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轉型：「不向歷史交白卷」
為了迎接辛亥革命100周年，海峽兩岸都在積極籌備紀念活動。兩岸雖然發展道路不同，但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創造和積累了寶貴經驗，共同豐富著中華文化的內涵。
30年來，大陸經濟高速發展，綜合實力不斷增強，不但受到世界各國的高度評價，也為實現偉大的民族復興厚植基礎。
25年前，台灣地區成立「政治革新小組」，正式啟動政治體制改革。如今，在許多政治研究者看來，這是華人社會民主轉型的一個成功案例。
台灣地區的政體轉型經驗受到了高度關注。「至少在東亞地區，台灣轉型的成本是最低的。」台灣政治大學朱雲漢教授在接受《財經》記者採訪時表示。
朱雲漢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學家，長期研究東亞政治經濟和民主化，目前擔任「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國際學術合作項目的負責人。不久前，他受大陸有關方面委託，主持完成了《台灣轉型經驗》課題。
朱雲漢教授認為，「台灣政體轉型里蘊含著一種普遍意義的經驗。」進一步的總結與思考，對於台灣未來極為重要，其轉型啟示也具有更長遠的歷史價值。
國民黨主動轉型的內外因素
《財經》：台灣經濟在上世紀60年代開始起飛，70年代後期躋身「亞洲四小龍」行列，此後一直高速增長，為什麼在80年代中期主動政治轉型？
朱雲漢：台灣轉型有兩方面因素。從外部說，1971年尼克松訪華顛覆了國際格局，冷戰格局發生變化。此前，美國為了確保有效地遏制共產主義的擴張，鼓勵東亞採取高壓政策。
從卡特總統開始，美國實行「人權外交」，引導東亞政治更開放。所以，台灣壓力很大。
另外，1978年大陸實行改革開放，對台政策改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在此之前，台灣與大陸一直處於敵對狀態，國民黨有理由不實施《憲法》所允諾的公民結社自由，國會也不能改選，以維持「正統」的象徵。兩岸關係緩和，使國民黨長期維護的那一套制度安排喪失了說服力。
首先，從內部說，經過戰後30年的經濟快速發展，台灣內部的社會結構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
私營部門經濟成為經濟主導，政府不再掌控一切。儘管上世紀50年代台灣沒有像大陸那樣搞計劃經濟，但是台灣的公營經濟也是經濟主幹，一直到60年代、70年代初期都是如此，壟斷性的、資本密集的、高技術的、有規模經濟的企業，差不多都在政府手裡。80年代私營經濟成為經濟骨幹，對於政府的依賴程度越來越低。
其次，隨著台灣高度城鎮化，白領階層、專業人士大量湧現，中產階級成為社會骨幹。中產階級成立了各種聯誼性或行業性的社團組織，這些社團開始逐漸地對公共議題感興趣。公共議題雖然看起來不是那麼有政治性，但最後需要政治來解決。於是，這些社團也逐漸有了一定的政治性。
《財經》：國民黨有一套管理、監控社會的組織機制，為什麼沒有發揮作用？
朱雲漢：原來確實有，但是社會結構越來越複雜，原有的組織機制已經不能夠適應社會的多元變化，國民黨當局也不可能完全掌控，只能抓一些對政府依賴性比較大的社團。
台灣有一個概念叫「社會力」，即在國家或政黨的控制之下，社會自己崛起了，變成了多元的格局。
然後，社會裡又生長出了政治反對力量。
上世紀70年代中期，「新生代黨外力量」開始出現，外部環境也給新生代黨外力量某種程度的激勵。和早前的反對力量不同，新生代黨外力量可以直接在社會裡找到自己的基礎，因為台灣的政治土壤產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財經》：國民黨是否意識到了政治反對力量的出現？如果意識到了，為什麼沒有採取遏制政策？
朱雲漢：面對黨外力量的興起，面對開放政治體系的訴求，最初國民黨還是壓制的，但是壓制的成本越來越高。是用更大的力量去壓制，還是做一些溫和的回應？
從上世紀80年代初期開始，國民黨一直在鎮壓和溝通之間游移不定。
牽制國民黨的因素有兩個：首先是美國因素，其次是國民黨自己在政治上有一種深層的不安全感。
《財經》：所謂「深層的不安全感」，是不是國民黨感受到了某種危機？
朱雲漢：是的。國民黨感覺到一種合法性危機，就是「政權到底代表誰」遭到質疑。國民黨核心結構都是從大陸來的，反對運動指責國民黨是「外來政權」，而且是「蔣家天下」的壟斷性統治體。在台灣，國民黨既不民主，在族群上又是少數。
它不敢民主，因為如果實行了民主，執政的位置也就保不住了。國民黨也意識到族群社會代表性不足的弱點，如果全面鎮壓，就會被刻畫成「外省人迫害本省人」。所以，國民黨在鎮壓的問題上特別慎重。
事實上，自從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地位鞏固之後，對於本省籍的異議分子基本上沒有處死過，以免激化省籍矛盾。
到了上世紀80年代中期，多重新因素逼近，國民黨到了不得不作決斷的轉折點。 「不得不調整的歷史關頭」《財經》：新的因素是什麼？
朱雲漢：隨著民主第三波的發展，民主化這把火已經燒到了東亞。1986年菲律賓馬科斯政權垮台；韓國學生進行了一個月的靜坐抗爭，全斗煥辭職下台。這些對於台灣地區的黨外運動有很大的鼓舞。
國民黨的接班人問題也開始凸顯。不止蔣經國個人的接班問題，整個國民黨高層都面臨後繼乏人的局面。因為1949年跟蔣介石來台灣的「立法委員」「監察委員」「國大代表」都已經老了，這場戲已經唱不下去了。
還有，黨外的力量也在一直衝撞，在逼著執政者作選擇：是全面鎮壓、升級衝突，還是回應一部分訴求？特別是，在黨禁的體制下黨外力量已經宣布組黨，是承認，還是取締？
三個因素都擠壓在一起，蔣經國明白，已經到了一個不得不調整的歷史關頭。
《財經》：儘管民主化的浪潮湧到了東亞，但是與菲律賓、韓國比起來，當時台灣社會更傾向於安定，而且黨外的力量也沒有那麼大的號召力和動員能力，是這樣嗎？
朱雲漢：確實，當時台灣多數人對於巨大的政治變化仍然有點遲疑。所以，黨外運動從來沒有機會，也沒有實力去組織那麼龐大的群眾運動去顛覆。
在日漸逼仄的國際環境和東亞民主浪潮的壓力下，多數台灣人，包括中產階級有一個共識，即台灣必須採用漸進的、和平的方式，來逐步調整原有體制，而不是進行一步到位式的激進改革。否則風險太大，大家不願意承受劇烈的震蕩。
另外，國民黨過去的高壓政策逐步收斂，政治犯較少。台灣經濟發展的分配也很公平，大家都是受益者，所以人們也不希望劇烈的變化。
《財經》：也就是說，當時台灣人基本上是有一個共識的：要搞民主化，但應該是漸進的、和平的？
朱雲漢：國民黨營造了一個主流思想：我們要民主改革，不是革命，而且民主改革不能影響經濟發展，不能影響社會安定和台灣安全。
不過，國民黨也認識到，必須回應黨外運動的衝撞，否則支持他們的人會越來越多。
《財經》：在上世紀40年代，陳立夫曾對沈鈞儒說，「我們流血打下來的江山，怎麼可能在談判桌上就給了你們呢？這不可能！」按照這樣的邏輯，既然權力在我手裡，就不能輕易地放棄。當時國民黨高層是否仍然秉持這種邏輯呢？
朱雲漢：「打江山坐江山」是前現代社會的權力邏輯，現代社會「主權在民」，國家不是一家一姓一黨的，人民選誰就是誰，要通過競選實現權力的和平交接。蔣經國看到了歷史大趨勢，很清楚如果逆潮流而動，就會積累更多的矛盾。在這種情況下，蔣經國選擇政治改革，其實是在順勢而為，趁他自己還能夠主導大方向的時候，先啟動改革，把台灣推上軌道。
當然，如果沒有內外壓力，他就沒必要這樣做。事實上他周圍的許多人也不會贊成他這樣做。因為他們覺得，這一步走下去，以後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覆水難收。
《財經》：所以，蔣經國是在一個關鍵的歷史時刻扮演了一個關鍵的角色？
朱雲漢：對，並不是每個坐在他這個位置上的人都會做出這樣的事。蔣經國為什麼會這麼做？
第一，整個台灣的社會精英都已經接受了民主的價值觀，認為民主是該走的路。這也是一個共識，只不過以前總是說暫時還不能走，但從來沒有認為民主是不值得追求的。在上世紀80年代後期，台灣站在了完全不一樣的位置，歷史坐標不一樣了。
第二，蔣經國面對的是本土社會的政治覺醒，本省籍精英要求平等分配政治資源。如果完全用高壓的手段去處理的話，受迫害者會把矛盾轉化成外省人與本省人的族群矛盾，進而導致反對力量號召更大的動員力量，對現政權做更無情的反撲。
在台灣民主轉型之前，其實國民黨政權還沒有經受真正的大考驗。台灣還沒有出現社會運動式的衝擊，只有零零星星的一些現象，但是苗頭早已經出現了。
《財經》：蔣經國曾說，「不向歷史交白卷」。在當時的歷史關頭，作為威權人物的蔣經國如果向另外一個方向轉化，台灣是否可能出現大混亂局面？
朱雲漢：對，很難想像的局面，反正會是另外一個局面，政治問題可能會積累得更大。
決心既下，蔣經國準備分幾步走進行通盤的體制調整。第一步，從1987年開始解除戒嚴，開放黨禁。第二步，把國會改選排上日程。還沒有走到第二步，蔣經國就去世了。但是他已經把台灣推上了一條新軌道，接下來只能往這條路上走，沒有其他可能性。 台灣的「增量民主改革」《財經》：在台灣地區執政40多年的國民黨，為什麼能夠度過威權體制鬆動與崩解的危機，而且還能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享受民主轉型的政治果實？
朱雲漢：因為國民黨上世紀50年代就開放地方選舉，70年代末期又擴大了「立法院」的增補選。在大陸時選出的「立法議員」不能動，但是增加一點台灣選眾的名額，而且這些名額是定期改選的。所以本省的政治精英可以來參加「立法院」選舉，這樣既可以滿足當地政治精英的政治參與需求，又不動搖國民黨的政權。
《財經》：這是否也算是一種「增量改革」，存量不動？
朱雲漢：沒錯。台灣的「立法院」選舉是一個「特區」，越做越大，到後來競選名額已經佔到了將近三分之一。
國民黨從鄉鎮開始不斷運作，培養了自己的參選人才，運作了30多年，而且經歷了幾場選戰，知道怎麼去運作。在黨外力量衝撞之下，國民黨不能不開放政治體系時，仍然有不失去政權的把握。因為對它來講，只不過要玩一場更大的遊戲而已。
更何況，國民黨有各種優勢，司法權在手上，經費也很充裕，通過一套利益交換體制，吸納或拉攏了各種地方力量。到蔣經國時代，很多本省精英在國民黨里慢慢已經到了較高的位置，國民黨已經開始本土化了。
所以，國民黨能在很長時間享受政治體制改革的果實，秘密就在於，國民黨已經實現了局部性的以選舉為核心的民主競爭機制。政治上國民黨有操作的條件，另外，總體上來講國民黨的確也為台灣提供了30多年穩定的經濟增長和繁榮，創造了一批龐大的利益受惠者。
《財經》：是不是可以說，國民黨的績效合法性很高？
朱雲漢：是的。甚至李登輝時期，國民黨的績效都是很高的，所以黨外力量想挑戰李登輝是不容易的，民眾也不覺得民進黨可以真正替代國民黨。
在實現民主化轉型14年後，國民黨之所以失去政權，是因為國民黨自身的分裂。李登輝時代，新黨分裂出去了，宋楚瑜也分裂出去了。連戰和宋楚瑜合起來還是61％的選票，他們鷸蚌相爭，讓民進黨鑽了空子。民進黨還沒有累積起真正的社會基礎，就倉促上台了。如果連戰跟宋楚瑜沒有分家的話，國民黨2000年是絕對贏的，而且很可能到今天還在執政。
《財經》：如果把台灣地區的特殊情況剝離掉之後，按照國民黨的實力和經驗，是否可以在很長時間保證它的執政地位？
朱雲漢：歷史沒有辦法假設，不過，國民黨的執政時間至少會比我們現在看到的更長。
即使民主化了以後，在最初的十幾年裡國民黨仍舊有非常高效的組織根基和資源動員能力，遠遠超過常態民主下的所謂「政黨」。因為它原來是一個以黨治「政」的黨，現在只是稍微削弱和調整了一點，民進黨遠非對手。
在這個意義上，當初以黨治「政」對國民黨來說也是一個很好的訓練。但是一旦失去政權，就不一樣了。因為國民黨原來的運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託對政權機構的掌控。現在台灣的政黨回歸到正常狀態，以選舉為核心，政治精英培育也主要通過選舉產生。「台灣轉型的成本是最低的」
《財經》：從台灣地區的經歷來看，民主轉型和經濟發展之間到底是什麼樣的關係？
朱雲漢：民主轉型和經濟發展是非常動態的辯證關係。經濟發展創造了民主轉型的社會條件。國民黨的經濟發展路線所取得的成果，為台灣提供了一個相對寬鬆的社會環境。
台灣不是在社會矛盾積累很厲害的情況下來面對政治體制改革問題，而是在社會分配問題並不尖銳，多數人基本上能夠參與分享經濟成果的前提下，啟動政治體制改革。所以，台灣的漸進式改革得到了多數人的支持。
發展導致公眾政治參與意識的提高，也產生了黨外運動的新社會土壤，但是沒有嚴重的社會矛盾可以讓反對力量利用。相反，因為漸進改革得到了多數人的認可，讓國民黨可以有某種主動性來回應改革的要求。
假如經濟分配矛盾累積很深，反對力量就可能積累起巨大的社會力量，動員到一定程度，就有政治崩盤乃至內戰的危險了。
民主化給台灣經濟發展帶來新的衝擊，首先技術官僚不再享有政策自主性，他們過去可以主導中長期經濟發展策略與產業政策，現在政治領導結構經常變動。同時，企業可以透過政治獻金與民意代表來影響財經政策，原來的規劃與協調機制無法有效運作。
民主競爭機制讓社會分配議題、勞工議題、環境議題高度政治化，這些議題與經濟發展間的矛盾更不宜調和。選舉的壓力也讓政治人物傾向忽視財政紀律，一手大幅增加社會福利支出，另一手大幅減稅，導致台灣財政結構急速惡化。
這些都是台灣新興民主面臨的經濟治理難題。
《財經》：所幸的是，台灣避免了最壞的結局。
朱雲漢：政治參與的大門打開了，社會力量就可以通過選舉進入政府平台。國民黨高層的結構也發生變化，企業界、民營報紙老闆等開始進入權力核心。他們開始影響政府決策與法律制定。這時，國際上的新自由主義思潮高漲。
民營經濟的精英們不斷批評國民黨的經濟管制和公有部門壟斷。國民黨也意識到經濟管制和公有部門壟斷不合潮流，技術官僚也主張放鬆管制，破除壟斷。於是開始「市場化」「去管制」，很多特許行業開放了。
這樣做削弱了國民黨的一些政治手段，多少也動搖到它的基礎。因為原有的經濟控制體制對於維持國民黨政權也有一定的重要性，特有部門裡龐大的員工是國民黨的巨大票箱，可以左右地方的選舉結果。當然，「市場化」的好處也是顯見的，因為原來的經濟管制與壟斷會產生很多尋租，「市場化」消除了尋租的土壤。
《財經》：在許多學者看來，在全球民主化第三波里，台灣是一個成功的個案。作為一位政治學家，你認為台灣成功轉型的經驗是什麼？
朱雲漢：第一，台灣轉型的社會成本相對來講是比較低的，整個經濟社會生活沒有受到重大的影響和破壞。至少在東亞地區，台灣轉型的成本是最低的。
第二，台灣轉型儘管產生了認同危機，但是並沒有真正拖垮民主進步的前行。在有些國家或地區，這種危機可以讓民主無法運作，甚至導致政權分裂、社會肢解。而台灣在比較困難的歷史條件下，民主還可以維持平穩運作，經過兩次和平交權，很了不起。
第三，台灣在政治轉型之前是一個一黨威權的體制，這種政治體制進行民主轉型，執政黨通常在重大的經濟危機、社會危機中崩解，東歐轉型就是如此。
而國民黨在政體轉型啟動後的最初14年里，始終能夠通過選舉來維持政治上的支配性地位，成功經歷四次改選均能維持多數黨地位，這種和平轉型是非常罕見的。
《財經》：是否可以這樣理解：台灣轉型經驗顯示，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威權體制下的主政團體如果主動推動漸進式的政治體制改革，不一定會導致很快失去政權的危機？
朱雲漢：反而有可能讓自己的執政地位重新獲得鞏固。國民黨的轉型經驗也顯示，政黨有可能在主導民主轉型過程的同時，營造一個「支配性一黨體制」的出現。而國民黨在上世紀90年代所建立的支配性一黨體制，如果沒有遭遇認同衝突的撕裂性衝擊，原本應該具有更高的存續能力。
從日本的經驗來看，支配性一黨體制的長期存在也不一定阻礙民主政治的鞏固。所以，從理論上來說，不應完全排除以「黨國體制」為起點的雙重轉型也可能出現成功的民主轉型。
台灣地區的經驗里蘊含著一種有普遍意義的經驗。另外，台灣經驗還蘊含由歷史條件所形成的一些特殊情況，其他社會都沒有，因此無法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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