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改造國民性」可休矣

羽戈

按：兩年前談過一次國民性，可與《素質論、國民性理論與對民主的誤解》共讀。

「國民性」一說，近些年來常常見人提及；改造國民性的呼聲，沉寂久矣，而今彷彿有死灰復燃的跡象。這背後的糾葛，耐人思量。

國民性即一國民眾的共同性格，包括心理、思維、價值觀、精神特質等。其英文為national character，亦可譯作「民族性」。這是舶來詞，從歐洲傳到日本，再從日本傳到中國，可謂名副其實的「日貨」，與「主義」、「階級」、「公務員」、「航空母艦」等詞語一樣，在愛國的好漢眼裡，該屬抵制之列。

在中國，國民性與改造國民性之說，似由魯迅發揚光大。事實上，早於魯迅之前，嚴復、梁啟超、辜鴻銘等皆就國民性大發宏論。甚至更早，美國傳教士明恩溥（阿瑟·史密斯）撰《中國人的氣質》，「開創了研究中國國民性的先河」。魯迅曾屢次推薦這本書，認為「至於攻擊中國弱點，則至今為止，大概以史密斯之《中國人氣質》為藍本」，此書「雖然錯誤亦多」，「似尚值得譯給中國人一看」。

就改造國民性而言，最早可上溯梁啟超的「新民說」，由魯迅「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即『愚弱的國民』）的精神」為深化，至毛澤東「靈魂深處鬧革命」而高潮，一脈相承，激蕩百年。

改造國民性的苦果，我們已經嘗盡。杯弓蛇影，戒懼不息。以至如今一談國民性，有人竟不禁色變、心悸。由此，就必須重審：國民性到底是什麼東西，是否需要改造？若果，那應該怎麼改造？

論中國人之國民性的著作，百年下來，怕有千本之多。如明恩溥《中國人的氣質》、辜鴻銘《中國人的精神》、林語堂《吾國與吾民》、柏楊《醜陋的中國人》等都堪稱名著，膾炙人口。不過最經典的論述，我以為還是出自魯迅之口：他在日本學醫，觀看日俄戰爭（在中國作戰）的畫片，日本人公開處決為俄國做軍事偵探的中國人，「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圍觀斬首之盛舉的看客，其心理與思維，正是我們的國民劣根性最鮮明、最殘忍的寫照。正因此，魯迅眼中的當務之急，即「改造他們的精神」。

我不否認國民性理論的正當性，然而，我卻不能同意，將國民性視作百病之源，譬如中國落後於列強，歸因於國民性的貧弱；中國充滿打砸搶，歸因於國民性的野蠻；中國不能行民主，歸因於國民性的自私。更有甚者，反而倒打一耙，認為以中國之國民性，以國人的素質，實在不配實行民主政治。國民性淪為罪魁禍首的同時，還生出一種決定論，即不改造國民性，中國萬事俱不可為。

改造國民性，大抵可以置入改造文化的範疇。這就必須重提著名的制度與文化之爭。有人說，中國最大的問題在於制度，故當全力投入制度改革；有人說，中國最大的問題在於文化，文化是制度的基礎，國民性是制度的血液，改造後者，才是關鍵。兩派相爭，不可開交。實則，中國的制度與文化，都有問題，至於哪個更具決定性，卻不必爭論。你贊同制度決定論，就去改造制度，你贊同文化決定論，就去改造文化。

林肯云：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喜談國民性的朋友應該會認同這句話。反過來講，有什麼樣的政府，就有什麼樣的人民（對此，熊培雲有一個精妙的說法：封閉社會是「有什麼樣的政府，就有什麼樣的人民」；一旦走向開放，則是「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人民與政府，國民性與制度，互為因果，相反相成。高素質的國民自然會選擇良善的制度，良善的制度，如憲政與民主，則可以反向提升國民的素質。是故，提倡改造國民性的人，萬萬不可與主張制度變革的人為敵，而應執子之手，與子同心戳力，齊頭並進。

話說回來，這麼多年，我並不常用國民性一說，對此詞一直心存猶疑。這是因為，國民性是一個無比虛幻的概念，其中充滿了專斷的因子，如明恩溥說中國人麻木不仁、缺乏公共精神，這能適用於多少國人呢？若有一人不是如此，那麼是否證偽了國民性？如此，與其空談國民性，不如關注每一個具體的國民。

同時，我對改造國民性之「改造」，有些不以為然。這個詞語，殺氣騰騰；而國民性的內容，如心理、習俗等，決定了它的進化過程，是涵養而非劇變；是循序漸進、潛移默化，而非大刀闊斧、一蹴而就。從根本上講，國民性根植於人性。約瑟夫·康拉德曾對喬治·威爾斯說：「我們倆的思想具有本質上的不同。你並不關心人性，但認為人性應該得到改善。我熱愛人性，但知道人性不會得到改善！」——我同意康拉德的觀點，人性本不可改造，只可規約。只可惜，古今中國，康拉德太少，威爾斯太多，以至改造國民性，往往淪為改造人性，其典型，便是「靈魂深處鬧革命」。那場慘絕人寰的悲劇，不僅未能滌盪靈魂，反倒激發了人性最幽暗、陰毒的一面——我們至今仍活在其陰影之下。

2012年10月4日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