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流十道】尊孔不尊墨，宗周不宗商，難怪中華文化輸的這麼慘|董碩

06-08

今人研究國學，無不推崇三代之治，三代中的夏因史料不足，今人又無法破譯夏代文字，已不可考，但是商周兩代的原貌，我們還有相當的文獻可供參考的。儒家取法周禮，這一點在今天的學術界看法基本一致，但是墨家理論，一般人總認為是墨子的獨創。不過小子認為，任何一種理論都不會憑空出現，總會有源頭，在此小子分析一下商朝禮法與墨家思想的淵源關係。

要討論二者淵源，就要先了解商朝禮法制度的特點。孔子曾說周承商禮而進行了一些改變，按照這種說法周禮似乎與商沒有大的區別，事實是否如此呢？在以前，我們了解商朝只能通過西周春秋戰國的材料做間接了解，時間上隔的較遠，周朝又是滅商的敵對關係，資料的客觀性很難得到保證。不過安陽殷墟的發現，為我們了解商朝提供了第一手直接資料，我們先根據據楊寶成著《殷墟文化研究》看一下商朝制度與西周有哪些區別。並對比儒墨兩家理論，作出補充。

第一、在商代社會裡，女性的社會地位是比較高的，女性貴族不僅可以參與國事，而且還可以擁有軍事指揮權，這就是為什麼周武王伐殷時指責殷王紂「維婦人言是用」。殷人這種男女平等的歷史，被後人演義為「紂王與蘇旦妃」的商紂王淫亂失國的故事。這裡多說幾句，武王伐紂為紂王定下了「六大罪狀」，這六條罪狀模稜兩可，很難看出紂王這個人到底壞有什麼具體惡行，結果後代層層加碼「戰國增二十項，西漢增二十一項，東晉增十三項……」到了明代許仲琳寫《封神演義》時，就集中夏桀到明代朱家這幾千年中國歷史上所有暴君的行為於一身了。所以《列子·楊朱》中說：「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紂王在後代的層層「修飾」後，就成了天下暴君的代言人，怎一個「冤」字了得？說多了，回正題。

第二、殷人信仰上帝，所以除了祖宗祭祀外，還有更為隆重的上帝祭祀活動，這就是周武王所責怪的「自棄其先祖肆祀不答」。大家在此可做對比分析，孔子主張「敬鬼神而遠之」；而墨子主張明鬼，「官府選效，必先[鬼神]，祭器、祭服畢藏於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牲不與昔聚群。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對比後我們可以看到，墨家的鬼神信仰是接近商朝的上帝信仰的。

第三、殷人的社會階級結構主要分為三類，一是王、二是眾人、三是戰爭奴隸。凡外族奴隸逃往殷國，就獲得自由，所以其它國家的奴隸常常選擇逃往殷國，這就是周武王責怪的「乃維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商是從游牧民族發展而來的（關於這點將在文章最後附加論證），人口流動性很強，人的自由度也高，在社會組織方面，與社會結構相對穩定的農業國「周」有很大不同，這段描述的制度特徵與墨家的聯繫暫且不論，第四點時一併論證。

第四、殷朝用人不重視家庭身份，王族成員並沒有多少委任官職上的特權，這就是周武王責怪的「遺其王父母弟不用」。這點再加上第一和第三點就是儒墨最大的分歧了，儒家承襲的是周禮的親親和尊尊，而墨家發對親親主張兼愛，並提出「人不分長幼貴賤，皆天之臣」的平等觀。從這裡我們看到，墨家的主張與商朝禮法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墨子本身就反對在任用人才時分親疏貴賤「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以這一點為根據，墨家出於商的結論，似乎呼之欲出了，不過不要急，後面更精彩。

第五、殷人重視工商業，掌握了當時最先進的青銅製造業技術，崇尚經商謀利。這裡就更精彩了，墨子本身出自工商之民，手工技術更是其招牌，就連公輸班這個傳說中的巧匠都有所不及，墨子兼相愛交相利下的大社會，更是商業社會的客觀需要。

第六、殷人傳統不講人治，而講法治，開創了中國古代的法制文化。周朝建國，減輕了殷人的刑殺，但也因此倡導「德治」，留下了對中國影響深遠的德治人治和等級特權禮制的傳統。治理天下不可能沒有法，儒墨也都離不開，但是側重是明顯不同的。墨子專有一篇《法儀》論法，並有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的法治傳統，而儒家「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明顯偏向德治。法先德輔和德先法輔是一道選擇題，在今天的世界似乎已成定論，而在中國「德治、人治」之聲總是反覆在儒家群體出現，這一點值得思考。

分析完商禮，在分析一下孔墨二人的所處環境。孔子居魯國，魯國第一位國君就是周公之子伯禽，所以，孔子是得了周禮的真傳的。墨翟為宋國人，曾長期居於宋、楚兩地，宋楚皆為殷商遺民，宋的第一任國君是微子啟，楚則是商時的東夷後人。從出身上講，兩人各自繼承了不同的禮法傳統是有環境根據的。

說了那麼多，最後需要點一下題。我為什麼說孔周與墨商，是中華文化曾經的可選項呢？在這裡講兩段歷史。

第一段，武庚之亂。武庚是商帝辛的太子，商雖然為周所滅，但是商朝畢竟是大國，殷商族裔人口龐大。周王朝剛剛得天下，根基尚不穩，周武王採取了周公旦的建議，依照殷商部族的傳統，再立商帝辛的兒子武庚為新一任的商王。武王和商朝遺民選擇了武庚，而沒有選擇與周更為親密的微子啟（商朝的繼位順序不是單純傳子，兄弟繼承也是慣例），說明武庚這個人的人品威望能力不凡，武庚治理殷地很得人心，並統戰了管叔度、蔡叔鮮等三監，這還不算，武庚居然還聯繫上了與商多年征戰的東夷幫助他，政治能力可見一斑。最終武庚叛亂，戰爭足足打了4年，要知道武王伐紂也不過打了幾個月，可見這一仗稱得上勢均力敵，也能看出武庚也應該有相當的能力和民心支持。如果武庚打勝了，會不會是又一個「少康中興」的故事呢？歷史為戰勝者所寫，在周朝留下的典籍中，殷人的亡國成了罪有應得，殷文化也成了只講刑殺、淫亂、謀利的罪惡的文化，將殷人的成就蓋了一塊黑幕。但其實，春秋戰國動蕩所摧毀的，正是周朝和周文化的統治者，而殷文化的許多優秀要素，則通過後來的道家和墨家傳下來。

第二段、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春秋戰國時期了。春秋時期禮崩樂壞，周文化衰敗，諸子百家各言治國理念。黃老以古之道術為根據，推崇黃帝時代；墨子「棄周禮而用夏政「（這裡我分析是個誤讀，商的優秀已經被作為勝利者的周埋沒，所以到底是夏還是商已經說不清了，也可能夏商兩朝是一脈相承區別不大，但是夏的歷史在今天已不可考了）；孔子奔波於諸侯，希望復興周禮。可以說，當時的歷史選擇那一家都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西漢就選擇過黃老一脈的古之道術。

歷史的選擇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農業經濟的主體地位確立，和大一統的國家模式，使得選擇儒家有了相當的必然性理據，但是歷史也同時證明，曾經輝煌的商朝和商朝的禮法、政治也能在中華大地上創造輝煌，而歷史的偶然性讓中國與商禮擦肩而過。歷史已經做出選擇，推敲歷史並不能改變什麼，但是能讓我們知道，中華的歷史文化是多樣的，不止有過周制一種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