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卡斯特羅：從東南亞視角看中國的和平崛起：對一個新興合作型強國前景的探討

　　「內容提要」本文應用彼得森合作型霸權的概念分析中國和平崛起的前景。認為：中國具備成為合作型強國的必要特徵，從而可能與鄰國結成非對稱性聯盟；中國目前推行的一系列對外戰略使它能夠實現和平崛起，唯其適應另外兩大支配性勢力在東亞的存在和利益的能力尚待觀察。本文的結論是：如果在台灣問題上能夠謹慎地處理與美國的關係，並在與東亞當前的合作型霸主日本的交往中找到有創意的方式，那麼中國的和平崛起是可能的。

　　「關鍵詞」東南亞/中國/崛起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孫子兵法》

　　中國迅速成長為一個區域性大國是20世紀最後一年國際體系的一個重大發展。儘管人口稠密，農村（農業）人口眾多，中國卻從自給自足、增長緩慢的指令型經濟轉型為有活力的市場驅動型經濟，其強大的出口能力令世界敬畏不已。中國吸收了近5000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這些投資增強了中國的出口能力，2003年其出口總額高達3800億美元，比1990年增長了8倍。[1]（P36）目前，中國經濟正以年均9％的速度增長。到201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將是德國的2倍；2020年將超過當前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的日本。[2]如今，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經濟的主要角色，也是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其它東亞經濟體復甦的強大推動力。未來一段時間內，中國經濟似乎仍將高速增長，並成為今後幾十年內其鄰國不得不面對的重大問題之一。作為20年經濟迅猛發展的結果，中國也正在國際關係領域推行投射其「大國地位」的政策。官員們這樣看待他們的祖國：與其說中國類似於欠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不如說它與其它世界大國更加相像。[3]（P32）北京重申，它將積极參与當前國際體系，把與世界各權力中心建立夥伴關係作為其外交政策的基礎，而不是與這些權力中心對抗。

　　這些趨勢預示著一個更加重大而且非常明顯的轉型——中國已經成為區域性大國，並有成為東亞強國的潛力。中國迅速崛起為區域性大國激起了外界恐懼與敬畏相交織的複雜心情。儘管北京努力以和平的意願相撫慰，但它的飛速發展仍然使多數東亞鄰國焦慮不安。東亞國家擔心中國會向他們的市場傾銷廉價的商品，他們的許多產品會在國際市場喪失競爭力。中國在提高軍隊現代化水平，為台海衝突作軍事準備，並防止美國干涉等方面的努力則進一步加劇了這種憂慮。本文對中國在東亞和平崛起的前景作具體的分析，並在一般意義上探討新大國和平興起的前景。它試圖探討這兩個中心問題：新大國的興起是否必然破壞穩定？特定區域體系內的國家能夠而且願意將新興大國和平地納入現存國際秩序的可能性有多大？本文將應用合作型霸權的框架考察那些可能促使或者阻礙中國以和平方式在東亞行使主導權的因素。為此，本文提出了這些問題：中國和平崛起的必要條件是什麼？為實現和平崛起，中國採取了什麼戰略？這些戰略效果如何？影響中國和平崛起的障礙是什麼？

　　合作型霸權理論

　　憑藉生機勃勃的經濟、日漸強大的軍事實力以及大國地位的意識，中國向鄰國表明其大國利益應當得到滿足，結果它在東亞的影響力得到顯著擴展。這些變化就提出了中國能否和平崛起的問題。然而，和平崛起對一些國家而言預示著危險，因為它可能導致國際衝突。赫德利·布爾認為，國際體系缺乏實現和平變革的機制，國家嚴重依賴戰爭作為社會變革的手段。[4]馬丁·懷特觀察到大國在本性上傾向於擴張，這種擴張性的必然結果是，他們普遍拒絕未經爭鬥而喪失領地。[5]二戰前夕著書立說的愛德華·H ·卡爾則堅信，國際政治研究的核心問題是如何實現變革而又避免戰爭，什麼方案能夠恰當地實現基於道義和權力的國際變革。[6]（P192）

　　新興大國的觀念及其破壞穩定的後果是各種關於戰爭的循環理論和長周期理論的主題。這些理論用時間模式解釋國際衝突：起初大國在體系內占支配地位，其後衰落，再後來遭遇新興大國的挑戰。[7]（P335-340）儘管這些理論在到底是什麼促使國家謀求全球霸權、遭受衰落和矯正崛起的挑戰者等方面各執一詞，卻都著重關注民族國家權力的周期及其作為國際政治根本動力所扮演的角色。他們都認可這些看法：崛起的新大國挑戰現存體系，原先佔支配地位的國家則試圖遏制這些挑戰者，老牌霸權國要麼灰飛煙滅，要麼其權力地位相對於新興挑戰者無可避免的衰落。[7]（P338-339）新興大國及其傾向於引發衝突的後果也是保羅·肯尼迪於1987年出版的那本備受關注的著作《大國的興衰》的主題。依照肯尼迪的看法，新興大國的勝利和另一大國的衰敗通常是這些國家的武裝力量長期征伐的結果。[8]（PXV ）他認為，由於經濟擴張速度較快，新興大國傾向於在國外擴展影響力。相對衰落的大國出於本能的反應加大在安全方面的投入，以應對新興大國最終的軍事挑戰。肯尼迪注意到，一場重大戰爭最終的結果與新興大國和衰落大國積累及動員生產資源的能力之間存在著很強的相關性。[8]（PXXTV ）

　　然而，一些學者對於新興大國自動導致國際衝突的宿命論觀點持有異見。幾個認為有必要由強國來管理全球經濟的經濟學家也相信，權力轉換可以通過世界經濟中的雙邊談判或區域安排得以實現。[9]（P96）愛德華·H ·卡爾也提到，如果衰落中的大國能夠容忍新興大國，並「最終認可最強者領導世界的權利」，那麼新大國就有可能和平興起。[6]（P215）在其著作《霸權之後：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衝突》中，羅伯特·基歐漢提出，強國的衰落有可能並不導致衝突或無法預測的變革。[10]（P244）權力的有序轉換可以通過相互的政策調整得以實現，而維持各種既能滿足衰落大國利益又足以容納新興大國利益的機制則使這些調整成為可能。[10]（P245）基歐漢承認，權力轉換是困難的，因為這種轉換在獨立國家間發生，而國家行為的動機與其說是對「共同的善」的熱愛不如說是自我利益的觀念。然而，國家間通常存在著互補的利益，某種形式的合作能夠提供潛在的好處。機制的存在就為國家間的提供了適宜的制度環境，無論這些國家是在衰落中還是正在興起。通過設定國家行為的合法準則，並提供準則遵守狀況的監測手段，機製為分散地實現諸如權力轉換這樣的國際變革提供了基礎。[11]（P34-67）

　　托馬斯·彼得森也以新興大國發揮合作型霸主的作用為條件，探討了和平而有序的實現權力轉換的前景。[11]（P38）在其著作《德國、法國與歐洲一體化：一個現實主義的解釋》中，彼得森探索了新興大國通過國際機制和接受國際體系內的其它強國而逐步發揮主導作用的可能性。[12]（P7-8）彼得森以19世紀德國的統一以及二戰後德國在歐盟中的興起作為合作型霸權的案例。合作型霸權概念的基本假設是：在一個占支配地位的強大國家有權利作出某些決定而其它弱小的國家則沒有這種權利的國際環境中，某種程度的等級結構就在無政府狀態中發揮著作用。這樣，占支配地位的國家就控制了從屬行為體的所有資源、資產和決策，這控制取決於它建立的是聯盟關係、保護國關係，還是非正式的或真正的帝國關係。[12]（P39）合作型霸主通常是缺乏獨自扮演世界大國所需的資源、因而最終決定與鄰邦結合以尋求國際地位的大國。彼得森討論了合作型霸主的特徵以及和平地實現權力轉化所應當推行的戰略。依據他的看法，合作型霸主應當：a ）有建立在「強中更有強中手」（儘管對手可能正在衰落）信念基礎上大戰略；b ）擁有龐大的人口，從而對高水平的區域機制化產生興趣；c ）在地緣政治區位上相當暴露，並因此在歷史上與鄰邦長期衝突。[12]（P50）

　　在和平地實現權力轉換的過程中，合作型霸主應當與體系內的其它國家建立起非對稱性聯盟。建立非對稱性聯盟就要給一個（或兩個）國家安排獨特的角色。反過來，這個（或兩個）國家應當願意分享權力並有能力運用軟實力。在維護非對稱性聯盟體系時，合作型霸主應當推行以下外交戰略：

　　指引方向，包括利用資源和談判技巧行使區域主導權。合作型霸主更願意使用軟權力，這使它在相當程度上不得不依賴於能夠創造知識資本的學術和商務上的領導能力。合作型霸主缺乏結構性權力，同時它又要獲得弱小鄰國的合作。為此，它便依靠使用補償性支付（side-payment）這種軟實力，或者威脅減少或取消對抵制國家的捐贈。

　　勢力失衡而非均勢政策。合作型霸主強調共同選擇，試圖壓制均勢機制。它避免表現得過於強大，這樣小國就會發現沒有平衡的必要。建立合作型霸權的關鍵要素恰恰在於減少恐懼感，以防止小國結成反霸權聯盟。[12]（P55）在推行該戰略時，合作型霸主既可以利用經濟誘導，也可使用政治謀略。

　　補償性支付與權力分享。合作型霸權主要運用經濟影響力獲取小國的合作。故合作型霸權的戰略可將補償性支付這種能夠在談判中迅速見效的方法包括在內。[12]（P59）合作型霸權也暗示著願意分享權力，為小國提供製度化的發言機會。因此，如果沒有其它情形，有權力分享傳統和邦聯制度的區域大國最適合於施行合作型霸權戰略。

　　接受雙頭霸權。合作型霸權戰略可由區域內的一個或兩個大國來推行。由於霸權核心區的兩個大國的實力通常不平衡，雙頭霸權會帶來特殊的問題。在兩個霸主的互動中，霸權內的張力會外溢到核心與外圍的關係上去，小國則試圖讓兩個霸主互相牽制以提高自己在體系內的地位。[12]（P60）由於兩個霸主在人口、物質資源、軍事實力、軟實力等方面的發展水平可能不同，雙頭霸權的進程很難維持。而管理雙頭霸權狀態的關鍵在於，兩霸中更強大的一方應給予正在興起的一方至少名義上的政治平等，某些方面則給予事實上的平等。[12]（P38）

　　如同在其它權力轉換過程中一樣，中國的和平崛起也是首選的政策結果。遏制或大國平衡態勢常常伴隨著新興大國與衰落大國間的緊張關係，而和平崛起則使原來的大國得以維護他們極其重要的利益，並且不會蒙受系統性衝突的短期代價。和平崛起也使得小國得以發展經濟，在大國間發揮一定的槓桿作用，避免被塞入大國衝突的夾縫中。更重要的是，和平崛起將使中國得以避免騷亂，對老牌大國和東亞鄰國推行建設性的政策。本文應用彼得森的合作型霸權框架分析中國作為東亞大國和平崛起的前景。

　　作為合作型強國的中國

　　合作型強國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它是一個區域性大國，軍事能量有限但經濟能量巨大，且在領土範圍之外從事廣泛的經濟活動。合作型強國對獲取進入鄰國市場的安全渠道頗感興趣，認為打開鄰國廣闊的國內市場是符合其利益的。中國正是如此。

　　北京視經濟發展為提高綜合國力的關鍵，而不是單純依靠軍事手段來保障安全。從北京的角度看，為保護經濟利益和經濟發展，軍事實力是必要的，但僅有軍事力量還不能確保經濟安全。政治領袖認為隨著中國日益融入世界經濟，國家安全的範圍要擴大，經濟領域尤其如此。（註：For a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of China"s notion of comprehensive security，see Richard Weixing Hu，"China"s in Search of Comprehensive Security，"in JamesC.Hsiung（Ed），Twenty-First Century World Order and the Asia Pacific Value Change，Exigencies，and Power Realignment ，Fifth Avenue，New York：Palgrave，2001，pp.309-325.）而經濟安全只有通過發展經濟才能獲得。政治領袖規划了三步走的經濟發展戰略，期望到21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為實現這一目標，北京非常重視為經濟高速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14]（P135）推進地區或全球經濟合作，與外界建立多樣化的經濟聯繫，打市場牌，積极參与地區或全球生產網路，就成為中國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

　　以沿海地區的經濟起飛為先導，參與跨國生產網路促進了中國向新興工業化國家的轉變。1988/1990年至1995/1996年間，中國的一些出口商品在國際市場的份額翻了一番，如制衣、紡織品、鞋襪、辦公用品和計算機配件。[17]取得這些成就的一個因素是，中國的經濟增長與在亞太地區海外直接投資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生產和服務網路有直接的關聯。充滿活力的中國經濟是區域經濟的一部分。這種區域經濟日益建立在組件、配件以及其它中間產品的交換的基礎之上，反映出複雜的區域內生產網路的發展。在這個網路中，生產的各個階段被安排在不同國家。[18]（P2）台灣和香港的公司將西方投資者和大陸的工廠連接起來，他們按照合同在大陸生產供出口到歐洲和美國的電子產品。這些離岸公司在大陸建廠，主要從事作為生產過程最後階段的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加工，而整個生產過程則從高度工業化的美國、日本延續到台灣和中國大陸。[19]因此，在電器和電子產品的生產方面，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和東南亞經濟體間存在著成熟的次區域勞動分工。[20]

　　為了在國際經濟中確保自己的利益，中國參加了許多它有資格參加的重要的全球性或區域性經濟組織，如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亞洲開發銀行、世界銀行、亞太經濟合作論壇、亞歐對話會議和東盟+3進程。參與多邊組織使中國能夠對經濟全球化或一種「可管理的」全球化施加更大的影響。[21]（P125）參與這些經濟組織的政策目標在於，按照可以控制的進程逐步地，而不是不分青紅皂白地開放中國經濟，以免危害長期經濟安全。一位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視中國參與經濟組織為一種手段，既「提供了一種最重要的參與自發的經濟全球化的渠道，又使它有更多的空間對經濟全球化的管理施加影響。」[22]如今，中國在通過操縱國際市場力量促進經濟安全方面已經相當熟練了。它還把區域性自由貿易安排看作中國經濟融入東亞的手段，希望藉此進一步刺激其出口驅動經濟的發展，因為這些機制將使成員國得以更好地進行經濟協調，培育國際經濟的集體管理體制，以防止危機的發生和蔓延。[18]（P2）

　　合作型強國的另一個重要特徵是它應當有稠密的人口，從而對高水平的區域機制建設感興趣。巨大的人口是中國經濟迅猛發展的一個關鍵性國內因素。1990年代後期，中國12億人口以每年約1％的速度增長，相當於每五年就增加一個歐洲大國的人口。[23]（P59）80、90年代改革時期的一個重要特點是農村地區的急劇增長導致工業從城市往外擴散。但工業真正進入的是城郊而不是農村，實際上導致了城市的擴大。改革給城市帶來了經濟利益，導致了整合的東南城市地區與分散的西部農業經濟之間的差異。如今中國GDP 的57％來自東部沿海地區，26％來自中部，西部只有17％。成百上千萬的勞工從農村湧入城市，導致城市失業率高達8％。[1]（P41）中國每年需要2000萬個新工作崗位來吸收800萬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和幾百萬失業農民。

　　要做到這一點，中國唯有繼續充當和加強「世界工廠」的角色。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高度依賴於許多外部性因素，如進出口、資本流入、區域經濟和世界經濟的一般狀況。中國的出口與GDP 的比例一直在上升，這意味著出口的擴大與GDP 的增長有密切的相關性。[18]（P6）中國經濟向世界工廠的轉變正好與90年代東亞區域性經濟組織的出現相一致。90年代之前，東亞國家傳統上傾向於全球貿易體制，而迴避區域性安排。由於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日本經濟的持續低迷，一種新的東亞身份感或地區主義應運而生，為區域經濟組織的倡議奠定了基礎。目前，區域內的所有國家都是一個或多個雙邊或多邊經濟組織倡議的成員。[24]

　　東亞對各種區域性經濟安排滿懷激情的原因主要有兩個：其一，認為其它地區的區域主義皆有益於成員國的經濟；其二，擔心不就與競爭對手享有相似的外國市場准入問題進行談判會損害國內經濟利益。[24]中國與其東亞經濟夥伴在幾個區域經濟論壇上相互影響，其中最重要的包括亞太經合組織、東盟+3、上海合作組織、博鰲亞洲論壇和圖們江區域發展計劃。對中國而言，這意味著每個區域論壇的政治和經濟動力都有細小的差別，但它們都服務於中國的外交政策目標。由於它的經濟增長對區域經濟的依賴很大，中國領導人視區域主義為各國共同努力以應對變幻莫測的國際經濟的一種機制。他們也把區域主義看作一種對全球化力量作出反應的途徑。也有人認為，北京對區域集團的支持是建立在這樣的前提上的：作為多邊主義的一種形式，區域集團可以作為一種手段，用來制衡美國自蘇聯解體以來一直沒有受到抑制的金融和軍事力量，從而提升其國家安全。[25]（P60）

　　良性強國的最後一個特徵是它的地緣政治位置暴露，歷史上與鄰國長期存在衝突。歷史上中國一直傾向於視北疆為威脅的來源，南疆則為擴張的機會。北方的游牧民和騎士經常南下蹂躪漢族居民區。與北方不同，南方是適合於農耕的河谷、山谷和平原。東南地區更由於八、九十年代的改革成為中國最有經濟活力的區域。以說粵語的珠江三角洲南部沿海地區為核心，這個區域被定為經濟特區，成為香港在內地投資的最佳場所。廣東省自80年代以來就成為中國經濟的發動機。和上海一道，南部沿海地區吸收了來自歐洲、美國、日本跨國公司的高科技資本密集型投資。[25]（P92）

　　除東南沿海外，中國還有14個陸地邊界，這些邊界有的還存在一些問題，也並非大部分毗鄰國都對北京是善意而友好的。這種地理特徵和百年恥辱的苦澀記憶使中國人相信，由於市場潛力巨大、廉價勞動力龐大、資源豐富、戰略位置重要，中國將一直是其他國家——特別是大國——邪惡動機的目標。[14]（P116）由於對這種脆弱性有清醒的認識，北京採用了一種著重於以武力防止外來威脅的安全戰略。從毛澤東到鄧小平，中國領導人都把尋求國家安全視為使用武力保家衛國、反對侵略和壓迫的問題。[26]（P311）

　　從1950年到1979年，中國數次使用武力解決國際爭端。根據其動機，北京使用武力的情況可以分為三種：a ）制止超級大國的威脅（如捲入朝鮮戰爭）；b ）保衛國土不受侵犯或收復領土；c ）維持區域均勢（如1979年中越邊境衝突）。[14]（P121）第一代領導人接受了戰爭是政治另一種形式的延續的現實主義觀念，主要依靠使用武力來確保中國安全和解決國際爭端。然而，隨著北京確立現代化目標並著力改善早期武力解決國際爭端的政策，這種狀況在80年代發生了變化。吸引外國投資、確保國際市場准入的現行政策要求穩定的國際環境和睦鄰關係。該政策的一個主要特徵就是和平解決邊境衝突，加強與東亞鄰國的外交、文化和貿易聯繫。[23]（P178）

　　中國與合作型強國戰略

　　中國具有成為合作型強國的所有必要特徵，具備大國推行彼得森所說的非對稱性聯盟或合作型霸權戰略所必需的三個重要品質。與傳統的霸權不同，非對稱性聯盟是一種「軟」霸權，大體上是基歐漢關於世界政治中由單一的支配性大國構建的秩序的另一種表現形式。[10]（P243）非對稱性聯盟是典型的分散型國家聯合體，正式的政治領導權比較薄弱。[11]（P48）與依靠壓倒性的經濟資源和充足的軍事資源遏制或挫敗潛在的挑戰者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合作型強國很少有同樣的軍事能力，它更多地依賴與聯盟內弱小國家間的契約性關係。合作型強國主要利用四種戰略來培育經濟上的相互依存，防止成員背離聯盟。本文使用培育非對稱性聯盟的四種戰略來分析中國外交政策的本質，以確定這能否為中國成為合作型強國創造充分條件。

　　1.指引方向

　　1990年代後期之前，中國的外交政策一般被認為是被動的、低調的。[3]（P22）北京尋求大國的許多權利與特權，卻不接受與之相伴的大部分義務和責任，也不願意當頭。[3]（P24）作為20世紀國際體系的後來者，中國被認為沒有參與為一個可能不符合其利益的國際體系制定規則和規範的活動。[13]（P166）90年代後期，當北京在區域和國際事務變得不那麼具有對抗性，而且開始扮演更成熟、更有信心、也更具建設性的角色時，這種狀況發生了變化。利用外交政策上的變化，他開始用有限的方式影響東亞地區體系的動力。

　　1998年，北京宣布並開始實施「新安全觀」。這是它在為該地區指引新方向上作出的努力。作為外交政策的新基礎，該概念表明了中國捍衛獨立與主權、為經濟改革和現代化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願望，大膽地倡導為確保中國的長期穩定而建立新的世界秩序。新安全觀重申了在國際安全方面的立場，如，不參與也不捲入軍備競賽，同時申明了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以及任何侵略和擴張行徑的立場。[27]倡導世界的多極化，強調通過談判解決國際爭端，要求聯合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主導作用。

　　新安全觀在三個方面為東亞地區事務指引了新的前景和方向。首先，它提供了一種可供選擇的安全藍圖。這個藍圖設想了一個沒有同盟結構的區域性多邊安全框架，可用來取代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在地區安全領域由美國主導的雙邊同盟體系。[28]新安全觀間接地批評了美國的結盟思維，鼓勵亞洲國家考慮推行獨立於美國霸權的政策，同時用一些旨在削弱美國在該地區地位的言辭和行動向東亞鄰國強調中國的新安全觀。然而，9·11事件後，對美國在東亞地位的心照不宣的批評就停止了。[29]（P285）雖然其侵蝕美國在東亞地位的努力是微妙的，但新安全觀掀起了一個由中國提出各種經濟、政治、安全和文化倡議的浪潮，這些倡議旨在培育更緊密的區域性雙邊或多邊安排。

　　其次，新安全觀為中國在東亞前所未有的外交活動鋪平了道路。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擴大、深化雙邊關係，組織或加入了各式各樣的經濟和安全協議，深化了參與關鍵性多邊組織的程度，幫助處理了一些國際安全問題。在與韓國及東盟的關係上，外交發揮了非常重要的影響。北京的外交政策能顧及別國的感受，並且願意接受韓國及東南亞國家的一些政治關切，這在該些國家的官員中間製造了善意的氣氛。[29]（P284）

　　第三，通過促進與其他國家的全面友好合作關係，提出沒有強權政治的新型國際關係，新安全觀發出了中國置疑軍事實力在國際政治中重要性的信號。中國的官員、學者認為，隨著冷戰的結束，安全不應再集中於軍事防禦，而應當關注一些更為寬泛的安全挑戰，如毒品交易、恐怖主義、有組織跨國犯罪、環境惡化、社會和民族衝突以及資源短缺。[26]（P312）新安全觀呼籲擴大安全的範圍，把一些非軍事問題包括在內，如經濟與環境問題、貧困、自然災害、犯罪、社會歧視及失業等社會問題。[26]（P32）中國正在提倡一種綜合安全戰略，軍事安全僅僅是該戰略的一個組成部分。事實上，北京現在更願意依靠外交和經濟手段處理國際安全方面的關切，而軍事手段則被認為變得不那麼適宜了。[14]（P154）把非傳統安全方面的挑戰納入其中的首要目的在於，使美國用高度軍事化或現實主義的方式對待安全問題變得不合時宜，以美國在該地區的影響為代價培育東亞國家在處理非軍事威脅時的合作精神和能力。

　　2.失衡而非均勢

　　合作型強國通過合作而非合縱連橫來抑制均勢機制。面對另一個資源更多、軍力更強的強國，合作型強國不會締結反霸權聯盟。相反，合作型強國會在區域體系內建立正式的小合作框架，以抑制更強大的老霸主。[11]（P50-51）40年代以來，中國一直視美國和它的雙邊同盟體系為其地區影響和國家安全的主要挑戰。北京經常抱怨它不得不承受來自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壓力，其實就是指美國及其盟友以中國為代價操縱國際事務和潮流。[14]（P137）利用中國的戰略脆弱性，美國甚至於可以在解放軍作出反應之前就動用其外交和軍事實力牽制中國，這一點北京非常清楚。面對美國的軍事優勢，中國採用了孫子提出的策略，絕不正面與強敵交鋒，而搞側面進攻，「出其所必趨，趨其所不意」。

　　中國試圖以新安全觀取代與美國在地緣政治上的對抗。新安全觀的一個要素就是與包括美國在內的所有國家建立友好合作關係。中國軍事現代化的主要目標是應對台海危機，而非美國在整個東亞——更非在朝鮮半島衝突中——的戰略姿態。中國無意組建反美聯盟或破壞美國在東亞的同盟體系。更重要的是，中國接受這一事實：許多東亞國家大體上支持美國作為區域平衡者的角色，防止中日兩國爭奪地區主導權。[30]

　　在伊拉克問題上，與法國和俄羅斯形成鮮明對照，中國沒有在安理會威脅使用否決權。這表明中國第四代領導人在處理與美國的雙邊關係上非常謹慎。[25]（P65）美國以伊拉克為當務之急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對美國的看法，恰如中國官員和專家所言，他們堅信華盛頓不應該視中國為美國的挑戰者。[29]（P287）中國還支持多邊主義，作為對溫和的對美政策的補充。1990年代後期起，中國開始在各種討論經濟和安全問題的場合與東盟成員國接觸。2003年東盟峰會上，中國提出建立新的安全論壇，期望這個安排能在東盟地區論壇的框架下為增進東亞各國武裝力量間的對話提供必要的渠道。中國參與東亞的各種多邊論壇的努力被認為是一種「格利佛戰略」，目的在於用多邊框架和約束來抑制美國的武斷政策。[29]（P286）

　　中國以溫和的方式對待美國在國際事務上的優勢，並接受它在東亞和世界事務中的主導地位，這使美國官員頗為驚訝。然而，對於中國溫和對待當今世界唯一超級大國是出於什麼樣的考慮，這些官員卻很健忘。北京非常清楚，為平衡美國在東亞的勢力和影響而動員國民經濟並使整個社會軍事化只會妨礙經濟發展這個首要目標，綜合安全的目標將無法實現。領導層意識到，要確保經濟發展就必須保證「經濟利益不受任何內外因素的干擾或威脅」。[26]（P313）他們知道任何抗衡美國的嘗試都將導致經濟和社會成本，妨礙綜合安全目標的實現。這些考慮限制了中國平衡美國優勢的能力和意願。此外，用頗費躊躇而又有節制的「格利佛」方式對待美國也改善了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形象。這將有助於限制美國在東亞的戰略主動權，使美國前沿部署的軍隊和雙邊同盟變得不合時宜。通過努力地以負責任大國的姿態引導東亞走向和平、穩定的新時代，北京將使強權政治、結盟政治顯得落後於時代步伐。

　　3.補償性支付與權力分享

　　經濟影響是合作型強國獲取小國合作的首要手段。因此，合作型強國將使用補償性支付這種有效措施在實現非對稱性聯盟方面儘快取得成效。合作型強國應當能夠在區域性非對稱性聯盟結構內給予小國制度化的發言機會，與這些小國分享權力。[11]（P55）中國用三種非常重要的機制向東亞小國給予補償性支付和制度化的發言機會：a ）其迅猛發展的經濟；b ）東盟+3機制；c ）東盟地區論壇。中國利用快速發展的經濟向東盟國家提供各種機會，將他們納入其政治軌道。繁榮富足的沿海地區更被認為是質量相對較高的東盟出口產品的重要市場。[31]（P5）近年來泰國對華出口增長很快就是例證。2003年泰國向中國的出口增長了近60％，表明泰國出口商已經學會了開拓巨大的、有利可圖的中國市場。如果這種市場開拓能力能夠保持，中國經濟也像過去一樣高速發展，中國作為泰國出口目標地的地位將極大地提高。[31]（P6）對北京而言，雙邊貿易關係不僅僅是個貿易額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這還牽涉到依賴問題，或者說其他進口來源或出口市場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被替代的問題。[13]（P59）

　　中國依靠東盟+3機制這種比較制度化的方式向東盟各國發放補償性支付。中國外交官視東盟+3機製為「東亞區域合作的主要渠道」，這表明了該機制相對於其他區域論壇的重要性。[21]（P118）中國藉助東盟+3機制鞏固了與東盟國家的雙邊關係。依據清邁協定，中國於2002年與印度尼西亞就15億美元的互惠外匯信貸達成了一致。北京還答應為菲律賓的一些基礎設施工程提供資金支持，同意從印尼的西巴布亞省購買價值250億美元的液化天然氣。[25]（P60）而建立自由貿易區則是中國向東盟國家提供的最重大的補償性支付。

　　中國確立了在10年內完成東盟與中國自由貿易區建設的目標。這將要求北京在市場自由化方面作出廣泛的努力，以抵消中國加入WTO 導致的投資逃逸對東盟造成的負面影響。東盟-中國自由貿易區將創建世界上最大的單一市場，擁有近17億的消費者，2萬億美元的GDP ，雙向貿易可能超過1.2萬億美元。自由貿易區將使東盟對中國的出口增長48％，使中國對東盟的出口增長55％。[25]（P60）為吸引東盟國家參加自由貿易區，北京還以「早期收穫計劃」的形式提供了額外的讓步，由中國在東盟國家給予回報之前開放某些市場領域，使東盟各經濟體在相對較短的時期內在某些食品和農業方面具有某些比較優勢。[31]（P7）然而，有觀察家認為該舉措徒具其名，因為中國在WTO 協議中已經作出了這些讓步。考慮到東盟本身在執行東盟自由貿易區協定時的困難，東盟成員國也可能會發現與中國建立自由貿易區的承諾也難以兌現。不過，由於它在地緣政治上的重要性，東盟與中國自由貿易區可能會使東盟成員國與北京的經濟關係更加密切，而日本將因此付出代價，美國則更甚。[32]

　　中國借重多邊主義來促進與區域內小國的協商。自90年代後期起，中國因為害怕多邊機制被其他國家用來對它進行懲罰和限制而放棄了此前迴避多邊機制的態度。90年代後半期起北京開始積极參与東盟地區論壇，藉助其以溫和方式抑制國家間爭端的優勢很快適應了東盟地區論壇的漸進式風格。1995年，中國在東北亞與美國交惡，因美濟礁事件與東盟的關係也惡化了。中國對此作出反應，於1996年提升了參與區域論壇的水平。防止東盟地區論壇被用來平衡和限制中國，通過制約美國和日本突出了東盟在該地區論壇的主導地位，並有效地利用論壇使鄰國確信中國是善意的區域成員。[33]為此，北京在處理與幾個東盟國家關於西沙和南沙群島的領土爭端時變得特別務實。中國雖然仍然堅持這些島嶼歷史上歸其所有，但反覆聲明願意以國際法為基礎和平解決這些領土爭端。經過四年的密集談判，東盟與中國於2002年簽訂了行動準則宣言，揭示了雙方在南中國海問題表現出「克制」的意願。引人矚目的是，東盟草案的大部分措辭被宣言的最後文本採納了，而中國草案的措辭被採納的卻為數甚少。[3]（P26）

　　4.接受雙頭霸權

　　合作型強國戰略出現在一個同時有二個或多個強國的體系之內。由於兩個強國的實力可能不平衡，或者由於更強大的霸主不準備給予新興強國名義上乃至近乎真正的政治平等，雙頭霸權會引發獨特的問題。東亞的安全平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國維持的。二戰後，美國不僅是佔領日本的總督，而且成為了整個地區的龍頭老大，排擠了歐洲列強和日本的影響。[34]如今，只有美國具備遏止軍事侵略的政治和軍事能力，為東亞的國家建設、經濟發展和區域聯繫提供基礎。[35]另一方面，許多東亞國家認可並贊成美國扮演該區域主要穩定器、經紀人和平衡者的角色。二戰以來，壓倒性的海軍優勢維持著美國在該地區的硬實力地位。[25]（P28）

　　日本支持美國在東亞安全中的壓倒性角色。華盛頓視東京為其東亞戰略與防務態勢的基石。自1950年代早期起，美國的一個核心目標就是建立穩定、友好、經濟上強大，並且顯然順從和依賴美國的日本。[14]（P89）在美國的安全保護傘下，日本在與東亞國家日益增長的投資、援助以及貿易關係基礎上成長為合作型強國。當東京試圖調節各種不同的利益，以取得一致或至少表面一致時，它就在區域內或全球經濟事務上在東亞國家之間扮演著協調員的角色。[36]然而，90年代早期冷戰的結束、中國興起為潛在的地區大國、朝鮮半島核危機以及當前美國的反恐戰爭慢慢地促使日本增強軍事力量，像傳統霸主一樣更積極地發揮安全作用。東京建立了現代化的自衛隊，承擔了有限的安全使命，但在傳統安全方面仍然依靠美國。[37]

　　作為潛在的合作型強國，北京認為同華盛頓的戰略性接觸是令人鼓舞的，認為有必要與美國一道參與地區事務的管理。[13]（P173）中國官員視美國為東亞占支配地位的大國，承認華盛頓對東亞事務的主導權。對美國霸主地位的接受是建立在中國承認冷戰後美國獨特地位，並企盼華盛頓滿足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利益以報答其溫和外交政策的基礎之上的。中國視台灣為一個省，一直對它保持著軍事壓力以防止它宣布獨立。北京明確表示它將使用包括武力在內的一切手段捍衛國家的統一。[14]（P152）但美國也絕不會在台灣問題上給北京自由行動權。它的政策是防止出現中國使用其巨大的軍事力量解決台灣問題這種最壞的情形。[38]華盛頓認為，中國的軍事現代化既是為了增強在台海衝突中獲勝的能力，又是為了在美國干預台海危機的情況下對後者的高科技能力予以反擊。[39]中國對台灣的任何軍事行動都將損害美國在東亞的重要利益，即限制亞太地區可能升級為大規模區域戰爭的衝突。作為東亞的老霸主，美國對區域現狀最細微的變化都滿腹狐疑。[40]中國對台灣發動軍事行動以改變現狀的任何努力，都將被華盛頓認為不僅是對美國在該地區戰略優勢的嚴峻的軍事挑戰，而且是明目張胆地以美國為代價增強其影響力的企圖。華盛頓現在懷疑北京增加軍費是一個要美軍退出東亞的信號。在過去的50年里，台灣是導致中美關係緊張的最重大的問題，進入21世紀將仍然是兩國爭論的焦點。

　　另一個考驗中國建立東亞非對稱性聯盟決心的問題是它與日本這個現存的合作型強國的不正常關係。1972年9月東京簽署了公報，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唯一合法政府，與台北斷絕官方關係，與北京建交。其後，兩國集中精力發展商品交換、自然資源開發、官方發展援助以及技術轉讓，經濟聯繫支配了中日關係。然而，隨著兩國幾乎同時變得強大而自信，中日關係緩慢地發生了變化。因為日益強大而自信，兩國逐漸變成戰略性競爭對手，東亞安全因此變得前所未有的敏感。

　　中國視日本為其海洋要求的一個主要競爭對手，一個能夠對其興起為本地區頭號大國提出挑戰的日益強大的近海平衡者。北京特別擔心日本可能某天會成為一個它不得不對付的東亞軍事強國，潛在地抵消中國正在興起的實力。[41]中國對美日在導彈防禦方面的合作也憂心忡忡，擔心台北會分享這種技術。[42]日本對中國的態度更加複雜。一方面，日本歡迎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因為這將促進兩國間的經濟合作。另一方面，日本又不能理解中國的崛起。它還擔心，擁有核武器的北朝鮮、與日俱增的台海緊張局勢會使人們對於急劇變化的地區安全格局產生普遍的不安全感。作為對它所認為的更危險的外部安全環境的反應，日本同意與美國一道建立導彈防禦體系，加強海軍和空軍建設，並考慮修改憲法對發展及部署海上自衛隊的限制的可能性。防務政策和姿態的緩慢變化反應了日本國內對中國的普遍的焦慮態度。在中國的軍事方針、部署和軍力改善真正反映出和平意願之前，東京是不大可能完全接受北京宣稱的和平目標的。

　　結論

　　基於對中國的特徵及其戰略的分析，除其現行戰略一個非常重要的層面——解決與原東亞霸主之間爭議的能力——以外，中國可能和平地興起為合作型的大國。中國視美國為全球性霸主和東亞的傳統霸主，也願意與華盛頓分享地區管理權。北京正在謀求華盛頓永遠也不會做出的讓步——在解決台灣問題上的自由行動權。北京面臨著美國有可能軍事干預台海危機的困難。因此，中國的軍事現代化不僅是要提高其防止台灣宣布獨立的能力，而且要增強制止美國在台海危機中採取軍事行動的能力。軍事現代化又被華盛頓解釋為是北京要把美國排擠出東亞的遠期目標的信號。中國與現存合作型強國日本的不正常的緊張關係也可能使北京偏離和平崛起的道路。與對待新德里、漢城及東盟國家相比，中國對待東京並不是那麼大度。一方面，中國視日本為東亞主導權的重要競爭對手，一個日益強大、自信，將來可能牽制中國的隔海相望的大國。另一方面，日本把崛起的中國與其他地區安全問題一起看做是對其安全的嚴重威脅，因而認為有必要加強與美國的安全同盟關係。毫無疑問，北京與東京間不正常的緊張關係對中國在東亞的和平崛起提出了獨特而複雜的問題。

　　處理中美、中日關係的任何失誤都可能危害中國在東亞和平崛起的努力。許多歷史個案表明，權力轉換是個微妙的過程。新大國的崛起將最終改變體系內的權力配置，既給大國和小國帶來危險也向他們提供了機會。如果該過程緩慢地、漸進地、穩步地發生，而不是在普遍的危機和緊張中發生，情況當然會好得多。但中國對台灣和日本的不通融行為提出了以下問題：a ）崛起的中國是個願意維持還是個決意變革現狀的大國？b ）如果崛起的中國確實是個決意變革現狀的國家，它要求把現狀改變到什麼程度，這種要求的性質是什麼？c ）崛起的大國會增強武力變革體系的能力嗎，更重要的是，會強化變革體系的意願嗎？d ）若確實如此，崛起大國期望的變革如何影響該地區其他大國的利益呢？

　　作為新興大國，中國有責任確保在崛起為地區大國時它能夠合理合法地規劃對東亞國家的對外戰略。依照正在東亞興起的地區主義意識，對於自己的優勢地位中國既不能簡單地採取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態度，也不能赤裸裸地使用武力促成必不可少的變化。在與美國處理台灣問題時，在與本地區當前的合作型日本打交道的過程中，北京需要運用更加有創意的、溫和的、靈活的方式。如果中國能在台灣及日本問題上形成和執行適當的戰略，那中國便是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

　　「作者簡介」勒那托·C ·D ·卡斯特羅（Renato Cruz De Castro ），菲律賓德拉薩爾大學（De La Salle University）國際關係學系主任，奧勒利爾·考爾德森博士菲律賓-美國關係講座教授（Dr.Aurelio Calderson Professorial Chair of Philippine-AmericanRelations ），博士。

　　「譯者」雷衍華

　　*本文是提交給2005年2月25-26日在德拉薩爾大學召開的「中國在東亞的和平崛起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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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南洋問題研究》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