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丘陵:警察詩歌論

警察詩歌論

胡丘陵

一、寫作的緣起

這是一篇既像詩歌理論又不完全是詩歌理論，既像詩歌批評又不完全是詩歌批評，既像詩歌史又不完全是詩歌史的文章。之所以這樣，最早我是準備就楊錦、林濤編選的《中國當代公安詩歌選（1992-2011）》（楊錦，林濤：《中國當代公安詩選(1992-2011)》）做一個批評，「詩的公共場域與心靈場域」的題目都擬好了，可一研究，發現關於公安詩歌的理論幾乎是空白，批評找到了幾篇，如果按照蒂博代將批評分為職業的批評（也叫教授的批評或學院批評）、自發的批評和大師的批評（蒂博代：《六說文學批評》），已有這些也只能算作自發的批評，在我國或稱大眾的批評，即便是對頗有成就的警察詩人侯馬的訪談（石楊：《侯馬：從警生涯使詩歌更真實更理性》），也未提及這一詩歌的特質，甚至一篇《創作出切合公安氣質的優秀詩歌》（武忞：創作出切合公安氣質的優秀詩歌）的文章里也根本找不出什麼是「公安氣質」。因此，我決定在批評之前對這一詩歌的有關概念進行釐定，同時進行簡單的史的梳理，於是就成了這篇不倫不類的文章。

二、符號資本與文化資本構建的文學場域

與許多文學流派在文學發展過程中自然形成不同的是，警察詩歌似乎一開始不是從一批文本中抽象出的一般概念，且一開始也並沒有相近的風格與相同的詩歌主張，而是符號資本與文化資本及習性構建的詩歌場域。

1、警察詩歌的命名。布迪厄認為，要使自己成為文壇上的統治者，最好的辦法之一莫過於對文學進行重新命名。本文之所以稱警察詩歌而不稱公安詩歌，並非完全為了製造一種新的文學景觀，使之成為文壇的基本現實，以此來謀求社會認同，而是由於詩歌的傾向決定。一是警察與公安的英文都是police，儘管其所指在國內基本相同，但警察的能指偏向人，公安（公共安全）的能指偏向事，公安詩歌更多指「事之詩」 ，警察詩歌更多指「人之詩」。當然，「事」在「人」為，二者是分不開的，只是傾向有所不同。二是命名活動是一種排他的活動，意味著對自己文化資本的一種建構，並以此來確證自己的合法化地位。在知網用「公安+詩歌」進行搜索，結果4412條，屬於警察詩歌的不到10條，其他皆為明代後期出現的一個文學流派公安派詩歌，其中博士碩士論文1693篇。「每個定義都試圖以最有利於自己的利益的方式來強加以場的邊界，或者說，——這其實是一回事——為了證明自己的既定存在為合法，強加以場的真正具有成員資格的條件的最佳定義。」 （布迪厄：《實踐與反思》）。儘管如此，筆者認為，警察詩歌仍然是以心靈表達為基礎的，但也不排除「集體功利」，這就是因為警察職業的特殊性，需要進行專門的心理疏導，而詩歌是最佳的心理疏導工具，因此，用公文的語言表達，就是「非常重視詩歌在警營文化建設中的重要作用」，於是有了依附於行政權力的詩歌組織，因為「話語並不具有統治功能，它只產生一種交往權力，並不取代管理權力，只是對其施加影響」（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而一些詩歌寫作者由於受到權力場遊戲規則的約束，便通過謀求將符號資本轉化為文化資本來獲取更多的政治資本。從文化資本的效益發揮看，警察的心靈空間與公共空間同構越好，效益越高。因此，本文定義於，警察詩歌是警察符號資本與文化資本構建的文學場域。它是對警察群體、個人及警察事件的詩性抒寫。

2、警察詩歌的軍旅基因與形成。部分學者認為，我國警察及其職務最早可追朔到距今2500年前的西周時期。孔子在魯國擔任大司寇一職，就相當於現在的公安部部長，孔子是名副其實的詩人，我們不可能牽強附會地將《詩經》算作最早的警察詩歌。提到警察詩歌自然使人想到軍旅詩歌，這不僅僅是因為二者「家庭性相似」，而是他們有著血緣聯繫。這裡筆者無意去糾纏我國軍警之間的淵源關係，而是要比對出詩歌中的DNA。洪芳認為：「當代軍旅詩歌的獨特形態具體表現在五個方面：第一，獨特的生存態勢；第二，獨特的話語轉型軌跡；第三，以"英雄主義』為核心母題的寫作；第四，崇高美的凸顯與張揚；第五，漸進式的文體演進。」（洪芳：《中國當代軍旅詩歌論》）。洪芳同時指出，「英雄主義是中國當代軍旅詩歌區別於其他形態詩歌最重要的價值訴求，也是軍旅詩歌中被繼承得最徹底和最完善的因素」，「崇高美是中國當代軍旅詩歌區別於其他形態詩歌最主要的美學特徵」。那麼，在既有的警察詩歌里，英雄主義寫作、崇高美的形態「區別」了嗎？沒有。可是為什麼大家都不提及呢，顯然，或許為了門戶的需要有意視而不見，或許對警察詩歌的特質缺乏研究，因而不夠自信。這些都似乎可以從以下表述中找到答案：

公安詩歌總體上講，與至今仍處於起步階段的中國新詩的發展是不同步的（林濤：《淺談公安詩歌的困境及語言創新》）。人民公安報記者周興通在《公安題材小說、詩歌創作60年巡禮》中這樣表述公安詩歌的創作：「與公安題材小說創作的現狀相比，詩歌創作這塊相對比較薄弱」，「儘管如此，公安詩壇還湧現出了一批詩人。杜元明列舉出了謝先雲、楊錦等作者。」「近年來馳騁於公安詩壇的詩人還有潘萬堤、曹宇翔、林濤、趙黎平、蘇小凱等。還須特別提及的是，全國著名詩人張志民、顧工和柯藍，張志民、顧工是建國後公安詩的拓荒者，新時期又有力作發表，如張志民的《我們的寶劍》，顧工的《你走出大牆以後》《婚禮，將在獄中進行》，柯藍的《永恆的雕像———歌頌公安戰士》。」（周興通：《歷經曲折走向繁榮——公安題材小說、詩歌創作60年巡禮》）。儘管如此，用客觀的目光審視，從建國以來至文化大革命結束，基本沒有公安詩歌的概念，極少數公安詩歌作為「偶發現象」，在應付公安宣傳使命的同時，被湮沒在社會題材的詩歌大潮中。

公安詩歌的發韌期，應該算在上個世紀70年代後期，主要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而公安詩人們創作公安詩歌的自覺時期，則已經到了上個世紀的80年代中後期，主要得益於《巡禮》文中諸詩人的大力推動，但從整體上看，還顯得較為稚嫩。1992年出版的《中國當代公安詩選》，可以算是前一階段公安詩歌創作的全面展示和總結。而該時期中國詩壇主流創作已經結束了聲勢浩大的朦朧詩運動，以1986年《詩歌報》和《深圳青年報》聯合舉辦的「中國現代詩群體大展」為標誌，堅定地邁向了先鋒詩歌的陣營（林濤：《淺談公安詩歌的困境及語言創新》）。

我們姑且將這樣的抽象概括算作自發的批評，也不去論證「公安詩歌與中國新詩不同步」是不是假問題，先看其中的張志民、顧工、柯藍等老詩人，他們均系軍旅詩人或出身軍旅，曹宇翔更是新詩潮以來活躍的軍旅詩人，創作主體的軍旅基因顯而易見。其次從文學流派形成看，警察詩歌應該是有其明確的文學主張和組織形式的集合體，有協會，有章程，但這隻有文學集團的意義，並非自覺的文學流派。再從文本看，還是可以尋找到相同或相近的詩歌倫理與審美理想，只是這些多為軍旅詩歌所遺傳的「英雄主義寫作及崇高美的形態」。

「英雄主義是中國當代軍旅詩歌區別於其他形態詩歌最重要的價值訴求。它既與軍人職業、軍旅生活相生相伴，也成為軍人的職業精神。」

「人民倫理的大抒情是中國當代軍旅詩歌區別於其他形態詩歌最根本的抒情倫理。作為一種特殊題材的詩歌樣式，當代軍旅詩歌與其他形態詩歌一起暗合和記錄了中國社會波譎雲涌的政治變遷和激蕩劇烈的經濟轉型，但是與中國當代詩歌整體上呈現出的在不斷反叛中更迭歷史的演變軌跡不同的是，中國當代軍旅詩歌雖然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下會呈現出特定的藝術風貌，然而其在６０餘年的發展歷程中卻始終擁有一種超常穩定的抒情倫理。」（洪芳：《中國當代軍旅詩歌論》）

如果有人將以上軍旅詩歌的前綴「軍旅」二字換成「警察」二字，似乎沒有什麼區別，這是警察詩歌既要認的基因，今後又要區別的於它的形態所在，因為警察詩歌畢竟不是軍旅詩歌。有的批評家認為這在新詩潮面前顯得滯後，這些詩也不合筆者的趣味，但從世界文學史的視角觀察，當我們那些所謂與國際接軌的詩歌被別人「合併同類項」合併以後，這種形態反而成了中國詩歌史的特點。當然，本文無意一昧弘揚它，而是要清醒地認識到這些，因為文學的「陌生化」要求我們區別它。

倒是下列表達契合我前面的表達：

公安詩歌的蓬勃發展即我理解的成長期，應以全國公安文聯成立為發端，以全國公安文聯網站為主陣地，團結和集聚了全國公安系統一大批優秀詩人，並激發和帶動了公安詩歌在百萬公安民警中的推廣和普及。由全國公安文聯舉辦的「難忘2008」全國公安民警詩歌散文大賽，收到的詩歌、散文達9000多篇（首），基層作者的創作熱情令人吃驚。2009年，重慶市公安局舉辦「慶祝建國、重慶解放、建局六十周年民警原創詩歌比賽」，徵集作品550多首，擔任大賽評委的著名詩人梁平在獲獎作品集的序言中說：「這是在全國範圍內鮮見的一個特殊群體共同譜寫的詩篇，一部雄渾的交響，一部波瀾壯闊的大合唱。」

目前，全國公安文聯網站論壇中的現代詩歌版塊，每天的發貼量都在100貼以上，一些帶有爭鳴性質的貼子已經觸及至詩歌的本質，一批極具潛力的公安詩人正在破殼而出。我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中國詩壇會迎來他們高吭嘹亮的歌唱（林濤：《淺談公安詩歌的困境及語言創新》）。

顯然，這種以「公安文聯成立為發端」是依附於行政權力的詩歌組織的，謀求將符號資本轉化為文化資本的場域形成，接著便有了這一詩歌的至少是量的繁榮。如果用韋勒克的「甜美」（dulce）+「有用」（utile）來評判這些海量的詩歌，明顯的特點是，由於過分注重了「有用」，或者片面理解了「有用」，導致「甜美」不夠。如果非要說「不同步」，個人認為，其中的一些詩人、一些詩歌既沒有趕上「民間立場」「口語化」「下半身」「娛樂至死」的潮流，也沒有誤入虛假、無聊、委瑣、粗鄙的歧途，只是多數詩歌距離「自覺」較遠，這不僅僅依賴一批文本，還需要理論的成熟。

3、警察詩歌是對警察群體及個人的抒寫。文學是「人學」，警察詩歌是對警察群體及個人的抒寫，警察的職業行為、思想、性格、情感，警察與犯罪嫌疑人的關係，警察與社會關係，警察與自然的關係，整個場域都是詩寫的主要內容。

人與詩的關係，既是詩學的永恆話題，也是詩寫的永恆話題。詩要寫人，就是要關注警察個人，關注警察的歷史變化及其豐富性和複雜性。作為警察詩歌不能迴避警察的職務情態，積極的、陽光的職業心態和英雄情懷。詩寫的對象，詩寫的題材，也都是人，警察詩歌首先是要幫助警察了解自己，提高其自信心，增強職業認同感和職業榮譽感，發現警察自己的好品質，在心靈中激發起羞恥、憤怒、勇氣，竭力使人們變為強有力的、高尚的、並且使人們能夠用美的神聖的精神鼓舞自己的生活。

警察詩歌既抒寫警察個人，也抒寫警察群體，眾所周知，沒有脫離警察個體的群體，也沒有脫離警察群體的個體，若干個個體的人構成了人類的社會。警察的服務對象既是個人，也是群體及群體化的社會生活。人是深具社會性的，社會生活也就成了活動的第三客體。於是寫作活動一開始就在要「為自己」的同時也要「為社會」。孔子說，詩的功能，是興觀群怨，在警察詩歌里，興是警察個人，觀群怨既指警察群體，也指社會群體。

中國傳統詩歌不單抒寫人，還要教育人，美化人。從歷史上看，文學是使人類從野蠻走向文明的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文學的功能不僅是要寫人，還要改造人，使人變得更高尚更優美。警察隊伍天天有犧牲、時時有流血，一方面，詩的教化功能使之成為忠誠之師、正義之師、威武之師、善戰之師；另一方面，由於警察職業的危險性與工作壓力，他們「充滿勞績，但仍詩意地」巡邏在「這片大地上」，詩歌可以幫助他們抵抗現實中的某些壓力，筆者認為，這也是警察詩歌的根本功能所在。也就是說，警察詩歌不僅僅是為了教化警察或產生幾個警察詩人，而是為了警察能夠「詩意地從警」。

4、警察詩歌是對警察事件的抒寫。警察事件自然是警察詩歌抒寫的對象。我們通常說「講好警察故事」，對小說而言，偵探小說是最具特點的，也最能講好「警察故事」。對詩歌而言，卻要通過一連串戲劇化場景的線性呈現來「講述」一個「警察故事」，因為詩歌是由一個個意象構成的空間，可詩人在把這些空間意象編織起來的時候卻要分出時間上的先後(閆建華：《試論詩歌的空間敘事》)，所以，詩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被看作是時間藝術，隨著弗蘭克認為，現代詩歌作為空間藝術的一個主要依據是它削弱了語言的內在連續性，採用空間並置而非時間承續的形式來處理詩歌元素（弗蘭克：《現代小說中的空間形式》）。警察詩歌在詩意訴求上旨在傳達極具警察個性的情感狀態、生命體驗與存在頓悟的詩作。或者展現和揭示警察生活某個時間和空間場景，詩意地傳達作為創作主體的警察的生命體驗、內在理解以及對事件、場景進行深度開掘。

詩歌的「敘事」不同與小說，首先，詩人已經不再局限和滿足於僅僅把感受到或捕捉到的生活場景展現出來，而是在這種詩意的展現過程中，嵌入了自身的感情、經驗與詩思巧妙地熔鑄在語詞和文本結構之中。其次，在「敘事」中，通過對事物或事件中具象的鞭辟入裡的細節挖掘，抵達其內部逼近其真相。其三是在「敘事」中，意象、反諷、隱喻與象徵以珠片狀的形式，呈現在詩歌文本結構之種。

5、警察詩歌的主客體關係。主體與場域的作用構成文化資本。在文學理論中，「文學主體性」一直是個爭論不休的話題。創作中，在對象與作家的關係上，主體與客體的位置常常被互換。劉再復還將文學主體分為三部分，一是對象主體，即人物形象，二是創作主體，即作家，三是接受主體，即讀者（劉再復：《論文學的主體性》）。本文無意糾纏其間，而是對警察詩人與警察詩歌的關係進行釐清。從目前既有的一些自發的批評可以發現，從創作主體看，將從事警察職業的詩人稱為警察詩人；從創作客體看，將與警察題材有關的詩歌稱為警察詩歌。

寫作主客體之間的這些關係，其實也是哲學上主客體之間基本關係的必然反映。任何事物，無非我與物、我與你、陰與陽，任何事物，都各不同，都可互為對照；但任何事物也都異中有同，此即所謂我與物同，我與你同，陰與陽同也；同時任何事物，都存在著雙向的建構，即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即我中有物物中有我，即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是也；當然任何事物要聯繫都得通過一定的方式與媒介。王國維說：「詩人對於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入乎其內，故有生氣，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與「警察詩人」緊密相連並且容易相互混淆的概念是「警營詩歌創作者」，儘管警察詩歌擁有廣泛的不同類型的創作者，但是「警察詩人」作為一個特定的概念有其自身所獨特和明確的內涵界定，警察詩人是指其一生主要詩歌創作集中於警察題材領域或者其主要詩歌成就由所創作的警察詩歌來體現和承擔的一類詩人。

狹義的警察詩人指寫出優秀警察詩歌的詩人，警察詩歌如果可以成立的話，它涉及到的第一個問題便是詩歌與職業的關係。事實上，任何人都可以成為詩人，農民工人醫生司機教師廚師，如此等等。換句話說，如果有警察詩歌，就可以有農民詩歌、工人詩歌、醫生詩歌、司機詩歌、教師詩歌、廚師詩歌，如此等等。當然，身為警察的詩人寫出的未必都是警察詩歌，有的詩人可能還會刻意迴避或儘力超越自身的職業屬性。但那些有從警經歷的人至少是警察詩歌重要的創作主體。

廣義的警察詩人，包括身為警察，寫出其他優秀詩歌的詩人。此並非牽強，因為它們之間也必然會形成一種對象性的觀照，即發生「認識——反映」關係（寫作主體認識寫作客體，寫作客體反映寫作主體），因為只要是具備寫作主體資格的人，都會同時具備獨立清醒的自我意識，能夠和寫作客體即寫作對象之間發生「認識——反映」活動。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無不具有情景交融、物我不分、心物同型的特點，身在警營，自然打下生活的印跡，其主體意象也可能是詩歌不可或缺的中心意象，也是詩歌敘事的著眼點，也有一些詩歌只提供主體意象，預設情境意象。警察詩歌主體具有多樣性，他既可以是警察，也可以是其他流派的詩人，其客體的界定應該具有警察特質。

在這樣一種物化的時代，警察詩歌能否成為偉大的詩歌，主要是要靠詩歌創作主體的境界來衡量。是否具有一種關懷人類，關懷人類的現狀，關懷人類的未來的境界，是否能夠深入警察詩歌主體與客體的喜怒哀樂的全部複雜性，這就往往要看是否有比較高的境界。

三、警察詩歌的特質

在警察詩歌場域里，消費的是符號資本，這種消費不是它的物質性，而是它的差異性。警察詩歌之所以是警察詩歌，必有其區別於其他詩歌形態的特別品質或個性，這種品質或個性既包括詩歌獨特的DNA，也包括詩歌不同的虹膜和指紋，一首優秀的詩歌不一定是警察詩歌。從事警察職業的人寫出的詩歌也不一定是警察詩歌，詩歌中即使有N個「警察」字眼，也不一定是警察詩歌。詩歌「入警」不是哪級政治部可以批准的，而是場域內部話語權力的規範。結合已有的文本進行分析，至少具備以下五種特徵之一才稱得上警察詩歌。

1、公平正義的群體想像。公平正義是人類社會公認的崇高理想境界，警察打擊違法犯罪是主職，警察精神註定就是一種弘揚公平正義的精神。作為集中反映警察生活的詩歌，也使公平正義成為創作主體的「集體無意識」。作為公平正義維護者和倡導者的這一特定社會角色，給警察詩歌更深層面追求人類社會理想境界想像的空間，同時也賦予了警察詩歌現代法治要素和特質，由此提升警察詩歌的社會意義和藝術水準。李尚朝的《可以這樣想像》正是這種群體想像的表達。詩人用靈動的語言、明亮的色彩想像「在月光下」「剪除雜草，讓鮮花中的露水/滴下來，再次/滴下來」。讓人感受到愛的溫暖：

我拐進一條衚衕

迎面的孩子跑過來

他說：叔叔

夜晚和白天一樣明亮

夜晚和教室一樣安全

這是詩人心靈過漏後純潔的想像。然而，現實與想像總是有著距離。侯馬用簡約的口語，敘述了一個少年時代的記憶，一個少年蒙昧中下意識的而又近乎荒誕的往事《偽證》：

我在農村念小學的時候

班裡有一個很臟很醜的同學

有一天我情不自禁

用兩手狠狠地掐住了她的臉蛋

她毫不示弱

用長長的黑指甲

也掐住了我的臉蛋

疼痛難忍

最後我倆同時放手

各自臉上布滿血痕



老師向幾個她信賴的學生

(就是幾個長得好功課好的女生)

調查此事

她們一致作證：我是後動的手

噢，我的童蒙女友：小玉、翠香和藍藍

雖然語言平易，卻用勇敢的張力挖掘出了深埋在自己頭腦中特異而殘忍的「潛意識」，心靈深處揪出的這種「惡」，它讓人的內心愧疚而警醒，誘導讀者刻骨銘心地想像、呼喚和恪守公平正義。

武靖東對於一個眾所周知的案件深入地思考：「法律總是來遲/它更多的功能好像只是料理後事」，「在大地的一個角落 我們/活著/我們完全能夠/把微小的光或熱/分給對方一些/看哪/春天——把多少瑣碎的矛盾/合成了溫暖的整體……」（武靖東：《被馬加爵殺害的龔博的家……》）。法律上的公平是基本的正義，但在道德和理性上的理解和支援，矛盾糾紛的法前調劑和化解，讓人們看到的是更多的溫暖與和諧，詩人想像公平正義的芳香帶給人們更多的希望。

2、罪與罰的詩性表達。罪與罰，通常被理解為因果。什麼樣的行為導致什麼樣的結果，這是規律，人不可能控制。罪，是違背客觀規律的行為，罰是客觀規律對這種行為的回報。從邏輯上分析，罪與罰也是公平正義的表現，之所以突出這一特點，因為偵探小說是公安文學區別其他文學形態的顯著特徵，對於警察詩歌固然其特徵不如小說明顯，然而，對這一過程「在場」的詩性表達也是區別其他詩歌形態的顯著特徵。任桂秋「以一棵樹的姿勢/觀望一個山坡的吉祥」寫的是蘋果，指向卻是令蘋果平安無恙的警察。

摘蘋果的人走出家門

惟見葉子如鳥啼流淌在風中

惟見幸福的蘋果

快樂奔入青草的筐中

罪與罰，都已微不足道了。

摘蘋果的時候啊——原本不必叩問

誰是令蘋果

平安無恙的人

——（任桂秋《摘蘋果的時候》）

詩歌情景交融，既有幸福的蘋果的想像，又有罪與罰的詩性表達。

當然，罪和罰，既包括人性定義的違法，也包括自然規律對人的行為的回報。現實中不是每個人遵守他們共同的契約，總有人破壞著秩序和環境。楊錦把目光投上草原深處，「每一天，都有不幸的羔羊/被送上屠宰的灶台」：

異鄉人載歌載舞

我看見羊圈裡的羊

眼裡都含著淚……

——（楊錦《羊的淚》）

詩的感覺是想像的、向心理的深層滲透的。與其說是羊含著淚水，不如說是詩人含著淚水，這種悲憫，既是難得的普世精神，也是詩歌的精神，如果人類在「載歌載舞」中喪失這種精神將要受到大自然的懲罰。

侯馬在表現 「沒有道義可以審判不羈的靈魂/甚至良知也對不住自由的追求」的同時，對自身進行反省，在那個近乎荒誕的年代，「小柿子讓我覺得/我有權利這麼打人」以至「多年來我忘不了這一幕/忘不了小柿子/我三十年沒見他了/那事過去不久/我就回城讀書了/粉碎四人幫的時候/還在舞台上假裝拉小提琴」。詩人運用戲劇的手法，再現了那個年代的我，既有內心的自責，又有對那個充滿暴戾之氣的年代的「我」的審判

上初中時

我回村裡見過小柿子

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了

他在田裡干農活

見到我

竟然羞澀地笑了

詩人沒有止於冤讎的化解，在那個城裡人比鄉里人優越的年代，人一出生就分了等級，「我能這樣欺壓他/絕非一己之力」。同時將目光投向當下：

現在，有時也麻木不仁地

助紂為虐

這種表達是有力度也是有難度的，既需要詩人的良知和清醒，還需要表達的勇氣，儘管全詩沒有「警察」二字，卻具備典型的警察詩歌氣質。

3、警察崗位價值的詩性呈現。對一種職業而言，從業人員的價值判斷、職業榮譽感和歸宿感是這一職業是否興旺的標誌。警察崗位價值的呈現自然是警察詩歌的特徵。在構建和諧社會的進程中，社會秩序佔有相當重要的比例。如果說和諧社會是參天大樹，人民警察就是深入土地的根，兩者緊密相連。安全穩定的社會秩序是人民群眾最基本的要求，從宏觀方面看，警察崗位在新的時期，賦予著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歷史使命。警察詩歌在描述警察這一群體時，不可迴避這一重大主題。嚴肅的主題可以通過政治教化的途徑，但詩性的表達，更集中，更形象，更深刻，更賦有感染力。鄔躍武是這樣敘述《刑警的黑夜》：

「睜大著眼睛/認真勘驗現場/尋找蛛絲馬跡/試圖給來去匆匆的迷案/找到出路」，「不能不承認/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最能沉澱紛繁的雜亂和假象」。偵查破案是公安機關的主業，刑事警察在某種意義上代表著警察群的內涵，社會秩序的社會意義與警察崗位價值在打擊犯罪維護正常社會秩序行為中得到了高度統一。在臧書國的《巡警》中，那「清晰熟悉的街巷」感到「夜幕的讚譽」和「晨光的褒獎」這正是崗位價值的體現。警察詩歌中，警察詩人寫警察，最難能可貴，也最真切感人。警察的職業榮譽不僅僅是一身耀眼醒目的警服，警察的世界折射著大眾的切身利益，寄託著普渡眾生和捨生取義的英雄情緒。楊角的「老民警」「胸前的獎章　早已/星子般照亮你人生的夜空/而今你退到光芒後面/平靜得像一名孩童」無論是語言還是意象都單純而又動人，意味深長：

從正義與邪惡的喧囂中退出來

和幾件洗得泛白的舊警服

恪守一種寧靜

你酡紅面龐

把生與死的呼嘯　演繹成

一次次不經意的微笑

太多的生死沉浮

悲歡離合

留下鋼鐵的冷峻

和水一樣的從容

從警是一種過程，不論是在崗位上，還是退下來的老民警，都詩意而從容地生存。詩人洪輝用強烈是對比敘述一位租房住的警察的生存狀態，一邊是「樓群正在轟隆隆地拔節」、「鋼琴聲與麻將聲/在樓群間和諧地流淌」，一邊是：

一間低矮的小房

夜半時分總有一位少婦

伴著靜靜的燈光

等待那串熟悉的聲音

躁雜中不失安靜，貧寒中不失溫馨，詩人沒有泛泛的抒情，也沒有讚美「無私奉獻」，更沒有呼喊要「從優待警」，而是內斂地通過生活來表現人生的價值，讓人酸楚和感動。

李爽「裸露出鋒利的鋼的味道」的特警，素月絢「指揮，所有的生命都朝著/光的方向」的交警，戴存偉在「語言是伸向生命的繩子」的現場，「萬物皆在生長/犯罪也走在春天的路上」的便衣等，都詩性地呈現出警察的崗位價值。

4、警察個人生命的神秘體驗。警察在依法履職中具備的職業道德準則，具有鮮明而廣泛的大眾性，以及行為的表率性，也寄託著廣大人們期盼的超人般的英雄情結，折射出警察這一群體強烈的職業榮譽感。但警察個體意義上仍然是社會人的角色。英雄的期盼和普通社會人之間的兩難差距，往往成為社會和輿論的焦點，無疑給警察詩歌的提供了戲劇衝突般藝術體認的空間。

目前警察詩歌較多徘徊在狹窄化、功利化的淺薄感知，但也有不少詩人把主體的生活經驗變成一種意義模式來加以驗證的希望。從警察詩歌主體而言，筆者傾向於警察更能寫好警察詩歌。因為警察是警察詩人特有的現實，儘管普通人通過小說影視作品也可以了解警察的生活，但那是間接的，經過處理的，漫不經心的。說到底，警察生活對普通人終究是外在的，陌生的，甚至是神秘的。

詩人胡玥深入生命內部，他在《蓮心》的內核「覺」到「不再試圖轉過身，自己看清自己的臉」，同時從「跟我的心相通」的蓮心中「悟」出「一種苦」：

攜我陷於無底的底里

以為入底便是遭滅頂之毀

而不求重生，何以有毀滅

毀滅和重生，其實也是生命底里的兩面

生，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現

死，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等待

生死歸一

因為無定，因為無常

所以，不生喜極的樂，不生恨到極點的怨憤

生來沒有什麼慶幸的

死後亦不必心懷傷悲

顯然，詩人對庸俗化描寫保持警惕，也沒有停滯在情感層面，而是開始了生命終極意義的形而上思考。詩句猶如一道閃電劃破原野，讓讀者感到詩人的精神富有，即便是面對死亡，也感到溫暖，同時使生命具有活力與朝氣。

陳仁凱重在「詩意地從警」。如前所述，警察詩歌不僅僅是為了宣傳或教化警察，而是能夠讓「充滿勞績」的警察心靈安靜。詩人用平直樸素的語言敘述「警察詩人萬里平」的「快樂與苦難」：

許多時候

萬里平在詩中騎著車

背後是他與我素不相識的

妻子。我幸福的嫂子

萬里平遭遇紅燈。遭遇雨

遭遇與他擦身而過的

拾荒者。建築工人或者

一些別的面孔

他都會想起妻子就坐在

他的背後。支持著他繼續前行

經濟拮据但是精神富有，生活簡樸但是情感溫馨。「警察詩人江城」則「常常坐在城市的/某個角落：一座他至愛的/派出所里/接聽電話。調解糾紛。與朋友聊天/甚至把值班當成午夜的樂趣」。警察詩歌的這種個人生命體驗，是其他許多群體無法感受的，即使去掉警察二字，也是典型的警察詩歌。

鄧詩鴻面對一輛逆行的破舊的「一身鐵鏽/車把也歪歪扭扭，那小小的車廂/滿載著舊酒瓶、易拉罐、破塑料」的三輪車，同事建議要將三輪車扣下，「我阻止了他。至今/我沒有給同事一個合理的解釋」因為：

我只是在心中默默地告訴自己

時至今日，能夠為多收幾個舊酒瓶、易拉罐

破塑料和廢紙屑而沾沾自喜

如今又有幾人

詩人在對弱者的同情與職業的執法之間糾結並做出了選擇，這種選擇是詩人的選擇，筆者看來，詩人應該是正直與善良的人，情感常常戰勝理性。當然，這種選擇是有代價的，如果加上「一輛貨車，迎面駛來/鮮血，模糊了我的眼晴」，這樣或許更是警察詩歌，但這也就不是鄧詩鴻個人的生命體驗了。

5、警察心靈的多元抒寫。警察首先是人，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是人的真正的社會聯繫，同時，也認為人的類特徵就是自由的自覺的活動。警察社會化過程中，同樣要經歷一個自然人在社會關係中自我認知、自我規範、自我完善，最終實現心靈的儃變和升華。前面所述，警察詩歌不同於公安詩歌，其最大的差異就在於對警察這一群體心靈的探索和藝術的表達。警察職業、職責的獨特性，又註定這種探索的價值所在。在一定意義上，這種多元的抒寫的探索和實踐成就了警察詩歌的藝術價值。

許正敏的《心靈書》通過詩人的心靈感應，運用質樸的意象在天人之間進行對話，看上去在「悟空」，實際上在「悟實」：

生活，因此安靜下來，你內心的

卑微，隱忍，疼痛——荒涼著，孤獨著

你已走過金黃的盛年，細碎的光閃爍

風越來越緊，彷彿要將這塵世收走

這是剛入警的年輕人無法接近的意象。教人想起曹操的「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儘管我們整個生命中都在對抗時間，但誰都離不開死亡與遺憾。重要的是我們怎麼去看待，既不能天天在形而上的虛幻中嘆息，也不能常常在形而下的混沌中迷失。

你一個人在秋陽下諦聽天籟，飄動滿頭白髮

群山比想像中還瘦，拖著最後的煙塵來見你

舌頭下的睡眠在加深，河流舒緩寧靜

透著優雅，而冰山是一座教堂

在遠方矗立，它是世界的一隻巨眼

也是你的前世，知曉所有已知事物的命運

一剎那,落日燒紅了天際

彤紅的圓盤，沉沉地墜下去

一直沉到你的心底，鐘聲撞擊

雀鳥四散，你用整個一生都沒有找回它們

或許有人質疑這首優秀的詩歌是不是警察詩歌，這裡我要提醒讀者的是，詩人或許並非要寫什麼警察詩歌，但詩人的「無意識」中透露出了「癥候」，一開始就在尋找天地萬物的主宰力量，是什麼在維持這種「秩序」，這個或者這些警察在哪裡。這也許是最隱晦的警察詩歌了，或者叫「疑似警察詩歌」、「非典警察詩歌」。

寫給父母的詩最能反映一個詩人的心靈與表現力。即使再矯情的詩人，都會帶著真摯的情感來寫，因此，讀這類詩，像欣賞同題詩歌大賽，根據個人的評判，冠軍屬於詩人老刀，他用白描的口語敘述父親萬偉明與母親周利華。由於探親假很少，加之「那隻剩下一棵棗樹的山沖/ 離廣州不止是8小時火車/ 再加一段需要摸黑行走的路」直到醫生檢查出了什麼，才回去：

我獃獃地望著，榕樹就走動起來

穿一雙只能當拖鞋的解放鞋

一步一步發出節奏單一的啪啪聲

父親穿過他一直都看不起

擺在稻田旁的兩桌麻將，

他徑直來到他的菜地

放下嘴部閃著白光的鋤頭，

一個黑點

在辣椒樹中浮動，

把山溝里的孤獨連成一片

……

父親的肩膀上

散落著一層白白的頭屑

我伸出手，拍落的不僅有禾毛子

還有廣州的疼痛

詩人的這種疼痛發自心底，教人既感動又撼動。母親周利華的形象則更加豐滿，更加細膩，更有生活氣息。讀者也可以從文本推斷詩人對母親更有感情。

母親知道我回來了

總是腳上掛泥三步並成兩步趕回家中

她說今天有意多下了一把米

早上煮飯的時候灶膛里的火就發出了笑聲

又衰老了一些的母親

柚子一樣笑著

她的白髮上別著一小塊金色的泥漿

這是許多在外地工作的人回到老家母親「標準」的形象，但這樣寫到詩歌中的卻不多見，特別是生氣、借錢的敘述，其力量遠遠勝過簡單的抒情。

母親說她不管了

她要去廣州和她的大兒子一起過日子

萬里濤心裡明白 母親是在生他媳婦的氣

當火車票放到母親手上

她的臉黑了下來，母親一聲不吭走出柴門

在菜園轉了一個圈用手背摸了摸白菜梆子

徑直來到一棵橘子樹前

撒上一把穀子，她久久站在雞和鴨的中間

萬里濤連夜趕到山外去退車票

母親才肯回到屋裡

……

親友找到萬里濤要借1000塊錢

萬里濤確實沒有

第二天母親硬是將積累了59年的私房錢

以萬里濤的名義送到了易樹得手上

這就是家裡卻連煤也捨不得燒，煮飯用的一直是油茶樹的葉子的母親。以至詩人「看母親做飯我總是不斷擦眼睛」，因為「母親的淚已被熏干/她清貧的臉上/除了幾星煙塵溢滿了幸福的笑容」這樣的句子，除了情感的投入，神秘的體驗，更有詩人的詩寫訓練。徐明剛尋找脫下警服的父親那暖暖的目光，冷凝落在父親節里「太陽露出一顆乳牙」回憶「八分錢的奶油雪糕的歡樂」，沈志彬對「住進了/我小時候躲過貓貓的松坡地」的母親表達了「子欲養而母不在」的痛苦，劉慶凱的父親「走在農諺的身後/聽布穀聲聲」，葛峽峰抒寫了「自我出生，就是一個動詞」的母親，鄧醒群因為失去母親，「十年，我的日子在思念中度過/老家的大門沒有你依偎而望的目光/也失去昔日的光澤/生日的那天再也吃不到你的紅雞蛋/心裡空蕩蕩。」陳景程在《與愛有關》中對母親的愛愛得清醒，這可能與年齡有關，儘管詩人極力將讀者拉回兒時，但顯然這種接受訓誡的表白是詩人人生經驗的反思，與其說是「母親，我答應你」，不如說是「母親，我明白了」：

母親，我答應你，從此不再寫

憂傷的文字。我把那個理想的夢

好好侍弄，讓它發芽，長出葉子

我悉心地整理好我的爬滿紫藤的屋子

整理好種滿玫瑰的院落，讓白雪公主

和七個小矮人長期居住。我為我的

院落里的每一株樹澆水，施肥

讓這些樹一年四季都有花有果

當筆者的思緒隨著這些文字愉快地流動回來的時候，立即產生一個問題，這是警察詩歌嗎。是不是要將「萬里濤」寫成「警察萬里濤」，是不是要將「公休假很少」寫成「要破的案子很多」就成了警察詩歌了呢。反之，豈不是所有優秀的詩歌都成了警察詩歌？這確實是有待探討的問題，如果將這些詩歌排除在警察詩歌之外，顯然是一種缺失，但如果沒有區別也就無所謂警察詩歌，因此，筆者定位於警察心靈的多元抒寫，這裡的「警察」既是創作主體，也指創作客體。

四、警察詩歌意象建構的隱喻系統

前面論述警察詩歌特質更多的是從「外部」進行研究，「內部」研究更為複雜，這裡僅在已有文本中選擇隱喻系統進行研究，因為文化資本具有極強的「隱蔽」性。

在警察詩歌文本結構之中，隱喻被全面運用，其詩學作用和功能就是使詩歌的讀者更容易理解它的主旨,產生共鳴,同時使詩歌的色彩更豐富,感官性更強。詩歌傳達出連貫的畫面和圖景,使詩人要表達的情感和心理衝突全面地渲染於篇章之中。隱喻包括明喻、轉喻、提喻、類比、象徵、擬人等。詩歌中參與了隱喻元素後,其指示性效果和感官效應將更加明顯。廖美珍指出,隱喻基本是「比較理論」、「替代理論」和「互動理論」推演和嬗變。所謂「比較論」就是喻體和本體有相似之處,比喻的意義就在於那一組在語境中被確定的相似點。「替代論」就是在生成隱喻的時候,喻體被用來替代本體,本體是真正的內涵,喻體用來使語言更具吸引力。「互動論」把本體和喻體看作相關的常識系統。在比喻中,與喻體相關的一些常識性構項被應用到本體上,從而改變本體的常識系統（廖美珍：《隱喻語篇組織功能研究——標題與正文之間的組織關係》）。

1、刀與劍的工具隱喻。警察作為依法治國，依法行政的實踐主體，只有與當下法治化建設環境場域相結合，才能構成警察文化資本。從傳統文化來看，較多習慣用刀隱喻執法，其含義主要看刀握誰手。如古代砍頭示眾砍的刀斧手手中那把刀，代表著執行者對被制裁者的工具。如果刀在行兇者手中便習慣稱之為兇器，這倒與槍一樣往往把警察推向風口浪尖，並常常在生死之間做出勇與怯的選擇。同時又較多習慣用劍隱喻正義，劍之所指代表正義方向和權力象徵。公安機關作為國家機器的一個主體，用刀與劍作為警察詩歌隱喻工具，在邏輯上，在象徵上，較好的區別了其他類別詩歌。吳明泉在《那隻倒下的高跟鞋》里「在刀刃刺向她胸膛的那一瞬/托起她全部美麗的高跟鞋」，「可是血腥和殘忍/還是撲向了少女/那隻高跟鞋也摔倒了/一個童話被打碎。」詩人描述的是發生在昆明的那起暴恐事件，暴徒現場使用的兇器凸顯出的詩刀刃，讓人不寒而慄，刀既是犯罪的工具也是制服犯罪、伸張正義的工具，這是傳統的詩歌意象。詩人一段的《刀》卻是「首先寬仁如銀，然後才鋒芒如器」，關鍵是在誰的手裡，或者「向來都是誰先握誰後握」，這裡的刀沒有戾氣與寒光，讓人感到的是「水湄和佛光」、「柔情與悲憫」以及刻骨銘心的愛：

我不知道

把愛寫成兵臨城下的傳奇

你會不會披荊斬棘而來

詩意的氣質，暗示你有多該來

被痛噬咬過深刻，

告訴你來一次有多不容易

如果說，要使警察詩歌區別軍旅詩歌在意象上的相似，除了對刀箭等語詞進行挖掘外，重要的是不使這一工具成為工具理性，束縛詩人。我們看到萬箭飛「把一生的希冀嫁給風暴/讓風流在周身盡情親吻」的《帆》等探索。裘軍在他的《為人民服務（在八十年代初）》用的是「小提琴」，因為「我扶不住自己的肩膀/一把小提琴，撞斷了肩胛，於是，「他和我是同一個人/攙扶著走路，越來越接近靈魂」：

若干年後，你會睬到我的肩胛

遺落的骨頭。輕觸

流淌紅色的旋律，似乎

血在燃燒

一大群人拉著小提琴向你奔襲而來。我看見

你被淹沒了

人，作為社會化的動物，一生下來就深陷特定的場域，有時成為某種工具，通常我們用使命作為注釋，如何在群體中不被淹沒，不失個性，既是警察詩人的要求，也是警察詩歌的要求。

2、鷹與犬的行動隱喻。警察作為國家的一支武裝力量，行使著追捕罪犯和維穩保安的重大使命。搏擊長空的鷹，雖然不是一個隱喻警察中聽的說法，但單從象徵的角度來看，沒有比這個隱喻更恰如其分反映警察的行動和行為特徵。從詩歌創作實踐看，鷹的意象經常出現在詩人的視野。用詩歌藝術手法塑造警察，透視的是整個社會的問題和本質。林濤說，公安詩人不能缺席各種社會和政治大事件，就因為警察與社會和政治大事件密切相關。警察這個主體聯繫著社會的大局和安寧，許浩「用鷹的眼/在枝頭迎送萬家安寧」，梅新「在凜冽的風」中「思古憂今的臉/被毀容」，陳計會的鷹，雖然比不上詩人其他自覺寫出的詩作，但是，其中「展開龐大的翅膀，庇護著/大地、花朵、月下勞作的人群/……一切美好的事物/與和平幸福的生活相關」卻是典型的對鷹作出「有意識」的解釋。

詩瘋子沒有糾纏鷹的意向，而是想起一種鳥：

鳥是那種普通的鳥膚色普通，形體普通話語也不多，一生就重複著一兩句滾瓜爛熟的語言

那語言不咸不淡不肥不瘦，我讀懂了看鳥從書中飛過日子打扉頁上飄過總在莫名的感動

顯然，詩人讀懂了鳥的語言。所有的動物都被訓化著，一生就重複一兩句滾瓜爛熟的語言自然是一種悲劇，人類雖然語言豐富，但一生下來就被文化、被規訓，如果一生就重複一種思想同樣是可怕的。林濤則關注著一條蚯蚓的命運，一條在水泥地上疲憊爬行的蚯蚓的命運：

經過一夜的勞作很疲憊，也很沮喪現在它要無功而返了

但蚯蚓已經找不到回家的路它緩慢地爬行著用柔軟的身體對抗著水泥地的堅硬幾乎是漫無目標

當陽光越來越強蚯蚓加快了爬行的速度也加快了沮喪的速度最終，它躺在堅硬的水泥地上連淚水也變得堅硬起來……

這是不少詩人都見過的場景，但很少有人這樣敘述，現代的工具理性，阻擋了我們的思維空間，本來就屬於蚯蚓的泥土被堅硬的水泥覆蓋後，改變了蚯蚓的命運，人類城市化後農民的土地何嘗不是如此呢。大路朝天在街心花園的松樹上的一隻麻雀「就像雪地上落了一個松果/可又突然飛走/讓雪地重新變成了一片空白」與前者異曲同工。

3、橄欖綠的目標隱喻。構建和諧社會，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長遠目標。在和平年代，警察隊伍是傷亡最大的群體，就因為警察肩負著維護和平世界的特殊使命，肩負著構建和諧社會的主力軍的重擔。橄欖綠就習慣的成為象徵和平的隱喻，不僅在軍旅文化中反覆吟詠，這也成為警察詩歌在歌頌和平和正義目標喻象。特別是在和平年代，和諧社會的目標，用橄欖綠隱喻警察，更有詩意象徵，更能體現警察文化資源的特質，警察文化資本的價值。陳誼在《黑之魅》中寫到：「一種聲音穿越大地和天空/在我的腦海里化作警鐘/長出橄欖綠的萌芽/陽光下　月色里/我守護著你的警魂/總有一種聲音讓我淚流不止」。橄欖綠寓意深刻，讓詩人愛得深沉，連接著詩人對正義和尊嚴的嚮往。

隱喻的詩學作用和功能無需贅言，但在當下詩歌中，和意象一樣，隱喻和象徵不再成為詩人刻意追求的整體營造，而是依據思維的進度、想像力的吸納，使語詞、語言或詩句具備一定的隱喻和象徵功能。通過大量的優秀詩歌文本可以看到，當下詩歌在語言起點上、想像力和詩思的豐富性上都較之以往有了明顯的提高。楊角的桃花是另一種風景：

二十年前的花只能在心裡開了開給故鄉看開給山水看，直到成為鄉鄰眼中的一個盲點但我不是觀音不能終生坐擁花叢我少女的情懷一次次破碎在五月的風中都說花是果實的母親，我不知道那漫山遍野的果實能否兒子樣，把你和詩行領回故鄉的天空

詩人並非自作多情地從李白詩歌的互文關係中攝取意象，而是翻動手中的書頁，翻動厚厚的心事，在遍地桃林中找不到安放虛榮的枝條。王富舉也沒有盯著橄欖枝條，而是關注一樹槐花和鳶尾花、櫻花等，這些隱喻從固化了詩歌意象走了出來。而且很鮮活。這裡尤其要注意的是，儘管警察詩歌讀者警察居多，但是也不能只讓警察才能讀懂。筆者在贈給公安大學的著作上信手寫了幾句留言：

公安大學的黎明

天天被整齊的腳步喚醒

年復一年，滿園的核桃樹

掌握了偵查的核心技術

古老的大棗樹

懂得了正當防衛

即便是矗立的高警樓

也跟著六棟平房

學會了

在沙塵中立正

公安大學或者去過公安大學的讀者可能明白核桃、大棗樹、六棟平房是什麼，其他讀者也許就不知所云了。詩歌中的隱喻要充分利用它的「比較」「替代」及「互動」的功能,使語篇的構建更加嚴密生動貼切。象徵性和意象性在詩歌中應用使詩歌創作更加靈動和通俗,在詩歌中傳遞的通感意境,使詩歌細膩、精美，而隱喻正是象徵和意象的犧身之地（吳晶：《隱喻在詩歌中的作用》）。

五、警察詩歌走向的可能

詩歌的發展，它的參照對象應該是發展著的社會感受力與想像力，一種情感形態出現、成熟、變化或消解，一個人的感知力與社會心態的軌跡，以及它們獲得修辭形式與文本形式的表達方式（耿占春：《當代詩歌批評:一種別樣的寫作》）。警察詩歌，一個還沒有系統成熟文本及理論的詩歌場域，其走向具有多樣的可能性。因其獨特的主體和較之強大的場域，就文化建設和文學發展的角度，其文化資本和符號的意義不言而喻。然而，詩歌畢竟是詩歌，它不是警察公文的分行書寫。

1、由一元走向多元。作為一種年輕的詩歌形態，由於一開始就生長在自己的「小菜園」里，囿於一隅，接受主體也不僅僅是警察，必須放到中國詩歌史中接受檢驗，無論是主體還是客體都可能從一元走向多元。

（1）主體：可以是警察詩人，也可以是寫出5種特質之一的其他詩人。海子說：「偉大的詩歌，不是感性的詩歌，也不是抒情的詩歌，不是原始材料的片斷流動，而是主體人類在某一瞬間突入自身的宏偉——是主體人類在原始力量中的一次性詩歌行動。」（海子：《海子詩全編》）。作為警察詩歌，與「警察詩歌」緊密相關的概念是「警察詩人」，許敏的《月光下的東帝汶》是對中國聯合國維和民事警察的獻詩，他對那些「遠離家園和濤聲」「頭頂青草和晨露」的戰友詩性的讚美到：

每天以陽光拂逆風塵

以思念灌溉鄉愁

風雨中收割一季一季的祖國

幸福是你手指的方向

如果說這些警察比較遙遠，那麼面對身邊的警察，面對正午警察從街角走過警察，每一個場景都是那麼熟悉，這是典型的主體與客體的統一：

每一滴微笑和眼淚

都滲進寬肩膀的城市

春風中飲醉的兩隻蝴蝶

總以相愛的名義約會

這些詩中都可以鏡照出創作主體的獨立性，這也是警察詩人應有的人格。然而，張志民、顧工、曹宇翔等詩人，他們並非警察，卻寫出了有影響的警察詩歌，因此，警察詩歌的創作主體，可以是警察詩人，也可以是寫出前述5種特質之一的其他詩人。

（2）客體：可以是警人警事，也可以是對公平正義的群體想像，也可以是罪與罰的詩性表達。在消費意識形態盛行以及資本市場與政治波普合謀的後現代語境下，警察詩歌與政治抒情詩一樣，如果僅僅是警人警事，顯然困住了警察詩歌。從當前警察詩歌作品題材來看，顯得單一又單薄。真正大家更多是通過眼力和思考來拓展題材的視野。警察詩歌理所當然要以警人警事為主題，但有些詩雖然不曾直接以從警經歷為題材，但會曲折隱晦地體現出警察的職業特點和職業精神。與工人農民不同，警察的工作對象不是物，而是人，所謂「破案」就是通過蛛絲馬跡察覺並抓捕罪犯的過程。這就需要對人的全面了解和深入把握，即古人所說的世事洞明，人情練達。筆者認為，警察的職業特點和職業精神主要是由眼和心體現出來的（當然手也很重要，抓捕就是由它完成的）。但在重大警察題材的抒寫上，往往容易被「本事」遮蔽，艾略特曾經說過：「真正的詩不僅經受得住公眾意見的改變，而且經受得住人們完全失去對詩人本人所熱烈關注的問題的興趣。」。李小劍的《派出所的小木屋》讓人看標題就知道是警察詩歌，在那個派出所裂縫的牆已被風雪咬出了皺紋的小木屋裡：

「每一段驚險的故事/都被山野老人的嘴唇/磨得發亮」。而於鳳軍的《巡邏》則更加直白地寫接警出警，但警察詩歌不能局限這些。 張雁超的《以水富命名》，似乎敘述的都不是警人警事：

官員們已砸爛了貧困縣的鋼盔

愛民如子，書寫政績比李白詩歌更為誇張浪漫

建設創新的爛尾樓和報廢的綠化帶。

也會有較少時候，情人們呆在雨後草叢，繃緊皮膚

夾住花蚊子的長嘴，碰見躲躲藏藏的梔子花。

……

每座樓房都試圖高過所有樓房，它們腳下

那先人已寒的屍骨裹不住姑娘的胸脯

曾長滿莊稼的土地漲破了移民的錢包

通篇都是這個中國版圖上的小縣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不和諧的元素，制度弊端、價值扭曲、道德下滑、分配不公等等。詩中隱藏的一個癥候是對公平正義的想像。

現代詩歌精神，尤其要求我們不去複述新聞類題材，而警察詩人常常要處理重大警察事迹，不少詩人為了完成任務不得不專註於單一的抒情或敘事。如果遇上領導不懂得詩有詩的使命，致使詩人在表達警察事件時不得不被敘事、細節所裹挾，將詩歌獨特的深層情感和智性意義蒸發掉了。詩人應整體兼顧，既不能停滯於對警察事件的描述，也不能止步於類聚化的時事性抒情，而是要對本真的事態過程的「細寫」，對人的經驗、生存真相進行智性揭示。

（3）空間：可以是公共空間，也可以是警察個人的心靈空間。從中國新詩近百年的發展進程來看，在個體與群體、個人世界與公共空間的詩歌書寫中，既獲得過現代人深刻的個體獨立性、生命意識和現代感受，又曾經迷失於公共空間對個體世界的生存擠壓和意志剝奪（鄧艮：《公共空間、歷史意識與主體重建——論胡丘陵的長詩寫作》）。

美國「新批評派」理論家艾倫退特在《詩人對誰負責？》說：

「硬要詩人自認是社會秩序的立法者，這其實是要詩人丟開詩人的確切責任。詩人的責任本來很簡單，那就是反映人類經驗的真實，而不是說明人類的經驗應該成為什麼。任何時代，概莫能外。詩人對誰負責呢？他對他的良心負責，"良心』一詞，取它在法文中的含義：知識與判斷的呼應行動。詩人的良心早就知道，在鑒別詩人是否是一個名副其實的詩人的時候，有一個非常嚴格、傳統的標準。無論怎樣嚴峻的危機，都不應該被利用來使我們改變詩人與他周圍的恆定現實的關係。所以，詩人對社會所負的責任絕不是按社會思潮或社會需要去編詩。詩人對什麼負責呢？他只對他作為一個詩人應當具備的德行負責，對他的特別的藝術風骨（aretee）負責；他的責任是精美地掌握他的話語，而且，這種話語不會減損他的意識所傳達給他的關於現實經驗的全部真實性。而迫使詩人不作詩人，去做某種政治思想的宣傳家，這才是不負責任的——哪怕是詩人自己認為這樣干值得，也依然是對詩歌的不負責任。」（陳超：《心靈對「廢墟」的詩性命名》）。

如果警察詩歌的創作主體對心靈負責，創作主體和接受主體都通過詩歌使心靈安靜，就能夠抵抗現實生活中的壓力，其「有用」不但不會比那些類似公文的宣傳品差，反而會更有力量，所以，我們不能片面理解「有用」就是宣傳，就是教化，「詩意地從警」正是我們追求的目標。臧思佳的《待已成殤》雖然是用嘆息寫下的「在青苔覆蓋的日曆上」「不停張望的目光」，然而，這種不安的盛放在高枝上的相思卻是很多人都感覺到卻無法寫出來的，尤其是幾度出現的「給你的耳朵吃一塊糖」，不但意象鮮活，而且同一組詩重複運用，反而收到一種旋律往複的「窯變」效果，這種甜美的詩意正是吃慣了命令與謊言的耳朵所渴望的。

韓芹的《將暮未暮，正好》深入了詩人的心靈，整詩讀下來沒有任何的說教，但我們可以看出他的態度從容與胸懷博大，「屋裡透出的燈光正好」、「大雨剛停，空氣中的清新正好」、「 街角咖啡館暖暖的，路過正好」、「 腳步緩了，香氣和影影灼灼的搭配正好」、「 在這將暮未暮的時刻，沉靜正好」，美好的眼睛總是發現美好的事物，人生會遇上許多的不平衡，警察會面對更多的不平衡，因此我們正需要這樣的心態，警察詩歌，這樣寫正好。可現實生活中，仍有人認為警察詩人或詩人警察會因為詩歌而影響工作，有的甚至認為不務正業，那是不懂得詩歌的真正功能，筆者也從未聽說有人因為做禮拜而影響工作的，在工作壓力大的情況下，在詩歌中做禮拜只會將工作做得更好。當然，那種功利化的偽詩人或偽詩寫另當別論。

2、由簡單走向複雜。當代社會發生了從未有過的變化，經濟的迅猛發展、網路時代的興起，人們的生存方式、生存環境、世界觀、價值觀及文化觀、藝術觀都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警察既是這個社會秩序的守護者，又是其中的一員，也必須面對這眼花眯亂、不可把握的世界，也必須適應越來越快的生活節奏，也面臨越來越大的生存壓力與思想壓力。不光是社會歷史本身已變得複雜，而是我們的心靈已變得複雜而多樣，反映在詩歌創作上，這種種變化必然導致詩歌藝術的的劇烈嬗變。不是詩歌越來越難寫，而是語言已不能表達大千世界於萬一（程光煒語）。

（1） 英雄——人——複雜的人。

在警察詩歌場域里，一個繞不開的就是「英雄情結」，警察隊伍中每年都要湧現一批英雄，這固然是警察詩歌抒寫的對象，英雄主義是警察詩歌區別於其他形態詩歌最重要的價值訴求。但是我們這種情結所崇拜的其實只是英雄品格，這種英雄品格「是一種超時間的本質」，而不是指某個具體英雄人物的「世俗人格」，因此大家對英雄品格的指嚮往往是集體主義的超越式的，而非個人主義的世俗式的。這就容易造成詩人只關注筆下英雄人物的超越性品質，而忽略其作為普通人的世俗人格。「高大全」的英雄形象往往彷彿不食人間煙火，不知愁苦病痛，只知有公，毫不為私，有英雄主義的激情，卻少了作為普通人的溫情（劉云：《人道主義觀照下的新歷史文本——胡丘陵長詩論》）。警察詩歌的英雄主義寫作與軍旅詩歌一樣經歷了英雄的神化和隱喻、英雄的多元化探索。

艾明波出於對警察的理解，滿懷激情，寫出了大量詩篇，在《血寫的忠誠》中寫到：

英雄已經站成山峰

正是他們

讓生活充滿陽光般的笑聲

一個英雄倒下去

又站起了千萬個英雄

你看，戰友又接過你的中的槍

在黎明之前踏上征程

既然大地需要平安

又何懼一千次衝鋒

既然人民拒絕寒冷

那麼青春的血性就是溫暖的證明

國家需要這樣的忠誠，詩歌同樣需要這樣的忠誠，也需要這樣的誓言與哲理，我們絲毫不懷疑詩人抒發的是真摯感情，但詩歌畢竟是詩歌，不是公文，從文本可以看出，強烈的職業責任，可能掩蔽了詩人更多的詩歌才華。同樣是寫英雄，胡丘陵在長詩《2008，汶川大地震》中這樣寫15名高空投放食品和跳傘的英雄：

天上真的掉餅乾了

還掉人下來

掉下的不是林妹妹

而是兵哥哥

沒有什麼豪言壯語，也不晦澀，但通過互文關係和語言張力同樣在讀者心中立起了英雄形象。

翟營文在寫給警察的詩中以求極力詮釋清楚信念與責任，但是他同時也發現：

給警察寫一首詩　其實很難

因為我是他們中的一個

而我又真的　真的不了解

這些名字和性格都很堅硬的人們

但是，他在寫《暮年》的時候，警察就由英雄回到了普通的人：

還有什麼值得珍藏？除了滿樹金黃

風翻閱著舊信件、年輪；寂寞

爬上對面的山岡，我記得

峽谷的孤獨，澗水帶走長笛的淺唱

留下我，摺疊的翅膀和疼痛

此刻，一個人最大的幸福在於

懷想遠方；或被遠方所懷想

其實，每一個英雄人物的出現，都不是純粹超越式的，也不是純粹世俗性的，而是基於普通世俗人性的基礎上，在某個關鍵時刻綻放出超越式的英雄品格，是人的某種信念或者潛力的超常發揮。既要表現了英雄在特定時刻所迸發出的崇高品格，也通過日常細節想像與描寫為我們表現了英雄作為普通人的世俗性，崇高品格也許可以為讀者創造莊嚴的美感，世俗性帶來的煙火氣息也自有其動人之處。

八十年代之後當代詩歌以「人」的重新發現和闡釋為基礎展開了全新的探索和實踐，警察詩歌對此的呼應是「警察是人」命題的提出。但是另一方面，警察詩歌卻以更為凸顯的特徵呈現出「獨特的這一個」的面貌和價值。張遂濤的詩歌《老黃》顯然沒有圖解心中的警察形象，而是深入生命內部。這個像《三國演義》里的趙子龍，在毒梟中七進七出的老黃，他「立功無數。身上的每塊傷疤/都是一枚閃閃發亮的勳章。只是/在雨天會隱隱作痛。往事像毒蛇一樣纏繞著他」的老黃，他也會破口大罵：王八羔子的！而且說話的嗓門很大，什麼都要帶句他媽的！也經常嘿嘿地笑，露出一嘴被熬夜熏黑的牙齒：

老黃說著就退休了，他不幹，第一次跟黨和組織發了脾氣。

但是沒有辦法，老黃說退休之後最大的不同就是沒有了槍

沒有槍就像老虎沒有了牙齒。所以老黃迅速開始衰老

詩人避免了對英雄形象豪言壯志的空洞書寫，也沒有壯烈場面的刻意描摹，而是注重深入英雄人物的內心世界，注重挖掘英雄人物作為一個人、一個平凡人的生命細節，展現其動人之處，從而還原了英雄之為人的世俗性，語言也具有個性，在「英雄」的抒寫上邁出了難得的步伐。然而詩人最後總想寓言式地指引什麼，這個老黃習慣性地去摸槍，然而摸到手裡的是一本普法教材，筆者設想，如果摸到的是一把空酒壺呢？會不會影響他的「光輝形象」？或許詩人太想說清楚老黃晚年的「餘熱發揮」等等正面的東西了。其實，詩歌對英雄人物的表現應該是雙向的，我們既崇尚英雄身上的超常品格，也要認可他們作為普通人的世俗性，並且在這種世俗性的展現中體現出對於人的生命價值與尊嚴的關懷與肯定。

人是最為複雜的動物，人道主義哲學家科利斯·拉蒙特曾經說過：「人道主義的最高道德目標，就是依靠理性、科學、民主、友愛等手段，去謀求全部人類的現世的幸福」。而我國傳統道德文化只重生命的社會性，不重它的自然性；只重生命領域的後天性，不重它的先天性的束縛，這就要求警察詩歌更多地關注意識形態話語中的道德與基於自然人性的慈祥、寬厚、正義、忠誠等等，其實，正義、忠誠並非警察獨有。

闞永斌在《與岩石一起沉默》中發現，岩石的「體內一定有許多我看不見的黑暗」，

陽光足夠溫暖，它坐在岩石上

面容慈善

我是一隻路過的螞蟻

看見有一截時間留在陽光里

另一截留在岩石里

面對沉默的岩石，詩人選擇了與岩石一樣沉默。瞿海燕的《凌晨三點》寫的是警事，既是工作事件又是心靈事件，工作事件是大家都熟悉的：

一堆動詞，在凌晨三點的會議室繞來繞去

大大小小的執勤帽蜂擁而至，有些擠，有些重

繽紛的情緒在攀升，在加速

它們合力釀出的波濤，連綿不斷

相對於工作事件，心靈事件則更為複雜，而警察詩歌，就是要觸摸心靈，在複雜的堅石中進行爆破：

在黎明到來之前，在黑與白交錯之間

有一根虛幻的繩索，始終晃蕩著

一些微風，更多的寄託，在上面摸過來，摸過去

要挖掘出「人」的美的內核，即便是純粹表現警察的內容，也不再是簡單再現過程，更注重藉助警察這一特定的歷史空間探究人的生存狀態和內心世界。警察詩歌對於警察情感世界和生存狀態的抒寫具有兩種不同的視角方式。一種是外視角抒寫方式，即詩人以「他者」身份觀察和審視抒寫對象，這類詩作在當代警察詩歌中數量極少，應該是努力的方向。

（2） 頌歌——牧歌——輓歌。

警察詩歌發軔期與政治抒情詩一樣，履行「頌歌」的職能。也是主流意識形態話語體系的核心組成部分，並且在主流意識形態的包裹之下藉助強勢的話語傳達出「核心價值觀」，「愛國主義」、「理想主義」等。流血犧牲、無私奉獻大量的抒寫。不是「頌歌」不重要，但同時也需要「牧歌」、「輓歌」。

尤其是在一些重大題材上，如陳超所言：

它們以誇飾的宏偉激情，試圖對稱於題材的宏大，但多數給人以大而空泛的感受。這裡，「詩歌應有的心靈內凝的勁道，被巨大的「激情」蒸發掉了，其結果是詩人留下的既不是史，也不是詩，只是一個勉力呼喊的詩人形象。當然，不能說這樣的詩人情感不"真誠』，但由於缺少對詩歌之道的自覺，他們在不期然中走向了"真誠』的反面（陳超：《別有天地的靈魂史詩——評胡丘陵長詩<長征>》）。

陳超所述的現象在警察詩歌文本中太多了，本文不需要例舉，讀者到處都可以接觸到。詩歌就是詩歌，即便是朗誦詩，可以偏重韻律和明快，但還必須是詩歌，否則乾脆叫「講述」。鄧醒群的《致緝毒警察》力求規避了這個現象：

皎潔的月色洗凈大地的恐懼

罌粟地上長滿金黃的稻穗與麥子

這時，喜悅盡染你疲憊卻剛毅的臉龐

這是典型的頌歌，但沒有誇飾。胡玥的《生命的第四十四級台階》雖然是悼念李樹義以及所有為共和國的安寧奉獻青春和生命的衛士們，表面是輓歌，其實還是頌歌：

四十四歲的秋天是你用金子般的心默默染成的

你默默地將頭頂的國徽擦了又擦正了又正

你的眼角邊上含著的一滴熱淚，沒有人察覺

蘆花飛揚的心事沉了又沉 不及細瞧淚水

詩人的這種讚美不是宣讀表彰決定，而是詩性的抒寫，這樣的抒寫是有難度的。那種泛泛的激情抒寫對於不諳詩歌勁道的作者來說是容易的，但對於真正的詩人反而很為難，如果為了完成某個任務而寫，則是痛苦的。

牧歌（Pastoral）是表現牧人田園生活情趣的文學體裁。詩人往往借這種體裁將鄉村生活的純樸恬靜與城市的喧囂作對照。傳統的牧歌給人的感覺是遠離現實生活，其實不然，浪漫主義詩歌中許多牧歌體的作品也往往借這種形式表現詩人對自然與社會的態度。

鄧詩鴻雖然面對一群嘰嘰喳喳的麻雀一般的小朋友，他們一身紅白相間的校服，肥大沉重而又極不相稱的書包，讓人歡喜讓人憂，這些不一定在鄉村，卻有田園情趣：

一群嘰嘰喳喳的麻雀，他們

勾肩搭背，想到芬芳，朝我這邊飛過來

他們絲毫沒有理會血色的警示

這時候，我需要將紅色信號一把擰住

再轉身喚住　滾滾車流

我會領著嘰嘰喳喳的麻雀

從危險的路段，輕輕飄過

其實詩人不必驚奇這一群小小的精靈學會了在與我道別的瞬間頑皮地敬禮，警察享受工作的快樂，也在傳播這種牧歌式的快樂。

從資本來看詩，增值才是意義。導致人們對當代詩歌的感受力缺乏認知的一個主要原因，可能與中國古典詩教有關。而詩意通常呈現在人對自然事物及其微妙關係的感知更深層人的本質哲學範疇。在這個時代，詩歌寫作等於「在一個野蠻的世界實踐微妙」（羅蘭·巴特語），這意味著對語言的愛，還有對意義的期待。蟈蟈的詩歌《雪·棉襖》就是這樣：

圍著白頭巾的

祁連，喂我乳汁的娘

提盞馬燈，我的乳名

亮閃閃

雪呀，細密的針腳

扎傷娘的雙手，我那沒有屋檐的

心，套上面襖

寫這樣的詩，心是沉重的，然而格調卻是出奇的乾淨，是那種流著血也不讓人看到的節制，這樣的牧歌彷彿天籟之音，

它來自於原鄉，因為20世紀90年代以降的中國，城市事實上已經取代鄉村成為代表中國現實的中心舞台，鄉村社會及其文化形態已經失去其代表性地位，城市不僅僅是時尚的策源地，實際上成了主流話語的命名者和製造人，而詩人卻不願意接受這樣的現實。可以依據法律法規或者金錢等力量拆遷掉現實中的鄉村民居，但什麼力量也不能拆掉詩人心靈的鄉村家園。在一個生存意義日益顯得匱乏的時代，「詩意的」一詞悖謬性地意味著一種意義的奢侈，也意味著對一個無意義世界的補償。意義的辨識與表述常常有傑出的個體，尤其是詩人的寫作來體現。在某種意義上，意義消散或消解的狀況已經成為當代詩歌，文學藝術，與哲學所不斷主題化的東西，並滲透到當代詩歌與思想的表述中（耿占春：《當代詩歌批評:一種別樣的寫作》）。

哀歌，亦稱祭詩、悼歌、葬歌，在傳統上，它的題材和風格都是有一定穩定性的，死亡與哀思，對無常世事的悲訴，對「上界」慰撫的尋求，如此等等均指向濃烈的儀式化話語及抒情，這也是詩歌古老又常新的功能之一。由於警察常常面對犧牲，警察詩歌常常出現哀歌。沈秋偉在《法醫的帽子》中就加入了個人體驗的成分：

「請平靜些再平靜些/且用我柳葉刀的功夫/解析正義的微分方程/一定有解，一定有正解/請接受我溫熱的帽子/帶上它把上面寄託著正義信念/好伴你走向孤寂的遠方」。

雖然詩人力求平靜，可是慘裂的傷口不能平靜，這或許是警察詩歌與其他詩歌不同的地方，詩人本身不僅是戰友犧牲時的見證者，還是戰友犧牲後的解剖者，在行為上不自覺的把自己的帽子戴在犧牲戰友的頭上，在心靈上和戰友們在正義信念上達到了一致，讓詩歌的境界得到升華。

蘇雨景對於海地地震遇難維和烈士，心裡總是糾纏不清，他用卡在了哪一道清冷的站台所有的回憶進行追思：

在你被無常的利箭擊中之前

是否塗鴉過無字的信箋

帶著對妻兒的眷戀

和對故土的摯愛

穿雲破霧

直抵這一季的冰霜

楊錦的《那一刻》，用飽滿的情感敘述一位因搶救別人的娃兒而失去自己娃兒的故事：

那一刻

你終於見到了自己的娃兒

卻再也聽不到呼喊聲了

雨在哭泣　風也停止了呼吸

終於可以無聲地坐下來

用布滿傷痕的手

為永遠睡過去的娃兒

擦去臉上的污泥

把失落的課本和書包

一一撿起

這一刻對誰都是終生難忘的，這首詩的基本格調是悲情的，但詩人在悲情中融進了深深的愛，既避免了簡單化的讚美，又堅守了警察詩歌的品質崇高。

3、由淺薄走向深層。

（1）淺薄的政治圖解——生命的神秘體驗。或許有的警察詩人沒有將日常工作中的宣傳與詩歌區別開來，或許受文學「過度功能化」的影響，認為直接效果就是「有用」，政治圖解的傾向十分明顯，忽視了警察生命的神秘體驗。筆者儘管也不主張詩歌「去功能化」，而是要處理好引力與張力的關係。如T.S.艾略特所言：詩不是表現個性，不是表現情感，而是對個性與情感的雙重逃避，但也只有那些真正有個性和感情的詩人才懂得這「逃避」是什麼意思（T.S.艾略特：《傳統與個人才能》）。

朱付新對法醫的印象就是無所謂神秘與詩意，僅僅是一種職業，但是他常常是在用「解剖刀」和一個遠逝的靈魂對話：

犀利的目光與刀光聚焦

融化疑慮的堅冰

刀起刀落

由表及裡

你以法律的名義

痴痴地找尋

那個叫真相的東西

詩人同時教導，不要刀走「偏鋒」，儘管詩人在極力抵抗「功能化」，但這種「功能」仍然揮之不去。余振民對刑警隊長這樣寫到：

平頭眼鏡步生風

只手擒凶不動容

近日眉間川字寫

應知大案在心中

這是很契合刑警隊長這一符號的概念，與寫警人不同的是黃康榮的《蝶戀花·除夕值班不得歸》則是警人警事：

漠漠寒雲生暝色。細雨霏微，燈火長街濕。行客漸無車漸寂，風聲還似歸聲急。

又是一年終此夕。落寞煙花，響散窗之側。我亦有家思不得，高樓望盡天南北。

同黃康榮一樣，楊明山在他的《五律·中秋望月》中這樣表現聚短別長的古典意境：

靜夜撒銀光，清風送暗涼。佳節何處有？兩地小軒窗。嬌俏心中駐，淑真夢裡藏。相思唯明月，信馬不由韁。

清袁枚云：「詩含兩層意，不求齊佳而自佳」，即便是格律詩也不能過於泥古、拘謹，將二十一世紀的詩詞寫得像唐人、宋人、清人一樣，尤其是在倆人隨時隨地都可以視頻的今天，還採用古典的相思意向是否讓人覺得矯情值得探討，否則，會使本來「有感」的東西變得「無感」。這類詩詞往往是做到「工」容易，要「不隔」則太難。

警察詩歌常常要寫事件尤其是大的政治事件，寫作往往容易局限於事件本身，過去有的詩歌失敗就失敗在將詩歌作為一種略為形象的政治表態，那麼詩歌就沒有自己本身存在的緣由了，或者說你只是一個形象社論的表態。一提到依法治國，就用詩歌來圖解，雷抒雁在評胡丘陵的長詩《2001年，9月11日》時指出：「其實詩人和政治家不同，在同樣的高度，政治家發現的總是自身的偉岸，而詩人發現的是自身的渺小。政治家總是先清醒後糊塗，而詩人則是先糊塗後清醒。但是，詩人呢？他不是給它下結論，可以說詩人不善於下結論，你下的結論也不一定準確，詩人可以從這裡發現詩意的東西。從這一點來說，讀者往往讀慣了政治抒情詩，都希望政治抒情詩對某一個事情表態」。正是這樣的「表態」，忽視了個人生命的神秘體驗。蟈蟈則不然，他在《清明》中寫到：

豆子點到地里

心上就舒坦了

只等著兒子

跳出豆莢

下一輩子

就有了指望

這是詩人獨特的生命體驗，這樣純潔的詩句，只能出自心靈。筆者注意到，當下詩歌文本中，意象大都變成了具象，有些具象也不僅僅是具象，而因增進情感含量而具有了意象的特質和功能。詩人們不再去精心構築一個滿是意象的文本空間，而是任由情緒和情感力度的推進，擷取眼見和經驗中的具象入詩。與蟈蟈的詩歌一樣，尋竹藝人的《春天的詩句》同樣是從「小」的地方寫起：

在我寫下春天的詩句之前

必須用盡所有的力氣，扶起父親丟下的牛犁

把僵硬的泥土翻身，平整，耙勻……

除此，還得學會母親的播種

把想到的辭彙全部撒給大地

連同田裡的荑草一起施為肥料

路邊招搖的花朵都是生活的奢侈品

我只關心那些剛剛下地的種子

等到秋天能裝滿幾碗

在成功的現代詩中，「小就是大」。詩歌之「大」，不是指題材體積、語境幅度的巨大，而是認識力的博大和穿透力的強大——壓力面積越小，壓強反而越大，這一力學常識對現代詩同樣適用。可惜，在本體意識淡薄的寫作年代，常識變成了少數人的秘密（陳超：《別有天地的靈魂史詩——評胡丘陵長詩<長征>》）。

（2）淺顯的抒情話語——異質融會的語言。如果說，中國當代詩歌語言轉型到了「個人化寫作」，那麼警察詩歌的語言則恰恰停在途中，不知道這是壞事還是好事。但有一點，淺顯的抒情話語顯然已經不能表達深邃的思想內涵。從詩歌內部觀察，更需要能將隱喻、暗示、象徵，與口語、敘述、戲劇獨白奇妙地融匯為一體。

逯春生的《村子》「春天像韭菜一樣瘋長/秋天和玉米一起成熟」：

再往前走就沒有大路了

小路的盡頭就是久違的門扉菜園小院

推開茅草屋的房門

就會看到鍋灶堂屋土炕

這就是男人女人一輩子接著一輩子

相親相愛生兒育女的樂園

在「敘事」突破了對事件或場景的單純敘述、交代、描摹與展示的概念界定，情緒、情感、思想等主體意識更多的詩意的滲透到事件與時間秩序之中。許震《半輪殘月開在山崖》：

星星困了

我一個人在書房

沸騰過的茶水在左手

虔誠的心在右手

等待

等待唐朝先人的造訪

警察詩歌出現了大量的以細節描寫和細節挖掘見長的詩作。這些作品在對具體事物或事件的細節把握上，呈現出以往詩歌作品中少見的主體觀察力和語言表現力。

侯馬在清明節，用戲劇化的敘述悼念一樁殺人案的受害者：

男人從鄉下趕來

要把在城裡打工的妻子

勸回家

妻子已另有相好

倆人吵翻了

大打出手

男的用菜刀

使勁剁

女的終於服軟了

跪著說：

「我跟你回去」。

男人，望了一眼

快砍斷的脖子說：

「來……不及了」

這無疑是一個悲劇，有論者說，「這幕悲劇也給人帶來深刻的警醒與反思：如何保護好婚姻與如何理智地處理出現裂變的婚姻？」（雲經立：《一切都來不及了——侯馬<清明悼念一樁殺人案的受害者>展讀》），如果僅僅如此，那麼這首詩則是淺薄的，文本儘管是口語，但其張力遠不只這麼簡單，它包含了人性與理性、愛與恨、罪與罰種種複雜成分。警察詩歌一個重要特點是「在場」，這首詩本身就具有內在的戲劇性，且場景又是高度戲劇化，也只有複雜的解讀才能使文本增值。

寫完這篇長文時，心理卻忐忑不安，由於知識的不足，可能導致判斷的謬誤，文本的局限可能影響體系的缺陷。警察詩歌建設是一項長期的系統工程，不可能在短期完成。好在共同的目的都是亟待出現一批優秀的警察詩歌文本，企望能有與創作相契合的詩歌批評，並期待警察詩歌理論的成熟。

胡丘陵，湖南常德市副市長、公安局長，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國家一級作家。著有小說集《蒼茫風景》（花城出版社），詩集《歲月之紋》 （北京燕山出版社）、長詩《拂拭歲月》（湖南文藝出版社）、長詩《2001年，9月11日》（台海出版社）、長詩《長征》（崑崙出版社）、長詩《2008，汶川大地震》（中國文聯出版社）、詩集《胡丘陵長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論文《癥候式分析:文學增值批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