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一帶一路」在某些國家(甚至親華國家)遭到質疑、曲解？

「一帶一路」涉及包括東南亞、中亞、中東歐等地區在內的60多個國家，是世界上距離最長的經濟走廊和跨度最大的文化工程。由於各國與中國的關係狀態不同，對中國的認知、感受不同，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戰略意圖理解不同，難免出現慣性思維、對接困惑、認知落差、現實憂慮等問題，這也是「一帶一路」倡議在一些國家被曲解、誤讀，而另一些國家表態積極卻行動遲滯的原因所在。

伴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廣，合作的展開，項目的啟動，國際社會對「一帶一路」的關注熱度始終不減，各種討論、議論甚至爭論從未間斷過。據統計，2013 年9 月至2015 年2 月，海外媒體有關「一帶一路」的英文報道有2500餘篇。從中可以發現，國外媒體、專家學者一直試圖搞清楚「一帶一路」倡議的目的;不同國家、地區的媒體、專家紛紛從各自立場進行解讀，給出了差異巨大、甚至截然相反的評議。①

應當充分肯定的是，黨和國家領導人多次在出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時介紹這一倡議的理念、宗旨和目標，並與這些國家的領導人達成合作共識;國內主流媒體也投入其中，全力進行宣傳報道。但是「一帶一路」畢竟涉及不同地域的60 多個國家，每個國家的政治制度、經濟狀況、社會文化習俗、歷史發展軌跡不同，對於中國的認知與評價也有所不同，這就使得「一帶一路」的共建與對接存在著一定的複雜性與不確定性。許多事例說明，無論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還是沿線以外的地區性大國，對於「一帶一路」倡議仍然心存疑慮。這些疑慮有些來自傳統偏見，有些則隨著「一帶一路」的推進而逐漸產生;有些屬於共性範疇，有些則明顯帶有某個國家的個性特徵。無論如何，這些疑慮的存在將會影響「一帶一路」共建的進程與質量，甚至直接影響其落地效果。有鑒於此，釋疑解惑應當成為包括媒體在內的對外傳播主體共同承擔的職責。

從整體上看，不同國家所質之疑、傳播主體當解之惑似應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即慣性思維、對接困惑、認知落差以及現實憂慮。

所謂慣性思維，是指人們基於以往的經歷與感受，對當前事物產生的一種套路性認知和刻板印象。例如「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後，美國彭博資訊等媒體為它貼上了中國版「馬歇爾計劃」的標籤，由此加深了國際社會，特別是一些歐洲國家對於「一帶一路」的誤解。眾所周知，歷史上的馬歇爾計劃帶有濃重的冷戰色彩，它體現了美國試圖通過經濟手段把復興歐洲與遏制蘇聯結合起來的戰略意圖。在實施援助的過程中，「馬歇爾計劃」還附加了許多不平等條件。在經濟上，它一方面促進了戰後歐洲的復興，同時也加深了歐洲國家對於美國的依賴;在文化上，美國通過大眾傳媒、影視產品以及各種消費品等推行美國價值觀，抵制和打擊左翼思想在歐洲的發展。由於西歐國家在戰後重建中有求於美國，它們不得不以犧牲主權為代價獲取經濟援助。

戰後美國對亞洲、中東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援助同樣如此。細察之下不難發現，美國發展援助(特指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援助)史上的任何一個重大決策，無論是杜魯門總統的「第四點計劃」，還是肯尼迪推出的「爭取進步聯盟」及和平隊，抑或是小布希政府的「千年挑戰賬戶」，都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特點，就是按照美國模式和標準塑造受援國的經濟和政治體制，冷戰結束後這種情況尤為明顯。例如小布希政府推出的「千年挑戰賬戶」，明確規定了受援國在市場經濟、政府治理、人權等方面所應達到的標準。為了得到美國的援助，一些發展中國家不得不按照這些標準對本國經濟甚至政治體制加以改造。這種以美國國家利益為旨歸的發展援助政策，或許暫時能夠給受援國的部分地區、部分階層帶來好處，但同時也會帶來各種各樣的問題，例如冷戰結束後美國在一些國家推動的民主援助，就引發了這些國家的政局動蕩，並間接導致其經濟發展的遲滯。因此，無論在美國還是在受援國，都有學者對美國的發展援助政策提出過質疑。令人感到遺憾的是，對於美國「援助套路」的質疑，也部分投射到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解讀中來。

以「一帶一路」旗艦項目——「中巴經濟走廊」建設所在國巴基斯坦為例。歷史上美國對巴基斯坦的援助(包括發展援助和軍事援助)與美國在南亞地區地緣政治利益的變化相契合，時間忽長忽短，數額忽高忽低。這使美國在巴基斯坦普通民眾心目中形象欠佳，媒體對此也有許多負面評價。2013 年5 月中國提出共同建設「中巴經濟走廊」的倡議後，巴基斯坦政府積極響應，其主流媒體均給予正面評價，幾乎形成輿論一邊倒的態勢。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巴基斯坦國內的一些重要媒體開始發出質疑聲，諸如中國在巴投資將會給巴基斯坦帶來沉重的債務負擔;中國公司的大規模進入將會控制巴基斯坦的經濟命脈;「中巴經濟走廊」建設獲益的只是中方，等等。雖然中巴兩國有著深厚的傳統友誼，雙方互稱「鐵哥們」，其輿論主基調是積極的，但不可否認的是，巴基斯坦國內存在著不同的政治派別，各派在「中巴經濟走廊」路線圖以及投資回報的利益分配等方面存在著不同看法，亦不排除「慣性思維」之下的疑慮與偏見。對此我們不能掉以輕心。否則，即便有了良好的開端，仍然有可能因為輿論的反彈而出現新的問題。

對接困惑

所謂對接困惑，是指「一帶一路」倡議應與沿線各國自身的發展戰略相契合，否則對方難免出現疑惑與排斥心理。「一帶一路」與俄羅斯「歐亞經濟聯盟」戰略的對接，就經歷了一個較為曲折的過程。

「歐亞經濟聯盟」由俄羅斯、白俄羅斯和哈薩克三國關稅同盟發展而來，2014 年5月，三國簽署了《歐亞經濟聯盟條約》。根據條約規定，「歐亞經濟聯盟」將於2025 年前實現聯盟內部商品、服務、資本和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並推行協調一致的經濟政策。2013 年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時，恰逢烏克蘭危機爆發前夕，俄羅斯官方與學界對此高度關注。由於當時對「一帶一路」的概念及其具體框架缺乏了解，不少學者將它等同於「西進戰略」，認為這一戰略的實施將會對俄羅斯的中亞利益造成衝擊。

隨著烏克蘭危機的惡化，加之西方國家的嚴厲制裁、國際石油價格的暴跌以及盧布貶值，俄羅斯經濟陷入困境。普京不得不放低姿態，調整策略，試圖通過與中國的經濟合作緩解西方制裁帶來的壓力。與此同時，中國方面通過各種渠道與俄方進行外交斡旋，包括在烏克蘭問題上支持俄羅斯政府，與俄羅斯外交部門、智庫、民間機構等進行溝通、對話等等。經過一番努力，俄羅斯國內對於「一帶一路」的質疑聲音開始弱化。

2015年5月8日，以紀念俄羅斯衛國戰爭勝利70周年系列慶典活動為契機，中俄兩國領導人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俄羅斯聯邦關於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和歐亞經濟聯盟建設對接合作的聯合聲明》，雙方商定將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與歐亞經濟聯盟建設對接，重點開展投資、金融、能源、高鐵等基礎設施的建設以及航空航天、遠東開發等領域的合作。7 月8 日，在烏法進行的一對一會晤期間，兩國領導人決定將上合組織作為絲路經濟帶和歐亞經濟聯盟對接合作的重要平台，進一步拓寬兩國務實合作的空間。至此，中俄之間備受矚目的「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合作終於應聲落地。由此可見，從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到俄羅斯接受並正式加入歷時兩年，其間俄方經歷了由質疑、排斥到批評聲音漸趨緩和，最終產生認同、實現對接的過程。雖然其中存在著某些有利於對接的外在因素，但是中國方面持續不斷的、深入的溝通對話是功不可沒的。值得注意的是，俄羅斯尋求「歐亞經濟聯盟」與「一帶一路」對接的初衷，是抵抗來自西方世界的制裁壓力，而當這方面的壓力減弱或消失後，俄對「一帶一路」是否能夠保持原有的熱度，是存在某種不確定性的。因此，在「一帶一路」推進的過程中，中國方面應當將俄羅斯作為重要的共建者對待，充分考慮「一帶一路」與「歐亞經濟聯盟」項目的契合程度，同時加強溝通，釋疑解惑，穩定關係，避免新的矛盾與衝突出現。總之，在「一帶一路」倡議推進的過程中，與沿線國家自身戰略的對接是十分必要的。

所謂認知落差，是指中國的形象自塑並未在對象國受眾那裡獲得相應的認可，二者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反差。以非洲國家對中國的印象為例。改革開放近40 年來，中非關係逐漸升溫，經濟合作日益多樣化。近年來，隨著包括高鐵、高速公路、基建、工業化等一系列合作項目的展開，「一帶一路」已經延伸至非洲全境。那麼，非洲人如何看待中國，他們對中國的認知與評價是否符合我們對自身形象的預期呢?

2014 年，有研究者發布了一個「非洲人眼中的中國形象」的調查結果。②具體來說，研究者以非洲五國(奈及利亞、安哥拉、尚比亞、辛巴威和南非)五份英文報紙的電子版(包括一個新聞網站)為調查文本，以「中國(China)、非洲(Africa)、相應國家名稱」為關鍵詞，每份媒體提取檢索結果的前100 項，共500 篇報道，檢索時間段為2010 年1 月至2013 年8 月。儘管檢索範圍有限，媒體視角與普通民眾亦有差別，但這些檢索信息仍然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非洲人眼中的中國到底如何。調查結果顯示：非洲人首先肯定中國是他們的「良師益友」。以明確的語言讚譽中國的信息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肯定中國本身在經濟、科技等方面發展;肯定中國通過投資、援助和商貿等對非洲發展做出的貢獻;與西方國家相比，肯定中國是一個更為平等的合作夥伴。但調查同時反映出一個問題：中國在非洲整體呈現的是一個「經濟大戶」的形象。調查提取的500 篇報道涉及經濟、政治、體育、文化、科技、教育等多個方面，但是五個國家的新聞報道幾乎都是以經濟為重，政治為輔，其他信息涉及不多。而在經濟類報道中，五個樣本媒體對中國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中國在非洲攫取資源;中國人搶奪當地勞動力市場;中國商品量多質差;中國企業不遵守當地法規。這種印象一方面與西方媒體長期以來的影響有關，同時與我們自身行為不當也有一定的關係。

無獨有偶。2016 年11 月4 日，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在報道中援引了民調機構非洲晴雨表(Afrobarometer)最新公布的調查結果。調查顯示，63% 的非洲人認為中國在非洲的影響力是積極的，甚至是非常好的。只有15% 的人認為中國的影響力威脅到非洲。但調查同時顯示，「錢是中非交流的語言」。調查還顯示，增強中國在非洲影響力和歡迎程度的並不是中國文化或中國語言，而是中國給非洲帶來的商機。由此可見，長期以來中國傳遞給非洲的主要是一個經濟形象。當然，這似乎也在情理之中，畢竟非洲需要技術、資金支持來實現自我發展，而中國已經成為非洲最大的貿易夥伴。但是如果中國在非洲人的印象中只是一個「暴發戶」或「錢袋子」，就比較被動了。非洲調查給予我們的啟示是：除了經濟方面的努力之外，中國有必要調整對非戰略，更加重視文化的傳播與交流，使我們的文明形象也在非洲鮮活起來。否則，中國給予他人積極向上、飛速發展的印象，很有可能轉化為令人生畏的「恐懼情感」，這種風險在一些國家已經初露端倪。

所謂現實憂慮，是指與中國有著利益糾葛並處於大國博弈角力場中的沿線國家對「一帶一路」表現出的複雜心理。這種心理在東南亞的一些國家中比較普遍。例如在菲律賓，南海島嶼爭端無疑是中菲兩國面臨的現實問題，對於「一帶一路」的推進具有很大的挑戰性，處理不當會造成兩國甚至中國與東盟政治互信的削弱，也會導致這一地區投資風險的上升。作為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組成部分，菲律賓一方面希望借力中國「一帶一路」獲得更多的投資，帶動國內基礎設施的建設以及文化、旅遊業的發展，同時又在國家安全方面積極尋求美國的保護，並在美國制衡中國的戰略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這使菲律賓在中美兩國的戰略博弈中時常首鼠兩端，搖擺不定。杜特爾特上台後，雖然一改前任阿基諾三世在南海問題上與中國公開對抗的態度，但是這一行為背後的趨利導向仍然值得注意。當然，菲律賓近期在南海地區與中國避免正面衝突的做法，也為我們提供了更多的戰略選擇。

馬來西亞地處亞歐板塊最南端，是歷史上「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和中轉站。目前中國與馬來西亞正處於深化戰略夥伴關係的重要階段，雙方在能源基礎設施建設、通信網路建設及貿易暢通等多個方面的合作意向逐步達成。與此同時，美國對馬來西亞政局的影響也在加深。美國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以來，對東南亞的軍事援助大幅度增加。2014 年，美國首次派6 架F-22戰鬥機參加馬來西亞的軍事演習;美國海軍作戰部長於同年透露，馬來西亞邀請P-8「海神」巡邏機從該國最東端地區起飛，「讓美國更接近南海」。這些舉動對中馬關係造成了潛在威脅，更引發馬來西亞國內反對黨以及馬來民族主義者對於「一帶一路」倡議以及馬過度靠近中國的質疑。儘管馬中關係一向友好，但是作為戰略核心地帶實力較弱的國家，其外交政策不可避免地受到美國等大國的影響。

緬甸對於「一帶一路」倡議的心態也具有一定的複雜性。2011 年緬甸政治轉型之後，中緬關係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但總體上保持著原有的合作交流狀態。2016 年民盟執政後，中緬關係繼續保持平穩發展的勢頭。然而值得注意的是，2011 年9 月中緬共同投資開發的密松水電站被擱置後，兩國在交通基礎設施、電力、石化、經濟特區開發等領域的合作就停滯不前，亦沒有新的共建項目推出。究其原因，一方面緬甸對於「一帶一路」的戰略意圖心存疑慮，對中方倡議的一些合作項目持有戒心。此外，2011 年緬甸政治轉型以來，西方國家對緬甸的態度發生了轉變，緬甸開出各種優惠條件吸引西方投資，力圖擺脫經濟困境，形成利益捆綁。因此，在與中國的合作中，緬甸政府一方面希望「一帶一路」能夠為本國帶來切實的利益，同時又擔心積極融入「一帶一路」會影響與西方的關係。這些誤解與顧慮使得「一帶一路」在緬甸的推進面臨著較大的障礙。

從整體上看，「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在東南亞國家是受歡迎的(即使在緬甸，社會各界的口頭表態也是非常積極的)。但是我們不能不看到，一些國家對「一帶一路」倡議缺乏了解、多有顧慮，對其前景持審慎觀望的態度;區域外大國的介入以及地緣政治風險的增加，成為「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面臨的一大挑戰;此外，南海問題作為一個複雜而敏感的問題，將自始至終影響著「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的進程。中國需要通過互利共贏的途徑與東盟國家建立政治互信，進而為解決南海問題創造條件。

通過以上分析可見，作為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一帶一路」倡議得到沿線國家的普遍響應，一些合作開發項目已經啟動，並且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一帶一路」畢竟涉及包括東南亞、中亞、中東歐等地區在內的60多個國家，是世界上距離最長的經濟走廊和跨度最大的文化工程。由於各國與中國的關係狀態不同，對中國的認知、感受不同，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戰略意圖理解不同，難免出現前述慣性思維、對接困惑、認知落差、現實憂慮等問題，這也是「一帶一路」倡議在一些國家被曲解、誤讀，而另一些國家表態積極卻行動遲滯的原因所在。因此，對於包括媒體在內的中國對外傳播主體而言，釋疑解惑是當務之急。我們應樹立兩種意識：第一，「一帶一路」倡議的宣傳報道應避免宏大敘事，並應由一般性的政策闡釋轉變為針對性傳播、嵌入式傳播和精準傳播，及時回應不同國家對「一帶一路」的關切與質疑，該解釋的解釋，該澄清的澄清，使對方在全面知情的情況下消除誤解，摒棄成見，融入「一帶一路」的共建中來。在這方面，沿線國家的輿情研判(或輿論環境分析)是必不可少的。第二，在「一帶一路」推進的過程中，應當強調中國對外傳播多元主體的能力共建。如前所述，「一帶一路」是一項巨大的跨國工程，不僅需要國家外交、政府外宣、主流媒體的努力，也需要參與其間的各個部分，包括走出去的企業、民間團體、公民個人的共同努力。只有將「說」與「做」相結合、官方與民間相結合、大眾傳播(包括網路傳播)與人際傳播等多種渠道、手段相結合，才能更好地整合資源，產生協同效應，達到預期目標。

注釋：

①參見唐理邦、張營：《國外媒體與學者對「一帶一路」的解讀與評議》，載於《一帶一路環球行動報告(2015)》2015 年9 月版。

②陳雪飛：《非洲人眼中的中國形象：基於非洲本地媒體視角的考察》，《國外理論動態》2014 年第3 期。

【察網(www.cwzg.cn)摘錄自《新聞戰線》2017.05(上)。作者系北京大學國家戰略傳播研究院院長、教授。原標題：「一帶一路」對外傳播重在釋疑解惑】

「一帶一路」：全球發展的中國構想及其難點

作者：田文林

「一帶一路」是中國迄今提出的最宏觀、最具想像力的戰略藍圖。作為新時期中國特色外交政策的核心內容，「一帶一路」包含了中國對世界的獨特理解和主張。儘管目前有關該話題的著述已汗牛充棟，但有些問題仍值得繼續探討。

數百年來，世界霸權「接力棒」一直在西方世界內部傳遞：從威尼斯到荷蘭再到英國，最後傳給美國。因此，西方式治理模式很大程度上重塑了整個世界。這種西式發展模式有其歷史合理性，對人類進步曾產生重大影響。但是，這種西式治理模式也存在諸多弊端。有學者指出，它從一開始就存在三大矛盾：「積累的困境、政治合法性的困境和地緣文化論的困境」時至今日，這種西方式治理世界模式弊端日趨凸顯。

（一）資本主義積累模式導致世界兩極分化加大，國際體系失衡。

西方國家奉行的是資本主義模式。這種經濟模式曾使社會生產力極大解放，使人類社會在短期內創造的財富，比歷史上所有時期創造的社會財富的總和還要多，還要大。然而，這種生產方式先天存在兩大結構性缺陷：一是社會化大生產與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矛盾，造成經濟危機周期性爆發;二是財富積累與貧困積累兩極分化的矛盾，造成階級矛盾持續激化。西方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又將這兩大痼疾在更大範圍內複製和放大，造成全球性貧富分化和周期性經濟危機。

在這種資本主義全球體系中，「中心國家」壟斷了知識、技術、資本和遊戲規則，「邊緣國家」只能出賣廉價勞動力和各種原材料，換取中心國家所提供的高價製成品，導致世界貧富差距日趨加大。據世界銀行統計，20世紀60年代確定的101個中等收入國家中，只有13個國家在2008年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世界範圍的貧富分化加劇，造成南北矛盾日益尖銳，並由此滋生出極端恐怖主義等諸多全球性問題。

尤其近些年來，經濟金融化成為當代資本主義的新特徵。據統計，20世紀70年代，金融工具僅占所有投資額的1/4，到2008年這一數字已攀升到75%。目前世界石油期貨的價值是實際石油生產和消費的10倍，全球外匯交易量是全球貿易量的73倍，全球利率衍生合同是全球GDP的9倍。金融資本並不創造財富，但卻參與實體經濟所創造財富的再分配，由此導致社會平均利潤率進一步下降，從而使資本主義結構性危機繼續向縱深發展。

在此背景下，金融全球化將世界帶向更加危險的境地。目前金融全球化的核心是美元霸權。而美元霸權體系徹底顛覆了傳統國際經濟體系的行為邏輯：美國生產不被任何實物支撐、只由美國軍事力量支持的美元紙幣，世界其他國家則生產美元紙幣可以購買的產品。這種美元霸權對發展中國家尤為不利：它白白撿走發展中國家的出口果實。而發展中國家為穩定貨幣和賺取外匯，不得不採取「出口導向」發展戰略，以自殘性的價格向美國出口，最終使國民買不起自己生產的商品或進口商品。最後，發展中國家為防止本國貨幣崩潰，必須將所有剩餘美元再投資到美國國債上，結果造成發展中國家嚴重缺乏資本，教育科技等各種福利日趨萎縮。「在金融帝國主義時代，生產者不能從生產中致富，他們被鎖進一個低工資的血汗工廠生產體系。」

因此，相比於工業資本主義體系，美國主導的金融資本主義體系更加殘酷無情，在全球範圍內造成「1%對99%」的極度貧富懸殊。目前，世界基尼係數達到0.7，遠超過0.4的警戒水平。在美國，最富有的1%擁有的財富，相當於底層90-95%人口的凈財富，且這一趨勢還在加速。資本秩序與多數發達國家的利益結合在一起，不僅妨礙了世界的生產力發展，也對人類在地球上的生存構成了威脅。

數百年來，資本主義延續壽命、延緩危機，除了新技術革命，主要依靠積極推動全球化、資本「空間轉移」。20世紀90年代初蘇東陣營解體後，蘇聯70年積累的幾十萬億美元優質資產中，有28萬億美元被外國資本以幾億美元廉價收購，西方國家賺得盆滿缽滿，內部結構性危機極大緩解。根據美國許多資深專家分析，20世紀90年代期以前，如果蘇聯發生不了根本性改變，美國將面臨社會及政治危機大爆發。「從內部毀滅蘇聯，便成了美國統治者擺脫困境唯一的出路。事實表明，蘇聯的垮台挽救了美國，使其脫離了危機，並開啟了這個國家前所未聞的盛世時期。」時至今日，「冷戰紅利」早已消化殆盡，中國也進入輸出資本階段，整個世界已找不出資本積累的巨大地緣經濟空間。

在此背景下，資本主義結構性矛盾日趨凸顯，危機周期越來越短。當前的國際經濟秩序看似風光無限，實則「資本積累賭場化、國際交換兩極化、獲利方式暴力化」病症日趨嚴重。2008年金融危機、2011年佔領華爾街、2011中東劇變等諸多事件，表明延續數百的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價值觀面臨系統性危機。現行國際體系已到了「統治者無法照舊統治下去，被統治者無法照舊生活下去」的變革前夜。

在此背景下，變革現行國際經濟秩序日趨成為時代新潮流。鄧小平當年就說過：「世界上有兩件事情要同時做，一個是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一個是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時至今日，這一任務顯得更為迫切。習近平主席2014年12月明確指出，在國際經貿規則制定、爭取全球經濟治理制度性權力方面,「我們不能當旁觀者、跟隨者,而是要做參與者、引領者,在國際規則制定中發出更多中國聲音、注入更多中國元素,維護和拓展我國發展利益。」「一帶一路」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應運而生的。

（二）弱肉強食的強權政治模式導致世界日趨動蕩。

近現代國際關係本質是西方歷史的產物，就連「民族國家」這一國際關係基本行為體，也是歐洲歷史的產物。相當長時期內，歐洲各國為爭奪權力和生存資源，勾心鬥角、紛爭不斷，陰謀、殺戮、暴力、劫掠幾乎成為歐洲政治中的家常便飯。源自歐洲的國際政治觀，充滿了對人性和現實世界的悲觀看法。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霍布斯的「自然狀態說」、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以及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等政治理論，骨子裡一脈相承，都認為社會進化同生物進化過程一樣，是一種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自然過程。這些深入骨髓的思想觀念引申到國際關係領域，就是缺乏是非感、崇尚「強權即真理」的強權政治理論。

這種強權政治理論體現在地緣政治領域，就是想方設法對歐亞大陸「分而治之」。英國和美國都是孤懸於歐亞大陸之外的海權國家，因自身無法擴大疆域，其地緣戰略的基本目標，就是儘可能弱化和分化歐亞大陸國家，使之無力挑戰海權大國。英國控制歐洲大陸乃至整個歐亞大陸的基本政策，就是「分而治之」，使大陸各國勢均力敵，並相互敵對，由此使英國可以「光榮孤立」。丘吉爾曾總結說：「英國總是「參加不那麼強大的一方，同它們聯合起來，打敗和挫敗大陸上的軍事霸主，不管他是誰，不管他所統治的哪一個國家。」

二戰後，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霸主，並基本繼承了英國的地緣傳統。美國在歐亞大陸的核心目標，就是防止出現潛在挑戰者，阻止歐亞大陸內部整合，為此想方設法製造糾紛、動蕩、衝突，以便使美國從容扮演「離岸平衡手」角色。布熱津斯基指出，「美國有必要防止歐亞大陸出現有能力主導歐亞大陸的挑戰者，因為那將對美國構成挑戰。為此，美國應採取兩大基本步驟：首先，美國要找到有可能引起國際權力再分配的歐亞大陸國家，辨別其政治精英的外部核心目標;其次，制定專門的對外政策對沖、協調或防控上述情況。」為實現上述目標，美國在冷戰時對歐亞大陸「巨無霸」蘇聯採取遏制政策。冷戰結束後，布熱津斯基等戰略家又希望「歐亞大陸巴爾幹化」，從北非-中東-高加索-中亞-印度的歐亞大陸，變成相互征戰的黑洞。

目前，世界主權國家已從二戰剛結束的68個，增加到現在的192個。未來幾十年，還將出現50個新增的准國家或完全獨立國家。歐亞大陸「巴爾幹化」，符合美國的地緣戰略目標，卻使相關國家內部內訌不斷，無力阻擋西方的霸權干涉。以中東伊斯蘭世界為例。冷戰結束後，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共發動5場大規模地區戰爭(1991年海灣戰爭、1999年科索沃戰爭、2001年阿富汗戰爭、2003年伊拉克戰爭、2011年利比亞戰爭)，其中4場針對伊斯蘭世界，3場直接針對阿拉伯世界。霸權肆虐導致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等中東國家由「穩定綠洲」變成動蕩淵藪，並成為恐怖主義重災區和全球難民輸出地。據2015年6月美國國務院報告，2014年全球因恐怖襲擊造成的死亡人數達3.27萬人，比2013年增加80%，其中60%發生在伊拉克、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國。歷時數十年的阿以衝突，死亡總人數不過12.5萬人，而2011年3月以來中東死亡人數至少是其一倍以上。阿拉伯地區人口佔世界總人口的5%，但難民人數卻佔世界難民總數的53%以上。目前北非和西亞內部流離失所者接近1200 萬人，是2005 年5 倍。有上百萬難民湧入歐洲。

這從側面表明，霸權主義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脅源。不反對霸權主義，世界和平就沒有指望，世界就不可能真正實現和平與發展。

（三）線性思維的西方價值觀造成非西方國家「價值錯位」和道路迷茫。

近代以來，西方在經濟和軍事領域的強大，使原本屬於「地方性知識」的西方文化成了強勢文化。西方文化確有優點，尤其是推崇的理性思維和科學精神，構成了人類文明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然而，西方價值觀存在先天缺陷。

從思維方式看，西方價值觀帶有很強的形而上學色彩。西方文化建立在基督教一神教基礎之上，其思維方式帶有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特徵。西方總是不自覺地強調「西方中心論」，將西方文化視為「普世價值」，動輒強加於人，對其他國家進行「民主改造」乃至「文明改造」。

從文化結構看，西方文明存在道統與法統相互脫節的「精神分裂」。西方文明原本有兩大源頭：強調民主、法治精神的希臘羅馬文明;強調倫理和信仰價值的希伯來-基督教文明。二者相互補充，共同構成西方文化的兩大支柱，使其既有價值理性也有工具理性。然而，經過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西方日漸形成「凱撒的歸於凱撒，上帝的歸於上帝」的政教分離模式，原本相互依託的道統與法統分道揚鑣，由此使現代西方文明日益患上「精神分裂症」。

美國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將這兩個特性分別定義為「宗教衝動力」和「經濟衝動力」。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這兩股力量彼此糾纏，相互制約。但在完成了資本主義開發工作後，二者變得相互敵視並害怕對方，資本主義精神只剩下「經濟衝動力」。這樣，先是代表著宗教衝動的禁慾與節制精神被世俗法制社會碾去神學外殼;繼而被工業時代的現代主義文學、實用主義哲學和科技理性割斷了超驗紐帶;最後，20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和分期付款、信用消費等享樂主義觀念，徹底粉碎了它所代表的道德倫理基礎，並由此導致道德墮落和縱慾無度的頹廢心理。可以說，正是喪失了宗教束縛(價值引導)後，西方文化日益庸俗化。這種高度物化的價值觀，曾是古羅馬和拜占庭文明墮落的先兆，現在又成為西方文明走向墮落的徵兆。

「退潮時才知道誰在裸泳」。長期以來，儘管西方倡導的西式價值觀存在種種弊端，但由於西方大國在經濟和軍事領域長期主宰世界，有能力將這種「單向度」的價值觀強加給整個世界。然而，近年來，隨著國際力量對比「南升北降」，尤其2012年新興經濟體經濟總量首次超過西方國家，西方主宰世界的能力開始由盛轉衰，非西方國家文化傳統和價值觀的影響力明顯上升，世界有可能選擇不同以往的新型價值觀和世界治理理念。與此同時，2008年金融危機預示著200年來西方文明引導人類社會的歷史越走越窄。人類迫切需要尋找更加適合的新文明觀。

近年來，隨著中國崛起加快，中國的全球影響力日趨發展壯大。中國具有東方文明古國、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三重屬性，由此決定了中國對世界秩序、治理模式、價值理念的立場和態度，別具特色，迥異於西方大國。習近平主席執政後，中國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國特色的新理念和新構想。「一帶一路」倡議最能體現中國對全球治理的獨特理念。

（一）「一帶一路」強調世界各國「共同富裕」，有助於緩解南北矛盾。

毋庸諱言，「一帶一路」首先是中國經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發展戰略。這是由當前中國的經濟現狀和任務要求決定的。中國儘管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大而不強」。根據「微笑曲線」理論，近於U形的曲線代表整條產業鏈，曲線左端是研發環節，右端是營銷環節，中間是製造環節，製造環節利潤低附加值低，研發和營銷利潤高附加值高。中國製造大約處於「微笑曲線」的中部或底部。根據中國人民大學發展與戰略研究院課題組2016年發布的研究報告，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15年後，中國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並未明顯改善。中國製造業平均全球價值鏈分工指數是-0.046(「分工地位指數」大於0的行業處於高端)，大於0的行業僅有兩個。中國仍處在全球產業鏈中低端位。推進「一帶一路」，就是從頂層設計上增強中國制度話語權，實現產業轉型升級。如果說1949年新中國建立是中華民族謀求復興的第一次啟航，1979年改革開放是第二輪啟航，「一帶一路」就是第三次啟航，目的是通過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提升中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

但「一帶一路」倡議不是中國只顧自己發財，而是推動新型全球化，謀求中國與世界共同發展。歷史證明，資本主義全球化模式加劇各國間貧富分化，導致國際體系失衡。如果中國沿襲美式全球化覆轍，滿足於成為現行國際體系中的「中心國家」，將第三世界國家變成原材料和初級產品供應國，勢必將製造新的貧富分化。這條道路已被證明不可持續。

「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構築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有益嘗試，因此必須走出一條迥異於西方模式的新型全球化道路。在中國看來，世界是相互聯繫的整體。如果世界上部分地區生活在貧困之中，其他地區的繁榮景象也不會長久。鄧小平曾指出：「第三世界國家經濟不發展，發達國家的經濟也不可能得到較大的發展。」與此同時，中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它本身就是在「揚棄資本主義基礎上產生的。這種制度更強調「社會公平」，而不是「資本利益最大化」;強調「共同富裕」，而不是貧富分化。

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在自身經濟十分困難情況下，曾花費大量人力物力支援第三世界窮國，體現出無私的國際主義精神。現在中國經濟狀況比當年要好得多，更不應該忘卻第三世界的窮兄弟。對中國共產黨來說，「世界革命」在相當程度上轉變成使貧困國家脫貧和發展的問題。毛主席曾說「中國應當對人類有較大貢獻」，幫助落後國家擺脫惡性循環，就屬於「做貢獻」範疇。

「一帶一路」特彆強調「共商、共建、共享」原則。「絲綢之路」就是中國人與阿拉伯人、中亞人、印度人共同開拓的，當前的「一帶一路」倡議雖由中國提出，但它不是新版「馬歇爾計劃」，更不是「亞洲版門羅主義」，而需要更多國家主動參與，合作成果造福各國人民。習主席在博鰲亞洲論壇2015年年會上發言指出：「一帶一路建設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包容的：不是中國一家的獨奏，而是沿線國家的合唱。」只有沿線發展中國家不斷增強「獲得感」，獲得實實在在收益，「一帶一路」才能得到積極回應，最終實現可持續發展。

（二）「一帶一路」強調地緣經濟整合，有助於緩解歐亞大陸碎片化癥狀。

中國儘管經濟總量提升，但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屬性未變。中國面臨的主要任務，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這種「發展優先」的執政理念體現在對外戰略中，就是「一帶一路」倡議，謀求通過中國與世界共同發展，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

從地緣位置看，中國是典型的陸海複合型國家。作為海權國家，中國不像傳統陸權國家(如當年的俄國)那樣，執迷於領土擴張;作為陸權國家，中國不像英美等海權國家那樣，總希望歐亞大陸內部分裂，相反，中國與歐亞大陸是唇齒相依關係，中國的發展是以該區域穩定為前提的。

「一帶一路」倡議固然是個經濟合作方略，但同樣具有地緣整合功能。通過實現「五通」(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一帶一路」可以最大限度彌合地緣版圖碎片化的負面效應。據商務部統計，截止2016年底，中國已面向「一帶一路」國家投資500億美元，設立56個經貿區，為東道國創造了11億美元和18萬個就業崗位。有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積極響應，50多個國家與中國簽署相關合作協議。其中，包括與沿線國家簽訂的130多個互通交通協定、與26個沿線國家簽署的學位互認協定、與近60個國家達成的雙邊投資協定。未來十年，中國在「一帶一路」國家總投資規模將達到1.6萬億美元，占對外投資比重達70%。

而高鐵、互聯網等交通通訊技術的成熟和應用，為歐亞大陸經濟整合提供了技術前提。交通技術革命是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巨變的前奏。近代蒸汽輪船的出現，開啟了「大航海時代」和海上經濟繁榮，使海權國家重要性上升。19世紀後期，鐵路技術的出現和大陸鐵路的修建(如1869年美國的聯合太平洋鐵路，1896年的柏林-巴格達鐵路，1905年的西伯利亞大鐵路)，使陸權重要性一定程度恢復，但陸權的重要性總體不如海權。當前，高鐵技術的成熟和應用，極大克服了陸地空間距離對經濟合作的制約。在中國，高鐵網路使許多相距遙遠的城市實現了「同城效應」，使資源在更大範圍內實現優化配置。「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中國與歐亞大陸多個國家正通過大規模公共基礎設施項目相互連接，由此將加速歐亞大陸內部經濟一體化。據報道，自2011年3月19日重慶首發開往德國杜伊斯堡的「中歐班列」以來，中國和歐洲已有51條路線，從27個中國城市出發，通往11個歐洲國家28個城市。中歐班列時間只有海運的三分之一，價格是空運的五分之一。總之，世界地緣經濟重心正從古代「陸路為主」，近代「海路為主」，回歸到「陸海並重」乃至「陸路為主」的新階段。歐亞大陸日趨成為大西洋和太平洋之外的全球第三條貿易中心，並有可能迎來一個「歐亞世紀」。

這種地緣經濟整合前景，對沿線國家是個難得歷史機遇。歷史表明，只有處在世界商業路線和新的世界商業中心的地區，才可能成為資本投資的熱土。14-15世紀，義大利的突尼西亞、熱那亞等地，之所以能夠建立「商業霸權」，緣於世界貿易中心集中在地中海沿岸;16世紀「地理大發現」後，世界貿易中心從地中海轉向大西洋，處在大西洋沿岸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等國，先後進入經濟繁榮周期。20世紀，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工業國，首先是依託了大西洋經濟圈。近幾十年，世界經濟中心逐漸從大西洋轉向太平洋，亞太地區成為經濟繁榮地帶，毗鄰太平洋的中國從中受益匪淺。

在近五百年的全球地緣政治/經濟重心轉移中，處在歐亞大陸腹地的中亞、中東等地區長期處於失落狀態。歷史上，阿拉伯帝國和奧斯曼帝國曾憑藉「絲綢之路」中樞位置，從遠程貿易中大獲其利，實現經濟繁榮。但隨著「地理大發現」和世界經濟中心轉向海洋，中東不再是商業路線必經之地，歐亞大陸國家因此失去利用世界市場和國際貿易發展本國工業的條件，並由此日漸衰落。當前，「一帶一路」倡議實際就是重啟「絲綢之路」，這使伊斯蘭世界面臨前所未有歷史機遇。尤其當前中東戰亂頻繁，各國人心思定。與「一帶一路」倡議對接，可能使這些國家踏上經濟發展快車道。

（三）「一帶一路」倡導「民心相通」和兼容並蓄，有利於創造新型文明觀。

從價值觀角度看，當前世界面臨兩種迥然不同的選擇：一種是基於西方文明的「文明等級世界」，即「盎格魯-撒克遜精英模式」，這種基於個人主義、利己主義和零和博弈的價值觀，使人類發展道路越走越窄。第二種模式就是「文明互助」或「文明和諧」模式，這種模式立足於集體主義和共同利益，主張所有文明共同發展，互助共存。

「一帶一路」倡議就屬於第二種文明模式。中國是東方文明古國。五千年的文化底蘊的浸淫與熏陶，使中國形成一套別具特色的價值理念：從哲學思維看，中華文明強調辯證思維，懂得禍福相依，矛盾相互轉化，因而強調執兩用中，甚少走極端，因而優於西方文化非此即彼的思維模式;在人際和文明交往中，主張「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強調兼容並蓄，和而不同，與西方文明動輒強制同化的做法對比鮮明，更容易與世界其他文明(特別是伊斯蘭文明)和諧相處;在經濟理念上，中國有很強的天下情懷，強調「獨樂樂不如眾樂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共享觀念，這比西方文明「贏者通吃」的價值觀站位更高。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在國際上更加強調與不同國家(尤其是落後國家)平等尊重，和平共處。毛澤東曾指出：「學習也是互相學習，每一個民族都有它的長處，無論這個民族大小，小的民族有它的長處，人多的國家也有它的缺點。」

這種兼容並蓄的文化傳統和平等待人的價值觀，體現到「一帶一路」中，就是強調「民心相通」。這意味著跨文化交流已升格為中國的戰略舉措。實現民心相通，前提就是不同文明間的相互尊重。2015年9月，習主席在聯大發言中也指出：「文明相處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只有在多樣中相互尊重、彼此借鑒、和諧共存，這個世界才能豐富多彩、欣欣向榮。不同文明凝聚著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貢獻，沒有高低之別，更無優劣之分。文明之間要對話，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我們要尊重各種文明，平等相待，互學互鑒，兼收並蓄，推動人類文明實現創造性發展。」美國一位大學教授用多劇場影院比喻「一帶一路」倡導的多元並存價值觀：「在同一個影院的不同劇場里，放映著幾部不同的影片。不會有一位導演或製片人長期獨霸觀眾的注意力或者忠誠。觀眾有選擇的自由。」「一帶一路」倡議為世界提供了一種不同於西方模式的價值觀選項。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落實「一帶一路」倡議，需要艱難卓絕的實踐摸索，面臨諸多難點和挑戰。

（一）經濟領域的難點與挑戰

1、實現模式創新委實不易。後發國家實現經濟趕超，必須依託優越於其他國家的獨特製度和模式：17世紀荷蘭崛起依託的是特許股份公司和法人資本主義。18世紀英國崛起靠的是製造工廠和工業擴張。20世紀初，德國崛起靠的是國家資本主義，通過企業間橫向聯合(辛迪加和卡特爾)，產生出高度集中化經濟。美國崛起依託的是縱向一體化的跨國公司。每種企業都沿著發展之路前進，但都遠離了其前任的道路，與國家力量之間的關係也截然不同。」

中國要想在「一帶一路」中發揮「領唱者」角色，必須有自己的獨門優勢。依照筆者理解，中國最大優勢就是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以及國有企業的骨子作用。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倡導的新型全球化，實際是公有資本的全球化。私有資本全球化主要使少數資本家受益，建立的是等級式經濟秩序;公有資本全球化則使多數民眾受益，謀求建立的是各國平等互利的新型經濟秩序。

在操作層面，國有企業是推動「一帶一路」和新型全球化的骨幹力量。國有企業本身是在「揚棄」私人企業優缺點基礎上出現的。毛澤東指出：「資產階級發明這個托拉斯，是一個進步的方法，托拉斯制度實際上是個進步的制度，問題是所有制，資本主義國家是資本家所有，我們是國有」相比西方的跨國公司，中國國有企業有幾大優勢：一是組織化程度高。國有企業經營依託國家力量，有能力同西方跨國公司同場競爭，並日趨發展壯大。2015年《財富》公布的世界500強企業中，中國企業達到106百家，其中基本都是國有企業。這說明，組織化可以實現跨越式發展。二是國有企業的「國有屬性」，決定了其創造的財富屬於全體人民所有，國有企業越是做大做強，勞動者越有可能憑藉對生產資料的佔有從中獲益。而西方跨國公司發展壯大只會使少數股東受益。三是國有企業不完全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還承擔著吸納就業的社會職能，以及維護穩定的政治職能，這在西方企業是難以想像的。因此，中國國有資本擴張，不會人為加劇「中心-邊緣」結構。相反，只有中國公有資本發展壯大，並在全球化中佔據供應鏈、價值鏈上游，才有可能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

2、產能轉移可能引發「產業空心化」。歷史經驗表明，經濟大國對外輸出資本，大體沿著「商業資本—產業資本—金融資本」的軌跡前進。目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最大貿易國，意味著中國商業資本輸出已達到巔峰。「一帶一路」強調要轉移優勢產能，意味著中國產業資本輸出日漸進入高潮。但歷史經驗表明，產業資本轉移很可能導致輸出國「產業空心化」，並使其由盛轉衰。美國曾是世界第一大工業化，但近幾十年來隨著產業對外轉移，美國實體經濟比重日趨下降，傳統工業區淪為「鐵鏽地帶」，並導致工人失業、政府稅收下降等諸多問題。有學者指出，「美國跨國公司的缺陷在於，其子公司獲得的外來收入並未相應增加美國居民的收入和美國政府的稅收。相反，美國公司的收入和流動資本沒有回到國內，流向境外貨幣市場的比例越來越大。美國資本向海外貨幣市場的這一巨大逃逸，促成美國控制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以及美國政府依然未能解決的財政危機。」事實上，美國正是在產業資本外遷後，美國經濟金融化趨勢趨勢明顯，日漸進入「資本主義的秋天」。

當前，在「一帶一路」倡導下，中國已同30多個國家簽署產能合作協議。部分國內企業也積極謀求在那些土地、勞動力等生產要素價格更低廉的國家投資設廠。這種趨勢是否會使中國重蹈美國的覆轍、剛完成工業化又開始「去工業化」?鑒於目前國內經濟已出現「脫實向虛」趨勢，這種擔憂絕非杞人憂天。在可見的未來，如何在產業對外轉移的同時，避免「產業空心化」和經濟金融化，繼續做大做強實體經濟，是落實「一帶一路」倡議繞不過去的重大課題。

3、營商環境不佳增大經營風險。歷史經驗表明，貿易規模和經濟繁榮程度，與地緣版圖整合程度呈正比。羅馬帝國時期，地中海地區保持長期和平穩定狀態，由此對該地區經濟發展產生極大促進作用。公元7-8世紀，阿拉伯人在中東建立了倭馬亞帝國，同樣促進了經濟繁榮和貿易暢通。卡洛林帝國的建立有著類似的影響。相反，政治崩潰則經常導致經濟衰退。當前，歐亞大陸地緣版圖高度碎片化，地區矛盾錯綜複雜。沿線國家普遍存在三大風險：一是國家信用普遍不高。根據標準普爾、惠譽等國際評級機構的國家信用評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信用評級，多數都在B級以下;二是腐敗問題嚴重。根據「透明國際」2014年對l75個國家腐敗排名，其覆蓋「一帶一路」41國平均得分35分，低於平均分43;三是政治風險高。根據美國PRS集團的2014年《國家風險國際指南》，其覆蓋「一帶一路」沿線41個國家中，「高風險」與「最高風險」合計17國，占樣本數量50%。34個國家平均得分59.5，低於全球140個國家的均值(64)。另據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提供的國家風險評估，「一帶一路」沿線64國中，國家風險在5-9級(1最低，9最高)共48個，比重高達76%。中國在歐亞大陸開拓「一帶一路」面臨巨大經營風險。

（二）地緣政治難題與風險

1、海外利益擴大與保護能力滯後存在矛盾。當年西方大國崛起都是「仗劍經商」，海外利益擴展到哪裡，軍事力量就延伸到哪裡。當前，中國外貿依存度近50%，能源依存度近60%，其他大宗商品對外依賴續增。中國還有2萬多家企業，分布在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其中對外投資存量前20位的國家和地區、對外承包工程累計合同額超10億美元的89個國家地區、勞務人員超過5000人的24個國家地區，均有1/5位於高危或高風險國家。如何維護海外利益安全，成為落實「一帶一路」重要課題。筆者認為，與西方大國相比，中國最大優勢不是軍事優勢，而是政治優勢。政治優勢可以轉換為經濟和戰略優勢，但經濟優勢不一定能轉化成政治優勢。中國要想保護海外利益，推進「一帶一路」，一定要強調「政治優先」。只有「一帶一路」得到沿線各國認可和參與，中國海外利益安全才能得到保障。

2、「第三方干擾」日趨明顯。「一帶一路」範圍甚廣，不可避免會與其他大國的發展方略重疊乃至衝突。這其中，「美國因素」最值得關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有20多個國家有美國駐軍，或與美國有軍事同盟關係。美國16個非北約盟國中，有10個以上位於該區域。美國自己也先後提出「新絲綢之路」、「印太經濟走廊」、「湄公河下游倡議」等諸多倡議。「一帶一路」倡議被美國認為是在各方面「去美國化」，不可避免面臨美國的猜忌、干擾和擠壓。隨著「一帶一路」深入推進，這種「第三方干擾」恐更趨明顯。原因有三：其一，美國在歐亞大陸的基本政策就是製造糾紛，保持「可控動蕩」。而「一帶一路」需要地區穩定與和平，謀求歐亞大陸內部整合。其二，美元霸權是美國的霸權支柱，確保中東石油用美元計價，是美元霸權的基礎之一。美國最擔心的國家級金融攻擊之一，就是其它國家簽訂貨幣互換協議，脫離美元體系。目前中國與沙特、卡達等中東產油國「貨幣互換」，某種程度上等於擠壓了石油美元的空間。其三，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帶有構建國際經濟新秩序，由此決定了中國與不聽美國號令的國家合作密切，這與美國黨同伐異的政策正好相悖。中國籌建亞投行期間，美國就曾力勸其盟友不要加入。如何處理「第三方干擾」，成為中國決策者必須面對的問題。

（三）跨文明交流如何把握分寸。

遠距離貿易必然帶來文化觀念的互動交流。當年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都是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國的。當前中國倡導「一帶一路」同樣面臨跨文化溝通問題，尤其與伊斯蘭文明交往問題。「一帶一路」沿線65個國家，近半數為穆斯林國家;「一帶一路」四大重點區域(東南亞、中亞、南亞、中東)共41國，其中27個是穆斯林國家。實現「民心相通」，很大程度是如何與伊斯蘭文明相處的問題。筆者認為，必須注意把握兩點：一方面，區分伊斯蘭文明的主流與支流，避免陷入「伊斯蘭恐懼症」。伊斯蘭文明主流是好的，其崇尚和平，倡導寬容，反對暴力、仇恨和戰爭，多數穆斯林國家倡導世俗化，政策平和。近年來，伊斯蘭世界出現的極端化勢力只是支流乃至逆流。中國不能以偏概全，渲染「伊斯蘭威脅論」，否則可能「為淵驅魚」，將伊斯蘭世界推向中國的對立面。另一方面，中國必須堅守文明主體性，防止境外宗教勢力滲透。當前中國與伊斯蘭世界合作，經貿合作是重頭戲，不能為了一點眼前利益，文化上自我矮化，抬高異域文化，使本該平等的跨文化交流變成異域文化(尤其是極端思潮)單向滲透。防範境外宗教勢力滲透必須從嚴從緊。

【田文林，察網專欄學者，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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