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聯繫（趙建忠）

06-08

　　今年恰恰是曹雪芹逝世250周年，無獨有偶，今年距毛澤東寫下「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整整60周年，因此是個非常值得紀念的年份。近日英國媒體評出史上「十佳亞洲小說」，《紅樓夢》赫然居於榜首，令國人倍受鼓舞。其實，不僅是亞洲，甚至在世界文學範圍內，以文學最為發達的歐洲來說，即使將《紅樓夢》與其中任何一部一流作品相比，也是毫不遜色的。

　　《紅樓夢》這部經典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是個重要課題，可惜這片處女地長期以來無人開墾，新時期以來陸續出現過一些這方面的探索文章，但研究者通常所使用的都是「作家資源分析」和「小說文本比對」的傳統文學比較方法，雖取得了一定學術成果但總的看問題探討的不算很深入，甚至存在著嚴重的「誤讀」現象，比如對於張愛玲對《紅樓夢》「繼承」問題的研究，就是顯例。不錯，張愛玲本人的表白特別是透過《傳奇》等文本呈現出來的與《紅樓夢》的「相似性」是客觀存在，然而「相似性」固然是影響的一種表現，但影響的弔詭之處還在於，一心追隨大師反而跟大師的精髓失之交臂。說張愛玲一生戀戀躑躅依依盤桓於「紅樓」之下，但最終卻不無反諷與悲涼地跟真正的「紅樓精神」完成了一場漫長的擦肩而過。因為張愛玲小說失落了曹雪芹所稟賦的，通過《紅樓夢》實現的小說精神，而這正是曹雪芹「遺產」最精華也最珍貴的部分。從這個例子也可以看出，《紅樓夢》的「影響研究」很複雜，不能單純追求「形似」還要看到「神似」。

　　毋庸諱言，《紅樓夢》的「經典化」，是中國文學、文化發展及意識形態建設需要等複雜因素形成的歷史合力作用的結果，但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的發展歷程中，《紅樓夢》的經典地位得到了進一步的確認卻是不爭的歷史事實，這既是新文化運動主將們的主觀挑選，也是在經過時光磨礪、反覆汰選之後的莊重命名。儘管不同時代人們在論證《紅樓夢》的「經典性」時，不乏功利主義為我所用的態度，如長期以來研究者曾實用主義地將《紅樓夢》的人物塑造強行納入「典型論」的闡釋框架，其實，《紅樓夢》中的人物塑造，具有「典型論」所不能涵蓋的部分。「典型論」下的人物，一般來說僅有典型環境下的認識價值，而《紅樓夢》中的人物，往往更具有生命語境下的啟示意義。

　　面對作為經典的《紅樓夢》，誰是繼承人？這無疑是一個有趣的話題，但卻不是一個可以一言以蔽之的話題。文化藝術出版社日前推出了女作家計文君的《誰是繼承人——〈紅樓夢〉小說藝術現當代繼承問題研究》一書。作者討論的是包括胡適、魯迅、茅盾、俞平伯等在內的諸位學術大家對《紅樓夢》研究的思想成果，也包括對著名作家在創作上與《紅樓夢》淵源關係的研究。此外，作者也沒有止步於已有定論的現代作家，還延伸到「進行時」的中國當代作家中，如王蒙、宗璞等。

　　與以往的研究著述相比，該書在學術上的最大突破，體現在作者嘗試性地引入了體系化的「小說範式」概念，提供了「整體性」和「本體性」的新角度。所謂「整體性」，是將《紅樓夢》作為一個藝術體系。將《紅樓夢》看成是經典，或者以此為標杆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及其創作進行惟我獨尊式的挑肥揀瘦，這是以往研究者曾經有過的做法，它勢必會將經典與文學的發展對立起來。《紅樓夢》可以經典化，但不能神聖化，誇得它高不可攀實際上是將其束之高閣的做法。而「本體性」，是指小說本體研究。《紅樓夢》的現當代繼承問題，表面上看是一個古代經典敘事文本的現代影響問題，實際上也是中國小說敘事的現代演進問題。研究《紅樓夢》小說藝術的現當代繼承問題，為我們思考中國小說敘事百年嬗變提供了一個非常理想的場域，使我們能夠在「本體論」意義上，重新思考和認識中國小說敘事藝術特有的內在規定性。

　　把《紅樓夢》當作參照坐標，將中國現當代文學重新梳理，作者得出的結論是：一脈千流——中國現當代文學與《紅樓夢》有著密切的聯繫，同時《紅樓夢》又是「廣陵絕響」——巨大榜單中所謂忠實繼承者「得其形而遺其神」的創作，正在使中國文學所特有的敘事範式——《紅樓夢》的「文脈詩情」在模擬中喪失。從形似上來看，家族題材的繼承、婚戀主題的偏愛等，都可以看出現當代文學創作與《紅樓夢》的關係。從神似的角度看，繼承《紅樓夢》不應該是題材的層面、主題的層面、寫實技法的層面，而是從藝術家的精神層面來繼承。

　　該書作者立意在尋找一種屬於中國的敘事範式，或者說是中國人獨有的抒情方式。該書涉及了最大範圍、最廣作品的現當代作家，尋繹了複雜的文學線索，對文學的流變做了比較全面的梳理，將文學的通變規律呈現在廣大讀者面前。作者揭示了《紅樓夢》成為經典的歷史過程。藉助於《紅樓夢》經典在傳播中的呈現——特別是對後世作家的影響，以逆向的方式顯現《紅樓夢》的文學意義和真實內容。作者不是就繼承而研究繼承的問題，而是為了建立屬於我們自己的小說美學，尋找中國小說趨於完美的民族形式。因此，該書觀察和思考的指向，不僅僅是譜系梳理和理論建構，創作實踐始終是思考的重要立足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