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沒有能免遭恐襲的避風港

受到攻擊的城市原本可能不是巴黎，而是柏林、倫敦或羅馬。歐洲有一種整體遭到圍攻的感覺。在歐洲東面，來自敘利亞、阿富汗和許多其他受難地區的難民的巨大數量，令各國政府不堪重負。從發生在巴黎的暴行——即自封的「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所犯下的殺人事件——可以看到，敘利亞的殘酷內戰幾乎在不經意間，就已轉移至歐洲最大城市之一的核心地帶。

而穿過巴爾幹半島前往德國和瑞典的難民，在逃離充滿暴力的派系紛爭。巴黎發生的多起殺戮，再次證明這種暴力向歐洲大陸縱深擴散有多麼容易。在今年《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和一家猶太超市遭遇襲擊後，對於這場最新的罪行，人們不應感到意外。然而上周末所造成的衝擊絲毫不會因此減少。

最有可能的情形是，還會出現更多這樣的時刻。一個讓人不得不承認的事實是，我們生活在一個系統性動蕩的時代。正如我們可能已經從紐約、馬德里、倫敦和孟買的恐怖事件中學到的，在其他地方也沒有能夠免受動蕩影響的避風港。在中東大部分地區，一個世紀以前歐洲帝國勢力離開時留下的政府體制已分崩離析。在世界的這個角落，類似巴黎恐怖襲擊那樣的可怕槍擊案和爆炸事件，幾乎已成為一種常見現象。全球化、身份政治以及技術進步，已經為恐怖的跨境和跨洲擴散提供了傳播機制。

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奧朗德(Fran?ois Hollande)稱這輪殺戮是一種戰爭行為。它們無疑是戰爭行為，不過這不是我們通常理解的戰爭。ISIS在伊拉克和敘利亞控制了大片土地，然而它的威力卻依賴於這樣一個事實：它既是一個組織，也是一種思想和意識形態。在歐洲，它希望激發一種反伊斯蘭的反彈，這會把更多歐洲本土穆斯林變成它的新成員。ISIS表示，最新這輪殺戮，是法國轟炸伊拉克和敘利亞的ISIS戰士所應得的報應。這確實是其中部分原因。不過，歐洲不應該有人以為，通過置身中東事外，他們就可以讓自己免遭恐怖襲擊。

眼下，我們亟待回答多個問題並行動起來。這次恐怖襲擊的陰謀原本有可能被發現么？情報機構是不是漏掉了什麼？奧朗德提到的法國公民的合謀有多重要？在這些殺手中，至少有一人持有敘利亞護照。其他人是在法國轉向激進主義，再在針對敘利亞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的聖戰中，為這次暴行受訓的么？法國是不是該重新尋找個人自由與集體安全之間的平衡點了？對於在《查理周刊》事件後提出的為法國穆斯林提供更美好未來的承諾，人們該如何對待？

一種衝動的觀點認為（奧朗德已經明智地誓言放棄這種觀點），歐洲是時候建立起屏障了。把這個問題留給該地區的大國去解決。畢竟是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以及伊朗把敘利亞內戰納入遜尼派和什葉派的統治權之爭，才催生了ISIS。讓他們自食苦果吧。至於俄羅斯，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已經為其介入付出了代價，俄羅斯一架載有逾200名遊客的客機在埃及墜落——幾乎可以肯定這是ISIS附屬組織的傑作。

從這個角度看，巴黎恐襲是歐洲排外情緒的產物。危險在於，已經靠兜售反穆斯林的身份政治而壯大的極右翼勢力，成功地將移民和恐怖主義建立了錯誤關聯。諸如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等黨派「我們是我們、他們是他們」的政治主張，對暴力的聖戰分子與平和的伊斯蘭教徒完全不加區分。在這種扭曲的心態下，每一個穆斯林難民都成了潛在的恐怖分子。國民陣線的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竟然被視為法國2017年總統大選的可靠候選人，這才應該令歐洲人感到恐懼。

一種相反的觀點認為，是時候「雙倍加倉」了。允許ISIS保持領地，西方賦予了該組織從地方組織轉變為全球性意識形態的機會。ISIS如今可以宣稱有成千上萬所謂的外國戰士對其效忠，而這些外國戰士中，來自歐洲的戰士就算不是佔大多數，也著實不少，同時其附屬組織已觸及整個中東、馬格里布（Maghreb，馬格里布是歷史上對北非地區阿爾及利亞、摩洛哥和突尼西亞的統稱——譯者注）到薩赫勒（Sahel，非洲撒哈拉沙漠和蘇丹草原地區之間一條橫跨多個國家的地帶——譯者注）地區。我上個月在北京參加了一次安全會議。會議的首要議題？就是ISIS對遍布亞洲的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推動。

支持對ISIS予以更無情打擊的理由很充分。摧毀其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的強大據點並不會將其消滅——就像基地組織(al-Qaeda)在美國進軍阿富汗後仍然得以存活一樣——但是你必須從某處下手。不過，這一次西方國家必須記住其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襲擊後所忘記的事情。軍事手段解決不了問題。

結束敘利亞內戰、並以此使ISIS失去組織使命，需要一份政治協議。只不過這極可能是一份難堪的協議。幾乎可以肯定，這將需要西方領導人放棄過去的言論。但是，只有當伊拉克和敘利亞的問題得以解決時，歐洲人才會在自己的城市裡感覺更安全。

譯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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