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鐵志 ： 裂：香港2013年代表字

張鐵志

如果要找一個漢字代表2013年的香港，很難找到任何一個正面的字。「怨」、「怒」、「悶」，成為人們最先想到的字。

而「裂」可能是更準確──不論是大陸香港矛盾、貧富差距、官方與民間的巨大分裂，甚至民間內部日益嚴重的分歧與撕裂，都讓香港出現嚴重的社會信任危機，強烈的敵我意識，與公共領域的碎片化。

首先，梁振英先生自去年7月擔任香港特首以來，開始爆發一連串的政治危機：先是他個人住宅的房屋僭建問題；然後是發展局長麥齊光上任十二天，就爆出二十多年前涉嫌騙取公務員租金津貼，黯然離職；隨後上任的新局長陳茂波又被舉報在新界東北發展計劃中有利益衝突。2013年5月，曾任梁振英競選辦公室主席、時任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市區重建局董事會主席、也是香港商品交易所大股東的張震遠承認於2010年向前金融界立法會議員詹培忠借貸800萬元，辭去所有公職。

這些政治危機與醜聞已經讓港人對政治嚴重不信任。2013年4月，香港審計署揭發前任廉政公署專員湯顯明在任期內以繞過申領酬酢開支規管指引，宴請內地檢察機關官員代表，震撼香港社會。原本港人自豪於香港的法治，尤其是廉政公署的廉潔與反貪，但當廉政公署都在法治與廉潔問題上有了污點，可以說嚴重打擊港人對香港政治制度的信任。

10月，香港政府公布免費電視發牌，籌備最積極的香港電視落選，政府只說「一籃子原因」，到此時，民間對政府以及香港的政治制度已經非常不信任。依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在11月所做的調查，特首梁振英的民意支持度是40.6% ，是其上任以來最低。 市民對特區政府的整體滿意程度方面為21%滿意，52%不滿 。 港人對香港前途和一國兩制的信心凈值（即信任率減不信任率）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在12月公布的數字是兩找均同步下跌至正7點水平，對香港前途的信心凈值更是2003年6月SARS後新低。

其次，所謂的「大陸香港矛盾」也愈演愈烈。這一年，香港人普遍感受到在生活上與資源上，受到大陸的影響：從年初的搶購奶粉，到下半年的跨境學童問題讓香港父母擔心小孩無法進入幼稚園；從對自由行大陸客的負面感受到對大陸來的新移民的負面印象。12月初，最高法院判決申請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需居港七年的規定系違反《基本法》，更觸動了香港人的神經，再次燃起誰是香港人的辯論。

矛盾不只導致港人與大陸人間的對立，也導致香港的「本土」或者泛民陣營之間出現分裂：亦即「激進」本土派崛起，不但嚴厲批評來港大陸人，也激烈攻擊相對溫和的本土派或民主派，網路上不乏各種人身攻擊與粗俗語言。

第三，今年4月國際貨運碼頭工人罷工，佔領中環長江中心，是香港近年少見的階級抗爭行動。9月底，香港政府公布官方貧窮線，以住戶平均月收入中位數的一半劃線，一人戶以月入3600元為貧窮界線。在政府政策介入前，2012年香港的貧窮住戶為54.1萬戶，涉及131.2萬人，貧窮率19.6%。

（資料圖：2013年4月，香港葵涌貨櫃碼頭工人連日罷工。圖為數百名工人在罷工地點搭建的帳篷里休息。Kin Cheung / 供圖）

香港一直是已開發經濟體中貧富不均最嚴重的地區，而近年樓價飆漲，地產霸權成為人人上口的修辭，有錢沒錢，有房沒房，山上山下成為香港深深的分裂線。

總的來說，這諸種分裂讓香港的社會信任度低落，民間對政府信任度低落，而不同力場者之前的敵我意識越來越濃厚，不論是香港人看大陸人，民間與政府，乃至民間內部，甚至暴力相向──例如所謂「愛港力量」等支持政府團體經常以肢體衝撞或激烈語言在民主派舉辦的論壇或活動製造衝突。

2003年以來，香港正逐漸建構一個「政治共同體」(political community)──一個試圖決定自我命運的政治主體，而這個建構過程無可避免涉及到，誰是這個共同體的成員？共同體的規範準則為何？這個共同體和他者──在現實脈絡下，這個他者即北京決策者，也是中國大陸那個政治社群──的關係為何？共同體成員享有的權利為何？

這個建構過程需要的是公共理性的對話以及細膩的討論，但在香港這個建構過程，卻是日益激烈的分裂。擔憂分裂，並不代表要尋求盲目的「和諧」。因為民主，或者作為民主前提的政治共同體，並不需要成員之間的「一致」，但卻需要成員享有基本與共識，需要成員對彼此的基本信任，但這些在香港卻逐漸瓦解中。

要減低這些分裂不是偽裝這些歧異不存在，而是掌握權力和資源者──不論是政治還是經濟──不能是壟斷者，而必須在制度上讓政治權力和經濟資源有被分享的機會和可能。尤其對政治掌權者，因為掌握的是公共資源且必須對民眾負責，更應該讓決策更透明、更負責，更讓民眾可以參與，如此才能維持體制的正當性，建立民眾對體制的信任。

說的更明白點，這不只是指特區政府對香港社會之間的關係，也是中央政府之於香港社會。如今的大陸香港矛盾表現在香港人對某些內地民眾的不滿，但背後更深層的因素其實是對香港前景、對於香港認同的不確定性與焦慮感。當北京對香港的決策影響力日深，但是缺乏透明性、問責性和公民參與，那麼這些決策必然很難享有正當性，只是更強化香港社會對於內地，對基本制度的不信任，認為決策者和他們所追求的「香港夢」是斷裂的。而這個問題的核心當然就是未來決定香港這個政治共同體命運的政改或普選規則。

當香港民眾相信他們有能力影響政府、要求政府更負責，當企業界相信政治經濟的制定規則更透明、更具有可預測性，當經濟上的弱勢群體相信他們有機會透過制度改變政治經濟資源的分配規則，當香港人相信他們作為一個政治共同體可以決定他們的集體公共事務，選擇他們認為可以好好治理香港的領導人，那麼，這些「裂」就可以被更好放在公共領域中被面對、討論，並且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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