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 | 他究竟是媒體眼中的冷戰之父還是一位被歷史誤會的歷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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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歷史誤會的歷史學家——喬治·凱南
在他的歷史意識中，思想永遠優於武力。美國最終在冷戰中獲勝，靠的應該是自由的理念，而不是大規模殺傷武器，不是在世界範圍內的武力介入。
喬治·凱南享101歲之高壽而終。媒體把他譽為「冷戰之父」，美國最偉大的職業外交家之一。不過，我卻更願意把他稱為歷史學家，而且是個被歷史誤會的歷史學家。
不錯，喬治·凱南確實最早提出對蘇聯的遏制學說，直接促發了美國的冷戰戰略。他也確實是一位職業外交家。但是，他的冷戰思路，並沒有被決策者們遵守。他在政界也一直是個圈外人。他登上外交生涯的頂峰，恐怕是1952年出任駐蘇大使。但是，這一職位也僅僅延續了5個月。與此相對，他最穩定、最持久的職位，是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的研究員，和愛因斯坦等人類第一流的「大腦」是同事。他一生寫了22本書，兩獲普利策獎。即使在政治和外交上，他的最大貢獻還是他的筆，而不是他的外交活動。用美國前國務卿Dean Acheson的話來說：「喬治帶來的麻煩是，他的筆是如此優美，乃至他可以在任何事情上都說服你。」
喬治·凱南生於1904年2月16日。剛剛出生兩個月，母親就去世。他8歲到了德國，在繼母的監護下，在卡塞爾學習德語，據說那個地方的德語是最為純凈標準的。後來他又掌握了法語、波蘭語、捷克語、葡萄牙語和挪威語。他曾在威斯康星州的聖約翰西北軍事學院受訓，隨即到了普林斯頓，並於1925年獲得學士學位。畢業後，他決定去外交界。幾十年後他稱這是他一生中「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在職業選擇上的明智決定。」1927年，他到日內瓦和漢堡任副領事；接著，又獲得了進修的機會，進入柏林大學。他看準美國和蘇聯早晚會建立正常關係，於是決定學習俄語。1933年美蘇關係開通，他自然成為駐蘇的外交家，在幾個邊遠地區的大使館任三等秘書。1935年到1936年和1944年到1946年間，他兩次被調到莫斯科服務。
他扮演歷史決定性的角色，是在1946年，即他第二次在莫斯科任職期間的後期。當時二戰剛剛結束，美蘇還是名義上的盟友。美國充滿了勝利後的樂觀情緒，期望蘇聯和美國合作，重建戰後的世界。但是，喬治·凱南卻對蘇聯不抱任何幻想。早在1933年還在里加當三秘時，他就預言蘇聯早晚會垮台。1946年2月，他作為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的第二號人物，向華盛頓發回了著名的「長電報」。這個電報有8000字之多，為了避開蘇聯方面的警覺，分5次發出。在這份電報中，他令人信服地解釋了蘇聯的制度、行為和心態，指出蘇聯領導層對自己的制度能否和以美國為代表的民主制度競爭毫無自信，時時覺得自己正在陷入民主國家的重重包圍之中，草木皆兵。
所以，他提醒美國政府放棄與蘇聯合作的幻想，準備與之進行長期的對峙。這一長電報，後來以X的筆名，發表在《外交事務》雜誌上，題為《蘇聯行為的根源》，震動華盛頓。喬治·凱南也一舉成名。
這一夜之間的盛名絕非偶然。在美國，沒有人比喬治·凱南更懂蘇聯。他講一口完美無缺的俄語，直接觀察了蘇聯老百姓自1930年代以來所經受的苦難。他認為，在未來的美蘇對峙中，美國的制度將顯示出無可非議的優越性，最終世界會天下歸心，美國會獲得冷戰的勝利。所以，他主張美國進行政治動員，而非軍事動員。作為馬歇爾計劃的設計師，他認為美國應該幫助那些戰後饑寒交迫的國家，不要讓走投無路的老百姓投入共產主義的懷抱，這樣才可以遏制蘇聯。1948年，他提出秘密報告，建議通過「政治戰爭」主動出擊，擊退蘇聯的擴張。這一「政治戰爭」的計劃，實際上是一場意識形態戰，包括後來建立的「歐洲自由電台」。冷戰後，哈維爾和瓦文薩等東歐的前持不同政見者和反對派領袖，都為此向他表示感謝。但是，「政治戰爭」的構思實現起來馬上超出了他的預想。其中一個直接結果，是中央情報局中建立的「政策協調辦公室」。短短4年，這個辦公室指揮著數千特務人員在全球展開活動。1975年當喬治·凱南在參議院作證時，他說「政治戰爭」的主意是他一生中犯的最大錯誤。
他這樣的反省，和他原初的理念實際上是一致的。他認為只有在蘇聯挑戰美國的根本利益時，美國才應該和它作直接的軍事對抗。在一般條件下，美蘇的競爭應該在政治層面進行，而不必有武力和陰謀的介入。
但是，美國的決策者並沒有聽從他的忠告，陷入恐共症中不能自拔。在國內，麥卡錫主義橫行，展開了紅色清洗，許多喬治·凱南的朋友受到牽連。在國際上，美國因為過度恐懼蘇聯的軍事力量，和蘇聯展開了核競賽。而喬治·凱南於1952年被任命為駐蘇大使。他一上任就被到處跟蹤，憤怒之極，在歐洲被記者問及在蘇聯生活的感受時，乾脆說那裡的日子和在納粹集中營里差不多，所不同的是在莫斯科他還能夠在嚴密監護下上街走走。這一下得罪了斯大林。他馬上被蘇聯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被迫離任。在此之後，他很快被意見不同的國務卿杜勒斯擠出外交界，此時他才50歲。退出官場後，他精力旺盛，不停地著書立說，在廣泛的外交事務中發言，成為美國國際事務方面重要的意見領袖，並為分析冷戰的歷史，提供了權威的聲音，一直到1990年代還十分活躍。
喬治·凱南對美國外交留下的遺產，主要是思想上的而非政策上的。在他看來，冷戰是美蘇的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競爭，勝敗一看便知。美國應該自信而不是恐懼。他反對朝鮮戰爭的擴大，曾經和蘇聯方面進行秘密會談，一度導致了朝鮮戰場的停火；他主張利用斯大林去世的機會，支持蘇聯內部的改革派，避免軍備競賽的升級；大概是出於對德國文化的熱愛，同時也基於他那種自由的國家自然會倒向自由的信念，他甚至提出建立一個統一、中立的德國，美蘇雙方同時從德國撤軍，這一提案引起軒然大波，不過多少也預示了冷戰後德國的命運；他堅決反對越戰，認為那裡沒有美國的根本利益；他甚至反對柯林頓時代的北約擴張，認為那會激發俄羅斯的民族主義，妨礙俄羅斯的民主轉型。一句話，他注重的不是一城一池的得失，而是政治理念的勝利。
然而，歷史誤讀了他的基本理念。他構想中的意識形態的競爭，發展成了無休止的軍備競賽、越戰的災難、CIA（中央情報局）在國際上的一系列秘密行動(包括顛覆左翼的民選政府)。在他的歷史意識中，思想永遠優於武力。美國最終在冷戰中獲勝，靠的應該是自由的理念，而不是大規模殺傷武器，不是在世界範圍內的武力介入，不是陰謀和顛覆。他看到了美蘇衝突的實質，也構想出了解決的方案。但也正是在這裡，歷史和他這位歷史學家分道揚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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