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與4個女人:與妻妹再婚 老夫少妻

陳獨秀與4個女人:與妻妹再婚 老夫少妻星島環球網 www.stnn.cc 2012-12-24　　核心提示：不到半年，陳獨秀與陳妻的妹妹的愛情達到了峰點——同居、結婚……晚年的陳獨秀貧病交加，第四個妻子自始至終陪伴他、照料他，這是陳獨秀「晚年不幸中的唯一的幸事」。　　本文摘自：天津網，作者：李俊主，原題：陳獨秀與四個女人的悲歡離合　　陳獨秀的一生有著太多的傳奇。無論是政治生涯的坎坷曲折，還是情感世界的纏綿裂變，都讓人捉摸不透。他的政治生涯，自有歷史作出是非評判；他的情感世界，也有梳理的必要。陳獨秀的婚姻歷經四次情變。他的私生活肯定是不嚴肅的。但從他與四個女人的悲歡離合中，多少也可窺見其複雜人生的一面。　　包辦婚姻嘗苦果　　陳獨秀的第一次婚姻是與即將壽終正寢的科舉連在一起的，為了「敷衍母親」，本心厭惡科舉仕途的陳獨秀勉強參加了院試。不料。無心插柳柳成蔭，他居然以一篇「不通的文字，蒙住了不通的大師」，榜列秀才第一名。從此，許多人紛紛登門提親說媒，以圖閨閣秀女有個好的歸宿。　　在與陳家聯姻的角逐中，安慶營統領高登科終於成為贏家。憑藉統領的顯要地位，加上身為知縣的陳獨秀養父也有趨炎附勢之心，兩位家長做主訂下兒女終身。高統領的長女高曉嵐將成為陳獨秀的新娘。　　定親的翌年，19歲的陳獨秀與高曉嵐成婚。為了炫耀門楣，陳高兩家為兒女婚事大操大辦，十分排場。這是他四次婚姻中唯一明媒正娶的妻子，也是他一生中舉行的唯一一次正兒八經的婚禮。婚後不久，雙方的差距就很快出現裂口。高曉嵐與陳獨秀成婚時已21歲，她長得外貌端莊標緻。但她目不識丁，是一個典型的舊式女子。而陳獨秀少年得志，頗負才名，又不安現狀，容易接受新事物。婚後，陳獨秀曾多次勸高曉嵐讀書識字，了解一些文學知識，但她消極保守，對此不屑一聞。在巨大的隔膜中，分手是難以避免了。　　這樁缺乏愛情的婚姻勉強維持到1910年。沒有一紙休妻的傳統形式，也沒訴訟離婚的新派做法，陳獨秀以與另一女子同居、結婚的浪漫方式，給自己的第一次婚姻畫上了句號。至1930年7月，孤苦伶仃的高曉嵐在安慶飽含喪子失夫之痛，鬱悒寡歡，含憤而死。　　情種播撒妻妹身　　1909年7月，正值陳獨秀與高曉嵐的婚姻瀕於死亡之際，一位個性鮮明的時髦女性捲入他們死水般沉寂的生活。這位少女不是別人，正是陳妻的妹妹高君曼。　　高君曼，二十齣頭的大姑娘，亭亭玉立。秀麗甜美，明眸皓齒，著裝入時，儼然一個文雅、大方、俊秀的新女性。當時她正在北京女子師範讀書，思想活躍，見多識廣。這年學校放假，君曼來到了多年未曾謀面的姐姐家中。她與姐夫陳獨秀一見如故，頗有相見恨晚之感。相似的情調，合拍的思想，使他們相處投機。君曼那開朗不失其深邃，颯爽不失其文雅的性格特徵給陳留下極其美好的印象，而陳獨秀淵博的學識和過人的膽略早已讓君曼心潮激蕩，仰慕不已。打那以後，他們尋找各種由頭，經常見面，晤談，交流思想，討論問題。天長日久，過從熱絡，感情的天平很快地滑落。倆人的關係漸漸超出了姐夫與妻妹的界限，情不自禁地步入愛情的「伊甸園」。事情的發展幾乎是閃電式的，不到半年，他們的愛情達到了峰點——同居、結婚。　　陳獨秀與妻妹高君曼的「出格」行為，在古城安慶颳起了狂風巨浪。面對來自家庭和社會的壓力，陳獨秀與高君曼依然我行我素地發展熱昏了的戀情，最後終於導致男方父子反目，女方父女成仇的結局。陳獨秀與高君曼比翼成雙，遠走高飛，同居杭州。在杭州將近兩年的生活，可以說是陳獨秀一生中最安然自得、賞心悅目的美好時光。　　他與君曼，從1909年同居、結婚到1930年分手，整整20年，一起經歷了五四運動、創建中國共產黨、國共合作和「四·一二」大屠殺等重大歷史事件，風來雨去，縱浪人間。高君曼始終對陳獨秀一往情深，恩愛有加。　　然而，如此嫻雅嬌好的妻子同樣不能擺脫命運的捉弄。步姐姐之後塵，高君曼也不幸成為愛情的犧牲品。大約在1924年左右，婚姻的悲劇悄悄地拉開了帷幕，兩人的情感裂變發端於陳不檢點的生活方式。陳獨秀向來風流成性，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有時缺乏檢點。先是1925年開始分居，最終因為陳再度外遇而徹底破裂。1930年冬，君曼索性帶著她的兩個孩子，移居南京城內的幾間破草屋。凄涼不堪之中，孤苦無助，直至1931年香銷玉殞，也沒有去見陳一面。　　神秘女子隱身份　　陳獨秀的第三次婚姻至今還有不少撲朔迷離之處。由於此次情愛而成為第三位妻子的施芝英無疑是陳獨秀感情世界中最神秘的一個女人。　　說她神秘，是因為在60年後，她與陳獨秀的關係才露出真相。她與陳萍水相逢，由秘密同居到結為露水夫妻，他們曾擁有一個暫時的、溫暖的家。從某種意義上說，她是陳獨秀一位沒有公開身份的妻子。　　道明事情的原委，需從一次神秘「失蹤」事件說起。1926年1月下旬的一天，身為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的陳獨秀突然失蹤了，中央機關內一片恐慌，同事們以為他被「秘密地處死了」。大約一個月以後，陳獨秀鬼使神差地出現在中央機關的同事們面前。大家又驚又喜，連忙問他到哪裡去了。陳閃爍其詞，說自己去了醫院，還告訴秘書處的任作民以後可以去他的「家」。當時，他與君曼已分居。顯然，這不是原先的那個家。原來，這一個月陳獨秀始終和一女醫生在一起。1月底，他因得了傷寒病去一家醫院就診。在這裡，他邂逅了一位叫施芝英的女醫生。本有女色嗜好的陳獨秀被施的年輕貌美、文雅嫻靜迷住了。後來，他常常因胃病去醫院，請這位漂亮的女醫生看病。起初，施並不了解陳的來歷，一來二往，名流的威望和儒雅終於擾動了施的芳心。就這樣，她對陳由病人到戀人而後成為情人，由崇拜而生戀愛，由愛戀而後同居，雙雙墮入愛河，開始了一段隱居式的共同生活。他們大約在一起生活到1927年3月才分手。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有三個在新疆工作的年輕人，寫信給有關方面，說他們的母親叫陳虹，外祖母叫施芝英，外祖父是陳獨秀。後經有關方面組織調查，才知道陳確與施芝英同居過一段時間，但陳、施二人並沒有生育。施芝英是陳四個妻子中，唯一活到新中國成立後的人。她於1973年病故。她與陳獨秀生活得如何，緣何分手，施芝英至死緘口不語，迄今仍留謎案。　　老夫少妻終了情　　陳獨秀與第四個妻子結緣是在其政治落魄的生涯中。1927年7月，轟轟烈烈的大革命由於蔣介石國民黨的反叛而夭折。陳獨秀因其推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受到黨內批判，並被撤銷中共總書記的職務。腥風血雨之中，蔣介石又懸賞3萬大洋緝拿他。1930年冬，陳獨秀不得不改名易姓，隱居到滬上岳州路水興里。這是條擁擠狹窄破爛不堪的弄堂，居民都是家境窘迫的下等人。在這裡，陳獨秀遇到了後來成為他第四個妻子的青年女工潘蘭珍。　　同住一條衚衕，自然時常碰面。日子久了，免不了搭訕寒暄，漸漸地，由陌生變得熟悉起來。蘭珍沒有文化，經常求教於陳獨秀，總是受到熱心指導。一開始，陳獨秀確曾像父親那樣疼愛和關心蘭珍。聰明的蘭珍很快學會了讀書、畫畫、唱歌。陳的體質較差，又不與外界接觸，孤援寡助，蘭珍經常替他買菜、做飯、洗衣。後來，一老一少就像一家人，吃喝在一起。日漸親密。1930年底，一個風雪交加的夜晚，永興里11號響起了喜慶的鞭炮聲，一對老夫少妻結為百年好合。那年陳獨秀52歲，而潘蘭珍只有22歲。耐人尋味的是，潘蘭珍其時還不知她的夫君就是聲名赫赫的陳獨秀。　　蘭珍生性忠厚善良，對陳獨秀情深意切，忠貞不二。艱辛的生活磨鍊出她倔強的性格。1932年10月15日，陳獨秀突然被捕，身份暴露。她無怨無悔，並決意與陳獨秀同甘共苦，至死不渝。　　陳獨秀被捕後，被關押在南京老虎橋模範監獄。蘭珍頗費周折地打聽到他的下落。隨即辭去上海的工作，隻身奔赴南京，探視陳獨秀。蘭珍不顧丈夫的反對，執意留在南京照料他的生活。陳獨秀出獄以後，蘭珍如影隨形，與之難捨難分，後來他們一同漂泊到四川江津縣。晚年的陳獨秀貧病交加，她自始至終陪伴他、照料他，這是陳獨秀「晚年不幸中的唯一的幸事」。（據《文史天地》）相關閱讀揭秘陳獨秀6個子女今何在：長子次子皆犧牲　　陳獨秀共有6個子女，即長子陳延年、次子陳喬年、三子陳松年、四子陳鶴年（後改名陳哲民）、長女陳玉瑩、次女陳子美（其中，延年、喬年、松年、玉瑩為陳獨秀和結髮妻子高曉嵐所生，鶴年、子美為陳獨秀與高曼君所生）。這6個子女，大都走上了獻身革命、自立自強的道路，其中，陳延年和陳喬年，同是中共早期領導人，在革命鬥爭中壯烈犧牲，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他們之所以能夠獻身革命、自立自強，是與陳獨秀的教子有方分不開的。　疼愛而不溺愛，陳延年、陳喬年兄弟死於國民黨手中　　長子陳延年　　同天下所有父母一樣，陳獨秀對自己的子女非常疼愛。但是，陳獨秀常年為革命奔走，公而忘私，無暇顧及家庭子女，不僅未能在家庭生活上給子女帶來幸福，反而還曾因他從事革命活動而連累了家人，危及子女的生命安全。在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後，安徽都督柏文蔚、都督府秘書長陳獨秀被袁世凱的爪牙倪嗣沖通緝。由於柏文蔚、陳獨秀迅速逃往上海，倪嗣沖沒有抓到他們，便對陳獨秀在安慶的家人進行迫害。他們將魔爪伸向陳獨秀的兩個尚未成年的兒子延年和喬年，並揚言要斬草除根。幸好陳家事先得到了消息，讓延年和喬年去鄉間躲避，倪嗣沖才未能得逞。延年和喬年在鄉間躲了一段時間之後又回到了安慶。隨著年齡的增長，兄弟倆越來越感到，在安慶這個小地方，已經學不到更多的知識了，他們渴望外出求學。他們的這一願望和志向得到了祖母和母親的默許。　　1915年夏天，陳獨秀從日本返回上海，開始籌辦《新青年》雜誌之事。就在這時，他接到了安慶老家的來信，得知延年、喬年兄弟倆想出來讀書的消息。陳獨秀感到兒子已經長大，應當讓他們出來闖一闖。因此，他對延年、喬年兄弟倆的想法表示贊成，並回信讓他們立即到上海來。　　於是，兄弟倆辭別母親和祖母，乘舟東下，於1915年冬天抵達上海。那時延年17歲，而喬年才13歲。兄弟倆初到上海時，一度與父親住在一起。然而，沒過多久，他們就從父親住處搬出，寄宿於《新青年》雜誌發行所店堂，白天在外工作，謀生自給，晚上則去法國巡捕房附設的法語學校學習法文，過著半工半讀的生活。當時，陳獨秀雖然已聞名全國，但收入卻不多，每月給兄弟倆的錢為數很少，只能維持他們最低的生活水平，剩下的開支全由兄弟倆自己謀取。平時，延年兄弟倆只能「食則侉餅，飲則自來水」。由於生活艱苦，「故顏色憔枯，人多惜之」。　　對延年兄弟倆的生活狀況，旁人都以為太苦，常表憐憫之意，但他們自己卻處之泰然，毫無怨言，有意識地要在艱苦環境中磨鍊自己。作為父親，陳獨秀也支持孩子們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自創前程，讓他們更好地成長起來，將來成為有用之材。這讓既是姨母又是繼母的高君曼十分心疼。她曾數次苦勸陳獨秀讓孩子們回家食住，還通過陳獨秀的老友潘贊化代為懇求陳獨秀，但陳獨秀總不以為然，說那樣姑息養奸，不可！他以為高君曼「婦人之仁，徒賊子弟，雖是善意，反生惡果，少年人生，聽他自創前途可也」。　　陳延年、陳喬年兄弟倆沒有辜負陳獨秀的良苦用心。他們在艱苦的條件下，勤奮學習，自立自強，後來一起考進了震旦大學。1920年2月初，他們又一起到法國勤工儉學。對於延年、喬年出國留學的願望，陳獨秀完全贊成，並勸過兄弟倆去蘇俄留學。可是延年、喬年當時由於受到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對蘇俄有些反感，堅持要去法國。他們在法國期間，逐漸了解和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對一度信仰的無政府主義產生了懷疑，最終同無政府主義決裂，轉而信仰馬克思主義。此後，延年和喬年先後參加了旅歐共產主義組織——中國少年共產黨和法國共產黨。1922年冬，兄弟倆又一起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23年初，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延年、喬年兄弟倆及趙世炎、王若飛等12人離開法國到蘇聯學習。4月中旬，他們抵達莫斯科，進入「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和「東方大學」學習。在莫斯科期間，兄弟倆更加系統地學習和研究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研究了俄國革命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終於成為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　　1924年夏天，由於國內革命工作需要，陳延年奉調回國。兩個月後，他返回闊別了4年多的上海，並與當時在上海的父親陳獨秀團聚。陳延年回國後，中共中央立即討論了他的工作問題。作為黨的最高領導人的陳獨秀，並沒有將自己的兒子留在中央機關，留在自己身邊。而同過去一樣，他希望延年到大風大浪中去鍛煉。因此，陳延年很快被派往當時革命的中心和階級鬥爭極為尖銳複雜的廣東去工作。　　到廣東之初，陳延年負責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工作。1924年底、1925年初，他接替周恩來，任中共廣東區委書記，直到1927年3月奉命離開廣東。在此期間，他和周恩來、彭湃、毛澤東等人一起，領導了廣東的工人運動、農民運動、青年運動和統戰工作，並將起初只有幾百名黨員的廣東黨組織發展成為擁有數千名黨員、領導數百萬工農群眾進行革命鬥爭的領導核心。他在廣東最突出的功績是成功地領導了震驚中外的省港大罷工。毛澤東當時就稱讚他是「黨內不可多得的人才」，還有人稱他是「共產黨中的兩廣王」。特別難能可貴的是，陳延年對陳獨秀在大革命後期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堅持獨立思考，從實際出發，決不盲從。他曾多次在中共廣東區委會議上說：「我和老頭子是父子關係，但我是共產黨員，我堅決反對妥協退讓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他的鮮明態度和堅持原則的精神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和稱讚。　　1927年3月，陳延年率中共五大廣東代表團離開廣州，北上武漢，準備出席黨的五大。可是剛到武漢不久，在武漢的中共中央領導人就決定派他和李立三、聶榮臻等人火速趕往上海，傳達中央關於開展反蔣鬥爭的指示。他們剛到南京，便獲悉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到上海後，陳延年接替羅亦農擔任中共江浙區委書記。他雖因工作需要未能出席中共五大，但仍被大會選為黨的第五屆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候補委員。　陳延年擔任中共江浙區委書記時，可謂受命於危難之際。四一二政變後，大批優秀的共產黨員慘遭殺害。面對如此險惡的形勢，陳延年毫不畏懼，勇敢地承擔起重整黨組織的重任。他與擔任區委組織部長的趙世炎一起，開始為恢復被摧殘的黨和工會組織日夜奔忙。陳延年在上海工作的時間並不長，1927年6月下旬，他就因叛徒出賣而被捕了。反共頭目吳稚暉聽說陳延年被捕，欣喜若狂地大叫：「好了！好了！老陳（指陳獨秀）沒有用，小陳可怕；捉到小陳，天下從此太平了。」他一面報告蔣介石，一面立即給當時的上海警備司令楊虎發了一封所謂的「賀函」。楊虎立即下令嚴加審訊。面對兇殘的敵人，陳延年毫不畏懼。敵人用盡酷刑，也沒能從他嘴裡掏出任何需要的東西，只好將他殺害來泄憤。1927年7月4日深夜，國民黨反動派將陳延年秘密處死。陳延年在犧牲的時候非常壯烈，當敵人要他下跪時，他直立不屈，並高呼口號，雖然幾個執刑的士兵用力將他按住，但當劊子手鬆手揮刀時，他突然一躍而起，遂被按在地上用亂刀砍死。陳延年犧牲時，年僅29歲。面對死亡，他仍如此堅強，寧死不屈、視死如歸的精神和氣概，真可謂驚天地、泣鬼神！當陳獨秀得知自己的長子被害的消息之後，一連好幾天不說一句話，把悲痛深深地埋在心裡，默默承受著喪子之痛。　　次子陳喬年　　陳喬年於1925年春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回國工作。他一到北京，就被任命為中共北方區委組織部長，與擔任區委書記的李大釗一起工作。在這一時期，他積极參与中共北方區委的重大決策，並同李大釗、趙世炎等人一起，為發動各界群眾與北洋軍閥政府鬥爭作了大量的宣傳和組織工作，使北方地區的革命運動出現了一個又一個高潮。　　1926年下半年，陳喬年離京南下，並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時間。在1927年4月召開的五大上，陳喬年和他的父親陳獨秀、胞兄陳延年一起當選為中央委員。父子三人同時進入中共中央委員會，這在中共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黨的五大結束後，根據中共中央決定，陳喬年留在武漢，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並代理部長李維漢主持中央組織部的工作。作為中央委員，陳喬年出席了黨的八七會議，並表示完全擁護會議對自己父親的錯誤所作的批評，擁護黨確定的新的方針政策。八七會議後，陳喬年改任中共湖北省委組織部長。不久，又回到上海，任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長。1928年2月16日，由於叛徒告密，陳喬年在開會時被捕。從被捕的第一天起，陳喬年就清楚地知道，由於他擔任了黨的重要職務，又是陳獨秀的兒子，必死無疑。他將生死置之度外，沒有絲毫畏懼，也沒有任何懊喪。他所考慮的，只是如何繼續同敵人作鬥爭。當他的身份暴露後，他從獄中託人轉告黨組織，請求黨不要再為營救他費心和花錢，同時繼續在獄中同敵人進行英勇的鬥爭。　　1928年6月6日，陳喬年在龍華的楓林橋畔，灑盡了最後一滴血，時年僅26歲。　　陳獨秀得知自己的又一個兒子慘死在國民黨的屠刀下後，極其悲痛。這個性格剛強的硬漢子，默默地流下了眼淚。　　陳延年、陳喬年犧牲的消息，遠在安慶老家的高曉嵐並不知道。她一直為他們兩個的安危擔憂。為了打聽他們的消息，她讓長女陳玉瑩來到上海。不料，陳玉瑩到上海得知哥哥延年和弟弟喬年都已犧牲的消息後，由於傷心過度，一病不起。就在喬年犧牲的同一年，玉瑩也病死在上海寶龍醫院。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三個親生骨肉接二連三地慘死，作為父親的陳獨秀，其萬分悲傷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三子陳松年窯廠工作30年，1980年退休　　陳獨秀一生中，曾於1919年6月11日、1921年10月4日、1922年8月9日、1932年10月15日四次被捕，先後坐過北洋軍閥政府、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和國民黨政府的監獄。陳獨秀不畏懼坐牢，在獄中，始終保持著昂揚正氣，錚錚鐵骨，不向敵人屈膝投降。陳獨秀言語不多，不善辭令，但他的一身正氣和硬骨頭精神卻深深影響了自己的子女。　　陳獨秀第四次被捕後，國民黨最高法院於1933年6月底以所謂「進行叛國的文字宣傳」之罪名，判處陳獨秀有期徒刑8年。隨即，陳獨秀被關進南京第一模範監獄（又名老虎橋監獄）。之後，他的三子陳松年、四子陳鶴年、女兒陳子美都曾去監獄探望。　　陳松年第一次去南京探監時，由於終於見到了朝思暮想的父親，悲喜交加，激動得一時竟不知說什麼好，唯有傷心落淚。這時，陳獨秀不但沒有安慰他，反而嚴厲訓斥他。陳獨秀對這個多年不見的兒子所講的第一句話是：「沒出息！」　　在一般人看來，陳獨秀這樣做似乎不近人情，其實，這正是他與眾不同之處。自獻身革命以來，他雖犯過不少錯誤，走過不少彎路，但有一點卻是始終不變的，那就是從不向惡勢力低頭，從不因處境艱難而悲觀失望。自身如此，他當然也不希望自己的兒子表現得過於懦弱，看到兒子傷心落淚，便免不了加以訓斥。以前，陳松年雖然多次聽祖母、母親及其他人說過父親的倔強脾氣、堅強性格，卻從未直接感受過。這一次，他總算親自領教了父親的厲害，而且印象至深，永世難忘。後來，陳松年同父親接觸多了，耳濡目染，學到不少東西。他雖然沒有像父親那樣經歷過大風大浪，但在自己的一生中，也遇到了不少艱難曲折，每次他都能像父親一樣，剛正不阿，泰然處之。陳松年常對自己的子女說，人要知足常樂，遇事要想得開。還說，人生在世，一定要踏踏實實做事，清清白白做人。陳松年曾做過小學教員、中學教員。在抗戰時期，又隨父親到達武漢、重慶、四川江津，飽經戰亂之苦。1942年5月陳獨秀病逝江津後，他妥善地料理了父親的後事。1947年又將父親的靈柩由四川移至安慶市郊安葬。1949年春天安慶解放後，陳松年起初在街道義務幫助做行政工作。後來，街道辦了工廠，他就選擇到又臟又累的窯廠工作，一干就是30多年，從未調動過，直到1980年退休。　　四子陳鶴年 在香港創辦進步雜誌　　陳獨秀的四子陳鶴年第一次到南京監獄去看父親時，天真地提出要想辦法幫助陳獨秀越獄逃跑。陳獨秀不但不贊成，反而將他罵了一頓，說他「胡鬧」。　　不過，罵歸罵，陳獨秀對兒子的這片孝心還是感到滿意的。陳鶴年也沒有因為挨罵而對父親不滿，以後仍經常去看父親，並儘力幫助父親。陳獨秀在獄中寫的《自撰辯訴狀》，就是由陳鶴年拿到《民聲報》去秘密印刷後，在社會上散發的。　　陳鶴年在父親的影響下，後來也走上了自立自強的道路。他於1934年考進了揚州中學高中班，未畢業又轉到北平，進入北平致誠中學，在這裡完成了高中學業。之後，他考進了北平法商學院。一二九運動之後，陳鶴年加入了「民先隊」和中國共產黨，經常到工農群眾中去進行抗日宣傳，是北平著名的學生領袖之一。盧溝橋事變後，陳鶴年留在北平，繼續進行秘密鬥爭。1938年秋天，他的身份暴露，不得不立即轉移。於是他經天津、上海去香港，想再從香港設法去延安。但是，離開北平後，陳鶴年就同黨組織斷了聯繫，而且以後再也沒有接上，關係一斷，要去延安就很困難了。在港期間，陳鶴年先後在香港《立報》、《時代評論》、《星島日報》等報刊社工作過。後來，他自己創辦了一個雜誌，最初叫《少年文藝》，主要是通過講故事的形式，宣傳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這個雜誌受到反共的港英當局的查禁，陳鶴年遂將刊名改為《新少年》，繼續出版，名稱雖變，宗旨未改。他辦雜誌，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對社會做出貢獻，為了教育和培養青少年。為將雜誌堅持辦下去，他不但花費了大量的精力，還把自己收入的一大部分貼了進去。　　女兒陳子美　定居加拿大　　陳獨秀的女兒陳子美，生於1912年。由於陳獨秀投身革命，東奔西走，終日生活在動蕩不定之中，陳子美的童年和少年時代飽受顛沛流離之苦。這種經歷對她的成長產生了很大影響。陳子美的性格也像陳獨秀一樣倔強獨立，敢作敢為。她在抗戰爆發前學習過收發電報的技術，在杭州電信局工作過。抗日戰爭爆發後，陳子美和她的第一任丈夫失了業，在泰州、上海、南京之間靠「跑單幫」維持生活，還學習過婦產科的接生技術。上海解放後，她當上了里弄的「接生員」。第二次結婚後，又隨丈夫由上海定居廣州。在「文化大革命」中，陳子美受到殘酷迫害，吃盡了苦頭。她不甘屈辱，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便同兩個兒子一起由廣州逃到香港，後來又去了加拿大定居。（本文選自《黨史縱覽》，作者：劉以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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