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東：三十六計走為上

06-08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中共高層決定對香港採取「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針，「在條件成熟的時候，經過談判和平解決，在未解決以前維持現狀。」直到1997年7月1日正式收回。由於控制香港的英國政府在1950年1月就宣布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國長期保持代辦級半外交關係，直到1972年3月升格為大使級完全的外交關係。歷史證明，在全球處於冷戰狀態，中國遭受封鎖的情況下，保持香港現狀的方針對中國經濟是有利的，這是一個重要的進出口管道。而且，香港本身獲得了經濟騰飛的機會，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為日後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儲備了寶貴的資源。

然而，這種未定之局本身就隱含著脆弱的一面，曾經遇到風暴的襲擊。1967年的中國大陸，是文化大革命進入高潮的一年，也是香港遭遇劇烈動蕩的一年。動蕩的起因是勞資糾紛。是年5月，由於香港一家人造花廠解僱工人，引起連鎖反映，工會組織罷工，走上街頭示威，風潮驟起，警方出動，拘捕了數百人。面對這一事態，在周恩來主持下，中國政府「最緊急、最強烈抗議香港英國當局對中國工人和居民的法西斯暴行」，在北京舉行十萬人集會和百萬人大遊行。實際上是由中共領導的香港左派，緊急動員，走上街頭，發動罷工、罷課、罷市，對港英當局施加最強大的壓力。港英當局也逮捕了一批左派新聞工作者。這場席捲香港，震驚世界的風暴，從5月持續到8月底，共造成51人死亡，800多人受傷，使中英關係處於最低潮，也使香港經濟陷於癱瘓狀態，資金大量外流，港人大量移民。8月22日北京發生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引起了毛澤東的警覺。此後北京的基調開始降溫，糾正極左思潮。英國方面也開始修復和中國的關係，陸續釋放關押人員。港府也出台緩和勞資關係，加強官民溝通，改善社會經濟等多方面新政，使香港重歸正常生活。

在這場風暴中，霍英東的應對最有意思。他本來是一個親大陸的商人，50年代初朝鮮戰爭期間，西方對中國大陸實施全面禁運，他就向中國大陸秘密運送過大量急需物資。為此遭受過港英當局的打壓。此時他身為香港地產建設商會會長，對於「反英抗暴」的種種過激行為並不贊成。他後來回憶：「一連串的工潮，我雖然不盡明白個中詳情，但我卻隱隱約約地感覺到香港將會像大陸一樣，時局動蕩不定，出現大的混亂。這個時候的我，心情很複雜，雖然無從預測香港出現大動蕩將會給市民帶來什麼影響，但我卻不能不為自己的生意、事業是否受到衝擊而顧慮，更不能不為自己的安危而擔憂。眼見香港時局動蕩不定，對香港前途的信心自然動搖；我這時又聯想到港英當局向來對自己的歧視，對事業、對香港真是有些意興闌珊。三十六計，走為上策。在動蕩的時局中彷徨、迷茫的我，於是決定暫且告別香港，遠走高飛，避避已經咆哮而來的風頭。1967年5月7日一大早，我顧不上通知公司的要員，只和家人簡單打個招呼，就草草收拾行李，匆匆趕赴九龍啟德機場，臨時買票搭上飛往英國的客機，行蹤非常神秘和迅速。我連錢都沒有準備，只帶了幾萬港幣在身上。到英國住了一段時間後，我又前往加拿大、美國等地，周遊列國半年之久。現在看來，我那時選擇『遠走高飛』，寓居海外半年之久，不失為一個萬全之策。其一，我若留在香港，處境將會是十分尷尬。雖然我從不介入『六七風暴』之中是，但態度是明確的，反對港府暴力鎮壓工人，但也不贊成工人採用『文革』式的那種激進的方法處理勞資糾紛。那時，幾乎香港所有的親中人士都站出來，支持左派工人，反對港英當局。我當時的親中色彩已經比較明顯，社會上已把我視為親中陣營的重要人物。此時，我若人在香港，而不介入其中，不支持左派勢力，自必招致親中力量的不滿；但倘若加入反抗港英當局的左派陣營，那必然會招致港府的敵視，雙方的對立更加大。在這種左右為難的情況下，選擇離開香港，無疑是明哲保身的好方法。其二，當時，我考慮最多的，應該是性命攸關的問題。由於不知道時局怎樣發展下去，故而遠走高飛，其策略是仍在香港投資，但人在他方，可百分之百保住性命，正如中國俗話所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財在香港，人在他國，才是處變不驚的最穩妥的保障。」

霍英東離開了香港，但他無時無刻不在關注香港事態的變化，他幾乎每天都打電話回香港，給家裡人、給公司的高級職員，了解工程進度，部署工作，在電話里解決一些問題。他還要求公司每周特快寄給他有關業務的資料和文件，向他提交工作報告。所有地產生意，都在他的遙控之下進行。直到當年的12月底，香港的動蕩基本平息下來，他才結束長達半年的旅遊，返回香港繼續打理公司。

霍英東迴避矛盾，明哲保身，並沒有損害他和北京的關係。相反，日後中國政府反省了極左思潮，調整了對港政策，他倒避免了轉彎的尷尬。改革開放後，霍英東率先到內地投資，取得雙贏效果，影響越來越大。1984出任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1993年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成為香港商界躋身國家政層最高層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