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祥熙：儒學普及應借鑒台灣人間佛教的作法和經驗

　　改革開放30多年來，大陸中國人精神生活領域的一個大事件，就是作為中華文化主幹的儒學重又回到社會語境。以央視百家講壇播出於丹《論語》心得為標誌，與當代中國人闊別百餘年的儒家經典，重新走進千家萬戶，並為愈來愈多的國人所認同所信奉。在經歷幾代人的文化虛無和信仰迷失之後，人們終於發現，曾經受批判、被污名的孔子、孟子以及記錄他們偉大思想的《論語》《孟子》等經典，有著穿越時空的恆久生命力和感召力。隨著黨和國家對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再強調和重視，一個自上而下對民族傳統文化的自信和自覺正在逐漸形成。

　　在當下復興民族文化的交響中，各種各樣的儒學普及活動無疑扮演了重要角色。從國內名校成立國學院、開辦國學班，政府或非政府組織舉辦傳統文化公益講座，到遍布全國城鄉的兒童經典誦讀活動，儒學都成為必不可少的主打課程。更有國際儒學聯合會等社會組織，通過每年一次的儒學普及工作座談會，交流、推廣儒家文化進社區、進企業、進學校、進家庭的作法和經驗。可以說，儒學普及的勢頭非常喜人，春天正在到來。

　　同時，亦須看到，眼下儒學普及的理念和實踐總體上還處於初級階段。從主體方面講，儒學普及機構雖多，但多自立門戶、各自為戰，缺乏必要的聯繫和整合；民間、學界基本上是兩套體系、兩套作法、甚至兩套話語，彼此很少互動交流。從作法方面講，大多宥於課堂教學、文本解讀，很少與廣大老百姓的倫常日用發生關聯。從受眾方面講，儒學話題基本上是在小眾中流行，而非在大眾中傳播，上至官員，下至百姓，不知儒學為何物的還大有人在。從趨勢方面講，儒學普及活動基本處於民間自發、主體自為、自生自滅狀態，缺少頂層設計和權威引領。這些，都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儒學普及事業的健康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筆者認為，借鑒台灣人間佛教的作法和經驗，是儒學普及走出當前困境的現實選擇。

　　人間佛教是近代佛教運動的一種。其產生的緣由是，清末民初，佛教界為了因應儒家倫理、基督教慈善、自然科學思潮而發起的一種佛教改革運動。作為一種理念，人間佛教思想由太虛大師最先倡導，爾後有慈航大師、印順大師、趙朴初居士、星雲大師等人繼承推動。作為一種成功實踐，則首推星雲大師開創的佛光山及國際佛光會事業。大師自1948年由大陸到台灣之後，便以許多貼近當時人們喜好或潮流的方法傳播佛教。以1967年開創佛光山為標誌，經過40多年的辛勤耕耘，台灣佛教一改當初「社會地位低落」，「出家人不受重視，在社會上難以立足，到處被人瞧不起」的「苟延殘喘」處境， 僅佛光山就在世界擁有兩百多處佛光別院、分院，一百七十餘個佛光協會、分會。不僅開創了台灣佛教新局面，而且實現了「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長流五大洲」的宏偉願景。台灣著名出版人，同時也是著名經濟學家、教育家和新聞傳播學家的高希均先生曾經說：「四十年來，台灣經濟是一種奇蹟，而星雲大師將佛光山組織得有條不紊，讓佛教無遠弗屆送至全球各地，也是一種奇蹟。」 「星雲大師的一生，改革了佛教、改善了人心、改變了世界。」

　　儒學與佛教同屬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值此中華文化走向復興之際，台灣人間佛教的許多成功作法和經驗，對中國大陸當下的儒學普及事業極具啟示和借鑒意義。

　　第一，要在理念層面著力通俗化。星雲大師將人間佛教的思想理念定義為，人間佛教「主要是倡導生活的佛教，以促進人際間的和諧，帶來社會的公平，達到世界的相互尊重包容，讓所有人都能幸福安樂地生活為目標」。簡而言之，人間佛教就是「佛說的、人要的、凈化的、善美的，凡是有助於幸福人生增進的教法，都是人間佛教」。 這一簡潔明了的闡釋，極大地豐富了人間佛教的內涵，拓展了人間佛教的外延。對照我們的儒學普及活動，雖然已經走過了二十餘年，但對儒學普及「是什麼」、「為什麼」、「怎麼做」等基本問題，仍處在見仁見智、各說各話階段。有關闡述，要麼過分學理，聽不懂，也記不住；要麼以偏概全，自拉自唱，難以形成廣泛共識。眼下，迫切需要仿效「人間佛教」的作法，對儒學普及的思想理念，給出通俗易懂、簡明扼要的精準概括。

　　第二，要在實踐層面著力世俗化。星雲大師提出，「人間佛教要有人間的性格、人間的倫理、人間的秩序」。 他打破僧俗有別的傳統觀念，積極提倡並開啟寺院生活的世俗面向。比如，佛光山視徒眾父母為佛門「親家」，每年舉辦「佛光親屬會」，讓所有徒眾的父母、家人都到佛光山團聚，與出家子女暢敘親情。同時，鼓勵佛光山出家的兒女，在父母年老生日時回俗家省親祝壽， 充分展示佛門對「尊師重道、孝善慈親」倫理的高度重視。 佛光山還以「全面照顧一個人的生老病死，讓人的一生都能在佛光山完成為發展藍圖， 從個人的新生，到家庭佛化、社區佛化，乃至於服務社會，都一一加以闡敘，完全超越了傳統寺院遠離世俗、僧人閉門修行的局限。

　　星雲大師特彆強調，人間佛教要與生活結合，要利益大眾，要能給人受用， 為」維護社會秩序、凈化社會人心、改善社會風氣、端正人生行為「盡到社會責任。過去的佛教是不出寺院，星雲大師率先把佛法從寺院帶入社會生活的每一處角落。他深入台灣各地的廟觀廣場、圖書館、學校禮堂、工廠、甚至監獄，針對不同對象」說法度眾「；提倡」以天下父母為父母，以天下同年人為兄弟姐妹「的佛門孝道精神； 強調人間佛教」首先要建立幸福的家庭生活「， 夫妻之間要相親相愛，親子之間要互敬互諒，朋友之間要互相扶持。 他用」籃球「、」排球「、」足球「的比喻，說明兒女不能忘本，要盡到孝善父母的責任；用」鋁球「、」橄欖球「的比喻，說明父母本身也應有德性、有學問，為兒女作出做人的表率。大師還通過每年春節寫」一筆字「的新春賀詞，為全球信眾送上歡喜和快樂，讓每一個在家信徒感受到人間佛教的幸福、快樂、安心、自在、富有和滿足。

　　相對於出世的佛教，儒學本來就是入世的學問，在世俗化、生活化方面有著與生俱來的優勢和使命。儒家思想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不尚思辨，是很實在，甚至可以說是很實用、很通俗地告訴人們如何做人，如何行事。然而，在儒學普及實踐中，卻有一種將儒學經院化、政治化的傾向。一方面是失去傳統文化滋養的廣大百姓，熱切希望從自己民族傳統文化中尋找生存智慧和精神寄託，原本作為」民生日用之則「的儒家文化亟需回到當下國人的生活現場；另一方面是掌握儒學話語的少數精英，十分熱衷於把儒學與學術掛鉤、與政治掛鉤，或者以發表論文、出版專著為樂事，或者以儒化體制、儒化執政黨為鵠的，使儒學普及每每陷入不能為群眾充分理解、不能為體制完全放心的尷尬境地。筆者不否認儒學的學術和資政價值，但更認為，儒學在當下中國大陸的主要作用不在學術和政治，而在能否為億萬生民安身立命提供有力支撐。台灣」人間佛教「的實踐說明，世俗需要是傳統文化大有作為的廣闊天地，儒學普及只有堅持走生活化、大眾化的路子，才能充分彰顯自身存在的意義和價值。

　　第三，要在內涵層面著力包容化。星雲大師認為，」世間上的一切，只要我心中能包容它，它就與我同在「。 「佛教只有包容才能成其大，成其多」。 一是包容不同教派。「與其他宗教建立同體共生的關係，『同中存異、異中求同』，彼此包容、彼此尊重，共生共存」。佛光山與各宗教保持密切的互動，彼此都建立了友好關係。 台灣二十一個宗教，指定由佛光會擔任主席，每年共同為世界人民祈福。 二是包容儒家文化。邀請牟宗三、唐君毅等儒學大家到各地講學，甚至邀請日本東京大學教授水野弘元到台灣講演。 三是包容民間信仰。認為「為了度化眾生，觀世音菩薩應化各種身相，媽祖也是觀世音菩薩的化身」。媽祖就是台灣的觀世音，把佔到台灣半數人口的媽祖信仰歸於佛教，讓媽祖宮加入佛教會是天經地義的事。 四是包容不同國家和民族。提出「地球人」的思想，倡導做共生的地球人，過同體共生的生活；不與世界對立，不與國家對立，不與宗教對立，不與文化對立；不分國家大小、不管種族膚色，在「佛性平等」的前提下，共同創造人間的和平，讓社會在融合中更加美好。 可以說，台灣人間佛教已經成為合和眾生、合和世界的重要象徵。

　　聯想「和而不同」、不同而和是儒家的重要思想理念，整部儒學發展史，從一定意義上講，就是儒學對道教、佛教等本土及外來文化相互包容共生的歷史。當前，中國社會較過去空前開放，各種思潮空前活躍。儒學普及只有破除唯我獨尊、包打天下的思維定勢，以包容的心態、寬廣的胸懷，與各種文化「各美其美、每每與共」，才能在新形勢下開出一片新天地。

　　第五，要在傳播層面著力多元化。一是弘法形式多元化。星雲大師認為，「佛教不能只重外相，應該要有一些實質的內涵。」「要確立自己的模式來宣揚人間佛教」。早在佛光山開山之前，大師就從寺院走向社會，通過文藝作品、佛教歌曲、歌詠演唱、舞台劇等多種形式，在台灣各地進行弘法表演。 這種被傳統佛教人士認為是「荒腔走板」、「大逆不道」，甚至「是要滅亡佛教」的弘法方式，「不但沒有傷害佛教，反而接引了一批又一批優秀青年進入佛教，對於帶動佛教的年輕化、知識化，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二是寺院功能多樣化。星雲大師認為，寺院是人生道路的加油站，是去除煩惱的清涼地，是善友往來的聚會所，是修養性靈的安樂場，是採購法寶的百貨店，是悲智願行的學習處，更是一所療治心靈的醫院、維護社會正義的因果法庭、啟發道德良知的教育學校、提升文化修養的藝術中心。 人間佛教道場除了具備過去一般寺院提供信徒誦經拜佛的功能之外，還要真正成為信徒們一生修身養性、增長智慧、善友共聚、廣結善緣等多元化的信仰所在。他親自為佛光山訂立「以教育培養人才、以文化弘揚佛法、以慈善福利社會、以共修凈化人心」的四項宗旨； 制定「給人信心、給人希望、給人歡喜、給人方便」的佛光人工作信條； 為海內外二百多所寺院道場確定「傳統與現代融合、僧眾與信眾共有、修持與慧解並重、佛教與藝文合一」的佛光教團推展人間佛教方向。 佛光山除了安僧辦道以外，還創辦養老育幼，以及幼兒園、初級中學、高級中學等各種佛教事業。

　　比照台灣人間佛教的作法，大陸儒學普及的形式較為老套，功能較為單一。在形式上，始終局限於課堂講授、名人講座等傳統套路；在功能上，即使是比較像樣的國學傳播機構，除過教學培訓之外，基本不具備其他延伸功能。尤其是多數儒學普及機構沒有辦學資質，處在名不正言不順，隨時可能面臨被干預被查封的狀態。儒學普及如何在形式上為大眾所喜聞樂見，如何在功能上滿足國人的多元需要，並做到「教有基址、學有資斧」，是一個亟待破解的難題。

　　第六，要在視野層面著力國際化。星雲大師立足台灣，放眼全國，前瞻世界。他衝破狹隘的地域觀念，打破人我、國家、民族的界限，提出人間佛教的國際觀，把佛法傳播到全世界。他雲遊世界講經論法，不只是關心信徒、寺院，還關心所有移民的華人。 他於1991年創立國際佛光會，先後在世界各大名都如洛杉磯、多倫多、巴黎、悉尼等地召開世界會員大會，每次與會代表都在五千人以上。2003年佛光會正式成為聯合國非政府組織（NGO）， 目前已擁有一百七十餘個國家地區協會，成為全球華人最大的社團。此外，香港中文大學成立有「人間佛教研究中心」；美國國會圖書館在《國會圖書分類法》之佛教分類號下，為佛光山及星雲大師的作品設立單獨號碼，並將《人間佛教》及《佛光山教團》正式納入《國會圖書館主體標目》之中。由此可見，人間佛教已經受到普世的重視。

　　聯繫大陸儒學普及實際，雖然上上下下也在進行走出國門、走向世界的探索和努力，但囿於種種制約和考量，儒學真正走出去的內容和形式還遠未成熟。即便是在傳統意義上的儒家文化圈，中國大陸儒學也尚未取得應有優勢和上風。儘管儒學源頭在中國是一個不爭事實，但源弱流強的客觀現實也是不容迴避的。如何真正實現中國儒學的國際夢，仍有大量艱苦細緻的工作要做。

　　第七，要在主體層面著力表率化。僧團是弘揚人間佛教的主體，僧伽隊伍的素質如何，直接關係到人間佛教的影響力與感召力。星雲大師一開始就對「怎樣做個佛光人」提出明確要求，強調佛光人要「先入世後出世、先度生後度死、先生活後生死、先縮小後擴大」；要「有宗教情操、有因果觀念、有慚恥美德、有容人雅量」；要「不私收徒弟、不私蓄金錢、不私建道場、不私交信者、不私自化緣、不私自請託、不私置產業、不私造飲食」；要「以佛法為重、以世法為輕，以道情為重、以俗情為輕，以實踐為重、以空談為輕，以是非為重、以利害為輕」；要「不以經懺為職業、不以遊方為逍遙、不以自了為修行、不以無求為清高」；要「光榮歸於佛陀、利益歸於常住、成就歸於大眾、功德歸於檀那。」 大師本人更是從自身做起，始終秉持「正確的觀念、忍辱的精神、認錯的勇氣、勤奮的習慣」， 無怨無悔地弘法利生。他還總結出作為一名合格弘法利生僧伽必須具備的三要素，即學問、德行和人緣。他常說：「求觀音，拜觀音，更要自己做觀音」； 堅信「出家人身教重於言教」，佛門，僧相威儀，甚至連袈裟的一角都能度眾。

　　相較台灣「人間佛教」一步一個腳印的發展歷程，大陸儒學普及活動則是「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在既無行業准入要求、又無現成模式可資參照的情況下，民間、學界紛紛扯起國學大旗，一時間「君子儒與小人儒齊飛，廟堂共江湖一色」，加之媒體推波助瀾，自封或他封的「學者」輩出、「大師」泛濫，使得儒學普及隊伍魚龍混雜、泥沙俱下。其中，雖然有許多不為名聞利養，而在弘道濟世的仁人志士，但也不乏嘩眾取寵之人、濫竽充數之士和招搖撞騙之徒。大陸儒學普及要想健康發展，必須從建設高素質的儒學普及隊伍做起。其中，最為關鍵的是，每一個從事儒學普及的人員，必須對儒學存有起碼的溫情和敬意，做到知行合一，行為世范。想為個人撈取好處的人，莫要到儒學普及中來。

　　本文的結論是，傳統與現代有著廣闊的兼容空間。台灣人間佛教的成功實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現代條件下的創造性傳承和發展提供了寶貴經驗。作為大陸弘揚中華文化大潮中最具活力和潛能的儒學普及活動，應積極借鑒台灣人間佛教的作法和經驗，努力在理念層面著力通俗化，在實踐層面著力世俗化，在內涵層面著力包容化，在詮釋層面著力當代化，在傳播層面著力多元化，在視野層面著力國際化，在主體層面著力表率化，思想再解放一點，方法再靈活一點，從「主觀想做、有能力做、環境讓做」的事情做起，紮實穩妥地把儒學普及事業推向一個新階段。

　　（作者系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山西中華文化促進會常務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