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應泉：略論政治家的倫理問題

06-08

　　政治家在從事政治活動的過程中，一方面要有為人民謀利、為社會造福的美好、善良的動機，另一方面又要自覺地在民主和法治的軌道內執政，其行為要符合法律的規定，其過程要符合正當的程序，並且必須對自己行為所造成的後果負責。政治家如果為了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而無視所採用的手段和程序是否正當，無視自己的行為將會給社會和人民帶來怎樣的實際後果，就會產生「好心辦壞事」的悲劇，即出於美好的動機卻危害了社會和人民的利益。也就是說，政治家必須具備很強的對自己的行為負責的責任倫理意識，而不是那種只要動機正確，就可以不顧後果的意圖倫理。筆者結合中國現代歷史上政治家的倫理特徵，對這一問題進行探討。

　　一、意圖倫理與責任倫理

　　韋伯把政治家的倫理分為信念倫理(即意圖倫理)和責任倫理兩種類型：「一切倫理性的行動都可以歸於兩種根本不同的、不可調和的對峙的原則：信念倫理和責任倫理。這不是說，信念倫理就是不負責任，責任倫理就是沒有信念。當然不能這麼說。不過，究竟是按信念倫理準則行事?用宗教語言來說，就是『基督徒做對了，成績歸功於上帝』?還是按責任倫理原則行事：就是說，當事人對其行動的(近期)後果負責，兩者有著天壤之別。」「在許多情形下，『善』的目的與人們對道德上可疑的、至少是危險的手段以及產生惡的副作用的可能性或幾率的容忍分不開。世上沒有一種倫理能夠表明：什麼時候在什麼範圍內倫理上善的目的把倫理上危險的手段和副作用神聖化了。」他斷定，用目的神化手段，信念倫理也註定要失敗。因為「它只有一種邏輯可能，那就是擯棄任何使用道德上危險手段的行動。」[1]意圖倫理以意圖的正確與否作為價值判斷的標準，只要動機是正確的，其他的都是次要的，而且都要服從於動機的實現這一目標。為了美好動機的實現，無論採取什麼手段都是值得的，也都是必要的，而對於這種行為可能導致的實際後果，則不予考慮。而責任倫理卻不注重人們的動機是什麼，而是著重考慮人們的行為可能導致的實際後果，人們必須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同時，責任倫理強調行為的手段和程序的正當性，只要行為是不正當的，即使動機再好也是不被允許的。這對於長期以來以倫理道德為本位，習慣了「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都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都要反對」(毛澤東語)，習慣了所謂的「政治正確」和「黨性原則」的我們來說，無疑是十分陌生的，同時也是亟須補課的。

　　以倫理為本位的社會，善惡是區分人的首要標準。只要被定性為善，就佔據了道德的制高點，就可以一俊遮百丑;只要被定性為惡，就被宣判了道德的死刑，就永世不得翻身。一個人動機良好就是善的，只要具備了這一點，即使採取再極端的手段也會被允許，即使造成了再可怕的後果也可以不受追究;相應地，一個人動機不良就是惡的，即使做了再多有益的事情也不會被認可。這種倫理陳義甚高，可釀造出來的往往是一杯苦酒。在這種倫理觀下，如果一個政治人物動機純正，「政治正確」，他就可以為了實現這一動機而不惜採取極端的手段，就可以不惜要求人們為此付出巨大的代價;如果一個政治人物居心叵測，也可以標榜自己動機崇高，「政治正確」，從事以人們付出的巨大犧牲成就一己之私的勾當。同時，尤其是在一個權力沒有受到有效制約的人治社會，政治人物尤其是其中的領袖人物對社會的影響往往是全局性和長期性的，如果他提出一套錯誤的政治路線，就會在全社會推行開來，就難以得到及時的糾正，只能等到整個社會的運行已經難以為繼時才有可能轉寰，而這時候卻已經大禍釀成了。這又怎一個「好心辦壞事」了得!套用法國大革命時期的一句名言，可謂是：意圖倫理，意圖倫理，多少歷史上的悲劇因汝而產生?多少歷史上的惡人假汝之名而行惡?在法國大革命時期，激進的雅各賓派掌權以後實行極為恐怖的革命專政，即以革命和人民的名義強迫人們接受他們的政治信念，「你不自由，就逼著你自由」即是這種政治實踐的生動寫照。在革命的名義下，人們的自由被剝奪了，人權被踐踏了。這種紅色恐怖的發展邏輯導致了人人自危，誰都可以以對方不夠高尚為由把其劃分到敵人的陣營里去，就可以消滅對方。雅各賓派的領導人最後也紛紛上了消滅敵人的斷頭台，這是令人喟嘆不已的!只有到這種紅色恐怖最後難以為繼了，才為另一種反革命的政權所復辟。極而言之，希特勒在德國實行納粹統治時也是以「國家社會主義」作為標榜的，日本發動對亞洲其他國家的侵略時也是以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為號召的。

　　在現實生活中，由於人們觀念的歧異和利益的差別，對於動機問題我們很難下一個價值的判斷，也沒有誰擁有最後的評判權。同時，一個人的動機不論多麼美好，也不能夠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惡強加於人固然是一種惡，善強加於人亦是一種惡，而且後者的危害性甚至還要超過前者;一個人的目的不論多麼正確，也不能夠代替手段和程序的正當性，程序正義是實質正義的前提條件，沒有程序正義，實質正義是得不到保障的;一個人的行為不論結果多麼完美，也不能夠忽視其中的代價問題，尤其不能夠以犧牲他人的自由權利為代價，每個人的自由權利都是平等的，每個人的生命尊嚴都是等價的。因此，我們必須拒絕那種高調的卻是虛無縹緲並且十分危險的意圖倫理，而要實行那種低調的卻是符合正義原則並且穩妥可靠的責任倫理。意圖倫理注重動機而不注重效果，雖然不乏動人的口號和理想，但帶給人間的卻往往是災難，並且還十分容易成為各種政治野心家和投機家藉以謀私行惡的幌子。責任倫理不注重動機而注重效果，雖然沒有各種動聽的口號和理想，卻是務實和穩妥的。它要求人們要對自己行為可能造成的後果負責，並且要注重手段和程序的正當性，從而使壞人不敢辦壞事，好人要把事辦好。在這樣的社會，雖然沒有太多足以激動人心的口號，也沒有太多崇高的動機可以標榜，但人們卻可以避免「好心辦壞事」這種「善的傷害」，避免居心叵測者在各種漂亮動機的掩護之下謀私行惡，可以使自己的各種自由權利得到切實的保障，從而扎紮實實地獲得社會幸福的增進。在責任倫理下，一切要經過人民的同意，並且要經過法定的程序。相對於意圖倫理下的集權政治，這種政治上的民主往往會使決策變得緩慢和沒有效率，卻得以有效地避免決策與民意的相背，避免出現重大的決策錯誤，而且即使錯了，也可以在這種機制下得到及時有效的糾正。同時在這種體制下，一旦決策獲得通過就可以得到有效的落實，因為在決策的過程中已經有效地在社會上凝聚起了共識。雖然緩慢，卻是在扎紮實實地前進著;雖然低效，卻避免了大起大落，避免了許多的彎路和大量的浪費。

　　二、歷史的反思

　　毛澤東作為一位歷史偉人，他為中國以及世界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而奮鬥了一生，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他一生奮鬥的初衷都是為了把勞苦大眾從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舊社會中解放出來，建立起嶄新的社會主義社會，在這個社會中人們不但要在物質上豐衣足食，而且要在精神上達到理想的境界，成為社會主義的新人。司馬璐在《中共歷史的見證》一書中回憶道，他到延安的時候見過毛澤東，毛對他們這些小青年說：「中國搞社會主義，就要讓人民有飯吃，有衣穿，有小汽車。」建國後，毛澤東要對工業、農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要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除了是要在我國建立起「一大二公」的社會主義制度之外，也是為了要解放生產力，使我們的經濟社會迅速地發展起來，儘快地改變「一窮二白」的面貌，使我們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使群眾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的提高。「樓上樓下，電燈電話」，就是當時提出的實現共產主義的口號。然而，由於這種極左路線嚴重違背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嚴重違背了人性的特點，雖然他竭盡了全力，也窮盡了一切手段，仍然沒有實現把人民帶入理想社會的目標，而是使經濟社會的發展走入了一個死胡同，人們長期生活在短缺經濟之中，我們與外界的差距越拉越大。在精神方面他要改造人性、造就社會主義新人的目標也同樣沒有實現。人們常常懷念那個時代人們精神境界的高尚，這其實是出於一種誤解或者是有意的遺忘。在那個時代一次次的政治運動當中，人們為了在運動中不被清理出去，甚至為了在運動中乘勢爬上去，互相揭發、告密甚至是構陷。當政治運動成了一種常態，這種風氣也成了一種常態。為何我們在大躍進中出現嚴重的浮誇風?除了政治高壓的因素之外，在這種「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體制之下，人們以此作為撈取政治資本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這種極左路線的危害在文革中達到了極點，使我國的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同時人們的道德狀況也下降到了驚人的地步，把我們民族的劣根性淋漓盡致地暴露了出來。然而，誠如《關於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所說的，毛澤東在犯「文革」這樣嚴重錯誤的時候，還始終認為自己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是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這是他的悲劇所在。

　　毛澤東要全面、深刻地改造中國的社會，從而達到他所追求的大同之境。為了實現這一理想，他可以窮盡一切手段，無論這些手段是多麼的極端，也無論與現實以及人性是多麼的相違。在他的烏托邦理想中，一方面，人民是出發點也是歸宿，一切都是為人民的利益著想;另一方面，人民又不過是這種理想的實驗品，他們的實際願望和要求並不在他的視野之內，更遑論是各種自由權利了。這似乎構成了一個悖論。1954年10月下旬，印度總理尼赫魯訪問中國。毛澤東在與他進行會談時這樣告訴對方：「我不相信原子彈有那麼不得了，中國這麼多人，炸不完。而且原子彈你能放，我也能放。炸死一千萬、兩千萬算不得什麼。」據當時在場的人士回憶，這些話使尼赫魯大為吃驚。後來，在1957年11月在莫斯科舉行的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上，類似的話他又說過一回，同樣引起當時在場人士的面面相覷。這些話也許是他作為一個具有浪漫風格的領導人的隨性之言，當不得真，但仍然可以從中反映出人民的實際願望和要求在他那裡似乎是隱而不彰的，為了追求更為長遠的目標，人民必須做出必要的犧牲。這從他所推行的路線、方針、政策就可以充分地體現出來。1955年春季以後，在農業集體化的過程中各地農村出現了農民鬧退社、要求單幹等風潮。作為從一個從農家出來的深知農民心理的革命家，他並非不知道人們有自發的傾向和單幹的積極性，也並非不知道單幹有促進生產的作用。然而，他要的是改變廣大農民幾千年以來形成的私有習性，建立起符合他心目中理想的集體所有制，從而既可以實現人與人的平等，又可以進行機械化和社會化的耕作，提高生產力水平。於是，他通過發動政治運動，把這種風潮壓制了下去，實現了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三年大困難期間，各地農村又紛紛出現了包產到戶的浪潮。面對當時空前嚴峻的經濟形勢，毛澤東最初默認了，允許各地進行嘗試。但他的內心裡始終對它是有抵觸情緒的，是始終念念不忘「一大二公」的。當形勢有所好轉後，他又開始出來阻止了。1962年7月下旬，鄧子恢到北戴河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向毛澤東陳述了實行包產到戶的好處，認為包產到戶不牽涉到所有制問題，是一種集體經濟的管理形式，確實能增產，群眾也歡迎。毛澤東不同意他的看法，說包產到戶搞了幾千年，還要試驗嗎?如果實行包產到戶，兩年不到，翌年就會出現兩極分化，就有人會討小老婆。在1962年9月下旬舉行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發動了對「黑暗風」、「單幹風」和「翻案風」的批判，包產到戶從此又偃旗息鼓了。他並非不知道這一切都與人們的願望相違，也並非不知道這其中隱藏著巨大的風險，但是為了追求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會，還是迎難而上了。這就是一種意圖倫理。

　　毛澤東時代結束之後，我們經過撥亂反正，進入了實行改革開放的時期。作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不去追求以前那種烏托邦的理想，而是務實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儘快地使國家富強起來，以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作為追求的目標。只要有利於發展社會生產力，只要符合人民的願意和要求，不管哪一種經濟形式都允許嘗試。包產到戶、個體經濟、私營企業等這些過去被打入另冊、不允許存在的東西，這時候當人們自發地發展起來之後，他沒有忙於取締，而是先允許其存在，先放一段時間再說。經過一段時間實踐的檢驗，證明這些做法有巨大的生命力，十分有利於經濟社會的發展，再予以合法化，並在整個社會推廣開來。我們的改革開放正是在這樣的一種路徑中不斷地向前推進和發展的，從而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經濟社會取得了持續快速的發展，創造了世界的奇蹟。鄧小平的成功之處在於不去固守一種教條，而是把發展生產力作為衡量一切工作的根本標準，尊重人民的願望和首創精神，尊重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在這樣的基礎上，對於實踐中出現的能夠促進經濟社會發展、能夠給人民生活帶來改善的新生事物，他順勢而為，積極地推動這種變革，從而把經濟社會發展推上了一個快車道，前所未有地改變了我們國家的面貌。鄧小平在改革開放時期形成的這種改革思想被形象地稱為「貓論」，其實它在六十年代初就已經有了。1962年7月7日，他在接見出席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全體代表時發表了講話，說道：「生產關係究竟以什麼形式為最好，恐怕要採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採取哪種形式;群眾願意採取哪種形式，就應該採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他為此引用了劉伯承經常講的一句四川話：「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2]不去追求那種高遠卻脫離實際的社會理想，而是尊重人民的選擇，對人民的利益負責，這就體現出一種責任倫理。

　　三、結語

　　以上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值得我們深思，並且也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即政治家只要出於美好的動機，只要是為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著想，就可以違背人民的實際願望和要求，就可以不擇手段;還是要把路線、方針、政策建立在符合人民願望和要求的基礎上，即不管自己的動機多麼美好，只要不是人民所需要的，都不能強迫人民接受，而只要是人民所要求的，不管多麼不符合自己的理想，也得予以滿足。即是說，政治家是要選擇意圖倫理還是責任倫理的問題。答案當然是要後者而不是前者。而要建立起政治家的責任倫理，最重要的制度基礎就是民主憲政制度。在這樣的制度下，實行尊重多數、保護少數的原則，政府的權力是人民授予的，要接受人民的制約和監督，同時在不同的權力主體之間實行分立制衡的原則，從而避免權力的濫用和腐化。在這樣的制度下，政府的政策要符合多數的民意，政策的出台要經過一系列正當的程序。在這樣的制度下，政治家無法隨心所欲，而必須服從民意，以民眾的願望和要求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如果民眾沒有意識到一項政策的重要性，而政治家首先意識到了，他也不能強迫民眾接受它，而只能去做耐心說服的工作，等到人們普遍意識到以後才能實行。即使在民眾中流行的觀念是錯誤的，由於在這樣的制度下人們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權利得到了保障，正確的思想仍然有其存在的空間，有朝一日終究會被人們所接受，這種例子在人類的歷史上是屢見不鮮的。先進的思想一開始時總是不被理解，被當作另類。譬如，當20世紀30年代蘇聯的工業化取得了巨大成功，人們普遍對計劃經濟產生幻覺的時候，以米塞斯、哈耶克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對它進行了深刻的批判，並一直堅持下來。最後實踐證明他們是對的，其思想終於成為社會的主流思想。人們也許要經過實踐的教育才會變得聰明起來，當實踐還沒有教育他們時，要允許他們進行摸索，甚至要付出點學費。用我們本土的一個話語，就是政治家要依靠群眾，相信群眾。

　　參考文獻：

　　[1]王容芬.馬克斯·韋伯的信念倫理與責任倫理[EB/OL].[2014-12-18](2010-03-13).http://www.aisixiang.com/data/32303.html.

　　[2]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2-327.

　　原發表於《新鄉學院學報》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