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與朱淑真詞接受差異論析

　　李清照和朱淑真是宋代兩位最著名的女詞人，兩人均善詩詞，在中國文學史尤其是女性文學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對後世文學影響深遠。作為女性作家，她們的創作和被接受具有許多共同的特徵，但由於她們各自的生活經歷、創作個性以及讀者的審美趣味、時代文化風尚的不同，其接受差異也非常明顯。考察和分析李清照和朱淑真詞的接受差異，對於我們進一步發掘李清照和朱淑真詞的美學特徵、文化內涵和歷史價值具有重要意義。綜觀李清照和朱淑真的被接受歷史，她們的詞的接受差異可概括為三個方面：即接受歷程的不同、情感認同的差異和接受模式的區別。

一、接受歷程的不同

從歷時性、共時性的雙重角度來考察，李清照和朱淑真詞的接受均表現出差異性。從歷時性角度看，李清照的被接受歷程表明，其文學地位具有相當的穩固性，其人其作一直受到各個時期的讀者青睞。而朱淑真詞的接受史則經歷了一個流動的過程，其詞經歷了一個從道德淪落的被批判到女性文學的代表被認可、從市井裡巷的口耳相傳到大雅之堂的藝術佳制的曲折歷程。從共時性的角度看，同一時期的人們對李清照和朱淑真的接受態度顯現出某種程度的差異性，下面分三個時期作簡要闡述：

1.宋元時期

宋元時期，李清照詞在不同文化空間廣為傳播，受到讀者的普遍認同和喜愛，其藝術價值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朱淑真詞則鮮為人知，其文學價值未引起時人注意。

宋元時期李清照和朱淑真的文學地位相差甚遠。這可以從宋元時期的詞選家及詞論家對兩人的不同反映得到證明。宋元時期的詞選家和詞論家對李清照頗為關注，對朱淑真則極為冷淡。在現存的宋元詞選中，有《梅苑》、《復雅歌詞》、《花菴詞選》等6種通選唐宋詞的選本都選錄了李清照的詞，可見李清照為時人普遍接受。同時的詞論家對李清照詞讚賞之語頗多，如朱《萍洲可談》說「本朝婦女之有文者，李易安為首稱」，陳郁稱「李易安工造語，故《如夢令》『綠肥紅瘦』之句，天下稱之」(《藏一話腴》內編卷下)，羅大經說：「近時李易安詞云：『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起頭連疊七字，以一婦人，乃能創意出奇如此」(《鶴林玉露》乙卷編6)等。與李清照詞的熱鬧景象相比，朱淑真詞卻顯得冷寂。關於朱淑真的記載，南宋時期僅見魏仲恭的《斷腸集序》有簡略論述，說其詞為「旅邸中好事者」所「傳誦」[1]p1，儘管南末後期著名詩人劉克莊編選的《分門篆類唐宋時賢千家詩選》，選錄朱淑真的詩作，且是所選入的唯一女詩人，宋元話本《雨窗集·戒指兒記》也引用了朱淑真的《立春》及《書王庵道姑壁》兩首詩，但當時的詞人和詞論家都不提及朱淑真，說明朱淑真詞只在市井間流傳，而不為專業文人所接受，其文學價值未引起時人注意。

2.明清時期

與宋元時期李清照和朱淑真的相距甚遠相比，明清時期的朱淑真文學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兩人的差距在縮小。詞選家和詞論家不再專註於李清照，對朱淑真也投入了相當的熱情。明清時期的各種類型的詞選本特別是女性詞選和女性文學總集如《詩女史》、《古今名媛匯詩》、《林下詞選》、《歷朝名媛詩詞》等都同時選錄了李清照和朱淑真的詞作。這時期的詞論家一方面繼續肯定李清照的詞作，如明代沈際飛《草堂詩餘正集》謂「綠肥紅瘦，創自婦人，大奇」，清代王士禎《花草蒙拾》說「婉約以易安為宗」[2]，清代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稱「閨秀詞惟清照最優」[3]，清代李調元謂易安詞「無一首不工」[4]，清代彭孫《金粟詞話》稱易安詞「詞意並工，閨情絕調」[5]，另一方面對朱淑真的詞作也非常重視，他們逐漸認可其作品的文學價值，甚至將她提升到與李清照相提並論的地位。如明代杜瓊說「朱氏(即朱淑真)，乃宋世能文之女子，誠閨中之秀，女流之傑者也」(《杜東原集》)，明代陳霆稱「朱淑真才色冠一時」[6]，清代謝章鋌將朱淑真放在與李清照同等的位置，說「味其詞，李居士(李清照)、朱淑真一流人歟!」[7]，梁紹壬也說「《漱玉》、《斷腸》二詞，獨有千古」(《兩般秋雨庵隨筆》卷三)。由此可見，自明清以來，對朱淑真的評價越來越高，說明朱淑真已漸漸為後人所接受，且取得了一定的文學地位。

3. 20世紀

這一時期，李清照和朱淑真的接受均呈上升趨勢。李清照詞不僅在國內普遍受到讀者青睞，還贏得了海外其他民族和國家的讀者的認同和喜愛，20世紀李清照詞先後被譯成日、俄、法、英等多種文字，在海外發行。而電子傳媒、網路文化的發展，以快捷的方式傳播易安詞，使易安詞幾乎家喻戶曉。在專業接受者眼中，李清照仍然是研究的亮點，20世紀共出版李清照研究論文667篇，論著44部(其中大都是關於詞或與詞相關的)，在20世紀古代女詩人研究論著目錄索引中位於第一。[8]P533-594《龍城青年雜誌》評選「千年十大女傑」，李清照當選中國部分第一。歷經一千年的歷史，李清照詞保持了經久不衰的藝術魅力，在接受者心裡佔據著牢不可破的位置，其作品蘊涵的文化內容和藝術特質滿足了不同時期的人們的審美需求，為構建各個時期的文化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20世紀朱淑真詩詞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特別是20世紀末和本世紀初，朱淑真作為女性文學的代表受到業內人士的充分肯定。朱淑真不僅獲得了廣泛的接受群體，而且其歷史價值和文學地位也得到了穩固和提高。朱淑真的被重視，與我國女性文學的發展密切相關，80年代以後，女性文學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關於朱淑真的研究也隨即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熱鬧景象。「自八十年代以來，朱淑真研究漸呈活躍趨勢」[9]。人們從新的視角反觀朱淑真，發現了其獨特的情感內容和審美意義，進一步認識了其文學價值。「朱淑真詩詞不愧為優秀的女性文學作品」，「真正是充分體現古代女性文學特色的女作家之一」[10]，「在中國女性文學史上，稱李清照、朱淑真為第一流的女詩人和女詞人，當之無愧」[11]。可以說，朱淑真成為學術研究中新的增長點，20世紀關於朱淑真研究的論文共57篇，其中1948年以前9篇，五六十年代5篇，80年代10篇，90年代33篇。著作三部。在20世紀古代女詩人研究論著目錄索引宋元時期作家中位於第二。[8]p579-59420世紀李清照和朱淑真的被接受表明，儘管朱淑真獲得了越來越多的接受群體，但是李清照的文學地位是朱淑真無法企及的。

二、情感認同的差異

雖然李清照和朱淑真同為大家閨秀，飽讀詩書，才情兼備，但兩人情感內容的指向和情感內容的表達均表現出不同的個性，因而讀者對她們的接受也呈現出相應的差異性。

首先，李清照情感內容是雅正的，儘管在表達上有時「肆意落筆」、「無顧忌」，但情感的歸宿是指向婚姻的，故能為封建士大夫們所接受。宋代有四位男性詞人先後唱和易安詞，與李清照同時的南渡詞人朱敦儒作《鵲橋仙和李易安金魚池蓮》，隨後南宋詞人侯有《眼兒媚·效易安體》，再後著名詞人辛棄疾作《醜奴兒近·博山道中效李易安體》，南宋末的劉辰翁寫《永遇樂》追和李清照詞。清照的丈夫也很欣賞她的詞作，對其詞作內容也未嘗以為不妥，反而想與她一決高下，據俞正燮《易安居士事輯》記載：「趙明誠得此詞(指《醉花陰》)後，曾閉門三天三夜，連寫五十多首詞，把李清照這首詞也夾在中間，請友人陸德夫評賞，陸賞玩再三，最後說『只三句絕佳』，即『莫道不消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而朱淑真詞則以「未適乎情性之正」(元楊維楨《東維子集》卷七)的情感內容，被詞論家捨棄，為世俗不容，連其詩詞也被父母「一火焚之」、「百不一存」[1]p1，甚至她自己都充滿自責：「女子弄文誠可罪，那堪詠月更吟風。磨穿鐵硯成何事，綉折金針卻有功」(《自責》)。

其次，在情感內容的表達上，李清照詞還是符合儒家溫柔敦厚、怨而不怒的詩教標準的，所以即使在理學盛行的南宋，當時流行的選本中都大量地選錄了李清照的作品。朱淑真詞則「傷於悲怨」(董谷《碧里雜存》卷上)、「多憂愁怨恨之思」(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卷十三)，為南宋文人所不齒。她的詞得以流傳保存下來，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她的富有傳奇的生活遭遇，《四庫全書總目》就說朱淑真「其詩淺弱，不脫閨閣之習。世人以淪落哀之，故得傳於後世」。朱淑真富有傳奇的生活遭遇，滿足了人們的同情心和探究欲。其撲朔迷離的生活經歷，激發了廣大讀者的閱讀興趣，形成了朱淑真詞特殊的情感認同現象———對其作品的接受和認知往往和她的不幸遭遇交織在一起，自南宋開始一直延續到現代。所嫁非偶，婚姻不幸，才華橫溢，死於非命，成為歷代文人對朱淑真的共識。在朱淑真作品的專業讀者群體中，關於其生平考證和作品情感內容的研究文章最多，正是這種認同接受現象的反映。

再次，李清照詞反映現實生活面較寬廣，朱淑真則較狹深。李清照生活的時代，文化氛圍更為開明寬鬆，她能自由地與士大夫酬唱交往，走出庭院樓閣的生活開闊了她的眼界，增加了其詞的生活容量。朱淑真的生活年代與李清照相隔不是太遠，據鄧紅梅考證，朱淑真是「南宋中後期人」，主要生活在「寧宗、理宗時期」[12]，相距李清照約五六十年，但時代風尚已經相去甚遠。從朱淑真的詩詞我們可以看出，她的生活場所主要在庭院樓閣內，所交往的對象也受到極大的限制，理學的盛行深深地束縛著她的身心，她只能生活在自己的狹小空間里營造自己的世界。因而，與李清照所獲得的廣泛接受空間相比，她的空間狹小得多。但恰恰是這一點，造就了朱淑真今後的輝煌，朱淑真專註於女性自我情感的描摹，在這塊土地上辛勤耕耘，使她成為女性文學的傑出代表，獲得了越來越寬廣的接受空間。

三、接受模式的區別

李清照和朱淑真一個「能曲盡人情，輕巧尖新，姿態百出」[13]，一個「清新婉麗，蓄思含情，能道人意中事」[1]P1，兩人均以深摯的女性情感打動人，「在宋代文學史上……堪稱雙璧」[14]，但李清照有不讓鬚眉的氣概，朱淑真則富有庭院閨閣的情韻，在後世讀者的心目中，形成了不同的接受傾向和接受模式。人們一說起李清照，首先想到的是不讓鬚眉的非凡女子，言語間對李清照充滿仰慕，說「她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已經與偉大的騷人屈原、詩人陶淵明、杜甫永垂不朽了」[15]，鄭振鐸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讚譽其詞為「絕調」，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高絕一時」[16]。一談到朱淑真，人們腦海中湧現的是「苦命女詞人」[17]的形象，身世堪憐的奇女子，對她飽含同情。這類話語數不勝數，此不贅述。可以說，李清照和朱淑真在讀者心中分別形成了各自的接受模式，正如朱立元在《接受美學》中所言：「每個讀者群，無論大小，都有自己雖然變動但相對穩定的接受模式」[18]。由於讀者的心理趨向不同，構成了對李清照的仰慕式接受及對朱淑真的同情式接受模式。這一現象的形成，一方面可歸結於朱淑真詞「才力不逮易安」[19]的內在因素，另一方面，源於男性審美評判標準的外在因素的影響。關於內在因素，在詞學界已成眾所周知的共識，至於外在因素，胡元翎概括的非常恰當，她說：「李清照的被承認多不是憑其身為女性的細膩、反觀自身的深刻以及那一時代特有的真實的『閨閣氣』，而是憑其雄健的氣概、男性般的氣魄、男性所讚許的雅正等等……男性評家對她的接納恰恰說明了她不能作為純粹的普泛的女性文學的代表。相比之下，朱淑真更具有一般性……她是典型的閨中女子，是被緊緊束縛在狹小天地里的詩人，雖然可悲，但卻能將敏感的心靈和如火的激情全部投放在自身，從而能對女性說來本是狹小的世界進行充分的體認，從而達到其他女性難以達到的一種深刻」[20]。

值得一提的是，儘管對李清照和朱淑真有諸多的接受差異，但兩人各有千秋的創作和各具特色的創作成就，不僅豐富了我國古典文學寶庫，而且為陶冶後人的審美情操，提供了寶貴的養料，對後世文學尤其是女性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各時代的女性競相仿效，不斷豐富和深化李清照和朱淑真詞，如宋代女詞人胡蕙齋「時比李易安夫人」[21]P99，元代女詞人張玉娘「幾欲繼軌《漱玉》、《斷腸》」[21]P99作《蘭雪集》一卷。清代女詞人徐燦、吳藻追步淑真、「嗣響易安」。她們的生命生生不息，源遠流長。

[本文為江西省教育廳高校人文社科項目《中國古代著名女詞人接受史》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