在這裡就不能把這個心單單地看作為肉體的心，這個心更多意義上是一個道德準則的載體，是理的一個化身。而要探求此心就需要「致良知」

2.良知與致良知，

「知善知惡是良知」「良知是天理昭明靈決處，故良知即是天理」

天理是宋代以來，所有儒學者討論的問題，這裡把天理認為就是良知，天理是個善惡的標準，那可以想像除卻了此良知的存在那天理也將不復存在。和心即理相照應，這裡把理又提到了良知的程度上。良知是一個人存在於內心固有的善念，孟子所說的：「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這個良知應該就要向孟子所說的那樣是發自內心的善念。再看下面一句：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即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需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即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知，知致則意誠」。既然每個人都有良知，為什麼還會出現那些不仁不義不忠不孝不禮不信的事情呢？就是由於發自於軀體的私慾常常會膨脹而掩埋了我們的良知啊，我們這個良知即使就在心中卻也察覺不了。孟子說「養心莫善於寡慾。其為人也寡慾，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這裡我們也需要格物，然而並不是去世界萬物尋求天理，而是自己的內心反省「若如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心於事事物物」「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反省內心，要去除私慾，把原有的本心顯露出來。再需要進一步的工作，那就是把自己的認識推之與天下的萬物，發現它依然是合理的，這才能做到真正的認識！格物的目的也在於此。

3.知行合一

可以說先生畢生的理想就在於知行合一。在以前都是認為知與行是分開的兩件事，一方面做「知」的功夫，另一方面做「行」的功夫。而在先生這裡知與行是一體的，二者沒有區別，在做知的同時就是在做行的功夫，他認為過去的認識是違背了古時賢聖的初衷，有些人可能整天去胡思亂想而不去親身實行，這種無異於憑空臆想；還有一些人就是糊裡糊塗的去任性而做，卻不去思考，這就陷入了愚昧的圈子裡。所以先生更近一步地提出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先生認為知就肯定會去行，就比如說：知道了孝敬父母哪裡會不去孝敬父母？知道了尊敬兄長哪有不去尊敬的呢？如果不去的話，那隻能說還是不知道什麼是孝敬父母，什麼才是尊敬兄長。換句話來說，如果一個人被說為是知道孝敬父母，尊敬兄長的，那麼肯定這個人在行動上已經是孝敬與尊敬了。所以說，知與行是不可能被分離的。知了就會去行，行了也說明已經知了，二者複合為一體。

但是在現實中並不是每個人都知行合一的，所以說面臨著當時知行分離嚴重的一個風氣，許多空談道理而沒有實際的任何的行動，可能這麼完全把知與行作為一體的說法太過絕對，但是對於當時那種情況，往往這種比較絕對的理論才有可能起到一定的效果。上述的三個方面為先生思想的核心，三者是緊密聯繫的。而先生的思想體系的主體大致是這些，我們來看這句話可以很好地總結一下心學的思想。王門四句教：「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我們分析其思想的目的而並不在與其思想本身的內容，更多的在於他的作用，不管是對政治的還是純學問上的，下面看看在政治上的表現

心學與政治的關聯

王陽明在政治上思想主要分為兩點：明德與親民。

陽明在大學問中說：明明德者，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體也。親民者，達其天地萬物一體之用。故明明德必在於親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德也。

明德就是發揚內心的仁德，顯然這是以其心學思想為基礎的，求仁德即是致良知，探求至善，我想對於探求仁德不僅是君主需要做的，君主探求仁德即可做一個仁善愛民的好君主，而擴展到所有人，如果每個普通老百姓都能明德，不需要外在的綱常明教的死死約束，自然會父慈子孝，人人相敬，真正地做到愛天下人。親民則更是需要明德之後進一步地實踐，就像是知行合一一樣，明德必須要親民，否則就是偽善，相應的親民也離不開明德，明德親民二者一體。這樣明德與親民將會處於一個不斷循環的體系中，明德到親民，親民本身又在進一步地明德然後一直到我們的最高的理想「萬物一體」。

而以此為基礎我們可以看到在具體的政治思想體系之中，是完全按照這個心學的主張而來的，從這我們也可以看到陽明先生是一個真實的實踐者，這個明的功夫就是致，明德親民猶如執行合一，明德為體，親民為用，二者一體並不是分離，但是這個到最後我們說要達到的金字塔尖是什麼，是萬物一體，萬物一體是個什麼理想？就是我們想像的天下一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民不爭，一切都符合理，都按照這個心中之理來運行，達到一個社會穩定，統治有序的狀態

先生對於心學的研究並不是為了標新立異，而更多的是追求更理想的一個思想體系去穩定一個時代一個社會。可以看到，心學依然是從儒學中發展過來，但是很多人會疑問了，心學一直認為是與理學截然不同的兩個學說，統治者也一直認為其為異端思想，不是正宗的學問。結合一下前幾節課對理學的分析，以及今天對心學的稍微理解，從自己的感覺上談談對於心學與理學的關係.

陽明心學與程朱理學的關係

程朱理學認為「性即理」，理就是天，在人本身上的體現即為性，宇宙間所有的理都包含在宇宙萬物之中，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格物致知」的觀點，此格物致知就是從萬物中尋求道理，尋找天理，這裡已經把天理推升到像一個主宰天地萬物正常運行的神一樣，所有人都需要依照天理來規範自己的行為，這就是作為一個人在世間行事的標準誰也沒有能力打破，你如果違反了這些自然有天來懲罰；而心學則認為「心即理」，所有的道理都在每個人的心中，每個人需要做的不是向外物探求道理，而是從自己的心的本體中發現道理，「致良知」，在行動中如果發現自己的行為符合理的要求，就要反省內心，克服自己的內心私慾，自己約束自己，這樣不斷地進行克服，最終成為賢聖。在對於為學的程序上，理學則強調先探求萬物之理，然後結合自己的經驗最終探求到貫通宇宙的「理」，而心學則先從心中探求道理，然後再以世界之物觀心中之理，二者分別執「道問學」與「尊德性」。以至於理學稱心學為「太簡」，心學稱理學為「支離」。在知與行的問題上，理學強調知而後行，心學則說知行合一。我們可以簡單地看一下它們之間的區別，一個是從外向內探求理，而一個則是從內向外探求，這是從大體上的一個感覺，說來說去都還是圍繞著理從何處探求的問題。但是我們又可以看到，這說來說去都是一個理，一個天理，說理學是存天理滅人慾，心學又何嘗不是呢，它們都是找出一個高於一切的「理」，來作為人的行為的標準，而天理的內容也是相同的，都是勸導人們向善的，都是來維護這個社會的穩定，規範統治秩序的，可能在心學這裡對於人的要求更趨向於主觀性。就像是一個大人在規範一個孩子的行為，孩子小的時候可以用斥責，強制地去約束他讓他認識到哪些事應該做，哪些事是不應該做的，並且以後行事時要以此為參照，這就像是理學一樣；而對於心學，就像在管教一個稍微懂事的孩子的行為時，不是以外在的道理去規範他，而是讓他自己去思考，去反省自己的行為對不對。所以我們可不可以把理學與心學看作是人們對理的認識的不同時期，或者說對理的認識不同的程度下所提出的不同的學說來規範行為的呢？因此，心學與理學的最本質的區別不在於內容本身，我們不能僅僅限於主觀的「心」，與絕對精神的「天」的區別，而更應該看一看他們在如何去變化而去更好地去解決一個時代的問題，這個變化不僅是時代本身的要求，也同樣與我們的哲學家們對於世界的深刻認識分不開。

所以陽明心學作為宋明時期的一個學說，他不可能完全背離一個時期的主流，它依然是理學的一個代表，更多的不是突出心學與理學的不同，而是對於理學的補充與完善

可以說程朱理學將儒家思想體系化，再將儒家思想體系傳播開來。這是理學的成形時期，心學將儒家思想具體學說化，並試圖將儒家思想實際運用開來。這是理學的完成成熟時期

雖然心學是理學的一個發展，兩個像兄弟一樣，雖有不同，但是畢竟有同一個祖宗，那就是「理」。不管怎麼樣地進行形式的變化，最終都是為了一個穩固的思想體系能換來一個穩定的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