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公租界外灘「華人與狗，不得入內」 歷史上真有這件事？

來源｜騰訊網 原文摘自《鬼子來了》，楊奎松 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7月

《精武門》劇照，陳真踢碎寫有「狗與華人，不得入內」的木牌，圖源網路

大概年長一些的中國人，都會對一百年前上海公共租界外灘公園門口樹有「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侮辱性告示的事，有點印象。從五六十年代的大陸舞台劇，到七八十年代的香港電影里，都當作國人的屈辱記憶，有過反映。但歷史上真有這件事嗎？因為從未有任何實物或影像資料留存下來，因此，史學研究者對此或不免有些懷疑。1994年，一位研究上海租界史的研究者就此做了一番考證，最終認定「這是一個人為編造的故事」，因為他翻遍租界工部局的相關規定，沒有找到這樣的條文。然而，文章一發表，就引起軒然大波，據說反駁的文章一時間「排山倒海」。一些人舉出了1903年周作人白紙黑字的日記。周寫道：「上午乘車……途經公園……惟中國人不得入，門懸金字版一，大書『犬與華人不準入』七字。」類似的文字，也陸續可以在姚公鶴、郭沫若、蔡和森等人1917、1923年的著述文章中找到。1928年6月1日租界工部局取消了限制華人進入公園的規定後，英文報刊上也有文章提到說，此前確實存在過「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規定。

進入21世紀後，先是國外學者，繼而是大陸學者，又就此發起了新一波考證潮。這一回研究者們更細緻地考察了公共租界當局相關管理規定的歷史變化情況，並且更全面地搜集研讀了那個時代中人有關這一話題的各種文字記述。通過對上海公共租界相關管理規定，以及對租界中華人為公園規定與管理方交涉史料的細緻考察，不僅沒有找到把「華人與狗」並提的禁止文字，而且注意到外灘公園自開園起，租界管理規定多次修訂變動的情況和原因。這裡面最值得重視者有三：一是公園並非開始就禁止華人入園，相關規定是開園十六年後出現的；二是針對華人的規定自1884年制定，1913年取消，這些年也並非完全不許華人入內，1889年後即採取了發放遊園券的辦法，允許少數租界華人入園；三是禁止華人入園的規定文字從未與狗並列，禁止對象基本上是特指的，如「No dogs or bicycles are admitted」（狗與自行車不許入內），「No persons are admitted unless respectably dressed」（衣冠不整者不得入內），「Children unaccompanied by Foreigners are not allowed in the Reserve Garden」（兒童無外國人陪伴不得進入公園），等等。專門針對華人的規定只有一條，即「No Chinese are admitted, except servants in attendance upon foreigners」（除外國人仆佣外，華人不得入內）。

與1994年那次相比，這一回報刊、網路上的反應完全不同了，批評反駁的文字幾乎不見了蹤影。極個別網路媒體使用了有質疑口吻的標題，內中卻也承認當年上海外灘租界公園管理規定中確實沒有「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文字。反過來，無論是研究者還是編輯記者，倒是從當年華文報刊文章中發現了不少國人反思檢討的文字，因而頗受觸動。例如有多位研究者和編輯記者撰文介紹稱，外灘公園1868年建成後，原本不限制華人入園，「因華人既人數眾多，占其良好之坐位，復因無公德心之華人，箕踞眠卧，遍地吐痰」，「隨意采折花木」，「小孩子到處撒尿拉屎」，並亂丟垃圾，租界當局至1884年才不得不出台禁止華人入園、禁止腳踏車入園、禁止采折花木、禁止無成人陪同的兒童入園等規定。幾年後，為平息租界華人的不滿，租界當局還在蘇州河邊另建了一座公園，專供華人遊玩。然而，該園的多數設施不久就被毀壞殆盡，連一座作為公園標誌的用石麟馱起來的銅質時刻表也不知去向，石麟變得殘缺不全，兩邊翅膀和嘴裡的舌頭都斷了。毛澤東後來的岳父楊昌濟留學回國途經上海，就曾明確表示認同限制華人入園的規定。他寫道：「華人如此不潔，如此不講公德，實無入公園之資格。」1928年，外灘公園被迫向華人全面開放之日，不少人又不能不開始擔心了。他們或勸告國人「勿隨地吐痰」、「勿到處小便」、「勿動手摺花」、「勿亂棄渣滓」，或教授維護公共衛生的具體方法：吐痰要吐在手帕里，不要在公園內吃東西……

既然如此，那麼能不能像有的網路媒體似的，就此得出結論，說過去圍繞著「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傳說與批判，根本就是一個「流傳了一個世紀的謊言」呢？抑或能不能像有些研究者或編輯記者所講的：「所謂『華人與狗不得入內』，事出有因，與其說是帝國主義的壓迫和欺凌，倒不如說是我們給自己臉上抹了黑」？坦率地說，這類說法都有點簡單化。

租界當局有沒有將「華人」與「狗」並列在一條規定當中，嚴格說來並不重要。把華人列入禁止入園的對象，與「狗」、「腳踏車」以及「衣冠不整者」等一併公布在一張告示里，這樣做本身就註定會造成「華人與狗」的歧視效用和恥辱聯想。至於說當年租界公園由開放到限制，和許多華人自身不檢點有關，雖不無道理，問題在於，時至今日我們照樣經常可以看到國人在公共場合大聲喧嘩、隨地便溺、亂丟垃圾、損毀公物等等不講衛生、不講公德的現象，但不要說在中國自己的國土上，即便是在外國，也再沒有相關管理機構會直接針對中國人張貼出「華人與狗」，哪怕是「華人」如何、「狗」如何之類的告示與規定了。對中國人此種行為極為反感的一些國家的重要旅遊點，充其量也只能專門製作中文告示以告誡中國遊客，上面的行文還得注意禮貌，通常都會用上「請勿」兩個字。

有人或許會說，這是因為中國人趕走了外國殖民主義者，實現了國家獨立，是國家強大的結果。但這並不能解釋為什麼外灘公園建成後十幾年並沒有制定那種明顯帶有歧視性的園規，更不能解釋為什麼1884年園規制定後又發放部分入園券讓華人入園，又另建華人公園提供華人休閑的場所，而1913年以後還取消了禁止華人入園的明文規定，到1928年更徹底地將公園對外開放了。這段時間的中國既未趕走外國殖民主義者，亦未取得獨立地位，離強大就差得更遠了。

解讀這段歷史，還需要回到當時的歷史背景，並結合當時人類社會文化思想觀念演進的經過去找原因。

這段歷史發生在什麼時間？1868年到1928年。直到18世紀末，中國留給西方的印象還大體上是神秘的、美好的。從12世紀的義大利人馬可·波羅，到15、16世紀葡萄牙商人吉羅

拉莫·蘇尼奇，再到16、17世紀義大利傳教士，包括這一時期在歐洲中世紀影響最大的胡安·岡薩雷斯·門多薩（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所著《中華大帝國史》（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and Mighty Kingdom of China and the Situation Thereof），幾乎都認同中國人「跟我們一樣白」，「與我們非常相像」，「穿著得宜」，「外型健康良好」。即使到17、18世紀，以利瑪竇為代表的眾多耶穌會士進入中國以後，他們傳送回歐洲的關於中國的信息，主要也還是一些物產富饒、官民和諧、社會發展水平高的「盛世」景象。這種印象也極大地影響到法國和德國的眾多早期啟蒙思想家。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就斷言：「中國在國家的治理上遠勝於文明的歐洲。」法國哲學家伏爾泰亦相信中國「在倫理道德和治國理政方面，堪稱首屈一指」。

然而，這種印象自18世紀初開始已經逐漸受到了挑戰。最容易形成對照的，就是英國作家威廉·坦普爾（William Temple）與笛福（Daniel Defoe）兩人作品中對中國截然不同的看法和評價了。前者主張開明君主專制，因而極力推崇中國人最有智慧和最講道德，中國的制度和文化都是最好的；後者具有強烈的民主意識，在他筆下，中國不過是專制帝王統治著一群傲慢、專橫、粗野、無知的人罷了。1793年英國馬戛爾尼使團訪華失敗，出版了《出使中國》（Our First Ambassador to China）等書，曆數了中國官員虛偽、傲慢和無禮的言行，更談到中國人的種種陋習和歐洲人無法適應的表裡不一。這些書還較多地談到中國人野蠻落後的一面，如稱：他們衣服非常臟也很少洗，虱子很多，且從來不用肥皂。由於缺少衛生意識及公德心，「很少用手絹，而是隨地亂吐，用手指擤鼻子，用袖子擦鼻涕，或者抹到身邊的任何東西上」。

19世紀以後，美國新教傳教士大量進入中國。他們基本生活在社會下層，掌握了大量有關中國社會狀況的第一手資料。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33年到中國，1877年回國，1883年出版《中國總論》（The Middle Kingdom），他的看法全然是批判性的。他指出：中國「整個制度是現存的最專制的制度之一，它像一張大網籠罩在社會的表面上，每個人在他自己的網眼中都是孤立的，可是又和他周圍所有的人在責任上聯繫在一起」。「皇帝是一切權力、顯貴和特權的源泉。他是宗教首領，唯一有資格拜天的人；他是法律的源泉，是獨斷專行的。」「中國官員敲詐勒索、殘忍暴虐、虛榮自負」，下級唯有思謀瞞騙上級才能自保。中國的法律只是擺設，每個人都只顧自己。這種情況「抵消了中國人的真正活力」。結果，今天的中國「就像一輛沉重、破敗的大車在艱難地蹣跚前行，每時每刻都可能垮掉，碰得粉碎」。

值得注意的是，同為美國傳教士，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1872年來華，1926年返國，這期間接連出版了《中國人的性格》（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國鄉村生活》（Village Life of China）等著述，他對中國人的看法卻與衛三畏開始有些區別了。他的著作中同樣較多地談到了中國人的問題，比如，太講面子，太多禮節，太少同情心，太缺乏對細節的重視和對提升智力的教育，太保守，太自私，太缺少公德心和公利心，人與人之間，包括官民之間，都太缺少信任而太多相互間的猜忌等。但是，他同時也告誡西方讀者稱：「一些熟悉中國人及其生活方式的人……經常斷言，中國人不文明。這種判斷是很膚淺且完全錯誤的……我們如果被迫回到我們的曾祖父和祖父的時代，也許也會提出我們活著是否有價值這樣的問題。時代變化，我們也隨之改變。中國則相反，時代沒有變，人也沒有變，舒適與方便的標準與幾個世紀前一個樣。但只要出現新情況，這些標準也將必然要改變。這些標準肯定會與我們已經習以為常的標準相同。」

明恩溥在華生活的時間，恰好和我們這裡談到的外灘公園針對華人的管理規定從出台到廢止的時間基本重合。那麼，為什麼衛三畏的看法就和笛福的觀點那麼相近，明恩溥的看法卻不那麼偏激而較客觀了呢？這就和西方種族主義的高漲與退潮有關係了。

19世紀歐洲工業發展迅猛，全面推動了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文明化和法制化，並且加速了現代國際秩序和國際關係的形成，依舊極力維護傳統的落後中國的形象自然越來越差。隨著西方科學研究的精進，人類學、醫學日漸發達，古比諾的「人種不平等論」和斯賓塞（Herbert Spencer）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相繼誕生。這兩種學說極大地推動了西方種族主義的形成和高漲，並為19世紀後半期和20世紀初西方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政治的通行，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資源。

但建立在西方自由、平等、博愛基礎上的人權思想和民主政治的潮流，也在廣泛生長中。英、美等國反對種族主義及其奴隸貿易與奴隸制的思想和運動，幾乎同時先後蓬勃興起。1807年和1833年，英國議會在公眾力量的強大壓力下，先後通過法案，廢止了奴隸貿易及奴隸制。在國內公眾力量堅持不懈的推動下，英國政府還對西歐各國政府施加壓力，最終迫使各國逐漸就廢止奴隸貿易和廢除奴隸制問題達成協議。正是在此背景下，從1860年開始，到1866年結束，美國政府亦通過長達將近六年之久的戰爭，打敗了拒絕解放黑奴的南方聯盟，也在法律上宣告了奴隸制的終結。這一歷史進程固然不可能一舉消除種族主義，卻對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合法性構成了有力的挑戰。再加上19世紀末20世紀初民族主義在世界範圍內強勢生長，公開的種族歧視和種族壓迫言行，在西方竟逐漸變成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了。

這也就是為什麼進入20世紀後，西方在種族問題上，包括對中國的看法，又都逐漸開始發生某種程度的改變。美國學者伊羅生（Harold Isaacs）就美國的中國形象做過較系統的研究和考察。按照他的分期，18世紀美國人對中國的看法是「尊敬」的，1840—1905年間基本上是「厭惡」的，1905—1937年間則明顯變得比較「善意」了。顯然，這種情況並不僅僅發生在美國，事實上自20世紀初開始，主要西方國家輿論對中國的觀感大都漸趨客觀，善意的評價也逐漸多起來了。

由上可知，上海租界工部局在外灘公園華人入園規定問題上的措辭及其改變，很大程度上其實是與西方國家那段時期的歷史密切相關的。（文/楊奎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