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的生活沒詩里那麼閑適

《桃花源記》、《歸去來兮辭》……東晉詩人陶淵明在很多人印象中，歸隱後過得閑適超脫，完全沒有世俗煩憂。然而，真相是這樣嗎？近日《陶淵明的遺產》出版，作者是著名作家張煒，他接受長江日報記者採訪表示，歸隱後的陶淵明時常要忍受一事無成的自責，其實難言舒心。

▲《陶淵明詩意圖》

傅抱石作

有地有僕，最後卻入不敷出

魯迅曾指出，陶淵明最初的田園生活還算體面，但不能把一般的農民生活，特別是不能把後期的窘迫，與剛剛回返時的狀態相提並論。

「雖然陶淵明對田園生活有憧憬，但想像是一回事，實際生存又是另一回事，他生活的困苦可能比自己所能料想的還要嚴重得多。」張煒指出，陶淵明上京的房子被燒、戰亂災荒、長期鄉間生活造成的隔膜、寂寥，會引起一種特殊的飢餓感。

即便在最為順遂的初期，陶淵明也要把荒蕪的園子從頭整理，還有一些很棘手的事。「所有這一切，陶淵明都要適應。這是一個艱難的過程。」

張煒認為，陶淵明對生活中的辛苦，還有其他一些複雜難言的滋味，比常人品味得更深入，所以給自己帶來額外的精神困擾。比如《乞食》中的「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杯」「日入相與歸，壺漿勞近鄰」等詩句，透著辛苦和清貧。

隱居時，陶淵明有地、有僮僕，最後怎麼入不敷出了呢？張煒推測，陶淵明遭遇過蝗災、大火、乾旱，但這些不足解釋全部，實際情況要更複雜。陶淵明有「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詩句，證明他像農民一樣，期待好收成，但一定和他不苛求世俗功名一樣，對農事也不會投入最大的牽掛。

「陶淵明天性率性、恬淡、自在，要求這樣一個人把農事搞好，驕傲於鄉鄰，是不可能的。」

「田園」

沒法概括陶淵明

「田園」

沒法概括陶淵明

記者宋磊通訊員周語

張煒以「靈魂需要」的角度分析陶淵明，認為陶淵明寫詩是為了靈魂快樂，以詩吐訴讓自己愉快、舒暢，並非為寫詩而寫詩。他飲酒與休憩，不是為了更高雅，而是為了勞作。同樣，他生活窘迫，也是因為不把自己當成「工具」，追求心靈快樂，而讓農作荒廢。

張煒指出，人們認識陶淵明有誤區，「我們似乎只知道用『儒』和『道』，極為順手地去破解歷史人物，特別是一個詩人的奧秘，非常不夠。」

「對於陶淵明的意義和價值，我們總是一再強調『田園』，『田園』終於成了陶淵明身上一個不可剝離的符號。」張煒分析，人們總喜歡按照一個虛擬的理想，單方面地概括和構築出一個陶淵明，「那就相當無趣了」。

張煒認為，就陶淵明這樣一個詩人來說，僅僅依靠提煉出來的某種思想與體系去取代，遠遠不夠。陶淵明所投入的田園生活，是有機的生存和吸收，這種營養的全面性和複雜性，許多時候是無法分析、概括的。這種有機性使得陶淵明的個體更加活潑、生機勃發。

「陶淵明不是為實現老莊之志回歸的。」張煒認為，「田園」是一片包含了各種微量元素的土地，而不是人工扎制的旋轉舞台。陶淵明很難學，因為一般人很容易在儒道之間、入世和出世之間，選擇一個總開關，只在需要時才按。但陶淵明行動卻有很多「總開關」之外的東西。他生命力之所以強悍，在於他對自然萬物的強盛吸收。「有些人將陶淵明模板化，這樣，我們離真正的詩人真的越來越遠了。」

陶詩很少提到他與動物的關係

「他的閑適與超然往往是被誇大，另一些生活內容卻被省略或大大簡化了。」張煒認為，陶淵明書寫美好田園生活的文字，塑造了整個中國文學傳統中最和諧完美的詩人形象。但只有深入到陶詩內部，我們才會感到陶淵明那些時時襲來的不安和痛苦，還有無法排解的寂寞和牽掛。

張煒說到一個有意思的現象，田園畫面中，少不了動物、如貓狗的存在，但在陶淵明的詩里，很少提及他與動物的關係。雖然也有「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的描寫，但「雞犬」都是遠處的，並非自家的。

「一般來說，享受田園生活少不了狗和貓的相伴，但它們在陶詩中並沒有怎麼出場，令人覺得遺憾。」張煒考察貓狗豢養史發現，狗雖然在中國馴化很早，但大多用來狩獵、祭祀，用於看家護院是清代以後的事了；到了唐朝，貓才大量入駐家中，成為寵物。「可以想像，如果陶淵明生活的年代再晚一些，貓和狗一定會成為他最好的陪伴，給予他難得的慰藉。」

鄉間畢竟是孤獨的，鮮有真正的知音，來往的知識分子很少。大部分時間，陶淵明都在個人咀嚼、吟唱、消磨。他的《歸去來兮》中有一句：「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為什麼「關」？就是不必開門迎客，只好獨享門內的孤獨。

還有「寢跡衡門下，邈與世相絕」等詩句，都說明陶淵明在精神上是自給自足的自樂，在農耕生活遮掩下，是一個寂寞的靈魂。「他的桃花源只是期望、幻想，他不曾親手築起，也沒有真正遇到。」

陶淵明離開的不是功名，而是物質

在很多人理解中，陶淵明非常超脫、不掛記物質收穫，完全沉浸於個人精神世界。「實際情況要複雜得多」，張煒認為，陶淵明不苛求世俗功名，但不代表他對仕途沒有一點期待、奮鬥，只能說在這個方向上思考很少、設計很少。

陶淵明回歸田園第三年，寫下《讀<山海經>十三首》，詩中透露面對嶄新田園氣象、生活轉折時的喜悅，但同時，也發出」猛志固常在」的悍聲，轉向另一種懷念和幻想：好男兒立於天地間，要有一番作為，「這有點回歸思想老路的傾向。」

「很多人只知他的『採菊東籬下』，而以為他很恬淡，卻不知他內心的波濤，直到最後還在洶湧不息。」張煒指出，陶淵明在田園生活越久，他的內心其實更趨向激烈。到了近晚年時，他變得暮士壯懷、悲憤難抑，寫出「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

陶淵明在很多詩中，流露出對「魏晉叢林」的恐懼、厭惡，還有觀望與進出不定的心緒。在邊緣挪動、躊躇中，他免不了產生不甘、痛苦的內心折磨。「『壯士驚』是陶淵明，『悠然』也是陶淵明。它們共存於一人身上不奇怪，因為人性就是這麼複雜。」

張煒分析，陶淵明離開的不是官場和功名，而是物質，後者對人的誘惑更大。「所以雖然陶淵明頻頻回頭，最終還是沿著田園的方向，一路走去，直至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