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牆是怎麼倒塌的？

市中心的柏林牆

觸摸柏林牆

原地方的柏林牆

東西柏林之間的查理檢查站舊址

二戰中被炸掉一半的威廉大帝紀念教堂

波茨坦 無憂宮

夏洛滕堡宮

夕陽西下

勃蘭登堡門——懸崖勒馬圖

20年前的昨天，全世界懷著敬畏的心情看到，數以百萬計的東德人和西德人湧上柏林街頭，拆毀了歷史上禁錮人類自由的最大標誌性建築之一。由此，德國人民不僅在忍受了28年的痛苦分離後與同胞兄弟姐妹再度團聚，而且還為歐洲帶來了統一、自由與和平的希望。

柏林牆的倒塌以及隨後共產主義的崩潰，是許多人努力的結果：有東方人，也有西方人；有歐洲人，也有美國人；有軍人，也有政治家。但對極權主義的最深遠打擊，或許來自一種理念：人們對人權的普遍嚮往——生命和自由、對財產的保護、以及得到被統治者認同的統治。西方對這些價值觀的支持，以及對所有在鐵幕背後仍對這些價值觀保有信念的人士的支持，幫助我們贏得了冷戰的勝利。20年後的今天，我們仍可從這段經歷中借鑒許多經驗。

最重要的一點是：體現人權的政府必須在其外交政策中對人權給予支持，不分時間場合，不分種族。這種支持不僅是正確的，而且標誌著現實主義的更高形式。政權的性質不可能背離其行為。粗暴對待和欺騙本國人民的政府，很可能會以同樣、或者更糟的方式對待我們。相反，尊重本國公民權利的政府，則更有可能在世界上發揮和平作用。因此，出於自身的基本利益，我們必須在塑造世界，使之為更多人提供更有保障人權的長期和耐心努力中，發揮帶頭作用。

當然，我們這些人權的支持者有時也會達不到自身的高標準。但在此類情況下，我們真正的朋友會要求我們做得更好，我們也會調整路線。最重要的是，我們仍然堅信自己的原則，我們深知，這些原則不僅屬於我們，而且得到了所有渴望擁有這些原則的人的支持。這意味著，美國及其盟友必須始終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與被壓迫人民——而不是那些壓迫者——站在一起。

我們當然應當尊重那些不想要我們支持的持不同政見人士的意願。但是，如果示威者點名道姓向我們呼籲，懇求我們的援助，以英文書寫抗議標語，那麼他們顯然是希望我們給予幫助。我們有責任給予他們幫助。當勇敢的公民為維護自身權利和平請願時，我們必須鼓勵他們堅持下來。當他們被捕入獄時，我們必須為他們的釋放呼籲努力。當他們面臨暴力和恐嚇時，我們必須予以譴責，並提醒施暴者我們不會忘記他們的罪行。

這並不是說，在符合我們自身利益時，我們應當拒絕與侵犯人權者接觸。世界沒有那麼簡單，我們有時可能需要與一些非常邪惡的角色打交道。但是，我們決不應因此就閉口不去批評他們對待本國人民的做法。事實上，在這類情況下，我們在道義上有責任大聲談及人權問題——因為它向被壓迫人民表明，即使是在與他們的統治者進行商談時，我們也沒有忘記和背棄他們。這說明我們清楚自己真正站在誰的一邊。

我想到了美國前總統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他總是願意在能夠推進我們的利益時，與蘇聯接觸和商談。但同時他也對蘇聯人表示，他們的帝國終將走進歷史的垃圾堆。他忠告蘇聯總統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要拆掉那堵討厭的柏林牆。他把接觸當作另一種機會，為被共產主義禁錮的人民爭取更好的待遇。里根有時確實會緩和對蘇聯行為的公開批評，但那是為了響應蘇聯取得的實際進展，而不是為了換取接觸。

柏林牆的倒塌譜寫了歷史，但譜寫那段歷史的，實際上是無數的男人和女人，他們幾十年來一直渴望迎來一個自身權利同樣可以得到保障的世界。今天，渴望實現這一夢想的人依然存在，例如在伊朗、古巴、辛巴威和緬甸等國。這類敵視人類尊嚴的國家或許看起來穩定，但實際上它們的內部正在腐爛——因為它們只有動用恐嚇和武力才能維持自身統治，而人民則不會永遠畏懼不前。

本文作者是來自亞利桑那州的美國參議員、2008年美國總統選舉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譯者/何黎

FT社評：柏林牆倒下之後 2009-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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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接：FT社評：柏林牆倒下之後 英國《金融時報》 社評 2009-11-09

二十年前的今天，當人們推倒柏林牆時，在歡慶自由的混亂人群中，很少有人能預見到這件事的後果。但抓住了這一時刻，他們便創造了歷史。

和那座混凝土的磚石建築一樣，德國及歐洲始於1945年的分裂狀態也從此消失，由此打開了通向冷戰結束、民主和自由市場進入東歐、以及歐盟(EU)壯大的道路。

二十年過去了，很明顯，世界從共產主義的倒台中獲得了巨大的政治與經濟利益。儘管今天還存在全球恐怖主義、中東問題和經濟危機這樣的難題，但超級大國對立局面的結束，讓世界變得更加安全、更加自由、也更加富裕。

從無到有，東歐各國在確立民主制度方面創造了奇蹟。但它們必須付出更多努力來應對共產主義的貽害，構建對公共機構的信任，並打擊腐敗。

與此同時，有跡象表明，過去那條穿越德國、將莫斯科與西歐分割開來的界線正在更東的地方——俄羅斯的邊境地區——重新顯現。1989年及其後所取得成功的背後，是西方未能適當地調動俄羅斯、未能改革北約(Nato)、未能建立新的安全架構。考慮到莫斯科對帝國根深蒂固的熱愛，或許這些努力都會是徒勞一場。但至少應該有所嘗試。現在，歐洲可能會受到歐盟/北約邊境與俄羅斯之間危險的新灰色地帶的困擾。

不過我們必須客觀看待這些挑戰。蘇維埃帝國(Soviet empire)——以及之後的蘇聯(Soviet Union)——的覆滅並沒有引發核災難。蘇聯紅軍(Red Army)毫無痛苦地從中歐撤離。除了南斯拉夫和喬治亞這兩大例外，前共產主義國家並沒有陷入內戰。為此，應該給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赫爾穆特?科爾(Helmut Kohl)以及老布希(George H.W. Bush)等人記上一功。同樣值得稱讚的還有東歐勇敢的活動家和改革家（無論是否有意為之，他們都推動了革命的前進）、波蘭的團結工會運動、匈牙利的共產主義改革派、捷克斯洛伐克的持不同政見者以及拆毀柏林牆的年輕人們。他們都應該在歷史上佔據一席之地。

譯者/何黎