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講好中國故事(詩歌篇)

06-08

　　主持人語

　　何建明：

　　中國是個詩歌大國。我們的民族，幾千年來一直伴隨著詩歌的節奏走向一個又一個的輝煌文明。無論古代，還是當代，無論是舊體詩，還是「五四」運動之後的新詩，或以抒情展開敘事，或以敘事傳揚感情，詩人的詩情與詩意中，無不懷有自我的心事和心思，或對某一特定的事物的關注，並以詩歌語言進行敘述。《尚書·虞書》曰：「詩言志，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古人最早的交流與傳史方式，其實都是通過詩歌來完成的。因為詩的簡約、詩的靈動、詩的豐富、詩的凝練、詩的獨特、詩的透徹、詩的狂瀾、詩的細膩、詩的優美，皆是其他文體難以呈現的，因而以詩歌方式表達情感、描寫事端、張揚理想，都廣被歷代詩者所運用，並且留下無數經典之作。古希臘的「荷馬史詩」、中國的《孔雀東南飛》《格薩爾王》等等，都是經典的敘事詩，都深刻地記錄了民族的歷史文化。中國的讀者，從古至今都在用詩歌抒揚夢想。如今，偉大民族復興的中國夢正在實現中，無疑為當代詩人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彰顯才華和獻力的機會。強盛的時代、進步的過程、變遷的歷史、生動的現實，都可以成為詩人歌者的用武之地。我們期待諸君能把自己的經驗分享給大家，就像一起聽首撼心動情的詩篇——

　　屠岸：

　　自由詩與格律詩

　　總有人說，世界上很多國家都有史詩，比如希臘有「荷馬史詩」，古羅馬有維吉爾的《埃涅阿斯紀》等等，就是中國沒有。我說中國也有，比如蒙古族的《格薩爾王》、漢族的《黑暗傳》等。中國有史詩，這是客觀存在的事實，這些作品都在講中國故事。還有一些敘事詩，比如樂府詩《孔雀東南飛》、白居易的《長恨歌》《琵琶行》等等，也在講中國故事。而到了現代，也有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孫毓棠的《寶馬》、馮至的《蠶馬》等長詩。

　　講述中國故事，需要對新詩的形式進行一番研究。談到新詩，很多人認為只有自由詩，其實還有格律詩。自由詩的例子很多，比如郭沫若的《女神》，就是早期著名的自由詩。艾青寫的大部分是自由詩，比如《大堰河我的保姆》，當然裡面有節奏有音樂，但它整個是自由詩。但格律詩也不少，比如朱湘的《採蓮曲》、徐志摩的《再別康橋》、卞之琳的《斷章》等都是格律詩。因此，不是只有古代才有格律詩，應該有兩種，一種叫做古典格律詩，一種叫做現代格律詩。

　　那麼，這些問題跟如何講好中國故事有沒有關係呢？我覺得可以聯繫起來思考，就是不管你是格律詩，還是自由詩，講的都是中國人的思想、中國人的感情。而且中國詩壇有一個現象，就是在白話文運動之後，依然有好多人寫古典格律詩，比如魯迅、聶紺弩等，但這些作品在平仄、押韻上可能沒有那麼嚴格了。這個現象在世界其他國家好像沒有，因為我懂的外國語言也很少，不能完全確定。在中國，用文言文來寫詩的太多了，用很嚴格的格律來反映今天中國人的思想感情。也就是說，中國的古代語言——文言文，只是部分地退出了自己的陣地，它依然存在於今人寫的舊體詩中。

　　我想，舊體詩不是「舊詩」，比如魯迅寫的律詩，形式是舊的，思想是新的。「慣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夢裡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這樣的作品，其所表現的思想完全是新的，跟時代是緊密結合的。聶紺弩的詩歌同樣如此。看來，無論哪種詩體，都可以用來很好地講述中國故事。

　　峭岩：

　　長詩，時代的黃鐘大呂

　　長詩和短詩相加，構成璀璨的詩的園地，像百花群一樣。但總有牡丹、月季、荷花、金達萊，躍居花叢，成為國花或市花，以其獨艷被更多的人記憶。

　　如果說講好中國故事，用長詩來承載這一命題最合適不過了。它以宏大的敘事架構、綿延不絕的抒情渲染、跌宕起伏的情節造勢，更具有歷史性、時代性、引領性，也更能體現詩歌藝術和生命承載，更能體現詩人的人文關懷和精神維度，以及寫作的難度和價值。世界上的長詩名篇，有「荷馬史詩」、但丁的《神曲》、艾略特的《荒原》等。我國的長詩從古至今也數不勝數，像白居易的《長恨歌》、蒙古族的《格薩爾王》、郭沫若的《鳳凰涅槃》、阮章競的《漳河水》、田間的《趕車傳》、聞捷的《復仇的火餡》、賀敬之的《雷鋒之歌》等等，都帶有那些時代的印跡，引領並影響了那個時代的詩歌創作和發展。

　　近30年，詩歌悄然行進，長詩創作也並未停止。從資料上看，有很多詩人出版了幾十部長詩。但遺憾的是，知道的人並不多。我本人自1976年以來，從寫白求恩的《高尚的人》開始，至今已出版了《燭火之殤——李大釗詩傳》《遵義詩筆記》等11部敘事長詩。可以說，在長詩創作上有一些體會。

　　現在我們呼籲文藝要講好中國故事、表現中國夢，長詩責無旁貸。有以下理由：

　　一、當今的中國是誕生長詩的時代。泥沙俱下的時代，是最能產生大詩人的時代。大詩人、經典長詩的誕生，概莫如此。中國正處於大變革時期，比任何時代都複雜、糾結、博弈、困惑。信息化把人們推向不可知的「深淵」。對和錯、美和丑、假和真、榮和辱混雜在一起，簡單的審美判斷難以把握。正是這種複雜性，鍛造了生命之美、人性之美、善良之美、理想之美。

　　現實已具備了長詩的元素。幾十年的博弈中已湧現出一大批像焦裕祿、鄧稼先、牛玉儒、楊建業等英模人物；像三峽大壩、長江大橋、航母導彈工程、登月工程等一大批國家工程，還有希望工程、城鎮化發展浪潮、「一帶一路」構想等等，彰顯出中國不斷前進的信心。一段歷史就是一首長歌，一個楷模就是一面旗幟，一座豐碑，一首蕩氣迴腸、站立的長詩。

　　有一次，我看央視3台的節目《開門大吉》，歌手郭蓉唱《五星紅旗》，「你的名字比我的生命更重要」，她自己唱得熱淚橫流、情不可遏。這種現象值得我們深思，說明祖國的進步奠基了民生的全部，黨的靈魂已深入人心，這種感動來自方方面面，來自歷史深處。這是長詩誕生的龐大根基。

　　二、本土性的依賴，是寫好長詩的前提。中國幾千年來形成的詩歌傳統美學，是本土性的惟一要素。本土性也包含地域性，藏族詩歌有禪性，蒙古族詩有雄渾之勁，陝北晉地詩有民歌之風，漢及其他民族有田園性等。因此，中國現實、中國經驗、中國故事，甚至社會主義「中國特色」，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本土性」，形成了寫作的參照系，不容置疑。

　　另外，社會在變，讀者變了，語言習俗也在變，網路語言盛行。人群結構、知識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詩不再扼守「琅琅上口」、「婦孺皆宜」的舊約，詩人們破風而行，向感悟時空突進、向語言極致突進、向文本自身突進，正創造著一種全新的「中國體」。

　　對於西方的詩歌傳統，一味效仿是不行的。借鑒其精華、為我所用，才是明智的選擇。讓本土性溶入血液，支撐主題、語言與意境。寫歷史沒有隔膜感、寫今天沒有陳舊感、寫情節沒有冗贅感，追尋長詩的大氣、厚重、莊嚴、高妙，以及別具風範的品格，是我們的願景。

　　曾凡華：

　　傳播好中國聲音

　　詩歌怎樣才能傳播好中國聲音、講述好中國故事？如何才能「走出去」、融通中外？這是當下詩壇需要探討的重要課題。

　　中國詩歌百年來的改革，到了如今這個模樣，到底有多少融通中外的新表述？有多少走出國門，為世界所接受、所認可，從我個人到一些國家所了解的情況看，是不理想的。

　　5月份在美國書展上，中國是主賓國，何建明帶領的中國作家團里也有趙麗宏、藍藍等中國詩人。我參加了詩評家李黎的《詩是什麼》英文版在會展上的首發式，也帶去了北塔主編的《中國詩選2014》中英對照版、我和李小雨主編的《中國新時期朗誦詩選》等書籍參展。但說實在的，中國詩歌在國外的反響並不是很大，中國詩歌要「走出去」，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新時期以來，我們對世界多國詩歌的翻譯研究工作做了不少，現在仍在做，最近線裝書局出版了英漢對照版《英詩三百首》，還有一套「世界著名詩人作品新譯」叢書也將出版。而外國人對中國詩歌卻知之甚少。我們也在努力做這方面的工作。我們把中英對照版《中國詩選2014》帶到美國書展，就是想把中國當年度較優秀的詩推薦出去。

　　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由中國詩歌學會主編、李瑛作序的詩集《世界聲音》，收集了世界各國的詩人在「二戰」期間的優秀詩作。紀念歷史是為了不忘歷史、總結歷史，只有把和平的道路踏實了，我們才能真正地告別戰爭，放心大膽地往前走。戰爭與詩歌，距離很遠，卻又很近。這是因為詩歌取材於生活而高於生活，是對生活的高度濃縮，是對人的生死和人類精神世界的精彩闡述。參與和見證過這場戰爭的人們留下了大量的關於戰爭的火熱詩篇，它們或恢弘悲壯或細膩哀婉，無一不是發自肺腑，撼人心魄。

　　中國古體詩，特別是格律詩，擅長情景交融，追求的是意境，但往往要迴避形象的塑造和邏輯的闡述。在律詩、絕句中，句與句、詞與詞之間語法關係的省略，導致較難表現複雜的思想。有時候，只能通過注釋來判明詩內意旨。

　　西歐包括俄羅斯的浪漫主義古典詩歌，都追求情與理相互交融的境界，與我國古典詩詞所追求的情景交融有區別。雪萊的「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暗示了豐富的哲理關係，是情與理結合得比較好的例子。西方詩歌講激情、講直抒胸臆，中國古體詩講含蓄、講意境，從而面臨形象與理念的矛盾。當下中國新詩的發展勢頭迅猛，詩歌回歸本土的主張使古體詩創作亦是出現熱潮。這是一種好現象。新古體詩秉承「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傳統精神，站在民眾的立場，用凝練的語言、婉轉的韻律，表達抒發詩人對當下生活的切實感悟，力求達到曉暢明白卻又內蘊深厚的藝術效果。就新詩創作而言，我們也呼籲要回歸本土，但不是回到舊體詩的路子上去，而是要推陳出新。我認為新詩與古體詩本是同根生，要相輔相成。

　　我曾經也寫過一些十四行詩，希望藉助西方詩歌的形式，糅入中國傳統詩的精神，這需要對西方現代詩本質特點的深刻探究，將其技巧和策略融入中國傳統詩歌藝術之中。無論是具象與意象的運用，還是形象與象徵的「破譯」，都是要注重「用詩的魅力來創造更美、更有深度的境界」，並注重在詩中「刻劃個人的感受和內心世界」。

　　梅堯臣曾說：「詩家雖率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矣。」亞里士多德也說過，詩比歷史更富有哲學意味，他認為詩的目的是真理，這種真理不是外在的，而需憑藉熱情深入人心。

　　詩歌如何講好中國故事？因它的敘事功能受節奏、韻律、斷句等影響，多以敘事詩的方式來體現。古詩中的《木蘭辭》《長恨歌》，新詩中的《將軍三部曲》(郭小川)、《復仇的火焰》(聞捷)等，都比較好地講述了中國故事。新時期以來，也出現了不少敘事詩，但還要呼籲出現一批精品力作。

　　追求真善美是詩歌的永恆價值。當前詩歌創作的繁榮為詩歌「高峰」的出現打下了基礎。我覺得，中國當下詩歌已成氣候，與世界詩歌的發展狀況是相適應的，出現了許多優秀詩人與優秀詩篇。現在正當其時，詩人們齊努力吧，為創造詩的高峰！

　　大解：

　　漢語詩歌：敘事的可能性

　　我寫過一部敘事長詩，名字叫做《悲歌》。在《悲歌》寫作之前的許多年，我有一種漫長而隱隱的衝動。雖然在那些年裡也寫了許多短詩，但總覺得缺少點什麼。當我準備寫一部長詩，並搭好《悲歌》的框架，真正動手寫作時，有兩個最基本的問題出現了：一是如何使漢語從語言回到言說——即敘述性詩歌話語；二是如何去面對史詩。這兩點，在我們的漢語詩歌資源中，是找不到太多借鑒文本的。一個在漢語中土生土長的人，面對自己的語言，我突然有一種茫然而失語的感覺。我意識到，在我們的漢語中，有可能歷史性地缺少點什麼。當我寫作時，我認真地考慮了漢語的歷史和它的使用問題。

　　在語言的發展進程中，漢語從最初的言說到書寫，肯定是一個痛苦的過程，即言說被固定成書面語言時，可能是舍本求末地丟掉了最具活力的部分，而剩下了乾巴巴的費解的文字。由於漢語單字所承擔的意義過於沉重，漢字的高度濃縮力影響了書面語言的發育。這在詩歌的表現中尤為突出，以至在人類的語言種類中，漢語這種使用了幾千年的古老語種，竟沒有產生太多以敘事為主的疏朗開闊的史詩，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與人類的文明進程一樣，漢語從語言回到言說的艱難歷程，伴隨著兩大背景的開放和轉變，有時甚至是突然的裂變：一是歷史背景，一是文化背景。在這兩個沉重的背景下產生的漢語詩歌，在書面語言的強大慣性下，沿著一條越走越窄的路，走到了上世紀初。如果沒有白話文運動，我們很可能還在古體詩的老路上繼續走著，因為我們的歷史和文化決定了漢語詩歌的命運。

　　我分析過漢語詩歌的兩個具體背景。

　　一、生存歷史。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家，幾千年的農耕文明延續到今天，已經形成了深厚的歷史積澱。在這塊土地上，為土地和王權所進行的征戰廝殺不曾有大的間歇，一代代人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同時，以河流分布為主要依託的農耕民族也在歷史更替中創建了自己輝煌的文明。這是一個可以無限挖掘的礦藏。在此基礎上可以產生許多部偉大的史詩。但我們先人的書寫方式沒有形成史詩的寬大環境，而是被極具收縮力的古典漢語凝聚成一顆顆閃爍的珍珠。我國分散的小農經濟和古代封閉的城池也接受並適應了這一點，以至從奴隸時代開始一直延續到封建時代，民族和政權的高度統一反而使漢語收縮得更加板結而緊密，進而愈加遠離了龐雜的、民間性的(詩歌)敘事功能。在日漸緊縮的框架內，詩歌一再地被激情所驅使，並被打造得過於精緻和完美。幸而有《史記》《三國演義》《紅樓夢》等文學巨著從另外的角度擔當了史詩的使命，從而使漢語減少了一些書寫的遺憾。

　　隨著國家形式上的帝制的消亡，沿襲了幾千年的農耕時代也漸漸暗淡了，這是人類生存史上極其悲壯的一幕。重大的文明轉型期帶來了新的轟轟作響的龐大工業，一個漸進開放的文化流通的大環境使漢語從文言文中解放出來。漢語詩歌也從格律中走出，並在不到百年的時間內，突變式地經歷了西方詩歌所有的探索歷程。另外，隨著詩歌向藝術深層的探索，意識形態對詩的影響和干預也在瓦解和失效。漢語詩歌在激變。白話——甚至口語也進入了書寫的殿堂。這是漢語從書寫到言說的一次歷史性的回歸，語言和言說終於接近並有望成為一體。漢語一旦從「之乎者也」的僵化的書寫方式回到鮮活的嘴唇，立刻激發出活力，並為詩歌的敘事性奠定了牢固的基礎。沒有這個基礎，史詩的誕生就是一句空話。在這樣的背景下，詩歌應該是什麼樣子誰也無法框定和預料，如果史詩猛然地出現在我們面前，我們也不必感到驚慌，因為歷史已經走到了這一步。

　　二、古老的文化。漢語詩歌從《詩經》始，一直是以碎片的形式流傳，沒有形成宏大的建構。後來，雖然出現過《離騷》《孔雀東南飛》等長詩，但主要還是以抒情言志為主，沒有充分發揮敘事功能，因而繞過了記敘歷史事件這一可能的發展趨向，以至後來走向了更加凝練的唐詩和宋詞，以至於元小令畸形地發展成為文人墨客手中把玩的小玩意。漢語詩歌的內斂性拒絕了宏大事件對詩的進入，一直保持著自身的小巧和純粹。漢語詩歌在古老文化的慣性推動下，沿著它自己的道路走了過來。這與本土上藏族、蒙古族等保持著口頭傳承史詩的少數民族有著傳統上的區別。

　　不僅與少數民族不同，與西方的詩歌傳統也不同。我們不妨簡單地在時間上做一下橫向的比較。在孔子整理《詩經》之前約300年，作為西方文化源頭的希臘，在文字形成之初，荷馬就以敘事的形式把口頭傳說固定在偉大的史詩中。比《詩經》早約1500年，古巴比倫就出現了泥版史詩《吉爾伽美什》。比《詩經》晚約150年，印度出現了《摩訶婆羅多》《羅摩衍那》等史詩。在陸遊死後55年出生的但丁，寫出了義大利文藝復興的開端之作《神曲》。還有後來的彌爾頓、歌德、雪萊、拜倫、普希金等，都寫出過重要的長詩。而在漢語中，當我們意識到史詩時已經是今天。我們可資借鑒的漢語詩歌傳統太精巧、太完美了，以至於至今還有很多人喜歡寫古體詩。漢語的古體詩詞是中華文化中的瑰寶，其中產生了許多名垂史冊的偉大詩人和不朽的名篇。我非常佩服我們的祖先，竟然能夠在嚴規戒律的約束下，寫出了那麼多縱橫馳騁而又不出格律的整齊方正的詩篇。我同時也遺憾地感到，那些精巧方正的小火柴盒式的格律，裝下幾顆珍珠和鑽石還可以，卻無論如何也無法像《伊利亞特》一樣，容納一場龐大的戰爭。

　　以上兩個背景決定了漢語詩歌的走向，已經形成的史實無法再改變。但這樣的背景對於我們生活在今天的人來說，不能不說是一種幸運。漢語文化已經為我們做了漫長的準備和深厚的積澱，此前的一切史詩資源都沒有人開發過，都是為我們準備的。我們趕上了一個特殊的時代，寬闊的語言環境和開放的文化空間，給了我們絕好的機會，我們已經被歷史推到了這一步，沒有理由退卻。我們必須去做，我們做成什麼樣都不算過分。

　　基於漢語詩歌在敘事上的缺席，使我產生了一種非常正常的想法，我想寫一部敘事長詩，並向史詩接近。這不是狂妄，這沒什麼不可以。我們沒有必要被漢語歷史上所沒有的、西方出現過並被我們仰望已久甚至神話了的史詩所嚇住。雖然，從大的文化背景上看，我們是處在語言大裂變的斷裂帶上，新詩出現還不到百年，創作經驗和思想準備還不夠充分，但是外來文化的衝擊刺激了我們，中國人的文化視野在拓寬，對本土文化的深入開掘和重新發現也增強了我們的自信心。另外，漢語從文言的書寫方式中鬆開以後，對口語的接受和吸收能力在增強，為詩歌注入了新的活力。我們的民族和語言可以產生史詩，而且可以產生偉大的史詩。我們為什麼不可以做一下嘗試呢？我們應該大膽去做。我們不必要求自己的寫作一定成功，我們要求的是行動，即使是失敗的行動。

　　西川：

　　呈現中國現實的活力

　　講好中國故事，有多重意思，至少包括如何「講好」中國故事和如何講「好中國故事」。我們很多詩人一直都在思考，如何把故事講好。但是，我們要思考：為什麼要講述這個故事？是出於外界對你的需要，還是出於你自身靈魂的需要？這個一定要區分清楚。特別是在藝術領域，這個問題就特別直觀。我們的一些畫家，他們的作品滿足了某些特定的需要，被懸掛在宴會大廳、博物館裡，或者被作為禮物送給貴賓。但我想，更多的人進行創作，不是因為名利資本的需要，而是為自己的「靈魂訂貨」。

　　要講好中國故事，與眾多元素密切相關，包括社會教育、藝術傾向等等。所以我想，它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而是很複雜的。

　　近日在北大開了一個會，討論把哪些中國作品翻譯成阿拉伯語比較合適。有人說國內這個作家不錯、那個作家也不錯，我就說，國內哪個作家不錯，跟要把它翻譯為阿拉伯語有什麼關係？沒有什麼關係！你在國內有好多粉絲，但到阿拉伯世界，大家都一樣。所以，關鍵還是得了解當地的讀者喜歡讀什麼，他們的藝術修養到了哪個層次。如果光看這個作家在國內怎麼樣，那是不行的，它沒有考慮讀者的問題。

　　至於要講好中國故事，要真正放在國際交流的語境中來談論。中國究竟是個什麼樣的國家，中國當下的特殊性究竟在什麼地方，這是很難講清楚的。但在交流和對比中，我們會有新的視角。有一個說法，中國人和印度人在討論問題時背後總是有一個美國人，這個隱形的美國人永遠在那兒聽你的。這是很有意思的說法。在文化上，要真正走出去，我們要了解國內外的具體情況，再去做真正有效的工作。比如，有人讓我翻譯孔子、李白的書，我就說，國外的譯本已經很多了，你再多翻譯幾種出來，也不能多走出去幾步。因此，要對國外知識界需要什麼，以及我們自身擁有什麼，都做詳細的考量。

　　我覺得，全世界最有活力的城市有三座：紐約、柏林和北京。北京雖然有霧霾，但是北京的文化創造充滿了活力。這就是當下中國的縮影，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如何將這種活力呈現出來。我們要向全世界講述中國故事，那麼光講述古代的故事肯定沒有什麼意思，還得講當代中國的事情。當然，中國的當代也並不是與歷史完全隔絕開來，而是二者的融合。

　　歐陽江河：

　　藉助詩歌的聲音

　　在與國外一些詩人、譯者聊天時，他們總說，西方人要了解關於中國的故事和形象，往往都是通過政治的層面，但你們的詩人形象、詩歌形象在哪裡？我們非常想通過你們詩歌的聲音來了解你們這個國家，但是這個聲音是整體缺席的。我們一般認為是翻譯的原因，我們去看西方的書店，幾乎看不到中國的詩歌，也許有幾本關於古代詩歌的。這可能是出版的問題，但如果我們把出版看作是一個商業活動的話，那麼詩歌又沒有辦法獲取相應的回報。所以它到底是一個經濟問題，還是一個翻譯、交流的問題呢？或許還是寫作本身的問題，多種元素混在一起。

　　另外還有閱讀的問題。如果我們的詩歌是寫給普通讀者看的，那麼你拿到西方去，就行不通，因為西方讀詩的人，尤其是讀翻譯詩的，一定是精英，一定是知識分子，那麼知識分子就一定有問題意識，他們就帶著經濟的、政治的、倫理的問題去看待這些作品。所以我覺得用詩歌講述中國故事是非常複雜的問題。我一直認為，講好中國故事的問題，不但是一個如何寫作、如何出版、如何翻譯的問題，也是一個如何在閱讀和傾聽中相互交流的問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講的可能是詩歌的漢語本身的故事，講的是一些有意思的事情，而不僅僅只是他們想要聽到什麼，我們就去講述什麼。

　　我也經常在思考一個問題，就是如何用詩歌處理我們複雜的偉大的時代？詩人的語言、詩人的思維能力、詩人的原創力、詩人的處理能力等等，要儘可能廣泛，儘可能原生態，活生生地把這個時代呈現出來。我們都想對中文寫作有一點點貢獻，在寫作之後這個語言發生了一點點變化，哪怕是一些破壞性的東西也沒關系。

　　既然是用詩歌來講述中國故事，那麼中國的詩歌應該呈現一些西方詩歌沒有的東西。比如新的美學立場、新的詩歌題材、新的寫作方案和原創性的「閱讀力」。作為詩人，不需要任何回報，而應該想怎麼回報別人，特別是回報讀者、譯者。假如讀者是一個受過專業訓練的人，他就會一眼認出另一個被文學專業訓練過的頭腦，這個就是文學的回報。

　　我們現在一直強調「走出去」，那麼中國的媒體應該向詩歌借一借力，借一借品位，借一借想像力，因為這些東西都太少。這樣，我們的國家形象才會更加的美好。

　　劉立云：

　　沉下去，讓大地開口說話

　　用詩歌講好中國故事，我理解，決非背離詩歌的初衷和本意，讓詩歌充當意識形態的附庸，而是召喚詩人用詩歌「恰到好處地」呈現中國當下生氣勃勃的時代風貌和精神實質，對中國已經發生和正在發生的歷史，做出自己的「公斷」。說到此我要申明，前面引用的「恰到好處地」和「公斷」兩個詞，出自美國詩人惠特曼《草葉集》序言之中。惠特曼是這樣說的：「總統不應該是共同的公斷人，詩人才是。在人類中，偉大的詩人總是保持均衡的人。放錯位置的東西沒有一件是好的，恰到好處的東西沒有一件是壞的。」接著他又說：「偉大的詩人的優點不在引人注目的文體，而在不增不減地表達思想與事物，自由地表達詩人自己。」我之所以引用這兩段話，一是因為惠特曼是我們公認的關注時代的大詩人，二是我認為一百年後正處在偉大復興時代的中國，與一百前美國的崛起，有著驚人的相似性和可比性。像惠特曼用詩歌講述美國故事那樣講述中國故事，對我們這個風起雲湧的時代來說，顯得既急迫又有很高的難度。要跨越這種難度，我感到必須解決三個問題：一要沉入現實的激流中，二要有公正的歷史觀，三要有一顆博大的心臟。詩人們只有在這三方面作出不懈的努力，才有可能讓腳下這片既生氣勃勃又困難重重的大地，通過我們的詩歌開口說話。

　　先說沉入現實的激流中。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科學技術和國際地位，包括大眾的思想、行為和生活方式等等，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國延續了幾千年的傳統社會正被以經濟生活為核心的現代社會所取代，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而且，這種被國內外有識之士稱為「中國故事」的時代變化，繼續在各個領域廣闊深入地進行著，許多事物的發生和發展，早已超出了我們的預料。現在，我們提出用詩歌講好中國故事，如同歷史給我們這個民族的發展提供了難得的發展機遇，我覺得時代也為我們詩歌的崛起提供了難得的機遇。前提是，我們必須看懂這個時代，從哲學、政治學和社會學的高度把握這個時代給我們帶來的這個機遇。不過，讓人遺憾的是，從普遍意義上說，我們的詩歌創作至今為止，還沒有顯露出異軍突起的跡象，具體表現在我們的創作格局不是越來越大，反而越來越小；作品的個性或特色不是越來越強，反而越來越弱，歐化和同質化的趨勢也越來越嚴重。詩人越來越落後於時代，越來越自以為是，越來越沉湎於個人的生活遭遇和內心衝突之中。無法突破生活的局限，難以改變傳統的思維模式，處在現實生活的激流中卻對其熟視無睹，使我們的一些詩歌因伴隨著精神的萎靡而成為自我欣賞的心靈雞湯。分析其中原因，恐怕與我們缺乏雄心勃勃的詩歌理想，躲避有難度的時代寫作，甘願依憑慣性力量隨波逐流有關。至於「詩歌應該與現實保持距離」、「貼近時代的寫作將妨礙文本的純粹」云云，則成了某些人面對時代無能為力的一種遁詞。在當前，主動沉入現實的激流中，積極擴大自己的政治和社會視野，誠實地改變自己的創作姿態，努力從波瀾壯闊的現實生活中尋找到新的創作方向，是我們必做的一件事情。否則，我們將失去歷史給我們帶來的機遇，愧對詩歌作為時代的觸鬚而給予詩人的榮耀。當然，在我們的詩人中，也有人清醒地意識到了這一點。在這裡，作為一個例證，我要說到浙江青年詩人陳人傑為此付出的努力。因為在兩天前，我剛去拉薩參加他的作品研討會歸來。他3年前主動加入援藏幹部的行列，在西藏那曲擔任地委副秘書長和申扎縣委副書記。3年過去，他作為援藏幹部被評為全國帶領群眾奔小康十大傑出人物之一，在詩歌寫作上也因為用生命去觸摸那一片熱土而有顯著的提升。難能可貴的是，當他認為自己的心靈洗禮和詩歌再生還沒有完成時，又申請延長一輪援藏時間。在海拔4800多米的地方待下來就不容易了，他還要跋山涉水，與藏族同胞同吃同住，幫他們解決生產和生活存在的種種問題，就更不容易了。讀了他新完成的由30首短詩組成的《西藏書》，從他對那片神秘土地的認識和那些帶著顆粒飽滿的生活質感的詩句中，我不得不承認，現實生活對他的饋贈是慷慨的，他的努力行之有效。

　　其次，要有公正的歷史觀。讓我想到這個問題的，是中國作協幾個月前召開的草根詩歌座談會。讀了會議準備的14個包括郭金牛、余秀華在內的社會底層詩人的全部作品，我既為他們真實地抒寫社會現實而感動，也為他們對生活的艱辛幾乎千篇一律地發出哀嘆而惋惜。很明顯，這些年輕人有能力把詩歌寫得更開闊一些。他們覺得自己生不逢時，但是根本沒有意識到國家和民族，還有他們的父輩都曾走過艱難的歷程，更不可能把個人的命運與整個國家的命運結合起來，於是走進了自怨自艾、自憐自卑的逼仄小道。我想，越是在困難的時候，越需要我們具有公正的歷史觀，這樣才能從自卑自憐的沼澤里走出來，在心理上找到讓自己堅持下去的支撐點。與此同理，我們這些在詩歌創作上小有成就的人，要繼續走下去，也必須具備公正的歷史觀，對我們國家和民族走過的路、經歷的苦難和挫折瞭然於胸，才能沉下心來，冷靜觀察、清醒思考，蓄勢待發。甚至，有了公正的歷史觀，當我們在得到歷史的安慰和指引的同時，還能從歷史中獲得無窮無盡的精神啟迪和動力。作為參照，許多詩人奉為大師的博爾赫斯在這方面就是最成功的一例。博爾赫斯在失明後，有個重要的創作母題，就是通過先輩的遭遇，重新審視、敘述和評判阿根廷的歷史。他像書寫墓志銘那樣，冷靜地表達歷史，並確定了他作為歷史「見證人」的身份。他創造的猶如迷宮般的敘事風格，也得益於他深厚的史學功底和見地。

　　第三，要有一顆博大的心臟。中國故事旨在表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跋涉，理所當然屬於宏大敘事。它要求詩人必須擁有一顆博大的心臟、一副大包容和大悲憫的情懷。這顆心臟應該既容得下苦難、悲哀和滄桑，也裝得下曲折、傷痛和迷茫。或者說，我們的詩人既要甘於做一個普通人，就像塞弗爾特說的，用自己整整的一生，與那些一無所有的人，那些靠雙手謀生糊口的人走在一起；又要仰望星空，俯視大地，始終守住民族的良知，精神的貞潔。比如看待我們這個國家，我們這個許多人憤憤不平的社會，我贊同西川說的，我們既要承認它存在種種問題，又要在泥沙俱下中看到它充滿能量。而我們的任務，就是登高望遠，披沙揀金，把一個民族走向未來的艱難旅程和光輝夢想發掘出來。

　　臧棣：

　　重新發現漢語

　　當代詩自身的故事，特別是新詩的故事，怎麼講好它，一直都是大問題。新詩的歷程已逼近百年，但是在我們的文化場域里，耳畔經常回蕩著的卻是「新詩失敗」「新詩還不成熟」之類的聒噪或閑話。新詩的文化形象和當代詩的文化形象也一直都很不清晰。最常見的尷尬是，「大眾」經常會被作為一個借口，被僭越用於對當代詩的指責，諸如，詩歌越來越遠離讀者，越來越脫離大眾的現實。而知識界對新詩持有的懷疑態度，幾乎從未消除過。

　　這裡，我們不妨就先說說「詩的失敗」。詩，本來就是一種失敗。里爾克早就亢奮地申明過：「有何勝利可言，挺住意味著一切。」所以，從趨勢上講，從表達上講，從創造性上講，詩的實踐就在它敢投身於高貴的失敗。詩的失敗造就了詩的獨異。詩的可貴，詩的好，也在於詩敢於失敗。意識到這一點，我們又會發現，詩作為一種語言活動，其實和人們試圖強加給它的失敗觀感，沒什麼太多的關係。流行的詩歌觀念，習慣把詩歌作為一種時間現象來看待。片面地看，這也許有部分依據。但是，從根本上講，詩是一種變異，一種語言的游移，一種不斷流動的空間現象。詩依據規則行事。更重要的，也更有趣的，詩可以隨時依據已變異的語言情況來重新制定並協調自己的規則。也就是說，詩的規則不是一成不變的。新詩和古詩之間的關聯，是一種變異的語言關係。追究這種變異的起因，很複雜，但也可以概括地講幾點：一是語言的變異及其自身的發展，從高度概括演進到綿密描繪。這意味著，語言的變異其實也是認知方式的變化。二是變異也源於表達的功能在不同的歷史情境中的自我調整。古人講，詩言志。這個「志」，在古典的文化情境中，和情感、心性的關係更密切。但在現代世界中，這個「志」，更多的是一種心理意識狀態。所以，艾略特說，在現代，詩是生命的意識。詩，從情感到意識的變化，必然透過語言表達的變化，影響到詩的風格標記的辨識。

　　如何辨識，的確又涉及到我們對詩和中國經驗之間關聯，以及漢語和中國故事之間的關係的重新體驗。

　　而如何用詩歌講好中國故事，我個人覺得，最重要的，首先是講好現代漢詩自己的故事。而講好現代漢詩自己的故事，關鍵在於重新認識漢語和當代詩之間的關係。比如，詩和現實的關係，其實也是語言和現實的關係。而我們知道，語言本身就是一種現實。但在我們的語境中，好像總覺得，在語言之外有一個需要被解釋、被揭示、被表達的現實。現實外在於語言，其實是一種特殊的人生感觀。最根本的，還是語言本身就是現實。作為現代詩人，我猜想，我們大抵也有默認沃爾科特表達過的一種信念：改變我們的語言意味著改變我們的生活。新詩自誕生之日起，幾代詩人一直努力從事的工作就是，通過改變漢語來改變我們的生活。這種改變，不完全是被迫的，它實際上也源於漢語自身的命運。

　　從某種角度講，我覺得我們的麻煩在於看待這一命運時，思想不夠深邃，眼界太過拘泥。受西方思想的影響，我們的文學潛意識裡，命運似乎是悲劇性的。但按照古人的直覺，命運就是命運，而且很可能它帶有很深的喜劇意味。從這個角度，看當代詩對現實的表達，我覺得，我們確實需要做出某種審美上的調整。我覺得，當代詩太喜歡抱怨，甚至把抵抗作為一種高級的抱怨，然後再用詩的抵抗和現實撒嬌。詩的抱怨，在本質上其實是一種不自信的表現。就我自己的感受而言，我覺得，現代詩經過了百年的歷練，在某種意義上，我們確實面臨著惠特曼曾置身過的詩歌情境。用新的氣象、新的態度去展示漢語對中國的現代命運的詩性的發現。

　　藍藍：

　　你，或另一個人

　　今年5月，我到河南寶豐張八橋鎮白塔營村小學，給那裡的孩子們講過課。這個小學的生源來自周圍三四個自然村，整個學校也就100名左右的學生。他們中有相當一部分父母都在外打工，爺爺奶奶留在村子裡照顧這些孩子。這座學校，就是我上小學一年級時的母校。

　　今年6月，我又隨一個朋友去其故鄉過了幾天，那是豫西的貧窮山村。我親眼看到一個老人守著一眼快要坍塌的窯洞，真是家徒四壁。很多村莊的院落長滿了荒草，相當多的村民紛紛逃離村子到城市討生活。2008年時，中央黨校一位經濟學教授曾到河南豫東地區考察，他問當地的農民，國家給每畝地多少補助，他們才願意留在家鄉種地？農民給他算了一筆賬，扣除化肥、農藥、澆水用電、人工等，每畝補助400元才能持平，干一年活兒，才能不賠也不賺。而豫東平原大約13個產糧大縣，每年的小麥產量約佔全國小麥總產量的四分之一，但那裡的農民平均年收入不到1000元。2013年至2014年，我國小麥進口突破了 1000萬噸，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麥進口國家。也就是說，當農民越來越多地逃離土地的時候，一個國家的糧食安全就成了嚴重的問題。

　　我從不認為這些事實和一個詩人沒有關係——只要你每天端起飯碗，你要靠麥子、菜蔬活下去，它就構成了你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無論你住在京城還是住在鄉村。當然，一個詩人的日常生活不僅僅包含這些經驗感受，它也包含了其他的內容，譬如昨晚我看到一輪明月高懸夜空，我會叫孩子們出門看一看這大自然驚人的美麗，這同樣也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是說一個詩人只寫有普遍性的歷史經驗才有價值，寫「人閑桂花落」就沒有意義——詩歌永遠有超越現實的那一部分，有它要建立美學秩序的重要任務，但是，我依然同意美學就是倫理學這樣的論斷。正如今天，我們坐在這裡討論「詩歌與中國經驗」這樣的話題，我就會想，什麼樣的經驗才能稱作每個中國詩人都共同具有的「中國經驗」？如果有，那麼它是否就是從個人感受出發的、願意抵達他人的經驗和想像力？一個漢語詩人極其個人的感受思考，是否也構成「中國經驗」的一部分？在這樣的經驗里，表達痛苦、歡樂、思索，有沒有被預先設定的主題？個人——尤其是個人的情感與經驗的社會化意義到底在哪裡？作為人類的人的整體感意義到底在哪裡？

　　與美學的「遠見」相比，一個詩人獲得觀察當下生活「完整性」的視角，更符合他的美學道德。這是因為惟有洞悉真相的完整性才會避免使一個人僅僅停留在書本上、僅僅停留在對詞語的想像中，才能真正從「個我」走向「他者」、走向更為廣闊的精神世界——如果「善良」這個詞意味著對他人的痛苦的想像力的話。這也是因為，站在一個抽象的立場說話，不需要聽到卑微的個人的聲音。惟有個人的聲音，構成了歷史最真實的那一部分。同樣，生活的真實一旦被納入歷史之中，它為我們提供的不光是對細節的感受，而且還有將知識轉化為思想的「酶」——「如果沒有思想，也就沒有真正的善良和崇高的仁愛。」(加繆)

　　面對感受的複雜性和表達的豐富可能，我想起葡萄牙詩人佩索阿。這位奇特的詩人一生用了72個名字寫詩和文章。在他身上活著一群人，有時他是一個牧羊人，有時他是一個思想者，有時他是一個隱士。蘭波也表達過這樣的願望：「我是另一個人。」你是你，你又是另一個人——關鍵在於你想成為什麼樣的一個他者。這個他者與你的真實身份是統一的還是分裂的，是矛盾的還是契合的？你的文化身份是幻想的還是歷史真實境遇中的？而另一個重要問題的是，你要怎麼樣去寫好與你的經驗和感受相對稱的詩篇——改變語言，有時就意味著改變世界。寫好一首詩，意味著去「構建一種情景性的意義模式」，此種情景和意義，對於一個中國詩人來說，就是如何在一個「永恆」的背景和實際的歷史條件中，處理好當下複雜的歷史經驗和個人感受，並將它的意義帶向持久的「當下性」和內在的精神圖景。

　　崔艾真：

　　詩意無處不在

　　在今天的座談會上，大家結合自己多年的詩歌創作實踐，探討了作為一個詩人，如何用詩歌這個藝術形式來講述中國故事、詩歌創作與中國故事之間的關係。大家就詩歌敘事的可能性、詩歌觀念的分歧、中國詩歌在世界的影響力等問題，發表的觀點精彩而獨特。

　　人對詩意的存在是有一種本能的接受力的，詩歌藝術與人的審美本能似乎有一種神秘的關聯。不管你是不是詩人，在生命過程里，相信每個人都曾有被詩意打動的經歷，我們日常生活中最迷人的情感，大都是好的詩歌激發和給予的。讀到一首好詩，聽到一句詩意的話語，看到一幅詩意的圖畫，置身一個充滿詩意的空間，你會怦然心動，會有一種從俗世生活瞬間跳脫出去的美妙感。從這個角度可以說，詩歌是所有藝術形式里最具感染力的一種樣式，是距離人的精神審美需求最近的一種樣式。

　　人類面對的難題從本質上說都是一致的：生老病死，善與惡、愛與恨、戰爭與和平……我們知道，用詩歌的方式，包括用任何一種藝術形式，是解決不了這些難題的。但作為詩人，卻可以用詩的方式，在人類面對這些難題、解決這些難題的漫長的艱辛卓絕的過程中，注入一些詩意，如普希金所說，「用詩歌喚起人們善良的情感」，優秀的詩歌應該有這樣的功能。

　　微至蟻蝶草木，宏至社稷江山，用詩的目光打量世界，詩意就會無處不在。用詩的語言點染人心的細密與遼闊，吟唱生命的靜謐與喧囂，訴說世事的滄桑與風霜，這也許就是詩歌作為一種藝術的天然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