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說三國]20~37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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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收降張魯　　劉備在建安十九年冬天佔有益州，不僅引起了曹操的不安，也激怒了孫權。　　孫權之所以憤怒，是由於四年前劉備曾經阻擋他由荊州進取益州，藉口劉璋是宗兄，替劉璋向孫權求情。現在，劉備自己卻偷得了益州，顯然是以前有心欺騙了他孫權。　　孫權忘記不了魯肅所描述的，劉備在長阪坡被曹操追擊了以後的窮無所歸，一副落魄樣子。孫權更忘記不了，倘不是他情願冒險，派周瑜、程普溯江西上，對曹操孤注一擲，這劉備早就性命難保。這劉備，保住了性命，又獲得南郡對岸的武陵郡孱陵縣，在該縣建築了公安城，居然又有了一個小小的局面，卻又乘著周瑜忙於對付在江陵的曹仁，突然收降了在湖南的四個郡。如今，加上了益州，羽翼越來越豐滿，比他孫權的威望高。孫權於憤怒之中，帶有嫉妒。　　於是，派了魯肅帶三萬兵到今日的湖南，在益陽附近與關羽對壘。劉備自己見到形勢不妙，親自率領了五萬兵，準備萬一翻瞼，就大幹一場。幸虧魯肅深知孫、劉之宜合而不宜分，使得孫權和劉備達成了以中分荊州作為和平解決的辦法(這些，我在前面已經說過)。　　曹操的對策，是先打張魯，佔領漢中，再由漢中南下，打進益州，以泰山壓頂的氣勢消滅劉備。　　張魯顯然不是曹操的對手。曹操帶兵在建安二十年三月出發，經過陳倉(陝西寶雞)而並不南下，先向西走出散關，於五月間擊破在河池(徽縣)的氐人之王竇茂；涼州的造反者首領韓遂，由金城(蘭州)逃去了西平(青海西寧)，被他的同夥殺了，把頭顱送給了曹操。　　曹操這才轉過頭來，到漢中解決張魯。　　漢中郡的名稱，早已被劉璋的爸爸劉焉，改為漢寧郡。張魯也曾經被部下擁戴為「漢甯王」。幸虧有一位功曹(科長)閻圃，苦勸他不可稱王；稱了王以後，便和漢朝政府永久不能妥協。自稱為「師君」，可以；同時自稱為「漢甯太守」，也可以。況且，早在劉焉之時，劉焉曾經向漢朝政府保薦他做了什麼「鎮民中郎將』。閻圃認為，張魯不特在宗教的圈子裏．仍舊自稱為「師君」；在政治的圈子裏卻僅僅標出一個「鎮民中郎將，領漢甯太守」，已經很夠了。　　張魯接受了閻圃的忠言。因此，在曹操率領大軍來到了的時候，心裡一點不害怕。他知道，本人既未自稱什麼「漢甯王」，而仍是漢朝的一個中郎將兼太守，曹操不能把他當作一個造反者來治罪。而且，曹操一生以招降納叛為作風，也許會對他不僅不懲罰，反而升他的官。　　因此，張魯一肚子裝滿了投降思想。　　他的弟弟張衛，堅決反對。張魯拗不過張衛的意思，就准許張衛姑且抵抗一下。　　張衛選定了(陝西褒城縣西北的)陽平關，作為防禦陣地，沿著關的兩旁，造了十幾裏長的小長槭，把各座山頭連在一起。這一座小長城，張衛集中了幾萬兵士來守。　　曹操來到，攻了三天，竟然攻它不下。　　過了三天，張衛的小長城卻忽然入於曹軍之手。是曹操用夜襲的方法把它攻破了的嗎?頗有可能。這是《三國志》「魏」的部分，《武帝紀》中的說法。　　郭頒在《魏晉世語》中說，曹操於攻了三天攻不下以後，本已決定撤退。他的「西曹掾」郭諶，勸他堅持。郭諶說：「部隊已經進入敵人境內如此之深，只能前進，不能後退。一退便不可收拾。進，頗有勝利的可能。」曹操仍舊有點狐疑。　　就在「西曹掾」郭諶進言的那一天的夜裏，《魏晉世語》繼續說，發生了兩件意外的事：一、有幾千隻麋鹿，走進了張衛的軍營，弄得陣容大亂；二、曹軍的前鋒部隊，走錯了路，走進了張衛的軍營裏(在歷史上，敵對兩軍因迷路或大霧而走到了一起的情形，每每發生)。曹軍的一個中級軍官高祚，想把自己的部隊集合起來，以免零零落落地在敵人營中被消滅，於是大擂其鼓，大吹其牛角製成的「號」。這一來，竟然引起張衛大恐慌，以為曹軍有一大批人沖了進來。結果，張衛投降。　　《魏晉世語》的說法，與《魏名臣奏》之中的一篇董昭所上的表，頗能符合。董昭說，曹操攻陽平關攻不下來，很灰心。他叫夏侯惇和許褚，把上山仰攻的部隊撤回。夏侯惇和許褚依令行事，撤回了部隊的大部分，卻有少數的前鋒這時候因為迷路而進入了張衛的軍營，把張衛的兵嚇跑。曹操得到消息，就揮軍前進，佔了陽平關。　　又有一種說法，以為進言的人不是「西曹掾」郭諶，而是「主簿」劉嘩。這一種說法，見於《三國志》「魏」的部分《劉曄傳》(「主簿」、相當於「秘書處處長」，在實權上小於「西曹掾」。丞相官的最高的幕僚是「長史」，等於是」秘書長」，下面辦文書的，是「主簿」及其僚屬。管行政的是東西兩曹，每曹有一個掾，不妨翻譯為為第一處處長與第二處處長)。　　總而言之，陽平關是被曹操拿下來了。張衛於投降以後，被曹操下令斬首。　　張魯聽到張衛失利的消息，立刻就想出來投降。閻圃勸他不可如此性急。這個時候投降，一定披曹操看不起(當時的不成文習慣法是：不曾交鋒而早日投降的，免死；交鋒了以後，尤其是被圍城了以後，才投降的，就凶多吉少；至於，到了城破以後才投降，那就只有死路一條)。張魯倘若立刻投降。不至於像張衛那樣身首異處；然而，也不會得到什麼官爵。　　閻圃建議給張魯：不妨逃入大巴山之中，依附山裡面的少數民族的領袖杜灌、朴胡等人，做成一種抗拒到底的姿態，然後派人向曹操談和平解決的條件。張魯認為此計很妙，便依閻圃之計而行。　　有人勸張魯，把堆積在漢寧郡郡治的財寶與糧食一齊燒光，以免被曹操佔了便宜。張魯不肯，反而貼上封條，靜候曹軍接收。果然，這件事深得曹操嘉許。　　曹操不等待張魯的代表來洽降，就先派使者迎接張魯。張魯也就率領全家妻子兒女，出來叩頭。使者奉了曹操的命令，以漢獻帝的名義，拜張魯為鎮南將軍，封為閬中侯，食邑一萬戶。張魯的五個兒子與閻圃，也都被封為「列侯」。　　曹操可算是僅僅打了三天加一個夜晚的仗，便獲得了漢寧郡一大片的地盤。　　他把漢寧郡的名稱，恢復為漢中郡。　　張魯的女兒，曹操聘了作媳婦，給兒子曹彭祖為妻。於是，張魯又升高一格，成了曹操的親家。　　張魯的這一個女兒，是否以前被張魯想嫁給馬超的那一個?我們無法查考。我們僅僅曉得，《水經注》這部書裏，說到漢水之南，有所謂「女郎山」，山上有「女郎塚」，山下有「女郎廟」，在女郎塚與女郎廟之間有「女郎道」。這個「女郎」，所指的便是張魯之女、曹彭祖之妻。　　《太平御覽》卷五百一十八，抄錄了一塊南鄭城的碑，碑文對張魯大捧特捧：「位尊上將，體極人臣，五子十室，榮並爵均，童年嬰稚，抱拜王人；命婚帝族，或尚或嬪。」　　曹操獲得了龐大的漢中郡，下令把它一分為三：除了核心部分仍叫做漢中郡以外，新設一個西城郡與一個上庸郡．西城郡以(城固之東的)安陽縣與(興安西北的)西城縣為主。上庸郡以(白河縣東的)錫縣與(竹山東南的)上庸縣為主。漢中郡與西城郡均設太守，上庸郡不設太守，只設都尉。　　這三個郡必須有人總管軍事。這個總管軍事的人，曹操選了夏侯淵。在夏侯淵之下，曹操加派了張郃與杜襲。　　夏侯淵是豫州沛國譙縣(安徽亳縣)的人氏，與曹操是小同鄉，從少年時代便在一起，交情極好(有人說他們二人，原是堂房兄弟；曹操的父親曹嵩，本姓夏侯。這個說法，站不住，因為，曹家與夏侯家，在曹嵩以後曾經互為婚姻。我個人的看法是：曹嵩雖不是宦官曹騰的親生子，卻極可能是曹騰的同胞兄弟之子)。　　曹操年輕時候，在家鄉行為不端，犯了法，該坐牢。夏侯淵把罪行供認是自己幹的，因此而代替曹操坐了牢。不久，曹操卻也出了全力，使得地方官把他從牢裏釋放出來。這一件事，我在以前敍述「曹袁之爭」的時候，已經提到過。　　曹操起兵，參加討伐董卓，以及對袁術、呂布等人作戰，夏侯淵一直跟隨曹操，先後做了曹操下面的「別部司馬」、騎都尉、陳留太守、潁川太守。曹操打平了袁紹，夏侯淵的軍階升到「督軍校尉」，專管兗、豫、徐三個州的軍糧。此後的幾年，他不斷地替曹操打仗，打平了不少的各地對曹操「叛變」或「造反」的人：泰山郡的昌稀，濟南郡的徐和，廬江郡的雷緒，太原郡的商曜，右扶風(郡)的隃糜縣與汧縣的氐人，安定郡的楊秋，終南山的劉雄，涼州的馬超、韓遂、宋建。　　這些被夏侯淵擊潰或消滅的人，情況各不相同：昌豨與雷緒，是地方上的領袖，受了劉備的策動而起兵興漢討曹的。徐和是黃巾小首領。商曜是什麼樣子的人，無考。楊秋，很像是馬超的朋友。劉雄是地道的土匪，有人說他不叫做劉雄，而叫做「劉鳴雄」，鳴雄的意思，是喊叫起來像雄雞；這兩個字不是真名，而是「綽號」。馬超、韓遂，毋庸介紹。宋建，是割據了「枹罕」一帶三十幾年，自稱「河首平漢王」的一位土豪。枹罕，在今天甘肅省導河縣。　　夏侯淵消滅宋建，是在建安十九年。次年，他帶了涼州的將士與諸侯諸王，到一處叫做「休亭」的小地方，與曹操的大軍會合，打平了張衛，收降了張魯。　　曹操先後升他為「行都護將軍」、「征西將軍」，留他在漢中坐鎮，總管一切，自己回了鄴縣。　　鄴縣屬於冀州魏郡，本是袁紹大本營的所在地。曹操擊潰袁紹，消滅袁尚以後，漸漸把這個鄴縣作為自己大本營的所在地，對許縣不再重視。　　建安十八年五月，他以漢獻帝的名義，封自己為魏公，劃魏郡及冀州的其他九郡，為魏國的領土。　　這魏國與漢朝景帝以來，所有的諸侯國都不相同：魏國內部的行政，由魏公自己管，而不歸漢朝的朝廷管。　　到了這一年(建安十八年)的十一月，曹操索性又在魏國的都城鄴縣，另設一個「魏國的朝廷」，有尚書令、侍中與六個卿。　　他早就目無漢室。漢朝自從漢高帝不許異姓為王以來，為「公」的只有一個王莽，這奸臣曾經逼了他的傀儡皇帝封他為「公」(安漢公)。曹操在「自封」為魏公之時，已經「冒天下之大不韙」，不惜在歷史上與王莽並列了(「公」有兩種；有封邑的公，是諸侯；沒有封邑，而只是在朝廷中官位甚高的三公之公，不是諸侯，沒有封邑。三公在周朝是司徒、司馬、司空，在漢朝初年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太師、太傅、太保，是「三孤」，比三公高)。　　曹操這一次收降了張魯，併吞了漢中，不肯聽司馬懿的話，繼續向南，越過大巴山，打劉備，而匆匆忙忙留下了夏侯淵，便回到魏郡的鄴縣去，為的是什麼呢?　　為的是：把自己再升一格，由魏公升為魏王，他叫華歆等人準備了一番，在建安二十一年五月準備完成，用漢獻帝的名義頒了一道詔書給他，說他「勤過(後)稷(大)禹，功侔伊(尹)周(公)」，不把他晉封為王，就不能夠「答神祗」、「慰萬民」。　　司馬懿是司隸校尉部，河內郡、溫縣的人氏，這時候在曹操面前當「主簿」。司馬懿認為，劉備用欺騙與武力勝了劉璋，蜀郡等地的人，心中不服。劉備自己又親自帶兵去了荊州；向孫權爭奪江陵。曹操倘若在這個時候進攻，劉備的部隊一定瓦解。　　曹操回答司馬懿說：「人倘若不知足，便要吃苦。我已經得了隴，難道還希望有蜀嗎?」　　曹操的另一位主簿劉曄，也勸曹操立刻進兵取蜀。曹操仍舊不聽(主簿的職位，相當於秘書處處長，而並非完全相同於秘書處處長。主簿可以有兩個或更多，而今日的秘書處處長只能肓一個，其餘的只能稱為副處長)。　　曹操把劉備的能力估計得不高(雖然當年曾經在許縣為了拉攏劉備，說劉備是英雄，除他本人以外的唯一的英雄)。因此，曹操覺得留下了夏侯淵，加上張郃與杜襲，便足夠對付劉備。　　杜襲是一個文人，出生在豫州潁川郡定陵縣，這時候在曹操下麵當丞相府長史(秘書長)。曹操給他以「駙馬都尉」的官銜，叫他主持漢中三郡的政務。他待老百姓很寬厚。有八萬多逃到了山裏去的人聽他的話，從山裡面出來，搬家到洛陽與鄴縣去。　　張郃是冀州河間郡鄚縣人，在冀州牧韓馥下麵當「軍司馬」，打黃巾有功；其後在袁紹下面升到了「中郎將」一級，投降曹操，被曹操拜為「偏將軍」，打了不少的仗，升為「平狄將軍」。夏侯淵打馬超與宋建，他是夏侯淵的得力幫手。　　曹操叫他也留在漢中，和夏侯淵在一起。他帶兵越過大巴山，深入巴東、巴西二郡，用說服或脅迫的方法，搬出了幾萬人口，向漢中郡的方向移動，走到(今日四川渠縣之東的)宕渠山，被張飛擋住。兩軍相持了五十多天，張飛獲勝。張郃率領殘部，回去了漢中郡的郡治南鄭縣。　　張飛在宕渠山的崖石上，留下了一塊碑，字寫得十分雄壯，文句也極其有力：「漢將軍飛，率精卒萬人，大破賊首張郃於宕渠，立馬勒銘。」有人以為這是他的秘書寫的。我認為，當秘書的先生們另有所長，寫不出這樣的碑，這樣的碑，只有像張飛那樣的大英雄，才寫得出。　　曹操接到張郃吃敗仗的報告，不僅不處罰他，反而升他為「蕩寇將軍」，使張郃感激得五體投地。　　此後，直至建安二十四年劉備大舉向漢中進攻，曹、劉兩軍的接觸不多。　　建安二十二年十一月，劉備先對曹軍作試探性的攻擊，派張飛屯駐在(甘肅成縣之北的)固山，另派吳蘭率兵屯駐在(成縣之西的)下辦等處。曹操也派了曹洪與曹休來對敵。曹洪這時候是「都護將軍」，曹休是「騎都尉」、「參洪軍事」。　　曹操吩咐曹休，「你雖然在名義上不過是曹洪的參軍，實際上卻是統帥。」曹洪知道了曹操有過如此吩咐，就索性讓曹休主持一切。　　劉軍揚言，張飛屯在固山的兵，是作為切斷曹軍後路之用的。曹休告訴曹洪，倘若劉軍真想叫張飛切斷曹操的後路，便不會大肆宣傳。「我們只要先打敗了吳蘭，張飛就會放棄固山而走。」次年(建安二十三年)三月，曹洪、曹休擊敗了吳蘭，張飛果然撤了固山之兵而去。吳蘭達到氐人的部落裏，破殺。二十一 劉備攻取漢中　　劉備並不因為吳蘭被殺、張飛退軍，而放棄他的攻取漢中的計畫。他自己也已經率領了十萬左右的兵，到達前方，向著陽平關進軍(當時的陽平關，在今日陝西沔縣的西北，不在寧羌縣的西北)。　　在他左右當智囊的是法正。諸葛亮必須留在成都，坐鎮後方。　　劉備一舉而佔領了陽平關，在陽平關停頓了一些時候，於建安二十四年的春天，帶軍隊向南，渡過漢水的一個支流沔水，依著當地的山勢，逐步向南移動，選定了定軍山的山坡之下紮營。　　夏侯淵不知是計，用了全力來沖劉備在這山坡之下新紮的營，沒想到劉備已經在事先命令黃忠率兵埋伏在定軍山山頭之後。黃忠於曹軍衝擊劉軍正沖得激烈之時，突然「乘高鼓噪」而下，給曹軍以側擊與俯擊，不僅把曹軍殺得潰不成軍，而且當場殺掉了作為曹軍主帥的夏侯淵，連帶也殺了曹操所任命的「益州刺史」趙顒。　　曹操接到報告，親自帶了大軍由長安經斜穀前來，準備與劉備拚個你死我活；很快，就到達了「遮要」。　　劉備卻不肯、也不敢與曹操拚，守住了陣地，說什麼也不把自己的將士放出來與曹軍交鋒。　　就這樣，曹軍天天喊打，劉軍理也不理。兩軍相持了一個多月，劉備收穫到心理作戰的成果：曹軍的兵士，紛紛逃亡，逃亡得一天比一天多。原因不是設有糧食，曹軍的糧食多得很，而且後方也不曾被切斷。原因是什麼呢?是劉軍的這一邊懂得揭發曹操的真面目：「名為漢臣，而實為漢賊。」每逢曹、劉對壘，常常在曹的後方有人作劉的內應。以前，有昌豨與雷緒；以後，在請葛亮第一次出兵祁山之時，又有南安、天水、安定，三個郡的官吏與人民，一齊起而響應諸葛亮的號召。　　曹操決定下令撤軍。走前，他說了一句「阿Q式」的聊以解嘲的話：「我本來就不相信劉備有如此的能力。他身邊現在有了人才(所指的，是法正)。」　　以前，他在赤壁烏林被孫劉兩軍燒去他的兵船，殺得他的軍隊狼狽而逃之時，他也說兩句「阿Q式」的話：一句是：「船是我自己燒的。」另一句是：「孤不羞走(我並不認為退走是難為情的事)。」　　曹操不僅撤退了他帶來的大軍，也下令所有滯留在漢中三郡的大小部隊，一概離開。　　於是，劉備佔有了漢中三郡：原來的漢中郡，加上曹操所分設的西城郡與上庸郡。　　漢中郡於定軍山之戰以後，立刻被佔領；西城郡也沒有什麼抵抗。上庸郡遠在今日的湖北西北部，曹操的太守申耽不肯望風而降。劉備派了養子劉封與宜都太守孟達，對申耽用武力威脅，申耽才終於投降。　　劉備不僅仍叫申耽當上庸太守，而且也任命了申耽的弟弟申儀，當西城太守。劉封由「副軍中郎將」被升為「副軍將軍」。另一個荊州的新設的郡房陵，也已經破孟達於攻擊申耽以前，打了下來，房陵郡的太守蒯棋，死在孟達之手。　　這一次定軍山之役，倘不是黃忠把下山俯衝的作戰命令，執行得有聲有色，則劉備能不能獲勝，大有問題。因此，劉備立刻把黃忠由「討虜將軍」升為「征西將軍」。黃忠與劉備的關係，也慢慢地比得上關、張二人與劉備的關係了。　　京劇之中的《定軍山》，詞兒好。它使得黃忠的英名，為將近兩千年後的現代中國人所家喻戶曉(美中不足的是：把黃忠描寫成主將。他當時不是主將，主將是劉備自己)。　　劉備—生打過了不少次的仗。真正是由他本人指揮所打勝的，次數不多。這一次定軍山之戰，是最精彩的一次。赤壁烏林之役，負責指揮指揮主力(孫軍)的，是周瑜。後來，攻破劉璋的雒縣是圍了很久才攻破的。在成都，並未破城，是劉璋自己開城投降。早年，幫陶謙守郯城，守住了。那只是與曹操的一次小接觸。二十二 劉備稱王　　劉備在拿下了漢中、西城、上庸與房陵四個郡以後，聲勢浩大。同時，關羽在荊州，也準備得差不多完成，即將對曹仁進攻，爭奪襄陽樊城。　　當時的形勢，似乎曹操已經走下坡路，夏侯淵全軍覆沒，他本人親自率兵抵達遮要，竟然達不到與劉備交鋒的目的而撤軍，雖沒有戰敗，也算是敗。　　劉備的左右與他自己，認為消滅曹操的時機，已經差不多成熟，而為了號召天下英雄與團結自己的部下，劉備不可以不稱王。　　劉備倒並不是最先有這個意思的人。他是「被動」的；不過，到了後來，他終於接受了左右的慫恿，於是「自稱漢中王」五個字的貶語就被司馬光等歷史家，加在他的頭上。　　司馬光及其助手，在他們所寫的《資治通鑒》裡面，對曹操相當客氣。曹操之稱「魏王」，也何嘗不是「自稱」?《資治通鑒》上的記載，卻是「進魏公操爵為王」。至少就字面來說，這句話的意思是：漢獻帝主動升魏公曹操為魏王。　　劉備稱漢中王，在事實上確是等於自稱，而形式上是由馬超、許靖等等一百二十個人聯名上奏給漢獻帝，說他們因為曹操「外吞天下，內殘群僚，朝廷有蕭牆之危，而禦侮未建，可為寒心」，所以」臣等輒依舊典，封備漢中王，拜備大司馬。」將來，消滅了曹操以後，「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矯(詔擅封之)罪，雖死無恨。」　　劉備同時也上了一張表給漢獻帝，說：「群僚見逼，迫臣以義，……(臣)若應權通變，以寧靖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輒順眾意，拜受(大司馬之)印，(漢中王之)璽，以崇國威，……應天順時，撲討凶逆，以寧社稷。」　　一百二十人之中的領銜者，不是諸葛亮或關羽、張飛，而是馬超，為什麼?因為馬超曾經是漢獻帝朝廷正式封侯拜將的一員。所封的侯是「都亭侯」，所拜的將是「偏將軍」(但是，在這一張表上所寫的馬超官銜，不是偏將軍，而是劉備所給他的「平西將軍」)。　　馬超之下，列名的人的次序，是許靖、龐羲、射瑗。然後才是諸葛亮、關羽、張飛、黃忠、賴恭、法正、李嚴(李嚴以下的人，姓名沒有被抄在《三國志?蜀書?先主傳》裡面)。　　許靖不過是「左將軍長史」，掛了「領鎮軍將軍」的虛銜，不曾封過侯，也不曾獲得過許縣漢獻朝廷的官爵，何以名次列得如此之高呢?至於龐羲，簡直是說不上有什麼地位，只不過是一個「營司馬」而已，比不上今日的副官處處長；射瑗，也只是上校參議之流：「議曹從事中郎，軍議中郎將」。為什麼這三個人，也列在諸葛亮與關、張之上呢?　　章學誠說：「殆不可解(差不多是無法解釋的)。」我以為，可能執筆寫這張表的人，不是別人，正是許靖。而龐羲與射瑗和他私交不錯，年紀也相當大。但是，這也不過是我的一種猜度而已(賴恭的姓名，很陌生。《三國志?吳書?薛綜傳》說他是荊州零陵郡的老前輩，為人仁愛謹慎，「不曉時事」。賴恭在當時的官銜，是「鎮遠將軍」，他大慨是從零陵，跟著劉備來益州的，由於是老前輩，所以也被年高而德不劭的許靖所接近)。　　《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記載了諸葛亮於劉備在「建安十六年」稱帝之時，勸劉備不可違拗部下的攀龍附鳳的願望。諸葛亮引用了當年耿純勸劉秀稱帝的一番話：「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大夫各歸求主，無為從公也。」　　劉備稱帝，確是諸葛亮所竭力主張。稱帝以前稱王，是不是也由於諸葛亮主謀呢?待考。諸葛亮不曾陪劉備去漢中，在劉備身邊的最重要的謀臣，是法正。這「自稱漢中王」的事，很像是法正出的主意。　　劉備舉行稱王典禮的一天，是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庚子日。地點是(陝西沔縣東南的)沔陽。馬超、許靖等人設了一個壇場，叫文武官吏排隊，然後由領銜的人宣讀上給漢獻帝的奏章，讀罷，就把一頂王冕，加在劉備的頭上，也把一顆「漢中王璽」捧給劉備。　　劉備在這「加冕典禮」完成以後，也宣讀了自己上給漢獻帝的表。　　然後，劉備就任命「漢中王國」的文武大員，叫許靖做太傅，叫法正做「尚書令、護軍將軍」。太傅地位崇高，尚書令掌握實權，等於是漢中王王府的秘書長。劉巴當了尚書(於許靖死後繼任為尚書令)。另一個很重要的職務是「侍中」，劉備任命了廖立。　　廖立是武陵郡沅陵人，頗有才名，曾經被劉備破格提拔，在他年紀未滿三十之時，就叫他當了長沙郡太守。孫權派了魯肅、呂蒙在建安二十年前來荊州南部(湖南)，爭奪長沙、零陵、桂陽三個郡之時，廖立不戰而走，棄職脫逃，一口氣逃到了公安。劉備不僅不加以懲罰，而且叫他跟自己回益州，當巴郡太守。現在，劉備當了漢中王，又給他以「侍中」的位置。　　諸葛亮是應該陞官的。他升做了什麼，《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之中，沒有記載。也許，劉備以為諸葛亮已經有了很適當的職位：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不必再升。但是，左將軍的名義，劉備於做了漢中王之時，就交給了馬超。諸葛亮如何能留在所謂左將軍府，給馬超當部下呢？　　重要的武官之小，趙雲升做了什麼，《三國志》也沒有記載。有記載的，只是關、張、馬、黃四人。他們分別作了前將軍、右將軍、左將軍、後將軍(漢朝以右為上，擺在左的前面)。　　另一位武官，本來不太重要，卻突然受了重任，有點像是當年劉邦禮遇韓信。這一位武官，姓魏名延，一生忠心耿耿，而《三國演義》的作者把他糟蹋得不像一個人，說他頭上有一塊反骨!事情的經過是：劉備做了漢中王以後，必須回成都處理全盤的軍政事務，漢中王王府也自然要移設到成都去；不能沒有一個可以坐鎮一方的大將，留在漢中。大家以為，這個坐鎮一方的大將的人選，一定是張飛。關羽坐鎮了荊州，這坐鎮漢中的任務，不給張飛給誰呢?結果，劉備卻給了魏延!魏延在當時不過是一個「牙門將軍」而已；出身也只是行伍的小兵。劉備為什麼選中了他?因為他自從在家鄉南陽郡義陽縣在劉備的麾下當阿兵哥以來，不斷地立有戰功，說得上「勇冠三軍」四個字。劉備不僅欣賞他的勇，也看出了他的「智」。他是的確具有大將風度，可以坐鎮一方的人。　　劉備升他為「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全軍的入都大為驚訝。劉備當眾召見他，問他：「我現在把這樣的重大責任交給你，你準備怎麼樣辦?」魏延說：「倘若曹操率領全國的軍隊來打，我就替大王抵擋。倘若曹操只派一個偏將，帶十萬兵來打，我就替大王把這十萬兵吃掉了，吞下。」劉備聽了，很高興。這兩句老粗口吻的壯語，也立刻使得軍中的大小將士一致佩服。　　魏延不僅是「勇猛過人」，而且「善養士卒」，能夠獲得士卒的心。劉備於眾將之中，特別看中了魏延，可說是頗有知人之明(魏延其後也被諸葛亮十分信任；諸葛亮死後，才被小人楊儀謀害)。　　我個人認為，劉備稱王的事辦得太早了一些。等到打勝了曹操，佔領中原以後，稱王就沒有人批評。漢獻帝也不會連一個王爵都不肯給他的。　　他在拿下了漢中，就「自稱」起漢中王來，事前事後，對孫權毫無安排；同時，關羽在荊州北部對曹軍作戰，也頗為順利。孫權極想繼續拉攏他而拉攏不上，十分感覺到不安全，就決計對他翻臉了。二十三　孫劉翻臉　　孫權一向是對得起劉備的：不僅派了周瑜、程普，幫他抵抗曹操二十幾萬的大兵於赤壁烏林，不僅讓他佔了武陵郡孱陵縣，造了公安城，不僅坐視他襲取長沙、零陵、桂陽，與武陵郡的其他縣；也不僅把親愛的年輕胞妹，嫁給了他這個「年已半百」的老者。而且孫權又從建安十四年到建安二十四年，對曹操常常作戰，為了劉備而與曹操做敵人，前後整整十個年頭以上。孫權對不起劉備麼?　　孫權與曹操在這十年之中所打的仗，比劉備對曹操所打的仗更多。孫權先是在建安十四年一方面叫周瑜在江陵猛攻曹仁，逼得曹仁放棄江陵，撤兵退守襄陽；另一方面又在(安徽無為縣東南的)濡須口，親自抵抗曹操的水陸聯軍。其後，孫權又在建安十八年正月抵抗曹操濡須口的第二次進攻；又在十九年五月與閏五月，奪取了曹操的皖城(安徽潛山)。在十九年秋天，抵抗曹操第三度的進犯，在二十年八月，孫權以全力攻擊曹操的合肥，幾乎在「逍遙津」送了自己的性命。到了建安二十一年的冬天，曹操發動水軍陸軍，以居巢(安徽巢縣)為前進基地，來勢洶洶，而孫權毫無投降之意，仍舊沉著應戰，終於使得曹操本人不得不在建安二十二年三月退走，留下曹仁與張遼，在居巢改取守勢。　　孫權之所以與曹操結下了如此的不解冤讎，誠然也是為了自己的地盤與生命，卻也的確可以把它記在劉備的賬上。倘若不是在建安十三年為了救劉備而叫曹操在赤壁烏林丟了臉，曹操也不至於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對他大舉討伐，欲得他而甘心。　　孫權也未嘗沒有取漢朝而代之的帝王思想；他對劉備的合作，也來嘗不是暫時的互相利用，以對付一個強大的共同敵人；等到將來；倘若是曹操被消滅了，孫權未嘗不會與劉備作一次最後的一拚，以決定鹿死誰手，帝位誰屬。然而，至少在那個情形到來以前，孫權一向並沒有先幹掉劉備，後幹掉曹操的計畫。　　事實是，劉備與他的大將關羽，做了一連串的不僅激怒孫權，而且令孫權失去了安全感的事。第一，是在赤壁烏林勝利以後，追擊曹操之時，劉備單獨行動，佔領了武陵郡的孱陵縣，造了公安城，自成一個局面。第二，是不告訴孫權而徑行攻取了武陵郡其他各縣，與長沙郡、零陵郡、桂陽郡。第三，孫權把妹妹嫁給了他，而他和這位年輕而尚武的夫人處得極不好。第四，孫權建議與他共同進兵益州，奪取劉璋的地盤，而他竟然反對，說劉璋是他的本家兄弟，請孫權看他的面子，饒了劉璋。後來，這位劉備竟然自己單獨奪了劉璋的地盤。第五，劉備進軍漢中，殺了夏侯淵，抵住了曹操，做了漢中王，竟然在事前、事後不曾與孫權有所商談，取得默契。第六，關羽打襄陽、樊城，看來頗為順利，似乎不久便可以囊括這兩個城，繼續北進，許縣以南，甚至許縣以北，黃河以南，以及許縣城內朝廷之中，都有不少人已經或正在準備，對關羽響應，曹操倘不是接受了司馬懿的勸阻，很可能放棄許縣，遷都到黃河以北。然而，這位關羽卻從來不把孫權放在眼裏，拒絕孫權與他攀親的提議。　　這拒絕攀親的事，是上列六件事之中最嚴重的一件。孫權有意思替他的一個兒子，娶關羽的女兒。這件事倘若成功，那麼，孫權雖已失掉了作為劉備的二舅子的資格(大舅子是已死的孫策；孫權是孫夫人的二哥)，卻又成了劉備的第一武臣關羽的親家。豈不很好。誰料到，我們的關夫子十分不懂政治，不僅拒絕了媒人的提婚，而且罵孫權的兒子為「犬子」，說「虎女怎麼能夠配犬子！」自比為虎，而稱孫權為犬。這就未免太過分了。　　孫權的脾氣，早就是壞得有名。他怎麼受得了關羽的侮辱?即使劉備、關羽不曾在漢中與襄樊同時佔了上風，孫權也會僅僅為了這拒婚與罵人的事，對關羽興兵雪恨的。況且，又有呂蒙、陸遜這兩個急於立功陞官的人，不斷在孫權面前說關羽的壞話。　　孫權下面，懂得政治、深知非聯絡劉備便不能抵抗曹操，以保持江東的「獨立王國」，進一步問鼎中原的，只有魯肅一人，而魯肅此時已死!　　於是，孫權下個決心，給關羽顏色看，對劉備翻臉，不惜在暗侯淵，抵住了曹操，做了漢中王，竟然在事前、事後不曾與孫權有所商談，取得默契。第六，關羽打襄陽、樊城，看來頗為順利，似乎不久便可以囊括這兩個城，繼續北進，許縣以南，甚至許縣以北，黃河以南，以及許縣城內朝廷之中，都有不少人已經或正在準備，對關羽響應，曹操倘不是接受了司馬懿的勸阻，很可能放棄許縣，遷都到黃河以北。然而，這位關羽卻從來不把孫權放在眼裏，拒絕孫權與他攀親的提議。　　這拒絕攀親的事，是上列六件事之中最嚴重的一件。孫權有意思替他的一個兒子，娶關羽的女兒。這件事倘若成功，那麼，孫權雖已失掉了作為劉備的二舅子的資格(大舅子是已死的孫策；孫權是孫夫人的二哥)，卻又成了劉備的第一武臣關羽的親家。豈不很好。誰料到，我們的關夫子十分不懂政治，不僅拒絕了媒人的提婚，而且罵孫權的兒子為「犬子」，說「虎女怎麼能夠配犬子！」自比為虎，而稱孫權為犬。這就未免太過分了。　　孫權的脾氣，早就是壞得有名。他怎麼受得了關羽的侮辱?即使劉備、關羽不曾在漢中與襄樊同時佔了上風，孫權也會僅僅為了這拒婚與罵人的事，對關羽興兵雪恨的。況且，又有呂蒙、陸遜這兩個急於立功陞官的人，不斷在孫權面前說關羽的壞話。　　孫權下面，懂得政治、深知非聯絡劉備便不能抵抗曹操，以保持江東的「獨立王國」，進一步問鼎中原的，只有魯肅一人，而魯肅此時已死!　　於是，孫權下個決心，給關羽顏色看，對劉備翻臉，不惜在暗中向曹操遞降書，「以討羽自效」，以討伐關羽來證明他向曹操投降的誠意，對曹操報答受降之恩。　　曹操接到孫權的降書之時，真是「喜可知也」。我們可以想像得出，曹操是如何喜歡。　　然而，曹操高明得很，高明到非孫權或關羽所能夢想得到。曹操一方面立刻接受孫權的投降，以漢獻帝的名義封孫權為「南昌侯，領荊州牧」，一方面卻出賣孫權，向關羽討好，把孫權寫給自己的降書原件，用飛箭射進關羽的司令部。目的是賣一個人情給關羽，叫關羽和孫權拚命，他同時可以坐享漁人之利，不僅襄樊可以解圍，而且孫、劉雙方一定會打得不可開交，兩虎相鬥，一死一傷。　　關羽接到曹軍射來的孫權投降曹操的「降表」，並不立刻加以理會。一則是，他懷疑曹操造謠，破壞孫、劉雙方的友好關係；二則是，他已經留了不少部隊在江陵與公安城，分別交給了糜芳與傅士仁，不怕孫權來襲擊他的後方。　　關羽的應付方針是：先把襄樊攻下。襄樊攻下了以後，長驅北上，佔領南陽、許縣、洛陽，把曹操趕到當時的濟水(現在的黃河)以北，然後再一面守住濟水的南岸，一面分兵到江陵、公安或江夏、長沙、武陵等郡，收拾他所一向很看不起的孫權，以及孫權下面不配和他交手的呂蒙(這時候，陸遜的姓名還不曾有多少人知道；關羽可能從來沒聽人說過或提到過他)。　　站在關羽對面的，以前是扼守青泥河的樂進，現在是死守樊城的曹仁，與屯駐在樊城之北的于禁、龐德。關羽在建安二十四年八月，劉備稱王的第二個月，幾乎破了樊城。漢水在當時突然水位增高，關羽就引了漢水的水。灌在樊城城牆之外(方法是：(一)把漢水下游堵住，(二)繞著城牆，再造一圈土牆；(三)引水進入這兩牆之間)。　　關羽把水引得越來越多，使得城牆剩下在水面之上的僅有幾塊模型版那麼高。城外是一片汪洋。於禁的七個軍，都完全被淹得死的死，逃的逃。於禁本人，被關羽活捉，投降。關羽把他押送到江陵後方安置。　　龐德困守在營外的臨時土堤之上，寧死也不肯降。某一天，關羽乘了大船，親自來和他交戰。他從天明戰到中午以後，把箭部射完了，對關羽及關羽的兵，用刀劍搏鬥；他的部下將士．除了他與兩個人以外，也都已完全向關羽投降。龐德與這兩個最後在他身邊的人，仍然不肯甘休，跳上小船，向曹仁大營的方向劃去。可惜，命運不濟，他們三人乘的這只小船翻了。他躲在船身之下的水裏，躲不了多久，被關羽捉住。　　他對關羽「立而不跪」。關羽用罵他的口吻，勸他投降：「你有哥哥在漢中郡，我想用你為帶兵的將軍。你為什麼不早一點來降?」　　龐德的確是有一個哥哥在漢中。他們兄弟二人，原為馬騰、馬超的部下，跟馬超到了漢中，便留在張魯下而任職了。曹操收降張魯，連帶把龐德也收了過來，帶回許縣。龐德的哥哥留在漢中，於漢中被劉備攻下以後，成了劉備的部下(哥哥的名字叫什麼，無考)。　　龐德和他哥哥，是涼州南安郡（狙）道縣人，與荊州南郡襄陽縣的龐統，不是很近的本家，彼此也並不認識。龐德這個人，對馬超、張魯均不十分依戀，卻十分感激曹操的知遇。曹操對他也確是極好：拜他為「立義將軍」，又封了他為「關內亭侯」。　　古語說，「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龐德為了答報曹操而心甘情願地死，是死得很舒服的。我們後世的人，也許覺得他不該為曹操而死，因為曹操是一個大壞人。然而，龐德卻只是感覺到，曹操對他個人極好，看不見曹操對漢獻帝不好，對漢朝不忠。反過來說，他倒是很曉得劉備如何對劉璋不起，連帶也就萬分不願意向劉備的部下關羽投降。　　他回罵關羽的一番話，是我們讀過《三國演義》的人，所怎麼也聽不進去的。他說：「豎子!什麼叫做投降?魏王有一百萬身穿盔甲的將士，威震天下，你的劉備只是一個庸才，怎麼敵得了魏王?我寧可『為國家鬼』，不為賊軍的將。」　　這幾句太不客氣的話，不但辜負了關羽愛惜他，想保全他的美意，而且逼得關羽除了殺他以外，不能作別的決定(他並沒有像《三國演義》所說，帶了棺材找關羽比武藝)。　　曹操接到關於他寧死不降的詳細報告，哭了一頓，封他的兩個兒子為「列侯」。　　龐德的大兒子是龐會，其後當了「中衛將軍」，王隱在《蜀記》裏說，龐會跟隨鐘會去伐蜀，找到關羽的後人，將他們全部殺光。這種說法倘若可靠，那龐會也太不夠意思了。兩軍相爭，各為其主，陣亡與否，被虜與被殺與否，都不是私仇，如何可以當作私仇來報復呢(所好，王隱的這郡書，以「內容不可靠」著名)?　　曹操對於禁之降與龐德之死，頗有感慨，他說，認識了於禁有三十年，沒想到於禁在遇到危難的時候，表現得如此趕不上龐德。　　他趕緊派駐屯在南陽郡宛縣的徐晃，帶精兵前往援救仍在死守樊城的曹仁。　　徐晃與關羽是大同鄉：並州河東郡人，關羽出生在解縣，徐晃出生在楊縣，兩人自幼認識，感情很好。這一次，徐晃來與關羽對壘，卻一心以戰勝關羽為目的。　　徐晃把軍隊停駐在陽陵坡，不忙於進攻關羽在襄陽縣之北、偃城鎮的大營，曹操也追下了—道命令給他，叫地靜候加派的十二營兵士到來，然後才一起前進。　　關羽對樊城所築的圍牆，有兩個重要的屯，一個叫做「圍頭屯」，一個叫做「四塚屯」。徐晃於增援的十二營兵士到達以後，宣傳要攻「圍頭屯」，而秘密行軍，向著「四塚屯」的方向前進。　　關羽在圍頭屯聽到消息，帶了五千兵來「四塚屯」援救，和徐晃惡戰了一場，關羽戰敗，退到「四塚屯」裡面去。徐晃就沖過了十重的鹿角，追關羽的兵，追進了「四塚屯」的內部，獲得大勝。關羽下令撤去樊城之圍，他的部隊戰死與沉入漢水之中的很多。　　這時候，關羽得到消息，公安與江陵已經先後為呂蒙所襲取，傅土仁與麋芳二人均已先後對呂蒙不戰而降。　　關羽本可以改向西北的方向走，卻由於和孟達、劉封處得不好，不敢經過他們在房陵、上庸一帶的防地。關羽仍舊冒險先向南走(湖北到當陽東南的)麥城，又聽說陸遜佔了江陵西邊的宜都。　　關羽沒想到，他蓋世英雄，竟然走到末路，在無可奈何之下，叫殘餘的部隊樹起降幡，自己帶了十幾名騎兵，騎馬走小路，改變方向，向北，希望能穿過山地，逃出孫軍的掌握，走到劉備的漢中或益州。　　他走到(當陽西北的)臨沮，被孫軍的朱然、潘璋帶兵擋住去路。潘璋的一名司馬，姓馬名忠，捉住了關羽，關羽便這樣死在這幾名四五等角色之手。可氣，可歎；可恨，可悲!　　劉備與關羽對於孫權，誠然都有過很多的不是，然而孫權竟然背盟棄好，投降共同的敵人曹操，殺害了關羽，真是太過分了。　　關羽之死，是直接死於潘璋與潘璋的一個姓馬名忠的司馬之手，間接死於呂蒙之手，呂蒙雖則是孫權的忠臣，卻不識大體，只曉得為孫權擴充領土，襲取荊州，不知道如此反而害了孫權，叫孫權留下叛盟賣友的惡名，也叫孫權不再能夠以忠心於漢為號召，而成為地地道道的割據一方的無立場的軍閥。　　呂蒙為孫權立下了這一番頗成問題的功，受到孫權的厚賞，他卻無福消受，孫權任命他為南郡太守，封他為孱陵侯，賞他黃金五百斤、銅錢一億。這些，便是他害死了關羽的代價。封他為侯爵的公文，還不曾送到他手中，他突然得了怪病，病徵之一，是吃東西吃不下去(很可能是喉癌，或食道癌)。　　孫權這時候住在公安城的行宮內，叫人把呂蒙抬進行宮的「內殿」，以便親自照料，孫權找了最好的醫生來治，同時懸賞：誰能治好呂蒙，就賞他千金，有時候，醫生用針灸的方法治呂蒙，孫權見到針刺入呂蒙的肌肉，便自己覺得痛，孫權很想常常去看呂蒙，又怕耗了呂蒙的精神，就叫人在隔間牆壁上鑿一個孔，他從隔壁的一間窺視呂蒙的情況。每逢見到呂蒙能夠略為吃下一點東西，便喜歡得不得了，對左右大臣、小臣，有談有笑。否則，見到了呂蒙不能吃東西，他就愁眉苦臉，嗟歎不已，而且晚上就睡不著。　　呂蒙的病好了一些，孫權立刻下令大赦，受群臣的朝賀，不久，病又壞了下去，孫權急得亂請道士們在「星辰之下」「打醮」，替呂蒙求壽。最後，呂蒙還是活不了，死在孫權的這所在公安的「內殿」。呂蒙以外，另一位在關羽死後就很快喪命的人，是曹操。　　曹操是不是也該死呢?他早就該死了，卻不該以害死關羽的罪名而死，就關羽之被害而論，曹操是沒有任何責任或「共同犯」的嫌疑的。他曾經以孫權的請求「討羽」的降書，用箭射進關羽的司令部。這雖則是居心挑起孫、劉之間的大火拚；卻也不能不說是送給關羽的一份深厚的情誼。他實在不想讓關羽被孫權輕易地擊敗、殺死。　　後來，關羽被殺，孫權把關羽的頭送到洛陽，向曹操報功，曹操不僅不曾以對待其他敵人的方式，把關羽的頭掛在城門或其他地點「示眾」；而且葬之以「諸侯禮」，把他當作一位諸侯而給以隆重的葬禮。換句話說，不計較他俘虜了自己的大將于禁，而把他仍舊看成一位替他斬了袁紹的顏良的人，一度是自己的戰友的「漢壽亭侯」。　　曹操一生，對不起很多人，卻不能被說是對不起關羽，關羽被孫權的呂蒙等人害死，為什麼老天要叫曹操也跟著就在三個月之內，建安二十五年正月，送掉性命了呢?　　這當然只是一種巧合，而未必如《三國演義》的作者所說：是曹操打開了盛著關羽首級的木盒子一看，看見關羽首級眉毛大動，眼睛大睜，於是一嚇，就嚇得頭風之病大發，不久便死。　　「演義」的說法未必可靠，但曹操之死，確是死於頭風。死前，他很後悔不該在前幾年殺了華佗。華佗是豫州沛國譙縣人，曹操的小同鄉，是一位配得上稱為「全科」的醫生，會開湯藥的方子，會用針用灸，會施行開刀手術，而且有「麻沸散」能叫病人被麻醉，不覺得痛。　　曹操在以前頭風初發之時，曾經叫人把華佗找來，留在身邊。遇到頭痛，隨時請華佗刺上一針兩針，頭痛就好了一些。　　後來，曹操有親戚得病，叫華佗去治，華佗請假回家，又藉口老婆有病，一再請求延長假期。曹操派人去查，查出了他的老婆並沒有病，就把他關在牢裏問罪。獄吏對華佗嚴刑拷問，把華佗終於弄死。因此，到了曹操於關羽死後，頭風惡化之時，便沒有人能把曹操治好。　　曹操死在洛陽，他的兒子曹丕當時還在鄴縣，鄴縣原是袁紹的大本營所在地，被曹操在建安九年從袁紹小兒子袁尚的手中奪來，作為自己的發號施令的中心。許縣的地位逐漸下降，只留下了漢獻帝的傀儡朝廷。　　曹操在建安二十一年當了魏王。這作為魏郡首縣的鄴，也就成了魏國的都城，獲得了「鄴都」二字的稱呼，許縣於曹丕篡位稱帝以後，被改稱為「許昌」。曹氏父子的家鄉譙縣，在某一年被升為譙郡。這三個新興的都會：鄴都、許昌、譙郡郡城，加上東漢遺留下的長安與洛陽，成為所謂「五都」。　　曹丕的為人，比他爸爸性急，他在建安二十五年正月繼承了魏王之位，叫人把漢朝的年號從三月起改為「延康」。　　這延康年號壽命只有八個月，從十月起又被改為「黃初」。　　黃初是魏朝的第一個年號，而」延康」成為東漢的最後一個年號。　　妙在黃初元年只有十一月與十二月，兩個月而已，漢獻帝在延康元年十月遜位；曹丕(魏文帝)在黃初元年十一月即位。　　曹丕篡漢，是當時一般忠心於漢朝的人所痛心疾首的事。後代的歷史家，對他的如此舉動，以及對他父親之竊奪漢朝政府的大權，很少有好的批評。　　我有一個姓曹的朋友，曾經在我面前替曹操父子辯護。他說，漢朝在中原的政權，早就於董卓之時落入各州、各郡的大小軍閥之手，倘不是曹操東征西討，一手削平了這些軍閥，漢獻帝能不能生存下去都有問題。換句話說，曹操所把持的許縣朝廷，原是曹操自己所建立的朝廷，曹操不曾「竊奪」這個朝廷的政權，曹丕也不曾「篡取」漢獻帝的帝位；而是「繼承」了他父親為他奠立的帝位。　　這位朋友繼續說，中國歷史上朝代的變革，一向有革命與禪讓兩種不同的方式。革命包括流血，禪讓是和平的。所以，禪讓優於革命。曹氏替代劉氏，說成篡位固未嘗不可，而實際上是禪讓。其後，由晉而宋、齊、梁、陳，以及由唐而五代，直傳到宋；都是一朝禪給一朝，也就是一朝被其後的一朝所篡。「我們家的孟德公(曹操)名譽雖然不好，卻也不能不算是一個『開風氣』的人物吧!」　　這位朋友有替他的祖先作辯護人的權利。我的看法與他的看法頗有距離。堯之傳舜，舜之傳禹，真相究竟如何，我們僅有《孟子》、《尚書》，與《古本竹書紀年》，留下了一些互不一致的傳聞，極難獲得明瞭，曹丕在行罷禪讓之禮以後，對左右說：「舜禹之事，吾知之矣」。這八個字，很容易引起後世歷史家的反感。禹有治水的大功，曹丕的功是什麼?倘若受禪的是曹操本人，那就多少有一點功績足以稱述。可惜，曹操倘若從開始便以自己的名義打天下，不利用漢獻帝，不挾天子以令諸侯，那就誰也不能說他與他的兒子是篡位的奸臣了。　　我在這「孫劉翻臉」的一章之中，不忙於敍述劉備如何興兵為關羽報仇，而先將曹操之死與曹丕之篡漢作一個交代，是因為什麼呢?因為劉備本人並不曾立刻忙於替關羽報仇，而是先做了皇帝然後才率軍東下的。在劉備稱帝以前，曹丕先稱了帝，所以我才不得不先把曹丕篡位的事略談—下。　　劉備稱帝的事，也必須一提。他是在曹丕篡位以後的六個月，聽說漢獻帝已經被弒，才由許靖、糜竺、諸葛亮等人的推戴，而在「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子日」，殺了黑顏色的公牛(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後土神衹」，「與百僚登壇受皇帝璽綬」，「嗣武二祖(太祖高皇帝與世祖光武皇帝)，龔(恭)行天罰」。　　劉備「龔行天罰」的物件，在這篇祭告天地的文書裏所說的，不是孫權，而是曹操父子，曹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後」，曹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　　既然「龔行天罰」的物件，是已死的曹操與篡位的曹丕，劉備做了皇帝以後，便應該出兵北伐，而不該丟開曹丕不管，反而以全力親自東征孫權。　　趙雲就曾經以如此的話，對他進諫，他卻聽不進去。諸葛亮有沒有也公開表示反對，我們不知道。諸葛亮在心裡根本不贊成。諸葛亮曾經在事後說，劉備很肯聽法正的話，倘若法正不曾早死，他必能阻止劉備東征。　　劉備本人當局者迷，一定要先給關羽報了仇，消滅了孫權，吞併了東吳，再談其他(也許，他自以為太瞭解孫權了，看不起孫權及其部下的能力，覺得有把握順流而下，一舉而克復南郡，進佔江夏，席捲豫章、丹陽、吳郡；然後再轉師北上，討伐曹丕)。　　劉備一生「多敗少成」，大都是由於在事前缺乏充分的考慮，丟開了當前的大敵曹丕，而先與孫權拚一個你死我活，這是大錯。即使想先打孫權，其實也不必親自帶兵去打。黃權勸他，派一員大將去就可以；黃權並且願意自己去冒險一試。劉備不肯採納。於是，御駕親征，聲勢浩大；然而他所帶去的實在兵力，只有四萬多人，以四萬多人的兵力，想一舉而消滅孫權，吞併東吳，真叫我們不懂。　　當然，《三國志》的記載，可能錯誤，劉備所帶去的兵，可能超過四萬五萬。但是，以當時益州的戶口而論，太多的兵是抽調不出來的。而且，漢中郡之北，還有大批的魏國軍隊不能不防。　　孫權交給陸遜帶去抵抗劉備的吳軍，有五萬人，以五萬對付四萬，陸遜的成功不僅僅靠他的優良戰術。　　劉備在「建安二十六年」，亦即章武元年四月稱帝，五月就喪失了張飛，張飛死於部下范疆、張達之手。七月，劉備出發。　　孫權曾經在劉備東下之時，派了使者來求和，劉備盛怒未消，加以拒絕，劉備的前鋒將領吳班與馮習，很快就擊敗孫權的李異與劉阿．收復了巫縣與秭歸。　　次年，章武二年，劉備在正月間叫吳班、陳式二人率領水軍，守住夷陵(宜昌)的東西兩岸，自己由前線回駐在秭歸(這一年，是曹丕的黃初三年，孫權的黃武元年，西元222年)。　　孫權的部隊在這一年這一月，擊潰了劉備的營盤五座，殺掉五個指揮官。然而，不過是小接觸而已。　　章武二年二月，劉備把陸軍主力由秭歸推進到(宜都縣西北的)猇亭。在秭歸與猇亭之間，他的軍隊分駐在幾十個營盤，最前的一個與最後的一個，相距有「七百里」，犯了兵家「分散兵力」的大忌。　　他的另一個錯誤，是營房全用江岸兩旁山上的樹木所建造，而不是用泥土與石塊。　　陸遜，孫權所派來的大都督，不忙於立刻與劉備交鋒，而不惜花費半年的時間，研究劉軍的強點與弱點，他研究出來，劉軍的幾十個營盤互為犄角，不容易被單獨擊破，只有用幾十支小兵力，同時對它們一起進攻；而且，最好用火來攻。　　陸遜動手的時候，是章武二年(黃武元年)閏六月。一場惡戰，同時燒掉了劉備軍四十幾個營盤，殺掉了幾萬兵與大將張南、馮習，與來自(四川西南部的)越雋郡的「胡王」摩沙柯。　　摩沙柯在《三國志?吳書?陸遜傳》之中被寫成「沙摩柯」，可能是當年抄寫的人抄錯。　　劉備本人逃到一座叫做「馬鞍山」的高地之上，只剩下極小部分的主力。這殘餘的主力，也被陸遜督率了若干人馬加以包圍、擊潰。　　《江表傳》說劉備把皮盔皮甲作為燃料，燒斷了夷陵的山路或棧道，狼狽得很，一口氣逃回了白帝城(四川奉節)。　　劉備的鎮北將軍黃權，掌握有相當多的兵，不曾來得及援救劉備，被陸遜的部隊隔斷，便投降了曹丕，駐紮在今日湖北上庸一帶的孟達，也投降了曹丕。　　有人向孫權建議，索性對劉備跟蹤追擊，捉住他，吃掉益州。　　孫權徵詢陸遜的意見，陸遜說：「曹丕正在集中兵力，藉口幫助我們討劉，其實是很想襲取我們的後方。我們不可以不對曹丕加以戒備。所以，我已經大膽地自作決定，叫追擊劉備的兵停止前進了。」孫權的昭武將軍朱然與建忠中郎將駱統，看法與陸遜相同。　　曹丕果然在兩個月後，這一年的九月，出兵三路：一路由曹休統率，來到(安徽和縣西南的)洞口；一路由曹仁統率，來到(無為縣東北的)濡須；一路由曹真統率，來到南郡的首縣江陵，把江陵包圍了起來。　　孫權慌忙派遣呂範以五個軍抵抗曹休；叫諸葛瑾指揮潘璋與楊粲等人救江陵；嚴令朱桓以「濡須督」的身份，死守濡須。這二路兵，有兩路均被曹軍打敗，僅僅朱桓總算表現得還不太壞。　　孫權向曹丕上書悔過，把話說得十分客氣：倘若所犯的罪太大，情願把土地人民一起「交還」給皇帝曹丕，自己「寄命交州，以終餘年」。　　曹丕的回答是：「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臨江漢?」只因為「三公上君過失，皆有本末」，叫你送兒子孫登來當「人質」，你多方推諉，不曾送來。　　孫權在當時已經是大魏帝國的諸侯，受封為「吳王」，照規矩確是應該送一個兒子以上到京城洛陽以「任子」的身份做或大或小的官，在事實上作為忠心於魏國朝廷的擔保。　　他始終不肯送，由於不願意把鼻子交給曹丕牽，不願意喪失他的「獨立王國」的國君的地位。　　於是，吳、魏之間就繼續處於交戰狀態，吳在一方面和劉備結了深仇；一方面又實在有點兒吃不消曹丕的三路進攻。　　孫權挨到這一年的十二月，不得不厚著臉皮，以戰勝者的身份，向戰敗者劉備求和。他特派太中大夫鄭泉前往白帝城，拜訪劉備。　　劉備接見鄭泉，同意了和，也派了一個太中大夫(宗瑋)到武昌見孫權，算是答聘。孫權這時候已經把江夏郡的鄂縣改名武昌，作為新設的武昌郡的郡治。他自己原本住在吳郡的曲阿縣——即丹陽。後來在秣陵縣境內造了建業城——即今日的南京。襲擊關羽以後搬到公安城，為了就近支援陸遜抵抗劉備而又遷居到武昌城(劉備在自稱漢中王的時候，都城在理論上應該設在漢中郡的南鄭縣，而事實上留在南鄭縣之時極短，便去了成都。其後，自稱漢朝的皇帝，都城在理論上又應該設在長安或洛陽，卻由於事實上的限制，只能偏安一方，把京都也都設在成都)。　　孫、劉二人經過了這一番互相報聘以後，可謂言歸於好。　　劉備在次年四月二十日去世，劉禪繼位元，把一切軍政事務交給諸葛亮管。諸葛亮堅持了他的聯吳伐魏的政策，此後吳、蜀之間不僅不再有戰爭，而且合作到底。二十四 漢吳同盟　　孫權、劉備二人，畢竟是非凡的人物。孫權能在戰勝以後，反而向被他打敗的劉備求和；劉備於報仇報不成功以後，慨然面對現實，接受孫權的言歸於好的建議。這兩位均可以稱為「知過能改」，值得我們讚歎。　　雙方互相派遣的使者，孫權所派的鄭泉與劉備所派的宗瑋、費褘，也都是「使於四方，不辱君命」的外交人才，非清朝以來的若干隻會向洋人脅肩陷笑，滿口「也是」的「西崽官僚」可比(西崽是上海人用來稱呼洋人所僱用的中國僕役的名詞)。　　劉備去世，阿斗劉禪嗣位，諸葛亮主持成都的漢朝朝廷，決心把蜀、吳之間的和平，進一步發展為攻守同盟，於是派遣了鄧芝作「大使」前往建業。孫權派一位官居輔義中郎將的張溫來答聘。諸葛亮於是又派鄧芝再度去建業，算是「答聘的答聘」。　　在鄧芝前往建業以前，劉備或諸葛亮曾經派了兩位不甚稱職的人去過：丁宏、陰化。孫權在寫給諸葛亮的信裏說；「丁宏耽掞張，陰化不盡。」孫權對鄧芝卻十分欣賞；他告訴諸葛亮：「和合二國，惟有鄧芝。」　　鄧芝是南陽郡新野縣人，光武帝好友兼功臣鄧禹的苗裔，眼見天下大亂，選擇了益州作為安身立命之地，作了劉璋的部下的部下的部下，在蜀郡郫縣當一名所謂「邸閣督」——山路棧道的管理員。劉備奪了益州以後，到郫縣去視察，遇到他，聽到他的報告，看出他是人才，就叫他由區區管理員而「平地一聲雷」升為郫縣的縣令；不久又因行政成績優良再升為」廣漢太守」；其後又「內調」為」尚書」。諸葛亮派他上建業，又加給他一個「中郎將」的官銜。　　中郎將的軍階，雖則是不算太小，但在孫權的眼裏究竟算不了什麼，引不起這位大王的興趣。因此，鄧芝在建業的旅邸等候了若干天，而孫權並未予以召見。　　他寫了—封信給孫權(這封信是下屬寫給長官的，在當時稱為「表」)。鄧芝在表裏說：「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部下這一次來，也是想幫幫吳國的忙，不僅是替蜀國辦事)。」　　孫權接到了這一道表，念了一遍，覺得語氣不亢不卑，頗有道理，就立刻下令召見，見面之時，孫權說：「我未嘗不想與你們蜀國『和親』，但是你們的國君年紀太輕，領土又小，抵不住魏國的壓逼，難以自保，因此我才很為遲疑。」　　鄧芝回答說：「魏國雖大，吳、蜀兩國合起來也有荊、揚、交、益四個州。況且，大王是『命世之英』(蓋世的英雄)，諸葛亮也可以說是一時的豪傑。蜀國有一重一重的高山，吳國也有三江可資防守。所以，吳、蜀兩國聯合起來，像嘴唇與牙齒一樣，進可以統一中國，退也能夠與魏鼎足而立。大王倘若向魏輸誠納款，魏國就要大王自己去上朝，或是送兒子去當人質。倘若您不肯照辦，魏國就會派大軍來征討，稱大王為叛逆。蜀國在那個時候必定沿著長江，順流而下，江南的一大片土地就不再是大王所有了。」　　孫權聽了鄧芝的這一番大道理，有很久沒有說一句話。孫權是在沉思默想。想定了以後，他就向鄧芝說出四個簡單的字：「你的話，對。」　　於是，孫權就不僅與蜀繼續保持和平，而且進一步對魏國斷絕來往。再進一步，他就和蜀締結攻守同盟了。　　攻守同盟的締結，是天大的事，不能立刻便與鄧芝立約簽字。　　孫權派一位輔義中郎將、吳郡吳縣人張溫，作答聘的特使，到成都來見阿斗與諸葛亮。諸葛亮和張溫淡了一些時候，談出眉目，就命令鄧芝再去建業一次。　　吳、蜀雙方信使往還，前後有七年之久，才終於締結成了同盟條約(條約裡面，稱劉禪的國家為漢，不稱為蜀。它的正式名稱，本是漢，而不是蜀。陳壽及後代的歷史家，為了方便起見，才稱它為蜀，或蜀漢，以別於前漢與後漢。吳國的君臣，喜歡稱它為「西」；魏國的君臣，只肯稱它為「賊」。蜀漢的君臣，也稱魏為「賊」)。　　鄧芝去了東吳兩次以後，費褘又在建興三年或四年去了一次(建興是劉禪的第一個年號)。到了建興七年，諸葛亮又派了陳震前往，慶賀孫權稱帝，乘著孫權高興，便把同盟的條約簽訂了。　　孫權是老早就該稱帝了的。曹操與曹丕先後封了他南昌侯與吳王，卻在封他為吳王以後不久，見到他打敗了劉備，吞併了荊州的南郡、宜都郡，與武陵、長沙、零陵、桂陽四個郡，聲勢浩大，就藉口他不曾遣送兒子孫登當人質，而大興問罪之師。孫權始則卑辭道歉，繼則以不用魏國的年號，而自創一個「黃武」二宇的年號作為抗議(以魏的黃初三年為吳的黃武元年)，卻未敢再進一步自稱皇帝。　　為什麼到了後主建興七年，亦即他自己的黃武八年，他竟然在四月丙申日自稱起皇帝來了呢?因為，黃武七年八月，他的陸遜在(安徽潛山縣東北的)石亭大破魏明帝曹叡的大將曹休，他自己不再對魏國畏懼。　　曹叡是魏文帝曹丕與袁紹的二媳婦甄氏所生的兒子。有人懷疑，曹叡的父親根本不是曹丕，而是袁紹的第二個兒子袁熙(正如有些人也懷疑，明成祖不是明太祖的兒子，而是元順帝的兒子)。　　曹丕這個人極無良心。他在曹操大軍攻破鄴城之時，乘人之危，用暴力強迫這位袁紹的二媳婦甄氏順從了他，甄氏生下曹叡，他卻又見異思遷，喜歡了一個姓郭的女子，逼死了甄氏。　　曹丕對於自己的同胞兄弟任城王曹彰，也不惜用毒藥澆在棗子上，毒死，另一個弟弟曹植，也被曹丕欺負得悶悶不樂，死在明帝曹叡的大和六年，享壽僅僅四十一歲。　　曹丕這個人，除了會寫寫無關宏旨的文章以外，沒有什麼行政的或軍事的才幹。劉備曾經在託孤給諸葛亮的時候，向諸葛亮說，「君才十倍曹丕」。劉備的這句話，沒有錯。　　他在內政上全靠華歆、王朗等人，本身毫無創見。他有了時間就常常去打獵。一名姓戴名陵的長水校尉勸他不可如此，他一怒便把戴陵關在牢裏，處以無期徒刑(比死刑輕一等)。　　他的所謂武功，只是征伐了孫權兩次，而兩次均無戰果。第一次在黃初三年十月，三路出兵：叫曹休帶了張遼與臧霸，進兵(安徽和縣西南的)洞口；叫曹仁打(安徽無為縣東北的)濡須，叫曹真帶了夏侯尚、張郃、徐晃，圍攻孫權的南郡首縣江陵。這三路，都受到孫權的將領阻擋。　　曹丕第二次對孫權用兵，是在黃初六年十月。他御駕親征，到了(江蘇江都的)廣陵，渡不了江。這一年冬天天氣極冷，江水一部分凍成冰，曹丕的水軍無法行駛他們的兵船。曹丕所能做的，只是：把十幾萬兵陳列在長江北岸，把旌旗排成了幾百里，嚇唬嚇唬孫權而已。　　其實，孫權不是一個他可以嚇唬的人。當年，他的父親曹操，帶了號稱八十萬的大軍，也不曾嚇唬倒了孫權。　　魏文帝曹丕在黃初七年(西元226年)五月丁巳日死去，繼承他的是甄氏所生的魏明帝曹叡。孫權見到有機可乘，便在兩個月後圍攻(湖北應城東南的)石陽縣。守將是魏方的江夏太守、劉表的舊部文聘。説明文聘的，是一位擅長虛張聲勢的荀禹。荀禹的官職，是曹叡身旁的侍御史。他發動了外縣的地方部隊一千多人，在石陽郊外的山上舉火，竟然使得孫權的兵誤會，以為魏方大批的救兵來到，而慌忙撤圍而去。　　次年(曹叡的太和元年，孫權的黃武六年，劉禪的建興五年)，孫權又受了一次挫折：老將韓當的兒子韓綜，率領了家屬與所主管的人馬幾千人向魏方投降。這韓綜曾經在孫權圍攻石陽的時候作了武昌的留守，頗受孫權的信任。他犯了大過，孫權也看在他死了的父親韓當份上，未加處罰。他真是太對不起孫權廠。他的行動，卻也反映了當時吳國內部某些人對孫權失掉了信心。　　這一年，諸葛亮動員大軍，由成都進駐漢中，聲勢浩大。　　次年，諸葛亮在春天攻打(甘肅成縣的)祁山，獲得魏方的天水、南安、安定三個郡的官吏與人民一致的響應。這真是非比尋常的一次政治性的大勝利。雖則，魏方守祁山守得很穩，諸葛亮不曾能夠達到佔領祁山的目的，他給予魏方的震撼確是夠它受的。　　秋天，魏軍採取攻勢，奪了馬謖所守的街亭。　　冬天，諸葛亮又從散關北上，圍住了陳倉(寶雞)。守陳倉的魏方將領郝昭，也守得極穩，諸葛亮破不了它，只得於糧盡之時退兵，卻能在撤退之時略加佈置，叫魏方的追擊將領王雙，中了埋伏，被斬(諸葛亮屢次伐魏的經過，以後還要細說)。　　孫權這一方面，為了配合諸葛亮的攻勢，曾經於五月間叫鄱陽郡太守周魴向魏方詐降，騙曹休率兵來迎接。曹休在八月間來了以後，孫權叫陸遜在(安徽潛山東北的)石亭，給曹休軍隊攔腰一擊，把曹休打敗。九月，曹休病故，可能是因敗得太慘而氣死的。　　再下一年，曹叡的太和三年，劉禪的建興七年，孫權的黃武八年，西元229年，諸葛亮又在春天採取攻勢，叫大將陳式拿下了武都與陰平兩個郡，而且新造兩個城：一個是今日沔縣東南的漢城，另一個是今日城固縣城所在地的樂城。　　孫權獲得鼓勵，便終於拿出勇氣，在四月丙申日自稱皇帝，改元黃龍。所以，就吳的曆法來說，這一年正月至三月，是黃武八年。四月丙申日至年底，是黃龍元年。　　諸葛亮抓住機會，派遣位居九卿之一的陳震，到東吳去慶賀孫權稱帝(陳震的官職是衛尉)。　　不久，漢、吳就締結了盟約。　　陳震這一去，就實現了雙方都盼望已久的同盟。　　同盟的目的，是共同消滅曹叡的魏國。為了確定雙方將如何均分魏的領土：彼此同意，以豫、青、徐、幽四個州給吳，兗、冀、並、涼四個州給漢(蜀漢)。中國在東漢之時，原有十二個州與一個司隸校尉部。這時候實際上魏有八個州，吳、蜀各有兩個州不到，吳有揚州與荊州的一大部分，蜀有益州與涼州的兩個郡。司隸校尉部完全在魏的掌握之中，吳、蜀雙方決定：滅魏以後把司隸校尉部平分，以函谷關為界。雙方還不曾戰勝魏國，就先把魏國的領土如此分得乾乾淨淨，似乎把如意算盤打得太早，卻也不失為坦白老實。　　漢吳同盟的盟書，全文被保存在《三國志?吳書?吳主傳》裡面。這是一篇極有趣味的「原始資料」。　　盟書首先敍述漢朝的「皇綱失敘」，以致「國柄」先後被董卓與曹操劫奪，而曹操死了以後，大權傳給了曹丕，曹丕「偷取天位」，篡了漢朝。曹丕死了以後，又有曹叡這個「麼魔」繼續作惡，「阻兵盜土」。當年高辛氏征討共工，虞舜征討三苗，現在，滅掉曹叡與捕捉他的徒黨的責任，不由漢、吳雙方來擔負，有誰能擔負呢?　　因此，漢、吳雙方必須先立一個盟誓，聲討曹叡的罪惡，同時把曹叡的土地「奪」來，由吳、漢雙方分掌，讓曹叡統治下的各地區人民，知道他們將要屬於哪一國。漢、吳雙方雖則是已經互相信賴，卻也不可沒有書面的約定，說明曹叡的土地如何分割，以免將來於勝利之後發生誤會：「漢之與吳，雖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約。」　　盟書最精彩的一段，是關於諸葛亮的一段。它讚美諸葛亮，而沒有一句話提到吳國的丞相或漢、吳兩國的國君。這是中外古今任何條約所沒有的特殊文字：「諸葛丞相，德威遠著。翼戴本國，典戎在外。信感陰陽，誠動天地。」　　盟書的作者，或孫權本人，之所以如此推崇諸葛丞相，原因是：發起這個盟約的不是別人，而是諸葛丞相。　　盟書的主要部分，是下列幾句：「自今日漢、吳既盟之後，戮力一心，同討魏賊。……若有害漢，則吳伐之；若有害吳，則漢伐之。」雙方一致對魏。至於雙方彼此之間，當然應該「互不」侵犯：「各守分土，無相侵犯；傳之後葉，克終若始。」　　倘若有一方違背誓約，做出對不起盟國的事，該怎麼辦?那就只得信賴「明神上帝，是討是督；山川百神，是糾是殛」。當時的人們，極大多數信神，不像今天有些國家的朝野上下，嘴上離下開上帝，而一肚子裝滿了出賣盟友，男盜女娼的壞心眼。　　中國在春秋時代，諸侯之間有過若干次的盟約。其後，在唐、宋之時，也有過若干次對番邦的盟約，然而沒有一次，同盟者彼此之間真能有始有終，信守盟約到底，像這一次建興七年(黃龍元年)的漢、吳盟約的。我們再查看西洋各國的歷史，也絕對找不到一次有始有終的同盟，足與漢、吳的同盟媲美。　　在締結了這盟約以後，孫權把國都遷回了建業，叫陸遜陪太子孫登留守在武昌。為什麼呢?因為他不再以蜀漢為假想敵，而改以曹魏為唯一的共同敵人。他必須把大本營撤回建業，以便專心攻打曹魏的「合肥新城」，同時也是為了加強江東的防守。　　可惜，諸葛亮活不了幾年，便積勞病故。諸葛亮倘若多活幾年，一定可以與東吳密切合作，東西兩方同時北伐，獲得更輝煌的戰果。曹叡和司馬懿對付諸葛亮異地。」　　盟書的作者，或孫權本人，之所以如此推崇諸葛丞相，原因是：發起這個盟約的不是別人，而是諸葛丞相。　　盟書的主要部分，是下列幾句：「自今日漢、吳既盟之後，戮力一心，同討魏賊。……若有害漢，則吳伐之；若有害吳，則漢伐之。」雙方一致對魏。至於雙方彼此之間，當然應該「互不」侵犯：「各守分土，無相侵犯；傳之後葉，克終若始。」　　倘若有一方違背誓約，做出對不起盟國的事，該怎麼辦?那就只得信賴「明神上帝，是討是督；山川百神，是糾是殛」。當時的人們，極大多數信神，不像今天有些國家的朝野上下，嘴上離下開上帝，而一肚子裝滿了出賣盟友，男盜女娼的壞心眼。　　中國在春秋時代，諸侯之間有過若干次的盟約。其後，在唐、宋之時，也有過若干次對番邦的盟約，然而沒有一次，同盟者彼此之間真能有始有終，信守盟約到底，像這一次建興七年(黃龍元年)的漢、吳盟約的。我們再查看西洋各國的歷史，也絕對找不到一次有始有終的同盟，足與漢、吳的同盟媲美。　　在締結了這盟約以後，孫權把國都遷回了建業，叫陸遜陪太子孫登留守在武昌。為什麼呢?因為他不再以蜀漢為假想敵，而改以曹魏為唯一的共同敵人。他必須把大本營撤回建業，以便專心攻打曹魏的「合肥新城」，同時也是為了加強江東的防守。　　可惜，諸葛亮活不了幾年，便積勞病故。諸葛亮倘若多活幾年，一定可以與東吳密切合作，東西兩方同時北伐，獲得更輝煌的戰果。曹叡和司馬懿對付諸葛亮一人，已經十分吃力；倘若又要分兵在東邊抵擋孫權的長期攻勢，很容易一敗而不可收拾。　　諸葛亮在締結漢吳盟約之前的兩年，建興五年，就開始了北伐，一直打到了建興十二年，不曾休息(雖則有時候要屯兵、運糧、種糧，不是天天交鋒)。孫權這方面，也確是不斷地給予他以呼應。　　上帝有靈，為什麼要叫諸葛亮在僅僅虛歲五十四歲之時，便病故了呢?這真是「天遭難知」啊!二十五 諸葛亮北伐　　諸葛亮是在幫助劉備拿下了成都以後，才在劉備下麵獲得了將軍級的官職。以前，於取得荊州南部之時，他只不過是一個「中郎將」，地位在將軍與校尉之間，而職務是專管長沙、零陵、桂陽三個郡的賦稅與軍糧。辦公的地點是在衡陽，不在公安城。　　劉備帶了龐統、黃忠等人去益州，把公安城的後方事務，交給了趙雲，叫諸葛亮留在江陵，輔佐關羽。張飛仍在宜昌附近的宜都郡當太守。劉備打不下雒縣(廣漢)，調張飛、趙雲與諸葛亮西上。這三位，分兵兩路，席捲了川南、川北，與劉備在成都郊外會師(劉備在這個時候，已經打下了雒縣)。　　取得了成都，劉備給予諸葛亮以相同於關羽、張飛二人的賞賜：黃金五百斤，白銀一千斤，銅錢五千萬。劉備而且升諸葛亮為軍師將軍，兼「署左將軍府事」，把所謂左將軍府，亦即劉備自己的司令部交給諸葛亮代拆代行。　　劉備離開成都，與曹軍爭漢中，其後去夷陵，替關羽向孫權報仇，都是叫諸葛亮留在成都當留守。　　在這兩次出征之間，劉備在「建安二十六年」(曹丕黃初二年，西元221年)四月丙午日稱帝，改元「章武」，叫諸葛亮作丞相。六月，張飛被部下殺害，遺留下的遙領司隸校尉的榮銜，也被劉備送給了諸葛亮。　　劉備在七月沿江東下，於次年閏六月兵敗回川駐在魚複縣白帝城，改稱魚複叫永安。他得了痢疾的病，又加上了「併發症」，醫不好，自己知道快死，就派人把諸葛亮召來永安城，託孤給他。請他扶助阿斗劉禪繼承帝位。　　這時候，阿斗的年齡是虛歲十七歲。　　劉備寫了一封遺書給阿斗，叫阿斗「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弗為」；又叫他勤讀《漢書》與《禮記》；有了閒工夫，就不妨流覽諸子，尤其是《六韜》(兵書)與《商君書》。劉備聽到說，諸葛亮曾經親筆抄了申不害、韓非、管仲的作品以及《六韜》，叫人帶給阿斗去讀，可惜這些手抄本都已經在中途被遺失了。劉備告訴阿斗，這些書不妨另外再求一份。　　這一封劉備的遺書，裡面有一句十分重要，而人人可以受用的話：「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換句話，僅僅以力服人，不能叫人心服；才幹高強，也不見得可以服人。能服人的，是賢、是德。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劉備向他的兒子阿斗坦白承認自己一生的作為，不配當兒子的模範。他寫下這七個字：「汝父德薄，勿效之。」　　他要阿斗與其他兩個兒子劉永、劉理，不僅要以諸葛亮為師，而且要以諸葛亮為父(劉永這時候，在劉備身邊)。　　劉備於臨終斷氣以前，向諸葛亮說：「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　　劉備又說：「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這句話，是多餘的；而且說得太不應該，叫諸葛亮如何吃得消?諸葛亮度量大，不計較劉備的這句話。換上一個人，例如司馬懿，就一定會有很不好的反應：「你既然不相信我，我又何必為你與你的兒子出死力呢?」　　我認為，劉備的確於信任之中，帶了一點不信任的意思。他把阿斗不僅托給渚葛亮一個人，同時也托給了李嚴。李嚴被劉備提升為尚書令兼都護軍，鎮守永安，「統內外軍事」，分掉了諸葛亮軍政兩方面的大權。　　劉禪在五月繼位以後，改這一年章武三年為建興元年。他對請葛亮很好，封諸葛亮為武鄉侯，不久又叫他兼領益州牧，丞相的官職仍舊。一切大小的事務，都交給諸葛亮處理。　　這時候，蜀漢對東吳的和解，尚來成熟，內部又有四個郡一齊叛亂。是哪四個郡呢?昆明與晉寧縣一帶的益州郡；雲南省保山一帶的永昌郡；西康與四川西南的越雋郡；貴州安順一帶的牂牁郡。　　叛亂的首領，是益州郡的土豪雍闓。他把本郡的太守張裔捉住了，押解到東吳去，向孫權討好。　　雍間叫他的一個在永昌郡的姓孟名獲的徒眾，用造謠的方法煽動各地的邊疆民族：夷人、叟人，等等，謠言的內容是；「官家要你們繳納三百條黑狗，必須胸部及其以上完全烏黑。官家又要你們搜集『蟎腦』(瑪瑙?)，不能少於三鬥。第三項的徵收之物，是『斷木』三千根，每根不能少於三丈。」這「斷木」是當地的土產，卻沒有長過兩丈的。於是，各地的夷人、叟人，感覺到繳不出這三項貢品，一定要被處罰，倒不如索性造反，也許可以僥倖獲勝。　　諸葛亮處在這內憂外患之中，一點兒也不手忙腳亂。他先把對東吳的外交辦好。到了建興三年，才下手平定那叛亂的四郡。他自己帶了得力的部隊，渡過瀘水，把雍闓等人及其徒眾打平，殺掉雍闓與越雋郡的夷王高定。孟獲被諸葛亮捉了又被諸葛亮放走，最後終於又被捉住，諸葛亮又叫他走，他死心塌地投誠，不肯再走。《漢晉春秋》把孟獲屢次戰敗而終於投誠的經過，擴充為十分熱鬧的「七縱七擒」的故事。　　諸葛亮對孟獲盡力安撫，同時也指點他、教導他，成為一位有用的人才。傳說，盂獲其後在蜀漢的政府中，做官做到了禦史中丞。他的若干夷胞部隊，長於爬山，被諸葛亮編成了一支特技隊伍，稱為「飛軍」。　　南方的四個郡完全恢復了秩序以後，有人建議諸葛亮留兵鎮守，諸葛亮不予接受。諸葛亮說：「留兵太多，就妨礙北伐的大計；留兵太少，也徒然引起本地人的反感，而力量不足應付非常。倒不如完全把兵撤回，對本地人誠心相交。」果然，在他撤兵以後，「南四郡」就不曾再叛亂過。　　他本人在建興三年十二月回到成都。回來以前，他下令把益州郡改稱為建寧郡。益州本是一個州，而益州又一直是一個郡，益州之內的一郡，很混淆不清。諸葛亮索性把益州郡的郡名改了，這雖是一件小事，卻十分要緊，也顯出了諸葛亮懂得「正名」的重要性，確是一位大才。　　建興四年，諸葛亮在表面上沒有什麼舉動，而在實際上用全力作大舉北伐的準備。他一共準備了十萬人的軍糧、軍服與刀矛，盾牌、弓箭、箭頭。在這一年，他也命令了駐防永安城的李嚴，移駐江州(重慶)，叫李嚴在江州建築了一座大城(永安城，改由一位次要的將領陳到，擔任防守)。　　建興五年，北伐開始。諸葛亮率領大軍開往漢中，出發之時，他寫了一封十分令人感動的表，不僅感動了「後主」劉禪，而且也感動了一千七百多年以來很多的人，使得他們也成為忠臣義士。他勸後主親君子、遠小人，賞有功、罰有罪；尤其要把宮內的人員與丞相府中的人員一視同仁，不可稍分彼此，在賞罰上有所異同。他保證宮中的侍中侍郎等官郭攸之、費褘、董允，與專管軍政的一位將軍向寵，都很有能力而且可靠；丞相府的留府長史張裔與參軍蔣琬，也是「忠良死節』之臣，建議後主對他們加以完全信任。他語重心長，不勝依依。　　諸葛亮這一次北伐，是頗有計劃的行動。他不僅策動了西邊的天水、南安、安定三個郡的吏民，一致對他回應；而且在東邊約好了已經降附了魏方的孟達，在新城郡反正。　　新城郡名為一個郡，實際上是房陵、上庸、西城三個郡所合併。地域包括今天湖北省西北部，與陝西南部的一部分。　　孟達是扶風(郡)人，曾經在劉璋下麵做官，奉劉璋之命，帶了兩千兵，偕同法正及他所帶領的兩千兵，到荊州武陵郡孱陵縣公安城，迎接劉備。劉備叫他留在荊州，當宜都郡太守，把他的兩千兵與法正的兩千兵，都撥給他指揮(法正跟隨劉備進入益州)。　　建安二十四年，孟達替劉備攻下了房陵、上庸、西城三個郡；劉備謂他為房陵太守，拜為「副軍將軍」。　　關羽圍攻襄陽樊城，叫孟達派兵來助攻。孟達藉口山地的防守與安撫很重要，分不出兵力，而在事實上抗命，以致關羽終於失敗。　　劉備很生孟達的氣。孟達又和劉備的養子劉封處得不好。劉備下令，奪去孟達的「鼓吹」(軍樂隊)，不讓孟達享受當將軍的榮典。孟達也就投降了曹丕。　　曹丕對孟達很有禮貌，而且加以重用；拜他為建武將軍，封他為平陽亭侯，任命他為「散騎常侍」，領新城郡太守。　　孟達在曹丕下面雖然相當得意，卻免不了內疚於心。曹丕死後，曹丕的兒子(魏明帝)曹叡，待他不能像曹丕對他那樣好；而且駐節在南陽郡宛縣的司馬懿又顯然對他很不放心。這時候劉備已死，主持蜀漢政務的諸葛亮，以及同受託孤之任的李嚴，常常寫信給他，暢敍舊情，好像是他井未曾投降了敵方。　　李嚴在一封寫給孟達的信裏說；「吾與孔明，俱受寄託。愛深責重，思得良伴。」諸葛亮在他給孟達的信裏，談到李嚴，大加讚賞：「部分如流，趣舍罔滯，正方性也。」孔明是諸葛亮的字；正方是李嚴的字。李嚴所寫的是：我和孔明的責任太大，很希望有你這樣的人，來陪陪我們。諸葛亮所寫的是：李嚴有辦理行政的天才，他處理公文，隨到隨辦，很像川流不息，從來沒有過積壓公文的事。換句話說：倘若又有你來，像他這樣的協助我，該有多好!　　孟達終於抵擋不了諸葛亮與李嚴的「策反」，在暗中答應了叛魏歸漢。　　後主建興五年(魏明帝太和元年)十二月，孟達豎起了反旗。他預料司馬懿不能立刻把他怎樣，最快要在一個月以後(亦即諸葛亮的援兵已到之時)，才能率領大軍來討伐他。為什麼呢?因為他以為魏方的情報員需要走好幾天，才能把他造反的消息從新城傳到南陽郡宛縣；司馬懿也需要若干天，把這項消息派人從宛縣送到洛陽京城，又從洛陽京城把討伐的詔書聖旨帶回宛縣，然後司馬懿才能出兵，出兵了以後，又得走上幾天，甚至十幾天，才到得了新城郡首縣房陵(今天的湖北房縣)。　　孟達做夢也不曾想到司馬懿有不必向洛陽請示，先幹了再說的權力；更不曾料到司馬懿早就斷定了他孟達遲早會反，於是也早就把大兵向南移動。所以他宣佈造反剛剛才有八天，司馬懿已經率兵來到了房陵城下。　　孟達死守新城郡的首縣房陵，在城外築了一道木柵，木柵以外三面有水，一面是山。司馬懿圍攻了十六天，用船渡過了城外的水，毀掉護城的木柵，使得盂達自己的外甥鄧賢與愛將李輔，都失掉了信心，自動開了城門，放進司馬懿的兵。　　孟達成了俘虜，頭被割下，送到洛陽，在洛陽的「四達之衢」燒成了灰。　　諸葛亮和孫權都已經派了軍隊來支援。這些軍隊分別抵達了房陵附近的西城、安橋與木蘭塞；卻都被司馬懿的兵擋住。　　也許，孟達對魏方造反造得太快了一些；應該等待漢、吳兩方的援兵來到了以後才動作。或是，等待諸葛亮於次年(建興六年)春天在祁山大舉，聲勢浩大之時，然後再動。　　諸葛亮是在建興五年，把十萬大軍移到漢中，於建興六年春天聲東擊西，以一部兵力交給趙雲與鄧芝守住陝西寶雞東南四十裏的箕穀，自己率領主力攻打(甘肅西和縣西北的)祁山。　　祁山是魏方在西邊的軍事重鎮，正如它在東邊的「合肥新城」。位於合肥新城及祁山之間的另一重鎮是襄陽。　　諸葛亮的部隊，據陳壽說，是「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不僅魏方的祁山守將張郃感覺到吃不消，魏明帝曹叡也認為必須自己御駕親征，從洛陽來到長安坐鎮。　　諸葛亮一時攻不下祁山，但是祁山後面的南安郡、天水郡與安定郡，這三郡的官吏與老百姓都一致回應了諸葛亮的北伐軍，反魏歸漢，換了旌旗。　　魏方南安郡的首縣，叫做「(豕原)道」，在今天甘肅隴西縣的東北。天水郡的首縣叫做冀縣，在甘肅伏羌縣之南。安定郡的首縣，叫做臨涇，在甘肅鎮原縣的南邊五十華里。　　這是諸葛亮第一次出兵祁山(他一共出了兩次祁山；演義過甚其辭，說他「六出祁山」)。這第一次的祁山之役，諸葛亮本可以獲得全勝；可惜，前鋒的司令官馬謖，在(今天秦安縣東北的)街亭鎮敗在張郃之手。　　馬謖戰敗的經過，依照《三國志?蜀書?王平傳》，是這樣的；馬謖「舍水上山，舉措煩擾」。王平以裨將軍的身份，向他一連規勸了好幾次，馬謖固執己見，不肯採納。結果，魏軍來了，把馬謖所指揮的部隊一齊圍困在山上。部隊沒有水喝，軍心瓦解，小有挫敗，便一鬨而散。只剩下王平所直接控制的一千多人，竭力「鳴鼓自持」。魏軍以為馬謖有埋伏，而不再戀戰，收兵而去。王平以他的一千多人為基礎，慢慢地招集了其他各單位的潰兵，整軍而退。　　諸葛亮這時候駐節在距離街亭不遠的戎丘，接到馬謖戰敗的消息，很擔心魏軍會傾巢而來追擊，便立刻下令把(天水西南一百二十華里)西縣城內的人民一千多家，連同他們的糧食都一齊搬走，搬去漢中。　　諸葛亮的這一項撤走西縣人民與糧食的措施，拿現代的術語來說，是「堅壁清野」。用古代的話來說，是「空城計」。　　空城計，不能像演義與京劇所描寫的那個以統帥本人的生命為賭注的兒戲行為：開了城門，坐在城樓之上彈琴，邀請對方的大將司馬懿進城來共用羊羔美酒。　　事實是：對方不曾來追擊，對方的大將也並不是司馬懿，而是張郃。諸葛亮一生謹慎，做不出這種只有撲克牌老手才敢於施演的bluffing。　　京劇的題材，幾乎有一半左右是取自《三國演義》。《失街亭》與《空城計》是其中很受觀眾歡迎的兩出。另一出是《斬馬謖》，合起來，成為一套「三部曲」，叫做《失空斬》。　　馬謖究竟有沒有被諸葛亮斬了呢?這個問題，在極大多數的京劇愛好者看來，是不必深考的一個問題。只要戲詞兒好，唱得好，做工好，馬謖在事實上是否為諸葛亮所斬，沒有多大關係。推而廣之，我們中華民族的極大多數成員，在本性上也不甚重視「細節」。反正馬謖早就死了，至於他怎樣死的，有什麼關係呢?學歷史的人，為了忠於所學，卻不敢不認真，不敢不追根究底。有時候，追不到根，究不到底，也只好算了；把未完成的使命交給下一代學歷史的人。　　馬謖有沒有被斬，是追不到根，究不到底的一個例子。陳壽自己，先後提供了三種互不相同的說法：(一)諸葛亮誅了馬謖，戮了馬謖，也就是斬了馬謖。(二)馬謖於關在牢裏以後，死在牢裏。(三)馬謖畏罪逃亡，丞相長史向朗知情不舉，被免職，斥令回成都。　　陳壽把第一種說法，寫在《三國志》的《諸葛亮傳》與《王平傳》；把第二種說法，寫在《馬良傳》；把第三種說法，寫在《向朗傳》。　　第一第二兩種說法，互相矛盾。第三種說法．可以與第一種或第二種並存。因為，馬謖可能於逃亡了以後被捉住，然後被斬，或死在牢裏。不過，第三種說法也可以與第一第二兩種相抵牾：馬謖可能於逃亡以後，隱姓埋名，遠走他方，不曾被諸葛亮的部下捉住。然而，這個可能性很小。因為，習鑿齒在《襄陽記》裡面，保存了馬謖在「臨終」之時寫給諸葛亮的一封信，信裏說：「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殛鯀興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謖雖死，無恨於黃壤也。」　　這一封馬謖的遺書，可以稱得上是寶貴的第一手資料。然而，它不能證明馬謖是被斬而死，還是因病而死。　　進一步說，習鑿齒倘若能把《襄陽記》裏的「臨終」兩個字，換上「臨刑」兩個字，這問題便可以算是告一段落了。習鑿齒在字裏行間，似乎是說，馬謖確是被斬的，不是病死的：「於時十萬之眾，為之垂泣。亮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　　馬謖被斬的另一個旁證，是：諸葛亮確是殺了另外兩個將軍，一個姓張名休，一個姓李名盛。　　儘管如此，這問題依然難以解決。為什麼陳壽要在《馬良傳》裏，說馬謖「下獄物故」呢?　　我只有轉請當代的幾位三國專家，以及未來的後起之秀，用將來可能發現的新史料來結束這一樁公案了(我乘此機會，向胡健中先生表示謝意。胡先生博聞強記，談笑風生；是他，首先向我提出了這個馬謖是否被斬或逃亡了的問題)。　　街亭之站，暴露了馬謖的無能，證明了馬謖確如劉備所說；「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它也給了裨將軍王平以施展大將之才的機會，雖則是出身行伍，所認識的字不到十個。諸葛亮升他為「討寇將軍」，請後主封他為亭侯。諸葛亮與魏延死後，王平主持漢中的防務，官職晉升到「鎮北大將軍」。　　諸葛亮把街亭之敗的責任，由自己擔當，向後主請求處分。這敗仗雖則是馬謖打的，然而重用馬謖的是誰?是他自己。　　後主接受諸葛亮的請求，將諸葛亮的官階降了三級，改為「右將軍、行丞相事」。但是，「所統如前」，所主管的各種事務，仍舊和以前一樣。用今天的官場術語來說，是相當於「革職留任」，或「降級留任」。　　諸葛亮降級不到一年，就由於在建興七年攻取了武都、陰平兩個郡，而官復原職。　　這攻取兩個郡的一役，已經是他第三次北伐了(第一次，是建興六年春天祁山與箕穀之役，包括馬謖街亭之敗。第二次，是建興六年魏軍郝昭堅守陳倉之役)。　　倘若諸葛亮不在建興六年的冬天才發動陳倉之役，而提早幾個月，在建興六年的秋天，也許要好些。因為，孫權叫他的鄱陽郡太守周魴騙曹休，向曹休詐降，誘他帶兵來鄱陽迎接，進行得相當順利。曹休在當時是魏方的揚州牧，很相信周魴之降是真心真意，就帶來了十萬之兵來攻打吳國，作為周魴的接應。他走到了(今日安徽潛山縣東北的)石亭，就遇到了陸遜，吃了陸遜的一場大虧(孫權自己也帶了大軍，開到皖口，作為陸遜的「後勁」。皖口在安慶之西十五華里左右)。　　我們也可以說，倘若孫權與周魴，能夠延遲幾個月騙曹休南下，對諸葛亮的陳倉之役可能很有幫助。話說回來，一則是騙曹休的事，要看時機；不是可以完全聽憑周魴一方面選定日期的；二則是，建業(南京)與漢中彼此相距極遠。當時投有電報或長途電話可以互相聯絡。有什麼消息或計畫，都全靠派人選信，最快的也依然不過是騎馬面已。馬怎麼快，也快不到一天跑「八百里」(清朝曾國藩與部下通信，或對朝廷送報告，喜歡在文件或信封上寫「八百里」三個字，算是命令驛遞人員用最快的方式傳遞。事實上，驛遞人員並不能按照「八百里」字面，真正做到一日一夜跑八百里)。　　因此，漢、吳雙方，雖則每想同時採取攻勢，而每每無法在事前聯絡好，或是於事發以後通知另一方趕緊行動。　　建興七年，諸葛亮在春天便對武都郡與陰平郡動手。就時間上來說，那是緊接著陳倉之役的一番舉動，幫他執行這「二郡之役」的，是將軍陳式。　　陳式的對手，是魏方的「雍州刺史」郭淮。雍州在漢朝沒有，魏國政府覺得涼州太大，創設出這個雍州來，以便治理，同時防備「西蜀」。　　武都郡是今天甘肅的東南部，成縣一帶，與四川相鄰接的地方，共有七個縣，首縣是「下辨」，在成縣之西。　　陰平郡本來只是一個道，境轄甘肅文縣西北一大片邊疆民族(氐人與羌人)所居住的高原土地。魏國創設這麼一個陰平郡，也是為了便於治理及防備「西蜀」。　　「雍州刺吏」郭淮，知道了陳式帶兵前來，也就「點齊人馬」，準備迎敵。郭淮不曾料到，鼎鼎大名的諸葛亮，也親自帶兵來了，而且進駐了(成縣西北的)建威城。建威不是一個郡，也不是一個縣，而只是一向用來作屯駐兵士的大堡壘。　　郭淮不敢與諸葛亮較量，就遲了兵，讓陳式白撿了武都、陰平兩個郡。這是諸葛亮北伐以來第一次的大勝利。　　後主頒旨給諸葛亮，恢復諸葛亮的丞相原職，不必再以右將軍的身份「行丞相事」了。　　建興八年，《諸葛亮傳》不曾記載任何事蹟。這是陳壽的疏忽之處，叫我們讀《諸葛亮傳》的人，以為諸葛亮在這一年大睡其覺，或不得不以全副精神，「消化」武都、陰平兩個郡。　　事實上，魏方採取了空前的大攻勢：一面在合肥造了所謂「新城」，以對付孫權；一面準備人馬、糧食與武器，大舉進攻在漢中的諸葛亮。這個準備工作，在八月間完成(諸葛亮也一直在對魏方的行動密切注意，因此而作冷靜的等待，不曾輕舉妄動)。　　魏方的作戰計畫，是分兵三路，會師漢中。第一路，由曹真率領，走斜穀。第二路，由張郃率領，走子午穀。第三路，由司馬懿率領，從司馬懿所駐紮的襄陽出發，溯漢水而上，穿過鄂西北與陝南，以漢中郡的首縣南鄭為目的地，也就是三路大軍的會師之地。　　諸葛亮早就在去年冬天，新造了兩座大城，作為南鄭的屏藩：一是漢城，造在沔縣東南；一是樂城，造在今天的城固縣縣城的所在地。　　諸葛亮知道了魏方的三路大軍即將到來以後，卻並不呆待在漢樂兩城作「死守」的打算(有些人，每每以自己「死守」某地，或叫人「死守」某地為得計。其實，守的目的不應該是求死，而應該是求生。守也應該有「時間上的限制」。任何一個地域與地點，都只應該守上某些日子或某些小時，以配合友軍的其他行動。在指定的時間以內，當然是雖死亦所不惜；出了指定時間之外，而仍留在那地域或地點等待死，則不僅是無謂的犧牲，也是一種損耗國家兵力，違抗上級命令的行為)。　　諸葛亮當年於馬謖失去街亭之時，不曾「死守」西城。諸葛亮極有軍事學識。他深知道，打仗要以攻為第一義；守是幫助攻的。為了攻而守，是對的。不是為了守而守!　　諸葛亮在建興八年大軍壓境之時，不肯把主力留在南鄭或漢樂兩城，而集中在(洋縣之東二十華里的)赤阪。在赤阪，他可以靈活地應付三路魏軍之任何一路，或所有的三路。　　這三路魏軍。卻一路也不曾到來。原因是，天公下了大雨，一連下了三十幾天。斜谷與子午穀的棧道，以及襄陽洋縣之間的漢水兩岸的道路，都被大雨沖壞了。　　曹丕的兒子，魏明帝曹叡，下詔書給曹真、張郃、司馬懿，叫他們撤退。討伐「西蜀」的事暫時作罷。　　這一年(建興八年)，陝南是雙方劍拔弩張，處在大戰的前夕，而實際上並無接觸。在西邊，新被蜀漢收入版圖的武都、陰平兩郡，卻發生了戰事，規模雖小，而打得相當激烈。魏方的主將是「雍州刺史」郭淮；漢方的主將是鎮遠將軍魏延。　　讀過《三國演義》的人，上了演義著者的當，以為魏延是壞人，「腦後有反骨」，而且打仗的本事平常，老喜歡與黃忠爭功，其實，魏延這個人極忠心；極勇敢，而且深受劉備本人與諸葛亮的賞識(魏延是行伍出身，為人粗豪。這時候的軍階，是「牙門將軍」)。　　劉備在自稱漢中王之時，就不用別人，而用了魏延坐鎮漢中。劉備給魏廷的官職是：「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　　諸葛亮在建興五年，帶了十萬人來到漢中，特地選用魏延為「督前部」(先鋒司令)，叫他兼為「丞相司馬」。這丞相司馬，是諸葛亮為了魏廷而新設之官，地位相同於丞相長史(秘書長)。在事實上諸葛亮是以丞相身份，兼為統帥，而魏廷是以「丞相司馬」的兼職，做了統帥部參謀長或參謀處處長的事。魏延的本職，是「督前部」，先鋒司令，因此，才在「雍州」與魏方的郭淮交鋒。　　魏延在(甘肅省西南部的)陽溪與郭淮的主力相遇；把郭淮打得潰不成軍。諸葛亮得到捷報，很高興，保薦魏延由鎮遠將軍升為「前將軍」；同時封他為南鄭侯。這南鄭侯是「縣侯」的一級，比「鄉侯」與「亭侯」大。　　在魏延軍中，輔助魏延的高級軍官之一吳懿，也升了官。吳懿是劉備的吳皇后的哥哥；陳壽《三國志》把他的姓名寫成「吳壹」，為了避司馬懿的「諱」。　　這建興八年的陽溪之役，可以稱為諸葛亮的第四次戰役。我在以前說過，諸葛亮並未「六出祁山」，而僅僅「兩出祁山」。他北伐倒可以說是有六次。其實，北伐也並非有六次，而只有一次；重要的戰役，可以說是有六次。第一次，建興六年春天的街亭之役。第二次，建興六年冬天的陳倉之役。第三次，建興七年的武都陰平之役。第四次，便是這建興八年的陽溪之役。其餘的兩次重要戰役，是：建興九年的上邽之役；與建興十二年的武功之役。在這六次重要戰役之中，諸葛亮只有在街亭之役與上邽之役出了祁山。　　上邽之役可說是六次重要戰役之中最重要的一次。諸葛亮把漢中與後方的政務與軍事，都交給了李嚴父子負責，以便用全副精神與魏軍決戰。諸葛亮任命李嚴的兒子作「江州都督」，把李嚴本人從江州(重慶)調了來，交給他兩萬兵，叫他留守漢中(魏延仍被諸葛亮帶到前方作戰)。諸葛亮而且也把丞相府的政務，交給李嚴代拆代行。　　魏延以外，被諸葛亮帶到前方去的將領，有王平、高翔、吳班。　　魏方的統帥不再是曹真，曹真生了病。代替曹真的新統帥，是司馬懿。在司馬懿下邊的幾員大將，是張郃、郭淮、費曜。　　發動攻勢的，是諸葛亮，不是司馬懿。諸葛亮先打祁山(祁山於街亭之役以後，一向是在魏軍之手)。司馬懿進軍到天水郡城西南的上邽城。　　諸葛亮聽說司馬懿本人來了，十分興奮，便留下王平續攻祁山，自己帶了主力，到上邽來向司馬懿迎戰。　　司馬懿慌忙留下費曜與四千名兵士，守上邽城；自己帶了主力離開上邽，說是要去祁山，找諸葛亮，給諸葛亮一個迎頭痛擊。祁山在上邽的西南。司馬懿卻不向西南的方向走，反而向上邽的東邊走。　　諸葛亮來到了上邽，與費曜及其四千兵略一接觸，便把他們解決。解決了以後，諸葛亮不留在上邽，而即刻向東邊走，對司馬懿的主力追擊。　　司馬懿和他的兵，雖則跑得很快，卻仍然被諸葛亮追上。司馬懿並不轉過頭來交鋒，卻叫部隊一口氣爬到山上，在山上紮營。　　這時候，被魏明帝派在司馬懿軍中作為「監軍」的賈詡，實在看不過去，就忍不住，責備司馬懿，說；「你怕蜀國的兵，像怕老虎一樣。天下的人都會笑你，你怎麼辦?」　　司馬懿這才有點兒覺得難為情。同時，張郃等人也紛紛請求出戰，與「蜀兵」一決雌雄。司馬懿於是勉強下令，在五月辛巳日出戰。　　五月辛巳日這一天，雙方的主力死拚，殺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諸葛亮把部隊分為三部，分別由魏延、高翔、吳班三個人統率，把魏軍打得隔成幾片，一一包圍、殲滅。　　惡戰了整整一天後，司馬懿差不多是全軍覆沒，只剩下他本人與幾位親信落荒而走。諸葛亮所獲得的戰利品，有五千套盔甲，三千一百張角弩，與三千顆魏軍軍官的頭。　　雙方參加作戰的兵力，似乎均在五萬人以上。諸葛亮是在建興五年帶了十萬人來到漢中；這一次，他留了兩萬人在漢中，交給李嚴坐鎮，可能也分撥了一些兵在祁山及幾個其他的兵略要地。帶到上邽來的，應該有六七萬人，或是更多。　　司馬懿帶了多少兵來，待考。總不會少過諸葛亮的部隊。魏國的領土大，人民多，兵員與糧食都是一向不成什麼問題的。諸葛亮竟然能於萬分困難之中，能採取攻勢的主動，而且打勝，真值得我們佩服。　　上邽之役以後，雙方有一個多月不曾有多大接觸。漢方的漢中留守兼代拆代行丞相事務的李嚴，派人通知諸葛亮，說由於大雨阻塞了道路，軍糧恐怕不能繼續向前方運到，叫諸葛亮撤退。諸葛亮於是就在六月間撤退。司馬懿派張郃追擊，追到「木門」，遇到諸葛亮的伏兵，死於亂箭之下。　　諸葛亮回到漢中以後，才知道雖然有過大雨，而軍糧的運輸並沒有李嚴所說的那麼嚴重。這一位李嚴居心不良。他自己要求諸葛亮撤退，卻在諸葛亮回師的消息到達漢中之時，故作驚訝之狀，說「糧食很充足，丞相怎麼撤退了呢?」李嚴隨即(一)想殺掉軍糧的督運官岑述，以推諉自己不熱心運糧的責任；(二)報告後主，說諸葛亮並非真正撤退，而是「偽退」，以「誘賊與戰」。李嚴這一著很陰險。這是把撤退的事說成諸葛亮主動，不是他李嚴主動。而且把「誘敵」未成的責任，也加給了渚葛亮。　　諸葛亮把李嚴前後寫給自己的書信與公文，彙集起來，叫李嚴自己下一個結論，李嚴承認自己前後矛盾，甘願受罰。諸葛亮上表給後主，把李嚴的本兼各職免了，所封的爵位也削除了，叫李嚴以平民的身份，從漢中郡搬到梓潼郡去住。　　李嚴的兒子李豐，被諸葛亮從江州都督的職位上，調到丞相府，當「中郎將」軍階的參軍。諸葛亮勉勵李豐，說：「我和你的父親，本是同心合力，為興複漢室而共事的，我沒想到，彼此之間的關係中途發生變化，倘若你的父親知過能改，回心轉意，你也能和丞相留府長史蔣琬『推心從事』，那麼，『否可複通，逝可複還』(你的父親仍有可以替國家出力的機會)。」　　從這一件處理李嚴犯罪的方式上，我們可以認識諸葛亮的為人：公私分明，而十分忠厚。　　後來，諸葛亮去世，李嚴在梓潼聽到消息，非常傷感。他知道，諸葛亮以外，再也沒有其他的人能寬恕他的過失，或重用他的才能。他絕瞭望，不久便發病而死。　　《資治通鑒》在敍述他的這一段經過之時，稱他為「李平」。這是因為他本來雖叫李嚴，其後自己改名為李平(《資治通鑒》也稱大將王平為何平。那是因為，王平曾經一度做何家的養子；他曾經在張魯降魏前後，也降了魏，那時候還是叫做何平。到了劉備拿下漢中之時，王平歸附了劉備，複姓原來的王。但是魏方的人不知道他複了姓，仍舊稱他為何平。司馬光及其助手，所根據的關於王平的資料，大概是魏方人士所寫)。　　諸葛亮的兵多(十萬人左右)，每個月所需要的軍糧自然也多，當時的漢中與四川雖則出產糧食，卻很不容易運到秦嶺之北。諸葛亮在建興九年的上邽之役，所以能夠獲眭，原因之一是有了「木牛」。木牛被有些人，尤其是《三國演義》的作者，描寫成一種神秘的，甚至是能夠自動的運輸工具。實際上，它也依然是要靠人力來推動，不過是由於構造得巧，可能外形像一條牛，或載重的能力像一條牛而已。諸葛亮在南陽郡鄧縣的隆中躬耕過(隆中在今天襄陽縣之西)，那時候南陽可能已經有了我在民國初年所見到的一種叫做「土牛」的車子。也許，當時還不曾有「土牛」，是諸葛亮先發明了「木牛」，其後才慢慢地傳回了今天的河南省的。另一個可能與「木牛」有關係的東西，是今天成都一帶都有的「雞公車」。雞公車，頭小身大，像一隻「雞公」(公雞)，它也是車輪小，與「土牛」相同，推起來十分省力。兩者所不同的地方是：土牛的小車輪在前，而車身是一塊長方形斜板(前窄後寬)；雞公車是小車輪在車身之中，車身也是前窄後寬(這兩種車子都比江蘇各地所能見到的大車子省力)。大車子是有一個很大的輪子在車的中央，直徑幾乎有三尺左右，推起來十分費力，雖則車輪的兩旁每一邊可以坐一個人或兩個小孩，或載一頭肥豬。　　到了建興十二年，諸葛亮進行第六次戰役，武功之役之時，由於已經有了渭河上游的天水郡，便不再需要木牛，而改用了「流馬」。　　諸葛亮在上邽之役以後，休養兵士三個年頭，才在建興十二年作最後一次的進攻，亦即「武功之役」。　　這一次，諸葛亮所用的運糧工具，是一種快船，叫做「流馬」，「流在水中的馬」。船身長而且窄．因此減少了水的阻力，所以能快。　　諸葛亮在春天行動，帶軍隊從斜穀的一條路出來，很順利地到達今日郿縣西南的漢朝武功縣五丈原。司馬懿駐紮在附近，對諸葛亮部隊嚴密監視，卻不敢走出壁壘來交鋒。　　就這樣，兩軍「相持」了一百多天，沒有什麼「行動」。傳說：諸葛亮派人送女人用的裝飾品給司馬懿，司馬懿氣得想下令出擊。魏明帝特別派了一位老臣辛毗，來營中制止司馬懿，不許他與諸葛亮部隊對陣廝殺。這個傳說很沒有根據。諸葛亮不是一位肯用這種無聊手段的人。魏明帝既然授權司馬懿作統帥，也絕不會特別派一個人來，不許這位統帥作戰。事實是，諸葛亮確曾屢次向司馬懿挑戰，而司馬懿始終忍耐，不肯應戰，只是用「守」的方法，等候諸葛亮糧盡退兵。　　諸葛亮這一次卻並沒有「糧盡」的問題。他已經下了決心，對司馬懿持久作戰。他在五丈原一帶實行「屯田」，叫兵士種田，生產糧食。　　諸葛亮的部隊紀律極好。他們夾在本地農民中間，相安無事。　　可惜，他本人太勞苦了，「事必躬親』，而腸胃又不好，消化不良，吃得少。他的病越來越重，挨到八月間，便不幸去世。　　諸葛亮死得太早，虛歲只有五十四歲。他不負劉備給他的知遇，實踐了自己對劉備所許下的諾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他的左右，楊儀、費褘二人，決定了把他去世的稍息保守秘密，先把大軍撤回漢中，然後才宣佈這個消息。　　楊儀是諸葛亮身邊的「丞相長史」，職位相當於秘書長；費褘是「丞相司馬」，地位相當於參謀長或參謀處長。　　楊、費二人之所以要作如此的決定，由於他們自己不會打仗，而又怕魏延雖則會打，卻未必能勝得了司馬懿。除此以外，他們在感情上與魏延也頗有隔閡，就楊儀而論，那就不僅是隔閡，簡直是「積不相能」、「勢如水火」。楊儀甚至於不願意魏延有機會主持作戰而戰勝，成為諸葛亮的繼承人，作蜀漢的統帥與丞相。　　費褘到魏延的營中，把諸葛亮去世的不幸消息，秘密告訴魏延，說諸葛亮留下遺囑，叫大家撤退回漢中，並且叫魏延擔任」斷後」的任務。　　魏延不贊成撤退。魏延說：「國家的大計方針，不可能因某一人的死亡而變更。丞相的棺柩，可以派丞相行營的官吏送回漢中或四川。軍隊應該留駐在五丈原，屯田、作戰。我本人相倌有能力打司馬懿。」　　他質問費褘：「是誰派我替楊儀這種人斷後?是丞相本人麼?」　　他隨即把自己的作戰計畫，與分佈軍隊的方案，說給費褘聽，叫費褘回丞相行營，以丞相司馬的身份，發佈命令。費褘答應了他。　　費褘回到行營以後，把魏延的吩咐丟在腦後，仍舊與楊儀合作，完全按照楊儀的意思辦：大軍向南撤退；下命令叫魏延斷後。　　魏延不理費褘的那一套；立刻派人送報告給後主，說楊儀與費褘造反。　　楊儀與費褘也派人送報告給後主，說魏延造反。　　地位僅次於魏廷的大將王平，站在楊儀與費褘的一邊。於是，魏延失敗，帶了幾個隨從離開軍隊，走到漢中，被一個姓馬名岱的殺了。後主依照楊儀與費褘的請求，把魏延的罪定成謀反大逆之罪，不僅殺了魏延的妻子兒女，也屠滅了魏延的「三族」的人(三族是父族、母族、妻族)。　　魏延死得很不值得，而且極其冤枉。他倘若真想謀反，為什麼不帶了他所指揮的先鋒部隊，去司馬懿的營壘中投降?卻反而只帶了少數人，來到漢中?他分明是想經由漢中，回成都，向後主當面報告，陳述他自己的繼續作戰的主張。他不像是「燒絕棧道」，用武力阻撓過大軍南下，如楊儀、費褘所說.二六 諸葛亮的為人　　在所有的三國人物之中，最能受到當代與後世的人崇敬的，是諸葛亮。孫權與蜀漢結盟，盟書中沒有提到後主，也沒有提到他孫權自己，卻明明白白標出了「諸葛丞相」四個字。讚揚諸葛丞相「信感陰陽，誠動天地」。　　被諸葛亮打得抬不起頭來的司馬懿，一生不曾在別人手中吃過敗仗，應該是對諸葛亮「恨之入骨」了。這位司馬懿卻在蜀漢軍隊撤退以後，視察了一番諸葛亮的營壘佈置，忍不住說出「天下奇才」四個字，表露了內心對諸葛亮的佩服。　　諸葛亮不僅有才，更重要的是他有德。劉備在臨死的時候，一面對諸葛亮親口說：「君才十倍曹丕」；一面寫給後主與魯王、梁王等幾個兒子，說「能叫人佩服的不是才，而是德。……你們應該以(諸葛)丞相為師」。字裏行間，劉備向兒子們稱許了諸葛亮的道德足以服人。　　劉備左右的兩員虎將，具有萬夫不當之勇的關羽、張飛，膂力與諸葛亮不成比例，在年齡上也比諸葛亮多出了一大截，而且關羽也念過《左氏春秋》之類的書，張飛寫字也寫得出夠資格刻在石頭上作為碑銘的雄渾的字；這兩人雖然在劉備開始對諸葛亮禮遇之時，有點兒不以為然，過不了多久便完全瞭解諸葛亮確是劉備這條大魚所需要的水。再到後來，劉備於拿下成都以後，提升諸葛亮為將軍級的軍師將軍(不再是中郎將級的軍師中郎將)，又賞賜給諸葛亮以相同於賞賜關、張二人的黃金五百斤，白銀一千斤，銅錢五千萬。關羽、張飛二人一點兒不覺得劉備做得過分，也絲毫不以變成了與諸葛亮於同等地位為恥。　　而且，在關羽頗為以與馬超並列為恥之時(劉備自稱漢中王,拜關羽為右將軍，馬超為左將軍)，只須諸葛亮一句安慰的話，便笑顏逐開。諸葛亮寫信給關羽，說：「馬超是一時之傑，英布、彭越之流，可以與張飛比一比，哪裡趕得上你『鬍子』的『絕倫逸群』呢?」諸葛亮和關羽的交情，可見已經夠得上稱關羽為「鬍子」了(筆者曾經僥倖以後輩的身份，荷蒙于右任先生賞識，卻從來不敢在於先生面前說出「鬍子」這兩個字。雖則於先生正如關羽一樣，頗以自己的美髯為樂。於先生的鬍子之美，為民國以來的第一人)。　　張飛與諸葛亮也極好，從偕同入川打劉璋的一件事上可以證明。倘若不是張飛、趙雲、諸葛亮三個人水乳交融，分工合作，怎麼會席捲川北與川南呢?　　趙雲的資格也比諸葛亮老得多，他在劉備死後隨諸葛亮北伐，服服帖帖，做了諸葛亮的部下(可惜，在建興七年——或建興六年年底——便去世了)。　　黃忠去世得更早，在定軍山之役的次一年，亦即建安二十五年。　　五虎將另一位是馬超。諸葛亮不是故意把馬超擱在一邊，而是想重用馬超也無法辦到：馬超在劉備的章武二年已經去世了!　　諸葛亮一生，所行的是一個」誠」字。他從「誠」字出發，對君上的忠是誠，真心真意地盡忠，這是忠誠。對朋友、同僚與部屬和諧共事，守信用，這也是誠，誠信。　　諸葛亮因為能誠，所以能公。公是沒有私心。能夠以誠心待人，忘記了小我，—切為對方著想，因此所有的表現，都昭昭然是一個公字。陳壽稱讚他：「開誠心，布公道」，可謂十分正確。　　諸葛亮做到了賞罰公平。因為公，所以才能平。公到了「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於是，被賞的不敢驕傲，被罰的也毫無怨恨。有時候，使得因小過而被罰的人，知道了警惕而免於再犯更大的過；這在事實上是教訓了他。古語說：「刑賞，忠厚之至。」便是這個意思。有些君王或長官，對臣民與部下完全放任，不賞不罰，造成了一種不痛不癢的姑息局面，一天一天地往下坡走。這才是不負責任，也是對臣民與部下太不「忠厚」。　　有些人批評諸葛亮治國太嚴，太喜歡用重典。「嚴」是事實。他為了挽救劉焉、劉璋所造成的姑息局面，不得不嚴。「喜歡用重典」，卻不是事實。凡是要罰二十下棍子以上，諸葛亮都要自己複判了以後，才許執行，我們怎麼可以說他喜歡打人或殺人呢?　　我說諸葛亮好，我的理由是什麼?是：他對得起劉備，對得起老百姓，對得起他的家人與朋友僚屬，也對得起他自己，無愧於生平的抱負。　　他對得起劉備，人人皆知。他對得起老百姓，有老百姓自己的反映，可以證明。在他去世的消息到達之時，各地的老百姓自動為他戴孝，戴了很久(我在1938年進了四川，見到川北很多地方的人頭纏白布。他們並不是穆斯林。有人告訴我，他們的祖先為諸葛亮戴孝戴久了，纏白布纏成習慣，不纏就會頭部受涼，因此而永遠纏下去，子孫相沿，直到今天)。　　當時，各地的老百姓，都要求給諸葛亮建築一個廟。後主的朝廷中的官僚，認為這不合於「禮秩」，不許老百姓如此做。老百姓一面紛紛在路旁設祭，一面再度向後主直接要求，至少為諸葛亮立一個廟，立在成都。後主的朝廷中的官僚，仍然不許。　　有兩名地位不太高的官吏：步乒校尉習隆，與中書郎向充，實在看不過去，就鼓起勇氣，向後主上了一個表，說：漢朝自從開始以來，功臣立廟的頗有前例。諸葛亮「德範遐邇，勳蓋季世，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不應該讓他「烝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　　習隆與向充，提出一個折衷的辦法：不在成都立廟，而在沔陽(漢中的沔水之陽)諸葛亮墳墓的附近立一個廟。這一個辦法，總算被後主及其朝廷中的官僚批准了。　　這些官僚與後主本人，在當時做夢也不曾料到，在今天有廟存在於成都的，不是劉備，不是後主，更不是那一群姓名早就被人忘記的官僚，而是我們所佩服的諸葛亮。　　這個廟，我去瞻禮過。老百姓稱它為「武侯祠」。我到達以後，大吃一驚。原來這「武侯祠』大門之上有一塊匾，匾上的三個大字，不是「武侯祠」，而是「昭烈廟」(劉備的廟，劉備死後諡為「昭烈皇帝」)。　　原來，將近兩千年來的劉備的廟，不被老百姓稱為劉備的廟，而成了家喻戶曉的「武侯祠」。早在唐朝的時候，昭烈廟就已經變成了武侯祠了。杜甫有一首詩說：「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錦官城，是成都。　　杜甫很同情諸葛亮之「出師未捷身先死」，認為這是「長使英雄淚滿襟」的可悲之事。　　杜甫在另一首詩裏，把諸葛亮比成伊尹、呂尚，與蕭何、曹參：「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諸葛亮自己在青年時代，不過是自比於管仲、樂毅而已)。　　他確是一位「文武兼資」的人物。陳壽卻只肯推許他的「理民之幹」，不甚欽佩他的「將略」。他是否真的不會打仗呢?是司馬懿打勝了他，還是他打勝了司馬懿?陳壽的批評，有很多人認為是曲筆(陳壽在晉朝做官，而晉朝皇帝的祖宗是司馬懿。陳壽可能懼怕惹禍，而不敢太稱讚諸葛亮的軍事才能)。　　不過，陳壽也未嘗不替諸葛亮說公道話。陳壽以為諸葛亮之所以「連年動眾，未能有克」，實在是因為；(一)「所與對敵，或值人傑」(例如司馬懿)。(二)「眾寡不侔，攻守異體」(傳說，司馬懿有兵三十萬，而諸葛亮僅有十萬。究竟是各有多少，難考；魏方在陝西、甘肅的兵，多於諸葛亮在漢中的兵，卻是很顯然的)；魏方以數量較多的兵取守勢，諸葛亮以數量較少的兵取攻勢，當然是諸葛亮的處境較苦了。(三)蕭何有韓信可以推薦，管仲有王子城父可以推薦。諸葛亮找不到比得上韓信與王子城父的名將，因此而「未能有克」。　　諸葛亮所能指揮的，只是魏延、王平、高翔、吳懿、吳班，與年輕的薑維。這些人，除了魏延以外，都是難以和韓信或王子城父相比的。　　魏延倘若獲得諸葛亮准許，以一萬人經子午谷直趨長安，與諸葛亮會師潼關，說不定能夠襲取洛陽，立下不世之勳，功名超過韓信。然而這是歷史上的若干所謂if』s(假定)之一，誰也不能預言結果一定會怎麼樣。　　諸葛亮應該不應該接受魏延的建議?這也是一個所謂idlequestion(浪費時間的問題)。　　魏延的建議，諸葛亮有權利不接受，正如你或我倘若在當時是諸葛亮，也有權利接受或不接受。這是各人的戰略構想的問題。　　打仗的事，多多少少含有賭博性質。勝負之數，所系的因數太多。兵多、將廣、糧足的一方，可以打了再說，敗了捲土重來；正如賭本雄厚的賭徒，可以千金一擲，輸了面不改色。反過來說，兵比魏方少，將沒有魏方多，糧食更是成問題的諸葛亮的一方，實在是雖則明知有勝利可能，而仍舊不宜於輕易冒險的。　　何以說魏延的「子午穀計畫」是冒險呢?因為，長安是一個大城，堅城，魏延帶去五千名作戰之兵與五千名背糧之兵，未必能夠攻下；即使攻下了，也難免敵人不從洛陽及各地來援，對魏延部隊來一個反包圍。　　長安的守將夏侯懋，是魏國的駙馬，是紈挎子弟，是一個「不知兵」的人。誠然，誰能斷定，在夏侯懋的左右與麾下，沒有一兩位知兵的、能征慣戰的將領呢?　　我這些話，也並非「定論」。倘若魏延被諸葛亮准許帶一萬人經子午穀前往，那末，他一舉而攻下長安，與諸葛亮會師潼關，也不是全無可能的。　　話說回來，問題在於諸葛亮本錢少，而冒不起這個險。　　另一種關於諸葛亮軍事才能的批評，是說他打來打去，不敢直接向長安打，或是直接向洛陽打，而故意「捨近求遠」，打到了甘肅去，最後的一次也只是在長安西邊相當遠的武功，作「屯田」的打算。　　說這種話的人，也是忽視了諸葛亮的實力與魏方的實力不成對比。諸葛亮只能夠「捨近求遠」，先取得渭河上游的天水、南安、安定、武都、陰平等郡(他在建興六年春天第一次出祁山，獲得天水、南安、安定三個郡的官吏人民的響應。他在建興七年，又叫陳式攻下了武都與陰平)。　　諸葛亮的打算，是先把蜀漢的防守線做鞏固了再說(陰平的重要性，從其後鄧艾經由陰平而偷襲江油城的一點上，獲得證明)。諸葛亮把遠在今日甘肅的幾個郡先拿下來，是為了慢慢地擴充實力，同時解除了後顧之憂。　　自從三國時代以來，中國人在事功上與道德上，及得上諸葛亮的很少，而批評諸葛亮的人極多(自己有所成就很難，批評別人極容易)。最常見的批評，是說諸葛亮忽略了分層負責與培養人材，以至於不得不事必躬親，與身後無人繼承他的事業。　　這兩點批評，我想，倘若諸葛亮自己聽到了，也會承認批評得對。他的確是不該「親校簿書」，不該親自複判處罰打二十下棍子以上的案子。他的確也忽略了辦一個軍官學校，以造就堪比於薑維，或能力超過薑維的將才。　　諸葛亮除了虛心接受類此的批評以外，可能要加上一兩句訴苦的話。他倘若不「親校簿書」，則簿書之上的一字之差，有可能造成很大的錯誤，大到關係前方將士的生命。至於複判刑事法案件，也不過是略為看看，希望下面的法官因此而不敢「草菅人命」而已。至於辦軍官學校，或使用其他方法培養人才，他也知道這工作很緊要，只恨有心無力，抽不出時間來做(他把能省下的一點工夫，都用在教導薑維了)。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批評諸葛亮或任何古人，都可以，倘若我們的動機，不是為了專找出他們的缺點，而是為了避免重蹈他們的覆轍。責備賢者，是可以的，倘若我們志在做一個比他們更賢的人。否則，便是刻薄，便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便是自己毫無出息而對極有出息的古人吹毛求疵，自鳴得意，「無諸己而先求諸人」，不是「有諸己而後求諸人。」　　我個人佩服諸葛亮，不是佩服他打了幾次勝仗，或是佩服他做丞相做得很有成績，如「野無醉人」等等，而是佩服他「人好」，佩服他做人做得夠意思。　　我在前面已經交代過，他對得起劉備，也對得起李嚴。對於也反對過他的廖立與彭榮，他也是十分對得起的。　　廖立是武陵郡人，少年得志，在劉備自稱荊州牧之時，做了「從事」，升為長沙郡太守；轉到益州，又做巴郡太守；劉備自稱漢中王，他做了「侍中」。後主繼位．諸葛亮綜攬一切，把廖立調任為「長水校尉」。廖立很不高興，就在言語之中對劉備、關羽、丞相長史向朗、文恭、後主的侍中郭演，都批評得很厲害。蔣琬與李郃，把他的話報告給諸葛亮，諸葛亮上表給後主，說廖立「誹謗先帝，疵毀眾臣」，好比亂群之羊，建議把他削職為民，流放到不毛之地的汶山郡(四川省汶山縣、茂縣一帶)。　　諸葛亮成全他，不請後主治廖立以死罪，而從輕發落，僅僅免去他的官職，流放到汶山郡去耕田，自食其力。這是諸葛亮十分對得起廖立的地方。　　廖立也頗知好歹，心裡對諸葛亮十分感激，而且存了終有一天仍被諸葛亮重用或准許回成都的希望。諸葛亮去世的消息傳到汶山，廖立大哭。廖立說：「我永遠也不能回到華夏的文明之鄉，而要老死在這個不毛之地，與『左衽』的番子住在一起了。」　　過了若干年，薑維有一次行軍，經過汶山，特地去拜訪了廖立一次，薑維在事後告訴人說，廖立親自率領妻子兒女耕田，身體很好，「意氣不衰，言論自若。」廖立也確是一位「可人兒」，老脾氣沒有改。所好，汶山較為偏僻，又沒有蔣琬之輩在旁邊搜集小報告的資料，他儘管在不毛之地對邊疆同胞用漢語大發牢騷，也不會再發生吃官司的事了。　　另一名被諸葛亮治罪，而心中並不怨恨諸葛亮的人，是彭羕。彭羕是廣漢郡的一個書佐，地位極低，因龐統、法正的推薦而獲得劉備破格錄用，當了益州「州政府」的「治中從事」(與今日的總務處處長或秘書處處長相類似)。此人得意忘形，目空一切，諸葛亮向劉備建議，把他外調為江陽郡的太守(江陽郡的首縣，在今日的瀘州)。這太守的位置，不算太低，而彭羕氣憤得很，竟然圖謀不軌，想唆使馬超與他一起造反。他向馬超說：「卿為其外，我為其內，天下不足定也。」馬超被他得說不出話來；事後，不敢不告發他。他立刻被官廳逮捕下獄，判了死刑。死前，他寫信給諸葛亮，承認孽由自作，不敢怨人，說諸葛亮是「當世伊呂」，希望諸葛亮好好地輔佐劉備，共成大事。他沒有什麼別的話可說，只求諸葛亮瞭解他的「本心」井非「自求菹醢，為不忠不義之鬼」，只不過一時酒醉，說出了不應該說的話而已。　　諸葛亮不曾因為彭羕寫了這麼一封悔過的信，而免他一死。原因是，唆使軍人造反的罪非廖立的譭謗之罪，或李嚴謊報軍糧不足之罪可比。　　另有一人之死，完全是由於諸葛亮的堅決主張。這個人就是劉封。劉封原是(湖南省湘陰縣東北的)羅國封君(羅侯)的兒子，姓寇，母親姓劉。劉備在徐州丟了妻子兒女；到了荊州，就收養了這位寇封，叫他改姓劉，成為劉封。那時候，劉封已經是十歲以上的大孩子了。他長成了以後，竟然膂力過人，而且學得了一身武藝，隨同張飛、趙雲等人進益州，很立了一點功勞，被劉備任命為「副軍中郎將」。其後，劉備叫他帶兵由漢中，沿著漢水，順流而下，到(湖北的西北部)上庸郡，會同孟達，夾攻劉璋的太守申耽，給了他以節制孟達部隊的全權。申耽投降以後，劉備升他為「副軍將軍」，駐紮在(陝西省安康縣西北的)西城郡。　　建安二十四年，關羽在襄陽樊城攻于禁、徐晃，叫劉封與孟達出兵相助；這兩個人竟然藉口「山郡未附」，說是抽不出兵來。後來，關羽因呂蒙偷襲江陵後方而失敗，就不敢向上庸的方向撤退，以致作了俘虜，被斬。劉備因此而十分痛恨劉封。　　不久以後，孟達降了魏方，劉封不接受孟達的勸誘。西城郡的太守申儀，也降了魏方，擊破劉封的部隊。劉封隻身逃回到成都(西城郡被魏方改稱為魏興郡，仍叫申儀做太守，駐紮洵口，洵口在洵陽縣)。　　劉封到達了成都以後，諸葛亮向劉備說，此人不可不除。據陳壽在《劉封傳》中所寫，似乎諸葛亮是為了防免劉備百歲歸天以後的後患，而不是為了治劉封不救關羽之罪。所謂後患，指的是：劉封生性「剛猛」，又比阿斗劉禪年長(大了幾歲，阿斗是在建安十二年左右才生下來的；他的母親是劉備的姨太太甘夫人)。雖則劉禪已被立為太子，難保劉封不與劉禪爭奪繼承之權。　　陳壽所記的，是不是事實?倘若諸葛亮是基於防患未然的原因而置劉封於死地，這是不足以服當世之人與後世之人的。劉封還不曾有過一絲一毫想爭繼承之權的言論或行動。大膽假定某人將來可能犯罪，而立刻就殺了這個人以防免他將來犯罪，這是最不講道理、最野蠻而殘忍的事。我不知道諸葛亮曾否做出這種事；我希望陳壽寫錯。倘若陳壽沒有寫錯，那我就不得不改變我對諸葛亮的欽佩了。　　也許，劉封之所以被賜死，只是因為他不救關羽，又先後與孟達及申儀處得不好，使得劉備失了荊州，又失了益州的上庸郡、房陵郡與西城郡。倘若諸葛亮真是為了「防患未然」而冤殺了劉封，那他就未免太對不起劉封了。以我所知，除了這一件有待查考的案子以外，諸葛亮並不曾做過對不起任何人的事。　　他一生為人忠厚。一個人是否忠厚，從他對家中的人的態度，就可以看出，他對黃氏夫人很好，且無論黃氏夫人是否相貌平常。　　他對養子諸葛喬與親生子諸葛瞻，一視同仁，很細心地教育他們。諸葛喬是諸葛瑾的第二個兒子，於諸葛亮還沒有親生的兒子以前，過繼了給他。其後，諸葛瞻出世。諸葛亮仍舊以諸葛喬為嫡子、武鄉侯爵位的繼承人。這便是諸葛亮十分對得起諸葛瑾與諸葛喬之處。他不肯更改諸葛喬這個「養子」的繼承人地位，怎麼會像陳壽所寫，使出殺人辣手去幹掉劉備的養子劉封呢?　　諸葛喬於諸葛亮北伐之時，隨軍到漢中，被指定帶了五六百兵，幫助轉運軍糧，與其他達官貴人的子弟一起在山谷之中奔走吃苦。　　不幸諸葛喬在建興六年病故，年紀只有二十五歲，他留下了一個兒子，諸葛攀。諸葛攀其後做了「行護軍、翊軍將軍」。諸葛攀於諸葛瑾的大兒子諸葛恪在東吳倒楣，遭受滅族之禍以後，轉回東吳，做了「諸葛瑾之後」，延續諸葛瑾的「香火』，作為祭祀諸葛瑾的人(武鄉侯的爵位，已經改由諸葛亮的親生兒子請葛瞻繼承)。　　諸葛瞻繼承武鄉侯的爵位時才兩歲。十五個年頭以後，諸葛瞻娶了後主的女兒，成為駙馬；次年，官拜「羽林中郎將」，其後曆升至侍中、尚書僕射、軍師將軍、行都護、衛將軍，與董厥(共)平尚書事(諸葛亮去世已久，不曾見到諸葛瞻的成長與成就。諸葛亮去世之時，諸葛瞻的年紀尚幼)。諸葛瞻於三十七歲的時候，和自己的長子諸葛尚一起在綿竹對鄧艾的軍隊作戰，壯烈犧牲。　　諸葛瞻的小兒子諸葛京，因為年紀太小，不夠資格參加作戰，倖免於難。這是天佑吉人，使得諸葛亮不致絕後。諸葛京其後長大成人，在晉朝做了郿縣的縣令，調升東宮舍人，最後做到了廣州刺史。　　諸葛瑾的一支，前面已經說過，於諸葛恪滅族之後，因諸葛攀由益州回了東吳，也免於絕後。　　諸葛瑾與諸葛亮是同胞兄弟，諸葛亮是弟。另一位弟弟是諸葛均，跟隨諸葛亮到了益州，做官做到了「長水校尉」。　　他們的父親是諸葛珪，在東漢末年做過太山郡的郡丞(太守的副手)。諸葛珪早死，他們跟隨叔父諸葛玄，先到(江西)豫章郡，後到荊州南陽郡。　　諸葛玄在豫章郡為太守，時間很短。他是袁術所派的人；漢朝在長安的朝廷另外派了一個朱皓來(朱皓其後死在笮融之手；笮融為揚州刺史劉繇所破；劉繇控制不了豫章郡，朝廷又派了華歆為太守。孫策帶兵打來，華歆投降，隨孫策回江東，當孫策的上賓；過了相當時期以後，華歆去了許縣，轉入曹操的門下)。　　話說回來，諸葛玄在荊州南陽郡鄧縣，把諸葛瑾、諸葛亮、諸葛均，以及諸葛亮的「小姊」養大成人，把這位小姊嫁給了襄陽縣龐德公的兒子龐山民(當時的鄧縣縣城不在今天的河南省，而在湖北省襄陽縣之北)。　　諸葛瑾於孫權在遼東繼承了孫策以後，拜別叔父諸葛玄，奉了繼母(諸葛珪的後妻)，離開鄧縣，轉往江東，經孫權的姐夫弘咨推薦，作了孫權的部下。從此，諸葛瑾一輩子忠心於孫權，不存「跳槽」、換老闆的念頭。　　諸葛亮與諸葛均，由於命運的安排，先後作了劉備的部下，與諸葛瑾天各一方，各事其主。他們三人在私底下的兄弟骨肉之情，完全不曾因「政治立場」不同而有改變，依然是休戚相關的同胞。同時，他們電絕不因為是同胞兄弟，而試圖互相勾引，使對方不忠於其主。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而他們做到了。　　晉武帝司馬炎，叫陳壽編訂諸葛亮的文集，編成之後，陳壽呈獻給晉武帝，附上了一篇「表」。陳壽在這一篇「表」裏，暢論諸葛亮的一生如何多彩多姿，也強調了他死後樑、益二州的人民，「至今」仍十分對他懷念，「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　　「表」中的「至今」二字，是指的「直到晉武帝泰始十年」(西元274年)，上表的一年，距離諸葛亮去世的一年(後主建興十二年，西元234年)，已經有了四十個年頭。　　後來的歷史證明了諸葛亮不僅被懷念了四十年，而且已經被懷念了一千七百多年，直到我們的今天；不僅被梁、益兩州的人民懷念，也被全中國的人懷念(東漢與蜀漢只設益州，沒有梁州。梁州是魏國朝廷，把漢中即陝南等地，從益州分出來設置的)。　　陳壽在「表」裏說，諸葛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他不僅榮膺劉備的三顧，也深受孫權的「敬重」。到了劉備死後，後主繼位，諸葛亮綜攬軍政，「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辦到了「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抬遺，強不侵弱」。　　這幾句「論定」諸葛亮的治績的話，是當時一般人的「公論」，陳壽並未「過甚其辭」。事實上，出於陳壽之口，更為客觀。陳壽的父親，曾經是馬謖的參軍，於馬謖戰敗以後連帶地被諸葛亮處罰。陳壽本人，也曾經為了某一件事，被諸葛亮的兒子諸葛瞻處罰過。　　後代的史論家，卻頗有批評陳壽不夠客觀，責備陳壽，說陳壽為了「私怨」而在「表」裏寫了下列幾句話：「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　　陳壽的批評是否恰當，為另一問題。他確是並沒有為了「私怨」而作出如此的批評：他不曾為了父親的被罰，而說同時被治罪的馬謖好；也不曾為了自己被罰，而說諸葛瞻不好。　　陳壽不曾否認諸葛亮有「治戎」之長，所批評的只是諸葛亮短於「奇謀」、「將略」。　　陳壽而且找出三個理由，來解釋諸葛亮何以「連年動眾，未能有克」：第一，「所與對敵，或值人傑」(例如晉武帝的祖父司馬懿)。第二，「眾寡不侔，攻守異體」，魏方的兵多，蜀漢的兵少，彼此相差太遠，不成比例(魏有十三州部之中的八個州，一個部；蜀漢只有一個州。司馬懿的兵力，號稱有三十萬，事實上有多少，待考，比起諸葛亮的十萬應該足多到一藉以上)。諸葛亮採取攻勢，司馬懿採取守勢，攻難守易。第三，諸葛亮的才能，比得上管仲與蕭何。但是管仲找得到王子城父，蕭何找得到韓信；諸葛亮在他的同時的人之中，找不出王子城父與韓信這樣的人作為助手，因此就在功業上不能有管仲、蕭何的成就。　　陳壽的解釋，是既公平而又沒有火氣的。倘若他僅僅指出這三項諸葛亮未能在軍事上達到「龍驤虎視苞括四海」的原因，而不加什麼「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的按語，後世大多數的崇拜諸葛亮的人，就不會責備陳壽對「私怨」未能忘懷。因為，既然是對手方「或值人傑」，「眾寡不侔，攻守異體」，又找不出王子城父與韓信那樣的人作為助手，諸葛亮即使有「奇謀」，也不敢輕試，即使長於「將略」，也難以實施。怎麼就可以因他之「連年動眾，未能有克」，而說他「短於奇謀與缺乏將略」呢?　　打仗的事，勝敗不繫於一方，而繫於雙方，單就某一方而論，統帥有將略與奇謀，未必就能夠每戰必勝；所需要的別的條件，還多得很。陳壽犯了「以成敗論英雄」的毛病。況且，諸葛亮並不曾敗。他雖則沒有來得及拿下長安，卻也達成了「以攻為守」的任務，使得蜀漢先後免於被張郃、司馬懿佔領，以延長了幾十年的生存。　　諸葛亮「以攻為守」的戰略，與現代軍事科學中的「攻勢防禦」的戰術，不謀而合。他的「將略」，非同時的若干「人傑」可比。陳壽本人，對軍事完全外行，懂不了諸葛亮的將略。　　裴松之引了一位「袁子」的話，說諸葛亮用兵「止如山，進退如風」。這一位袁子，生存於諸葛亮死後僅有數十年之時，所聽到的「口碑」很多；所說的極可能是事實。　　一個帶兵的人，能夠「止如山」，這已經是了不起了。嶽飛也做到了這一點。岳飛使得金兵感覺「撼山易，撼岳家軍難」。　　諸葛亮不僅能叫他的部隊「止如山」，又能叫他們「進退如風」。這還了得。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將領實行了閃電戰，所用的是飛機、卡車、大炮、坦克。諸葛亮到了第五次與第六次對魏戰役，才分別有了木牛與流馬。這兩種運輸工具，依然是倚仗人力，只是略為省力而已，他在頭四次的戰役中，連木牛流馬都沒有。他竟然能夠把部隊運動得「進退如風」!他不是第一流的將才是什麼?　　《三國演義》的作者把木牛流馬描寫成自動的、不用人力或獸力的運輸工具，使得許多人以為這是神話、造謠，根本不曾有過那麼一回事。其實，木牛流馬諸葛亮的的確確是發明了的。雖則並非自動的運輸工具，而只不過是略省人力的運輸工具。　　諸葛亮也設計了「八陣圖」。可惜，這「八陣圖」又被《三國演義》的作者形容成妖氣彌漫，以石頭代替兵馬的迷魂陣，神奇得叫讀者難以相信。我在幼年之時，便是不相信有過這八陣圖的一人，後來我讀唐詩，讀到「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這二十個字，才修正我的懷疑。我想，像杜甫那樣的道德君子，總不會把「道聼塗説」作為歌詠的對象吧?又過了若干年，我讀的書多了一些，才完全相信諸葛亮確是設計了「八陣圖」。不過，杜甫以為劉備在攻打東吳之時，用過這「八陣圖」，卻有點「未加深考」。　　「八陣圖」究竟是什麼呢?是八個陣勢的圖，而不是一種兼有所謂生門、死門等等八個門的陣。這一張圖，本是一種用以教導高級將領的教材或「教範」，指示了他們以八種基本陣勢，與如何於敵軍來攻之時，變化這些陣勢。　　在諸葛亮的時候，兩軍相遇，不像今天我們之雙方猛掘壕溝，蹲在裡面，互相密切注意。他們所做的，是趕緊安營紮寨。倘若雙方的距離十分相近，他們就立刻「射住陣腳」，不讓敵人來得太近(箭的有效射程，最好的也不過是一百步，亦即一百米左右)。　　成千上萬的兵，不可能擠住在一個營寨之內。一個營有五六百人，也不可能擠在一個帳篷之內。所以，雙方的營寨都很多，而每一個營寨之內的帳篷也很多。　　如何把若干營寨佈置在地勢優越的地方，保有水源與後方交通線，而且構成「箭網」，能夠於被攻之時互相援救，攻人之時迅速集中，分途前進——這便是一個在當時身為將帥的人所必須具備的「實務」才能。　　到了出擊或應戰之時，漢方於集中以後「擺開陣勢」。最簡單的是所謂「一字長蛇陣」。這長蛇陣的長處，並非如「外行人」所說，能夠「首尾相應」，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首尾相距很遠，實際上不僅不能首尾相應，而且最容易被敵人切成首尾兩段，或若干段。這一字長蛇陣的長處，是便於包抄敵人的兩翼或兩翼之中的一個翼，繞到敵人後方。西洋的軍事學家，稱這種動作為outflank，中文譯成「延伸兩翼」。　　在西洋的歷史中，希臘人有所謂「方陣」，羅馬人有所謂「分段陣」。我們中國人在春秋時代就已經有了「魚鱗陣」。魚鱗陣可說是「複式」的分段陣，以次一排的分段單位，填補前排的空隙。　　諸葛亮的「八陣」，是哪八陣?我個人研究得不夠。八陣的總原則，我們可以從《三國志?蜀書?薑維傳》中窺見一二：「初，先主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興勢，在今天陝西洋縣之北二十華里，王平於後主延熙七年(西元244年)抵擋曹爽，派護軍劉敏與參軍杜祺，帶兵守住興勢，自己以主力留在洋縣之東八十華里的黃金谷，作為呼應。　　諸葛亮曾經在漢中郡首縣南鄭縣的週邊，新造了漢城與樂城兩個城，用意也是為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他當然不至於用石頭代替兵馬。杜甫所見到的石頭，可能是劉備營壘所遺留下的殘跡。造營壘的壁，是必須用石頭作為基礎的。諸葛亮在五丈原的營壘，也留下了石頭基礎，甚至牆壁，這些石頭與牆壁，後來被司馬懿看到，司馬懿很讚賞，說諸葛亮是「天下奇才」。　　諸葛亮的才具，確是「兼資文武」。中國漢唐及其以前的讀書人，文武兼修，不曾「分途」。孔子注重禮樂，同時也教學生練習射禦。子路(仲由)是他門下的一位很會打仗的人。中國在宋朝以後，才出現了「文人不知兵」的現象。到了曾國藩操練湘軍，這種怪現象才被逐漸改變。可惜，從袁世凱創辦新軍以後，又有一些所謂「軍人」，自以為讀過了步兵操典之類，便成了專家，把所謂「文人」一概不放在眼裏。其實，步兵操典之類，文人也頗有讀得很熟而瞭解得十分透徹的。孫中山先生不曾進過職業性的軍事學校，對軍事理論卻頗有很精到的見解。在革命元勳之中，黃興、陳其美、于右任，都不曾進過軍事學校，而他們都以副元帥、都督，或總司令的身份帶過兵，打過相當成功的仗。　　諸葛亮的成就，超過了他在青年時代的願望，他在隆中抱膝長吟，自比管樂。管仲在功業上不過是扶助了齊桓公成為諸侯的盟主，在道德上卻免不了有「三歸」之玷。樂毅替燕國向齊國報仇，一舉而打下了七十幾個城鎮，然而結果卻受了奸人的讒毀，丟了官職，功敗垂成。諸葛亮在表面上沒有做到管仲的領導群倫，或樂毅的勢如破竹，卻在事實上奠定了天下三分。　　諸葛亮並且使得全中國的人心不為那不顧道義的曹氏父子所迷惑。他敢於以區區益州一個州，抵抗曹家的八州一部；而且也在他本人的公私行為上做出一個好榜樣，使得當代與後世的人不僅佩服他的行政能力與打仗技術，而且更崇敬他的為人，他的道德。他不是一個普通的「人臣」，他是一個「宗臣」，值得推為模範受人宗仰的賢臣。　　杜甫在他的另一首詩裏說：「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　　杜甫接著說：「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這兩句相當費解。一種解法是，三分割據的工作，太委屈了諸葛亮；諸葛亮的大才，好比是「威鳳一羽」，具備五德，它升入雲霄，經過千古萬古，才被人們見到一次。另一種解釋是：三分割據的功業，在諸葛亮的成就之中只不過是猶如羽毛一般的小事而已。我覺得第一種的解釋較為說得通。　　杜甫這一首「七律」的後四句是：「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終難複，志決身殲軍務勞。」在這四句裡面，只有一個「失」字成為問題。它不僅費解，而且不可解。倘若這「失」字是「軼」字的訛寫，我們就很容易懂了。　　杜甫的結論是：諸葛亮不是不知道漢朝的天下難以恢復，然而為了報答劉備的知遇，實踐自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諾言，所以不惜以煩勞的軍務，磨折自己的身體，以至於死。　　我個人的看法，與此稍有不同。諸葛亮似乎沒有以操勞作為他慢性自殺的手段。他並不想自殺。他只是抱了「盡人事以待天命」的態度，以「一息尚存，此志不懈」的決心，奮鬥到底。　　他始終一貫，稱得上「不負平生」四個字。這便是他不僅對得起君上、家人、僚屬、朋友，而且也十分對得起自己的地方(這與自私不同。自私的人，實際上是最對自己不起)。　　他死後成了人民所拜的神，也是極應該的。神是什麼?神是：「聰明、正直，而一者也」的超過普通人的人.二十七 蔣琬　　諸葛亮在去世以前，曾經秘密上表給後主，說「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　　後主依照諸葛亮的意思，就在他的死訊到達成都之時，任命蔣琬為「尚書令」，這時候蔣琬已經是「丞相留府長史、撫軍將軍」(撫軍將軍，是一種「加官」，沒有部隊供他指揮)。　　尚書令的職務，不過是主管天子在宮內的秘書處而已，雖則實權很大，可以批駁三公九卿的奏章。但是，自從西漢霍光以來，尚書令之上另有一位「錄尚書事」的大官。這位「錄尚書事」的大官，不管「本職」叫什麼，都在事實上是「真宰相」。　　諸葛亮生前是這樣的一位「真宰相」。他從劉備稱帝之時開始，就當了「丞相、錄尚書事」。倘若他僅僅官居丞相，而沒有兼了這「錄尚書事」四個字的頭銜；那末他便不曾有「真宰相」的實權，只是名義上的一個「丞相」而已。　　後主叫蔣琬做尚書令，而沒有立即叫他兼「錄尚書事」，並非不肯讓他繼掌諸葛亮的職務，而是蔣琬本來只不過是一個「丞相留府長史、撫軍將軍」，地位太小．聲望不夠，所以，必須先升他為尚書令；然後，過了一個很短的時間，再升他為「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又過了若干天，才終於特任他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同時，封他為安陽亭侯(不曾被封侯的人，不能作丞相或真宰相)。　　蔣琬於過渡期間所做的「行都護」的官，也很不小。所謂「都護」，是「什麼部隊都能管」。我們所熟知的是班超擔任過的「西域都護」，那就比較小，因為官名上有了「西域」二字，所管的限於在西域的部隊。周瑜在東吳做過「中都護」，那就很大。因為他的官名之上的「中」字，不是指的「中等」或「中部地域」，而是「中央」的意思(漢朝的所謂「中二千石」比普通的「二千石」大，也因為那九卿之官是中央的官，中字指的是中央，有時候指的是「宮中」)。　　蔣琬所一度擔任的「都護」，官名上邊有一個「行」字。這行字是「代理」或「試用」，意思是說這個人資格稍嫌不夠，姑且讓他先試試，做得好再「實授」。　　「假節」的「假」字，不是偽造的假，而是暫借的假。意思是：把皇帝自己的「節」(權杖)暫借給他，於必要時代天於發號施令，節制軍隊，任免大官(漢朝有過這「假節」的權力的人不多。諸葛亮有過。另外，魏、吳將「假節」改成了「使持節」；其後「都護」改成了「都督」，都督某州或某幾州的軍事，甚至「都督中外諸軍事」。皇帝所保留的實權，越來越小)。　　蔣琬又「領」了「益州刺史」。這領字倒不是「代理」、「試用」，或「暫借」，而是「兼領」，以較大的官職兼領另一個較小的官職。然而這益州刺吏官職雖小(薪水是六百石，比不上太守們的二千石)，在當時當地卻是一個頗有實權的據點。因為，蜀漢所有的，也就是這麼一個「益州」；而蔣琬雖則又因為「資格不夠」而不能像諸葛亮當年「領益州牧」，在名義上，只是「益州刺史」，然而他在事實上卻與東漢中葉的各州刺史不同，作了能夠控制各郡太守與主管各郡財源與兵源的「州牧」。　　等到他一升再升，於建興十三年四月升成了「大將軍、錄尚書事」，他的實權就與當年諸葛亮做「丞相、錄尚書事」的時候，不相上下，所不同的，只是在名義上不是丞相而已(請葛亮卻也沒有做「大將軍』，也沒有做過「都護」。都護的位置，劉備給了李嚴。李嚴在建興九年因罪被廢，後主沒有把都護的位置另給別人)。　　蔣琬是曾國藩的同鄉，湖南湘鄉人。湘鄉在漢朝也是一個縣，縣城就在今日的縣城所在，屬於荊州武陵郡。蔣琬於劉備在荊州抵抗曹操，只不過是劉表下面荊州「州政府」的一個「書佐」，地位很低。他不願留在劉琮那裏，隨劉琮投降曹操，卻選擇了劉備，跟隨劉備到了益州，被劉備任命為廣都縣的縣長(廣都在成都之西三十華里)。　　蔣琬在廣都當縣長的時候，作風與龐統在耒陽當縣令的時候相同：把日常的行政事務擱在一邊，所喜歡做的只是喝酒與睡大覺。劉備以益州牧的身份來巡查，見到他如此地不盡縣長之責，勃然大怒，不僅免了他的縣長之職，還把他扣留，關在牢裏，說不定想要他的命。　　諸葛亮聽到消息，趕快搶救。以前，龐統被免了耒陽縣「代理縣令」之職，只是暫時失業而已，並無生命危險。而且，不久魯肅便寫了信給當時駐屯公安的劉備，說「龐士元非百里之才，應該當一個州的治中、別駕(總務廳廳長或副州長)」。現在，蔣琬這樣一個名氣不大的人，是不會有大人物如魯肅寫信來撐腰的(而且魯肅已死。即使不曾死，也並不認識蔣琬)。　　諸葛亮走到劉備面前，替蔣琬說人情。諸葛亮也用了「非百里之才」這個理由，請劉備對蔣琬原諒。　　魯肅說龐統應該當「治中、別駕之任」；諸葛亮卻更進一步，說蔣琬是「社稷之器」，堪以付託全國之事的大才。　　劉備卻也並不立刻就把這位醉漢重用，讓他坐冷板凳坐了一兩年，才給他一個什邡縣的縣令。　　蔣琬挨到建安二十四年，劉備做漢中王，才勉強被召入王府，當一名「尚書郎」。尚書郎是年輕人幹的。這時候蔣琬年紀已不太小。　　蔣琬只能怪自己不好，不該在廣都縣縣長任上大喝其酒，給了劉備以極惡劣的印象。　　劉備當了皇帝，諸葛亮做了丞相，蔣琬這才有了相當好的轉機。被諸葛亮邀入丞相府，由區區一個尚書郎一躍而為丞相府的「東曹掾」(勉強可以稱為人事處處長)，蔣琬倒也在修養上大有進步，居然謙虛起來，承認自己的學問道德不夠，請諸葛亮改派廖化，或就三位與廖化差不多的人之中選擇一位：劉邕、陰化、龐延。　　廖化在當時名叫廖淳，其後改名為化。讀過《三國演義》的人，每每以為廖化是一個年輕的三等角色。我們也常常聽到一句「俗語」，說「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其實，廖化年紀大，有相當能力，並不「窩囊」。他是襄陽縣人，當過關羽的主簿(秘書長)；於關羽兵敗之時流落在東吳官吏之手，他用裝死的方法逃出東吳官吏的掌握，陪了母親向西邊走，在秭歸縣遇到來伐東吳的劉備。其後先後做了宜都郡太守、諸葛亮的丞相府參軍、廣武駐軍的督(當時稱為「督廣武」)，最後升到「右車騎將軍」，遙領並州刺史，封為中鄉侯。他為人富於決斷，作戰很勇敢：「以果烈稱」。　　諸葛亮回給了蔣琬一封「教」，安慰他，說這東曹掾的職務，必須有你這樣肯「背親舍德」的人(不私於親戚與有德於自己的人)，才可以擔任。因為，東曹掾有保舉「茂才」的權力。　　諸葛亮又在他的「教」裡面說：「眾人既不隱於心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　　丞相的命令，在當時稱為「教」。諸葛亮的意思是說：蔣琬，你也不必再謙辭了。別人做事，常常不能「隱於心實」，不能擺脫心裡的情感，又不能保守辦事的秘密，而且，保舉出來的人，每每叫遠近的老百姓莫名其妙，何以保舉出那樣的人。因此之故，我希望你就東曹掾之職。你應該把保舉人才的事，做得像樣，使得老百姓知道這件事的重要性，使得老百姓知道你的這個東曹掾的地位，是既清且貴的。　　諸葛亮的文筆，除了《出師表》那一篇寫得十分流暢以外，在其他公私文件中是以難解著名。這大概是由於他事情太忙，想說的話又很多，於是就不知不覺創出了一種過於簡練，而失之於有一點兒堆砌的文體。　　所以，我才每每不怕讀者嫌我嚕蘇，甘冒畫蛇添足的批評，反復解釋他老人家的若干節語重心長的話。　　與陳壽很多同時的人，也感覺到諸葛亮的「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陳壽替諸葛亮解釋，說《尚書》之中周公的幾篇訓誥，也很繁瑣。「亮所與言，盡眾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　　蔣琬做了丞相府的東曹掾，表現得很不錯，不負諸葛亮的知遇，諸葛亮在《出師表》裡面把他與郭攸之、費褘、張裔這三個並列，稱他們四人為「貞良死節之臣」。那時候，建興五年(西元227年)，蔣琬已經由東曹掾改任「參軍」。郭攸之是後主在宮內的「侍中」，費褘是「尚書郎」，張裔是丞相府的「長史」(秘書長)。　　諸葛亮率領十萬兵北駐漢中，叫張裔與蔣瑰留在成都，「統留府事」(統管丞相留在後方的辦事處的事務)。張裔與蔣琬做到了「足食足兵」四個字：使得後方不缺少糧食，前方不缺乏兵源(諸葛亮所帶的兵，不是雇傭兵，而是徵兵。每次「瓜代」，有兩萬兵退役下來，另有兩萬新兵從今日的四川被送往漢中。這種工作，是張裔與蔣琬的任務之一)。　　張裔是成都人，書念得多，經驗也豐富，他在劉璋下面做過魚複縣的縣長；在劉備下面被任命為益州郡(雲南昆明一帶)的太守，成了造反者雍闓的俘虜，被雍闓送往東吳，獻給孫權；他在中途脫逃，躲躲藏藏，到了劉、孫在章武三年言歸於好，他才被諸葛亮叫鄧芝向孫權要了回來，留在身邊做丞相府參軍兼益州牧衙門裏的「治中從事」。諸葛亮在建興五年去漢中，把他留了下來，升他為丞相府長史，官拜「射聲校尉」，以射聲校尉的本職兼領丞相府長史，偕同蔣琬辦理「留府」(留守辦事處)的事。　　張裔在章武三年已經有了五十八歲；到了建興八年，他虛歲有了六十六，病故。蔣琬被升任為丞相府長史，也加了一個官：撫軍將軍，以撫軍將軍的本職兼領丞相府長史。　　當時，諸葛亮的「丞相長史」有兩個，一個隨侍在他身邊，是楊儀；一個留在成都，稱為「留府長史」，先是張裔，後為蔣琬。　　蔣琬做了留府長史，在工作上與諸葛亮的接觸比以前多。諸葛亮對他的器重不減當年，而且尤有過之(有些人起初能受到長官的識拔，過了不久，便由於成績不佳而灰了長官的心。蔣琬和這些人相反)。　　諸葛亮常常對別人說：「公琰托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公琰是蔣琬的字。「托志」的托字很費解。這是「諸葛體」的用字法。其實，改用一個「立」字，更妥(恕我大膽!像我這種喜歡咬文嚼字的人，大概是不會受到諸葛亮的重用的)。　　我在前面說過，諸葛亮曾經在去世以前，秘密地上了一道表給後主，特薦蔣琬做他死後的職位繼承人(當時，諸葛亮下面的人才很多，諸葛亮獨獨選上了蔣琬，一定是蔣琬確有值得特別信任的地方)。　　楊儀是在漢中隨侍請葛亮身邊的「丞相長史」，應該是「近水樓臺先得月」的；卻落了空。為什麼?楊儀不是沒有能力。他辦事以迅速著名：「斯須便了」。這位楊儀生性驕傲，看不起同僚，尤其看不起「前軍師」魏延，常常與魏延吵架，氣得魏延有時候拔出刀來想幹了他，他被嚇得哭了出來。諸葛亮怎麼會保舉這樣的一個楊儀，做未來的綜攬軍政的人呢?　　我在前面也交代了：後主接受諸葛亮的推薦，先後把蔣琬一什再升，先升了尚書令，最後在建興十三年(西元235年)四月升為「大將軍、錄尚書事」。　　蔣琬做「大將軍、錄尚書事」，做到了延熙六年(西元243年)升為大司馬，以大司馬的身份「錄尚書事」。實權照舊而官階升高。大將軍是三公以下的官，地位不如丞相；大司馬是三公之一，地位與大司徒(亦即丞相)相等。　　三年以後，延熙九年，蔣琬在十一月間病故。綜計，他當「真宰相」，從建興十三年到延熙九年，一共當了十一個年頭。諸葛亮做真宰相，也不過是做了十五個年頭而已。　　蔣琬在那十一個年頭之中，做了些什麼事呢?　　蔣琬在他當政的十一個年頭之中，不曾有一次對魏方採取攻勢。他對魏方，一直是只守不攻。　　他而且到了當政已有四年，才在延熙元年(西元238年)帶了主力進駐漢中。在漢中駐了六年，他又在延熙六年十月把主力撤回，回駐在涪縣(綿陽)。　　諸葛亮去世之時，楊儀與費褘不顧魏延的反對，把主力從武功五丈原撤到漢中；留下了一部分力量在漢中，交給吳懿。吳懿是劉備的吳皇后的哥哥，以「車騎將軍」的身份「督漢中」。作為吳懿助手的是「安漢將軍」王平。　　王平也做了漢中太守，代替吳懿擔任「督漢中」的重大任務。這個重大任務，起先本是劉備交給魏延擔任的。諸葛亮在建興九年調魏廷以「前軍師」的名義做先鋒，這個「督漢中」的責任，便落在「都護」李嚴的肩上。李嚴因罪被廢以後，繼承他在漢中的職務的，似乎便是吳懿。　　魏延的「前軍師」，意思是前軍的軍師，也就是「先遣軍司令」之類。這個官職，於魏延被楊儀謀殺以後，一度由鄧芝承乏，但不久也劃歸了王平，於延熙元年改稱為「前護軍」，到了延熙六年又改稱為「前監軍」。　　王平可以說是蔣琬所最信任的高級軍官。蔣琬於進駐漢中之時(延熙元年)，不僅叫王平繼續做漢中太守與「督漢中」，兼任「前護軍」，而且也叫王平「署大將軍府事」。這是蔣琬把自己的大將軍府的一切事務，交給了王平處理，好比當年劉備把「左將軍府」的事務，都交給了諸葛亮一樣。　　蔣琬在延熙六年帶了主力由漢中退駐涪縣，漢中的事，更完全交給了王平，把王平的官銜，由「前護軍」升高為「前監軍」，「督漢中」升高為「統漢中」，「安漢將軍」升高為「鎮北大將軍」。　　王平卻也不負蔣琬的知遇，在延熙七年(西元244年)，魏方的二十萬大軍聲勢洶洶，來到漢中之時，不慌不忙，派了兩位偏裨之將，對曹爽、夏侯玄等在(今日洋縣之北二十華里的)興勢山迎頭一擊，就把魏軍打得一時不敢再來。　　王平所派去的這兩位偏裨之將，一位是護軍劉敏，一位是參軍杜祺。　　費褘帶了若干兵馬，從成都趕到漢中。魏方的「齊王」曹芳的朝廷，接到情報，適可而止，召還了曹爽等人。一場很可怕的風暴，突然雲開霧散。王平的功勞很大。　　蔣琬的值得稱讚之處，是知人善任。他把前方的事交給了王平，後方的事交給了費褘。他自己就獲得了充分的時間，去考慮較為重要的問題，以決定大計方針。　　他早就在建興十三年升任「大將軍、錄尚書事」之時，把「尚書令」的官職交給了費褘。延熙六年，他從漢中退駐涪縣，又把「大將軍、錄尚書事」的「真宰相」地位，讓給了費褘，只留下一個「大司馬」的虛銜給自己(費褘對他始終尊重，直到他在延熙九年十一月病故之日)。　　「公忠體國」這四個字，蔣琬是當之無愧的。提拔姜維，保薦薑維作涼州刺史的，也是蔣琬。　　蔣琬在政略戰略上，始終對魏方採取守勢。他叫薑維去經營涼州，也是「避實就虛」，借羌胡的兵源與物資來加強蜀漢的實力，以長期對抗「跨帶九州」的魏。　　在他主持蜀漢軍政的十一個年頭之中，孫權對魏有過兩次大的攻勢，一次小的攻勢。我們沒有見到蔣琬曾經採取過「平行的活動」以與孫權的行動相配合。　　孫權於嘉禾六年(後主建興十五年，西元237年)派遣朱然圍攻魏方的江夏郡郡治、今日的黃陂縣；其後在赤烏四年(後主延熙四年，西元241年)派全琮掘壞魏方(在壽縣之南)的芍陂，派朱然圍攻樊城，派諸葛瑾進攻(湖北南漳縣城東南的)祖中。最後，在赤烏六年(後主廷熙六年)又叫諸葛瑾的大兒子諸葛恪攻打六安。　　蔣琬在這三年皆無行動，似乎是為了等待吳方打出一個名堂，然後才出動自己的兵，來「擴充戰果」，「蠶食」魏的領土。　　可惜，吳方的幾次攻勢，都沒有什麼收穫。所以蔣琬才始終「持重」。朱然與步騭對他很誤會，在赤烏七年上表給孫權，說蔣琬暗中可能與魏方有了默契。孫權替蔣琬解釋，說「朕為諸君破家保之」。二十八 費褘　　費褘的才具，不及蔣琬，卻好過董允及其他的人物。蔣琬在有生之年，以費褘為第一替手；蔣琬死後，這大樑便輪到費褘來挑。　　費褘也總算是挑得不太吃力。他從延熙九年挑起，挑到延熙十六年自己被魏方來的降人郭修一刀殺死，六年之間，不曾出過什麼亂子。　　對魏方，費褘奉行了蔣琬的守勢政策，想絕對不攻。但是，薑維一定要攻。他就儘量抑制薑維，不給薑維以足夠的兵力，至多撥給姜維一萬人。他向薑維說：「丞相(諸葛亮)都平定不了中原，何況我們?」　　費褘可說是蔣琬的信徒，卻不是諸葛亮遺志的執行者。他甚至並未瞭解什麼叫做「以攻為守」。我對他，實在難有好感。　　但是，為什麼我在上一章裡面對蔣琬頗表同情呢?我的理由是：蔣琬執政於諸葛亮連年用兵，國力頗為虧損以後，又遇到楊儀與魏延互鬥的不幸事件，不得不暫時休養生息。　　費褘在建興十三年接任尚書令，在延熙六年接任大將軍，與衛將軍姜維「共錄尚書事」，於延熙七年左右又兼了蔣琬堅持要一併讓給他作的益州刺史。沒有等到蔣琬去世，他在事實上已經總攬軍政。他有機會把蔣琬所蓄積的國力，在延熙九年以後善加運用，不應該一味地守，更不應該抑制薑維。　　《孫子兵法》上，有這麼一句話：「守則不足，攻則有餘。」有些人把它解釋為「兵力不足的時候，就守；兵力有餘的時候，才攻。」我以為這樣解釋，失掉孫子的原意。孫子的原意是：「老是守，越守就兵力越不足；倘若敢攻，攻了，就會發覺乒力很夠用。」　　這個道理，並不難懂，守的一方，是被動，不能預測敵人向我方哪一點進行攻擊，因此而不能不處處設防。於是，「備多則力分」。反過來說，我倘若敢攻，而且搶先去攻，只須集中相當力量，專攻敵人的某一地點，就不會感覺自己的兵力不夠。　　也許有些人，會向我說：「你主張攻．固然很好。倘若攻得不成功，敗了下來，豈不是連帶地把老本錢也輸掉了?」　　我的回答是：老本錢是輸不完的。分出一大部分主力去攻，並不等於把全部兵力放在第一線。後方留下了相當的兵力，就不會因前方的攻勢頓挫而一敗不可收拾。　　我在幾十年前，曾經看到一部《圍棋兵法十三篇》，其中有一句話我至今不忘，「寧輸十子，不失一先。」「先」這個字，太重要了。　　再進一步來說，打得越勤，才紮得越穩。王夫之批評北宋的政府，說它白養了幾十萬禁軍，只曉得用「操演」來練兵，不曉得用戰鬥的實務來練兵。用戰鬥的實務來練兵。　　也許，費褘的本意並非以守勢求苟安，而是靜待機會。可惜，他死得太早，而且死得很沒有面子。他喜歡喝酒，與蔣琬犯了同樣的毛病。他在延熙十六年的年初，大宴賓客，「請春酒」，自己喝得大醉，人事不知，就被魏方的降人郭修，一刀砍死。　　郭修是(今日青海省西寧縣一帶的)西平郡人氏，似乎不曾作過魏方的官。他在姜維佔領西平郡的時候，被強迫遷移了來，頗受重視(可能是讀過一些書，在家鄉是一位名士)。費褘待他以賓客之禮，他卻恩將仇報，不惜與費褘同歸於盡(事後，魏國朝廷稱他為「故中郎」，追封他為長樂鄉侯，賜他的家屬銀一千餅、絹一千匹)。他也許是受了魏方間諜的說動；也可能是精神失常。就費褘來說，那真是未免太疏於防範了.二十九 從董允到樊建　　蜀漢的這一本賬，在諸葛亮去世以後便沒有什麼「進項」，只是薑維在今日的甘肅青海略有作為而已。　　比起魏、吳兩方，蜀漢卻也有它的優於魏、吳之處：沒有權臣之肆意廢立，沒有宗室之內的骨肉相殘。後主雖則十分平庸，卻也不曾糊塗得像孫權晚年一樣。後主也很幸運，有一連串的文臣，從董允到樊建，忠心辦事，使得國家的庶政始終沒有違反諸葛亮所留下的規模(其中只有一個陳祗，成績較差)。　　董允是董和的兒子，董和是諸葛亮的同僚兼好朋友，原籍益州巴郡，寄居荊州南郡，在漢朝末年回益州，在劉璋下麵當過幾任縣長縣令與「益州郡」大守，富有行政經驗。劉備拜他為「掌軍中郎將」，叫他陪同諸葛亮處理「左將軍府」的種種事務。那時候，劉備除了仍自稱曹操一度向漢獻帝推薦他擔任的「左將軍」以外，已經同時又自稱為「大司馬」。所以，他的「左將軍府」的正式名稱，是「左將軍大司馬府」(諸葛亮的官銜是軍師將軍，比董和的「中郎將」高)。　　董和與諸葛亮兩人之間，相處得極好。董和雖則在官階上低於諸葛亮，卻敢於「就事論事」，在公務上常常向諸葛亮提出相反的意見。有時候，諸葛亮不肯接受董和的相反意見，董和卻又敢於不怕諸葛亮嫌他嚕蘇，一再把這個相反的意見提出，雖提出十次也要提它出來，直到諸葛亮接受為止。　　請葛亮不僅不嫌他嚕蘇，而且十分欣賞，叫同僚們以他為模範。諸葛亮說：「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啟告(董和的字，叫做幼宰)。」　　諸葛亮又說：「倘若大家能像董幼宰那樣『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　　諸葛亮說他一生有四位肯對他「直言」的朋友：崔州平、徐庶、胡濟，另一人便是「每言則盡」的董和。　　董和生性耿介，不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且為官清正，「死之日，家無儋石之儲。」　　董允幼承庭訓，學養均好。劉備先後叫他作太子舍人、太子洗馬，意思是叫太子阿斗有他這樣的一個好人作朋友，免得走入歧途。　　阿斗繼位以後，把董允升為黃門侍郎。諸葛亮在建興五年離開成都北上，進駐漢中，寫了《出師表》向後主臨別贈言，希望後主把「宮中之事，事無大小」，都徵求侍郎董允與他上面的兩位侍中(郭攸之與費褘)的意見。倘若這三人沒有「興德之言」，就殺掉他們「以彰其慢」。　　事實上，郭攸之是好好先生，不太堅持自己的意見。費褘不久便被諸葛亮調去丞相府作「參軍」，剩下來作為後主身邊的「諍友」的，只有董允一個人。　　後主升他為「侍中」，又讓他兼領「虎賁中郎將」的職銜，統領在宮中宿衛的「親兵」。　　後主在即位的時候，年齡是十七歲，到了建興五年，便有了二十一歲(他即位的一年是劉備章武三年，沒等到第二年便改元建興。所以，在建興五年之時，他的虛歲是二十一歲)。　　後主對於美麗的女子頗有興趣，雖則他的皇后、張飛的大女兒，並不難看(可能甚美，因為張飛本人曾經是美少年)。　　後主除了皇后張氏以外，也有若干位妃嬪之類，卻貪心不足，頗想廣采民間的美女，收入後宮。董允認為這件事他不能不以侍中的身份，出面阻擋。他板起面孔向後主說：「古時候的天子，至多只有十二位後妃。現在，陛下的後宮已經超過了這個數目。」後主向董允說好話，請他通融通融；董允卻始終堅持，絕對不肯通融，後主只得打消這廣采民間美女的念頭。　　從此，後主對董允既敬且畏。別的壞事，他也不敢做，不敢想了。　　宦官黃皓，也極怕董允，比後主更怕董允。董允對黃皓，也當然更加不假辭色，常常對黃皓嚴厲責備，也不許黃皓陞官升得太快，在他當侍中的期間，他只許黃皓升到「黃門丞」為止。　　董允在費褘於延熙六年升為「大將軍、錄尚書事」的時候，被加官為「輔國將軍」，以「侍中」的本職兼「守尚書令」，成了費褘的副手。　　老百姓對他的印象極好，把他列為所謂「四相」，即四個丞相之一。這所謂四相，是，諸葛亮、蔣琬、費褘與董允(其中，只有諸葛亮一個人是丞相；蔣琬與費褘均有過「錄尚書事」的實權，算得上是事實上的「真宰相」。董允僅僅做了「守尚書令」，不曾「錄尚書事」；他是無論怎麼說，也算不上是一個「相」的)。　　董允做「尚書令」的期間，也極短，只做了三個年頭，到了延熙九年便病故了。　　繼任尚書令的人，是來自南陽郡的呂乂。呂乂的行政經驗很豐富，做過一任管鹽的典農都尉，兩任縣長，四任太守。他的辦事效率極高，做到了「眾事無留，門無停賓」。　　呂乂做尚書令，做到了延熙十四年病故為止，前後五年。　　呂乂的繼任者，是貽誤大局的汝南郡人陳祗。陳祗與宦官黃皓「互相表裏」，縱容黃皓。黃皓之開始干預政治，是在陳祗作尚書令的七個年頭的期間。　　在景耀元年(西元258年)開始做尚書令的，是(河南省桐柏縣之東的)平氏縣義陽鄉人董厥。他做過諸葛亮丞相府的「令史」。令史的官職，似乎比「長史」小，而縣令則比縣長大(大縣的長官叫做縣令；小縣的長官叫做縣長)。　　諸葛亮曾經向別人誇獎董厥，說：「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慎，宜適。」這「思慎宜適」四個字，是「諸葛體」，費解。意思是：「董厥這個人很小心，想得很仔細，說出話來，很恰當，可行。」　　董厥不僅在景耀元年做了尚書令，而且在景耀四年，以「輔國大將軍」的官職，「平尚書事」。「平尚書事」，在名義上比「錄尚書事」的權力較小，其實權力是一樣的(平字的意思，是「秤」，是「權衡輕重，決定如何處理」。其後的幾個朝代，「真宰相」的官銜有的是「平章事」、「平章軍國重事」、「與中書門下三品同平章事」，因此這「平章」兩個字成了真宰相的簡稱。這裡面的「章」字，是名詞，似乎指「文章」、「檔」。「三品」兩個字，不是說真宰相的官階只有「三品」，而是指「三品以上的官」。那時候，當真宰相的人，要會同中書與門下兩個省(院)的三品以上的官，一起研究重要的文件與政務，所以他的官銜才叫做「同中書門下三品平章事」)。　　董厥開始做「平尚書事」，為時太晚，不過兩年蜀漢就亡。在這最後的兩年，在董厥下面當「侍中，守尚書令」的是他的小同鄉、平氏縣義陽鄉人樊建。他們二人有能力處理庶政，同時支援在前方作戰的薑維，卻沒有辦法控制宦官黃皓。　　不過，宦官黃皓之壞，並沒有壞到了該負亡國責任的程度。那末，該由誰來負呢?第一，當然是後主自己。第二，是竭力主張投降的譙周。這些話，我要等到敍說鄧艾與鐘會兩路伐蜀之時，才能細說。　　我在這一章裏，約略敘過了董允到樊建這幾位當過尚書令的人，用意在於說明諸葛亮不是沒有留心到獎拔人才。在董允以前，蔣琬與費褘均做過尚書令。這兩人是諸葛亮有生之年的以前，蔣琬與費褘均做過尚書令。這兩人是諸葛亮有生之年的好幫手。更前於蔣琬的，有法正、劉巴、李嚴、陳震，四個人，都當過尚書令。　　法正與李嚴的為人，我以前作過批評。劉巴，依照胡健中先生的意見，是一位值得重視的人物。他是荊州零陵郡烝陽縣人，在曹操大軍壓境之時，別的荊州名士一窩蜂跟隨劉備向南逃難，他卻向北走，投奔了曹操，其後又接受曹操給他的任務，回家鄉，爭取荊州南部四郡。終於流落到交趾，又來到了益州，偏偏遇到劉備拿下益州，終於被劉備的情義所感動，死心塌地，先後作「西曹掾」與尚書令，辦了不少事，而對外保密。他去世於章武二年(西元222年)。　　陳震是荊州南陽郡人，長於辦外交，出使東吳，訂成了漢、吳同盟的條約。他在建興三年以後，一度做過尚書令。三十 曹家的事　　曹操有過二十六個兒子。這些兒子，一個是元配丁氏所生，叫做曹修，其餘的廿五個是十二個小太太生的(不曾生過兒子的小太太，在《三國志》裡面都沒有記載)。　　他所最喜歡的一個兒子，叫做曹沖，是一位「環夫人」所生。曹沖人極聰明，在很小的時候就懂得(或是發明了)用浮在水中的船，稱一頭大象的體重(曹沖叫人把象牽到船裏，看這個船入水有多深，在船邊劃下記號；然後把象牽走，放入大小石頭，到船邊的入水記號相同為止；最後，把大小石頭一一稱其重量，加起來，那便是象的體重了)。　　曹沖不僅聰明，而且心也極好。有一次，曹操掛在倉庫裏柱子上的馬鞍子被老鼠咬破了。管庫房的人心驚膽跳，怕被曹操發現了，就會一怒而處他以死刑。曹沖叫他不要怕，就把自己的一件衣服故意用刀子弄破一個洞，先讓曹操看見，而且做出很愁的樣子。曹操問曹沖：「你為什麼發愁呢?」曹沖回答：「我的衣服被老鼠咬破了，有人告訴我：『衣服被老鼠咬破了，人會倒楣。』」曹操說：「哪裡的話?這是無知識的人胡說，你不要發愁。」過了不久，曹沖就叫那個管庫房的人進來報告馬鞍子被咬的事，向曹操跪下請罪。曹操笑了起來，對那個管庫房的人說：「你起來，這件事不要緊。我兒子的衣服，夜裏放在身邊，還會有老鼠咬；這馬鞍子放在庫房，掛在柱子上，當然難免破老鼠咬了，你沒有罪，去罷。」　　可惜，這位有才有德的曹沖，在十三歲的時候便早死了。曹操哭得十分傷心。這一年，是建安十三年，曹操在赤壁烏林被周瑜、劉備擊敗的一年。　　曹操打聽到邴家有一個女孩子，剛死了不久，便向邴家的家長提親，要替兒子曹沖的亡魂，娶邴小姐的亡魂。邴家不肯。　　曹操又打聽到甄家也有這麼一個剛死了不久的女孩子，就改向甄家提親。甄家倒肯了(能夠替死了的小女兒找一個伴，而且活著的家屬也與炙手可熱的曹丞相攀上關係，有什麼不好呢?邴家太固執了。原來，邴家的家長，是邴原，一位頗有骨氣的讀書人。他根本看不起曹操)。　　曹操的最大的兒子曹修，死於建安三年征討張繡之時。　　次於曹修的，是曹丕。曹丕生於漢靈帝中平四年，比曹沖大九歲。　　曹丕沒有曹沖那麼聰明，或那麼心好。曹操一向對曹丕不太喜歡。除了曹沖以外，曹操所最喜歡的，第一是曹彰，其次是曹植。　　曹丕、曹彰、曹植，還有一個曹熊，都是第一個小太太卞氏所生。卞氏出身是風塵女，原籍(山東臨沂之北的)琅邪郡開陽縣，流落在(安徽毫州)沛國譙縣。她在二十歲的時候嫁給了曹操；當時，曹操是頓丘縣的縣令。她的命運很好，自從嫁給曹操以後，不僅衣食無憂，而且在建安二十一年做了魏國的王后；建安二十五年(延康元年)曹丕篡位以後，作了魏國的皇太后；在曹叡繼位以後，作了「太皇太后」；活到了太和四年，七十一歲才死。　　卞氏為人很好，私底下常常接濟曹操的大太太丁氏。這位丁氏，可能是曹操的譙縣小同鄉，在兒子曹修死了以後與曹操鬧翻，去了娘家；曹操親自請她，她不肯回。卞氏每每乘著曹操不在家的時候，把她接來，厚加款待，在曹操回家以前把她送走。　　丁氏所生的一個女兒，卞氏與曹操也待她很好，把她撫養成人，嫁給了夏侯惇的第二個兒子夏侯楙(懋)。　　在卞氏所生的四個兒子之中，曹丕最大，曹熊最小，死得很早。中間的兩個是曹彰與曹植。　　曹丕頗有文才，寫過一部《典論》。《典論》之中的一篇，叫做《論文》，指出文章好壞的標準，不可一概而論，因文章本身的性質而異：「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他又說：文章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而政治上的飛黃騰達，只是「止乎一身」。而且，一個人的壽命，無論多長，遲早也是會死的。不如文章之能夠把「聲名」傳於後世。　　曹丕除了《典論》以外，也寫了一部很像《聊齋志異》的《列異傳》(在《太平御覽》與《法苑珠林》裏有《列異傳》書的引文)。他不僅會寫散文，詩也寫得很好。並且創立了全篇七言的「七言體」：《燕歌行》。《燕歌行》的押韻方式，與今日的「七古」、「七絕」或「七律」完全不同：它是每一句都押韻的。這《燕歌行》一共兩首，每首十六句，氣很長，描寫獨守空房的女子，思念遠在他方的丈夫。　　曹植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比起曹丕來更高。曹植的五言詩，有抒情、說理、寫景、祝頌、象徵，種種的體裁與內容；在用字、措辭、押韻，尤其是情感的深度與意境的開拓上，不僅非曹丕所及，亦非建安七子中的王粲、劉楨所能及。例如，《七哀》中的四句：「願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又如，《籲嗟篇》之中的八句：「卒遇回風起，吹我入雲間，自渭終天路，忽然下沉泉，驚飄接我出，故歸彼中田，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這八句，批評家大可以說，「上追《離騷》」；在我看來，這八句比《離騷》「輕快」多了。　　曹植留下的傑作，數不勝數。《洛神賦》是傑作中的傑作。有些馬虎的讀書人，以耳代目，牽強附會，硬把這篇極美的文字，與下流不堪的謠言連在一起，真是太不應該。曹植賦中的洛神，就是洛水之神，不是死了的嫂嫂甄後。當甄後在建安九年(西元204年)被曹丕娶來之時，曹植才不過是十三歲的小孩子，即使可能對甄後有幻想，甄後也不會對他有什麼意思的。　　苦命的甄後，在童年便已喪父，長大了嫁給袁紹的第二個兒子袁熙，又遇到鄴縣被曹操的兵攻陷，自己成了曹丕的俘虜。她給曹丕生下了兒子曹叡，留住在鄴縣，卻又因郭氏的嫉妒與進讒，在黃初二年六月被曹丕迫令自殺。她自殺了以後的次年，黃初三年，曹植才因事到了魏朝的京城洛陽；然後渡過洛水回到自己的封地：鄄城。　　這時候，黃初三年(西元222年)，甄後屍骨已寒，墓木已拱，倘若曹植要尊她為神，該尊她為鄴縣附近的漳水之神，不該稱她為洛陽附近的洛水之神。　　《洛神賦》是一種「純文藝」的作品。純文藝的超現實性質，很難被我們中國的業餘性批評家所能體認(這些批評家的本業不是研習或寫作，在情操上是百分之百的科學性的現實主義。因此，他們就最喜歡作「索隱」，硬說賈寶玉是影射什麼人，或全部《紅樓夢》故事是曹雪芹的自傳，把《紅樓夢》本身的文筆、結構，完全擱在一邊不管)。　　《洛神賦》的文筆與結構，不是在它以前的漢朝若干篇的賦可比。它文字簡練，音韻鏗鏘，敍事乾淨俐落，描寫玲瓏剔透，雖則題材的本身有點模仿《楚辭》裏的巫山神女，而曹植的處理手法，確是高人一等。　　《洛神賦》中的下面幾句話，曾經引起了將近兩千年來無數青少年男子的遐思：「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彷彿兮若輕雲之蔽月，飄飄兮若流風之回雪。……穠纖得中，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約素……雲髻峨峨，修眉聯娟，丹唇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睞，靨輔承權。瑰姿豔逸，儀靜體閑。……含辭未吐，氣若幽蘭，華容婀娜，令我忘餐。」最後，說到別離之時，「於是背下陵高，足往神留，遺情想像，顧望懷愁。……命僕夫而就駕，吾將歸乎東路；攬騑轡以抗策，悵盤桓而不能去。」　　曹植的幾首極短的賦，更是自創一格。例如；寥寥八十幾個字的《慰子賦》：「彼凡人之相親，小離別而懷戀。況中殤之愛子，乃千秋而不見。入空室而獨倚，對床幃而切歎。痛人亡而物在，心何忍而複觀?日(日宛)晚而既沒，月代照而舒光，仰列星以至晨，方沾露而含霜。惟逝者之日遠，愴傷心而絕腸。」　　曹植與曹丕兄弟之間，處得不好，卻也不曾有過那曹丕逼他「七步成詩」的事。《三國演義》厚誣古人，把周瑜、諸葛亮說成互不相容，又把曹丕說成要把曹植害死，這種「反道德性」的潛移默化，養成了明清以來中國人之不能彼此以善意相期，不能合作團結。　　事實是，曹丕先死，曹植後死。曹丕死於黃初七年(西元226年)．曹植死於魏明帝曹叡太和六年(西元232年)。　　曹植於建安十六年、二十歲的時候，被曹操以漢獻帝的名義封為平原侯，三年以後，改封為臨淄侯。他很得寵。建安二十一年，曹操成為魏王，曹植幾乎作了魏國的太子。幫他在曹操面前說話的，有楊修、丁儀、丁廙等人。　　曹植做了兩件錯事，使得曹操打消了立他為太子的念頭。第一件，他擅自叫人開了宮裏的「司馬門」，讓他所乘的車子直馳而出。按照漢朝的法律，任何大官到了司馬門，必須下車步行。曹操很氣他這種目無法律的行為，下令將主管公家馬車的官(公車令)砍頭。曹植做的第二件錯事，是當他在建安二十四年受任為「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之時，曹操有意思叫他到襄陽樊城去支援曹仁，對抗關羽。某一天，曹操召見他，準備有所吩咐，他卻已經喝酒喝得大醉，不成樣子。曹操撤銷了他的軍職，不派他去支援曹仁，也從此不給他任何實際的工作。　　他的好朋友楊修，是曹操的主簿，喜歡賣弄小聰明，又常常洩漏軍政上的機密，於建安二十四年被曹操下令殺掉。　　他的另外兩位好友，丁儀、丁廙兄弟二人，在黃初元年曹丕當皇帝不久，也被曹丕殺掉。丁家所有的男人，不分老少，同時一起被殺。　　曹丕叫曹植與所有的諸侯，一律離開京城。各「就」其國。魏朝對於諸侯，無論是同姓或異姓的，都管理得很嚴。行動的自由極其有限：非得詔書，不能自己來京城；諸侯彼此之間不許有來往，不許通信。在諸侯所居住的國，魏的中央政府設置了所謂「監國謁者」，專管監視諸侯的一舉一動，經常向中央政府作報告。　　曹植在黃初二年便被駐在臨淄國的監國謁者(姓灌名均)告發了一次，說他「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曹丕公事公辦，把他從縣侯降為「鄉侯」，由臨淄侯降為「安鄉侯」。　　曹丕在懲戒了他以後，不久又把他由鄉侯升為縣侯，封在鄄城。次年，黃初三年，再升他為王，稱為鄄城王。他進京，於出京還國之時在途中寫了《洛神賦》，便是在這黃初三年。　　黃初四年，他又被改封一次，封為雍丘王。他寫了兩首詩，獻給曹丕，詩裡面充滿了悔罪與感恩的話。　　明帝曹叡即位，在太和元年把他改封在(開封西北的)浚儀；到了太和二年，又把他送回雍丘。再過一年，讓他搬去了東阿；到了太和六年二月，明帶一舉而劃了陳郡的四個縣，封他為「陳王」。他並不曾因此而快樂。　　這一年(太和六年)年底，他就鬱鬱而終，年紀才有四十一歲。明帝追諡他一個「思」宇。有些寫文學史的人，於是就拿「陳思王」三個字來稱呼他。　　曹植在有生之年，曾經一再上表給文帝曹丕與明帝曹叡，希望能有一個機會帶兵打仗，為魏國國家立功，始終沒有能獲得准許。此人真被派到前線，能否把仗打得像個樣子，我個人有點不敢對他樂觀。文章好、詩賦好，不一定軍事、學術也好。況且，他毫無耍刀舞矛、或調兵遣將的經驗。　　也許，曹植之所以渴望能上前線，並非真想立功建業，只不過是想離開牢獄式的「封邑」，逃避「監國謁者」的控制而已。他名為王侯，而生活上不如一個田舍翁或販夫走卒自由自在。　　他的二哥曹彰，是一個真會打仗的人，結局還不如他。曹彰的鬍子有點黃，被曹操稱為「黃須兒」。曹彰膂力過人，能夠手格猛獸；在建安二十三年受任為「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到代郡討伐造反的烏丸(烏桓)。　　曹彰戰勝了造反的烏丸(烏桓)，回到長安，見曹操。這時候，已經是建安二十四年，曹操剛從漢中撤出夏侯淵的殘部。　　曹操自己打了敗仗，看到兒子曹彰打了一個小勝仗凱旋，很高興，便抓了一抓曹彰的黃鬍子，說：「我這個黃鬍子的兒子，果然與眾人大不相同。」　　曹操升他的官銜，由「行驍騎將軍」改為實授「越騎將軍」；把他留在長安，自己回洛陽(可能是準備由洛陽再北上，回他的魏國的都城，鄴縣)。　　曹彰算是當了曹操在長安的相當於今日「留守司令」，或「前進指揮所主任」的職務。　　曹彰先後的幾個官銜，都是東漢的朝廷制度上所沒有的中郎將東漢有；但是，所謂「北中郎將」卻是曹操所創。「越騎將軍」也是曹操所創。西漢與東漢只有「越騎校尉」。至於「驍騎將軍」，也只是西漢一度「因人設政」，為了寵遇李廣利而特設過，對別人不曾給過這麼一個既不像正規的「驃騎將軍」，又高過了正規的「驍騎校尉」的名義。　　從「黃巾之亂」開始的所謂「三國時代」是一個亂世。亂世也就是非常之世。懂得「用人」的領袖，很會「巧立名目」，「不拘一格」，想出種種的奇怪官銜來鼓勵一些人，替自己流汗流血。曹操、劉備、孫權，都懂得這一套。　　曹操對別人尚且捨得給官、給爵、給錢，對自己的親生兒子，當然也不例外。卞氏夫人所生的四個兒子，一個早死(曹熊)，其餘的三個，曹丕受拜為「五官中郎將」，曹彰受拜為「北中郎將」，曹植受拜為「南中郎將」。在這三個人之中，僅僅曹彰一人立了軍功。　　曹操回到洛陽，沒來得及去鄴縣，在收到了孫權送來的關羽的首級以後，不久便舊病(頭風)復發，派人叫曹彰趕快來洛陽。曹彰很快地來到洛陽，曹操已死。　　替曹操辦喪事的，是賈逵。曹彰問賈逵：「先王(曹操)的璽與綬，在什麼地方?」　　賈逵回答：「先王已經有了太子(曹丕)。璽綬在什麼地方，不是(您)君侯所應該問的。」曹彰是鄢陵侯，所以賈逵稱他為「君侯」。　　曹丕這時候不在洛陽，在鄴縣。曹丕的左右，有曹操留下的老臣華歆、王朗之流，叫曹丕不必去洛陽奔喪，立刻就在鄴縣行禮即位(宣佈繼承曹操的魏王之位)。這是很厲害的一著，消弭了其他王子的可能有的爭位的野心。　　曹彰向賈逵詢問了璽綬在什麼地方；他為什麼要如此呢?是不是自己想繼位為魏王?進一步說，曹操為什麼要在病危之時，派人叫曹彰趕快來洛陽?是不是想叫曹彰繼位?或是，如魚豢在《魏略》裏所說：「依照曹彰的猜測，曹操想改立曹植為太子，以曹植繼位為王?　　《三國志集解》的作者盧弼，認為《魏略》的說法「不足信」。盧弼舉出《太平御覽》卷二百四十一所保存的一條曹操的「令」。這一條「令」，是寫給「子文」的(子文是曹彰的字)。令的全文是：「告子文：汝等悉為侯，而子桓獨不封，止為五官中郎特。此是太子可知矣。」　　我卻以為《太平御覽》之中的這一條「令」，也未必可靠。我懷疑這一條「令」，岡為：(一)當父親的很少不稱兒子的名而稱字；(二)曹操早就立了曹丕為魏國的太子，曹彰不是不知道，曹操用不著提起曹丕尚未封侯的事，用這一點事實，來證明曹丕是太子。當父親的，想立誰為太子，就立誰為太子；已經立了誰，誰便是太子，當父親的用不著向別的兒子解釋，或提出什麼證明。　　《魏略》又說，曹彰向曹植說：「先王叫我回來，大概是想改立你為太子罷?」曹植回答：「你不可以有如此想法。袁紹的兄弟爭位，你沒有見到麼?」　　《魏略》這一部書，充滿了這種「想當然耳」的謠言。《魏略》的作者魚豢忽略了曹操在建安二十四年年底與二十五年年初，早已對曹植失望，連一個「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的官職都撤銷了，怎麼會異想天開，又要把曹丕換了，改立這喝酒喝得爛醉的曹植?同時，曹丕在這幾年以來，頗會裝模作樣，做出一副彬彬有禮、謹慎小心的姿態，已經贏得了曹操的信任。　　曹彰沒有理由，對曹植特別好，對曹丕特別不好。他沒有理由為了曹植而去傷害曹丕。　　那末．他又為什麼要向賈逵詢問：「先王的璽綬何在?」我以為，他可能是自己想繼位為王。曹丕當然很快就接到賈逵的報告，也很快就下令所有諸侯，包括鄢陵侯曹彰與臨淄侯曹植，都各回本國(按照當時的制度，諸侯在所封的本國居住，「科禁甚嚴」。所謂「科」，是一條一條的規矩，例如，不得與別的諸侯有所來往或通訊，不得於未經請准之時，擅自進京或到魏國的都城鄴縣、求見皇帝或當政的「丞相、魏王」；也不得於言語上及行動上「非禮」。所謂「非禮」，包括喝酒過量，或酒後罵人，尤其是罵了「監國謁者」。監國謁者，在事實上等於是監視諸侯的「獄吏」，而諸侯等於是「待決之囚」)。　　「封侯」，這是何等令人嚮往的一種享受!被光武帝封了侯的人，的確是活得很舒服。到了曹丕之時，這就不是滋味了。　　曹彰在建安二十五年(也就是延康元年)曹丕繼位以後，奉令去鄢陵縣「就國」，在小地方當小諸侯(鄢陵侯)；正如別的諸侯一樣，常常看監國謁者的嘴臉。　　延康元年十月，曹丕篡位稱帝，改國號為魏，改年號為黃初，以十月為黃初元年十月。　　黃初元年只有十月到十二月，一共不滿三個月。　　次年，黃初二年，曹丕升曹彰為鄢陵公。又一年，黃初三年，曹丕升曹彰為王，封在任城，稱為任城王。任城是今日山東省的濟寧縣。　　黃初四年，曹彰奉旨准許進京。當時的京城已是洛陽(以前魏王國的都城是鄴縣；漢獻帝的帝國朝廷在許縣。曹丕篡位以後，定洛陽為魏帝國的京城)。　　曹彰留在洛陽京城沒有多久，便忽然於六月甲戌日死在「旅邸」之中。　　《魏氏春秋》說曹彰是氣死的，說他來到了京城，而皇帝曹丕不召見他，他坐了冷板凳，氣死。　　《世說》有另外一種說法：他陪曹丕下圍棋，在卞太后的小樓之中。曹丕請他吃棗子；在棗子裏放了毒藥。曹彰中毒，想喝水。卞太后叫人用瓶罐取了水來，曹丕卻叫人把瓶罐打壞。卞太后來不及穿鞋，赤腳，自己到井旁去汲水，又找不到汲水的工具。於是，曹彰去世。　　《世說》與《魏氏春秋》的記載，均很難是「實錄」；至多是傳聞而已。傳聞未必全無根據，而加油添醋，勢所難免。「想當然耳」更是千古好談他人是非的人的十分方便的口頭禪。　　我卻也並無為曹丕洗刷之意。只是覺得他僅有「罪嫌」，而無「罪證」，我們不可以輕易判他一個殺害同胞兄弟之罪。　　話說回來，在曹植所寫的誄詞裡面，確有一些引人深思的暗示。這誄詞，前面是小序，後面是誄詞的本文。本文包括有下列幾句：「孝殊閔氏，義達參商。溫溫其恭，爰柔克剛……如何奄忽，景命不遐。同盟飲淚，百僚咨嗟。」　　奇怪的是，曹植別的典故不用，偏要提起那兄弟不和的神話中的參與商。曹植又大膽說出了「以(爰)柔克剛」四個字。這分明是說曹彰在生前委屈得很，用他的柔，侍候曹丕的剛(曹丕以前在曹操面前固然是溫順得很；後來做了魏王與皇帝，對諸侯與大臣很不客氣)。　　曹植誄詞中的最有深意的八個字，是「同盟飲淚，百僚咨嗟」。在普通的情形之下，一個王爺死了，百僚與諸侯大家哀悼一番，也就了事。這曹彰死了，為什麼同盟(諸侯)要把眼淚咽下肚裡去呢?為什麼百僚要「咨嗟」呢?因此我才敢說，曹丕是有殺弟的「罪嫌」(雖則罪證毫無)。　　《世說》又一口咬定了，曹丕在毒殺了曹彰以後，隨即又想除掉東阿王(曹植)。卞太后大怒，向曹丕說：「你已經殺了我的任城王，不能再殺我的東阿王!」　　這又是謠言(寫《世說》的人，對曹丕確有成見)。曹植是到了曹丕的兒子魏明帝曹叡當了皇帝以後，才在太和三年由浚儀王改封為東阿王。卞太后怎麼會在曹丕的黃初四年，就稱呼曹植為「東阿王」呢?　　曹丕誠然一度對曹植也很不喜歡，卻始終並未加以殺害。曹植屢屢向曹丕上萬言書、獻詩，要求給他一個帶兵打仗的機會，可見曹植深知曹丕對自己並不「猜忌」。曹丕死了以後，過了六年曹植才死(曹丕死於黃初七年，西元226年；曹植死於太和六年，西元232年)。　　曹丕對待曹彰、曹植以外的若干異母兄弟，也並不太薄。在黃初三年封了八九位作郡王，其後又續封了幾個。　　他尤其喜歡「環夫人」所生的曹宇。環夫人大概是娘家以環為氏，而本人十分聰明，所以生過了天才兒童曹沖以後，又生了一位其後成為「中牟王」的曹據，與這個被曹丕特別喜歡的曹宇(她前後和曹操生了三個兒子)。　　陳壽在《三國志》魏的部分，說曹操一共有過二十五個兒子，不曾把曹操的「家鄉老婆」所生的一個計算在內。　　在曹操的二十六個兒子之中，至少有六個是生下來不久便死了(古時候的接生婆與產婦都不懂衛生，缺乏醫藥常識，而且當時也沒有足夠的設備與藥品。所以嬰兒生下來不久，得病而死的比比皆是。生下來能活上三天，便是「喜事」，要做菜請客或者請產婦娘家的人，稱為「喜三」。生下來，竟然活上了一個足月，平安無事，就一定必須大請其客，稱為「滿月之喜」。嬰兒最容易得的病，是「驚風」，其實是腦膜炎)。　　天才兒童曹沖，活到了十三歲而死，也是屬於「早夭」的一類。卻不能稱為「殤」。　　一方面，是曹丕及曹睿把宗室諸侯管得緊，曹操的成打的兒子想表現也沒有機會；另—方面，這些曹操的兒子，能力與智慧大概也相當平常。否則，為什麼曹操自己沒有把他們多加提拔呢?　　曹操的若乾兒子，到了黃初三年還不曾死的，都被魏文帝曹丕封為郡王或縣王；只有一個例外，趙姬的兒於曹茂。曹丕只封他為乘氏公。為什麼呢?因為此人「少無寵於太祖」，長大以後，又「性傲(人艮)」(即驕傲而又心狠)。　　卞氏夫人在文帝之時做了「皇太后」，到了明帝曹叡之時，做了「太皇太后」。她乙太皇太后的地位，為曹茂向明帝說情。於是，明帝在太和元年把他轉封為「聊城公」，又由聊城公而晉升為「聊城王」。其後，他卻也不曾犯有什麼大過。　　「犯」了過失最大的一位王爺，是孫姬的兒子曹彪。曹彪在黃初三年被曹丕封為弋陽王，當年改封為吳王，黃初五年改封為壽春縣王，七年改封為白馬王，明帝曹叡在太和六年又把他改封為楚王。　　到了嘉平元年，司馬懿既已迎立了齊王芳為皇帝以後，曹彪被人告發，說他與王淩和令狐愚二人同謀，想在許昌另立一個朝廷，由他當皇帝，與司馬懿所操縱的洛陽朝廷相對抗。　　因此，司馬懿就用皇帝的名義，下聖旨給他，叫他「自圖」，換句話說，叫他自殺。他也就乖乖地自殺了。　　這位曹彪，究竟有沒有與王淩及令狐愚同謀呢?有可能，但也許是冤枉。我個人的看法，是偏向於「冤枉」的一方面的。《三國志?王淩傳》說令狐愚曾經派了一位姓張名式的，到「白馬」去拜訪了曹彪，曹彪也派人答拜。這怎麼就可以成為曹彪參加造反陰謀的證據呢?　　話說回來，他身為楚王，按照魏朝的法律，是不該與當時官居兗州刺史的令狐愚來往。來往了，就是罪。　　從另一方面來看這個案子，今弧愚倘若不是為了徵詢曹彪對於迎立他為皇帝的計畫，是否同意，那又何必派人去白馬聯絡呢?　　那末，曹彪的罪狀，是鐵案如山了?倒也不見得。第一，王淩的案子暴露之時，令狐愚已死。這是「死無對證」的事。第二，曹彪早已在太和六年由白馬王改封為楚王。楚的封地，就在王淩所駐紮的壽春。王淩或令狐愚何必捨近求遠，派人到曹彪早已離開的「白馬」呢?白馬在河南延津縣，魏朝的楚王封在楚郡，楚郡的郡治是壽春。王淩當時是以「太尉」的官銜，「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的首縣也是壽春。　　這件曹彪與王淩、令狐愚同謀造反的案子，確是頗為蹊蹺的，只有等待將來有什麼「新證據」從地下被發掘出采再說了。　　曹操的其他幾個兒子，有一位曹袞，很喜歡讀書，雖然文章比不上曹植，為人卻謹慎小心，非曹植所能比(但是，也犯了一次禁，所犯的是：未經許可而自動到京都來朝。這個罪，叫做「交通京師」)。　　後來，沒有犯過的，極少。似乎僅有燕王曹宇一人。他是環夫人所生，與天才曹沖同母。在黃初三年被曹丕封為下邳王，五年改封為單父縣王，明帝曹叡升他為燕王。他與明帝在輩分上是叔侄，在年齡上相差不遠，自幼生活在一起，感情很好。所以明帝對他特別好。明帝得病以後，在景初二年十二月拜他為大將軍，以後事拜託他。他很聰明，做了四天，就堅決辭職，明帝只得勉強予以照準。大將軍的位置，由曹爽接替。　　他的這一種姿態，令司馬懿十分欣賞。　　明帝在景初三年正月丁亥日病危之時，曹宇已經不是「顧命大臣」，一切都由新的顧命大臣曹爽、陳群、曹休、司馬懿，四個人共同決定。他們決定扶立明帝的「養子」曹芳。　　明帝雖則沒有親生兒子，卻有異母兄弟八人。為什麼太祖曹操與文帝曹丕的這幾個骨血，都不如一個「莫有知其所由來者」的曹芳呢?曹家的事，本就複雜，又插進了司馬懿一家，那就更複雜了。　　原來，曹丕的九個兒子，有七個短命。其餘的兩個，一是明帝曹叡，為甄後所生；另一個是東海王曹霖，為仇昭儀所生。　　曹霖在明帝去世之時(景初三年)，還不曾死，要再過十年才死。　　那末，受了顧命的曹爽與司馬懿為什麼不立曹霖而立明帝的一個養子呢?因為，據陳壽在《三國志》裏說，曹霖的性情粗暴，殘害了丫頭與姨太太。奇怪的是，魏朝管理宗室的法律很嚴，打了縣吏都會治罪，何況「殘害」了「婢妾」?怎麼沒有關於曹霖因此而被治罪的記載呢?　　後兩個顧命大臣，為了想攬權而不歡迎「成年」的人做皇帝。明帝的養子曹芳，年齡僅有八歲，當然要比曹霖易於操縱。曹霖的年齡不詳，但是在黃初三年(西元222年)已經受封為東海王。到了景初三年(西元239年)明帝去世，又有了十七年。這位曹霖，當然是早已成年了。　　這時候，明帝的叔父輩，曹丕的弟弟們，有沒有活著的呢?有：而且有八個之多。　　彭城王曹據，環夫人所生。　　燕王曹宇，亦環夫人所生。　　沛王曹林，杜夫人所生。　　陳留王曹峻，秦夫人所生。　　趙王曹幹，陳姬所生，王昭儀所養。　　楚王曹彪，孫姬所生。　　東平王曹徽，宋姬所生。　　樂陵王曹茂，趙姬所生。　　在這八個王爺之中，曹宇和曹彪我在前文已經說過。其餘的六位都正如一般的魏國諸侯一樣，各有「老兵」一百名左右，打獵不能走出封國的三十裏以外，一年到頭，生活於「監國謁者」的監視之下，不許與賓客交通，不許與別的諸侯來往，不許未經特許而到京城去上朝。他們即使有什麼特長與能力，也絕對沒有機會表露出來。　　況且，他們都是明帝的叔父，怎麼能夠以叔父的身份作侄兒的繼承人呢?　　明帝的這些叔父，有沒有成年的、能幹的兒子，夠資格以「堂兄弟」的身份於明帝去世之時入承大統?　　有，雖然不太多，例如，曹植的兒子曹志，頗有才氣，行為也好。此人後來頗蒙司馬炎賞識，在晉朝大做其官，當了樂平太守、章武太守、趙郡太守、散騎常侍、國子博士、國子祭酒(教務長)。這樣的人，在晉朝可以得意，在魏朝是只有「受軟禁」的份兒，怎麼可以「入承大統」?　　曹彰的兒子，任城王曹楷，有人以為是少帝(齊王)曹芳的生父，然而並無旁證(曹楷本人也活到魏朝被司馬炎篡了以後，當過「少府」之官)。　　此外，又有天才兒童曹沖的過房兒子，也就是曹據的親生兒子鄧王曹琮；曹據的另一個兒子，郿公曹闡；曹昂的過房兒子，也就是曹均的親生兒子，豐王曹抗；曹均的另一個兒子，琅邪王曹敏；等等。　　至於，燕王曹宇的兒子曹奐，陳留王曹峻的兒子曹澳，楚王曹彪的兒子曹嘉，與東平王的兒子曹翕，也都是頗夠資格作為明帝的繼承人的。這時候，也都沒有份。這四位「王子」，都有爸爸在堂。即使爸爸沒了，也難得有位正九五的希望的。　　然而，曹奐卻終於當了皇帝，在第二個「少帝」曹髦對司馬昭拚命而死之時，他被司馬昭迎接到洛陽，成為第三個「少帝」，也是末了—個少帝，末了一個魏朝天子。　　曹芳、曹髦、曹奐，前後三個少帝，做了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父子三人的傀儡．替司馬炎的晉朝鋪路。倘若明帝能有一個親生的、成年的、能幹的好兒子，司馬懿如何能迷惑曹爽，扶立「來路不明」的曹芳?　　我把曹家的事，說個沒完，並非故意如此。三國時代的歷史，能撇開曹家的事不說麼?　　曹操的能力，在整個三國時代占第一位。他有文才，有武藝，能主持政務，能指揮軍事，肯用人，會用人。他雖則是中常侍曹騰之孫，太尉曹嵩之子，本身卻並沒有什麼地盤作為憑藉，在董卓竊據朝廷之時，他曹操也不過是一個逃出京城的，脫離部隊的一名團長級的「校尉」而已。　　六年以後，他成為中原的一霸，做了漢獻帝的保護者。不久，他敢於和雄踞四州的袁紹作對，而果然以弱勝強，佔了長江與秦嶺以北幾乎每一方寸的中國領土。　　他戎馬半生，戰無不勝，偏偏在建安十三年碰上了周瑜、孫權、諸葛亮幾位青年才俊，弄得統一的大業功敗垂成。於是，灰心之餘，倒行逆施，自封為魏公，向王莽看齊，又進位為魏王，越來越不成話。太可惜了。　　他本可以作伊尹、周公、霍光，並且已經幾乎作了伊尹、周公、霍光，卻在赤壁烏林的一戰以後，做出顯然是違反漢朝的「祖宗成憲」的事。漢朝的「祖宗成憲」是：非劉氏不能封王。這是高皇帝劉邦的遺訓。　　在漢朝的歷史上，貴族的封爵只有王與侯，沒有「公」。為「公」的，僅有王莽一人。王莽於篡位以前，自封為所謂「安漢公」。因此，當曹操自封為「魏公」之時，天下的人都猜得出曹操的下一步是什麼；篡位!這就使得若干為了中興漢朝而追隨他的志士，陡然心寒。這些志士的代表人物，是荀彧。　　荀彧的道德與才具均高，高到了曹操認為是他的張良。荀彧也的確給丁曹操以極不可少的支持：勸曹操到洛陽迎漢獻帝的，是荀彧；呂布偷襲兗州之時，發動了夏侯惇、程昱等人，守住了鄄城、範縣、東阿三個城，是荀彧；袁紹率領大兵南下，給曹操「打氣」，指出袁紹的若干缺點以及袁紹謀臣的如何一個一個皆不成材，叫曹操不必害怕，儘管去和袁紹一拚的，也是荀彧；每一次，曹操在外邊打仗，替曹操坐鎮後方的，都是荀彧。荀彧不僅是曹操的張良，也是曹操的蕭何。　　荀彧是荊州穎川郡潁陰縣人，祖父荀淑當過縣令，父親荀緄與七個伯叔都是才子，號稱「八龍」。荀緄做過濟南國的國相，叔父荀爽做過司空。　　荀彧在本郡被舉為孝廉，做過中央的「守官令」，於董卓作亂以後活動「出京」，金蟬脫殼，到今天的山東濟寧附近作亢父縣的縣令，然後在亢父掛冠而去，回到潁陰家鄉，勸家鄉的人趕快搬家，不要留戀這潁川郡「四戰」之地。　　其後，他投奔袁紹，看見袁紹不是一個能夠成事的人，就轉往東郡，與當時的東郡太守曹操做了朋友。　　這一位曹操的確是比那一位袁紹高明多了。荀彧死心塌地要幫助曹操成功。荀彧並且向曹操推薦了不少的人才，包括陳群、鐘繇、司馬懿。　　陳群也是一位書香門第的子弟，與荀彧同郡而不同縣，是潁川郡許縣人，在家鄉聲望頗高，祖父陳寔，受過黨錮之禍，父親陳紀與叔父陳諶，是有名的難兄難弟，所謂「元方、季方」。　　陳群一度在豫州幫過劉備，劉備不太能接納他的意見。其後，他隨同父親陳紀在徐州「避難」，被荀彧推薦給曹操，曹操用他做「西曹掾」，專管「人事」。若干年以後，逐漸升他做了「治書侍御史，參丞相軍事」。　　陳群所做的事，可說是幫曹操料理內部雜務，替他管家。曹操有了這個陳群，等於是有了一個放得了心的「管家婆」。　　鐘繇發跡比陳群早。他也是潁川郡人，家住長社縣。被舉為孝廉以後，當過尚書郎、縣令、「廷尉正」(廷尉下麵的判「平決詔獄」之官)、黃門侍郎，對於李傕、郭汜，他頗能進宮。他勸李傕、郭汜，讓漢獻帝離開長安，回洛陽。　　他隨了漢獻帝再由洛陽到許縣，就由於荀彧的推薦而深受曹操的賞識。曹操一舉而用獻帝的名義任命鐘繇為禦史中丞，不久又連升他為侍中、兼尚書僕射，封他東武亭侯(這時候，荀彧是侍中兼尚書令)。　　曹操很怕袁紹派兵到關中(陝西)，荀彧說：「只須派鐘繇去，西邊的事你就可以不必憂慮了。」曹操就叫鐘繇以「侍中」的本職，兼「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給了鐘繇全權，「不拘科制」。　　鐘繇到了關中，就招撫了韓遂、馬騰。韓馬二人均送了兒子到許縣作效忠的擔保。馬騰而且派了另一個兒子，馬超，帶精兵一萬，幫鐘繇抵禦袁紹的河東太守郭援，殺了郭援。　　曹操的很多別的助手，包括司馬懿，也都是荀彧所推薦(司馬懿有才無德，荀彧看重他，可謂千慮一失)。　　曹操待荀彧也很好，封他為「萬歲亭侯」(萬歲亭，在河南省新鄭縣)。在漢朝的歷史上，像荀彧這樣沒有「野戰之勞」而僅僅是一個「抹公事桌子的」尚書令，竟然也封了侯(雖則不過是一個「亭侯」，比不上「縣侯」或「鄉侯」)，可謂空前。　　荀彧堅辭。曹操向他說：「自從與你共事，立了朝廷以來，你匡弼我，你保舉人才，你貢獻計畫，你參與機密，做的事也夠多了。立功，本不必限於『野戰』。希望你不要再謙讓了。」於是，荀彧接受了這個亭侯的爵位。　　建安十七年，有董和等人，找荀彧秘密商談，想建議漢獻帝，封曹操為「國公」、「加九錫」。荀彧反對。荀彧向他們說：「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他又說，曹操本來是為了「匡朝甯國」才糾集「義兵」；他一向「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我們不可以違拗他的本意。　　荀彧心目中的曹操，便是這樣一個「忠誠」的，志在「匡朝甯國」的曹操，並不是一個詐偽的，以興漢為幌子而實際上想做王莽的曹操。　　這一年，不久以後，荀彧便去世了。陳壽說他是「以憂薨」。荀彧所憂的是什麼?陳壽不曾明說。陳壽在下面接著說，「諡曰『敬侯』。明年，太祖(曹操)遂為魏公矣」。陳壽在語氣上暗示我們：因為荀彧死了，所以次年曹操才敢於做魏公。　　孫盛在《魏氏春秋》裡面，說曹操送了食品給荀彧，荀彧打開盒子一看，裡面是空的，便認為這是曹操要他自殺，就立刻飲藥而卒。　　孫盛不曾舉出證據來；所說的這個故事顯然是得之傳聞。然而範曄寫《後漢書》，司馬光編《資治通鑒》，均受了他的影響。　　就史筆而論，還是陳壽的比較好，雖則有點含糊，不曾明說荀彧所憂的是什麼。我看，荀彧所憂的不是自己的性命發生危險，而是漢朝的前途無望。　　在曹操的左右，因曹操自封魏公而感覺失望的，不止荀彧一人。他們看到荀彧的下場如此，也就「噤若寒蟬」了。然而私底下總是蘊藏著一肚子不願意。大家位登朝班，本來是大漢的高官名士，誰甘心跟姓曹的下水，做一名大奸臣之下的小奸臣呢?　　崔琰便是這樣的一個人。曹操自封魏公之時，他沒有什麼明白的表示。曹操在建安二十一年四月，又自封為魏王；崔琰仍舊不敢有所表示，卻有一個曾經因他推薦而做了小官的楊訓，寫出一件歌功頌德的表，內容十分肉麻，被「時人」譏笑，認為「希世浮偽」。崔琰叫人把楊訓這肉麻的表的草稿拿來看看。看完，寫了封信給楊訓，信裡面有這麼幾句話：「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時。」這幾句話，是說：「我省(看了)你的表。你幹這件事，也好。表裡面提到所謂『時』，時這個東西是很難說的。時也會變的啊。」　　有人把崔琰的這一封信，報告曹操。曹操大怒。曹操說：「『事佳耳』的『耳』字，在語氣上不是好話。至於『會當有變時』這五個字，更是意旨不遜。」　　曹操下令，把崔琰「罰為徒隸」。當時，崔琰官居「中尉」，中尉是魏國的官，相當於漢朝的「執金吾」，亦即負責首都治安的警備司令。崔瑣由中尉而突然變成了「徒隸」，跌得很深。徒是罰作苦工的囚犯；隸，就是奴隸。　　不過，這一條處罰他的命令，並沒有立刻執行。他仍舊住在自己的家裏，照常見客，「門庭若市」。曹操派人去偵察他，見到他對賓客談話之時「虯須，直視，若有所瞋」。「虯須」，是用手卷鬍子。「直視」，是兩眼發直。「若有所嗔」是似乎在生氣。崔琰能夠不生氣麼?　　曹操卻認為崔琰應該悔罪，不應該生氣。於是，再下一道命令，叫崔琰自殺。　　崔琰有一位老同事，官居丞相府東曹掾(人事處處長)的毛玠，十分為崔琰不平。有一天，毛玠遇見一家男女老少，被押走在路上，去作「官奴婢」(公家的奴隸與丫環)。他問了一問，原來是這家有一個男子，因犯罪而刺花了臉(黥面)，在外地當「官奴」，做苦工，私逃回家，被本地的官廳發覺，官廳就依照當時的法令，把這個私逃回家者的家屬，都逮捕了來，全數處罰為「官奴婢」。　　毛玠的一肚子氣，遇到這一根導火線便按捺不住，讓很危險的「誹謗」的話，脫口而出。他說：「使得老天不肯下雨的，就是這樣的事!」　　曹操的耳目相當眾多。任何人有什麼不利於曹操的行動或言論，曹操是很快就知道的。曹操受不了毛玠的「誹謗」，就下令把他逮捕，交給「大理」(最高的司法官)鐘繇嚴加訊問(這時候，鐘繇已經在關中——陝西——做過司隸校尉，安撫了韓遂、馬騰，回到許縣，陞官，做「前軍師」，於曹操自封魏公以後，當了魏國的「大理」。魏國與漢朝的諸侯之國不同，有它的三公九卿小朝廷，是漢帝國之內的一個「公國」)。　　鐘繇與崔琰、毛玠，都是好朋友。他為人也十分正直。他奉了命令之後，又不得不遵命辦理，對毛玠嚴加訊問。　　這一次的訊問，在中國的以及世界的司法制度史或司法實務史之中，是空前絕後的「盛舉」。鐘繇在庭上大發議論，引經據典，說出天旱未必是君王無道，罰民為奴也不是昏君才如此，鐘繇表面上似乎是在駁斥毛玠的「謬論」，而言外之意，倒很像是承認毛玠的「謬論」也不無理由。　　鐘繇面噁心善，在發表一大通「天人之際」的哲學與「家族連帶負責」的刑法理論以後，向毛玠提出幾個像煞有介事的問題：(一)有哪幾個人，和你一同見到那個臉上刺了字的人?(二)這個人的家屬被罰作官奴婢，是不是你本來就認識的?(三)你在什麼情形之下，見到這些官奴婢?(四)你發感慨，說「使得老天不肯下雨的，就是這樣的事!」你是對準發出這個感慨?(五)那個你對他發感慨的人，回答了你什麼話?(六)你發感慨，是在何年何月何日?(七)在什麼地方?　　毛玠對這七個問題，一概避開不答，只要求原告出庭，提出證據。倘若證據確鑿，死也甘心。　　鐘繇把審訊的經過報告曹操。在這個期間，有毛玠的其他朋友桓階與和洽二人，在曹操面前求情。曹操免了毛蚧的死罪，只革去了他的官職。毛蚧總算是幸運的。　　當初，倘若曹操能夠對崔琰也從寬發落，歷史家對曹操的批評也許要好一點。　　我對於曹操的能力，在前文已有讚賞。他開始起兵，確是為了討伐奸臣(董卓)，匡複漢朝，其後，由於賞罰分明，威德足以服眾，也的確為天下的忠臣義士所矚望。他挾天子以令諸侯，用漢獻帝的名義剷除袁紹以次的大小軍閥，化割據為統一，我們也很難說他完全不對。甚至，在他戰敗於赤壁烏林之時，我們也可以說他努力於統一並沒有錯。所錯的不是原則，而是技術：低估了劉備的能力與孫權的態度。　　在他與劉備私人之間，誰負了誰，有待更多的歷史家舉行一次會審，以取得定讞。　　他在建安元年，劉備與袁術對壘之時，便已推薦劉備為鎮東將軍、宜城亭侯；在建安三年十二月帶了劉備打平呂布，自己擴充地盤，也替劉備出氣。以後，又把劉備升為「左將軍」，叫劉備「領豫州牧」。他待劉備，不能算壞。　　劉備卻參加了董承的密謀，要用政變的手段消滅曹操。曹操在當時(建安四年)是否奸形已露呢?董承這個人，是否比曹操更忠於漢朝?董承的政變辦法，是否值得提倡?有沒有「成事」的可能?這些，也許只有劉備本人才可以答復我們。　　曹操對漢獻帝，起先也不算壞。漢獻帝流落在洛陽，當了強盜頭子韓暹、楊奉的傀儡，很苦很窮。有誰去管?袁紹，不肯去。是曹操帶了兵到洛陽，把這位十五歲的獻帝迎接到許縣來，給他立了朝廷，造了宮殿，供應了一切開銷。　　傀儡，不錯，是傀儡。東漢和帝以後的殤帝之流，誰不是傀儡?站不起來的皇帝們，不曾以自己的力量打下江山的皇帝們，本來也只有當傀儡的份兒。　　漢獻帝有沒有參加董承的政變陰謀?有沒有送衣帶詔給劉備?難說。漢獻帝於建安十九年卻很可能參加了伏皇后向伏完寫信，建議誅曹操的事；也可能並不知情。　　伏完是琅邪郡東武城人，經學大師伏生的苗裔，大司徒伏湛的八世孫，世襲「不其侯」，本人是漢桓帝陽安公主的駙馬，官居屯騎校尉。　　伏完接到女兒(伏皇后)的信，始終不敢有所舉動，也不忍心告發女兒；把這件事埋藏在自己的心中，於建安十四年帶進了墳墓。　　伏皇后為什麼想除掉曹操呢?因為，在建安四年年底，建安五年年初的董承事件以後，曹操曾經向漢獻帝三番五次，要去了董承姐姐董貴人加以殺害。董貴人當時身懷六甲，漢獻帝向曹操求情，無效。伏皇后很有兔死狐悲之感。這才決定寫信給爸爸，作十分大膽的建議。　　建安十八年，曹操自封為魏公，十九年十一月，有人告發伏皇后的這麼一回事。曹操派遣御史大夫郗慮，和尚書令華歆，帶兵進宮，捉伏皇后。　　《曹瞞傳》說，可憐的漢獻帝，僅僅能夠把伏皇后藏在複壁(雙層的牆壁)之中。這是極幼稚的一種辦法。郗慮與華歆怎麼會不到處搜尋呢?　　華歆打開了這複壁，揪住伏皇后的頭髮，牽她出來；牽過獻帝的面前，伏皇后求救。獻帝說：「我自身難保，不知道這條命什麼時候完結。」　　郗慮與華歆，都曾經是名滿天下的文人，卻也作了這種「助紂為虐」的事。不過，他們名為漢朝大臣，實為曹氏家奴。當了家奴，怎能不做家主所吩咐的事?關鍵在於，未能於曹操自稱魏公之時，以一死成全自己的名節。死，不是容易的事。「千古艱難唯一死」!而且，從容就義，比慷慨赴死更難。　　伏皇后被捕以後，她與獻帝所生的兩個皇子，以及哥哥伏典及伏氏一族一百多人，一起被殺。　　曹操當得起「心狠手辣」四個字。　　這時候曹操早已把三個女兒，都送進了宮中當「貴人」。伏皇后被殺以後，曹操叫獻帝在三個曹貴人之中選擇一個做新的皇后。獻帝無可奈何，就指定了中間的一個做皇后。這位曹皇后，單名一個「節」字。她的姐姐叫曹憲，妹妹叫曹華。　　曹皇后雖則是父親姓曹，卻很忠心於夫家劉氏。曹丕篡位之時，好幾次派人向她索取傳國的玉璽；她不肯給。最後一次，她知道不能不給，就把玉璽摔到樓下，哭著大罵：「天不會保佑你(曹丕)的!」　　曹操另有一個女兒，是家鄉的小老婆劉氏所生，後來嫁給了夏侯惇的兒子夏侯琳。曹操還有一個侄女，嫁給了夏侯淵的兒子夏侯衡。曹氏的女子，能夠嫁到夏侯氏家，作媳婦，可見曹操的父親曹嵩不是從夏侯氏家裏抱過來，當曹騰的養子的。　　陳壽似乎是有意開玩笑，一方面在《武帝紀》裏說，關於曹嵩，投有人能查出他的「生出本末」；另一方面，他又把兩位夏侯氏將軍及其子孫與曹仁、曹洪、曹休、曹真及其子孫，合寫在一起，稱為「諸夏侯諸曹傳」。陳壽似乎在暗示，夏侯氏與曹氏本為一家，卻又明白交代曹氏有女兒嫁到夏侯氏家。　　我認為，陳壽不應該如此。在他那個時候，想找出曹嵩的生出本末，不是很困難的。曹植的兒子曹志，以及被封為陳留王的魏國最後一個皇帝，都健在人間。　　陳壽又故意不肯交代曹仁、曹洪與曹休這三個人的父親是誰，只說：曹仁是太祖(曹操)的「從弟」，曹洪也是太祖的從弟，而曹休是太祖的「族子」。這是什麼意思?陳壽不僅對姓曹的不起，也對我們千百年後的讀者不起。　　陳壽在《三國志?諸夏侯諸曹傳》裡面，說曹仁、曹純、曹洪，都是曹操的「從弟」，卻不曾交代這三位從弟的父親是誰，祖父是誰，和曹操究竟有什麼樣的關係。陳壽僅僅說出曹仁與曹純是「親兄弟」而已。　　王沈在他的《魏書》裏告訴我們：曹仁與曹純的父親是長水校尉曹熾；曹熾的父親，曹仁與曹純的祖父，是潁川太守曹褒。這位曹褒，是否也是曹洪與曹操的祖父呢?　　王沈在《魏書》裏，只說了曹洪有一個伯父，叫做曹鼎，當過尚書令；不曾記載下曹洪的父親是誰，祖父是誰。因此，我們沒有方法斷定。曹仁、曹純的祖父曹褒，是否也是曹洪的祖父。　　剩下來的問題是：曹褒與曹操有沒有血統上的關係?他可能不可能，也是曹操的「親生祖父」?　　酈道元在《水經注》裏說：曹操家鄉譙縣(安徽亳縣)有「曹騰兄塚」，塚東有碑，上面刻了「漢故潁川太守曹君墓」。這一位「穎川太守曹君」，應該就是王沈《魏書》中的「潁川太守曹褒」。　　《水經注》而且也記載了，在「潁川太守曹君墓」的北邊，又有一座「元子熾」的塚，塚旁的碑，題作「漢故長水校尉曹君之碑」。這一位曹熾，也毫無疑問，是曹仁與曹純的父親，長水校尉曹熾。　　酈道元之所以斷定曹褒是中常侍曹騰的哥哥，想必有他的理由。曹褒與曹騰既然是親兄弟，他們的父親是誰?　　《太平御覽》所引司馬彪的《續漢書》，說曹騰的父親叫做曹萌(今本《三國志》裴松之注所引的《續漢書》，把萌字訛刻成「節」字)。曹萌有四個兒子，最小的一個叫做曹騰，字季興。其餘的三個，名叫做什麼，司馬彪不曾說。司馬彪只說出了他們三人的字：伯興、仲興、叔興。曹褒倘若確是臂騰的哥哥，應該是這三個「什麼興」之中的一個。曹操的親生祖父，亦即曹嵩的親生父親，似乎也應該是這三個「什麼興」之中的一個，甚至就是曹褒。　　在曹褒的墳墓之旁，有他的兩個兒子，長水校尉曹熾與「謁者」曹胤的墳，沒有太尉曹嵩的墳。倘若曹嵩也是曹褒的兒子，他的墳，是不是也應該設在曹褒的旁邊呢?不可以!他的墳應該設在過房父親(中常侍)曹騰的墳的旁邊，不可以設在親生父親曹褒的墳的旁邊。　　儘管如此，這個問題井未解決。曹操的親生祖父、曹嵩的親生父親是誰?有待於今後考古家，從地下發掘出新的史料來，予以答復。　　至於曹休，他只是曹操的一個「族子」而已，扯不上很近的血統關係，我們也就不必多嚕蘇了。　　關於曹真，陳壽卻交代得頗為清楚。曹真本不姓曹，姓秦，是秦邵的兒子。曾經有敵人追捕曹操，追到了秦邵的家裏，秦邵說自已是曹操，因此而被捉去，犧牲了性命。曹操收養秦邵的孤兒，取名曹真。　　曹操把曹真撫養成人，如其親生兒子一樣。事實上，他信任曹真，甚於自己的任何一個兒子。他給曹真兵權，先後任命他作偏將軍、中堅將軍、中領軍、征蜀護軍。　　曹丕篡位以後，又屢升曹真，升到「中軍大將軍」，加官「給事中」。曹丕死時，把兒子明帝托給他，叫他與陳群、曹休、司馬懿同為顧命大臣。明帝死時，又把養子曹芳，托給了曹真的兒子曹爽，叫曹爽與司馬懿，同為顧命大臣。　　曹家的事，姑且寫到這裡為止。其餘的，放在司馬懿父子的故事裡面。三十一 孫家的事　　曹操去世之時，虛歲六十六，死於頭風；劉備去世之時，虛歲六十三，死於痢疾與併發症；孫權去世之時，虛歲七十一，也是死於「風疾」。所謂風疾，是血壓過高所引起的各種毛病(頭風是其中的一種)。　　責任大、事情多，而性情又急的人，很容易把自己的血壓弄得過高，倘若又有不良習慣，例如喝酒，那就更麻煩了。　　孫權是歷史上一位有名的好酒之人，而且喜歡「鬧酒」。他生平好客，常常舉行宴會，總想叫所有的參加宴會之人都喝得七歪八倒，甚至爛醉如泥。　　孫權兄弟四人，加上一個姐姐，都是母親「吳國太」一人所生。吳國太的弟弟，孫權的舅舅，叫做吳景。吳景追隨孫堅，參加了若干戰役。孫堅死後，在袁術下面當過丹陽郡太守與廣陵郡太守，説明過孫策，孫策對袁術絕交以後，吳景就和孫策在一起，孫策打仗順利，把丹陽郡又交給了吳景。再其後，孫權當家，吳景又做了孫權的輔佐。　　曹操與劉備均不曾有這樣的一個好舅舅。他們也沒有兄弟輩，像孫權所有的孫策，及孫翊、孫匡(比父親，曹、劉二人也是比不過孫權的)。　　曹操不是沒有兄弟，見於陳壽「武文世王公傳」的有曹紹、曹彬、曹玉。這三人都死得很早，不曾留下子嗣。曹操把自己的兒子曹整、曹均、曹徽分別過繼給這三個弟弟。　　劉備有沒有哥哥弟弟，在史料上找不到記載。陳壽的《先主傳》說他的父親叫做劉弘，是涿郡的孝廉，當過范縣縣令，去世之時，劉備的年紀很小，和母親相依為命，「販履織席為業」，很像是不僅沒有弟弟，連一個成年的、能謀生的哥哥也沒有。　　再進一步來說，曹操雖沒有親兄弟在左右，究竟還有堂兄弟曹仁、曹洪之流，與似乎是表兄弟的夏侯惇、夏侯淵。劉備呢，簡直是「六親無靠」，只有倚仗那兩位雖未必正式結拜，而感情上卻是有如骨肉的關羽、張飛了。　　孫權有一個好哥哥孫策，與兩個頗為能幹的弟弟，孫翊、孫匡。可惜，孫翊於建安八年，官居丹陽太守之時，被左右殺害，未能展其長才。他死時，虛歲僅有二十歲，孫匡，一向為孫權所鍾愛，很年輕的時候便被本郡舉為孝廉，本州舉為茂才。可惜，他也只活到了二十歲便死了，不是被人殺害，而是病死。　　孫權的堂兄弟很多，伯父孫羌有五個兒子，叔父孫靜也有五個兒子，一共十位。其中，以孫羌的兒子孫賁與孫輔最為重要，分別做了豫章太守及廬陵大守。　　孫權自己有過七個兒子：登、慮、和、霸、奮、休、亮。在這七個兒子裡面，孫和先被立為太子，其後被廢。孫亮在孫權死後，繼位為皇帝，他年紀最小，也最受寵愛。孫亮被孫綝廢掉，孫休繼位。到了孫休去世，皇冠便落到孫和的兒子孫皓的頭上。　　如此的皇位繼承次序，反映出孫家的事不比曹家單純。　　孫權的「夫人」很多，而王后與皇后的名義，他一直拖延著不肯頒賜給其中的一人，直至自己快死之時，在死前的一年，太元元年(西元251年)才立了潘氏夫人為皇后。連帶地，太子孫和不曾犯罪也竟然被他廢了，改立了乳臭未乾的孫亮。　　君主時代的太子，號稱「國本」。有了好的太子，國家便有了好的前途。孫權不曾懂得這個道理。　　孫權的「糟糠之妻」，是歷史家謝承的姐姐、徐縣縣令謝褒的女兒，謝夫人。謝家是會稽郡山陰縣世家，和孫家門當戶對，謝承寫過一部《後漢書》，也做過武陵郡太守。主持這婚事的，是孫權的母親，吳太夫人(吳國太)。　　謝夫人死得早，不曾留下兒女。　　第二位夫人，是吳郡富春縣的徐夫人，和孫權是小同鄉，而且是極近的血親，徐夫人的祖母，是孫權的姑母，孫堅的妹妹(徐夫人的祖父，是徐真，孫堅的好朋友；徐夫人的父親，單名一個琨字，官居偏將軍，跟隨孫堅、孫策打過很多次仗，於討伐黃祖之時陣亡)。　　徐夫人原為吳郡的一位陸尚之妻；陸尚死後，被孫權聘來為妃(輩分很不合適)。過了不久，孫權嫌她太喜歡吃醋，便把她擱置在吳郡郡治(蘇州)，一擱就擱了十幾年。　　孫權做了「吳王」之時，理應立一位夫人做「王后」。徐夫人在現有的夫人之中進宮最早，而且一直撫養了被立為王太子的孫登，群臣很主張立她為王后。　　當時，孫權心中所想立的，卻是原籍臨淮郡、寄居在廬江郡的步夫人。步夫人有很多優點：她極美，又極不喜歡吃醋，常常推薦別的女人給孫權。她又是丞相步騭的同族；並且也是孫權的兩個女兒的母親。　　孫權倘若有決斷，索性立了步夫人為王后，以後於稱帝之時再升她為皇后，則宮廷之內倒也簡單化了。然而孫權一拖再拖，拖了十幾年，拖到步夫人去世以後，才在赤烏元年(西元238年)追贈步夫人以皇后之號。　　孫權的真正皇后，是會稽郡句章縣的女子潘氏。潘氏得寵，似乎是在步夫人死了以後，她的父親犯了罪，被殺。她和一個姐姐，都被罰為女奴，押進宮裏的「織室」，織布制衣。孫權不知怎地，興致高，到織室來巡視，便看中了這位潘氏，和她生了兒子孫亮，不僅立她為夫人，又終於在立了孫亮為太子以後，立她為皇后。　　潘夫人性情很「妒」。妒本是人類的天性，也是一種權利。然而在清朝及其以前的中國，由於一夫多妻是合法的，女人便喪失了妒的權利。善妒，成為一種罪名。　　當年，徐夫人善妒，孫權把她打入冷宮。現在潘皇后善妒，孫權一切依她的意思辦理：把她的姐姐嫁走，也把來自琅邪郡的王夫人冷落了，憂悶而死。　　這位來自琅邪郡的王夫人，生過一個兒子，名叫孫和，一度做了太子，被廢。另有一位王夫人，是南陽郡人，也生了一個兒子，叫做孫休，其後於孫亮被廢之時，繼孫亮做了皇帝。　　孫權七個兒子，最小的兩個當了皇帝，其餘的五個落空。　　最年長的一個孫登，不知是哪一位夫人所生，由徐夫人撫養長大，在黃武元年(西元222年)被立為吳王太子。到了黃龍元年(西元229年)，孫權自稱皇帝，這位孫登，又被升立為皇太子。　　孫權很花了一番心思，選擇了大臣的子弟給孫登作為輔佐：諸葛瑾的兒子諸葛恪，張昭的兒子張休，顧雍的兒子顧譚，陳武的兒子陳表，以諸葛恪作為「左輔」，張休作為「右弼」，顧譚作為「經正都尉」，陳表做「翼正都尉」。　　關於諸葛瑾、張昭、顧雍，我在前文已經說過不少。陳武是孫策的愛將，「所向無前」，其後做了孫權的五校尉的督(司令)，相當於漢朝制度中的「北軍中侯」，統率五個營的守衛宮殿的禁軍。孫權和他最有感情，也對他最為信任，升他為偏將軍。他在建安二十年跟隨孫權去攻合肥，不幸陣亡。陳表頗有父風，做了太子孫登的翼正都尉以後，也帶兵作戰，統率孫權的一支稱為「無難士」的勁旅，做「無難右部督」，其後也升到偏將軍。　　孫權交給孫登的四位輔佐，個個都了不起。諸葛恪氣魄大。張休喜歡讀書，孫權叫他向父親張昭學《漢書》，然後轉教給孫登。顧譚判斷力強，辦事敏捷。　　除了這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四位輔佐以外，孫權又給了孫登以四位「賓客」：謝景、范慎、刁玄、羊衜(道)。這四人，都是名士。　　孫權而且用實際的工作訓練孫登，派他鎮守武昌，叫「上大將軍」陸遜，做他的幫手。　　孫登的為人，也確是很理想。他對輔佐他的人，都極有禮貌，對人民知道愛護；對父親與撫養他的徐夫人又十分孝順。　　可惜，他當了二十一年的太子，活到三十三歲便死(死前，他上疏給孫權，保薦了許多人才，也力勸孫權改定法律，化嚴為寬)。當時，是赤烏四年(西元241年)。孫權自己的年齡，是虛歲六十歲。　　孫登之死，是孫權的不幸，也是吳國的不幸。　　孫權的第二個兒子孫慮，死於孫登之前。死時，年二十歲，做過「鎮軍大將軍」，開府於今日九江之西的「半洲」；雖則時間很短，卻也表現得不錯。　　孫權的第三個兒子孫和，於赤烏五年被立為太子。他是琅邪人王夫人所生，跟中書令闞澤念過書。陸遜以下的大臣都很擁護他。　　可惜，他的母親王夫人與孫權的大女兒、徐夫人所生的魯班公主處得不好。魯班公主在孫權面前說孫和的壞話，孫權竟然把孫和的太子名義廢了，流放到今日浙江長興縣西南的故鄣縣。這時候，是赤烏十三年(西元250年)，孫權的虛歲是六十九歲。　　有兩位軍官，無難督陳正與五營督陳象，上書給孫權，引用晉獻公廢掉太子申生的故事，勸孫權收回成命。孫權太怒，把這兩位姓陳的全族都殺了。　　另有兩位大臣，驃騎將軍朱據和尚書僕射屈晃，率領很多文武官吏，都自己捆綁了來到宮門口磕頭苦諫。孫權叫人把朱據、屈晃牽進大殿，每人打了一百棍子。　　孫權的大女兒魯班公主，與潘夫人勾結在一起。魯班公主而且已經把婆家全氏的一個小姐，嫁給了這位小小皇子。　　孫亮被立為太子不到一年，潘夫人就被孫權升為皇后。孫權一生，只立了這麼一個皇后。　　又過了不到一年，孫權去世，孫亮繼位，這時候，已經是神鳳元年(西元252年)的四月了。　　孫權七個兒子，除了孫登、孫慮、孫和、孫亮，其餘的三個是孫霸、孫奮、孫休。　　孫霸是一位姓謝的姬(姨太太)所生。這個謝姬與謝夫人不是一人。孫霸在赤烏五年孫和被立為太子之時，受封為魯王。他是當時幾位皇子之中，唯一獲得王爵的人。因此，就有一些無聊分子，想攀未來之龍，附未來之鳳，施展出挑撥離間的鬼蜮伎倆，使得這位魯王與太子孫和形成兩個壁壘。　　無聊分子的首領，是全琮的第二個兒子全寄。　　全琮娶了孫權的大女兒魯班公主。這個全寄，卻不是魯班公主所生(魯班公主所生的，是全琮的第三個兒子全吳)。　　然而，魯班公主倒是很支持全寄與魯王孫霸的。原因是，她與孫和的母親王夫人是死對頭。　　孫權很厭煩自己的兩個兒子形同敵國，終於最後把雙方都懲罰了；廢掉了孫和的太子名義，把孫和關起了；同時，把孫霸的魯王名義也廢掉了，面且「賜死」。自古以來，捨得殺親生兒子的皇帝不多，漢武帝是一個。孫權也是這麼一個。　　孫權把全寄，以及與全寄一夥兒做出破壞孫家內部團結的人，都抓來砍頭。　　孫權的第五個兒子，叫做孫奮，與魯王孫霸同母；也是謝夫人所生。　　孫奮在太元二年，亦即孫權死前不久，受封為齊王，住在武昌；孫權派了一位老臣，大司馬呂岱，負責輔導他。孫奮在武昌不肯聽呂岱的輔導，而且大膽妄為，調撥國家的軍隊給自己建築宮殿。　　孫亮即位以後，諸葛恪執政，用孫亮的名義，把孫奮遷到豫章郡的郡治南昌。孫奮竟然抗命。這分明是向諸葛恪所主持的吳國朝廷挑戰。　　諸葛恪有的是兵，吃得消這位孫奮的挑戰。他寫了一封長信給孫奮，勸他「深以魯王為戒」；警告他，倘若「棄忘先帝(孫權)法教，懷輕慢之心」，那末，「臣下甯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甯為大王所怨疾，豈敢忘尊主(孫亮)之威，而令詔敕不行於藩臣邪?」　　孫奮念懂了這封長信的意思，不敢繼續抗命，乖乖地遷往南昌。　　不久，諸葛恪被孫峻殺害，孫奮聽到消息，以為有了他渾水摸魚的機會，就故態復萌，擅自離開南昌，想到建業(南京)去活動一番。他走到蕪湖，被朝廷的軍隊擋住、逮捕。朝廷的新執政者孫峻，以皇帝孫亮的名義，把他廢為庶人，安置在章安縣(今日浙江黃岩縣的章安鎮)。　　到了建衡二年(西元270年)，皇帝孫皓由於死了心愛的左夫人，哀傷過度，有幾個月不曾出來上朝。很多人以為孫皓已死，並且謠傳繼位的皇帝可能是孫奮。　　孫奮這時候還在章安，已經於太平三年(西元258年)被封為章安侯。他的母親謝夫人的墳墓留在南昌。當時的豫章太守張俊竟然動了投機之心，把孫奮母親的墓大加「掃除」，向孫奮討好。　　孫皓接到報告，叫人把張俊處以「車裂」之刑，殺掉張俊的三族(父族、母族、妻族)。孫奮本人與五個兒子，也被孫皓叫人殺了。　　孫皓是廢太子孫和的兒子，也是吳目的第四個皇帝。第一個皇帝是孫權，第二個皇帝是孫亮，第三個皇帝是孫亮的異母兄孫休。　　孫休於太平三年(西元258年)九月，孫亮被權臣孫綝廢掉之時，被迎立為皇帝。當皇帝當了六個年頭，在永安七年(西元264年)七月去世。去世的時候，虛歲三十。　　寫到這裡，關於孫權的七個兒子，可說是都有了交代。我把這七個人的一生，再簡述一次：　　(一)孫登，於西元229年被立為太子，死於西元241年。　　(二)孫慮，早死。　　(三)孫和，西元242年被立為太子，西元250年被廢，安置在「故鄣」；次年，徙封為南陽王，住在長沙。　　(四)孫霸，於西元242年被封為魯王，西元251年被廢，賜死。　　(五)孫奮，西元252年被封為齊王，西元267年，被殺，五個兒子同時處死。　　(六)孫休，在西元258年即位，西元264年去世。　　(七)孫亮，西元252年即位為帝，西元258年被廢。　　把孫權的兒子說完以後，也要說說他的女兒。他的女兒有三個：大女兒名字叫做魯班，稱為魯班公主，又稱全公主；乳名卻是「大虎」。中間的一個女兒，不知道叫做什麼名字。小女兒叫做魯育，稱為魯育公主，又稱朱公主，乳名是「小虎」。大虎與小虎，均為步夫人所生。中間的一個女兒，是誰所生．我們不知道。　　我們所知道的，關於中間的那個女兒的事，只有這麼一點：她嫁給了一位書法家劉纂，死在劉纂以前。劉纂以小虎為續弦夫人。當時，小虎已經嫁過一次；她的第一任丈夫，是建義校尉朱據(朱據積功升至驃騎將軍，於赤烏十三年(西元250年)被奸臣孫弘，用偽造的孫權詔書賜死)。　　大虎的第一任丈夫，是周瑜的兒子騎都尉周循。周循死得早。大虎的第二任丈夫，是衛將軍全琮。全琮後來陞官升到「右大司馬、左軍師」，在赤烏十年正月去世。　　大虎的為人很不好。她不喜歡來自琅邪郡的王夫人，連帶地也不喜歡王夫人的兒子、被立為太子的孫和。她不斷地在孫權面前，說王夫人與孫和的壞話，弄得孫和的太子名義被廢，王夫人失寵，愁悶而死。　　大虎而且與權臣孫峻私通，叫孫峻殺死了小虎(小虎是她的同父同母的妹妹)。小虎的丈夫朱據，被奸臣孫弘害死；朱據的兩個兒子朱熊、朱損，被皇帝孫亮下令叫老將丁奉捕殺——都是這狼心狗肺的大虎(魯班公主)搞的鬼!　　權臣孫峻，其實也是孫家的人，在輩分上是大虎的本家侄子。孫峻的曾祖孫靜，是孫堅的胞弟。孫峻所做的一件最該死的事，是在建興二年(西元253年)殺害諸葛瑾的兒子、大將軍諸葛恪。　　孫權的哥哥孫策，留下一個兒子，叫做孫紹，襲封吳侯，其後改封為上虞侯。有人批評孫權，說他情薄。他的江山，本是哥哥打下來的。他雖不必於侄兒成年以後，把江山雙手轉讓，卻至少該給侄兒多一點實惠，例如封為王爵。我倒以為封王也大可不必。多送「幾千戶」年俸，實在是應該的。　　孫紹的兒子，死於孫皓之手。這個，我以後再為細說。三十二 劉家的事　　比起曹、孫兩家，劉家的事要簡單得多了。而且，也乾淨得多。原因是，劉備比曹操、孫權，較為重視道德。作為劉備的輔佐兼劉禪的師傅之諸葛亮，也比司馬懿、張昭等人高明。　　劉備在西元2世紀的中國，不可能是一個一夫一妻主義者。他有過好幾位太太與姨太太，他並且頗有乃祖漢高帝劉邦之風。遇有敵兵追來，便把妻子兒女放棄。　　他的原配夫人是誰?無考。　　劉備在徐州廣陵郡海西縣(江蘇省東海縣之南)，娶了糜竺的妹妹糜夫人。糜夫人是「正室」，不是「側室」。作為「側室」的，是「沛國」女子甘氏。甘氏，據陳壽說，是劉備「臨豫州」之時所娶。　　劉備「臨豫州」，前後共有三次。「臨」字的意思，是「君臨」。當時，一般的官吏，喜歡稱刺史或州牧為「州君」。　　劉備第一次做豫州刺史，是在初平四年(西元193年)。向長安朝廷推薦他的人，是陶謙。　　他第二次當豫州刺史，是在建安元年(西元196年)。准許他去的人，是呂布。　　他當「豫州牧」，是在建安三年(西元198年)。用許縣朝廷的名義，正式任命他的人，是曹操。甘夫人是在劉備第幾次君臨豫州之時，成為他的側室?陳壽不曾交代。　　陳壽在《先主傳》與「二主妃子傳」裡面說，劉備的「妻子」被呂布擄去了兩次，也被曹操擄去了兩次。被呂布擄去，其後都收回了；被曹操擄去的兩濃，都不曾能夠收回。　　這些「妻子」是誰?是「妻與子」，還是僅僅是「妻」?有沒有包括像甘夫人那樣的「妾」在內?這些問題，大概也只有劉備自己的在天之靈可以答復我們了。　　甘夫人跟隨劉備，一直跟隨到荊州；在荊州，於建安十二年給劉備生下阿斗。　　次年，曹操追劉備，追到當陽之北的長阪坡，把劉備的幾千兵與十幾萬難民殺得落花流水。曹操的堂弟弟、統率所謂「虎豹騎」的曹純，替曹操擄去劉備的「妻子」，包括兩個女兒。　　這一次，甘夫人幾乎也被擄去。幸虧有渾身是膽的趙雲，把她連同阿斗，一起救了出來。　　甘夫人極美，她的皮膚白嫩而滋潤，像羊脂玉一樣。劉備喜歡在夜晚把她與一座羊脂玉的人像放在一起，加以比較。可惜，她紅顏薄命，於「赤壁之戰」以後不久死在荊州。　　劉備在荊州，娶了孫權的妹妹孫夫人。這位孫夫人，於孫權爭奪荊州的南三郡之時，被孫權派水軍從荊州的公安縣迎回建業(南京)。有人說，孫夫人是氣憤而去的，因為劉備一到了成都，便娶進來劉璋的媳婦吳氏。事實是，孫夫人先回建業，劉備才娶進吳氏。　　這位吳氏，也是一位美人。她原籍(河南)陳留，跟隨父親到了益州，被嫁給劉璋的小兒子劉瑁。劉瑁死得早，她守了寡，沒想到會變成劉備的最後一位太太，於章武元年(西元221年)劉備稱帝之時當了皇后。　　吳皇后不曾生下孩子。劉備除了阿斗以外，另有兩個皇子，是「庶出」，為妃嬪所生。妃嬪的姓氏無考。　　這兩個皇子，一個是劉永，封為魯王；一個是劉理，封為粱王。其後，因為蜀、吳立約，預先平分滅掉魏國以後的中原，魯、梁二國的地方被劃入吳的未來領域，後主阿斗把這兩位弟弟分別改封在甘陵與安平(甘陵在山東省清平縣南；安平在今天的河北省安平縣)。　　後主阿斗前後有過兩個皇后：第一個皇后是張飛的大女兒。她在建興十五年(西元237年)去世，被諡為「敬哀皇后」。　　後主的第二個皇后，也姓張，是敬哀皇后的妹妹。她在建興十五年入宮，先作貴人，不久便立為皇后。她在炎興元年後主投降以後，跟隨後主去洛陽，做了「安樂公夫人」。　　後主的妃嬪是哪些人，我們沒有辦法知道。我們只知道，在他的妃嬪之中有一位李昭儀，到了洛陽以後，不願意改嫁魏政府所指定的軍官，自殺(昭儀是宮中妃嬪的某種等級的稱號)。　　另有一位妃嬪，姓王，等級是「貴人」。她給後主生了一個兒子，叫做劉璿。這位劉璿，在延熙元年被立為太子，當時他的年紀是虛歲十五歲。鐘會佔領成都之時，他死於亂兵之中。　　後主除了太子劉璿以外，還有六個其他的兒子。其中，以劉諶為最好。劉諶曾經受封為「北地王」(北地是漢朝的一個郡，在甘肅省靈武縣西南一帶)。後主投降的時候，別的兒子都沒有意見，這位北地王劉諶極為感傷、憤慨。他自殺，以一死報祖父於地下。　　後主也有幾個女兒。其中有三個，是我們知道下落的：一個嫁了諸葛亮的兒子諸葛瞻；一個嫁了費褘的兒子費恭；另一個嫁給了關羽的孫兒關統。　　劉備不曾像孫權那樣，有親兄弟當部下；也不曾像曹操那樣，有幾個堂弟與表兄弟當部下。他只有「親如兄弟」的關、張二人。關、張二人的子孫，我想也附帶地在此說一說。　　關羽的兒子關平，在臨沮(湖北南漳)與關羽同時被害。關羽的另一個兒子，叫做關興，在益州長大，很受諸葛亮的器重。諸葛亮提拔他，先後升他的官升到侍中與中監軍。可惜，他壽命不長。　　關興的大兒子關統，做官做到了虎賁中郎將，壽命也不長。死的時候，沒有兒子。　　關興的另一個兒子(關羽的小孫子)，叫做關彝。關彝在關統死後，繼位為「漢壽亭侯」。　　王隱在《蜀記》裏說，魏軍入蜀的時候，龐德的兒子龐會，也跟了來，來到以後，專找關羽家裏的男女老少，加以屠殺，把他們殺盡。　　倘若《蜀記》的記載是確實的，這個龐會未免太沒有道理了。關羽在戰場上殺了他的父親龐德，是所謂「各為其主」，不是為了私怨。龐會不該把這件事，當作「家仇」來報。即使是私怨、家仇，龐會也應該訴諸法律，訴諸君上，不應該任意殺人，而且也沒有如此地任意殺人的權力。　　從刑法的觀點來評論，龐會的罪很大，從佛家的教理來評論，冤讎宜解不宜結。　　關羽有一個女兒，孫權曾經想娶做媳婦，關羽不肯。此在前文說到過，這位關小姐，後來嫁給了誰，我們不知道。　　張飛有兩個兒子，大的叫張苞，死得早，小的叫張紹，做官做到了侍中、尚書僕射。張紹的兒子張遵，是一員尚書，在綿竹跟隨諸葛瞻抵抗魏軍，壯烈犧牲。三十三 司馬懿　　司馬懿在歷史上的地位，比起曹操要低得多。　　曹操雖則是目無君上，自封魏公，自封魏王，迫害了伏皇后，造成了兒子曹丕可以順利篡漢的環境，使得當時與後世的人都認為他與王莽是一個類型的人物，是篡位者，是奸臣。然而他畢竟與王莽不同，與司馬懿也不同。　　王莽所篡的天下，是漢高帝劉邦所留下來的。曹操叫兒子所篡的天下，卻不是漢光武帝劉秀所留下來的，而是漢靈帝以後被董卓與袁紹等人弄得分崩離析，經過曹操自己的「力征經營」才又像個樣子的天下。換句話說，曹丕所篡的天下，是曹操本人打出來的。　　曹操不僅把中國的極大部分，東漢十三州部之中的九個州一個部，與荊州的一半，都統一於設在許縣的中央政府之下，並且把這些地方的行政與司法都辦得很好。他清除了貪官污吏和盜匪，也根絕了東漢的宦官外戚的老毛病。　　曹操並不曾「挾天子以令諸侯」，他只是借重天子的名義，討伐諸州諸郡的割據之雄，加以削平。他欠漢朝的，正是這「天子的名義」，他自己很明白這一點，所以，一直到死，不肯篡位，讓兒子去篡。　　司馬懿也是自己不肯篡，而讓兒子孫子去篡的。可見，司馬懿的「小聰明」不在曹操之下。然而，司馬懿不曾「力征經營」，打下這個天下。這個天下，是曹操留下來給曹丕、曹叡、曹芳的。曹操和他的兒子曹丕，所犯的罪只是一個「篡」字。司馬懿父子祖孫，所犯的不僅是「篡」，還加上一個「竊」字。　　姓曹的，最多可被姓劉的罵為強盜。姓司馬的，卻實實在在是「小偷」(我很抱歉，敬請今日許多姓司馬的朋友原諒。你們並不是司馬懿的苗裔；你們是司馬遷、司馬光等等好人的苗裔)。　　司馬懿不是沒有打過仗。他對諸葛亮打過兩次，對孟達打過一次，對公孫淵打過一次，對孫權也打過半次。這些戰事，都不過是邊疆上的小接觸，與奠定中原無關。　　司馬懿對中原的「法律與秩序」也談不上有什麼貢獻。荀彧、崔琰、毛玠、陳群、鐘繇，那些人，才是造成了「安定」與「清廉」的功臣。　　司馬懿被後世的歷史家批評為「以狐媚取天下」。這狐媚二字很恰當，一點兒也不冤枉。他會「媚」，會騙，先騙了曹操，後騙了曹丕，最後又騙了曹叡。他騙這三人，所用的手段都是一個「媚」字。騙過這三人以後，他又騙曹爽，把曹爽騙進了鬼門關。這一次，他所用的不再是」媚」，而是「哄」。　　敘過司馬懿的一生，便是敍述他如何媚了三個人，哄了一個人。　　在他所騙所媚的三個人之中，最難騙、最難媚的當然是曹操了。曹操自己是騙人專家；對司馬懿來說，他是前輩，他是大巫，怎麼反而「敗」在司馬懿之手呢?　　原因相當簡單。曹操只知騙而不知媚。曹操一生沒有媚別人的需要，自然也沒有練習媚的機會。換句話說，曹操對於媚與被媚，十足外行。於是，他終於被司馬懿媚得不知道這是司馬懿在對他媚!　　曹操從崔琰等人的口中，聽到了司馬懿是河內郡溫縣的一個人才。可馬懿的胞兄司馬朗，在曹操面前當過「主簿」(秘書)，其後外放，做「兗州刺史」，做到了「政化大行」而本人「粗衣惡食」，給了曹操以相當好的印象。司馬朗在建安二十二年，在討伐孫權時，死在前線(染了瘟疫)。曹操這時候已經用了司馬懿做魏國的「太子中庶子」了。　　曹操並不曾一下子就讓司馬懿當「太子中庶子」；司馬懿也沒有一下子，就乖乖地走到曹操的面前，請曹操給工作，聽曹操擺佈。　　司馬懿也並不是骨頭硬：彎不了腰，或不願意彎腰。他是早就看清楚了曹操的作風，以匡扶漢朝為號召，而心裡所想的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司馬懿覺得，犯不著和這樣的一個曹操混在一起，弄得將來成功失敗難以預料，是流芳百世，還是遺臭萬年，也毫無把握。因此，在曹操以「司空」的身份，派人來「辟召」他的時候，他假裝風癱，躺在床上不動。這是他生平第一次「騙」。曹操所派的人，被他騙過；曹操是否也相信他真的風癱了，無考。至少是在當時，曹操就不再派人去辟召他了。　　不久，曹操在建安十三年由「自為司空」而「自為丞相」，想起了這位架子大的司馬懿，於是又派人去。這時候，曹操已經知道了他上次並非真有風癱；所以，就吩咐這一次被派去的人：「倘若他再不肯來，就抓了他來。」　　於是，司馬懿也就不敢再裝風癱，而「敬酒不吃吃罰酒」了。他跟隨曹操的「行者」來到了許縣，曹操卻也暫時不給他官職，而把他當作一個晚輩(世交的子弟)看待，叫他與兒子曹丕在一塊兒住、一塊兒玩。　　司馬懿很有辦法，花不了多少時間便把曹丕侍候得十分舒服。曹丕舒服了，曹操也很舒服。曹操任命司馬懿作黃門侍郎，然後一升再升，作議郎，丞相東曹「掾屬」。掾是處長，屬是處長下麵的職員。再過了一陣，司馬懿就當起丞相府的「主簿」來了。　　曹操在建安二十年三月，去陝西打張魯，帶了司馬懿同去。　　張魯很快便投降了。司馬懿勸曹操一口氣由漢中向南，越過大巴山，搶劉備從劉璋之手所奪到的今日四川省。曹操不太欣賞司馬懿的這種拍馬屁而不切實際的建議，卻不願意向司馬懿示弱，說沒有把握一口氣又打劉備，搶四川。曹操只是輕描淡寫，向司馬懿說：「人苦無足，既得隴右，複欲得蜀」。　　曹操在建安十八年當魏公，二十一年稱魏王。魏國等於是漢朝內部的另外一國，自已有一個小朝廷，設了丞相以下的官。「太子中庶子」是這些官之中的一個。「中」的意思，是「內」。「庶子」的意思在這裡不是嫡子以外、庶出的子；而是「眾多的子」，「眾多的、與太子年齡相彷彿的年輕人」。換句話說，是太子的「賓客」，他們住在太子公館之「內」。與太子生活在一起。　　本來，司馬懿早就在擔任黃門侍郎以前、與曹丕一起生活過，而不曾有什麼名義。現在，建安二十一年，曹操叫他當正式的」太子中庶子」。　　於是，司馬懿的一套「媚」的功夫，有了更確定的物件。他常常被曹丕邀請「參與機密」。他每次參與機密，都拿得出「奇策」來。因此，他越久越被信任。　　陳群是曹家的「老臣」，陳群的地位被司馬懿趕上了。陳群與司馬懿，加上吳質、朱鑠，被人們稱為「四友」。　　司馬懿一方面做了曹丕的親信，同時也保持了與曹操的接觸。他做了太子中庶子以後不久，曹操就把他調回，放在自己身邊當」軍司馬」。他常常對曹操有所建議。這些建議，也頗有被曹操採取的。　　他的最重要的一次建議，是在建安二十四年，曹操於關羽擄了于禁之時，有意思放棄許縣，遷都到黃河以北、鄴縣之類的地方，司馬懿懇切諫阻，說千萬不可遷都，一遷都人心就會動搖。曹操對司馬懿的建議，欣然接受。遷都的念頭，立即打消。　　曹操與司馬懿處得很久了，對司馬懿的才幹，有進一步的瞭解；同時，對他也生了一種恐懼之心。曹操看出了司馬懿有一種「狼顧」的特徵。「顧」是回頭看；「狼顧」是像狼那樣能夠身體不動，兩肩不動，而頭與頸項可以向左右轉一百八十度。凡是有這種「狼顧」的特徵的人，曹操知道，心術一定很壞，壞得像狼一樣。曹操這個學問，是從看相的書上得來的。　　曹操而且做過一個夢，夢見有三匹馬，同在一個馬槽裏吃草。這是「三馬吃一曹」(預言了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父子三人，將要把曹家的天下吃掉)。曹操因此對司馬懿更不放心。他向兒子曹丕說：「司馬懿不是能夠給別人當臣子的人。他會干涉到你的家事。」曹丕這時候早巳被司馬懿迷住，像被狐狸迷住了一樣。曹丕不僅不遵照父親的意思，對司馬懿疏遠，反而替司馬懿說了許多好話。　　司馬懿也覺察到曹操對自己頗不放心，就更加在辦公之時特別賣力，一天到晚辦公，辦到深夜，應該睡覺之時，仍在處理公事。而且他大事肯做，小事也肯做，奉了命令的事，他一定去做；不曾奉到命令而似乎不妨一做的事，他也自動去做。例如喂曹操所騎的馬，如此的小忠小信，使得曹操漸漸感覺到自己的看相術可能有問題：這樣的一個忠心耿耿、辦事賣力的司馬懿，也許沒有什麼不可靠罷。　　結果，曹操終於也像曹丕那樣，對司馬懿放了心。　　孫權在關羽打勝曹軍之時，派呂蒙偷襲關羽的後方，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孫權與劉備，本是反曹的戰友，雖則在赤壁烏林之戰以後，為了荊州南三郡的問題一度幾乎翻險，然而這關於南三郡的爭執，已經獲得和平解決，為什麼孫權要在關羽可以長驅直搗中原之時，對關羽施展出這偷襲後方的絕招呢?原來，這是司馬懿的安排。司馬懿向曹操說：孫、劉二人「外親內疏」，劉備的關羽打勝仗，不是孫權所希望的。不妨派人叫孫權偷襲關羽的後方，關羽就不得不放棄對樊城的圍攻了。　　曹操聽到司馬懿的這一番活，覺得此計甚妙，就立刻派人去說動孫權。孫權也果然依照曹操的吩咐。做出那喪心背理、出賣盟友的事。　　事後，孫權把關羽的首級送到洛陽，獻給曹操。曹操接到以後，很快便舊病復發，頭痛難忍，一命嗚呼。於是，司馬懿又得到了一個重要任務：替曹家辦理喪事。他把喪事辦得並井有條，「內外肅然」。　　這時候，曹丕以魏國「王太子」的身份留守鄴縣。司馬懿把棺柩運送到鄴縣去，交給曹丕。這分明是告訴已經來到洛陽的曹彰、曹植等等，接班人不是他們，而是曹丕。　　曹丕繼承了曹操所遺留下的魏國的王位與漢朝的丞相之職。司馬懿被升為「丞相府長史」。「長史」相當於今日的秘書長。曹丕而且封他為侯，封為河津亭侯。在此以前，曹操所賞給司馬懿的官，只不過是主簿與「軍司馬」而已。　　曹丕上臺以後，第一招的辣手是殺掉丁儀、丁廙兄弟，與兩家的所有男人。這兩位姓丁的，是曹植的好朋友。　　是誰，教了曹丕，幹出這種缺德的事?司馬懿!　　不久，曹丕篡了漢朝的皇帝之位，不再是漢朝的丞相。司馬懿也不再是漢朝丞相府的秘書長了。他改做了魏朝政府的尚書，由尚書轉任為督軍、禦史中丞。爵位也從亭侯升為鄉候：安國鄉侯。　　曹丕當皇帝不到一年，就在黃初二年又升調司馬懿的官，從「督軍、禦史中丞」升調為「侍中、尚書右僕射」。　　司馬懿所已經擔任過的「督軍」，與民國初年的「督軍」不同。司馬懿所「督」的，是曹丕在延康元年七月所率領南下到譙縣的、作為一種耀武揚威的姿態的象徵性的軍隊。督的字義，只是主管軍風紀而已。那時候，作為司令官的督，不稱督軍，而稱「督漢中」、督某處。　　延康元年，是漢朝的年號，從建安二十五年正月開始，到十月結束。曹丕在延康元年十月篡位，改延康元年為黃初元年。黃初元年僅有三個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次年正月，便是黃初二年的正月了。　　司馬懿所擔任過的禦史中丞，是御史大夫的副手。　　侍中，很重要，是宮門以內最大的官，在皇帝的左右侍候皇帝。　　尚書，在漢朝初年地位不高，只不過是宮內的書記之流而已，卻也經手大小衙門向皇帝上奏的文書。霍光當了「錄尚書事」，在名義上只不過是有權抄錄全部尚書們所經手的文書，卻成了綜攬大權的「真宰相」。　　尚書們之中的第一位尚書，稱為尚書令。尚書令在霍光以後，有時候權大，有時候權小。倘若同時不曾有大官兼「錄尚書事」，那末，尚書令的權力就要大些，倘若有大官兼「錄尚書事」，這位尚書令便只是「錄尚書事」下面的一位屬員而已。　　尚書令的副手，稱為「尚書僕射」。這位僕射的重要性，也是有時候大，有時候小；要看當時在他的上面，有沒有人擔任尚書令。倘若尚書令的一職，暫時虛懸，這位僕射就等於是事實上的尚書令了。倘若當時又沒有一位兼「錄尚書事」的大官，這位僕射便是「有實無名」的真宰相了。　　司馬懿在黃初二年擔任「尚書僕射」之時。在他上面有一位尚書令：陳群。　　再過三年，黃初五年，他卻在事實上爬到了陳群的上面，升調為「撫軍大將軍、假節、領兵五千、加給事中、錄尚書事」。　　陳群要到了黃初七年，曹丕從廣陵班師回朝，才被曹丕升為「鎮軍大將軍、領中護軍、都督水軍」，在名義上與司馬懿共同「錄尚書事」，在事實上坐鎮許昌。「錄尚書事」的政務，都是那回了洛陽的司馬懿一個人辦了就算(在陳群尚未領了水軍還許昌以前，坐鎮許昌的是司馬懿。許昌在漢朝稱為許縣；到了魏朝，才改稱為許昌)。　　曹丕在黃初七年五月丙辰日病重，把陳群由許昌召回洛陽，與司馬懿、曹休、曹真，同受託孤的顧命。這四人的名次是：曹真第一，陳群第二，曹休第三，司馬懿第四。曹真，雖則是本不姓曹，而是曹操「抱來」的姓秦的兒子，地位卻比曹休高。曹真是「中軍大將軍」；曹休只是「征東大將軍」。陳群呢，是「鎮軍大將軍」；司馬懿是「撫軍大將軍「。在這四個所謂大將軍之中，真正的大將軍，相當手漢朝的大將軍的，只是曹真一人。　　然而，曹真自始至終，只執掌過兵權，面從來沒有主管過行政，從來沒有兼任過「錄尚書事」。自始至終，替曹丕在名義上與事實上都擔任過「錄尚書事」、替曹丕「當家」的，只有這位工於狐媚的司馬懿一人而已。　　曹丕的兒子魏明帝曹叡，為人比曹丕略好，天資也高，卻也看不清司馬懿的本質。他給了司馬懿以相同於曹真的兵權，叫他鎮守宛縣(南甲)。　　司馬懿在鎮守宛城的期間，做了一件大事：消滅了孟達。這件事，我在前文已經提到過。孟達造反，是在魏明帝太和元年(西元227年)十二月，也就是蜀漢後主的建興五年的十二月。他以新城郡太守的身份宣佈反魏歸漢，僅僅過了八天，司馬懿已經率領兵馬，來到了孟達的上庸的城下(上庸城，在今日湖北竹山縣東南，房縣西北)。　　這是司馬懿有生以來第一次單獨指揮作戰，而所獲得的是一個全勝。　　魏明帝曹叡特別召見他，問他：對於東吳、西蜀，應該先征討哪一個。司馬懿回答：不妨先征討東吳。曹叡問他，如何去征討東吳?司馬懿回答：不妨先攻皖城，引吳軍去皖城，然後乘虛直搗夏口(漢口)。因為，夏口是吳國的心臟。曹叡認為很對。不過，並沒有予以施行。　　曹叡不叫司馬懿去征討東吳，卻在太和四年(西元230年)升他為「大將軍，加大都督，假黃鉞」，命令他與曹真共同領兵去打西蜀。　　三年以後，魏明帝青龍二年(蜀漢後主建興十二年，西元234年)，諸葛亮帶了十幾萬人，由斜穀出兵，來到郿縣城附近，屯紮在渭水南岸五丈原。　　這一次，曹叡加派了兩萬兵來，交給司馬懿調度。司馬懿挨了一百多天，不敢對諸葛亮決戰。在這一百多天以內，諸葛亮曾經對他多方挑戰，而他一概不理。　　諸葛亮病死在五丈原，蜀漢的軍隊撤走。司馬懿不知道諸葛亮已死，追到赤岸，才得到確實的情報。　　魏明帝曹叡景初元年(西元237年)，遼東太守公孫淵在夏天宣佈獨立，自稱燕王，不再聽命於魏。次年，曹叡撥四萬兵給司馬懿去討伐公孫淵。　　司馬懿到達遼東，不攻公孫淵所設防的遼隧，而迂迴到公孫淵的根據地襄平(遼寧省遼陽縣之北)。司馬懿把襄平圍了，斷絕糧食的供應；圍了差不多三個多月，然後猛攻。　　司馬懿攻破襄平城，殺掉公孫淵與城裏的兩千多文武官吏、七千多無辜的男性人民。他這一股殘忍勁兒，十足暴露了他是狼，不是人。　　另有一件小事，也顯出了司馬懿的為人。遼東的氣候極其嚴寒，有些兵士實在抵擋不住，便向他請求，把遼東郡倉庫中儲存的短襖賞給他們。司馬懿竟然不肯，他打著官腔說；「接收下來的敵人物資，是公家的。我怎麼可以擅作主張?」　　司馬懿的次一重要事蹟．是在景初三年(西元239年)受到魏明帝曹叡的顧命(託孤)。與他同受顧命的，是曹真的兒子曹爽。曹爽原任「武衛將軍」，而此時升為「大將軍、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司馬懿的官職，只是「太尉」。　　曹叡所託的孤，是他的養子、封為齊王的曹芳。曹叡這個人也夠特別。自己生不出兒子，卻不肯選一個侄兒或堂房侄兒，或弟弟，作為曹家帝位的繼承人，偏要抱一個來路不曾交代的曹芳為養子，而且一定要把這個未必姓曹的八歲小孩子，托給曹爽與司馬懿。　　於是，在曹爽與司馬懿二人的保護之下，曹芳順利即位。司馬懿被升為「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　　是誰把他升到與曹爽幾乎一樣高的地位並掌握實權的?不可能是「少帝」曹芳，因為曹芳才有八歲；而事實上是曹爽，因為當時，「錄尚書事」的只有曹爽一人。這是曹爽所做的一件糊塗事。　　曹爽不久便後悔了。他把司馬懿明升暗降，升他為「太傅」，去掉他的「錄尚書事」的兼差，剝奪了他的行政實權。　　少帝曹芳正始二年(西元241年)，孫權派遣大軍，分三路伐魏：叫全琮攻芍陂，朱然、孫倫攻樊城，諸葛瑾、步騭攻(木且)中。　　司馬懿向少帝曹芳與曹爽討得了一個差事：帶兵去救樊城。他在六月間南下。朱然、孫倫在他快到樊城之時，撤軍而去。　　兩年以後，正始四年，司馬懿又有了一個機會掌兵：攻打吳方的皖城。這一次，吳軍也是聞風而逃。皖城的諸葛恪，在司馬懿到達舒縣之時，便燒了存糧放棄皖城而去。　　司馬懿可算是得到了一個空城。他為了補償未能獲得敵人存糧的這一個缺憾，便加寬淮陽渠與百尺渠，用這兩個渠的水灌溉更多的田，並且把潁水兩岸的坡，也整修了。從此，在壽陽(安徽壽縣)與洛陽之間，有不少的屯田兵士的聚居之地；也有了不少的糧食倉庫，分佈在這一條路上，使得魏軍對東吳有所舉動之時，不必憂慮糧食的接濟與運輸問題。　　司馬懿雖則是一個心狠手辣、不顧道義的人，論行政能力，他卻也有過人之處。他一向很知道重視水利與屯田的工作。　　倘若他永是於曹爽主持的朝廷之下，以官居太傅為滿足，有時帶兵出京，打打仗，散散心；有時督率文武官吏，開開水渠，辦辦屯田，我們就不會把他批評得一文不值。相反，我們會誇獎他是魏朝的一位「能臣」。　　他不以官居太傅、打仗開渠為滿足，他定要與曹爽爭權，他定要打倒曹爽，取曹爽而代之。　　這個，其實也不太嚴重。爭權的事，在歷史上極多。他以能臣而與一個無能之臣爭權，我們可能會同情他，說他是為了想「做事」而不得不爭權。　　可惜，他奪得了大權以後，又不滿足。他硬要殺掉曹爽三族，殺掉曹爽的幾個「黨羽」的三族，又藉口有人告發王淩，想背叛少帝曹芳，另立楚王曹彪當皇帝，把王淩抓了，把王淩及其「餘黨」的三族也屠殺了；同時，強迫楚王曹彪自殺。　　他也命令所有姓曹的王爺、公爺、侯爺，都搬到洛陽來住，不許互相來往，一切行動由他派人監視。　　他這樣做，分明是為兒子與孫兒鋪下一條將來篡位的路。　　因此，我們才對這樣的一個司馬懿深惡痛絕。他地下有知，應該後悔。對曹爽、王淩、曹家宗室，做得太絕、太缺德。　　曹爽也有他的取死之道。　　他應該為國求賢，進君子，退小人，增強少帝曹芳的力量。最好，把若干在事實上等於囚犯的曹操子孫，都「放」出來，分別給以文武官職。也只有這樣，曹家的天下才能穩固。　　也許，曹爽自己在心裡有毛病。他的父親曹真，原本姓秦，不姓曹，是曹操的養子。他曹爽不是曹家的親骨肉，犯不著把姓曹的都「放」出來，排擠自己。　　他和司馬懿同受魏明帝曹叡的顧命(託孤)，在地位上與司馬懿相等而略高一籌。為了禮貌，為了使司馬懿明升暗降，他表請少帝曹芳，把司馬懿由太尉升為太傅(太尉是從秦朝沿襲下來的中央最高的三個大官之一，執掌兵權，其餘的兩個，丞相管文官，御史大夫管監察。太傅是從西周沿襲下來的，在名義上高於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而事實上並無權力的「皇帝的師傅」。太傅的同級是太師、太保。太師、太傅、太保，這三個官合起來，稱為「三太」)。　　曹爽叫司馬懿做太傅，把太尉的位置轉送給征東將軍滿寵。滿寵是一員老將，兗州山陽郡昌邑(山東濟寧縣)人，對曹家很忠心，曾經做過汝南太守、豫州刺史和「前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滿寵在正始三年(西元242年)三月間去世，繼任太尉的是「領軍將軍」蔣濟。　　蔣濟也是魏朝的一個忠臣。他是揚州楚國平阿(安徽懷遠縣)人，是曹操一手提拔起來的，先後當過魏方所虛設的丹陽太守、揚州別駕、丞相府主簿、「西曹屬」。魏文帝曹丕叫他做「東中郎將」、散騎常侍。東中郎將是帶兵的軍官，軍階次於將軍，高於校尉，屬於「中郎將」的一級。散騎常侍，在名義上相當於今日的「隨從秘書」，而地位甚高。　　魏明帝即位，調他為「中護軍」。「中護軍」三個字的意思，是「在朝廷內部主持軍官升遷調降的人事處長」。　　他在中護軍的任上，敢於對魏明帝曹叡進諫，勸曹叡裁減後宮女子的人數，把一些閑著無聊的與尚未成年的，都放出宮外。　　他對曹叡的又一次諫諍，是關於朝廷中的兩個小人：中書監劉放與中書令孫資。　　漢朝本沒有所謂「中書」，只有尚書。尚書在漢朝開始之時，是在宮裡面侍候皇帝的小書記，職務是把各衙門送來的奏章等檔，整理出來，呈給皇帝批示。有時候，他們也替皇帝代筆，或擬辦詔書文稿。過了相當時候，他們的實權越來越大；因為，皇帝每每向他們就近徵詢意見。對於臣下某一個請求，他們倘若說「似乎可以」，皇帝也每每不再加考慮，而決定予以批准。他們倘若說「似乎不可以」，皇帝每每就加以批駁了。　　再其後，幾個尚書之上，有了「尚書令」。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的身份，兼「錄尚書事」，他的權力又比尚書令高出許多；而且，雖則於名義方面仍在丞相之下，在實權方面已經使得丞相位同虛設。　　曹操把自己封為魏王以後，在魏王的宮中設了秘書與秘書令，以免與漢朝廷的尚書與尚書令相混淆。　　曹丕篡了漢朝，把漢朝的中央政府接收下來，把魏國的「秘書」改稱「中書」，於是漢朝的尚書與魏國的中書，都成為朝廷的機構，同時存在。這便是隋唐以後，何以有了「尚書省」，又有所謂「中書省」。加上以「侍中」為長官的「門下省」，形成了一種變相的三權鼎立的局面。　　本來，尚書的權大；有了中書以後，中書的權更大。尚書只管例行的公文；中書管了機密。　　魏明帝曹叡朝廷中的中書監劉放與小書令孫資，官位雖小，而全朝的文武除了辛毗、蔣濟等極少數的幾十人之外，沒有不向他們低頭的。真正的皇帝，等於是他們兩個人做(中書令之上的中書監，是曹丕所設；用意在於制衡中書令。結果，中書監有時候也會與中書令徹底勾結，狼狽為奸)。　　蔣濟向曹叡上表，慨乎言之地說：「大臣太重者，身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捨，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雲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況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眾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即亦因時而向之。……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　　曹叡用詔書答復蔣濟，褒獎他忠義奮發，升他為「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那劉放、孫資二人，仍舊當他們的中書監與中書令，曹叡並不肯免他們的官。　　劉放與孫資所做的最大的壞事，是在曹叡臨死之時，排擠了燕王曹宇、領軍將軍夏侯獻、驍騎將軍秦朗、屯騎校尉曹肇。這幾個人，都是曹叡想委託以後事的。　　曹叡召見了曹宇，叫他做大將軍，輔佐即將繼位的少帝曹芳。曹宇謙辭(這是曹宇的錯)。曹叡問劉放、孫資，曹宇為什麼堅辭。劉放、孫資說：「他自己知道能力不夠。」曹叡說：「用曹爽來代替他做大將軍，好不好?」劉放、孫資說：「好!」於是曹叡不再挽留曹宇，而用了曹爽。　　劉放、孫賢又向曹叡建議，把司馬懿找來，與曹爽同受顧命。曹肇反對。結果，曹叡還是聽了劉放、孫資的話，召來了司馬懿。　　曹肇與夏侯獻、秦朗，這三人不僅不再列名於被「顧命」的大臣以內，而且丟了他們原來的官。　　曹爽做了「顧命大臣」，當然很感激劉放、孫資，聽他們的擺佈。然而，曹爽也竟然把反對過劉放、孫資二人的蔣濟，繼滿寵的太尉之任。　　這是曹爽糊塗呢?還是故意向劉放、孫資二人以及與他們一鼻孔出氣的司馬懿挑戰呢?糊塗，不見得。挑戰，有可能。在曹爽自己看來，這不是挑戰，而是鎮壓。　　曹爽提拔三個「自己的人」，做「尚書」，專管「選舉」，分劉放、孫資的權。這三個人．是何晏、鄧颺、丁謐。事實上，「選舉」只是選拔新的青年才俊，管不了朝廷大官的升降。　　曹爽也早就把自己的三個弟弟提拔起來。曹羲當了「中領軍」，曹訓又當了武衛將軍。中領軍與武衛將軍都是統帶作為皇帝的衛隊的禁軍的。另一位弟弟曹彥，當了「散騎常侍」。　　曹爽最叫司馬懿吃不消的，是叫兩個親信畢軌與李勝，分別擔任司隸校尉與河南尹。司隸校尉所主管的是中央直屬地區(明清兩朝的所謂「直隸」)的行政，同時也有權彈劾、甚至逮捕任何一個住在這中央直屬地區的大小官吏。河南尹相當於太守，然而高於任何太守，因為河南郡是首都洛陽的所在地。　　司馬懿一向是與曹爽共「錄尚書事」，由太尉升為太傅以後仍然如此。不過，自從那何晏、鄧颺與丁謐，三個人做了尚書以後，他們就很少把尚書部門的公事送到司馬懿那裏去請示了。畢軌與李勝當了司隸校尉與河南尹，也不常把公事送到司馬懿的辦公室裏去。　　司馬懿氣不過，就稱病請假，不再上班。他並不辭職，仍舊在家裏當他的太傅。不僅如此，他也已經在朝廷中佈置了自己的人，與曹爽的人對抗。　　曹爽有一個弟弟曹羲當「中領軍」，司馬懿也有一個兒子司馬師當中領軍。曹爽有一個弟弟曹彥當散騎常侍，司馬懿也有一個兒子司馬昭當散騎常侍。曹爽有三個自己的人：何晏、鄧颺、丁謐當尚書，司馬懿也有一個自己的人、而且是自己的弟弟司馬孚，當尚書令。　　司馬懿而且有一種曹爽所沒有的秘密力量。這秘密力量，是大兒子司馬師所豢養的，散居在民間的三千名「死士」。　　除了這些以外，司馬懿又有一套曹爽所猜想不到的功夫：騙。　　在正始九年(西元248年)的冬天，曹爽叫河南尹李勝改任荊州刺史。李勝到司馬懿家裏去辭行。司馬懿躺在床上裝病，叫人把李勝請進臥房。丫頭送上稀飯，司馬懿喝到嘴裡，又從嘴角流了出來，弄髒了胸前衣服。李勝向他說話，他把「本州」聽成了「並州』。在回話的時候，他又下氣不繼上氣地勉強說出了幾句。李勝以為司馬懿果然病得很厲害。就去報告曹爽。曹爽聽了，大為放心，便不再對司馬懿有所防備。　　過了不多久，正始十年正月，曹爽兄弟四人陪少帝曹芳出洛陽城，到南門外若干裏去拜謁魏明帝的陵墓(稱為高平陵)。　　他們謁陵完畢，回洛陽來，沒想到城門已閉，整個洛陽城已被司馬懿父子佔領。司馬懿帶了兵馬，站在城門外的洛水浮橋之上，叫人送一張表給少帝，交曹爽轉。　　在這一張表裏，司馬懿列舉曹爽的罪，說曹爽廣用私人，「盡據禁兵」，又說他以黃門(宦官)張當為都監：「看察至尊，候伺神器」。　　司馬懿又在表裏說，太尉蔣濟與尚書令司馬孚，均認為曹爽與曹羲、曹訓，都不宜於繼續「典兵宿衛」。蔣濟與司馬孚已經奏請皇太后(郭氏)，將曹家兄弟的官職免去，以侯爵的身份各歸其在京城的寓所。皇太后已經准了他們的奏，叫臣(司馬懿)執行，臣已經通知主管人員，立即遵辦，不許放任曹氏兄弟「逗留」，以致耽誤了皇上回宮的時間。倘若曹氏兄弟敢逗留，便以軍法從事。　　曹爽一時不敢把司馬懿的這一張表，送請少帶曹芳過目。他不知如何應付才好。　　這時候，位居九卿之一的大司農桓範，已經冒險從城裏跑出來，跑到了曹爽的面前，勸曹爽趕快去許昌(許縣是在曹丕篡位以後，改名為許昌的)。桓範說：「你到了許昌以後，便可以集合全國兵馬，申討司馬懿。」　　曹爽身邊，有主張向司馬懿投降的許允、陳泰，許允是侍中，陳泰是尚書。　　曹爽終於派人向司馬懿投降。司馬懿暫時不為已甚，就讓他們兄弟四人平平安安地進城，各回寓所。他們不再是官，而僅僅是侯。　　過了不久，司馬懿把宦官張當抓了來，嚴刑拷打，叫張當不僅招供了曾經以宮內的「才人」(宮女)若干名送給曹爽；而且也「承認」了曹爽曾經和他與何晏等人同謀，準備在正始十年三月間造反。　　結果，司馬懿無中生有，把曹爽兄弟四人，及何晏、鄧颺、丁謐、畢軌、李勝、桓範，一共十個人，治了謀反大逆之罪。不僅十個人都殺了頭，他們的父族、母族、妻族，不分男女老少，都被屠殺得精光。　　這就是司馬懿辣得比狼還要兇狠之處(他曾經答應過蔣濟，說只要曹爽肯交出政權，便留他性命。蔣濟於曹爽一家被屠殺之後氣死)。　　司馬懿在解決了曹爽兄弟及其黨羽以後，少帝叫他做魏朝的「丞相」，他假惺惺地堅辭。　　司馬懿把曹爽兄弟及其「黨羽」一網打盡了以後，又開始對夏侯氏一家動腦筋，用少帝曹芳的詔書把征西將軍夏侯玄召回京，以雍州刺史郭淮代替夏侯玄的官職。　　夏侯玄是夏侯尚的兒子，夏侯淵的從侄孫，同時也是曹爽的「外弟」(表弟)。夏侯玄的母親是曹家的女子。　　夏侯玄以征西將軍的名義，駐屯在長安，一向負有防備西蜀的全責。他既是曹爽的表弟，又是曾經在正始五年(西元244年)跟隨曹爽大舉伐蜀一次的大將(他們由駱谷進軍，被王平在興勢擋住，又被費褘威脅了後路．大敗而回)。　　曹爽回到洛陽，夏侯玄掌握重兵，留在長安。四年多以後，在正始十年正月，曹爽和三個兄弟與何晏等人，被司馬懿消滅，夏侯玄得到消息之時，不知如何是好，魏少帝的詔書已到，叫他回京城洛陽，把所掌管的兵權交給雍州刺史郭淮。　　夏侯玄乖乖地回了洛陽。司馬懿卻也一時沒有把他怎麼樣。原因是：夏侯玄失掉了兵權，又住在朝夕被監視的洛陽，不能夠對司馬懿有所作為。而且，夏侯霸已經逃往西蜀。倘若殺了夏侯玄，那就難免有更多的夏侯氏成員向西蜀、東吳亂跑了。　　夏侯霸是夏侯淵的兒子，也就是夏侯玄的堂叔父，在輩分上比夏侯玄高，在地位上卻比夏侯玄低。他是夏侯玄征西將軍府所統轄的「討蜀護軍」，帶兵駐紮在隴西(甘肅)，與雍州刺史郭淮處得不好。　　夏侯玄被徵召回洛陽的時候，夏侯霸顧不得西蜀與他有殺父之仇，當機立斷，一口氣奔往西蜀。夏侯霸的父親夏侯淵戰死在漢中，當時傳說是被劉備親自斬殺的。近代的京劇，才把夏侯淵的死，記在黃忠的賬上。　　西蜀的君臣對夏侯霸很好。首先，劉後主阿斗向夏侯霸解釋，說：「你的令尊大人，是不幸陣亡於亂軍之手；並非先父(劉備)所殺。」　　劉後主又把夏侯霸引進宮內，與皇后張氏相見，告訴夏侯霸：「她是你的堂外甥女!」原來，張惶後的母親，是夏侯霸的堂妹，於當年兵荒馬亂之時的中原，被張飛遇到，成了張飛的妻。　　劉後主問夏侯霸，司馬懿對西蜀有什麼打算?夏侯霸說，司馬懿剛剛拿到了政權，日前要忙於整頓內部，消滅更多的異己，一時來不及對西蜀有什麼舉動。將來，倘若有一位姓鐘、號叫士季的(鐘繇的兒子鐘會)，在魏國朝廷中主持大計，那就值得吳、蜀二國憂慮了。　　司馬懿這時候，正如夏侯霸所說，忙於尋找曹爽以外的異己，加以消滅，他找來找去，找到了駐紮壽春、「都督揚州諸軍事」的王淩。他一口咬定，說王淩企圖勾結楚王曹彪造反，起兵佔領許昌，迎立楚王為皇帝，然後打到洛陽，廢掉少帝曹芳。　　王淩所做的，引起司馬懿如此猜疑的事，只不過是因為吳國塞了塗水入江之口，認為這是吳國即將對魏用兵，下令全軍戒嚴，同時上表給少帝(等於上呈文給司馬懿)，建議乘此對吳國大舉討伐。如此而已。　　司馬懿不動聲色，以絕對秘密的方式，帶了重兵，突然由潁水航行到壽春的城下。　　王淩見到司馬懿來得奇怪，想抵抗也來不及，只得叫人捆了自己，押送到司馬懿的水營之前。司馬懿先叫人傳令，松解了王淩的綁，卻又不許王淩坐小船前來見面。　　隨後，司馬懿便派了六百名兵士，押解王淩去洛陽，王淩走到中途，在項城喝了毒藥，自殺。　　王淩死了以後，才有一個軍官王式來自首。說自已是王淩的外甥，兗州刺史令狐愚的部下，曾經奉了令狐愚的命令到白馬城勾結楚王曹彪。這時候，令狐愚早已病故，死無對證。　　司馬懿於是下令將王淩與令狐愚剖棺戮屍，兩家的父族、母族、妻族，以及與此案相連的其他的人，一概殺光。楚王曹彪被下詔賜死(命令他自殺)。　　過了不到一個月，司馬懿本人也得病而死(當時有人記載，說他之所以得病，由於常常見到王淩的鬼魂)。三十四 司馬師　　司馬懿死時，虛歲七十三歲。　　魏少帝曹芳的朝廷之中，極多是司馬懿的黨羽，以及若干趨炎附勢、甘心或不敢不效忠於司馬氏的人。這些人一致主張，朝廷的大權由司馬懿的大兒子司馬師繼續執掌。　　司馬師的官職，由「中護軍」升為「撫軍大將軍」。次年(嘉平四年，西元252年)正月，司馬師被再升為「大將軍」，「加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　　司馬師不像他父親司馬懿開頭那麼苦，因為，他沒有一個像曹爽那樣的人和他同時「錄尚書事」。魏少帝曹芳的朝廷，等於是他司馬師一人的朝廷。他可以為所欲為。　　嘉平五年五月，吳國孫亮的太傅諸葛恪帶了大軍來攻打「合肥新城」(合肥西北三十裏的一個小而堅固的新城，滿寵所造)。司馬師命令鎮東將軍毋丘儉與揚州刺史文欽，用深溝高壘、以逸待勞的方法抵抗諸葛恪。諸葛恪因欲戰不得，而羈留在合肥新城的城郊有好幾個月，終於糧盡退兵，在歸途中被埋伏在合榆鎮的文欽殺得慘敗。　　司馬師也算得上是一個知兵的人。　　次年(嘉平六年)正月，司馬師完成一件父親司馬懿想做而不曾來得及做的一件事：解決夏侯玄。　　他給李豐、張緝、蘇鑠、樂敦、劉賢等人加上一個企圖「廢易大臣」的罪名，說他們想把夏侯玄由九卿之一的「太常」升為「大將軍」，代替他自己司馬師「輔政」。就把他們連同夏侯玄全部抓來，都滅了三族。　　李豐是當時的「中書令」；他的兒子李韜是「齊長公主」的駙馬。張緝是光祿大夫，也是少帝曹芳的國丈：他的女兒是少帝曹芳的張惶後。蘇鑠是「黃門監」。樂敦是皇太后郭氏身邊的人，官職是「永寧署令」。劉賢是「冗從僕射」，「冗從」是宮中的侍衛。蘇鑠、樂敦與劉賢三人，均是宦官。　　照《三國志》與《晉書》所保存的史料看來，李豐、張緝等人似乎確有「廢易大臣」之意。那末，司馬師給他們以如此的罪名，不能算是冤枉了。問題在於：倘若他們是自作主張，就可以說得上是犯了企圖「廢易人臣」之罪。倘若他們是事先獲得了皇帝的默許或密旨的，那末，按照法律來說，有罪的不是他們，而是司馬師。皇帝想換一個大臣，當然就可以換，執行皇帝此項命令的，怎麼可以說是有罪呢?　　《三國志》不曾記載少帝曹芳在這一件流產的政變中是否有份。《晉書?景帝(司馬師)紀》卻明明白白、毫不隱諱地說了：「正元元年(嘉平六年)春正月，天子(魏少帝曹芳)與中書令李豐、後父光祿大夫張緝……謀以夏侯玄代『帝』(被晉朝司馬炎追封為景皇帝的司馬師)輔政。」　　這樣看來，李豐等等並非自作主張、企圖「廢易大臣」的罪人，而是不惜一死，以執行皇帝密旨的忠臣。　　司馬師也確是夠深沉的。他在正月間殺了李豐等人，卻不立刻對少帝曹芳有所舉動。他拖延到九月，才用皇太后郭氏的名義，把少帝曹芳廢了，押往山東臨淄的「齊國」，再度作所謂齊王，在事實上施以軟禁。這時候，曹芳的年齡是虛歲二十三歲。　　司馬師心裡所想的，是扶立一個小孩子做新皇帝。他嘴裡所說的，卻是了不起的一番「公忠體國」的話：必須扶立曹操的兒子，任城王曹據，使得國家有一個「長君」(年長之君)。　　同時，他叫皇太后郭氏一再以「長輩不可繼承晚輩」為理由，說任城王是叔祖，不可繼承侄孫曹芳。她出面主張，立魏明帝的一個侄兒、與曹芳輩分相同的高貴鄉公曹髦，曹髦這時候的年齡是十四歲。　　曹髦是東海王曹霖的兒子、魏文帝曹丕的孫子、「魏武帝」曹操的曾孫。　　曹髦比起曹芳來，的確更有資格做魏朝的皇帝。因為，他是有憑有據的曹家骨血，而曹芳不過是明帝曹叡的一個養子，來路不明，甚至未必姓曹。曹髦的另一長處，是書念得好。這個，我想留到以後再說。　　司馬師扶立了曹髦以後，把嘉平六年十月改為正元元年十月。　　三個月以後，在壽春有人「造反」，反對司馬師，申討司馬師。造反的領袖，是鎮東將軍毋丘儉與揚州刺史文欽。　　毋丘儉是河東郡聞喜縣人，魏明帝當太子時候的好朋友。明帝即位以後，他先後做了尚書郎、羽林監、洛陽典農、荊州刺史、揚州刺史、幽州刺史加「渡遼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他收降了烏丸(烏桓)的幾個單於，戰勝了高句驪的一個國王，在幫同司馬懿打平公孫淵以後，升為「左將軍、假節、監豫州諸軍事」，轉為鎮南將軍，又改為「鎮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　　司馬師派了太尉司馬孚來，抵抗孫亮的太傅諸葛恪於合肥新城，毋丘儉與揚州刺史文欽，在司馬孚的督事之下，奉了司馬師之命以守為攻，十分服從。　　司馬師把少帝曹芳廢了，改立另一少帝曹髦，毋丘儉便約了文欽，與安豐護軍鄭翼、廬江護軍呂宣、廬江太守張休、淮南太守丁尊、督守合肥護軍正休，舉起維護魏朝、申討司馬師的義旗(陳壽在《三國志?毋丘儉傳》裡面，卻把他描寫成一個「作亂」的叛逆)。　　毋丘儉等人向少帝曹髦上了一張表。這一張表，便是他們的檄文，他們列舉了司馬師十一項大罪，其中包括廢了舊少帝曹芳，對新少帝曹髦不肯上朝等等。他們也提起了合肥新城之役，魏軍苦戰了一百多天而司馬師對他們有功不賞。　　也許是為了分化敵人罷：毋丘儉等人不僅在檄文裏稱讚了司馬懿，而且也建議曹髦，以司馬昭代替司馬師執掌大權，說司馬昭「忠誠為國，不與師同」。他們這樣做，其實達不到分化敵人的目的。司馬昭怎麼會為了毋丘儉等人這幾句話，而糊裏糊塗地對哥哥翻臉呢?　　毋丘儉與文欽在才幹上不及司馬師。他們把兒子送到東吳，向孫亮討好，卻並未得到東吳的大力支援。他們集合了五六萬人，由壽春向西進發，沒有辦法直搗洛陽，或佔領許昌，卻走到了項縣(河南項城)就停住了。這分明是靜候挨揍。　　司馬師吩咐監軍王基帶領前鋒部隊紮在「南頓」，對毋丘儉、文欽監視，另派諸葛誕帶領豫州的兵，進攻壽春；派胡遵帶領青州、徐州的兵，斜出譙縣與今日的商丘之間，斷絕毋丘儉、文欽從項縣回歸壽春的路。司馬師自己親率主力，屯聚在汝陽。　　另外，司馬師又叫鄧艾，帶了一萬多名「泰山諸軍」，到樂嘉縣，做出不堪一擊的樣子，引誘毋丘儉、文欽出擊。　　毋丘儉果然就叫文欽來打鄧艾，司馬師就指揮大股騎兵，從後面襲擊文欽，文欽大敗。　　毋丘儉在項縣城裏聽到消息，慌忙棄城而走。這一走，全軍不可收拾。他毋丘儉本人在走到慎縣以後，躲在河旁的草叢裡面，被老百姓射死。這個老百姓，姓張名屬。文欽一口氣逃往了東吳。毋丘儉的小弟弟毋丘秀，也逃去了東吳。　　毋丘氏與文氏兩家的人，凡是留在魏國的，都一齊被司馬師屠殺。母族、妻族的人也連帶遭殃。　　曾經跟隨他們二人一起申討司馬師的將領，有些投降得早，沒有被治罪；有些投降得晚，當然都倒楣。　　文欽有一個兒子文鴦，十分勇敢。他曾經帶了十幾個騎兵，沖到司馬師的大營，把司馬師嚇得眼睛都震出了眼睛眶子，痛得要命，終於病死，死在正元二年正月辛亥日，享年四十八歲。三五、司馬昭 司馬懿在殺了王淩以後不久便死，司馬師也是在殺了毋丘儉以後不久才死。惡人自有惡報。司馬師所執掌的大權，入於司馬昭之手。司馬昭也將要在殺了諸葛誕及鐘會以後不久才死。司馬昭在繼承司馬師以前，先後作過了洛陽典農中郎將，散騎常侍，征蜀將軍，議郎，「安西將軍、持節屯關中、節度諸軍」，「安東將軍、持節鎮許昌」，「行征西將軍」，「中領軍、留鎮洛陽」。司馬師病重於許昌之時，司馬昭從洛陽趕到許昌來。少帝曹髦賞升他為衛將軍，算是壯壯他的行色。但是，司馬師的死訊到達洛陽之時，少帝曹髦卻突然下詔給司馬昭，叫他留鎮許昌，不必返回京城洛陽，軍隊改由尚書傅嘏帶來。曹髦的意思很明顯：不願意給他以相同於司馬懿及司馬師的大權。╬米╬花╬在╬線╬書╬庫╬ http://book.mihua.net司馬昭不理會曹髦的聖旨，仍舊帶了大軍，浩浩蕩蕩，由許昌開向洛陽。曹髦沒有一點兵力能擋住這位目無君上的權臣，只好逆來順受，升司馬昭為大將軍，加官「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叫他像他的父親與哥哥一樣，「輔政」!兩年以後，甘露二年(西元257年)，鎮東大將軍諸葛誕在五月辛未日舉起造反之旗，藉口忠於大魏而造司馬昭的反。諸葛誕是不是忠於大魏呢?他倘若真是忠於大魏，當年便不會捧司馬懿捧得那麼起勁，以揚州刺史的身份與王淩作對，幫助司馬懿消滅王淩，於王淩死後繼任「鎮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諸葛誕倘若真是忠於大魏，也不會於調任鎮南將軍以後，以鎮南將軍的身份幫助司馬師，消滅毋丘儉。司馬師賞他的功，升他為「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揚州諸軍事」。他和揚州刺史樂繕處得不好，正如當年王淩之與他處得不好。樂繕告了他一狀，說他勾結東吳(其實，他抵抗過東吳大將孫峻、呂據等的來攻，斬殺了將軍留贊)。他心中懷有鬼胎，很怕遲早有一天會被司馬昭捎滅。他「陰養死士」，企圖自衛，倒是事實。並且，他在壽春城內儲藏了足夠一年食用的軍糧與民糧。司馬昭派賈充來視察。賈充回洛陽以後，向司馬昭建議：徵召諸葛誕到京城來做「司空」，逼他提前造反。賈充說：「徵召他，他一定抗命不來，造反。這可以說是『小禍』。不徵召他，將來他還是要造反，那就成為大禍了。因為，再給他幾年時間，他的準備就更加充足了。」司馬昭接受賈充的建議，徵召諸葛誕，把他從壽春調回洛陽，改任司空之職。諸葛誕接到詔書，便起兵殺了樂繕，對司馬昭造反。同時，他把小兒子諸葛靚送往東吳，向東吳投降，請東吳派兵支援他。他集合了十幾萬兵，東吳派來了三萬多兵。司馬昭卻帶了二十六萬兵來打。司馬昭不但自己來，而且也「挾」了少帝曹髦一起來。這就一方面增大了聲勢，一方面也免得少帝曹髦留在洛陽「搗鬼」。率領東吳兵士的將領，是那曾經與毋丘儉共同造反的文欽，與唐咨、全懌、全端、王祚。他們都及時趕到，進入了壽春城。其實，這是錯的。他們不應該進城，應該留在城外，維護壽春與東吳領土的交通線，相機與城內諸葛誕的軍隊共擊司馬昭軍。司馬昭把他的主力「司令部」設在河南沈邱縣東北的丘頭，叫部隊把壽春四面合圍，沿著城牆，造起雙重的「塹壘」。這樣，從甘露二年五月圍到了甘露三年二月，城中糧盡，有些軍官出來投降，諸葛誕與文欽發生內訌，殺了文欽，文欽的兒子文鴦報仇不成，也出城投降。陳壽的《三國志》說：壽春城破的一天，司馬昭的兵士從城外爬上了城牆，城內的諸葛誕軍沒有一個人「敢動」。陳壽又說：諸葛誕一個人單獨騎馬，「將其麾下」沖出「小城門」。陳壽的文筆，頗有問題。既然是城內役有一個人敢動，那麼諸葛誕和他的「麾下」都動了，他們難道不是「人」?這些麾下，有幾百人之多。與諸葛誕一起被司馬昭的兵捉住，卻都不肯投降。幹寶在他的《晉紀》裏說：「數百人拱手為列。每殺一人，輒降之。竟不變。至盡。時人比之田橫。」這些從容就義的人，在被殺的時候心安理得，一點兒也不痛苦。他們說：「為諸葛公死，不恨。」在我國對日抗戰期間，美國空軍若干人在杜立特統串之下，飛到東京上空，執行轟炸的任務；回到中國的上空，因油盡而「強迫降落」，被我們某一村莊的敵後同胞藏了起來。日軍把這個村莊的人，排在一起，先殺一個，再殺一個，直到殺盡為止，沒有一個人肯說他們已經把美國人藏在什麼地方。日軍每殺一個我們的這些忠義同胞，一定先問一次：「你們把美國人藏在哪裡?」而所得到的答復，都是「不知道！」這個故事，是一位美國朋友告訴我的。他和那幾位倖免於難的美國空軍是好朋友。話歸本題，諸葛誕能有那麼多的麾下，甘心為他而死，可見他也不是一個毫無道理、喜歡造反的軍閥。他本人在麾下被捕以前，于格鬥之時陣亡。他的頭被司馬昭叫人割了下來，送到洛陽，掛在十字街頭示眾。他的家人，照例都倒了黴。父族、母族、妻族．完全被殺。諸葛誕與諸葛亮並不是兄弟，只是遠房的本家：同為諸葛豐的後裔(諸葛亮兄弟三人：老大諸葛瑾，老二諸葛亮，老三諸葛均。諸葛均跟隨二哥到了西蜀，被二哥酌量提拔，做官做到了「長水校尉」)。司馬昭打平諸葛誕，「挾」了少帝曹髦回洛陽，叫曹髦封他為「晉公」，以並州六個郡與「司州」(司隸校尉部)的兩個郡，為晉國的封地；又升他的官為「相國」，寵他以「九錫」之命。他一概謙辭(既然不想要，為什麼又先叫曹髦給？為的是，提高自己的聲望)。曹髦與在他以前的一個魏少帝(曹芳)很不相同。曹髦是「智商」頗高的一位青年。他向當時的太學博士淳于俊請教，問《易經》這部書的來源。淳於俊說：「包羲因燧皇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為六十四卦。」曹髦再問，為什麼孔子不說「燧人氏沒，包羲氏作」?對於這一個問題，淳於俊答不出來。曹髦對於《書經》裏的許多字句，也有疑問。他覺得堯有四凶而不能去，用舜還要等待「四嶽」來推薦，似乎並不是聖明得如一般儒生所說。他這樣「惑經」、「疑古」，比唐朝的劉知幾早了幾百年，也許是受了王充所寫的《論衡》的影響。曹髦不幸而生於帝王之家。否則，以他的能力，當一個平平安安、衣食無憂的大學教授，絕對可以做到。他也不幸而智商頗高。否則，倘若他是一個糊裏糊塗的人，一切完全聽由司馬昭做主，可能獲得司馬昭的寬容，不致死於非命。我們應該替司馬昭說一句公道話，司馬昭本沒有計劃要曹髦死，是曹髦自己「找死」。曹髦在甘露五年(西元260年)五月己醜日，糾集了幾百名「僮僕」，敲鼓吶喊，沖出宮門，想沖往司馬昭的住宅，在「東止車門」遇到司馬昭的弟弟司馬伷。屯騎校尉司馬伷想阻擋他們，被他們罵走。他們到了宮城之南的「南闕」，被司馬昭的走狗，魏朝的中護軍賈充，帶了若干兵擋住，雙方打了起來。這時候．魏少帝曹髦拔出寶劍，親自動手。賈充旁邊的另一走狗，官居魏朝太子舍人的成濟，問賈充，「情況緊急了，該怎麼辦?」賈充說：「養你們這麼多年，正是為了像今天這樣的情況。你儘管幹罷，事後不會有人追究的。」於是，成濟便抽出自己隨身佩帶的戈，對皇帝曹髦猛力刺去，「刃出於背」。曹髦當時就死。可憐他年紀只有二十歲而已。曹操地下有知，應該後悔白花了一輩子力氣替子孫謀得了這個並非值得一謀的皇帝寶座。事後，司馬昭把成濟殺了，滅掉三族。賈充，司馬昭升封他為安陽鄉侯(原為陽裏亭侯)，增加一千二百戶封邑，擴大他的兵權為「統城外諸軍」，加官「散騎常詩」(成濟算是白白地上了賈充的當)。司馬昭迎立了燕王曹宇的兒子曹奐(原名曹璜)，繼承填補少帝曹髦所留下的皇位。這位曹奐在當時是「常道鄉公」(常道鄉屬於幽州廣陽郡安次縣，安次縣在今天河北省)。曹奐並不住在所封的常道鄉，而與其他的魏朝宗室一樣住在鄴縣。司馬昭把曹奐立為皇帝以後，更改年號，以甘露五年六月為景元元年。曹奐成為魏朝歷史上的第三個「少帝」。其後司馬炎逼著曹奐禪位篡了魏朝，封曹奐為陳留王。陳壽把曹芳、曹髦、曹奐，三個人先後當皇帝的期間所發生的大事，合寫成一篇《三少帝紀》。然而他在這篇文章裡面，卻又不稱他們為少帝芳、少帝髦，與少帝奐，而只稱他們為「齊王」、「高貴鄉公」、「陳留王」。這是十分說不過去的一種「筆法」。司馬光編《資治通鑒》，把魏國列為正統，口口聲聲，說這不是為了「獨尊獎一國」，而是為了「不可無歲時月日以識(志)事之先後」。但是，到了真的記載史事的時候，我們這位史學前輩與他的若干助手，卻毫不考慮，大書特書什麼「世祖文皇帝」(曹丕)，「烈祖明皇帝「(曹叡)，把劉備稱為劉備，孫權稱為「吳主權」。魏方打蜀漢東吳，就寫成「征」、「伐」；蜀吳打魏方，卻寫成「入寇」!《資治通鑒》荒唐的地方很多。其中之一，是把魏少帝曹芳稱為「邵陵厲公」。曹芳在被司馬師廢掉的時候，回復了他的齊王的爵位；是到了司馬炎篡魏以後，他才被降封為公，封在邵陵；而且要到他本人死了以後，才獲得了「厲」這個字的惡諡。司馬光及其助手，憑什麼可以把晉朝人加給齊王的壞稱呼，寫在屬於魏朝一段的《資治通鑒》上?該罵!司馬昭於少帝曹奐即位以後，叫曹奐封自己為晉公，任命自己為「相國」。他又堅決辭讓丁一次。此後，少帝曹奐與他又再扮演了一個硬要封拜，一個硬是不肯接受的騙人的把戲。到了景元四年(西元263年)十月，已經開始了對蜀漢作最後一次用兵之時，司馬昭才裝出「只得接受」的樣子。一個月以後，鄧艾勝諸葛瞻於綿竹，後主劉阿斗投降。再過四個月，咸熙元年(西元264年)三月己卯日，司馬昭叫少帝曹奐升封自己為晉王，封地由十郡增加為二十郡。司馬昭作了晉王，本可以再進一步，升自己為皇帝。然而八字不夠好，當晉王只當了一年又五個月，便在鹹熙二年八月，一命嗚呼，享年五十五歲。三十六 薑維 薑維是（甘肅伏羌西南）天水郡冀縣的人，少年喪父，被母親撫養長大，教育成人，他對經學頗有研究，喜歡鄭玄一派的註解。他在本郡的郡政府當過「上計掾」，在州政府當過「從事」，升為「中郎將、參天水郡軍事」。諸葛亮第一次北伐，天水郡的人民與若干官吏都響應了諸葛亮的號召。當時，姜維與功曹粱緒、主簿尹賞、主記梁虔，都跟隨天水郡的太守馬遵，在外縣出巡，馬遵懷疑薑維等人都已經有意對諸葛亮回應，便瞞著他們，獨自一人去上邽，閉了城門，設防。姜維等人發現了馬遵已走，就迫到上邽，不料上邽的城門已閉，他們只得退往冀縣，冀縣的城門也閉了。他們無路可走，一起奔向蜀漢軍營，向諸葛亮投降。諸葛亮很賞識他，把他帶回漢中，任命他為丞相府倉曹掾，加「奉義將軍」官銜。他的年齡只有二十七歲，諸葛亮就把他拜為將軍，是因為一則他已經是「中郎將」了；二則他確是「涼州上士」，「才兼於人」。諸葛亮對薑維極為器重，說他非當年的馬良與李邵可及；說他「忠勤時事，思慮精密」，「甚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薑維的尤其可貴之處，是他「心存漢室」。諸葛亮決定：把自己所知道的軍事學識，完全傳授給薑維，然後，送他到成都覲見後主，請後主予以重用。薑維很專心聽諸葛亮的教誨；後主也先後升薑維為中監軍、征西將軍。諸葛亮在建興十二年（西元214年）去世，薑維被召回成都，改任「右監軍、輔漢將軍」，統率在成都及其附近的所有部隊；而且封他為平襄侯。大將軍蔣琬在延熙元年（西元238年）率領大軍進駐漢中，薑維跟了去。其後，蔣琬改任大司馬，叫姜維以「司馬」的身份帶一支「偏軍」，向敵方的西邊進展。延熙六年，他做了「鎮西大將軍、涼州刺史」；十年，升為「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共錄尚書事」。《三國演義》說薑維「九伐中原」，錯了三個字，只有「九」字不曾錯。薑維前後一共有九次用兵，但地點都不在中原。這九次，第一次是在延熙十二年。當時，費禕抑制他，不讓他帶足夠的兵去打，只給他不到一萬人。費禕是一個知守而不知攻的人，並且是失敗主義者。他向薑維說：「丞相猶不能定中原，況吾等乎？」姜維帶這一萬兵去隴西郡，被鄧艾打敗。次年，延熙十三年，費禕讓薑維再去打一次，而所給的兵也是不到一萬。薑維不僅不敢像諸葛亮那樣指向上邽或五丈原（諸葛亮有十萬兵以上），也不敢再到隴西找鄧艾打，而繞到更西面的西平郡（青海西寧一帶），結交了許多羌人領袖。費禕在延熙十六年死，薑維這才稍能施展，有了三四萬兵。他從延熙十六年幹起，一連五年，幹了五次，亦即他生平用兵的第三次至第七次。第三次，在延熙十六年，他圍攻南安城，久攻不下，魏方的雍州刺史陳泰來救，姜維於糧盡之時撤退。第四次，在廷熙十七年，他攻下了狄道、襄武兩個縣，把狄道縣與臨洮縣、河關縣三個縣的人民，帶回西蜀（當時，西蜀苦於戶口太少，兵丁太少）。第五次。在延熙十八年，他率領車騎將軍夏侯霸，共擊魏方雍州刺史王經，殺了王經的部隊幾萬；於魏方的征西將軍陳泰及安西將軍鄧艾帶了很多的魏軍來救之時，撤退，紮在（甘肅成縣西北的）鐘題。第六次，在延熙十九年，他由祁山的一路進攻（在秦水西南的）段谷，被鄧艾打得大敗。原因是，胡濟的一支兵，沒有按照預定的日期到達。胡濟是蜀方的「鎮西大將軍」（這一年，薑維剛被升為「大將軍」不久，把「鎮西大將軍」的位置交給了胡濟。戰敗以後，薑維自請處分，降為「行大將軍事」）。第七次，在廷熙二十年，姜維聽到諸葛誕在壽春對司馬昭造反，很興奮，就再集合了幾萬兵，走駱穀的一條路，到了盩厔縣南的沈嶺，魏方所造的一條小長城之下。向司馬望挑戰。鄧艾從隴西趕來，幫助司馬望守這個長城。司馬望與鄧艾下了決心堅守。薑維移軍到盩厔之東的芒水，依山為營；司馬望與鄧艾也到東邊來，依渭水為營。任憑姜維如何挑戰，司馬望與鄧艾二人總是「大量包涵」、「相應不理」。姜維與司馬望、鄧艾相持到次年（景耀元年，西元258年），聽到諸葛誕兵敗身亡，這才撤退，把軍隊留在漢中，自己去成都向後主報告。後主恢復了他的「大將軍」之職。姜維生平最後兩次用兵（亦即第八次與第九次），均為被動。第八次，是在景耀五年（西元262年），他向後主建議，殺掉壞宦官黃皓。後主不僅不採納，而且告訴了黃皓，叫黃皓到薑維那裏謝罪。姜維不敢留在成都（怕被黃皓暗算），就帶兵去洮水北岸的洮陽，在侯和遇到鄧艾，又被鄧艾打敗。他不敢回成都，留在甘肅西南部的遝中，辦屯墾。第九次，在炎興元年（西元263年），司馬昭大舉伐蜀，分兵三路：第一路，叫鄧艾帶三萬人把薑維牽制在遝中；第二路，叫諸葛緒帶三萬人打祁山，斷薑維的歸路；第三路，叫鐘會帶十幾萬人翻越秦嶺，進取漢中。鐘會帶領十幾萬人分別由駱谷、斜穀、子午穀，都翻越了秦嶺，進抵漢中的週邊的兩個城；漢城與樂城。這兩個城，各有五千人把守。鐘會只叫部隊對他們包圍監視，而不必忙於破城，只須阻止城內的兵去救漢中。鐘會在孤立了漢中以後，不費吹灰之力，將它佔領。陽平關也被他收買了一個姓蔣名舒的攻下。守關的將領傅僉，力戰而死。薑維聽到漢中失守，不再和鄧艾死纏，抽兵東下，到了陰平橋頭，騙過諸葛緒，而回到今日的四川，與張翼共守劍閣。姜維騙過諸葛緒，真可說得上只是「略施小計」而已。姜維先繞到陰平橋頭的北邊，諸葛緒就走到北邊來堵截；薑維又很迅速地來到陰平，走過了橋。張翼原本是與傅僉守陽平關的。關破了以後，張翼帶了殘部向南走，遇到薑維的兵，會合在一起，共守劍閣，抵擋鐘會的大軍。薑維也許犯了一個錯誤：他不應該不解決諸葛緒，留兵守住陰平。然而他是值得原諒的。第一，他急於到四川去抵擋鐘會；第二，他以為追他的鄧艾，會過了陰平繼續追他。不曾料到鄧艾竟然由陰平直接翻山，穿過七百里的無人之境，經江油縣到達涪縣（綿陽）。諸葛亮的兒子諸葛瞻，在綿陽抵擋鄧艾不住，退往綿竹。鄧艾追到綿竹，諸葛瞻戰死。鄧艾長驅直入，到達成都。後主聽了譙周等人的話，捆綁了自己，走到鄧艾軍前，向鄧艾遞了一張投降魏國皇帝（少帝曹奐）的表。鄧艾欣然接受，解了後主的綁。後主這時候已經下詔書給薑維，叫薑維投降。薑維與將士從劍閣走到郪縣（三台），打聽消息，接到了嚴令投降的詔書，全軍將士都氣得「拔刀砍石」。鐘會的大軍追他們，從劍閣迫到了郪縣、涪縣（綿陽）。薑維只得就在綿陽，率領部隊向鐘會投降。鐘會對薑維不僅很有禮貌，而且推心置腹，成為最好的朋友。這是很容易解釋的。雙方都是頗能打仗的人；這叫做惺惺相惜。鐘會與薑維「出則同輩，入則同席」。鐘會告訴他自己的長生（秘書長）其後以註解《左傳》成名的杜預：「拿姜伯約比中原的人士，他好過了諸葛公休與夏侯太初」（薑維的字，是伯約；諸葛誕的字，是公休；夏侯玄的字，是太初）。鐘會只見到薑維的能力，不曾識得薑維的內心。薑維在內心裡實在不願意投降。他的投降，只是一時的權宜之計。他有一套極苦心、極大膽的「陰謀」，而目的在於消滅已經侵入的魏軍，讓後主重新登上皇帝的寶座，先恢復漢的益州領土，再收復整個的江山。他的辦法是：勸鐘會第一步除掉鄧艾，第二步申討司馬昭，第三步自為天子。他留下了一個第四步，不曾告訴鐘會。他的第四步，是殺掉鐘會，讓後主再做天子。鐘會果然聽他的話，向司馬昭誣告鄧艾，說鄧艾圖謀不軌。司馬昭派人用囚車把鄧艾裝載回京。中途，有刺客把鄧艾殺了。這刺客，可能是鐘會派遣的；也可能是薑維暗中派遣的。鄧艾死了以後，司馬昭對鐘會發生懷疑。他親自帶了十萬兵來到長安，而且又叫賈充帶五萬兵由斜谷先行由漢中入蜀。鐘會心裡明白，這分明是對付自己。於是，立刻實行薑維教給他的第二步：對司馬昭造反，自稱「益州牧」，宣言以魏國忠臣的姿態，申討奸臣司馬昭。傳說，與鐘會同來的魏方將士都害怕起來。他們不願意與鐘會一致，對司馬昭造反；他們更不願意於鐘會被司馬昭打敗之時，受到牽累。他們之中有一個人，姓胡名烈，是中級軍官，臨時想出了一個保命的主意。他散佈謠言，說鐘會不再信任魏軍將領，而只肯信任薑維；又說鐘會已經挖妤一個大坑，要把魏軍將領全部活埋。於是，魏軍將士便在某一天暴動了起來，殺掉鐘會，也殺掉薑維。事實是：鐘會並沒活埋魏軍將領之意，只想派薑雛帶領五萬兵當先鋒，北上漢中，與賈充對敵。姜維倒是真想找機會殺了鐘會的。《華陽國志》記載了他寫給後主的一封密函：「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複安，日月幽而複明。」《華陽國志》也說了，薑維「欲殺會，盡坑魏兵」，這顯然是擴大了胡烈所造的謠。胡烈不過說了鐘會想盡坑「魏將」，《華陽國志》卻說成薑維想盡坑魏兵。盡坑魏將，已經很不容易；盡坑十幾萬名魏兵，如何可能？那麼多的魏兵，他們能夠俯首貼耳，聽候活埋麼？薑維的全套計畫，不幸敗壞在胡烈一人所造的謠言上。倘若他成功了，不僅批評家另有一番誇獎，就是那些以耳代目，作應聲筒的謠言傳播家，也不會說他心狠到準備盡坑十幾萬的魏方將士了。批評家中對姜維最不客氣的，是孫盛。孫盛說：薑維不忠、不孝、不義、不節。其實，姜維投奔渚葛亮，由於天水郡太守馬遵不讓他回去。他見到諸葛亮，表露了他「心存漢室」，這是忠心於漢。忠心於漢，當然要比忠心於篡漢的魏好多了。不能遵母親之意而回鄉，那是忠孝不能兩全，值得原諒。帶蜀兵打魏軍，是打奸臣，不是打家鄉或舊邦，不應稱為不義。國亡不死，一則是奉了後主之命，二則是「留此身以有待」，不應稱為不節。孫盛的批評，完全錯誤。況且，如卻正所說，姜維一生清廉、好學，不僅功業彪炳，私生活也確不愧為「一時之儀錶」。他死得太可惜了、太可悲了。三十七 分久必合蜀漢在炎興元年（西元263年）結束；魏國在鹹熙二年（西元265年）被篡於司馬炎。司馬炎是司馬昭的兒子。於司馬昭死時，繼承了晉王與魏國的相國之位。那時候，是鹹熙二年八月辛卯日。三個多月以後，魏國的最後一個少帝曹奐，便叫人把皇帝的璽綬，雙手捧送給司馬炎。司馬炎在十二月丙寅日，集合幾萬名臣僚與四夷君長，在洛陽的南門外，郊祀上帝，宣告就皇帝位，改國號為晉，改年號為「泰始」。於是大魏鹹熙二年十二月，改稱為大晉泰始元年十二月。魏國也結束了，曹操的一生辛苦與曹丕的一時得意。都幻滅為春夢一場。吳國亡得最後，要再過十五年，才輪到它。到了孫皓的天紀四年（西元280年）三月壬申日，才被司馬炎派來的大軍所征服。孫皓是孫權的孫子、廢太子孫和的兒子。吳國在孫權與孫皓之間，有過兩個其他的皇帝：孫亮與孫休。孫權的第一個太子，是長子孫登，孫登不幸早死。孫權的第二個太子，是第三個兒子孫和。孫和因姐姐大虎向孫權進讒而被廢。最後，孫權死時，小兒子孫亮得到皇帝之位。孫亮當了差不多七年的皇帝，為權臣孫[左糸右林]所廢。以後，自殺；自殺之時，還不過是一個十八歲的青年。繼孫亮而為皇帝的，是孫權的第六個兒子孫休。孫休在位，六年多而死。廢了兩年他的丞相濮陽興與左將軍張布受了他的臨終之時的「顧命」，卻並不扶立他的兒子孫[上雨下單]，改立了一位「長君」，年方二十三歲的孫皓。孫皓即位不到三個月，便殺了濮陽興與張布。原因是，他聽說這兩人見他性情粗暴，好酒好色，頗有後悔立了他的意思。孫皓在位十六年，除了把交州重新奪回以外，別無其他作為（交州是在他即位以前的一年，被司馬昭的人奪去的）。他下令所有的大臣，必須把女兒送進宮來，任他挑選，選剩下來的，才許領回去嫁人。傳說他的後宮女子，有五千名之多。事實也許與這個數目稍有出入，然而他是一個昏君，而不是一個賢君，已經是千古的定論。他不僅是一個昏君，而且是一個暴君。他喜歡剜掉「犯人」的眼睛；也喜歡用鋸子鋸掉「犯人」的頭，有一個官居太守的奚熙犯了「非論國政」之罪，被他殺掉三族。像他這樣的一個既昏且暴的亡國之君，竟然能在蜀漢已亡以後苟延殘喘了十六年，令我們又歎一聲「天道難知」。英美人也有一句俗語：「上帝有他的奇特作風。」（God has His strange ways.）我們倘若多懂一點上帝的奇特作風，便多瞭解一點歷史哲學。例如，為什麼中國的歷史上，常常來了「合久必分」與「分久必合」的那一套呢？請原諒，我必須先交代一下，孫皓在西元280年是怎樣丟掉了他的江山的。很簡單，司馬炎於休養生息了十幾年以後，調遣大軍，分兵六路，對孫皓的東吳下手。這六路的司令與目的地，是：一、司馬伷，塗中（當塗）。二、王渾，牛渚（採石磯）。三、王戌，武昌。四、胡奮，夏口（漢口）。五、杜預，江陵。六、王浚，西陵及其以東。在這六人之中，杜預的地位最高：他是「鎮南大將軍」，其餘的五人都只是「將軍」而已。我們今天的人，僅僅曉得杜預是一位《春秋左傳》的註解家，不曾注意到他曾是顯赫一時的「鎮南大將軍」。杜預一向坐鎮在襄陽。他在太康元年（西元280年）正月間出動，在二月甲戌日打下江陵。東吳在荊州南部幾郡（湖南）、交州與新設的廣州的大小官吏，都紛紛派人送了印綬來，向杜預投降。這時候，王浚也已經帶了他的部隊，乘船由益州沿著長江順流而下，燒斷了東吳水軍用來「鎖江」的幾千尺長的鐵索，佔領西陵峽與荊門、夷道兩個城。司馬炎叫杜預鎮撫零陵、桂陽、衡陽；叫王浚繼續東下，與王戎、胡奮共同進攻武昌和夏口。王戎懶得自己費事，只派了兩個參軍帶一些兵去。胡奮相當賣力。於是王浚與胡奮二人很快就拿下了武昌、夏口。王浚在三月間又「順流而下」，到了建業的城下。中途，他收降了孫皓的遊擊將軍張象，與張象所率領的一萬水兵。孫皓曾經讓丞相張悌，帶了建業城內的精兵三萬人，在三月初旬渡過長江，抵擋那來攻牛渚的王渾。張悌忠義有餘，而軍事學識不足，一戰而敗，本人陣亡，部隊被殺了七千八百多名，剩下來的殘部，都喪失了戰鬥能力。司馬炎的叔叔、晉朝的琅邪王司馬伷，也率領他的部隊到達了塗中（當塗）。孫皓生活在王渾與司馬伷四隻眼睛的監視之下，已經夠害怕的了。忽然，聽說又有「兵甲滿江，旌旗燭天」的王浚，即將來到建業城外的長江江面。孫皓不再考慮，立刻叫人寫降表，寫三份，分送給司馬伷、王渾、王浚。這三人都很欣賞孫皓送來的這張降表。王浚的船，行列有一百華里長；王浚的兵，共有八萬之多。這些兵敲著鼓，喊著、唱著，果然來到了石頭城（建業）的城下。他們抬頭看到，城牆上豎滿了降幡。唐朝的劉禹錫，有一天航行到今天湖北省大冶縣之東的西塞山，想起了這是當年王浚帶了「樓船」所經過的地方，不免詩興大發。吟了一首「懷古」：王浚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從今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以前，孫堅、孫策何等英雄。孫權也不愧是一時豪傑。而今，這窩囊的孫皓丟盡了曾祖、伯祖，與祖父的檢。他捆了自己，帶了棺材，走到王浚的軍門，去聽憑處分。王浚也像以前鄧艾對待劉後主那樣。解了孫皓的綁，燒了孫皓帶來的棺材，請孫皓進來相見。然後，點收了東吳的領土地圖與戶口冊藉。地圖上列有四個州（揚州、荊州、廣州、交州），戶口冊籍上列有五十二萬三千戶人家。駐紮在塗口的王渾，大吃其醋，認為王浚無權受降，他王渾自己是「安東將軍」，而王浚不過是一個不三不四的「龍驤將軍」。王渾又認為，既然司馬炎曾經命令他攻塗口，可見這攻進建業的事是司馬炎準備交給他的任務。王浚分明在「越俎代庖」，而且，真正打了一次硬仗、擊潰張悌的，是他，不是王浚。他尤其生氣的是：在王浚經過（江寧峽之東的）「三山」之時，他派人請王浚到自己的軍營裏「談談」，那王浚卻藉口「風大，船停不住」，竟敢不來（王浚也知道，倘若去王渾的營裏，王渾一定要「節制」他，命令他暫時不要進展到建業城下）。王浚趕緊把孫皓押送給王渾，把首功讓給王渾。王渾卻仍然向司馬炎告了王浚一狀，說王浚不受他的「節度」。司馬炎把王渾的狀子，交給主管的臣子們審議。這些臣子竟然站在王渾的立場，建議用囚車把王浚押解來京，從嚴懲罰，像以前對鄧艾那樣（為什麼這些臣子對王渾「一面倒」呢？因為王渾的兒子王濟，娶了司馬炎的女兒常山公主。王渾與司馬炎是「親家」）。司馬炎在這一件事的處理上，不愧為開國之君，比他的爸爸司馬昭還略高一籌。司馬炎不準把王浚用囚車押解來京，只是下了詔書，申斥王浚一番，不該違抗了王渾的節度（王浚上表申辯，說自己在三月十五日中午已經到達秣陵關，到了黃昏之時才接到王渾要他接受「節度」的命令。在命令中，王渾叫他回軍西向，圍石頭城。這時候，孫皓已經來降，實在沒有再去圍石頭城的必要）。那位天子親家王渾，也真是夠無聊的，他又告王浚「得吳寶物」。王浚又不得不申辯，說：先走上孫皓的禦船的，是王渾，不是他王浚；先進孫皓的皇宮的，不是他王浚，而是晉朝的揚州刺史周浚。到了王浚到京覲見之時，王渾在京城的黨羽，又告他擅自燒了孫皓的船一百三十五艘，奏請司馬炎把王浚「付廷尉椎」（抓到大牢裏，嚴刑拷打，看他招也不招。這是我們中國人白玉一般的文化之中，挺難看的一點微瑕）。司馬炎說：「不必如此。」司馬炎升了王渾的爵，由京兆侯晉封為京兆公，也升了王浚的官，由龍襄將軍升為「輔國大將軍」，其後再升為「鎮軍大將軍」。孫皓到了洛陽以後，被司馬炎封為歸命候。以前蜀漢後主到洛陽，所得到的爵位是「安樂公」。公爵，比孫皓高。魏國的末代皇帝曹奐，是在禪位以後被封為「陳留王」，王爵，比劉後主又高了一層。司馬炎待他三人（曹奐、劉禪、孫皓）都很寬厚，讓他們安享餘年而死。現在，我們可以略為談談分久必合的大道理了。我在三十三年前曾在重慶於演講之時說過：分久必合的必字，與合久必分的必字，都不妨「修正」為「可能」兩個字。「合久了可能分，分久了可能合」。現在，我以為這「可能」兩個字，又不妨再修正為「容易」：「合久了容易分，分久了容易合」。原因何在？合與分，本身都各有可愛之處，也各有缺點。剛合了不久，一切新鮮，頗有「開國景象」，在上的求才若渴，在下的互慶昇平，合久了，有若干缺點就顯露了。當皇帝的以為寶座穩如泰山；當官的懶得向老百姓討好；沒有當到官的，由於爸爸或丈人不是官而似乎永遠沒有機會一過做官的癮，因此而「唯恐天下不亂」；至於一般渾渾噩噩的老百姓，過久了出汗納糧的日子，也感覺煩，倘若又遇到什麼蝗蟲、大水、乾旱、地震、土匪，那就頗有「反正是死，不如快活一下再說」的造反之意了。於是，大一統的局面土崩瓦解，慢慢地在地平線上冒出來若干割據一方的群雄。群雄互相比武，比到後來，就有幾位尖尖兒的角色，演出在時間上或長或短的「分」的局面。分的局面，未嘗沒有它的令人嚮往之處。以讀書人而論，在戰國時代活著，確是比在明清兩代捱著，舒服得多。明清兩代有鹽商，卻沒有孟嘗君，也沒有像「稷下」那樣可以雄辯滔滔、暢所欲言的公共場所。做官的，與希望做官的，也會羨慕他們在戰國時代的老前輩：本國或另一個國家的君主不賞識他們，他們就可以走到另一個國家去活動活動。「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以蘇秦而論，只要還留著「三寸不爛之舌」，不怕沒有一個可以讓他「飛黃騰達」的國家。我想大膽說一句對先賢失敬的話：倘若諸葛亮不留在隆中等機會，而跟著哥哥諸葛瑾到東吳去找工作，像諸葛均後來跟了他去西蜀一樣，那麼諸葛亮十有九成，在東吳當不上丞相，而極可能倚靠哥哥的社會關係，做到一名比「長水校尉」高不了多少的不大不小的官而已。諸葛亮之所以能與哥哥諸葛瑾各仕一國，分途發展，正是天下三分的可愛之處。太史慈是山東人，到了東吳，才遇到一個自稱為他的知己的孫策。當時，北方人跑到南方，南方人跑到北方，東邊人跑到西邊，西邊人跑到東邊，忙得很，熱鬧得很。老百姓夾在三個國的裡面與中間，豈不很苦：要打仗，要納糧，還要做無薪的工。事實，卻也並不太壞。三國時代到來以前，當老百姓的還不是一樣要納糧、做工、打西羌、打烏桓、打鮮卑？三國時代的仗，也只有幾次比較激烈。就一般的生活情況而言。老百姓在三國時代，遠比在東漢時代活得好。朝廷上不再有宦官外戚把持一切（除了西蜀在最後幾年有一個宦官黃皓而外）。三個國家的大小官吏，絕大多數是清廉的。諸葛亮而且把西蜀治理得道不拾遺。曹魏的法律，比較偏於太嚴，卻也有嚴的好處，叫人民不敢輕易犯法，也就免得受刑。明帝曹叡所修訂的魏律，其後成為幾個朝代的法律的藍本。曹魏也創行了「九品中正」的制度。這制度雖未必能實現以絕對客觀的標準來登記青年才俊的構想，卻也不能不說是好過了東漢末年那些孝廉、茂才，都並無優良品德或真才實學，全靠父兄與岳家的權勢而獲選。曹魏的屯田政策與水利建設，雖則是以便利軍事行動為目的，而間接卻大大地幫助了農民。曹魏在金融的處理上，有點兒顛顛倒倒：恢復了五銖錢，又施行「以物易物」。在這一方面西蜀比曹魏高明，一度發行了當百的大錢，而不久便恢復了五銖。後主與諸葛亮繼續執行這一種取信於人民的好政策，讓人民始終生活得十分安定。孫權也發行過大錢，而且發行了「當千」的「大錢」，來套取人民的「小錢」。但是，後來他也覺悟了，把「大錢」收了回去（東漢與三國時代的人，喜歡那重量固定、成色固定的五銖錢，正如民國的許多老百姓之喜歡所謂「袁大頭」。袁大頭，每塊重庫千七錢二分，品質幾乎是百分之百的純銀）。魏蜀吳三國的領土，加起來，比以前東漢的大。它們三國彼此的力量差不太多，在中原角力，角成了一時彼此無可奈何的相持的局面，於是分頭對外發展，把較為弱小、在文化上較為落後的鄰居部族，「納入範圍」。魏對於烏桓、鮮卑；蜀對於南方的夷（蠻夷）與青海及甘肅西南的羌，吳對於江浙皖三省山地的「山越」、皆是如此。三個國家都有很多的軍政人才。這些人，倘若生在東漢，大概只能有三分之一的數目春風得意。三國時代的經學、文學、史學、藝術以及科學，都十分發達。原因是：有刺激、有挑戰，又有熱心的老師。小道如看相算命，也頗有可觀。至於，虞翻談《易經》，談出了新鮮的道理來，那就更高於看相算命的管輅了。一度想說服諸葛亮向曹魏投降而反被諸葛亮用「正議」申斥了一頓的王朗，對《易經》也有相當研究。他所寫的「傳」，到了北魏之時，仍被經生用作課本。他的兒子王肅，是有名的古文家（被有些人懷疑為「偽孔安國古文尚書傳」的作者）。王肅的兒子王弼，是天才：他註解了《老子》，又用《老子》解釋了《易經》。論文學，我們只須再提一下曹操的「對酒當歌」與曹植的「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榮曜秋菊，華茂春松」，不就夠了嗎？再說，建安七子怎麼樣？東漢有沒有？在才華上比曹植略遜一籌的曹丕，卻也自有千秋。在詩的體裁上創始了「七言」，又在小說方面寫了一部神怪的《列異記》。與他有「談鬼」的同好的，是《搜神記》的作者，幹寶。幹寶同時也是一位「掌故家」，留下了《魏晉春秋》，作為其後南北朝劉宋的裴松之用作註解《三國志》的材料之一。以裴松之所引的若干書籍而論，三國時代的當代歷史家確是不少：寫《魏略》的魚豢，寫《吳書》的韋昭，等等，不勝枚舉。甚至那人格不甚足取的譙周，也表現了他對古史的濃厚興趣（寫過一部《古史考》）。三國時代在藝術上的成就，圖畫可以用美國波士頓城美術博物院所藏的壁畫為例：上面有兩個極其生動的遊春的人。建築，東吳的佛教寺廟很多：武昌有慧寶寺，建業有瑞相院、保甯寺，吳縣有通玄寺，鄞縣有德潤寺。曹操在赤壁之戰戰敗了以後所建的銅雀台，大概不太難看。他的孫兒，明帝曹叡，是一個很喜歡搞建築的皇帝。談到科學，三國時代有過會用麻醉藥，又會動手術取出腎結石，甚至有把握進行「神經解剖」的名醫華佗。馬鈞，傳說為水車的發明家，但他確是曾經發明了「發石車」、「指南車」，與「十二躡綾機」。以及一種自動兒童玩具，叫做「翻車百戲」。馬鈞是魏國人，魏國另有一位劉徽，在數學上頗有造詣，寫出了一部《海島算經》。三國時代的分裂局面。竟然有那麼好，那又何必再合呢？是什麼人，為了什麼原故，要把三個國家又合成了一個呢？為什麼，在最後合的時候，又合得那麼容易？想合的，不僅是司馬昭與司馬炎，吳蜀兩方的君臣，也都是想統一宇內的，只不過是力量不夠而已。自從孟子以來，中國人的政治思想都有了「天下定於一」與「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等等牢不可破的「定論」。他們接受了孟子的判斷：天下要安定，只有在統一於一個君主之下的時候；天上沒有兩個太陽，因此地上也不該有兩個大王或皇帝。這個理論，是否有斟酌的餘地，只有少數入私底下在「胡思亂想」。極大多數的中國人，不僅是皇帝與大臣，而且是一般的老百姓，總以為：有了兩個以上的皇帝就會有內戰，就不太平，就不安定。而且，在一個「天下」之內，一個中國之內，是不應該有兩個皇帝的；倘若有，那是違反天道，不能長久。除了這種心理上的因素以外，三國的大臣與人民也有點兒感覺到，再分下去沒有什麼意思。分久了，似乎就懷念過去合的時候的光彩。晉朝的司馬氏一家，雖則以「狐媚取天下」，似乎對老百姓倒很寬厚。司馬炎本人，也不像孫皓那麼昏而且暴。中國能夠統一於司馬氏之下，也許要比天下三分好。因此，司馬昭與司馬炎把三國合了起來，合得十分容易。曹操曾經想拚出一個統一的局面。諸葛亮也試圖幫助劉備與劉禪，以追求同樣的目的，卻鞠躬盡瘁而死。曹操與諸葛亮的才幹，均比司馬昭與司馬炎高，高得不成比例。為什麼司馬昭與司馬炎先後輕輕一動，就吞併了西蜀與東吳？大概是，正如我的假定：分久了，便容易合。正如兩漢合久了，也容易分。話說回來，兩漢是合了四百多年才分的；為什麼三國分了幾十年就又合了呢？我的答復是：司馬炎在西元280年所完成的合，只是暫時的合而已，過了十年便有八王之亂，接著又有「五胡亂華」與南北朝，要到了隋煬帝以後的李淵、李世民，由於有魏徵、房玄齡、杜如晦，這些第一流人才作為幫手，才把龐大的中國真正合了起來，卻也不過合到了安祿山造反為止，前後只有一百五十年左右的真正統一而已，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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